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失望

首席检察官先生不得不提醒陪审团说，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个犯人，虽然年纪轻轻，叛国谋反时却异常老练，为此他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个国家公敌暗通法国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去年前年才开始的事。犯人肯定老早就开始暗通敌国，他常常往返于法英两国之间，干了许多秘密勾当，却不愿意坦白交代。假如叛国事业只有在暗中进行才得以兴旺（好在叛国逆行还不曾猖獗），那么，犯人干过的真正罪恶的勾当，还没有大白于天下。然而，上帝暗中授意一人，让他来识破罪犯的阴谋诡计，这个人心无畏惧，他的所作所为无可指摘，罪犯的可怕行径让他大为震惊，他便向效忠陛下的首席国务卿以及无上尊贵的枢密院揭露了事实真相。这位爱国者将在众人面前做证。他的立场和态度都极其庄严崇高。他和犯人曾经颇有交情，但当他在某个既幸运又不幸的时刻发现了后者的恶行后，便决心不徇私情，大义灭亲，处死叛国贼，为国家圣坛献祭。如果英国像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样，为造福社会者树立雕像，那么这位杰出的公民一定会有一座。但因为英国没有这样的做法，他的雕像可能就没法树立了。在诗人眼里，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颇具感染力（首席检察官先生引用了诸多诗歌选段，满以为陪审团的人对这些段落的一字一句都非常熟悉，随时就能脱口而出；没想到陪审团那些人因为对这些段落一无所知，个个面露愧色），尤其是所谓的“爱国精神”或“爱国心”这种高洁的品德。这位效忠我王（提到吾皇，无论自己多么卑微，仍深感荣幸）的证人，用他无可挑剔的纯洁品性为他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在他无瑕品性的感染下，罪犯的仆人也树立起崇高的使命感，下决心去翻查主人的书桌抽屉和衣服口袋，并把找到的文件暗中藏匿起来。他（首席检察官先生）已经准备好了，要听听人们对这位可敬仆人的轻蔑诋毁；但是，总体来说，他喜欢这位仆人，胜过自己的兄弟姐妹，尊重这位仆人，胜过自己的父亲母亲。他满怀信心地呼吁陪审团成员，希望他们也是如此。两位证人的证词，连同尚待人们挖掘秘密的那些文件，全都表明犯人手里持有国王陛下军队的情报，比如海军和陆军的部署和筹备情况，由此看来，犯人必定时常把此类情报传递给敌国。虽然无法证明这些情报是由犯人亲手书写，但情况没什么两样；而且，事实上，对检方来说，这样更好，因为这恰好证明犯人奸诈狡猾，早有防备。证据表明，早在五年之前，犯人已经投身这项阴险的活动，就在我军和美国人刚刚打响第一场战役的前几周。基于以上种种因素，陪审团，作为效忠陛下的陪审团（他知道他们是这样的），作为负责任的陪审团（他们知道自己是这样的），必须努力证明犯人有罪，把他处死，不管心里愿不愿意。如果不处死他，他们将再也不能安心地将头沾上枕头，连想到他们的妻子脑袋躺在枕头上也会受不了，甚至受不了他们的孩子脑袋躺在枕头上；简而言之，他们和妻儿的脑袋将再也不能放在枕头上睡个安稳觉，除非他们把犯人的脑袋摘掉。最后，首席检察官先生以他能想到的所有名义，请求陪审团履行职责，并庄严郑重地声明，在他眼中，此人已是死尸一具。

首席检察官发言结束后，法庭里响起了嗡嗡的说话声，仿佛有一大团蓝蝇围绕在犯人四周，猜测着他会有怎样的下场。话音消停之后，那位无可挑剔的爱国者站到了证人席上。

接下来，副检察官按照上司的吩咐，核查了这位爱国人士的相关情况：姓名，约翰·巴萨，绅士。他讲述的他这个纯洁灵魂的故事，与刚才首席检察官所说的完全一致，不过，如果非要说这个故事的缺陷，就是太精确了点儿。当他履行完重任，高贵的胸膛终于能停下来喘口气时，他原本打算谦逊地退下，但坐在罗瑞先生不远处、面前放着一堆文件的戴假发的绅士却恳请询问证人一些问题。对面那位戴假发的绅士依旧抬头望着天花板。

