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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题目叫“文化不是味精”。
我估计在座的诸位都尝过味精。尤其大陆的餐馆做菜都要放味精，每样菜里都要放。对味精过敏的人，要特别跟餐馆说“我不要放味精”。但是不放味精，炒的菜也是在炒过放味精的菜的锅里炒，出来还是有点儿味精，味精是躲不开的。我的意思是，从大陆“文化大革命”之后，“文化”这个词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现在已经达到了味精的地步，什么事情都说是文化，比如“军事文化”，我认为这相当不合适。那我今天就讲讲为什么文化不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它不是味精，它自己有很实在的东西。
前两天有朋友警告我：一个东西“不是什么”容易讲，“是什么”非常难讲。但我觉得，“文化”恰恰是特别容易说“是什么”的一个东西。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一种关系，我和你，你和他，班级对班级，学校对学校，甚至上升到集团对集团、国家对国家，它们的关系是什么？是“文”还是“武”？中国“文化”
的“文”是很早就定下来，非常简单、明确，它是针对“武化”提出的。周公制礼作乐，这个“礼”，就是文。为什么要这样做？周初建立政权，自己力量小，施行的是军事殖民，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武化事件，所以周公为了安定天下“制礼”，“礼”就是文的意思。也就是说，大家放弃武的关系，约定文的关系。
“武”是什么呢？只要我的力气大、实力强，你面前的面包我抢过来。这就是“武”。你的资源，我一把就抢过来，你没有办法。这就是武。
而文的关系中，资源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要有一点，不能是谁的力量大，谁就可以全部拿走。所以，中国的“文”非常简单明确，就是相对于“武”提出的。
那么“化”是什么？以前大陆“文革”有一句话：“融化在血液中，落实在行动上。”“融化在血液中”是什么意思？——它本来不是血液里就有的东西，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融化进去？因为它是后天的，不是先天的。“文”不是我们的本能，而是后天的一种规定。“落实在行动中”，就是一举一动，包括你心里怎么想、怎么考虑这个事等，所有细节、行为，都是按“文”的方式去处理，这就是“化”，就像春风化雨，把整个地都浸湿了。比如现在大家这么有礼貌地坐在这儿听，而不是每个人挽着胳膊围在我的边上，电影里经常看到把一个人围起来，意思就是要动手了。
到了春秋晚期，孔子常常说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心里不踏实。为什么？因为孔子那个时代，社会又开始逐渐武化，春秋晚期非常剧烈，到了战国，就完全是“武”的关系了。孔子那个时代面对的是武化的环境，他重提周公，是因为当初制定“文”的制度是周公提出的。孔子在晚年，已经确认自己是殷商的后裔，也就是周所灭亡的商的后裔。但是，孔子提出“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因为周建立了一个“文”的制度，这个制度非常完整，“郁郁”，就像森林一样，有秩序又旺盛。这个“文”的制度，是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孔子是遵从周早期的做法。不幸，他所处的时代，是“武”的时代。
我们翻看历史年表，常常会看到文帝、文宗，或者武帝。在中国传统里，“文”比“武”高，所以帝王不管生前做了多少“武”的事情，总希望死后给他的号是“文”而非“武”。唐太宗死之前对他的小舅子长孙无忌嘱咐了一件事：我死以后，你们给我的号不要是“武”，要“文”。为什么？唐太宗的“武”功非常大，唐初的统一基本靠唐太宗的“武”功，比如收复洛阳，打得非常惨烈。总之，唐太宗在老百姓的传说和历史记载中，他的“武”功不得了，但是，唐太宗关心的是：你不要给我“武”，不要用打天下那点儿事说我，我要一个“文”。所以，“文”在中国的地位相当高。
“文”是一种关系。文化不等同于知识。现在我们说一个人“有文化”，常常是指他有知识。但是对于中国来说，文化不是一种知识，它是如何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是处理成“文”，还是处理“武”。
历代帝王都提倡“文”或者“孝”，没有人敢提倡以“武”治国。可是到了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一个女红卫兵给他戴袖标，他问这个小姑娘：“你叫什么？”小姑娘说：“我叫宋彬彬，文质彬彬的‘彬’。”他就说：“要武嘛。”当天，这个新闻出现在头版头条，配了大幅的照片，它向全国发出一个信号：“武”，这个国家要武化。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不是说没有，但这么明目张胆，是非常罕见的。八月十八日晚上，整个武化开始。其实这不是偶然，从一九四九年开始的历次运动就是武化，没有一次是要求文化。“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什么？就是武化，“阶级斗争”是什么？就是武化。我一九四九年出生，从小长大，我环境里的声音就是“武化、武化、武化”，到一九六六年的八月十八日这一天的时候，“武”终于被明确提出，这是对中国“文”的一个大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文”的大革命。
一九七六年“文化大革命”宣布结束，但武化的影响一直到现在还有遗留。武化的状态在大陆到处都能看到，比如因为一点儿小事就吵起来、打起来，每个人的言谈话语里总是有攻击的成分。八十年代初，我家附近有一个餐厅，一进门就有一个告示：本店不打骂顾客。这个非常奇怪：为什么餐厅会打骂顾客？因为在以前，打骂顾客是正常的，现在特别告诉大家：本店不打骂顾客。“武”真是到了“化”的程度了，觉得“武”是正常的。当时还有“五讲四美三热爱”的口号被提出来，满大街贴标语：“要说‘请，谢谢’。”不管真假，中国有几千年的以“文”立国治天下的传统，到现在连“请”和“谢谢”都不会说了，可见这个社会武化到了什么地步！
