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天

今年年初，张北海从纽约打电话到洛杉矶来，问是否能帮忙改一部电影的剧本。我的习惯是朋友有忙要帮，先答应下来，再想办法，哪怕砸锅卖铁。我说，好。

之后就没有音讯了。我忽然想起另一个朋友说过，张北海喝酒喝到晚上十一点，说的话不要当真。对，我是晚上八点得到电话，算算时差，正是纽约十一点。但我是长年生活在靠朋友互相帮着才活下来的社会里，于是以常情处之，继续手上的小说。

四月，电话又来了，比较确实，修改时间是一个星期，而且有报酬。我笑了，因为想起在大陆我常是公共厕所，朋友急了，就跑来求得解决，因此甚么样的屁股都帮忙擦过。

于是坐飞机到纽约，望着下面廉价珠宝般的纽约灯火，想，一个星期，怕是没有时间再去看朋友了，也罢。

灯下第一次见到关锦鹏、马斯晨，都是做事情的好年纪，想起认识的香港朋友，也都是鲜鲜活活地忙，捉摸一下自己当年在大陆的这个年纪，苦一声惭愧。

阿关给了我剧本，很厚的一叠。我问，电影是多长时间？阿关说，九十分钟。我想，这么厚，起码是一百二十分钟的量，帮忙删吧。于是闲聊别的，下棋误不了砍头的工。阿关说，戏按原来的拍了一点，实在拍不下去，现在停了。我说，那就先看看拍了甚么罢，想办法用上。我明白，改拍不下去的剧本，常常等于从头做起，拍过的段落，常常是障碍，废掉为上策。但是，我帮的是阿关的忙，而不是我有忙要阿关帮。

第二天，看样片。难，已经把斯琴的角色的床戏都拍了，我心里虽然笑说结婚等不到晚上，但很认真地观察了男女角色在床上的动作。

我在大陆帮朋友改过一部，不是剧本，而是已拍了五分之四的样片，因为人事的关系不可能再拍下去的电影。斟酌的结果是，必须接成另外一种意义，才能完成一个故事。考验我的是必须利用样片上的口形另写台词。

阿关的样片让我看出信心来。第一，斯琴的面部表情另有所思。第二，男角的动作与常人正好相反，下身不动，上身起落，有遮蔽斯琴面部的时刻。改台词，此其时也。

晚上又在张北海家闲聊。见到美术指导阿潘，阿潘讲他设计这部彩色电影为黑白的效果。这使我想起意大利导演ANTONIONI 的 BLOW-UP ，我自己认为这部电影的颜色是多余的，如果不是安东尼奥尼用错了胶片，就是他本质上用黑白构成思考之一，但也许颜色可以安抚票房。我曾经建议张艺谋拍部黑白片，艺谋说，吴天明调查了，黑白片不能参加评奖。

晚上三个女主角也来了。我的观察，她们可以是出色的黑白人物，斯琴有丰富的灰调子，张艾嘉有肯定的线条，张曼玉有透明感。我很佩服阿潘，又很佩服阿关，他们要拍三个黑白感的女人在纽约的故事。纽约，是个没有颜色的城市，纽约的颜色是另外一种故事。柯一正也在这个戏里有角色。我是一九八六年夏天在香港结识柯一正，方育平带我到舒琪的拍摄现场去见侯孝贤，柯一正也在，他们串舒琪的戏里的两个角色。我在北京的时候，荣念曾有《童年往事》的录像带，我看后大为吃惊，心想，原来大师在台湾。我至今认为，大陆还没有导演可以和侯孝贤平起平坐，起码在电影叙述上。这也影响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整个台湾电影有误会，因为看不到。

现在我应该帮忙了。我下楼去看剧本，让需要帮忙的人们在楼上松弛。

剧本被覆印得像残碑拓片，字呈腐蚀状，不少地方需要猜测，但问题不在这里。

问题是，原作根本漫无节制。但问题也还不在这里，而是，中国三个不同地方的年轻女子同在纽约，何以看出是三个不同地方的中国女子？于是拿出带来的剪刀和浆糊，破土动工。张艾嘉的角色的弟弟完全剪掉，柯一正的角色改变为与原型相反的内敛性，结尾不再大团圆。从量上说，趋近九十分钟，从大结构上说，三个女人的故事是平行的，没有交叉。顺便的，解决了斯琴的床戏的性质。

两情相悦而上床，合情合理。问题是斯琴的角色的床戏是明媒正娶的结婚床戏，开镜就已经是高潮，比较棘手。斯琴的角色是一个刚来纽约和在美国生长的华裔青年结婚的大陆女子，把男女关系整理为不同文化社会的矛盾的过程，床戏也就成为生动的过程了，斯琴的另有所思也就有戏了。斯琴的角色与这个角色的丈夫的关系，除了互不理解，也有各自坚持的一面，故事没有结局，只展现过程。两个角色无所谓善恶，不过是由不同的生活形成的有他们各自的性格的人。当然，编写中斯琴的角色的背景原因丰富一些，以斯琴的表演能力，应该是应付裕如的。