他自己当过暗探吗？没有，他鄙视卑劣的秘密勾当。他靠什么维持生计？他的地产。他的地产在何处？他记不清它的准确方位了。它的用途是什么？恕不奉告。是他继承的吗？是的。从何人处继承？远亲。很远？很远。他坐过牢吗？当然没有。连债务拘留所也从未进过？没看出来这问题跟这案子有什么关系。从未进过债务拘留所？——好了，我再问一次。从来没有？进过。进过几次？两三次。不是五六次？有可能。职业是什么？绅士。被人殴打过吗？可能有过。经常？没有。被人揍得滚下楼梯过吗？当然没有。有一次我在楼梯顶上被打，自己摔下来了。那一次是因为掷骰子作弊被打的吗？是那个醉酒的骗子这么说的，当时就是他打了我，但这不是真的。发誓不是真的？绝对。靠赌博作弊为生吗？从来没有。靠赌博为生吗？肯定没比其他绅士赌得多。曾向犯人借过钱吗？借过。还钱了吗？没有。难道和犯人的这种亲密关系——其实也谈不上多么深厚，不是在马车、旅店和邮船上硬巴结上的？不是。他确实看到犯人手上有那些军队情报？确实。关于情报单，不知道什么别的了？不知道。比如说，单子是他自己弄到手的？不是。提供这份证词有所图谋吗？没有。不是政府花钱雇他来栽赃陷害的吗？天啊，当然不是。或者雇他另有目的？天啊，当然没有。敢发誓吗？敢一遍遍地发誓。没有其他企图，只是纯粹出于爱国心？绝无其他企图。

那位品德高尚的仆人罗杰·克莱，在描述案子的过程中，也不停地发着誓。忠厚老实的他已为犯人效劳了四年。当年在加来邮船上，他询问犯人是否需要一名能干的仆人，后者便雇用了他。他从来没有要求犯人像做慈善那样雇佣他——从来没这么想过。不久以后，他就开始怀疑犯人，并密切监视他。在出门旅行为犯人整理衣服的时候，他一次又一次地在他衣服口袋里发现了类似的情报单。他从犯人的书桌抽屉里拿到了这些单子，它们最初不是放在抽屉里的。有一次他看到犯人向加来的法国绅士出示他之前见过的情报单，后来又把类似的清单拿到加来和布伦，给一些法国人看。他热爱自己的祖国，无法容忍这种大逆不道的叛国举动，因此才向法庭举证。说到他自己，从来没人怀疑他偷过银制茶壶；有人曾诬陷他偷了一个银制芥末瓶，结果那只不过是个镀银的瓶子。他跟前一位证人认识了七八年，这不过是巧合。他不觉得这是非常奇怪的巧合，而绝大部分巧合都是稀奇古怪的。他不觉得这巧合有多奇怪，因为真挚的爱国心也是他唯一的动机。他是个真正的英国人，他希望多数人都能像他这样。

那群蓝蝇又开始嗡嗡乱叫，这时，首席检察官先生向贾维斯·罗瑞先生发问：“贾维斯·罗瑞先生，你是泰尔森银行的职员吗？”

“我是。”

“一七七五年十一月的某个礼拜五晚上，由于公务需要，你乘坐了往返伦敦和多佛的邮车，是吗？”

“是的。”

“邮车上还有其他乘客吗？”

“有两位。”

“他们是在晚上半路下了车吗？”

“是的。”

“罗瑞先生，请看那个犯人。他是那两名乘客当中的一个吗？”

“我不敢保证他就是。”

“他长得像两人当中的哪一个吗？”

“他们都裹得严严实实的，天那么黑，我们又都非常拘谨，所以就连这点我也不敢保证。”

“罗瑞先生，再看一眼犯人。假设他像那两个乘客裹成那样，就块头和身形来说，有没有什么能证明他完全不可能是他们两个中的一个？”

“没有。”

“罗瑞先生，你能发誓说他不是两人中的一个吗？”

“不能。”

“所以至少你觉得他可能是两人中的一个？”

“是的。不过，我记得他们也像我一样胆小，害怕碰到拦路强盗，这个犯人看起来并不胆小。”

“罗瑞先生，你见过假装胆小的人吗？”