“武”是我们的动物性。在动物性的角度上说，人的本性是恶，这个“恶”是一个道德判断。人之初，是动物，动物的世界是一个武化的世界。但我们之所以是人，是因为我们发明出了“文”，来抑制我们的动物性。如果不抑制动物性，今天这么多人，如果我们在这个屋子里实行武化，我肯定走不出这个屋子。这就是丛林法则。如果在这儿大家都遵守“文”的关系，大家都能走出去。所以把“文”等同于知识时，就是小看了文化。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
那么，为什么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一直到五四运动，我们这么多的前辈质疑、力图否定甚至消灭中国自己的文化？这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要以“武”对武。这个问题争执了一百年。我自己认为，文化的基本要义没有问题，没有文化谁都走不出这个屋子，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我觉得大家在一个问题上忽略了——凡是人发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会异化，这个异化会影响到我们。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中国文化的“文”不断地被异化过好几次，比较严重的是明清，宋有一次，明有一次，到清是最为异化的，这导致我们的前辈怀疑文化出了问题。其实按现在来看，他们言语里处处说到的，是文化的异化，比如吃人的礼教。异化到一定程度时，人是受不了的，一定要反抗。所以我觉得对于文化来说，时刻反省和监视的是它异化的部分，而对于文化来说，不能质疑。
在我说的文化意义上，有“没有知识的文化人”，有“有知识的武化人”。比如大学是一个学术机构，论文和学术辩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规矩？因为学术的攻击性非常强。那么好，一条一条规定下来，像运动比赛一样，这条不能犯，那条不能犯，犯了就是违规。不规定的话，一定会在什么时候，读书人说着说着就打起来了。凡是规定得特别多、特别详细、有成套规定的地方，都要注意背后的武化因素，而且这个因素特别强，所以规定得特别严格。
我记得宋代的朱熹记录过一个老年妇女的话，老太太说：“我虽然不识字，但我可以堂堂正正做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没有知识，但我待人处事是“文”的关系，堂堂正正做人，按照规定做。
从我的生活经验来说，“文革”前后，街道、居民委员会的老太太，她们都是武化的，她们既没知识又武化，这就非常难办，你家的门一把推开就进来，没有先敲门征得许可再进来，没有“文”的关系规定。
现场提问： 一八四〇年时，中国是一个比较讲究文化的社会，但当西方先进技术以武化的方式进攻中国时，中国无以抵抗。我想问，在世界上很多时候是武化的力量压制住文化的冲动，在这种境遇下，您觉得文化如何生存？
阿城： 文化不是生存，它是规定。我们是在规定下才能够生存。不是文化自己单独生存。
我没有生在清末，也没有生在五四，对于我的前辈来说，我生得很晚，我能够做的是越来越客观，所以，我会仔细地留意历史，留意前辈告诉我们的历史是不是那样的。
大概是一九九六年的时候，香港的一个商会找人写剧本，拍一部电影，讲鸦片战争。他们找到我，我就开始写剧本。但是剧本写出来后，很难通过，因为那是我对鸦片战争的认识。
刚才你说，西方以武力进攻中国。按照当时的武力来说，西方就是把中国全部占领都没有问题。但他们没有。只要你说谈，他们马上就停战。那么，坐下来谈的是什么呢？当年道光皇帝有点生气，他们打到天津了，一问，原来英国人说我们做贸易好不好？不要阻碍我们做贸易。道光很生气：这件事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所以，林则徐在这点上是有责任的，他把事情妖魔化了。
英国人想卖给中国呢绒。但清朝是北方的游牧民族立的朝，他们对呢绒最重视，因此地毯的编织、朝服、呢子做得非常好，跟英国相比并不差，大清不需要英国的呢绒。但是，英国发生的工业革命，其中重要的产品就是纺织品，他们织出的呢绒，希望全世界都来买，也当然希望有四亿人的中国也买，可中国不需要。最后怎么办？只能用毒品。当时白银出入超的差别简直是吓死人，英国人只能够从中国买东西，但卖不进来，他们认为这不叫贸易。
比如说，现在的瓷器是不是真的、古的，一个简单的鉴别方法，就是拿手提，如果是重的，八九不离十，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贸易是这样的，要买瓷器，这边的瓷器放在秤上，用相等的白银来压平，就是这个价。所以瓷器越做越重。不用于贸易的，皇家用的，都是薄如蝉翼，因为不需要压秤。凡是做贸易的，卖给英国人，全是重的。
还有一个例子。英国造船需要桐油，桐油产在江浙，但大清不许他们到江浙买桐油，桐油一定要运到广州来，而且晚上不许买，只能白天。所以一八四〇年的《南京条约》，英国和大清坐下来谈，现在来看，就是我用武力逼迫你坐下来谈，你跟我做买卖。开放的几个通商口岸，无一不是原材料产地。宁波为什么开了？因为桐油、丝，英国人可以直接到那儿去买，不要把运到广州的运费加在我们头上；九江是瓷，我要到那儿去买，不要把景德镇的瓷运到广州来，把运费加上去。开放的通商口岸都是原产地。而大清一直没有彻底懂这件事，所以后来又打了一次，叫第二次鸦片战争。
我们后人会比前辈客观一些，我们的资讯多，检索材料非常方便，看到的书比前辈多得多，那么多原始材料都能看到。当然，我把这些看法写成剧本，如果拍成那就完蛋了。你是替谁说话？这里面有道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等等。
但我自己认为，西方列强在清末时进入中国的行为就是贸易行为，逼迫一个古老帝国跟他做贸易。后来，一直到“文革”结束，我们还不懂这件事。为什么？在进入不进入、加不加入WTO问题上，一直在争吵。说不要加入，不要跟别人做买卖，不要跟世界做买卖。还有人认为他们会来控制我们。你不加入，不培养这样的能力，那么就算有先进的武器也没有用。最后，终于加入了世贸组织，终于过了一百年，彻底地认识到要做买卖。这件事的讽刺非常大。世贸组织有很多规定，其实就是“文”的规定。
现场提问： 阿城老师，您对于文化这个概念的诠释让我耳目一新。但我有一个问题：关于文明的概念您是怎么理解的？因为在我看来，我理解的文明跟您讲的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或者有重合的部分。谢谢。
