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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牧者应当预测国家未来的暴风骤雨。这种风雨一般在诸事不分高下、势均力敌之时最猛；自然风暴在春分、秋分之际最猛，风暴来临时总是空谷起阵风，海底涌暗潮，同样，国家也有类似现象。
太阳也常常警告我们：动荡近在眼前，
阴谋和暗算随时会出现。
对国家明目张胆大肆攻击，谣言四起，人们信以为真，这就是乱世的征兆。维吉尔在叙述谣言女神的家世时说她是巨人的妹妹：
地母因为恼恨天神，
最后让她出生，
就是巨人科乌斯和凯恩拉都斯的妹妹。
谣言好像是过去叛乱的遗物，其实它倒是未来叛乱的前奏。然而维吉尔所言极是，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区别甚微，就像兄妹之间、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尤其当国家最值得称道、最应深得民心的英明举措遭到恶意中伤时，更显得二者的区别不大，因为这就表明嫉妒极大，正如塔西佗所言：“一旦煽起公愤，他的举措无论好坏都要受到攻击。”
但这并不是说，因为谣言是动乱的征兆，所以制止动乱的灵丹妙方就是应当对谣言严封死堵。其实，对谣言置若罔闻往往能最有效地制止。千方百计封杀追查只会使人们心头的疑云长聚不散。
还有，对塔西佗所说的那种服从也要当心：“他们领饷当兵，但对长官的命令仍然乐于议论，懒于服从。”
对命令和指示争论不休，推三阻四，吹毛求疵，就是一种不服管束的行为和拒绝服从的尝试。如果在争论中赞成指示的人说话小心谨慎，反对指示的人出言大胆放肆，情况尤其如此。
再说，马基雅维利的看法很有道理，君王本应是全民的父母，如果他们自成一党，偏向一方，那就像一条一侧过重而翻了的船。这种现象在法王亨利三世时代看得非常清楚。他先加入神圣同盟要消灭新教徒，过了不久，这个同盟却反过来把矛头对向他自己。因为当王权被作为达到一个目的的帮手，而且出现比王权的纲维结扎得更加紧密的纲维时，君王就开始大权旁落了。
还有，明争暗斗、结帮拉派明目张胆地进行时，那就是政府威信扫地的征兆。因为一个政府里要员的运动应当像“初始动力”
作用下的行星的运动。按照老派说法，每一个行星在最高动力的支配下迅速运转，而又在轻轻地进行着自转。因此，当大人物自转过猛，如塔西佗所说，“放肆得目无主公”
的情况下，那就是众星越轨的表示。尊崇是上帝授予君王的，所以他威胁着要予以解除，说：“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
因此，如果政府的四大支柱（宗教、司法、议会、财政）中的任何一个彻底动摇或严重削弱，人们就只好祈求天公作美了。不过我们暂且搁下关于预兆的这一部分（随后可能还有说明），先说叛乱的因素，再谈叛乱的动机，最后讲根治叛乱的要方。
谈及叛乱的因素，这是一个要仔细考虑的问题。因为防止叛乱的最妥善的办法（如果时势允许的话）就是釜底抽薪。如果柴薪现成，那就很难说什么时候会冒出一粒火星燃起一场大火。叛乱的要素有二：一是贫困盛行；二是怨气冲天。有多少人破产，就有多少人支持动乱，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卢坎对内战前的罗马有过精辟的论述：
从此产生了狼吞虎咽的高利贷和驴打滚般的利润，
从此产生了信誉的动摇和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
这种“对许多人有利的战争”是一个准确无误的信号，表明一个国家将出现叛乱和骚动。如果殷实人家的这种穷困和破落与普通民众的啼饥号寒合为一体，那就要大祸临头了，因为肚子作乱是最难平息的。至于怨气，它在政体里就像人体里的体液，是容易蓄烧发火的。君王千万不可以这些怨气的正当与否来衡量它们的危险程度，因为这样就把民众想象得太理智了，其实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利益一脚踢开；也不可用他们叛乱引起的痛苦大小来衡量，因为在恐惧大于感情时的怨气是最危险的。“痛苦有限，恐惧无边。”
况且遇到高压，激发耐心的东西同样也能抵消勇气。然而，遇到恐惧，情况则不然。任何君王、任何国家也不可因怨气已司空见惯、日久天长，但未造成危险而掉以轻心。固然并非每一股雾气都能酿成暴风雨，可是尽管暴风雨大多一阵子就风流云散，但终究会倾盆而下的。西班牙谚语说得好：“绳子终究要被无力的拉扯弄断。”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如下：宗教改革、苛捐杂税、法律更改、习俗移易、特权破除、压迫普遍、小人得势、异族入侵、饥荒频仍、散兵行害、派系斗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境地，还有其他形形色色激怒民众，使他们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现象。
至于根治的方法，有些一般性的预防措施我们倒愿意谈谈。对症下药是根本的一条，所以只能就事论事，不可一概而论。