“我当然见过。”

“罗瑞先生，再看看犯人。你之前，有没有在哪里见过他？”

“有。”

“什么时候？”

“几天以后，我从法国出发回来，到加来的时候，犯人上了我乘坐的那艘邮船，我们便一同旅行。”

“他几点上的船？”

“午夜十二点出头。”

“正是深更半夜。在这么不合适的时间，只有他一个人上船吗？”

“他碰巧是唯一一个乘客。”

“罗瑞先生，别管是不是‘碰巧’。他是深更半夜登船的唯一乘客吗？”

“是的。”

“罗瑞先生，你是独自出行，还是有同伴相随？”

“有两位同伴，一位绅士和一位女士。他们就在这里。”

“他们就在这里。你当时和犯人交谈过吗？”

“几乎没有。那天狂风暴雨，航程又漫长颠簸，所以从上船到下船，我几乎都躺在沙发上。”

“马内特小姐！”

之前所有人都曾注视过那位小姐，现在她从座位上站起来，人们再次把目光转到她身上。她的父亲和她一起站了起来，好让她的手能继续抓着他的胳膊。

“马内特小姐，请看一下这个犯人。”

对被告来说，让他面对这样一位心怀怜悯、满目真诚、年轻美丽的小姐，比面对其他观众要难受得多。此时此刻站在死亡边缘，并非所有好奇旁观的眼神，而是与他相视而立的这位女子，给了他保持镇定的勇气。他匆忙地用右手把草药拨到面前，摆成想象中的花圃的模样。他极力控制和稳住自己的呼吸，这令他嘴唇颤抖，失去血色，因为血液都快速流向了心脏。大苍蝇们的嗡嗡声再次响起。

“马内特小姐，你之前见过犯人吗？”

“见过，先生。”

“在哪里？”

“就像刚才所说的在邮船上，先生，就是那时候。”

“你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位年轻女士吗？”

“哦，太不幸了，我就是！”

小姐哀伤的语调突然被法官并不悦耳的嗓音盖过，后者严厉地说了一句：“问你什么就回答什么，不要发表任何评论。”

“马内特小姐，在穿越英吉利海峡的航程中，你和犯人有过任何交谈吗？”

“有，先生。”

“回忆一下。”

四周一片寂静，这时她小声地说道：

“这位先生上船的时候……”

“你指的是犯人？”法官皱着眉头问道。

“是的，大人。”

“说犯人就好。”

“当犯人上船的时候，他发现我的父亲——”小姐扭头看着站在身旁的父亲，眼神里充满了爱意，“疲惫不堪，健康状况也很糟糕。父亲身体很不舒服，我不敢带他出去吹风，就在船舱台阶附近的甲板上铺了个床位，我坐在甲板上，在旁边照顾他。那天晚上没有其他乘客，只有我们四个。犯人非常友善，他谦逊礼貌地建议我如何带父亲避开风雨，他的办法比我的更好。但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船只离开港口后要如何判断风向。他帮了我的忙。面对我父亲的状况，他表现得非常友善和热心，我相信父亲也感受到了。这就是我们开始交谈的缘由。”

“稍微打断你一下。他是独自上船的吗？”

“不是。”

“跟他一起的有几个人？”

“两个法国人。”

“他们是否交谈过？”

“他们一直谈到要开船，那两个法国人要坐上自己小船的时候。”

“他们之间有没有相互传阅什么文件，就像这些单子？”

“他们之间相互传阅了几份文件，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文件。”

“像这个形状，这么大小？”

“有可能，但我真的不知道，虽然他们站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小声说话，可他们站在船舱台阶顶上，那里挂着一盏灯，但灯光很昏暗，他们讲话又很小声，我根本听不到他们在讲什么，只看到他们在看一些文件。”

“现在，说说你与犯人的谈话内容，马内特小姐。”

“犯人非常坦诚，他跟我说了他的秘密……他也非常善良，好心，帮助了我的父亲，在我那么无助的时候。我希望，”她突然哭起来，“今天我不要反倒害了他。”

蓝蝇们又开始嗡嗡叫。

“马内特小姐，提供证据是你的义务——你必须提供证据——你也无法逃避作证，即使你心里极不情愿，如果犯人无法很好地理解，那他就是在场的人当中唯一一个不能明白这件事的。请继续。”