阿城： 这与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有关，就是翻译问题。比如英文的“Cultrue”、“Civilization”，它们的中文是从日文翻译而来的。文明是日本的汉字词，直接拿来，造成了混乱。从“文”和文化来说，在中国是有非常明确的定义的，不是全新的观念，它几乎是我们几千年来的一个常识。但到了近代，尤其是这一百年来我们争论这个问题时，出现了混淆，于是我们开始使用“文明”这个词。我认为，有很多事归到文明上去说时，反而会说得清楚。比如，文明更多是指技术性的东西，或者积累性的东西。因此我们才会说“野蛮文明”，不说“野蛮文化”。野蛮社会也有积累，比如为了攻击而发明的弓箭，这是文明，不是文化。
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文化不能够做到，但文明可以做到拿来主义。如电视机，文明里的东西是可以拿来的，清末洋务运动就是这样。在文明上，有先进和落后的区分，先进的文明会打败落后的文明，但在文化上，各个民族自己都有一套文化系统，也就是说，自己规定的人和人、集团和集团、实力和实力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终于在后现代的现在，人类提出多元文化。多元文化是什么意思？就是在文化上都是平等的，假如文化有先进和落后的话，谁跟你多元？你没有资格跟我多元，没有资格摆在一个平面上，只有灭亡、被消灭，如落后文明一样。当年英军的船坚炮利，清军的大刀再怎么锋利，有青龙偃月刀也不行，因为你在军事文明上落后。
现场提问： 今天感觉阿城先生有儒家的气象，我非常佩服。您讲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理想状态，中国文化出现像您讲的状态是很短暂的时期，而长期是武化的，这说明中国文化里“君子道中庸，小人反中庸”，反中庸可能倒是常态，你讲的是非常态，往往很少出现或者是被美化的状态。毛泽东所推崇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不是你讲的“文”，都是“武”的一面。我认为礼乐之所以容易异化，与中国集权政治是一个常态有关系。荀子时，礼变成法，门下如韩非、李斯，都异化成法家。但是毛泽东写过一首诗，送给郭沫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莫骂秦始皇”，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经典，“百代皆行秦法制”，中国各个朝代推行的都是法家。所以我想，您讲的文化是儒家道统里的文化，是孔孟到荀子的理想状态，是知识分子希望看到的文化，但实际上，这个状态出现的几率非常小，您是不是把文化缩小看的？
阿城： 我的话题是“文化不是味精”，有针对性。为什么要有文化？因为没有文化、没有一种制约，人这个种就没有了。一九七四年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获得者有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奥地利的动物行为学家劳伦斯，他提出攻击性是动物的本能之一。之前，我们只提到“食、色”，“食”使物种可以存在，“色”使我们物种可以传续。现在，我们明确地把攻击性纳入到人的本能中。明确之后，对西方法律改变很大，很多相应的东西都是根据“攻击性是人的本能”这一条进行修改的。
把攻击性纳入到人的本能里，再返回去看，能看清很多问题——如你所说，社会为什么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武化？这是因为人的攻击本性不会改变。儒家其实知道人性恶，但说“人之初性本善”，是一种引导式的说法，武化的状态总是要以“文”来束缚它。中国的皇帝，开国的或者不开国的，总是强调本朝以“孝”治天下。这对西方人来说非常离奇，因为没有对应的一个词能翻译“孝”，西方没有这个词。这个话是什么意思？是一个作用在思想里的判别标准，也就是说，“孝”这件事其实不是我们的本性和本能。一个小动物长大后就要独立，大动物把它赶开，小动物不愿意离开也要把它赶开，让它独立。所以没有反哺，这是非人类本性的东西。那么中国为什么要规定一个“孝”？从社会学来说，我们老祖宗很聪明，把老年保险制度分配到每一个家庭里，国家可以不管。西方没有“孝”，但有养老院，人老后去养老院。这是中国人深刻认识到，既然“孝”不是你的本能，我就用“孝”来约束你，如果能够做到“孝”，证明你的攻击本能被成功地约束了一部分，因此你这个人可以做官。“举孝廉”，孝和廉都是违反本性的，哪个人不贪？不爱钱？但你廉洁，证明约束你的攻击性的东西是比较成功的。有孝和廉这两条，那么这个人完全可以做官。做不到、很难做到的东西，所以才特别提出。现在总提安定团结，一定是因为不安定团结，才会说要安定团结。
前面说的动物行为学家劳伦斯，因为证明攻击性是人类本能而得了诺贝尔奖。七十年代，我那时还在云南乡下，通过听敌台听到了这个消息。他说的“struggle”，在中国就是“斗争”。八十年代我看到台湾有一个译本，译成“攻击性”，我觉得这个翻译很好。当时世界上有非常多的人参与了这个讨论，大家都想要安全感，于是有人提出如何把人的攻击性降低甚至消除，或者是否有什么手术，可以让小孩出生时，就弄成没有攻击性。
劳伦斯指出：你们的愿望都是好的，但是我得告诉大家，你把人类的攻击性去掉的话，人类将丧失创造性。人类的历史进步、技术进步等等，后面有一个动力在推它：攻击性。不可以去掉它，去掉它我们就没有创造性了。但是，它在推创造性的同时，也在推动别的。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它，使我们既不丧失创造性，又不用武力伤害他人？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也解决得不是很好。但正是因为解决得不是很好，我们才有事情可做。
现场提问： 阿城老师您好，谢谢您带来一个充满文本细读味道的讲座。我有一点点困惑，您提到文化是相对于武化来讲的，但我想，这里面的文化是否依赖于武化？文化可能是因为武化而存在。正如您说的，文化是一种规定，是一种教化和约束，而您说人性是恶的，那么作为一个恶的人，他为什么要接受这种规定约束？是因为要避害趋利。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有一个人群组织方式去避免野兽攻击，他们之所以接受社群的组织方式，是因为对野兽的恐惧，所以接受了教化。而在人类社会内部，之所以要接受某种社会方式、组织方式，是担心如果不接受这种组织方式，就有生存的威胁。如果人性是恶的，文化是依赖于武化的。除非人性是善的，才有像您说“化”是春风细雨的化，如果人性是恶的，那么这种“化”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化”。文化或者礼在很多时候走向法，我觉得从礼到法，是一种明示了的武化的文化，如果礼没有走向法的话，就隐含着武化，只不过没有被明示出来。就像我们现在说道德是一种软力量，而法律是一种硬力量，无论软硬，都是力量；道德也好，文化也好，是以武化为基石才得以推行的。
