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城郊工人村上空，在弥漫着油烟的污浊空气中，工厂的汽笛声每天都颤抖着，吼叫着。工人们听到汽笛声，纷纷从低矮的、灰不溜丢的房子里跑出来，仿佛受惊的蟑螂，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显然，他们缺少睡眠，筋骨还没有歇过乏来，没有恢复体力。外面寒气逼人，一片昏暗。他们沿着没有铺路面的街道，朝高大的石砌笼形厂房走去。等待他们的是工厂那副稳操胜券的冷漠。灯光从几十个油腻腻的方形通风孔透出来，照亮了泥泞的道路。泥泞在脚下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不时响起半睡不醒的嘶哑的叫喊声。有人破口大骂，凶狠的骂声划破了长空。而迎面传入他们耳鼓的则是另一些声音——机器隆隆的喧嚣和蒸汽的嘶鸣。老远便可以望见高高的黑烟囱，宛如一根根粗笨的木桩阴郁而冷峻地矗立在工人村上空。

傍晚，太阳渐渐落山了。夕阳的红光在窗玻璃上疲倦地闪烁着。工厂像丢弃废矿渣一样，把工人们从石砌的厂房里撵出来。他们满身满脸都被熏得黢黑，散发出一股黏糊糊的机油气味。他们饥肠辘辘，露着牙齿，筋疲力尽地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他们说话活跃了，甚至高兴起来，因为今天的苦役结束了，家里等着他们的是晚餐和休息。

一天的时光被工厂消损掉了，机器从人们的肌体里榨干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能量。这一天从生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人们向自己的坟墓又迈近了一步。但是，他们马上就能得到休息的愉悦，在烟气弥漫的小酒馆里享受快活，也就感到满足了。

每逢节假日，他们通常睡到十点钟。然后，中年人和已婚者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去做日祷，一路上不停地责骂年轻人对教堂漠不关心。他们离开教堂，回到家里，吃完馅饼就躺下睡了，一直睡到晚上。

经年累月的体力透支，使得他们没有食欲，为了能吃下东西，他们就大量喝酒，用烈性伏特加来刺激胃口。

傍晚，他们懒懒散散地在街上闲逛，有雨靴的，就穿上雨靴，尽管天干气燥；有雨伞的，就拿着雨伞，尽管日头当空。

他们迎面碰上，谈论的依旧是工厂呀、机器呀那一套，然后再把工头臭骂一通。他们所谈所想的都是跟干活儿有关。日子过得枯燥乏味，他们无能为力，不会开动脑筋，只是偶尔闪出几星微弱的火花。回到家里，他们就会跟妻子吵架，经常打她们，不惜拳脚相加。年轻人常常泡在小酒馆里，或者轮流在各家举办娱乐晚会，拉手风琴，唱淫秽难听的歌曲，跳舞，说下流话，饮酒作乐。被劳作累垮的人容易醉酒，而且醉酒后会激起心里头那种莫名的病态的亢奋。亢奋需要发泄口。于是，他们死死抓住每一个可以排遣这种躁动不安的情绪的机会，为一些鸡零狗碎的小事，像野兽般凶狠地互殴厮打，打得头破血流。有时会打伤打残，偶尔会闹出人命。

在人们相互的关系中只有一种情感，那就是怀恨在心。这种仇恨的情感是根深蒂固的，犹如身体上那种无法消除的疲惫。人们的心灵是病态的，与生俱来的，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它就像阴影似的一直伴随着他们，直至将他们送进坟墓，并使他们在一生当中以毫无意义的惨毒手段干出种种令人发指的下流勾当。

节假日，年轻人往往夜里很晚才回家，弄得脏污不堪，衣服破碎，被打得鼻青脸肿，可是他们还幸灾乐祸地吹嘘说，他们把同伴狠狠揍了一顿。有的受了欺辱，一脸怒气，眼泪汪汪；有的喝醉了酒，一副可怜相。他们成天招灾惹祸，讨人嫌恶。有时，父母找到他们，便把他们领回家。他们或倒在大街上某个地方的围墙下边，或在小酒馆里喝得不省人事。父母找到他们后狠狠责骂一顿，把拳头落在他们那因大量喝伏特加酒而发软的身体上，然后拽回家，多多少少给他们一些关爱，安顿他们睡一觉，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当令人胆战的汽笛声像发黑的溪水在天空流过时，还得叫醒他们去干活儿。