“他告诉我他是因事出差，要办一件棘手的事，因为这件事可能给别人带来麻烦，所以他出差时用的是假名。他说为了办这件事，他得花几天时间去法国，可能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还得时不时在法国和英国两边来回跑。”

“他说过关于美国的事吗，马内特小姐？说得具体些。”

“他努力跟我解释两边的争端是如何产生的，他说过，就他当时的判断，他认为英国这边做了错事和傻事。他又开玩笑似的说道，乔治·华盛顿有可能成为历史上同乔治三世一样伟大的名字。但是他这么说并没有恶意，他是笑着说的，为了打发时间罢了。”

观看一场引起人们极大兴趣、受到众多关注的好戏时，观众总会不自觉地模仿主角脸上极其生动的表情。在她做证时，在她暂停下来让法官做笔录的间歇，观察原被告律师听到证词的反应时，她眉头紧锁，流露出痛苦的焦虑和急切。法庭各个角落的观众同样也是这副表情，众多眉头紧锁的额头就像反映证人神情的镜像。法官做好笔录抬起头时，这一大批乔治·华盛顿的拥护者看得他满眼怒火。

这时首席检察官先生向法官大人表示，为谨慎起见，按法庭程序，他认为有必要传小姐的父亲马内特医生上前。证人随即被传唤过来。

“马内特医生，看着这个犯人。你之前见过他吗？”

“见过一次。那次他到我伦敦的住处拜访我。大概是三年或三年半以前。”

“你能认出他是在邮船上与你同行的乘客吗，或者你是否参与过他与令爱的谈话？”

“先生，我全都想不起来。”

“你两样都想不起来，有任何特殊的具体原因吗？”

他声音低沉地回答道：“有。”

“是因为你在你的祖国，曾经不幸地未经审讯，甚至未受指控，就遭受了长期监禁吗？”

他用触动所有人内心的声音回答道：“漫长的监禁。”

“刚才问到的那个时候是你刚被释放的时候吗？”

“他们跟我说是的。”

“你对当时的事毫无印象？”

“毫无印象。我的头脑一片空白，从某个时候开始——就连那是什么时候，我也说不出来——我在监狱里忙着做鞋子，后来我发现自己住到了伦敦，和我亲爱的女儿在一起。仁慈的上帝让我的能力慢慢恢复，我对女儿也越来越熟悉；但是，我甚至说不出自己是怎么对她越来越熟悉的。我对这个过程没有一点儿印象。”

首席检察官先生坐下了，父女俩也坐了下来。

此时这个案子出现了非常奇怪的情况。现有证据表明，五年前十一月的某个礼拜五晚上，犯人和某个尚未查明身份的犯罪同伙一起坐上了前往多佛的邮车，却在大晚上随便找了个地方下车，又没有待在那里，而是往回走了十多英里 ，到一个部队驻地兼造船厂里搜集情报。法庭传来证人，指认犯人准时准点到达了部队驻地兼造船厂所在的小镇，在那里某家酒店的咖啡厅里等待另一个人。犯人的辩护律师把证人盘问了一番，没问出什么结果，只知道他没有在别的场合见过犯人。这时，一直望着天花板的戴假发的绅士在小纸条上写了一两个词，捏扁后扔给了那位律师。律师停下来打开纸条，然后一脸好奇地注视着犯人。

“你再说一遍，你肯定看到的是这个犯人？”

证人非常确定。

“你见过跟犯人长得很像的人吗？”

证人说，他没见过像得会让他认错的人。

“好好看看那边那位先生，我那位博学的朋友，”律师指着朝他扔纸条的人，“然后再好好看看犯人。你要怎么说？他俩不是长得非常像吗？”

虽说“我这位博学的朋友”看上去随意邋遢，甚至有些放荡不羁，但他的确和犯人长得很像。两人被放在一起比较时，他们的相似度震惊了证人和在场每一个人。人们恳请法官大人命令“我的博学友人”摘掉假发，大人不情愿地答应了，如此一来，两个人更像了。法官大人询问斯特莱福先生（犯人的律师）：你们是赞成把卡顿先生（那位“博学友人”的名字）按叛国罪处死吗？斯特莱福先生却回答法官大人说不是，但他想请证人回答他：发生过一次的事有没有可能发生第二次；如果他能早点儿发现自己过于鲁莽，早点儿发现两人的相似之处，他是否还会如此自信满满；云云。这样一来结果便是，证人的证词像陶器一样被摔了个粉碎，他对于这桩案子变得毫无价值可言。