阿城： 我们人类不要太得意，以为“文”是人类发明出来的，不是。凡是社会性动物，都有仪式。动物学家常常观察大雁、野鹅，因为它们是非常社会化的动物。他们观察到，两只年轻的雄鹅会突然打起来，用翅膀互相打。之后鹅群会把它们冲散。冲散之后，两只雄鹅非常有意思，常常一只鹅看到另一只过来后，假装看不见。那只也是，也假装看不见。如果没有办法，狭路相逢了，两个鹅都会低下头，非常害羞，然后借故分开，回避对方。终于七八天之后，鹅的肾上腺激素水平下降，两个雄鹅开始寻找和解机会。鹅没有语言，但是有仪式，好像偶然碰到了，一个鹅扇几下它的翅膀，另一只鹅接受到信号，“文”的信号，也扇几下它的翅膀。当两个雄鹅做完仪式之后，就显得非常亲密，而且亲密得过火，整个鹅群也松了口气。社会性动物的仪式非常重要，保证了它们的种族能够生存下去。“武”和“文”的关系，就是很简单的生物“本能”和“约束本能”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的礼有那么多仪式？它们是从动物演化而带来的。
人物周刊： 您对一个人知识结构的强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该读什么书？怎么读？
阿城： 先不要判断好书坏书，先什么都看，你才会有一个自己的结果，必须要有这样一个过程。中国传统有一种读书方法，叫“素读”，就是看书的时候不带自己的观点看，脑子空白地看，看它说什么，完了再用自己积累的东西跟它有一个思想上的对谈。中国自从旧传统切断之后，就没有素读了。才看一眼、一段，“这写得不对啊”，就开始批判。现在网上那些吵架，一看就知道，他都不知道人家在说什么。
书应该是越看越少。人生有限，你要不提高效率的话，读的书一定少。对角线阅读，譬如这一页，你头里选个词，中间选个词，斜下角再选一个，对这一页的信息就基本有个判断，如果是知道的，那就翻过去了。还有大量的形容词、修饰语，也都翻过去嘛。那些你没读过的信息会自动跳出来，也许这本书读完只有一句话。
我为什么说知识结构和文化构成要越开阔越好？你如果只有那么一小块，看什么都“啊，好新鲜”，那你是抓不着东西的。开阔之后，当下就能判断，这是不是新的。
人物周刊： 您没想过开些书单？
阿城： 开书单这件事是害人的，因为人是不一样的。到底“仁”是什么？孔子回答过很多人问的这个问题，弟子们后来把他的话整理出来。现在的人发现有关“仁”没有统一答案。不同的人来问“仁是什么”，他是针对不同人回答的，给你的回答跟给他的是不一样的。书单不能开就是这个道理，跟禅宗的公案是一个道理。
人物周刊： 可常有统一的标准答案塞给我们。
阿城： 这就是集权性的教育。现在能上好学校的孩子，常常是因为他们只知道一个答案，老师也在诱导或者灌输：“哎，只能这么答啊，那么答没分儿。”1＋1＝2，但4个0.5相加等于2就是不对的，所以能考上好学校的人在中国意味着这个人的思想是非常简单的。毕业证书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把这个人改造得符合这个社会的要求了，那证就是产品合格证。4个0.5相加也等于2，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也能想出来，但就是没分儿。
人物周刊： 现在不少人让孩子家学。
阿城： 社会经验、人的判断力是要从小培养的，所谓察言观色。你连外面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行？人总要碰到流氓什么的，总是那种童稚，文化构成就简单了。
我有个朋友叫叶扬，小时候是家学，他父亲教到初中发现不行，这样下去这孩子会“残疾”，投到社会上要“死掉”的，因为在家学的都是文化、知识，对世事的理解和判断都没有。他后来同等学力考进上海的中学，然后就下乡了。这一下乡，全补回来了。现在他在哈佛东亚语言系当教授，开的课是《世说新语》。
人物周刊： 那到底该怎么教孩子呢？
阿城： 教育系统要是主动些，就不会是现在这样子。就好比自助餐，每个人吃得都不太一样，但都活了。一个班三十个学生，一定是每个人自己取：教材里这部分我有兴趣，那就把这部分学好，别的阅读就完了，一样给你5分儿！老师这时候起什么作用呢？就是在你身边观察，然后问，你为什么对这个有兴趣？然后可能会说，哎，那个也挺有意思。为什么有意思？一点、两点，告诉你。然后你发现，确实如此。因为人除了本能的兴趣，还可能有潜在的兴趣，需要点拨。只要教材对了，足够宽泛，学生越多，教起来越容易。就跟放羊一样，一养一大群出去了。就像畜牧，草地上什么都有，不是高尔夫球场上只有一种草。我们现在好多教材都是政治教材。
以前有个很了不起的系，本科，也不是博士点，叫家政系。涉及多少项目啊！家庭财务收入支出、营养学、医学、社会学、美学。以前清华有家政系，一个同学的母亲就是那儿毕业的，家里什么东西破了，永远不是方方正正一块补丁了事，永远是设计一个什么东西，比如一朵梅花补上，总之你不会觉得那儿是破了。我童年震动最大的就是看到了曾经的生活方式，所以老师一天到晚讲“旧社会旧社会”的时候，我就产生怀疑。
人物周刊： 这些年身在体制外，您有什么感触？
阿城： 就是我很同情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他们那些抱怨我都深深地同情。体制有各种各样的，比如你买房，就进入一个售房体制……
人物周刊： 我们刚做了一期房奴。
阿城： 对，房子的奴隶。如果这个社会投资很活跃的话，也不怕，因为你可以抵押。国外人贷款买房然后月供，他的目的是为了建个工厂，拿房产抵押再申请贷款。房屋作为不动产，作为结构中的一环，是创业的一个信用。中国是求安身，不过是安身的时候不免要求好一点、宽敞一点。不仅个人知识结构有问题，整个社会结构也有问题。脑子里有点东西的人，想做点事情，社会却不提供结构性的条件给你。
中国有句话，好汉不挣有数的钱。美国读商学院的，毕业的时候没有挣够或者没有潜力挣够一百万的话，你等于没毕业。月薪多少，那只能供房供车，你要用一个结构性的东西去生钱。中国人认为“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读完书，这些都来了。美国人则认为机会随时出现，如果大学一年级有个机会，那就去做了。只有在经济萧条的时候，美国大学里才人满为患；有人退休以后去读大学，因为没什么事做了。
人物周刊： 为什么您说一流人才是商业人才？
阿城： 面临相同的数据，这一亿美金到底要不要投下去？有可能一点水声都听不到就没了。投是不投？这就是考验一个人的心理素质。你看民间那些做得好的所谓“土大款”，不要小看他们，人家心理素质是一流的。读书人还在区分什么是美的、高尚的，人家早就超越那个阶段了。对人际关系的精确判断，对多方压力的判断，到底吃得住吃不住，还有这后面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这样的人是一流人才，这样的人打仗是没有问题的。反过来，一流的军事人才拿到金融市场上也是没有问题的。
