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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四年一开始，就有一个好专题：大排档。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台北市开始了一个都市化的进程。我记得最初的标志性建筑是新光大厦，很高。后来又有凯悦之类的酒店，总之，说法是建成国际大都市。国际大都市，纽约是一个例子，楼很多而且很高。但如果你知道曼哈顿那个石头岛有多小，你就明白那个岛上为什么楼都很高了。香港也是这个道理。
面对当时的台北，我听詹宏志（这个人名前面很难再加什么，只这三个字就够了）说，如果哪天台北街上的小摊没有了，这个城市就完了。
小摊——是个总类：小食摊，小书摊，固定一点的叫小铺或小店，山货铺，裁缝铺，旧书铺，小花店，等等等等。而大排档虽然有个大字，其实是由无数的小聚集成的。
中国大陆的城市终于也走到高层建筑这一步了。
我不是高层建筑的反对者，问题是，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是怎么在城市规划中被否定的。
有诸多否定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的理由，例如治安，例如卫生，例如管理。但是，如果一个城市没有大排档这类社会空间，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死的城市，就是一个不文明的城市，或者简单说，是一个落后的城市。
落后的理由是，这个城市的管理者，是没有人文感觉的，是见物不见人的，是忽视由社会最底层至整个社会的自发创造力、生命力的。
这样的现代城市，是现代之死。
当重新判断什么是人才之际，大排档问题的同质性，也就同时显现了。大排档，是自发的创造力、生命力的人文源泉之一。
《华夏人文地理》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