我观察到张艾嘉笑的时候，有一些可以让观众理解为苦的表情。这决定了将她的角色改为一个闯纽约而还没成功的台湾女子。

张曼玉脱鞋打人的剧照已经上了纽约的报纸，让这个透明无羁的角色加上一点情感的历练，故事就迅速结束。

原作被根本改动的，是剧中三个女主角的故事互相没有联系了，她们聚到一起有点偶然。纽约大致就是这样一个城市，高楼大厦不是规划出来的，它们的建立带有偶然性，欧洲的城市显然不是这样形成的，因此同是西方人，欧洲人有时对纽约不以为然，即使美国人也觉得纽约不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城市。除了每年的移民，纽约又大致是个流动人口的城市，你经常问或被问到去哪里如何走这种性质的问题。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是有象征意义的。纽约当然有互相认识而且关系很深的人，这似乎对没有关系的三个女人的故事是一个很好的质问。剧本里引用了一段英语课文：纽约人把纽约叫做大苹果，你问为甚么叫大苹果，回答是，为甚么不能叫大苹果？

我还写了个片头，让三个明星级的女主角分别在纽约不同地区的人群中闪过，观众会以为是自己遇到了熟人，刚想招呼，她们消失了。又重写了一个结尾，用上阿关偶然遇到下雪拍的三个女主角各自在街头走的样片，结束的时候，三个女人一起喝酒的瓶子空空地立在天台上，又是一个纽约的早晨。

我在后来写给阿关一个电影本事：

纽约，三个互相不认识的女人。

赵红，刚从中国大陆来到纽约，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和华裔青年汤马士结婚了。

黄雄屏，从中国台湾来到纽约好几年了，故事开始的时候，作为汤马士的朋友，在婚宴上认识了赵红。

李凤娇，从香港移民纽约，几乎在故事开始的时候，她去催讨房客欠了许久的租金，遇到房客的同居女友黄雄屏。

学了戏剧而在纽约很难演上戏的黄雄屏陪丈夫很忙而觉得无聊的赵红去吃饭，饭店的领班，是李凤娇。

三个女主角，来自三个很不相同的华人地区的三个女人，就这么认识了，但像生活一样，她们的故事是各自的。

李凤娇，有着香港人的果断，可是当她爱上一个男人的时候，一个爱她的女人使她痛苦了。

黄雄屏，周转于各个男友和各种应试，她对生活有调侃的智慧，也有愤怒，当她父亲虚伪的时候。

赵红，还不能适应纽约，她与大陆中国的苦难相联，所以当她要把母亲接来的时候，汤马士不理解有甚么必要。

当她们聚到一起的时候，像纽约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心里各自有不知如何告诉别人的故事。

纽约，不到一个星期，三个聚过三次的女人。

对原作做根本性的删改，当然失去原作的某些精彩处，没甚么可惜，艺术常是由减法造成的，所谓二减一等于三。

我的一个朋友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打开收音机听他不懂的语言的广播，三分钟可以入睡，比数数管用。我没有睡不着的习惯，所以把这个方法另外使用：听我不懂的语言的广播想事情，既不影响思维，又能让你觉得有甚么在刺激你。我住的房间有一个收音机，但不能听，因为张北海夫妇的卧房，几乎就在隔壁。

这间小屋还有一点在我的经验之外。它只有一扇窗，面对的是一个狭而高的楼间天井。我是干活不看表的人，所以当我感叹纽约安静而漫长的夜晚时，外面其实已经上午了。张北海的太太操持早餐准备上班，我还以为是在搞宵夜。

我在写作上最感激美国的是，工作之后，可以洗澡。这个大感激也就是我对中国假如实现共产主义的希望之一。我洗了一个澡。

我把改好的百纳本交给阿关。因为涂去很多，后来张艾嘉说，我的一句台词看了半句，要找好久才找到下半句喔！在这种急迫的时候，应该雇个抄写员，雇是要钱的，这应该是老板的事了。

阿关和阿潘认真地提了许多意见。我不会讲粤语，只好请阿潘讲国语。这不礼貌，但我来不及学广东话了。

阿潘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准，就是，故事是不是像树的枝条那样生出来的。朴素而且严格。阿潘困难的一字一顿的质询，令我很感动。我突然想到大陆的电影审查官员如果是这样的性质，那我也许有拥护审查制度的可能。

第一个百纳本之后的修改，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的。灯罩下，常常有长时间的沉默。我有时马上重写一场，递给阿关和阿潘的时候，会笑起来，因为我想起电影 AMADEUS 里SALIERI为垂死的MOZART记录安魂曲，兴奋而紧张地双手递谱纸给天才的那场戏。

阿关还对背景台词有要求，他说以往拍摄的时候，背景演员没有台词，就愣着。写有用的废话正是我的拿手好戏，我亦认为背景台词是拓展戏剧空间的因素。阿关和阿潘的认真，令我看到香港电影的另一面。

在飞回洛杉矶的无聊时刻，我想起大陆的电影。大陆曾经是拍电影的乐园，不必担心票房，花钱少的大场面，众多训练有素的演员，触及政治就像床戏一样有吸引力，于是我从艺术方面怀疑许多人因此而懒惰。

家家都有要认真念的经。

一九八九年 yb0O7LVl0s28Td5BEOnVBhnPW/oqxGiO5De0hCSLkcsvnWdWHRFQJzYRdrm04K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