克朗彻先生一面听着证人做证，一面啃着手指头上的铁锈，这会儿他已经饱餐了一顿。当斯特莱福先生尝试将这个案子，像套一身紧身的衣服那样套在陪审团身上时，他仔细聆听着。斯特莱福向陪审团成员表明：所谓的爱国人士巴萨，其实是个受雇于人的暗探、卖国贼、手上沾满鲜血的无耻之徒，他称得上是人世间自可恨的犹大以来的头一号恶棍，他也确实长得跟犹大很像。而所谓的“品德高尚的仆人”克莱，其实是巴萨的朋友和伙伴，他也确实是个尽力配合的好搭档。这两个做了假证还违心发誓的人，他们警惕的目光早就盯住本案被告，早就想加害于他了。后者本是法国人，由于家中事务，他之前常得穿越英吉利海峡，往返法英两国之间，为了保护他所爱的关系亲近的人们，甚至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他绝不能透露这些事务到底是什么。那位年轻小姐的证词被歪曲了（他们已经看到她因必须出庭做证而痛苦万分），她说的不算什么，不过就是年轻绅士邂逅年轻淑女时都会心无城府地展现出的风度与付出的善意——除了她提到犯人说的乔治·华盛顿，而那句话太夸张，只能被看作是个荒唐的玩笑。如果不惜试图利用最低下的民族反感和恐惧情绪来博取声望，那将成为政府的弱点，会导致政府崩溃，但首席检察官却在这方面大做文章；然而，这样做是毫无结果的，只不过是让那些丑恶卑劣的证词大大损害了这样的案子罢了，而这个国家的国家审判里常常发生这种事情。说到这里，法官大人打断了他（神情异常严肃，好像这都不是实情），他说他已经坐不住了，他再也无法忍受这些言语。

接着，斯特莱福先生传唤了他的几位证人，可首席检察官先生开始反驳他，克朗彻先生只好再等他说完。检察官先生把斯特莱福先生试图套在陪审团身上的紧身衣全都翻了个面儿：他说巴萨和克莱比斯特莱福说的要好上千百倍，犯人却比他说的还坏千百倍。最后，法官阁下亲自出马，把斯特莱福先生的那套陈述从里翻到外，又从外翻到里，但不管怎样，都坚决要裁出一套寿衣，套到犯人身上。

这时，陪审团陷入了沉思，大苍蝇们再次蜂拥到一起。

哪怕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一直坐着看法庭天花板的卡顿先生依然没有改变他的姿势和态度。而他那位博学的友人斯特莱福先生一会儿整理面前的文件，一会儿和旁边的人交头接耳，还不时紧张地看一眼陪审团。观众们要么稍微调整位置，要么换到老远的地方，所有人都一群一伙地聚在一起。就连法官自己也从座位上站起来，在附近来回踱步。留意到这一幕的观众们，在心里怀疑他是不是染上了热病。卡顿先生向后靠在椅背上，袍子破破烂烂，只穿好了一半，假发戴得乱七八糟，好像脱下之后又随便往头上一放。他的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盯着天花板，就好像已经盯了一整天。他这副特别无所谓的态度，不仅让他看上去邋邋遢遢，更严重削弱了他和犯人的相似度（刚才有一会儿他倒是很热心，两人站在一起比较时，显得更像了）。许多看客这时注意到了他，交头接耳说，他们怎么会觉得这两个人长得像呢。克朗彻先生观察之后对旁边的人说道：“我拿半个几尼打赌，他肯定找不到律师的活儿干了。看着就不像找得到的人嘛，对吧？”

不过，这个卡顿先生看似漫不经心，实则也在关注审判现场的种种细节。这会儿，当马内特小姐的头突然倒在父亲胸口上，他第一个发现并大声说出来：“长官！注意那位小姐，帮那位先生扶她出去。您没看到她快晕倒了吗？”

