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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出版合同，并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中明确说明，《资本论》全书将分为三卷四册出版，其中第一卷为第一册，第二卷分为第二册、第三册，第三卷为第四册。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通信中还表示将于1868年春天完成全书的出版。
但是，后来的实际情况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设想和计划，以至于马克思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之前都未能将《资本论》后面几卷亲自出版。曾经有人据此认为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和政治信仰，这完全是一种无知甚至是一种造谣。事实上，在第一卷出版之后，马克思并没有停止《资本论》有关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同时，确实有一些客观原因严重地影响了马克思的工作进度。
影响马克思的工作进度的第一个因素，也是首要的因素，就是马克思在具体着手第二卷的准备工作时发现，有一些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收集新的资料进行研究。1868年10月7日，马克思在给第一卷的俄文译者凡尼尔逊的信中说：“你不必等待第二卷……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
这就表明，马克思希望能够像第一卷一样，把对理论的阐述建立在充分的事实材料的基础之上，而且马克思也确实是据此开展工作的。由于第二卷第三册（即后来的第三卷）涉及土地所有权问题，马克思认为必须广泛地研究各国的土地所有权方面的材料。为此，马克思花费了很大的气力进行资料的收集工作。马克思通过在美国的朋友迈耶尔和左尔格收集了大量的美国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资料，后来发现，美国在这方面并不具有典型性，
于是，马克思又通过丹尼尔逊收集了大量的俄国土地所有制方面的资料和书籍（1881年马克思写的《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就列有120多种），为此，马克思从1869年起开始学习俄文。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的遗物时发现，仅马克思收集的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多立方米”，而马克思“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
。为了研究农业地租和土地所有制问题，马克思还扩展了自己的研究范围，他不仅广泛收集各国的农业方面的资料，而且还专门阅读了有关农艺学、农业化学、土壤学、生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书籍，如约·哥·科佩的《农作学教程》、赫鲁贝克的《农业科学》以及朱克斯、约翰斯顿等人的著作。
同时，由于第二卷第三册涉及银行、信贷、货币资本和财政等问题，马克思又收集和阅读了大量的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资料，如福斯特的《商业汇兑原则概论》、1868年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市场评论》杂志等，并做了摘要和评论。1877–1879年，马克思阅读了俄国伊·伊·考夫曼的《银行业的理论与实践》《价格波动论》《论货币和信贷学说》，卡·克尼斯的《货币·货币基本学说论》，加西奥的《伦敦和韦斯特明斯特的银行》《财政破产和挽救之法》，许尔曼的《德国中世纪财政史》《拜占庭贸易史》《希腊人贸易史》，罗塔的《银行史》《银行学原理》，等等，并做了摘录和批注。
进入1870年代后半期直到1883年3月14日去世前，马克思的理论研究甚至已经不限于政治经济学，而是涉猎更加广泛的领域。其中包括对毛勒、梅因和摩尔根关于古代社会的著作的研究，并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即为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其中部分材料后来恩格斯在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进行了利用。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理论，马克思从19世纪60年代起，就一直用演算数学题的方法来进行大脑休息，并留下了一部《数学手稿》。
另外，马克思还对新的经济危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
影响马克思写作进度的第二个方面因素，就是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占用了马克思大量的时间。第一工人国际成立后，马克思被选入总委员会，并任德国通讯书记、比利时通讯书记、俄国通讯书记等职务。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和活动家，马克思要参加各种会议，起草宣言和文件，联系各国代表，以及写作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的文章（例如1875年，马克思写作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1878年亲自写作《反杜林论》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等，这些工作都使马克思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资本论》后两卷的写作。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前后，马克思更是忙于与之有关的各方面工作。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马克思在给朋友的通信中有所描述：“我的时间全部被‘国际的事务’占去了，以致从来不能在夜里三点钟以前睡觉”，“不是国际的事务，就是公社社员来访”。这最后使马克思产生了退出总委员会的想法：“我退出总委员会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
1872年5月，马克思终于下决心打算在这一年9月的海牙代表会之后退出总委员会，以便能够集中精力继续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资本论》后两卷的工作。
影响《资本论》后两卷写作的第三个因素，就是马克思的身体状况。长期艰苦的理论研究和写作，紧张而繁重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工作，以及物质生活的贫困，都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的身体健康。1867年以后，马克思经常被频繁发作的病痛所困扰。1870年以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医生只能允许马克思每天工作四小时。1877–1879年，在身体状况有所好转的情况下，马克思又开始了《资本论》第二卷的修订工作。但是， 1879年以后，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有时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881年12月，马克思的夫人燕妮的去世，更是对马克思的身心造成了沉重打击。
最后一个影响马克思推迟出版《资本论》后两卷的重要因素是德国的政治形势。1878年10月21日，德国议会通过了旨在反对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组织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这个法令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组织置于非法地位，社会主义和工人的报刊被查封，社会民主党人被镇压。在这种政治形势下，马克思认为要在德国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是根本不可能的。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致丹尼尔逊的信中说：“据我从德国得到的消息说，只要那里现行的制度仍然像现在这样严格，我的第二卷就不可能出版。”
1880年6月27日，马克思在致纽文胡斯的信中再次谈到：“在目前条件下，《资本论》的第二册在德国不可能出版，这一点我很高兴，因为恰恰是在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
正是由于以上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马克思生前未能最终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第三册的出版工作。而这一工作，是在马克思去世之后由恩格斯来承担和完成的。那种根据马克思本人未能亲自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的事实就断言马克思晚年放弃了自己的理论的观点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因而也是错误的。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是马克思生前指定的“遗著处理人”。
在办理完马克思的丧事后不久，恩格斯就开始对马克思的遗稿进行调查和整理。经过最初的整理，恩格斯发现马克思的手稿情况异常复杂，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各部分的完整情况极不相同。恩格斯认识到：“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即原计划中的第二卷第二册）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连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由于马克思的手稿字迹潦草，为了方便编辑，恩格斯请来了艾森加尔腾做记录员，恩格斯口述马克思的手稿，由艾森加尔腾进行记录，然后恩格斯跟马克思的原稿进行核对之后对记录稿进行编辑。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1884年初，恩格斯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这就是将原来的第二卷中的两册分别作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后来，恩格斯跟出版商迈斯纳也就此达成了一致。
经过恩格斯两年时间的艰苦努力，1885年7月，《资本论》第二卷终于出版了。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详细说明了第二卷手稿的情况，并且说明，《资本论》的第二卷和第三卷是马克思献给他的夫人燕妮·马克思的。
在出版第二卷的时候，恩格斯曾经对出版第三卷充满了信心，并且在时间上预计“过几个月”就可以出版第三卷。但是，当恩格斯实际进入第三卷手稿的整理和编辑工作的时候，发现第三卷的手稿比第二卷的手稿情况更加复杂，整理起来更加困难。关于第三卷手稿方面的情况，恩格斯处理马克思的手稿的原则，以及影响恩格斯编辑进度的其他一些原因，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都做了明确的详细介绍。经过恩格斯长达八年的艰苦工作，1894年12月，《资本论》第三卷出版了。8个月之后，1895年8月5日，恩格斯也与世长辞了。为了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恩格斯花费了巨大的劳动和精力，甚至不惜停下自己的科研工作。因而，列宁同意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的说法：“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也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型的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传说。”
正是因为有恩格斯的杰出工作，我们今天才可以看到结构严谨、内容完整的《资本论》。恩格斯对战友和朋友高尚无私的自我牺牲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立下的功勋，永远值得我们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