对孩子们骂也骂了，打也打了，而且出手很重。可是在老辈人看来，年轻人酗酒打架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父辈年轻的时候也常常酗酒打架，也挨父母的毒打。生活从来就是这样——它像一股混浊的水流，年复一年地、平稳而缓慢地流呀流呀，没有目的地。人们日复一日地过着因循守旧的生活，对一成不变的所想所做已习以为常。所以，谁都没有想过试图去改变这种生活。

偶尔会有不知从哪里来的外来人出现在工人村里。起初，他们引起人们注意的，也就是他们是外来人而已。后来他们谈起他们工作过的地方，才引起人们一点儿表面上的兴趣。再后来，对他们的那种新鲜感消失了，处熟了，他们也就不再引人注目了。听了他们的讲述，人们知道了，工人的生活到处都一个样。既然是这样，那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不过有时候，有些外来人会讲一些在工人村从未听说过的事情。大家不跟他们争辩，但对他们所讲的那些奇谈怪论并不相信。这些奇谈使一些人感到盲目兴奋，另一些人则感到惊恐不安，还有一些人因为对某种尚不清晰的东西抱一种模糊的希望而忧心忡忡。于是，为了排解这种不必要的、影响情绪的惶恐不安，他们就变本加厉地喝酒。

工人村的人发现外来人有异常，跟他们不一样，就会对他耿耿于怀，下意识地产生戒心。他们好像害怕外来人会把什么东西投进他们的生活中，从而打乱原本单调无聊的有规律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总还算安宁。一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承受生活的巨大压力，并不期望生活会有任何好的改变。他们认为，一切改变都只会加重对他们的压迫。

只要听到外来人谈论新事物，工人村的人就会默默躲开。这时候，那些外来人就悄然离开，到别的地方去了。如果留在工厂里，不能同工人村的人融为一片，他们就会遭受冷落。

一个人就这样活上五十来岁就死了。

二

米哈伊尔·弗拉索夫就是这样生活的。他是个钳工，毛发很重，脸色阴沉，浓眉小眼。那双小眼睛里总是流露出一种多疑的、恶意的冷笑神情。他是工厂里最优秀的钳工，是工人村里臂力过人的大力士。他对待上司很粗鲁，所以挣的钱很少。每个节假日，他都逮谁揍谁，所以大家都不喜欢他，都害怕他。有人也想揍他，但没能得手。弗拉索夫看见有人要打他，就随手抓起石头、木板、铁块等，大大地叉开两腿，一语不发地等待着对手。他的脸从眼睛到脖子都长满了黑黑的胡子，手臂也是毛烘烘的，那副样子实在令人恐惧。尤其吓人的是他那双小而锐利的眼睛，简直像两把小钢钻似的直勾勾地盯着人。谁遇到他这样的目光，都会感觉到他有一股无所畏惧的蛮劲，会对人毫不留情地下狠手。

“哎，滚开，贱货！”他闷声闷气地说道。从他脸上浓密的毛发里露出一口大黄板牙。人们走开了，同时也胆怯地骂着他。“贱货！”他冲人们的背影简短地骂了一句。他的眼睛里闪现出一抹锥子般锋利的讥笑。然后，他挑衅地昂起头，跟在他们后面，叫阵道：

“哎，有想找死的吗？”

谁都不想找死。

他说话不多，但却喜欢把“贱货”这个词挂在嘴边。他常用这个词称呼工厂里的上司和警察，对妻子也这样称呼。

“贱货，你没看见裤子破了吗？！”

在儿子帕维尔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弗拉索夫想要揪住他的头发暴打一顿。但是帕维尔顺手抓起一把大铁锤，只说了一句：

“不许动手……”

“你说什么？”父亲问道，一边靠近又高又瘦的儿子，仿佛阴影投射到白桦树上。

“够啦！”帕维尔说，“我受够你了……”

说完，他挥了挥铁锤。

父亲看了儿子一眼，把毛烘烘的手藏在背后，冷笑着说：

“好啊，长能耐了……”

随后，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补充说：

“你呀，贱货……”

之后不久，他对妻子说：

“从今往后，你不要再管我要钱了，帕什卡 会养活你的……”

“你要把钱都拿去喝酒吗？”她大着胆子问道。

“你管不着，贱货！我要找个情人领回家来。”