心理素质这个东西不是能教出来的。就像拍照，啪一下，我决断这个瞬间、投资这个瞬间，有点接近这个意思。有的小子，天生就狠叨叨的，这不是谁教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才是精英，他可能数学不及格。数学不及格那部分，雇一个数学博士、雇一个好会计就完了嘛。我出国以后，发现这些常识都还在，在中国，都没了呀。
人物周刊： 您总说安身立命，安身在先。回城以后，安身是个问题，因为好多知青发现城里容不下他们。
阿城： 这个城市就是容不下你。你十多年不在这个城里，没有人脉，哪去找工作？我一个快三十岁的人，什么都没有，在父母家搭个行军床，每个月还要父母给你一块钱两块钱零花钱。耻辱啊！你在这个城市耻辱感特别强，因为你不能独立。音乐绘画小说诗歌，解决的不是安身问题。整天聊天，那是二流子。到美国去，我一看，这地方好，打工不必认识人，好活。
人物周刊： 王安忆说您的小说里“全是骨头”，跟您谈过话的人都说您通透。您现在是怎样的心态？
阿城： 通透？没有。通透弄不好会毒化你。很多出身不好的人到现在还骂骂咧咧，“我这一辈子就给耽误了”。耽误是实情，但这种情绪也可能会毒化你。
我们现在返回去说以前的很多事，是不准确的，你没有办法说出当时的状态。当时你就像一只小兔子、一条小狗一样，不会去做一个价值判断，只是有一个生存判断。但现在说通透，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这里有一个误差。兑成文字，误差就更大。
我到意大利一所大学去开讲座，阶梯教室。引荐我的是一个教授，他说，我读过阿城的小说，我真想过那样的生活，因为那样才会有些什么东西。我当即打断他，我说人生不是这样，不是因为你穷就必然产生什么。人生是任何人都会有绝境的，穷人会有，身价百亿者也有，在绝境面前，人是平等的。当时阶梯教室里有几个意大利学生就哭了。我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因为一般人不认为富人也会有心理绝境。现在这个从中国来的秃头小子说人人有绝境，你怎么知道的？他当然要哭了。人生是这样的。
人物周刊： 您喜欢结交的男人，都有点像古代的人。
阿城： 像旧社会的人。他们有忠、有信、有仁、有义，有做人起码的东西。
人物周刊： 您对王朔评价挺高。可他那种文体从语言到立场，民间本来就有，王朔只是把它们写出来了。
阿城： 但为什么别人没有这样做？这是选择，选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王朔早期的东西不是这样的。他先是辞职了，不在主流里面了，从社会人格上把自己给剥离出来了。从这点说，王朔有点像侯孝贤。
面对主流和专制，他的态度是拒绝。魏晋时候，天下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晋人，像王羲之，传下来的内容总是哀痛，“痛哉”。个人能承担多少？这是叫人心很痛的无奈，也是新时期个人在能与不能之下的选择。这些有谁写出来？大作家用大话、大叙述回避了。反而像王安忆、何立伟、陈村这样的，原来就有这个素质，摆脱大叙述，用细节去完成。好东西啊，王朔（的小说）。
人物周刊： 前一阵看到说匈牙利作家彼得·纳达斯有本《回忆录》非常好，可之前听都没听说过。怎么就没人引进呢？
阿城： 我也奇怪啊，我不一直在推介嘛。八十年代初看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中华书局出的。我当时一翻，讲的是大历史，却从细节讲起。哎，这个书好，我就跟李陀他们大力推荐。意大利那个卡尔维诺也是我先推介的，译本不错，意大利原文还有音韵之美，是可以朗读的。
一九三七年以前是个黄金时期，那些从欧洲回来的无名留学生翻译了大量作品，后来全部中断。一九四九年以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谁有精力来做这个？
现在要续上，有一个是可以操作的，就是到国外念文科的学生把教授开的必读书目引进来，先不要内容，只要书名。教授让你必读并且要写报告的，把报告翻译过来。这样就有一个开始，铺开一个基本的面了。任何人有心有时间，就来做这个事。但那些留学生挺保守，教授让我看什么，我不告诉你。（笑）
人物周刊： 桑塔格说，她通过自己的作品去看自己。
阿城： （点烟）中国有个说法是误人很多年的，叫“文如其人”或“字如其人”。蔡京，我们可能认为他是个坏家伙，但字写得非常好。王献之，在《世说新语》里是个不堪的家伙，但字写得妩媚。董其昌也是这样。
艺术人格和社会人格是两回事情。往往是做不到的，他就把它放到作品里。黑道大哥往往很尊敬读书人，就是因为他缺这个，他会对读书人有一个人格想象。两者统一的也有，像侯孝贤，极个别的特例，普遍的规律不是这样。
人物周刊： 中国一些诗人见到西方大诗人毕恭毕敬，崔健在滚石现场头两句没唱出声，今天的中国文化，是不是挣扎在西方巨大的阴影里？我们众多的焦虑中是否也包含文化焦虑？
阿城： 那是文明的焦虑。文化与文明我当它们是两个概念，当然文化里形成制度的东西，可以归到文明。
文化是相对武化而言的。这两化都是在讲关系。也就是说，人和人、集团和集团、阶层和阶层、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文化的还是武化的。
清末时，洋人船坚炮利，后来又发明了电视机、电脑等等，那叫文明。文明有先进落后之分，先进文明你可以拿来用，但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文化可以在文明程度很低的地方譬如非洲的一个小部落里形成。清末的时候搞混了，说我们的文化出问题了，其实未必，是我们的文明程度不够高。文化和文明这两个问题到现在还是混讲。鲁迅先生说的“拿来主义”应该理解为拿文明，而不是拿文化。
日本在古代是既拿中国的文化，又拿中国的文明，但明治维新变成拿西方的文明而保留自己的文化，所以才能既保有自己的文化，又能成为当今世界七个工业强国之一。日本在日体（也就是文化）西用（也就是文明）这个问题上比我们清楚。
中国文化的主动性，发生得过早，三千年前有了“制礼作乐”，两千五百年前有了孔子的“有教无类”。而欧洲是在工业革命时代才有教育的普及，因为要教工人识字，才能开动机器，此前只有贵族才能受教育。
制礼，是规定文化关系的行为规范。而作乐，常常会改变一个人的状态。听完音乐会出来，你至少有半小时还在那个状态里。可到了公交车上，特别挤，完蛋了，你又开始骂人，但之前那半小时你不想骂人。这叫文化，文渗入到所有的细节里去了。
