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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老兄，焉可忽乎哉？足以引起傻瓜的敬重，孩童的惊诧，阔佬的嫉妒，贤哲的轻蔑。
——巴纳夫
杜河之上，大约百步之高，沿山坡有一条公共散步道。道旁修一条长长的挡墙，实属必要；这对沽名钓誉的地方长官特·瑞那先生来说，真是万幸之事！山川形胜，此处成了法兰西最美的景点之一。但是每当春上，雨水刨出条条沟壑，路面给冲得坑坑洼洼，简直无法通行。人人都感不便，倒成全了特·瑞那先生：修筑一堵六米高、六七十米长的挡墙，他的德政自可流芳百世。
为这堵挡墙，特·瑞那先生御驾亲征，三赴巴黎。因为，此前一任的内务部长公开表示，他死也要抵制维璃叶造这条步行道。如今，路墙已砌得有一米多高了，而且，好像为了气气所有的前任和现任部长，此刻正用大块石板在装贴墙面。
有多少次，前胸靠着青灰色的累累巨石，心里犹念昨宵抛别的巴黎舞场，一面纵目四望，俯瞰这片杜河流域。在那一方，在河左岸，有五六重曲折的岩壑，巉岩间依稀能望见无数细小的溪流。这些小溪，遇到多处落差，便像瀑布似的飞泻而下，汇于杜河。山里的阳光，十分酷热。烈日当空的时候，游人坐在这平台上寂然凝想，梧叶桐影便足可荫蔽他的清梦。这些梧桐长势很快，绿得发蓝的浓荫，是市长派人在长长的路墙后面运泥壅土的结果，因为不顾市议会的反对，他径自把散步道拓宽了两米（虽然他是保王党，我是自由党，这件事还得称赞于他）。无怪乎维璃叶丐民收容所走运的所长——瓦勒诺先生，跟市长所见略同，都认为这片平台，堪与巴黎近郊的圣日耳曼-盎蓝长道（ terrasse de Saint-Germain-en-Laye ）相媲美。
至于我，对这条“信义大道”，只有一点责难，尽管有十七八块大理石上镌刻着路名，而这些路牌，又为特·瑞那先生赢得了一枚勋章；我所要指责于当局者，是路政上的蛮横做法：替壮健的梧桐修枝打杈，甚至削去冠梢。梧桐本应长得亭亭如盖，像在英国看到的那样；现在却给修剪得低低的、圆圆的、平平的，跟菜园里的大路菜一个模样。但是，市长大人的意志违逆不得；凡市府辖区内的树木，一年两次，必遭无情的剪削。当地的自由党人断言，也许是言过其实，说自从助理司铎马仕龙做下规矩，剪枝所得，归他所有，一班替公家干活的园林工人，下手就更狠了。
这位年轻司铎，是省城贝藏松前几年派来的，用以监视谢朗神甫和附近几位本堂神甫。有一位已故的老军医，他曾参加过征意战争，退伍后退隐维璃叶——照市长的说法，此人生前既是雅各宾党，又是拿破仑派。某天，竟敢当面对着市长，抱怨说不该定期刈夷嘉木。
“我喜欢树荫，”特·瑞那先生答复的口气，高傲得适可而止，因为对方是得过荣誉勋章的外科大夫，“我喜欢树荫，我的树只有这样修剪，才能树茂荫浓。我想不出，一棵树除非像胡桃树那样有用，倘不能提供收益，种来何用？”
在维璃叶，“提供收益”是权衡一切的金科玉律。这四个字，概括了大多数居民的习惯想法。
“提供收益”，在这座风光绝胜的小城，成为决定一切的理由。外地人来到这里，进入凉爽而深秀的山谷，醉心于林壑之美时，首先会想到，当地居民对美一定特别敏于感受。其实，家乡风物之美，他们固然谈得不少，不能说不受重视，但那是因为能招揽游人，游人花钱能喂肥客店老板，客店老板则通过纳税，给小城提供收益。
这天，秋日晴朗，特·瑞那先生由妻子挽着，沿着信义大道闲步走去。特·瑞那夫人一边倾听丈夫语调庄重的谈话，两眼却盯着三个孩子的一举一动，不无担心。大儿子约莫有十一岁，常常跑到路墙那边，样子像要爬上去。只听得娇音嫩语的一声喊“阿道尔夫”，孩子才放弃胆大妄为的打算。特·瑞那夫人，看上去是位年三十许的少妇，依旧相当娟秀。
“他说不定会后悔的，这位神气活现的巴黎人物。”特·瑞那先生气呼呼地说，脸色显得比平时苍白，“要知道我在宫里也不是没有三朋四友……”
关于内地生活，不才尽管可以写上二百页，想区区还不至于那么蛮不讲理，忍心让读者诸公受罪，领教一番内地人极其啰唆而又老于世故的谈话。
这位令维璃叶市长头痛的巴黎人物，不是别人，正是阿拜尔先生。两天前，居然给他动出脑筋，不仅进入监狱和丐民收容所，而且还参观了市长等社会贤达开办的赈济医院。
“不过，”特·瑞那夫人怯生生地说，“既然你们办慈善事业，清正廉明，那位巴黎先生能找什么碴儿呢？”
“他是专门来散布流言的，然后再写成文章，登在自由党的报纸上。”
“那种报纸，你不是从来都不看的吗？”
“但是那些雅各宾派的大作，老有人在提起，分散我们精力，妨碍我们去做好事。至于那个本堂神甫，我是一辈子也饶不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