他没有找情人，但从那时起直到他死，差不多两年时间，他再没有在意过儿子，没有跟儿子说过话。

他养了一条大狗，像他一样，毛烘烘的。这条狗每天都送他去工厂，晚上在厂门口等他回家。一到节假日，弗拉索夫就穿梭在各个小酒馆里。他默默地走着，用他那双小眼睛盯着人们的脸，仿佛想要寻找什么人似的。于是，狗也整天跟着他，拖着毛茸茸的大尾巴。他醉醺醺地回到家里，然后吃晚饭，用自己的碗喂狗。他对狗从来不打不骂，但也从不摩挲。吃过晚饭，如果妻子没有顾上及时收拾桌子，他就把碗都摔在地上，然后拿出一瓶伏特加，摆在面前，背靠着墙，张大嘴巴，闭着眼睛，用他那令人感到愁闷的低沉嗓音狼嚎似的瞎唱，把沾在髭须上的面包屑震落下来，用粗壮的手指捋着毛蓬蓬的大胡子。他的歌声凄凉而难听，拉腔拖调，听不懂他唱的歌词，曲调像是冬天的狼嚎。他一直唱到把酒喝光，然后侧身倒在长凳上，或者把头伏在桌子上，就这样一直睡到汽笛响起的时候。狗就卧在他身边。

他死于疝病。死前四五天，他全身发黑，闭着眼睛在床上滚来滚去，牙齿咬得咯咯响。有时他对妻子说：

“给我拿砒霜来，把我毒死吧……”

医生吩咐给病人做热敷，并且说必须做手术，当天就得把病人送到医院。

“见鬼去吧，我自己会死！贱货！”米哈伊尔·弗拉索夫声音嘶哑地说。

医生走后，妻子含着眼泪也劝他答应做手术。他紧握着拳头，威胁妻子说：

“我要是病好了，更有你吃的苦头！”

他是在早晨响起上工的汽笛声时死的。他躺在棺材里，张着嘴，眉头紧锁，一副气哼哼的样子。给他送葬的有他的妻子、儿子和狗，还有被工厂开除的老酒鬼和小偷达尼拉·维索夫希科夫，以及工人村的几个乞丐。妻子低声哭了一会儿，帕维尔没有哭。工人村的人在街上遇见棺材，便停下来，一边画十字，一边互相说：

“他死了，佩拉格娅看来会非常高兴的……”

有人纠正说：

“他不是死了，是毙命了……”

下葬以后，人们都走了。而那条狗却留了下来，坐在新翻起的泥土上，久久地、默默地嗅着坟墓。过了几天，不知是谁把狗打死了……

三

父亲死后大约过了两个星期，有一个星期日傍晚，帕维尔·弗拉索夫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里。他踉踉跄跄走到上座 ，像父亲那样一拳砸在桌子上，冲母亲吼叫道：

“快端饭来！”

母亲走到他跟前，挨着他坐下来，搂住他，把他的头贴在自己胸前。他用一只手抵住母亲的肩膀，抗拒着，叫喊着：

“妈妈，快点！”

“你这傻孩子！”母亲忧伤而温和地说，一边制止住他的挣脱。

“我要抽烟！把父亲的烟斗给我……”舌头不听使唤了，他吃力地嘟哝说。

这是他第一次醉酒。伏特加使他感到浑身虚弱无力，但是他的意识是清醒的，脑子里一遍遍地发问：

“我醉了吗？我醉了吗？”

母亲的疼爱使他感到羞愧，母亲忧伤的眼神使他深受触动。他想哭。为了忍住不哭，他拼命装出一副更加醉酒的样子。

母亲用手抚摸着他那汗湿的蓬乱的头发，轻声说：

“你不该这样做……”

他开始感到恶心。一阵翻江倒海的剧烈呕吐之后，母亲打发他躺在床上，用一条湿毛巾敷在他苍白的额头上。他稍稍醒过酒来，但依然感到身子下边和周围的一切像波浪般地来回摇晃。他觉得眼皮很沉，睁不开眼，嘴里有一股难闻的苦味。他眯眼望着母亲的脸，胡思乱想道：

“看来，喝酒对于我还是早了。别人喝酒都没事，可是我喝酒就恶心……”

好像从远处什么地方传来母亲温柔的声音：

“要是你喝起酒来，以后谁养活我呢……”