为什么孔子说几天没有梦到周公，心里就有点不踏实？因为春秋晚期和战国又开始武化了。孔子虽是殷人的后代，但他跟从周公的“文化”，“郁郁乎文哉”，郁郁就是绵密、深远、有生命力。
今天一个开发商，对于拆迁地的居民，对于周围的环境，完全是武化的概念，他只要老子挣钱。哎，我们坐下来谈一谈，这才叫文化。现在知识分子说的文化，那其实是知识。文化没有了，要补回来，我们只有回到文化的本意。
人物周刊： 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不能因为你胳膊腿比我粗，就要我服从”。但是文化发展到后来，也会变成一种势力，也会压迫人的。
阿城： 这是我们要从武化的经验教训中不断反省的。当文化形成到一定程度开始变形而对创造力造成束缚的时候，实际上就变成了武化。这时文化就像一件外衣，专制就常常爱披上它。现在的南北对话、六方会谈，都是在说，我们要文化，不要武化。
人物周刊： 从前像安徽这种地方，农民家里不管怎么穷，都有个书箱，传几本书给子孙读。今天风气好像在变，都跑出来打工了，挣钱最要紧。
阿城： 我见到的不完全是这样。浙江一个给法国做扣子的商人跟我说：“听说你是文化人呐。”我说，未必啦。他问我，你在美国怎么看星星？我说，一走出去就看见了呀。他把一个按钮一按，那屋顶刷地就开了。他说：“我们不用走出去。”我当时也觉得，牛。接着他说：“我们再富，也弄不出当年的书院了。原来我们这个村，有进士第、大夫第，还有个小书院。”怎么怎么的。富到一定程度，他觉得最大的面子还是在文化，不是有多少钱。我相信最基本、最朴素的东西不会变，它会往回走。
人物周刊： 说说您收藏的这些文物。
阿城： 中国有一个东西是世界没有的：孝。从周代开始就有，是一个非常超前的老年保险制度。工业社会是把养老社会化了，但中国那时候都是分散在家庭里头，老人你一定得养，老人去世你得守三年孝。年过七十，可以得到皇家发给你的这么一个手杖，叫鸠杖，有了它，你可以挪到皇帝跟前，有话要跟皇帝说，卫士不敢拦你。
这里还有一点，中国传统上对智慧的积累是尊重的。你七十岁了，经过的事情比我皇帝多，因此，有许多大事情就要召集国内有鸠杖的老人一起讨论。“啊啊啊，我三十岁的时候，楚国打来过。”当时是怎么怎么的，粮食运不上去时是怎么办的，皇帝大受启发。老人没有什么权力，但可以发言。现在是认为老人在身体上没有价值，连他的经验也没有价值了。
这个是唐代贵族妇女用的胭脂盒，但不是唐朝人做的，是波斯人做的，盒上刻的是鲸。唐朝是拿来主义的朝代。另外从盒的大小可以测出唐代贵族妇女的身量是很大的，现在女性用的小包放不下这个。这么大一胭脂盒，拿过来啪啪地就往脸上抹啊。（大家笑）
阿城： 真善美太狭窄，它背后有更宽阔的东西。恶是非常有力量的，它常常是本能造成的。比较起来，真善美是教化，也就是后天的。上帝不阻止恶，反而常常通过恶，让人知道善。凡是你说这是恶，就说明你已经知道什么是善了。凡事扣住一个字：人。人在社会上生活，他们在社会当中的关系，美不美不是最重要的。
大到战乱、权争、名利，小到家庭、人事，它的纷扰根源都在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逃不出这一道。聪明人会让每一个人都有资源。
人物周刊： 洞察人性到这种程度，人活着能快乐吗？
阿城： 老快乐就觉不到快乐了。知道人性会平静。
人物周刊： 您快乐吗？
阿城： 佛说慈悲，是因为他知道人性中恶的底线。因为知道人的本能底线，所以慈悲。慈是慈爱，悲是悲悯。人都有救，杀过人的，放下屠刀，回头是岸。死不肯放的，万劫不复。
触到人性中恶的底线，只要回头，一步步就是往快乐走。最好大家都有恶的预反应，然后回头，看见光明。
我不是公众人物，只是关注人物。公众人物要承担的是自己的一切都该被大众知道，他们类似官员。而关注人物，只需要大家关注他的某一方面就可以了，媒体把这两种人物混淆了。
对一些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我会和朋友说，而不会去和媒体说。如果希望自己的话语影响力扩大，是公众人物心态。影响力是一种权力。如今，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是很多人迷恋的生活方式，以前没有机会，现在有机会了。我自己的生活方式很早就固定了，公众人物的生活方式不会是我的生活方式，我毫无兴趣。你不爱吃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即使摆在面前你也不会去吃。你会被它诱惑吗？不会。
你看不看《动物世界》？不看？那么对人类的认识会有很长一段糊涂期。
对动物来说，不是理性决定，而是基因决定它从来不吃饱。因为吃饱之后整体的反应慢下来了，不能预防敌害。它要永远保持自己体能、感官最好的状态。同样，人是吃饱就困。动物永远不吃饱，饥饿感消除为界限。
豹子追羚羊，到一定的时候会自动停下来，为什么？它“知道”再追下去，体力开始下降，被敌害捕食的危险增大，支出和得到不成正比，就是上海人说的——不合算。因为它不思想，所以放弃也不会生气。不像人，眼看到手的东西，失去之后特别生气，到晚上做梦还想着这事。动物不会，等体力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再猎捕。捕到了，又绝对不吃完，饥饿感消失，就停止，剩下的另外的动物会去吃。食物链有两类，一类是一类吃另外一类，一类是多类分吃同一类。人不一样，拼命吃，贪。
人是贪婪的，他会思想所以他“贪”；动物不贪。谁说“贪”是动物性啊，凭什么诬蔑动物啊？人因为会思想，产生价值观，“贪”是价值观的问题。动物占有资源有限制，没有像人那么希望无限地占有，因为它们没思想。
什么动物会吃其他动物吃到把自己撑死？没有那种动物，有的话早就绝种了。凡是能活下来的动物都是因为不贪而活下来的。动物永远有一种本能的警觉，相对来说，人没有这种警觉性。就是因为人贪，地球才会毁灭。
人不肯做食物链当中的一环。为什么不能忍受动物吃人？人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是食物链的顶端，结果切断了生物链。因为这个“断”，生物链就不能保持一种循环，人类把它切断了。
“知而丕显”，是谦和虚。有人发现了一，就兴奋，奔走告诉；往前再走走，知道九，状态就不一样了；等你知道十的时候，你早就明白还会有更多的。当年《棋王》在刊物上发表，主人公提到巴尔扎克的小说《邦斯舅舅》。老人就说怎么会这样啊，意思是掉书袋了。
教育就是种下一颗种子，后来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因为经历，会有所悟，那就是种子发芽了。用你自己的经历浇灌它，它会发芽。
现在这么多人在宣扬所谓个性，其实知道共性才会知道个性。对共性知道得越多越清楚，个性也才会更清楚。人被共性异化的时候，才该宣扬个性，抵制异化。个性是很难的，它是原创性，创造性，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我？没有。