第一个根治或防止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排除我们前面说过的叛乱的根由，即国内的贫困。为此就必须维护贸易的开放与平衡，重视工业；消除游手好闲，推行节约法令，抑制铺张浪费，改良耕地；调整物价，减轻税负，等等。总而言之，要有先见之明：一个国家的人口（尤其在没有战争杀戮的情况下）不能超过该国供养人口的出产，而且人口不应当仅按数目来计算，因为人数虽少，但如果花销多、收入少，则要比人数多但生活水平低、收入多的人更容易把国家挖空。所以贵族显达的人数剧增，超过平民百姓的增长比例，就会加速国家的贫困。僧侣人数膨胀也会造成同样的恶果，因为他们都不增加出产。如果读书人多而职位少，也会出现类似局面。
同样应当记住的是，由于任何国家增加财富都必须依赖外国人（因为任何东西有得必有失），所以一个国家只有三样东西可向他国出售：天然产物、工业制品、运输。所以，如果这三个轮子都能转动，财富就像一江春水滚滚而来。还往往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劳动比产品更宝贵”，即工作和运输比原材料更宝贵，更能使一个国家致富，荷兰人就是明显的例子，因为他们有着世界上最好的地上矿藏
。
最为重要的是要推行良好的政策，以保证国家的钱财不要聚敛在少数人手里。否则，即便国家财力雄厚，国民仍然会食不果腹。金钱犹如粪肥，撒不开就没有功效。要做到这一点，主要靠查禁或者至少严管狼吞虎咽式的暴利贸易和垄断经营的大牧场之类。
至于消除不满情绪，或者至少消除不满情绪中的危险成分，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两种臣民，即贵族与平民，若其中之一表示不满，危险倒不是很大。因为平民百姓若没有上层贵族的挑唆，便迟迟无所行动；而广大群众没有自觉、自愿蓄势待发的行动，上层贵族则势单力薄；而上层贵族等到下层民众兴风作浪，他们随即表态响应，那才是真正的危险。诗人们编造说，众神本来要把朱庇特绑起来，可是朱庇特听见了风声，他听了帕拉斯的建议，召唤百手巨人布里阿柔斯前来保驾。这无疑是一则寓言，说明国君要确保民意支持才能长治久安。
给民众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悲愤不满（只要这种发泄不要太肆无忌惮就行），这不失为一种万全之策。因为将苦水憋回肚里，把脓血堵进体内，就有生恶性溃疡和毒性脓疮的危险。
遇到不满的时候，厄庇墨透斯的作用倒很适合普罗米修斯，因为再没有预防不满的更好的办法了。当痛苦和灾祸飞出来时，厄庇墨透斯终于合上了匣盖，把“希望”留在匣底
。毫无疑问，精心培育希望，将人们从希望引向希望是解不满之毒的灵丹妙药。当一个政府无力以有求必应的举措赢得民心时，如果尚能用希望将其笼络，而且处理事务时不至于显出邪恶当道、不可收拾的态势，而是还有解决的希望，那么这个政府仍不失为一个英明的政府。这一点不难办到，因为无论个人或党派都喜欢自我奉承，或者至少喜欢口是心非，巧言令色。
还有，防患于未然，切忌出现使不满之徒可能趋之若鹜、并能聚众领军的合适的头目，这一点尽管人所共知，但仍不失为一种高明的警戒之策。按我的理解，合适的头目即为一种大名鼎鼎的人物，为不满之徒众望所归，众目所仰，而且据认在自身利益上也心怀不满。这种人要么将其招安，归顺国家，而且手段要真诚可靠；要么让他跟同党中的反对派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一般来说，分化瓦解各个不利于国家的党派组织，使他们彼此疏远，或者至少相互猜忌，也不算一种下策。因为要是拥护国策者分崩离析，而反对者却团结一心，那就成了一种令人绝望的局面。
我注意到：某些君王出言尖刻，结果点燃了叛乱之火。恺撒说：“苏拉
不通文采，所以不懂独裁。”
此话等于引火烧身，祸害无穷，因为人们原本对他抱有希望——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会放弃独裁，而这番话使大家彻底绝望。加尔巴说：“他的习惯是征兵，而不是买兵。”这句话招来了杀身之祸，因为他使士兵断绝了获得犒赏的希望。普罗布斯
也因出言不慎而丧命，他说：“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再需要士兵。”因为此话使士兵极其绝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所以君王遇到棘手的问题和危急的时刻，必须出言谨慎，尤其是一些简言短语，词锋犀利，像投枪匕首一样飞出去，被认为出自肺腑；至于长篇大论，则显得枯燥无味，倒不甚引人注意。
最后，君王为了预防不测，身旁不能没有一名或多名猛将，以便将叛乱平息在萌芽时期。因为没有这种人，动乱一起，满朝惊惶，国家就陷入塔西佗所说的危险境地：“人们的心态则是：此种伤天害理之恶行，敢为者寡，想为者众，容忍者悉数也。”
然而此类将军必须忠实可靠，德高望重，绝不可是结帮拉派、哗众取宠之辈，而且能跟国内其他要员步调一致；如其不然，药则猛于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