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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一切都是顺便提一下罢了。
我很年轻时便写了自己的第一本书。机缘巧合，这本书得到了关注，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找上门来，想和我认识。
那时候，我虽然羞怯，但积极活跃，后来经人引荐，初次踏入了伦敦文坛。这些往事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些伤感。我已经很久没出入伦敦了，如果现在描写伦敦的小说都是写实性的，那么伦敦的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巨变。首先，活动场所变得大不一样了。切尔西
和布卢姆斯伯里
已经取代了汉普斯特德
、诺廷希尔门和肯辛顿的高街。其次，在过去那个年代，有才华而不到四十岁的人往往引人注目；而现在，超过二十五岁便荒谬可笑。我想，在我那个年代，大家应该有点儿羞于表露自己的情感，人人都担心成为笑柄，于是越发明显地装腔作势。我可不信那时候的老派波西米亚族们
有什么强烈的贞洁观，但我也真不记得旧日的风流韵事像今天这样不堪。但如今，大家都用体面的沉默来掩饰自己的异常，没有谁觉得这是虚伪。人们现在喜欢拐弯抹角，铁锹不叫铁锹。女人们也还没独立。
那时候，我住在维多利亚车站附近，每次得坐很长时间的巴士，才能到殷勤好客的文学界人士家里拜访。我胆子小，常在门外那条街上来来回回地徘徊，等走了好几趟，才鼓起勇气按响门铃。然后，我便被人领着，一路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一间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拥挤房间。经人引荐，我认识了一个个名人，他们纷纷称赞我的作品，但那些恭维话听得我直起鸡皮疙瘩。我觉得他们大概都想听我说些漂亮的话吧，但直到派对结束我也没能想出半句来。我给大家递过去一杯杯茶水和切得奇形怪状的黄油与面包，以此掩饰自己的困窘尴尬。我希望没人注意我，那样我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观察这些名人，听听他们的高谈阔论。
我还记得那些个子高挑、脾气执拗的女人们，她们鼻子硕大，眼神贪婪，把那身衣服穿得像盔甲；我也记得那些个子小巧、胆小羞怯的老姑娘们，她们声音柔弱而又目光警觉。我总是津津有味地看她们坚持戴手套吃黄油吐司的样子，我还常常带着几分景仰，看她们若无其事地在椅背上擦擦手指，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这肯定是在糟蹋家具，但我估计，下次女主人去拜访她们时，也一定会如法炮制，以泄心头之恨吧。有些女人打扮入时，她们说，她们活上一辈子也不懂，你为什么写了小说就要这样古板；如果你有匀称的身段，为什么不尽量把它显示出来呢？俊俏的小脚上就算穿上时髦的鞋子，也绝不会妨碍编辑采用你的稿件。然而，另一些女人认为这样不够庄重，她们穿着艺术性的纺织品，戴着颇具原始异域风情的珠宝装饰。男人们在外表上则很少显得古怪。他们尽量让自己看上去不像作家，他们希望被当成上流社会的人，也许还真在什么地方被人认为是某个商行的管理层。这些男人似乎总是一副疲倦的样子。我以前也没结交过很多作家，所以觉得他们都很奇怪。但这一切对我而言，似乎并不真实。
我记得那时候觉得他们的谈话很精彩，我经常目瞪口呆地听到他们说些打趣儿的刻薄话，他们会在某位同行作家刚一转身时就把那人批评得体无完肤。艺术家相对其他人在这方面尤其突出，所以他的朋友们不仅嘲讽他的外表与个性，还会嘲讽他的作品。但我向来无法如此敏锐流畅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在我那个年代，谈话仍像艺术一样要悉心造就；一句巧妙的应对比荆棘在锅底烧得噼里啪啦响
更有价值；而格言警句还没有被那些无趣的人生搬硬套，只为让自己的言谈像个智者，或让温文尔雅的闲聊变得更生动一些。很可惜，当时所有灵光乍现的交谈我一句也没记住。但我想，只要话锋一转，提起这笔买卖的各项细节，也就是我们文字艺术实践的另一面，大家的交谈就会让人舒服许多了。每当我们讨论完一本新书的品质，自然而然会想到这本书卖了多少册，作者预支了多少稿费，总共能拿到多少钱。然后，大家再谈谈这家出版商，说说那家出版社，评一评这家如何慷慨大方，那家如何吝啬小气；大家会争论是去一家版税丰厚的出版社更好，还是去一家能挖掘卖点来推销图书的出版社更好。有些出版社的宣传做得很差，但有些做得很好。有些出版社与时俱进，但有些传统守旧。大家还会谈谈版权代理人和他们争取到的价格；再谈谈编辑和他们喜欢的那类稿件，他们为每千字支付多少钱，付款是否及时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很浪漫，像加入了某个神秘的兄弟会，忽然有了一种亲密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