他紧闭着眼睛，说：

“大家都这么喝酒……”

母亲沉痛地叹了口气。儿子说得对。她自己也知道，除了小酒馆，人们再没有地方可以寻欢作乐。但她还是说：

“你可别喝酒了！该你喝的，你父亲都替你喝了。他让我吃够了苦头……你难道就不可怜可怜母亲吗，啊？”

听着母亲悲伤而温和的话语，帕维尔的脑海里浮现出一幕幕往事。父亲在世时，母亲在家里无足轻重、沉默寡言。因为老是担心会挨打，她成天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为了避免跟父亲见面，最近一段时间，他很少在家，跟母亲疏远了。这时他渐渐清醒过来，凝神望着母亲。

母亲个子很高，稍稍有点儿驼背。由于长期操劳和遭受丈夫殴打，她的身体受到了损害。她走路悄无声息，有点儿侧棱着身子，好像总是害怕把什么东西碰着似的。她有一张椭圆的大脸盘，有点儿浮肿，满是皱纹，一双明亮的黑眼睛，像工人村大多数女人一样，流露出惊恐不安的忧伤。她的右眉上有一道很深的伤疤，使得眉毛稍稍有点儿往上吊着，所以看上去好像右眉比左眉高。这使她的脸总是带有一副胆怯地在留心听什么动静的表情。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其间夹杂着一绺绺白发。她整个人显得温和、悲伤而驯顺……

这时，眼泪顺着她的面颊缓缓流下来。

“别哭！”儿子轻声请求道，“给我端点儿水喝吧。”

“我去给你端冰水……”

当母亲把水端来时，他已经睡着了。她站在他身边看了一会儿。手中的长柄勺在抖动，冰块轻轻地撞击着勺子。她把勺子放在桌子上，默默地在圣像前跪下来。玻璃窗外传来醉醺醺的吵闹声。在秋夜的黑暗和潮气中，手风琴发出尖厉刺耳的声音，有人在大声唱歌，有人在骂脏话。听得见女人们惊恐的、被激怒的、疲惫的叫声……

在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日子过得比从前平静安稳了，跟工人村的其他人家相比，也有点儿不一样了。他们家的房子坐落在工人村的尽头，紧挨着一面不高但却很陡的斜坡，斜坡前边有一片沼泽地。厨房和母亲住的小卧室占据了房子三分之一的面积，它们之间只打了一道很薄的隔断墙。其余的三分之二，是一个方方正正的房间，有两扇窗户。房间一角摆着帕维尔的床，前厅有一张桌子和两条长凳，几把椅子，一个放内衣的橱柜，上面摆着一个小镜子、一个衣箱，墙上有一个挂钟，上座的上方有两幅圣像，这就是全部家当。

年轻人所需要的一切，帕维尔都置办齐了：买了手风琴，前胸浆得挺括的衬衣，靓丽的领带，胶皮套鞋，手杖。他和他的同龄人一样，常常参加娱乐晚会，学会了跳卡德里尔舞和波尔卡舞。每逢节假日，他总是喝得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一副非常难受的样子。第二天早晨，他便感到头疼、烧心，脸色苍白，闷闷不乐。

有一次，母亲问他：

“怎么样，你昨天玩得开心吗？”

他愤愤地说：

“太郁闷了！我还不如去钓鱼呢！或者买一支枪。”

他干活儿很卖力，从不旷工，不挨罚，也不多言多语。他有一双像母亲那样的大眼睛，流露出一种不满的神情。他没有给自己买枪，也没有去钓鱼，但可以看出，他开始避开那条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老路了：他很少参加娱乐晚会，即使节假日去什么地方也不喝酒，回家总是一副清醒的样子。母亲机警地关注着儿子，发现他黝黑的脸一天天变得更加瘦削了，目光里流露出愈加严肃的神情，紧闭着嘴巴，好像在为什么事情生闷气，或许在受病痛的折磨，心绪不佳。他那些从前经常来往的同伴也不再来家里找他了，因为在家里总是碰不上他。母亲高兴地看到，她的儿子变得跟工厂里那些年轻人不一样了，可是当她发现儿子摆脱开涌动不息的愚昧生活，专注而执着地走向某种别样生活时，心里却感到一阵阵惴惴不安。

