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谈电影《海上花》的影像,不妨从上海开埠说起。话好像会说得很长,其实不,才百多年。十九世纪中叶,英帝国对清帝国的鸦片战争之后,上海成为通商口岸,设租界地,这个长江口附近的小县于是成了个国际码头。
不过初初也只是个码头而已。清朝初定时,因为郑成功的到底不归顺,于是有封海疆的措施,生怕郑氏在南洋的势力来犯。因此我们看清帝国两百多年,有陆地疆域的扩张,全无海洋的武功。鸦片战争,本质之一是清帝国全不懂海,于是在海的问题上一败涂地(没有类似“一败涂海”的成语),而且一路败下来,终于是逊掉了。
上海的开始繁华,大约从太平天国攻打江浙开始,农业中产阶级避难,涌入上海。这些难民到上海的时候,腰里是有钱的,并非瘪三。租界看到这一点,于是迅速建筑大量石库门房屋,或卖或租。石库门在里弄里,里弄口则有可封锁的大门,若暴乱真的侵入上海,里弄口封锁起来,一弄的石库门都是安全的。若里弄守不住,每个石库门也是墙高门固,很能抵挡一阵。对于难民来说,这种大堡垒套小堡垒的安全设计,真是惊魂的归宿,焉有不买之理?至此,上海的格局,基本是洋商的独立屋,但有租界的界栏和军事力量保护;联成网的堡垒石库门,住大清难民。我们知道,房地产的兴衰,是一地的经济发展指标,料不到的是,房地产并没有吸尽难民们的资金,大量的资金迅即投入到商业的其他领域,一个码头实实在在要繁华了。
我们还知道的是,小到一个店铺,也要有足够的人手,才兜得转。这就显出苏北、皖南常闹灾荒的“好处”来了,空着两手的灾民带得一身筋骨进入上海,劳动力的问题解决了。至今上海人言谈话语中还是看不起“江北人”,这“江北人”即是历史上不断进入上海的灾民。
江浙人带来了江浙菜。场面菜由扬州、苏州传来,此前扬州因盐商的场面应酬,着实制造了宴席的花样,普通的一个碎肉丸子,也要讨彩头称为“红烧狮子头”,点心则是苏式的好,其他的刁钻,至今我们还在饭馆里吃得到。腌咸干臭则由浙江传入,实惠入味,家常必备。前些年兴起的上海“本帮菜”,其实是码头苦力、江浙下层劳力的日常口食,取其家常即好,搞到崇拜就过分了。
至此,十九世纪后半叶,上海的世俗规模有了。于是,可以谈一谈其中的“性”了,也就是“海上”的“花”们了。
上海租界的妓女们,有个特点,我们现在也许注意不到,就是“犯禁”。犯什么禁呢?她们可以穿黄颜色的服饰,衣服器具上可以有龙凤的图案,这两样本是皇家独享,民间禁用的。在中国大陆,凡见到庙顶覆黄瓦,例如杭州灵隐寺,必是皇帝特许过。民间用黄,只有黄金一项,因为它本来就是黄的,总不能再涂成蓝的什么的。翠这种硬玉的兴起,是在慈禧掌权之后,慈禧是西宫,东宫红色,西宫绿色,绿于是有格了。《海上花》小说里专有一节是妓女们议论买翠,透露的不是英国人对翠的重视(翠的专产地缅甸当年是英属殖民地),而是中国皇家的权力转变。
当年上海妓女们犯禁,有些卖弄的意思在里面,比如专拉妓女的马车,车夫头上是顶戴花翎,身上是黄马褂,鞋随便,不是朝靴,于是景观上是朝廷命官驾车拉着妓女满街跑。为什么能如此?因为租界是国中之国,大清朝管不到了。靠了这一点,租界里妓女的花样就多了。
她们在服饰上有相当的胆气,例如有名妓爱穿男装,而且是洋男装,一派英气,手上提“文明棍”,也就是短手杖。当年租界妓女出街,好像是时装展览伸展台摆到街上,一般妇女都会从妓女身上学到服饰、佩件的新彩头,传播开去。这种时髦,一直要到二十世纪初上海成为中国电影基地,才由女明星接过去。我们看现在影剧娱乐版的所有宣传花样,无非还是当年租界妓女们创出来的一套。当年的上海,对这一转变很敏感,因此初期的女演员,例如阮玲玉那一辈的来源,都是广东籍,只有在演员酬金高起来之后,上海籍女演员才多起来。民国初期的法律里,演员和妓女同属特种行业,透露出当时对演员的认知。
说来说去,我的意思无非是,《海上花》这样一个租界妓女题材的电影,服、化、道的准备,反而有非常大的施展空间。如果只考证清代晚期的传统造型,反而会进入误区、盲点。当时租界的妓女空间,类似“后现代”的处理,因为是租界所以权威可以被游戏化,因为华洋杂处所以各种造型的意义被拼凑。当下的我们,对这一性质其实是不陌生的,往好听说,它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点喜气,《海上花》正与这一点暗合。
一九九六年夏天开始,我随侯孝贤和美术师黄文英在上海及附近转场景和道具,做些参谋问答的事。后来又到北京帮着买服装绣片,再鼓动些朋友帮忙。游走之间,大件道具好办一些,唯痛感小零碎件的烟消云散难寻。契诃夫当年写《海鸥》剧本时,认为舞台上的道具必须是有用的,例如墙上挂一杆枪,那是因为剧中人最后用枪自杀。
电影不是这样。
电影场景是质感,人物就是在不同的有质感环境中活动来活动去。除了大件,无数的小零碎件铺排出密度,铺排出人物日常性格。例如我们偶然进入一个女子的盥洗室,无数我们不清楚用途的瓶子随处可见,这些东西就是主人的日常经历。《海上花》的妓女们接客的环境,就是她们的家,古今的家庭环境密度是差不多的。设计《海上花》的环境,是世俗的洛可可式的,烛光中绚烂,租界的拼凑,可触及的情欲和闪烁的闲适。我的建议是多买些我们都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小件,它们对构成密度非常有用。
一般来说,香港电影在美术构成中密度上做得好,台湾和大陆在时装片上能力强于古装片,但密度这个问题,无疑是由电影美术设计者的文化构成复杂度和创作中想象力决定的,与制作成本倒不一定有必然的比例关系。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还没有看过完成的影片,也没有看到为之序的书。我很想看看花最终被栽到什么样的土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