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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在话，我刚认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那会儿，丝毫没有察觉他有什么超凡脱俗之处，但如今，几乎没有人不说他伟大。
然而，我所说的伟大，既不是指某个平步青云的政治家所取得的政绩，也不是指某个功勋卓著的士兵所取得的成就；这些都应当归功于那个人的身份，而非那个人本身；而一旦时过境迁，那种伟大也就云淡风轻了，一位离任的首相往往只是个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一位退役的将军不过是市井中的和蔼英雄罢了。
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伟大却是真正的伟大。也许你并不喜欢他的艺术，但无论如何你很难拒绝窥探一二。他会让你不知所措，又会让你深受吸引。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他不再是人们取笑的对象，为他辩护不再是怪异的行径，颂扬他也不再是离经叛道。他的缺点已被看成与他的优点相辅相成。探讨他的艺术地位仍然可行，尽管仰慕者对他的崇拜反复无常，正如诋毁者对他的污蔑反复无常一样；但有一点始终不容置疑，那就是他确实很有天赋。
在我看来，艺术当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艺术家的个性；如果那人的个性独一无二，那么纵使缺点有一千个，我也愿意原谅。我想，与画家埃尔·格列柯
相比，委拉斯凯兹
也许更出色吧，但他中规中矩的性格，让人们对他的崇拜多少变得有些逊色了，而格列柯这位克里特岛人却活得极尽享乐又极尽悲惨，他把自己灵魂的秘密呈现在大家面前，像一场持续的献祭。
演艺家、画家、诗人和音乐家以其绝妙或美丽的作品满足着人们的美感。这与性本能相似，同样那么粗暴，而艺术家还在你面前呈现了自身的过人之处。去探求他的秘密，就像破案那么精彩——这是个谜，和宇宙之谜一样，贵在没有答案。
虽然在斯特里克兰的作品中，最不起眼的就是某种个性，某种奇怪、沧桑而复杂的个性，但恰恰就是这种个性，让那些即便不喜欢他画作的人也无法漠然置之，也正是这种个性让人们对他的生活与性格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直到斯特里克兰去世四年之后，莫里斯·胥瑞才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法兰西信使》上。那篇文章挽救了这位不出名的画家，使其免于被湮灭的命运，也开辟了一条道路，让后来的作家们或多或少顺从地跟了上来。长久以来，胥瑞在法国评论界的权威无可置疑，所以他的评论不可能不让人印象深刻；他那些称赞看起来言过其实，后来却被人们的论断所证实了，而现在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声誉已经牢牢地建立在了这位评论家所写的每一行文字之上。斯特里克兰的声名鹊起是艺术史上最浪漫的事。
但我并不打算诠释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除非这涉及他的性格。我不同意那些画家的想法，他们曾高傲地宣称，门外汉对绘画一窍不通，所以最好用沉默或支票来表达自己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这是一种荒谬的误解，认为艺术是一种只有艺术家才能完全理解的技艺。实际上，艺术是一种情感的表现；而情感用语，所有人都可以懂。不过我承认，在艺术技巧上缺少真才实学的批评家很少能够探讨真正有价值的主题，而我对绘画确实一无所知。所幸我没有必要去冒险，因为我的朋友爱德华·雷佳特先生不仅是一位令人钦佩的画家，也是一位很有能力的作家，他已经十分详尽地探讨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作品，并把内容写进了一本小册子
，大体上看，这是本令人钦慕的读物，具有鲜明的风格，然而在英国却没有在法国那么受欢迎。
莫里斯·胥瑞在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中简要地介绍了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一生，其精简程度刚好让那些兴趣浓厚的人胃口大开。出于对艺术大公无私的热情，他真正想要做的是唤醒那些智者，让他们都注意到一位原创力达到了巅峰的天才画家。而胥瑞实在是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他不可能不意识到文章中的“人情味”将会让他更轻松地达到目的。因此，过去曾与斯特里克兰有过接触的人，那些在伦敦认识他的作家、在蒙马特尔
咖啡馆见过他的画家都吃惊地发现，他们曾经认为的那个失败的艺术家，一个和别人没什么不同的人，竟然是一位真正的天才，但这个人已经和他们失之交臂；而在法国和美国的杂志上则出现了一系列文章，这个人写的回忆，那个人写的赏析，这些都让斯特里克兰名声日隆，而让公众的好奇心越来越难以满足。这一切都来得太及时了，所以笔耕不辍的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在他那本惊人的专著
中得以列出一份可圈可点的权威人士清单。