“你怎么啦，帕夫卢沙 ，身体不舒服吗？”母亲有时这样问他。

“不，我结实得很！”他回答说。

“你瘦多了！”母亲叹了口气，说道。

他开始把书带回家来，悄悄地努力阅读，读完后便藏起来。有时他从书中做一些摘录，抄在单页纸上，也藏匿起来……

他们相互说话很少，见面也很少。早晨，他默默地喝过茶就去干活儿，中午回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母子俩随便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然后他又走了，一直到晚上都不露面。晚上，他仔细地洗过脸，吃过饭，又开始看书，看到很晚。节假日，他一早就出门了，夜里很晚才回家。她知道，他经常去城里，上剧院，可是城里没有一个人来找过他。时光在流逝，她觉得儿子说话越来越少，同时还发现，儿子经常说一些她听不懂的新词，不再说那些她已听惯了的粗鲁难听的话了。他身上发生的许多小事也引起了她的注意：他不再讲究穿戴打扮，开始更多地关心身体和衣服的清洁，举止更自然敏捷一些，外表看上去也质朴温和了。这一切反而引起了母亲的担忧。他对母亲的态度也有了新的变化：他有时会主动打扫房间，节假日亲自整理床铺，尽量减轻母亲的劳动负担。在工人村，谁都没有这样做过……

有一天，他带回来一幅画，挂在墙上。画上有三个人，边走边说，显得步履轻捷，精神饱满。

“这是复活了的基督正在去以马忤斯 ！”帕维尔解释说。

母亲很喜欢这幅画，但心里却想：

“你这样敬重基督，那你怎么不去教堂呢……”

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多了。书架很漂亮，是帕维尔的一个木匠朋友给他做的。房间看上去舒适宜人。

他用“您”称呼她，叫她“妈妈”，有时会突然温柔地对她说：

“母亲，我今天回来要晚一些，请您别为我担心……”

母亲喜欢听他这样说话。她从他的话里感觉到某种严肃而坚定的东西。

可是她的担心却与日俱增。时间并没有使事情变得清晰起来，她越发强烈地预感到某种非同寻常的东西，这使她心里更加感到惴惴不安。有时，母亲会对儿子不满，心想：

“人就得像个人，大家都这样，他倒好，像个修士，太严肃了，跟年龄不相称……”

有时她心里琢磨：

“也许他结交了哪个姑娘吧？”

可是跟姑娘们在一起耍闹是要花钱的。而他把自己挣的钱几乎全都交给了母亲。

周复一周，月复一月，日子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过了两年。这两年的生活总是怪怪的，不声不响的，而一些模糊的思索和担忧却增多了。

四

有一天吃过晚饭，帕维尔放下窗帘，在上座坐下来，把铁皮灯挂在自己头顶上方的墙上，开始看起书来。母亲收拾好餐具，从厨房里出来，小心翼翼地走到他跟前。他抬起头，用询问的目光望了一眼母亲的脸。

“没事，帕沙 ，我随便看看！”她急忙说道，不好意思地扬了扬眉毛，转身离开了。她在厨房中间一动不动地站了一会儿，一副若有所思、忧心忡忡的样子。她认真地洗干净了手，又来到儿子身边。

“我想问问你，”她小声说，“你老是在看什么书呀？”

他合上书。

“你坐吧，妈妈……”

母亲笨重地挨着他坐下来，挺起腰板，警觉地期待着听到什么重要的东西。

帕维尔没有看着母亲，声音不高地说，不知为什么口气非常严肃：

“我在看禁书。不许看这些书，是因为这些书说出了我们工人生活的真相……它们是悄悄地、秘密地印刷的，假如查出我有这种书，我就会被抓去坐牢。因为我想知道真相，所以会被抓去坐牢。你明白了吗？”

她突然感到喘不过气来。她睁大眼睛望着儿子。她仿佛觉得他是个陌生人。他说话的声音变了——变得更低沉、浑厚、铿锵有力。他用手指捻着自己又细又软的髭胡，皱着眉头，怪异地望着屋角那边。她替他感到害怕，同时又心疼他。

“你为什么干这种事呢，帕沙？”她说道。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小声而平静地说：

“我想知道真相。”

他的声音低沉，但却坚定，眼睛里闪现出坚毅的光芒。她心里明白，她的儿子已经开始了终生做一项秘密而危险的事业，这是他命中注定的。她认为生活中的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她习惯了不假思索地服从命运的安排。这时，她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小声哭泣，因为她的心被痛苦和忧愁压迫得喘不过气来。

