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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的改革都相似，成功的改革也都相似，中国的历史上经历过多次的改革。失败的改革，相似在什么地方？王莽、王安石、光绪帝的改革，目标都是追求现有体制效率的提高，而不能突破陈旧的制度的束缚，因此这三位在历史上的改革，充其量只能叫作改善，或者叫作改良，而并不是改革。
——许小年
许小年先生曾发表文章《中国历代变法为何只有商鞅和邓小平成功了》。这么说大致不错。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个典型的改革成功案例：一是秦朝的封建制改革，二是邓小平的市场化改革。
这两次改革两刀下去，把中国历史切分成三段：一是战国之前的贵族井田阶段；二是从秦到清的封建阶段，封建经济、意识形态从成型、发展到溃败的阶段；三是从1978年以后的市场化阶段。
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和平阶段进行、从轻商到重商的市场化改革，现在仍处于市场化改革这一阶段的深化过程中。商鞅的土地改革如此重要，奠定了中国数千年的土地制度基础，开阡陌，废井田，制辕田，允许土地私有及买卖，这一土地制度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全面废除。换言之，土地承包制早就有了。
我们可以批判商鞅愚民、残酷，但没有商鞅就没有后世2000多年的土地制度。有意思的是，1978年的市场化改革也以土地改革开始，联产承包责任制跟商鞅改革有相似之处。
相隔2300多年的两场改革，土地都是抓手。但两者有本质不同，关键在于商鞅改革轻商，抑制人的能力，把人当作产粮、打仗的机器。而从小岗村开始的改革，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和平年代把市场经济作为社会发展基础的改革。
这并不奇怪，由于1978年改革取得极大的成功，2006年1月1日取消了延续2000多年的农业税。原因不难理解，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统治基础不再是农民，政府其他税收足以弥补农业税的不足。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农业社会正在发生蜕变。
王安石、张居正的变法不可能取得成功，时代不允许，他们都是封建社会中难得的能吏，却不可能脱离时代存在。
虽然宋朝是中国难得的商业繁盛时代，但经济基础仍在农村，强敌环伺，缺乏商业文明条件。王安石的改革完全依赖于官员的能力与道德“洁癖”，这难以持久，任何一项朝廷介入经济的改革，都可能异化为官员贪腐的借口。这也是王安石在地方上变法能够收效，而推广到全国却成为一场灾难的根本原因，没有制度能够保障所有官员都有王安石这样的道德“洁癖”。
张居正改革同样如此，明朝中后期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链条中的重要一环，长三角成为重要的丝绸棉布出口地，但税收结构、政府结构，决定了明朝仍然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明朝初年就开始海禁，政府从来没有把商业当作经济的重要部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商业文明的标志。
张居正的土地改革不可能改变经济基础，更无法扭转爱打官员屁股的明朝文化，土地、贪腐等一系列问题从未消失。张居正一死，所有改革举措“打了水漂”，这只比王安石改革好一点，王安石在世时，改革就已被废止。
从秦朝到清朝，无论经济还是政治，中国不可能出现类似于1978年的改革。晚清重商重科技，但战争与贫困使得东亚最大的城市上海，最终淹没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商业被摧毁。
说得残酷一点，中国封建时代的盛世都出现在朝代更替、大规模的杀戮之后，这些盛世本质上是相同的，靠战争消灭了大部分人口，解决土地兼并难题。朝代之初，君主轻徭薄赋、腐败相对不严重，以人口增长、小农温饱为特征的盛世诞生的概率就比较高。
现在，中国处于什么样的改革时期？
从1978年中国市场化改革以来，近几年我国进入了法治市场阶段，市场化必须向另一个方向转变。
我们不得不转，优势资源消耗殆尽，自然人文环境恶化，投资回报率下降到临界点。根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白重恩教授的研究，调整价格之后的税后投资回报率，2012年中国已经降低到2.7%的新低水平。该数据从1993年的15.67%的高水平持续下降，在2000—2008年还曾稳定在8%~10%，但金融危机之后投资回报率水平大幅下降。而全要素生产率（TFP），从1979年到2007年年均增长率在3.72%，而2008—2012年则下降到2.21%。从投资回报率看，2008年是个转折点。
制度折价将成为最大的折价，失去安全感的人把资产转移到其他国家。没有法治信用，原本为实体服务的证券市场就会变成暴发户的乐园，生产越多的产品，价值越低，对社会危害越大。
按照原有的市场模式继续前行，中国若不向法治市场改革，将比南美更加糟糕，因为我们人均拥有的资源比南美差得多。
目前中国是市场法治阶段的初期，降低制度成本，给后人留一个能够生存的空间。否则，我们这代人就“太缺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