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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最后和查尔斯·斯特里克兰见面时，却并非她当时说的情况。除了她丈夫外，我还见了其他几个人；而迫于当时的情况，我只和他打了个照面。那天早上，斯特里克兰太太差人送来一张便条，她说晚上要办晚宴，但有位客人临时有事，不能赴约。她邀请我补上这个缺。纸条上写道：
“我要预先声明，你也许会闷到生无可恋。从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次相当沉闷的晚宴。但是如果你愿意来的话，我将非常感激。咱们两个总还是可以谈一谈的。”
我理当友好地接受她的邀请。
斯特里克兰太太把我介绍给她丈夫时，他淡淡地和我握了握手。斯特里克兰太太的情绪很高，转身和他说了句俏皮话。
“我请他来是想让他看看，我可真的有个丈夫呢。不然他就要开始怀疑了。”
斯特里克兰礼貌地笑了笑，人们那样笑往往表明，他们听出来这是个玩笑，但并不觉有趣，却又不说破。络绎而来的客人们需要女主人去招呼，于是我被撇在了一边。终于，大家都聚集了起来，等待晚餐开始。我一边与那位让我负责“照应”的女士聊着天，一边在心里琢磨：文明社会总是这样消磨自己的心智，把短暂的生命浪费在这些无聊的应酬上，实在是令人费解。这是那种让你百思不解的聚会，你不明白主人劳师动众地请客人来是为了什么，而客人们不辞劳苦地来参加又是为了什么。在座的有十个人。大家都客客气气地相聚，再如释重负地离开。当然了，这纯粹是完成了一次社交义务。斯特里克兰夫妇在人家吃过饭，欠下了许多人情，他们也许对那些人本来没有兴趣，可是却不得不邀请他们前来，而那些人也接受了。为什么？为了避免晚餐时总是夫妻对坐，无聊地闲话家常吗？还是为了让仆人们可以休息一回？只不过，他们没有理由拒绝，因为他们的确被“欠”了一顿晚餐。
这间餐厅挤得几乎坐不下了。他们请了一位皇家法律顾问和他的太太，一位政府官员和他的妻子，斯特里克兰夫人的姐姐和她的丈夫麦克安德鲁上校，还有一位国会议员的太太。正是因为这位国会议员发现自己无法从议院抽身，才让我得到了这次邀请。但这场聚会办得实在有些牵强。女人们过于彬彬有礼而没有盛装打扮，又过于端着身份而不苟言笑。男人们则十分沉稳内敛。总之，这里所有人都有一种志得意满的富足感。
每个人说话时都抬高了嗓门儿，出于本能地想让聚会不冷场，所以屋子里一片喧哗，但大家始终没有共同的话题。每个人都和邻座的人交谈，他们喝汤、吃鱼、品尝主菜时与右边的人说说话，吃烤面包、甜点和开胃小菜时与左边的人聊聊天。他们谈论政局，谈论高尔夫，谈论孩子们和最近的剧目，也谈论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的绘画，还谈论天气变化和他们的度假计划。这场谈话一刻也没停过，噪音也越来越大。斯特里克兰夫人可能会庆幸她的聚会办得很成功。她的丈夫也在循规蹈矩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但他可能很少说话，所以我很有趣地发现，坐在他旁边的两个女人都一脸倦容。她们发现他阴沉沉的，很难和他谈论些什么。斯特里克兰夫人会时不时地看他一两眼，眼神中带着几分焦虑。
最后，她站起身，把女士们都请到了另一个房间。斯特里克兰在她身后关上了门，然后走到了桌子的另一端，坐在了皇家法律顾问与那位政府官员的中间。他又一次把红葡萄酒传了一圈，给客人们递雪茄。那位皇家法律顾问对刚才的红酒赞不绝口，斯特里克兰便告诉我们，他是从哪儿弄来的这瓶酒。于是我们聊起了陈年佳酿和烟草。皇家法律顾问说起了他正在协办的一个案件，上校谈起了打马球的事。我没有什么事好说，所以只是默默坐着，出于礼貌装作津津有味听别人谈话的样子。因为知道没人会在意我，所以就从容地打量起斯特里克兰来。
他比我想象中的要高大一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认为他纤弱、其貌不扬，但事实上他魁梧敦实，膀大腰圆，所以晚礼服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笨拙，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穿着正装来参加宴会的马车夫。他年龄约四十岁，相貌谈不上好看，但也不丑，因为他的五官都很端正，只是比寻常人大了一号，所以显得有些笨拙。他刮了胡子，整张大脸看上去光秃秃的。他的头发偏红，修得极短，眼睛很小，看不出是蓝色还是灰色的。他看上去太普通了。我不再奇怪为什么斯特里克兰夫人谈起他来会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于一个想跻身文学艺术界的女人而言，他的确很难为她增光添彩。他明显没多少社交天赋，但男人没有那些也无所谓，他甚至没有丝毫古怪的地方让他显得出众；他只是个平庸无趣、诚恳朴实的男人。你会仰慕他的许多优秀品质，却对他敬而远之。他是空洞的，毫不引人注意。他也许是个值得尊敬的社会成员，是个好丈夫和好父亲，是个诚实的股票经纪人，但你没有任何理由把时间浪费在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