“别哭了！”帕维尔温和而轻声地说道，可是母亲好像觉得他是在告别，“你想一想，我们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啊？你都四十岁了，难道你有过一天好日子吗？父亲经常打你，我现在明白了，他是把自己生活中的痛苦发泄在你身上。痛苦把他压垮了，可是他并不懂这痛苦来自哪里。他干了三十年。他刚进厂那会儿，工厂只有两栋厂房，而现在却有七栋！”

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全神贯注地听着。儿子的眼睛里闪着光，很美，很亮。他用胸口抵住桌子，往母亲跟前靠了靠，直视着母亲满是泪水的脸，第一次说出了他所理解的生活真相。他满怀着青春的力量和为自己有知识而感到骄傲的学生般的热忱，讲述着他所理解的一切，他虔诚地相信这些知识中的真理。他说这些话，主要不是给母亲听的，而是在检验自己。有时，他表达不出来，便不再说话。这时他看见自己面前母亲那张被泪水模糊的脸，显出伤心难过的样子，善良的眼睛呆板无光，流露出恐惧和疑惑的神情。他觉得母亲很可怜，他又开始说起来，但说的却是关于母亲，关于母亲的生活。

“你有过什么高兴的事吗？”他问道，“过去的日子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吗？”

她静静地听着，悲伤地摇摇头。一种悲喜交集的情感在她心头涌动，这是一种她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情感，这种情感温柔地抚慰着她那颗饱受痛苦的心。她有生第一次听到这样有关自己，有关自己生活的话。这些话唤醒了她心中沉睡已久的、模糊不清的思想，悄悄燃起了已熄灭的对生活隐隐不满的情感。这是遥远的青年时期的思想和情感。她和女伴们一起谈人生，谈生活的方方面面，每次都谈很久很久，可是大家，包括她自己，都只会抱怨，谁也说不清生活为什么会如此沉重和艰难。而此时此刻，她的儿子就坐在她面前，他的眼睛、他的脸庞、他的话语——这一切都深深触动了她的心灵，她为儿子感到自豪，因为儿子确实理解了母亲的生活，说出了她的痛苦并真正怜惜她。

天下做母亲的没有人会被怜惜。

这一点她是知道的。儿子所谈的有关妇女生活的一切都是令人痛苦的、熟知的事实。这时，她胸中波澜荡漾，百感交集，一股从未有过的浓浓暖意充盈在她的心田。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母亲打断他的话，问道。

“我想读书，然后再去教别人。我们工人应该读书。我们必须了解，必须懂得生活对于我们为什么这样艰辛。”

母亲欣喜地看到，儿子那双一向认真而严厉的蓝眼睛现在闪现出温柔而亲切的光芒。虽然眼泪还在她面颊上的皱纹里闪动，但她的嘴角已露出了满意的、淡淡的微笑。她的心情很矛盾。她为儿子能如此洞彻生活的苦难而感到自豪，但她不能忘记他还年轻，他所说的跟大家不一样，他决定独自去跟这种人人——包括她自己——都习以为常的生活进行抗争。她想对他说：“亲爱的，你能干出什么呢？”

但她担心这样会影响自己对儿子的赏识，他突然在她面前表现出这样的聪明……虽然她感到有些陌生。

帕维尔看见母亲嘴角上挂着微笑，脸上表情专注，眼睛里流露出慈爱，他便觉得，他使母亲理解了他所说的真理。语言的力量使他自豪，他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他激动地说着，一会儿冷笑，一会儿皱眉，话里时不时还带出一种仇恨的情绪。母亲听了他那番激切刚烈、掷地有声的话语，害怕地摇摇头，轻声问儿子：

“你真要这么干吗，帕沙？”

“我真要这么干！”他斩钉截铁地回答。然后他给母亲讲起了那些愿为民众做事，并在民众中传播真理 的人。可是生活的敌人却因此像捕捉野兽一样逮捕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流放去服苦役……

“我见过那样的人！”他慷慨激昂地扬声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人！”

那些人在她心中引起了恐慌，她又想问儿子：“你真要这样干吗？”

但她没敢问出口，只是静静地听着儿子所讲的她不理解的那些人的故事，正是那些人教会了她的儿子谈论和思考对于他如此危险的事情。她终于对他说：

“天快亮了，你睡一会儿吧！”