杜撰神话的天赋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但凡谁的生涯与别人稍有不同，这种天赋就能如饥似渴地抓住其中的某些插曲，要么令人惊奇，要么神秘莫测，借此杜撰出一个传说，再附之以某种狂热的信仰。这就是浪漫情感对平庸生活的抗争。传说中的这些插曲于是变成了万无一失的通行证，让英雄得以永垂不朽。这位深谙嘲讽之道的哲人会带着微笑反思，曾经的沃尔特·罗利爵士在人类的记忆中被奉若神明，更有可能是因为他把自己的斗篷铺在地上，让那位童贞女王
踏脚而过，而不是因为他带着女王的名字，去了一些不曾有人发现的国度。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过着不为人知的生活。他结下了一些仇家，而不是朋友。那事情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以他为写作题材的人本来就会用生动的想象力来弥补自己记忆的稀缺，而且这是明摆着的，他的已知经历尽管聊胜于无，但也足够给这位想入非非的誊写员提供机会了；他的一生中有太多离奇可怕，他的性格中有某种离经叛道，而他的命运则处处让人悲怆怜悯。于是传说适时出现，细节又那么详尽分明，就连那些明智的历史学家们也迟迟不敢反驳。
但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恰恰不是什么明智的历史学家。他公然撰写他的生平
，“以消除某些已成大势所趋的误解，”来澄清他父亲的后半生，因为这些误解“给那些仍然健在的人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可见，在之前广为流传的斯特里克兰的生平中，有太多内容可以让一个体面的家庭蒙羞了。
我读了这本著作，而且读得有滋有味，真是可喜可贺，因为这本书实际上沉闷无趣。斯特里克兰先生描绘了一位出色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和蔼可亲、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男人。这位当代的牧师，在他所做的那种我相信叫作“诠释”的科学研究当中，已经掌握了一种为事情开脱的惊人天赋。罗伯特·斯特里克兰牧师“诠释”了父亲生活中可能会让一个孝顺的儿子感到不便回忆起来的所有事实，待到时机成熟时，他在文中那些微妙的遣词造句，一定会让他走向教会中至高无上的荣耀。我似乎已经看见他那双肌肉结实的小腿裹在了一双圣公会的护腿中。
他的行为虽然英勇可嘉，后果却十分危险，因为这个众所周知的传说很有可能是让斯特里克兰声名鹊起的重要因素；其实很多人对他的艺术作品感兴趣是出于厌恶或同情，人们在厌恶中容忍了他的个性，又抱着同情对他的死亡给予了尊重；但这位儿子出于善意的所作所为却让父亲的崇拜者们尤感寒心。所以后来发生的这件事也就不是什么意外了：斯特里克兰的这本传记出版后引起众说纷纭；再后来该画家最重要的一幅作品《撒玛利亚的女人》
在佳士得拍卖行出售，只拍得比九个月前某著名收藏家购买此画的价格低得多的235英镑；而这位收藏家不久前忽然逝世，又让这幅画重新回到了拍卖槌下。
原本，无论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多么有影响力，多么有独创性，也都难以再让局面扭转乾坤了。幸亏人类有出类拔萃的杜撰神话的天赋，这种本能让人急不可耐，无法漠视一个堕入平庸的故事。所以没过多久，魏特布雷希特·罗特霍尔茨博士写了一本书，终于打消了所有艺术爱好者的顾虑。
罗特霍尔茨博士属于那一类认为人性不仅恶劣，而且恶劣至极的历史学家；所以，毫无疑问，读者们更有可能从他们那里，而不是那些把有血有肉的伟人写成家庭道德楷模来恶意取乐的作家那儿获得乐趣。就我而言，安东尼与克莱奥帕特拉之间除了金钱关系什么都没有的话，会让我觉得非常难过；而且，要让我相信提比略大帝与乔治五世国王一样，是一位无可指责的君主的话，需要有大量的真凭实据，而不是什么捕风捉影（感谢上帝）。
罗特霍尔茨博士评论那本无辜的传记所用的语言，让人很难不对那个不幸的作者感到同情。他的惜墨如金被标榜为虚假伪善，他的婉转铺陈被斥为满纸谎言，他的缄默之处则被贬为大逆不道。这样极力地吹毛求疵，对作者当然无可厚非，但对儿子则大可不必，否则，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都可以被指控为扭捏作态、巧言令色、装腔作势、矫言伪行和厨艺败坏了。
我个人认为，斯特里克兰牧师为了驳斥人们已经相信的，关于他父母相处“很不愉快”的论述，而声称查尔斯·斯特里克兰曾在一封从巴黎写来的信中描述他太太“是个极好的女人”，这样的做法其实有些草率，因为罗特霍尔茨博士可以刊印出这封信的复本，而信中所指的内容实际上是这样的：“我那该死的妻子。她是个极好的女人，我希望她能下地狱。”所以，这与教堂在鼎盛时期对付那些不受待见的无神论证据的情况还是有所不同的。
罗特霍尔茨博士是查尔斯·斯特里克兰的狂热崇拜者，而且完全不必担心他会给这位画家涂脂抹粉。他有一双锐利的眼睛，能准确无误地从那些看起来纯真无邪的行为中找出卑劣的动机。他既是一位艺术领域的学生，也是一位精神病领域的病理学家，所以任何潜意识都瞒不住他。杜撰神话的人是不能从普通事物中看出更深层意义的，他们看见的往往是一些难以名状之物；而精神病领域的病理学家看见的，则是一些不可言喻之物。你会如痴如醉地看着这位博学的作者孜孜不倦地搜罗出每一个会让他的偶像颜面扫地的细节。每当他可以举出某个残酷或卑劣的事例时，他的心就狂跳不止。每当他可以用某个被遗忘的故事来挫败斯特里克兰牧师的孝心时，他就会喜不自胜，像是一位在对某个隐士执行火刑的审判官。他勤奋得令人吃惊，再微小的细节都无法从他手里逃脱，所以，你可以放心，即便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只留下了一张洗衣店的账单没付，这张单据也会原封不动地呈现在你面前；哪怕他只是不想归还那借来的半克朗
，这笔钱的来龙去脉也不会有任何细节被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