我是愿意做建设性的事情。不过做建设性工作的人非常多。当年有人说《棋王》好，我觉得它只是在水泥地缝里长出的一棵草。如果是一片草地，它长得比较高，就是说大家做得都非常好，你比别人还好一些，那才是重要的。水泥地里钻出棵草，算什么。
我一直强调生态。一片草地是说小说生态。我觉得小说生态比高出的那棵草更重要。现在是文化生态被毁了，还没恢复。不要去说什么文艺复兴那种大词，老老实实先恢复生态。
我们总在说文化，其实这样说的文化只是知识的意思。“文”的本义是纹、章，按照一定的规矩造成，引申为人之间的关系、规定、制度、契约。文是相对武而提出的。人的本能是武的，也就是动物性。文是对武，也就是动物性的约束。相对武化，文化是我们安身立命的东西。
礼仪也是文。礼仪并不是周公发明的，是人类从社会性动物那里带来的。社会性动物当中有非常多的礼仪来维持物种的存在。对资源的掠夺和占有，是动物的本性，也是人的本性。为什么这种掠夺占取资源的武性绝不能通过生物技术去掉？动物行为学家劳伦斯提示我们，去掉的话，人类也就失去创造性了。
人和人之间、国和国之间随时在发生关系，我们应该随时注意整个关系。有些东西被破坏了，这个系统会不会崩溃？NBA为什么好看，因为高高跳起来接球那一刹那，要知道队友在哪里，队友和对手处在什么关系当中。因此，所谓的团队精神就是关系至上，整个社会都是这样的。
中国在关系这方面是有点早熟，过分成熟。过分成熟就是一种异化，已经变得不是原来的样子。反对、警惕的应该是异化，异化之后创造性就没有了。这个异化应该梳理掉，但是文化不可以被梳理掉。一个人如果老谋深算，但还有创造性，可取；如果他老谋深算到连一点建设性、创造性都没有了，就是被异化掉了。我们要记住一个底线，就是我们人有“武”，也就是动物性、攻击性，这一点要保持，这是我们的创造性所在，凡是没有这个就是文化被异化了。
比如说儒家，孔子非常棒，但是汉儒、宋儒、明儒、清儒，儒一次次被异化。异化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们说中国文化出了问题，孔子出了问题，儒家如何如何，其实，是异化的问题。
拿艳照给你爸看？直接拿给他看，在礼仪上叫冒犯；不要去做冒犯的事情，但是你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你可以在实验室做艳照的反应试验，但出了实验室在社会上就叫冒犯。你做冒犯的事情，之后你跟人家的关系永远被自己破坏了，这就是我们说的瓶中的魔鬼放出来，永远装不回去了。禁忌，越是原始的民族，禁忌越严格。因为一定是这些禁忌的东西曾经把这个氏族或者附近的氏族毁灭了。不可能百无禁忌，百无禁忌的人掌权是很可怕的。
我们小时候被教育不要骗人，不要撒谎，人类其实是在撒谎当中存在的，撒谎就是因为有禁忌。但撒谎是分为恶意的与善意的。儿子从军战死，不是常常要对他们的父母瞒一下吗？就是善意的，不瞒，老人会一下死掉的。有一些东西在人与人之间是不能说开的。对关系的分寸掌握需要一个学习过程。如果经验断掉，禁忌不再遵守的话，大了说就是传统断掉的话，有无数人会受到伤害。
我们的每次进步都是需要保守的，保住守住，将进步落实下来，成为一个保守的形式。比如说厦门PX事件的经验，要转换或者说保守成一个法律条文，以后各个地方碰到这种问题，就可以引用律条，不必援引事件。任何新的东西不能保守下来的话，啪，放二踢脚，灿烂一下就过去了。保守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对待我们的身体永远是一个保守派。女人总是想将青春保守住。任何疾病都是对身体的破坏。人在努力抵抗这些变异、破坏时，就是身体保守派。
英国之所以整个社会能够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保守派起很大的作用，它把英国的每次进步都保持下来，不能让它再后退。保守派对于激进左派更多的质疑是——你的进步意义在哪里？基因的每次有益变异，假如能够保守成功，就会遗传下去。
我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世界观、人生观的认识，从小学毕业开始就固定了。以前物质严重匮乏，各种方面的关系险恶，个人承担比较重，所以生活方式、世界观等等都会形成得很早。现在，新生代普遍成熟晚，幼稚化，二十岁了很多事物还不懂得。时尚潮流鼓励大家幼稚，其实幼稚是一种生殖策略。
不被这些东西异化，这是一种能力。
现在的年轻人茫然，很普遍。你们接受的整个教育都是一种价值观，一旦进入社会，你会发现一切不是这样的。
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首先想到的是要拿到什么，不觉得要承担什么。西方人担心二十年或者五十年之后，怎么跟中国人打交道，因为到那个时候，独生子女这一代人在掌管中国。这代人的成长过程中缺乏协调、妥协能力，而这是国际交往中必备的素质，西方人不知道这些新生代中国人会做出什么，毕竟是他们掌握着核武器的按钮。这些不懂得妥协的中国的数代人，他们任性，而任性是特别麻烦的。
对策？我没有。思考这个社会是一回事，改变世界是另外一回事。如何改变社会，是一流的能力，我不是一流的人才，我没有办法告诉你如何应对。
（此文有删节）
人生下来就要吃，长大了要交配，资源就是你最大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资源的分配产生的。我们发明了据说目前比较合适的、不是最好、但是目前只能这样叫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就是各个阶层提出自己的资源要求，看看整个社会如何作出妥协的调度，如此而已。
我知道问题发生在资源上，你不注意资源这个问题，你就看不清事情。
但是我觉得我不需要那么多资源。在我生活中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的资源。其次是粗粮。艺术资源我占不到。对朋友来说，我是一个提供资源的。
我觉得中国在资源问题上非常低效，要是高效的话，用不了这么多。
一方面是我们的物质还不够。能够消费得起的还是少部分。另外，我们对能源的开采、对材料的利用效率非常低，看起来非常不环保，实际上是效率问题。而效率是跟体制有关的，这就是在中国做环保很难的原因。
国家要提供资源上的可能性。要是民营公司强大的话，会做环保。整个资源都在国家手里的时候，他就不做了。只要一开始生产，对不起，税下来了。那你选择吧，你不放弃的话，你就变成一个愚昧的人。没有人愿意做蠢人。
比如说太阳能，民营公司是只要你买我就卖给你，价钱就能往下走；现在太阳能价钱这么高，跟国家卖给你或让你使用另外的资源有关系。