小姐被扶出去时，人们都投来怜悯的目光，他们对她父亲也深表同情。很显然，回想自己坐牢的日子让他心里非常难受。他被问询时表现出强烈的抵触情绪，自那以后，让他显得苍老的沉思的神情就一直笼罩在他脸上，仿佛一朵凝重的乌云。他出去之后，刚刚转过身稍事休息的陪审团便请他们的主席代表发言。

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他们希望能退场休息。法官大人（脑子里可能还在想着乔治·华盛顿的事）听到他们意见尚未达成一致，有些惊讶，但他同意让他们在监督和看护下暂行离场，也很高兴自己能稍事休息。审判已经持续了一整天，法庭里这时也点起灯来。传说陪审团要好一会儿才回来。观众们为养足精神，打起盹来，犯人也退到被告席后面，坐了下来。

小姐和她父亲出去时，罗瑞先生也跟着出去了。这时他又回到屋里，向看上去兴致不高的杰瑞招手示意，后者离他很近。

“杰瑞，你要想出去吃点儿东西，可以去吃。但是，要待在附近。你等下肯定会听到陪审团什么时候进来，千万别比他们慢了，因为我要你把判决书带回银行。你是我认识的动作最快的送信人，走回伦敦城门你肯定比我快多了。”

杰瑞额头不大，不过好歹够他用指关节敲敲来表达敬意。他为这次差事和一先令的报酬敲了敲额头感谢罗瑞先生。这时卡顿先生走过来，碰了下罗瑞先生的胳膊：

“那位小姐怎么样了？”

“她非常难过，不过她父亲在安慰她，出了法庭她感觉好多了。”

“我会告诉犯人的。像你这样受人尊敬的银行人士，在公众场合被看到和犯人交谈不太好，你懂的。”

罗瑞先生满脸通红，仿佛知道自己脑子里其实在反驳这一说法，这时卡顿先生已经朝被告席走去。出法庭的路在那个方向。杰瑞跟在他后边，他瞪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专注得连头发都再次翘起来了。

“达尔奈先生！”

犯人赶紧走到了被告席前面。

“你一定很想知道证人马内特小姐的消息。她会好起来的。你已经看到了她最不安的样子。”

“我感到非常抱歉，这都是因我而起。你能帮我向她转达我最诚挚的谢意吗？”

“好的，我可以。你如果这么要求，我会照办。”

卡顿先生的态度十分漫不经心，几乎称得上傲慢。他站在那儿，侧对着犯人，手肘靠在前面的木板上。

“我请求你这么做。请接受我诚挚的谢意。”

卡顿依然侧对着他，说道：“达尔奈先生，你估计会是什么结果？”

“最坏的结果。”

“这么估计是最明智的，也是最有可能的。但我认为他们退庭对你有利。”

法庭的过道上不允许多逗留，杰瑞一路晃悠着走出了法庭，也听不到两人的对话了。他留下两人，外貌那样相像、性情却那样不同的两人站在一起，头顶的镜子映出了两人的影像。

在楼下挤满小偷流氓的过道里待着，即使吃了羊肉馅饼、喝了啤酒，一个半小时也很难熬。点心吃完以后，声音嘶哑的送信人坐在一个不舒服的位置上，不知不觉打起了盹，直到响亮的说话声把他吵醒。一大群人正沿着通往法庭的楼梯迅速往上爬，杰瑞跟着人群一起上去了。

“杰瑞！杰瑞！”当他快到门边时，罗瑞先生已经在那里等候。

“这儿，先生！再回来一趟真费劲。我在这儿呢，先生！”

罗瑞先生在人群中递给他一张纸：“快点儿！拿到了吗？”

“拿到了，先生！”

纸上是草草写下的一个词：“无罪释放。”

“如果你写的还是‘起死回生’这条信息，”杰瑞一边转身，一边自言自语，“这次我就知道你是啥意思了。”

离开老贝利之前，他根本没有机会多说几句，或者思考其他的，因为人们一涌而出，猛烈的推挤都快把他的双腿给卸了。巨大的嗡嗡声向街道涌去，仿佛这群没有得逞的大蓝蝇又四下分散，寻找新的腐尸去了。 kQlGPBWu26MCo/9lpDhzu4IKK5DcdNMAqd+r2Slq0yynu4dag8D3gZWJLdyi7h8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