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既然有太多文章写到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我似乎毫无必要再多写一笔。画家的纪念碑是他的作品。事实上，我私下里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他：我初次遇见斯特里克兰的时候，他还没有成为画家呢。那些年，他在巴黎艰难度日，我见过他的次数还不少；如果不是战争的危局让我来到了塔希提岛，我可能早就放下了对他的回忆。那座岛屿如今已经人尽皆知，他在那儿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而我在那儿遇见了曾经与他相熟的一些人。这让我发现了自己所处的位置，我可以明明白白地让大家看到他的那段惨淡生涯，而这部分内容之前一直不为人知。如果那些相信斯特里克兰伟大的人都是正确的，那么实实在在认识斯特里克兰的人所讲述的事便更不能算是多余的了。如果有人像我认识斯特里克兰一样，与埃尔·格列柯有私交，那么为了此人的回忆，人们有什么代价是不会付出的呢？
但我不想在这样的借口中寻求庇护。我忘记是谁曾这样劝说众人：出于为自己的灵魂着想，每天要做两件不喜欢的事。这是一位智者的话，也是我一直严格遵守的戒律。因此，我每天起床，每天睡觉。但我的个性还带着那么一点儿苦行主义，所以每个星期，我都让自己的肉体经受一种更残酷的凌辱：我毅然决然地阅读《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想想有海量的书被源源不断地写出来，想想作者们在书籍出版时的殷切期待，想想正等待着这些书的种种命运，这是一项颇为有益的训练。一本书在人群中流传起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些获得成功的书也只是一时的成功。天知道那位作者曾经写得多么痛苦，曾经有过什么惨痛经历，曾经为此绞尽脑汁到头疼，才给了一些有缘的读者几个小时的轻松，才打发了一段旅程中的沉闷无聊。如果我可以根据这些书评来下断语的话，那么其中的许多书都写得很好，也很用心；大部分思考都转化成了篇章；有些书甚至成了作者一生呕心沥血的结晶。但我从阅读中认识到，作者应该在写作的乐趣和思想负担得以释放的过程中寻求自己的回报，他得漠视其他一切事物，毫不在意是誉是毁，是成是败。
如今战争时代已经到来，新思潮也应运而生。年轻人开始崇尚我们早年闻所未闻的神祇，这些追赶着我们的人会朝哪个方向走，已经可以看出端倪。后辈们浑身是劲，骚动喧嚣，他们不再敲门了；他们直接涌了进来，坐上了我们的位置。空中都是噪音，充斥着他们的喧哗。老一辈们模仿着年轻人的另类模样，努力让自己相信他们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他们和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一起呐喊，但这些呐喊在他们的口中听起来却空空荡荡；他们就像可怜的放浪女人，浓妆艳抹，寻欢作乐，只为重现自己的青春幻象。那些聪明人行事则多了几分体面，他们老练的笑容里藏着几分纵容的嘲弄。他们记得自己也践踏过一代志得意满的前辈，也曾如此高声叫嚷，也曾如此不屑一顾，于是，他们看到了未来，这些勇敢的火炬手们很快也会让出他们的位置。没有什么言论会是定论。当尼尼微城肆意扩张之时，上帝不再毁城的福音已成了过去
。那些在宣讲者看来仿佛从未说过的豪言壮语，其实已经说了上百遍，几乎连腔调都没改变。历史的钟摆来回摇荡。这场循环世代更迭。
有时候，人可以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一个他功成名就的时代，活到一个让他觉得陌生的时代，然后，好事者会见到人间喜剧中最奇特的一幕。比如，谁现在还想得起来乔治·克雷布
呢？他曾经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认可他是天才，这种不约而同在更复杂的现代生活中早已不常有了。这位诗人继承了亚历山大·蒲柏学派的技艺，会用韵文来写寓言诗。后来，经历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诗人们都开始吟咏新诗了。但克雷布先生仍在用韵文写寓言诗。我想，他肯定读过了那些把世界搅得天翻地覆的年轻人写的新诗句，我猜想他一定觉得这些诗句都很蹩脚吧。当然，大部分确实很蹩脚。但济慈和华兹华斯的颂歌、柯勒律治的一两首诗，还有雪莱的几首作品都发现了不曾有人探索过的一片广阔的精神领域。那位克雷布先生已经死气沉沉了，可他还在用韵文写寓言诗。我曾杂乱无章地读过一些当代年轻人的作品。也许在他们中间，某个更热情洋溢的济慈，或更超凡脱俗的雪莱已经出版了数篇让全世界都愿意铭记的诗作。这我不太清楚。我欣赏他们作品的上乘意境——他们的年轻已经是成就了，再夸赞他们的成就指日可待似乎很荒谬——我感叹他们笔下的巧妙措辞；但他们下笔虽然洋洋洒洒（他们的词汇量说明他们从小熟读《罗氏词典》），文章却言之无物：在我看来，他们所知过多，而体会过浅；我无法忍受他们对我拍拍背的那种热忱，或向我怀里扑来的那种情谊；在我看来，他们的热情似乎有些苍白无力，他们的梦想似乎有些琐碎无趣。我不喜欢他们。我已经是个老古董了。我要继续用韵文写我的寓言诗。然而，若非纯粹为了自己开心而写，我就傻得不能再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