中国这样一个穷国，人口这么多，应该有自己的方法和生活方式。比如我在美国，旁边的墨西哥，山里边住的都是美国人。自己搭的草棚子，非常简单，自己做手工产品卖。他们实在烦在美国的生活，人生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缴税，一个是等死。
中国老百姓现在还是勤俭持家。勤俭持家的生活方式在中国容不容易实行？不容易了。为什么？后现代的市场进来的时候跟这个搭不上，市场的概念不一样了，对一个勤俭持家的人来说就是致命性的冲击。还有网络，这样的产业在世界上形成的一个系统，跟我们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处理是不一致的。
中国真的要考虑自己的情况，自己的资源，自己的人力，国家应该在这上面开放一般人能够勤俭持家的资源条件。我们就说吃菜这个问题：我们这个院子里大概有十多个工人，他们买青菜吃的话要花很多钱，就在大铁门外头种了两块菜地，长得非常好。村里不让种，说影响村容。村容是村子里的必要的资源条件吗？不是。这又不是旅游地。这个资源要开放，开放就可以做到勤俭持家。把这个国家分成非常非常多的层次，有层次了，他就可以自力更生，解决很多问题。
这个社会不能够行政性很强。像这样永远剥夺人家可以勤俭持家的资源，这就是破坏啊。这叫什么呢？最高权力和一般人生活方式的关系。
地震以后有个觉悟，原来不动产也会动。中产阶级什么意思？一个就是要有不动产，第二呢，就是进行再投资。在西方，我有点钱，社会上有点什么项目我就投资。在美国更多的是交给理财公司，我交给你了，你帮我理，到时候分红就来了嘛。还有股票啊什么的这些。因为股市崩溃，或者投资市场萎缩，这是对中产阶级最大的威胁。很多中产阶级现在为了省麻烦，开始租房子，房子漏了打电话，水管漏了打电话，他的财产离开了不动产。
所谓的全球化就是金融的全球化，没有金融的全球化就没有所谓的全球化。中国金融系统究竟对中产阶级开放了没有？没有。他们能不能完成这样的生活方式？不可能。还有一个，当投资市场这么狭窄的时候——这是第一次现代化的特征——他常常不卖。从专制问题到生活方式，我们还处在第一次现代化的时候，甚至初级阶段，所以才会出现血汗工厂、黑煤窑啊这些。
艺术，就是生活方式产生的。国画为什么不行了？因为生活方式没有了。国画用纸这么贵的东西在那里画，不行就揉掉了，当农耕生活方式没有了之后，国画就没有了。艺术就是一种生活方式。
消费流行文化的时候，你得到资源了吗？常常没有得到。
以孝治天下，是中国文化中最有意思的东西。孝是违反生物本能的。一个动物长到一定时候，大动物就把它赶出去，你自己去开辟一片资源，去占领一片资源。
人的早期也是这样的，日本的电影《
山节考》可以当环保电影看，现在云南还有这种习俗。当一个人到了牙齿松的时候，就要被寨子里的人送到山上去饿死了，因为他的生产能力下降，而他还在消耗。因此呢，就要把老人给送死。《
山节考》就演这个寨子里面，他的母亲到这个岁数了，腰已经弯了，按照村子里的风俗规定，你要把你妈弄到山顶上，送死了。这个儿子呢，对他妈还是有感情的。这个老人演得特别好，而且是真做，她就在那个缸的沿上啊，因为她这么大岁数了牙特别好，咔的一下，把那个牙磕了，吃不下东西。然后跟她儿子说：我可以死了。然后她儿子就背着她上山，越到山上越冷，背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多空架子在那儿，上面有骷髅，都是历年背上去的。他就把他母亲放那儿，他就一直回头看，大雪一直在下。
这是一个自然法则，对资源的分配和消耗有一个残酷的规定，这是我们基因里的一个东西，如果你孝的话，老人养了七八十岁，九十多岁，你克服基因了，你就是一个文人啊，你是文的，人和人的关系是文的，所以不说以文治国，以孝治国就行。举孝廉，孝和廉都是抑制你的动物本能，动物本能抑制到这个地步，你当然能够做官。它这一下就把整个百姓给调整了，把这种抑制道德化，基因的程序也受到了控制。以孝治国的深层的生物含义和浅层的道德含义都在里头了，所以说这个人孝是最牛的。
中国历代以孝治天下，出了一个根本性的东西。还有一个便利，就是把老年人的生活保险、医疗保险分配到每个家庭，西方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就要养老院。在这样一个生活水平、资源水平下，国家一定要鼓励提倡。老人有很多病是孤独得来的，你让他有家庭结构，你只要养着这个老人，他的积极性就更高了。
这个孝啊，对整个治理，是安定的因素啊，我们现在跟西方学了半天，自己很多的东西丢掉了，配合这样一个生活水平的东西丢掉了，我们以为买个手机就跟西方人一样了。
孝，我跟你说，在全世界没有对应的词来翻译它，这个孝呢，我就是说他对生物本能啊，资源分配啊，国家管理这些，非常重要。新朝一成立，由皇帝宣布本朝以孝治天下，科举制前，就是举孝廉，只要这两样有了，很多东西都能够抑制住。
人类其实是主宰不了生物链的，他只是把自己放到最高端，自然界不一定认为你是最高端。但是因为你能够有技术控制，你就成了最高端，这个生物链就被打断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洛杉矶有一个新闻，一个美国妇女在一个山脉，她周末进去的时候，让一个熊给叼了。说山里有熊，很多环保人士很欣喜，具体到这个人，她就说，是我打搅它了。她就是说我侵入它的领域了。这就是西方环保意识里的突破。
熊猫绝了以后，DNA就没有了。物种消失了，物种消失了会有什么问题？生物链问题。我们可能说熊猫好像跟我们的生物链没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们没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们就存疑吧。第二个就是，大熊猫就是中国的一个脸面啊，送给国外就是送钱啊。你说人命比它值钱吗？真的没有它值钱。
在社会学、人类学和人类组织上，有一个法学意义上的链，这个链对其他人的生存非常重要。西方常常捏着鼻子认可这个。他们真的讨厌黑人，但是，对不起，如果说他们可以消灭的话，你也可以被消灭。
一个法学观点说，假如你可以任意处死它，这个链就崩溃了。这个链上的任意一个个体环节，都不可以去否定它。你没有任何权利去消灭一个生命。否则，按照这个逻辑你也可以被消灭。生命本身是平等的，虽然在进化论上是有高有低的。
人和动物没有形成这个法学链，一个熊猫死的话，你也可以死。他只是说，你如果可以死的话，另外一个人也可以死，他没有形成这个链。如果动物保护最终形成这个链的话，这就得到法学意义上的保护。
最后由人和动物扩展到生物界，这可麻烦了，艾滋病都不能够消灭。我们可以控制它，但不可消灭它，你可以让它保存起来冷冻起来，让它丧失活性。
现在不是有吗？老虎狮子伤了人，就要枪毙、打死它。人是最高级的，人不可以被消灭。人以为自己是最高端，人把这个链给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