“好，我这就睡！”他答应了。他俯身靠近母亲，问：

“我说的话你懂了吗？”

“我懂！”她叹了口气，回答说。这时，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滚落下来。她哽咽了一下，补充说：“你会走上死路的！”

他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走了走，然后说道：

“噢，你瞧，我在干什么，去什么地方，你现在都知道了，我全都告诉你了！我求你，母亲，你要是爱我，那你就不要阻碍我……”

“哦，我亲爱的！”她高声叫道，“我还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好！”

他拉起她的手，紧紧握在自己手里。

儿子这一声饱含热切深情呼唤出来的“母亲”，令她感到震撼，这样的握手也使她感到新鲜和奇怪。

“我绝不会阻碍你！”她断断续续地说，“只是你要珍惜自己，要当心！”

她不知道应该当心什么，忧愁地补了一句说：

“你越来越瘦了……”

她用爱抚的目光仔细打量了一下儿子那强健挺秀的体魄，匆匆地轻声说：

“上帝保佑你！就按你想要的方式生活吧，我不会妨碍你。我只求你一件事——你不要在外面不管不顾地跟人乱讲话！对人一定要有提防，因为所有的人都是相互仇恨的！人都很贪婪，好嫉妒，都爱干那种幸灾乐祸的事。你要是揭穿他们，指摘他们，他们就会恨你，害你！”

儿子站在门口，听着这番忧心忡忡的话。等母亲说完，他微笑着说：

“是，人都很坏。可是当我知道世上还有真理存在，人们就变好了！……”

他又微微一笑，接着说：

“我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从小就怕人，谁都怕，渐渐长大了，我就开始恨他们，为他们干出的卑鄙勾当而恨他们。还有一些人也让我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恨，可就是恨！而现在我觉得他们都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是不是我怜惜他们了？这个我也弄不明白，但是当我知道了他们干那些卑劣下流的事，也不全都是他们的错时，我就心软了……”

他沉默了，仿佛在仔细倾听自己的心声。过了一会儿，他沉思地低声说：

“是啊，真理有强劲的生命力！”

她望了儿子一眼，轻声说：

“你变得真让人揪心，哦，天哪！”

他一躺下就睡着了。这时母亲小心翼翼地从自己的床铺上下来，轻轻地走到他身边。帕维尔仰面躺着，洁白的枕头上清晰地显现出他那黝黑、坚毅而严厉的脸庞。母亲把双手紧紧按在胸前，站在儿子的床边。她赤着脚，只穿一件衬衫，她的嘴唇无声地颤抖着，混浊的泪水大颗大颗地从她眼睛里缓缓地、均匀地滴落下来。

他们又开始默默地过日子，彼此觉得既疏远又亲近。

五

一次，在一个节日的一天，大概是星期三，帕维尔出门时对母亲说：

“星期六我有客人从城里来。”

“从城里来？”母亲重复了一句，突然抽噎起来。

“瞧你，你这是怎么啦，妈妈？”帕维尔不满地高声喊道。

她一边用围裙擦脸，一边叹着气回答说：

“我不知道，我就这样……”

“你害怕了？”

“我是害怕！”她承认说。

他俯身凑近她的脸，像当年他父亲那样，生气地说：

“就是因为害怕，我们大家才没有活路！那些任意摆布我们的人，利用我们的怯懦怕事，会更加肆无忌惮地吓唬我们。”

母亲忧愁地呜呜大哭起来：

“你别生气，我怎么能不害怕呢！我过了一辈子战战兢兢的日子，心里装满了可怕的事！”

这时他低声而温和地说：

“你要原谅我，没有别的办法！”

说完，他走了。

三天来，只要一想起有什么可怕的陌生人要来她家，她就吓得一动不动，心里直打哆嗦。儿子如今走上这条路，就是他们指引的……

星期六晚上，帕维尔从工厂回来，洗了脸，换了衣服，然后又要出门去什么地方。这时，他不看着母亲说：

“等客人来了，就说我马上回来。请你不要害怕……”

她一下子瘫坐在长凳上。儿子皱着眉头望了她一眼，建议说：

“要不，你……先到外面去走走吧？”

这句话惹得母亲不高兴了。她否定地摇了摇头，说：

“不。为什么要这样呢？”

时值十一月月末。白天，下了一场小雪，覆盖住了结冻的地面。儿子走在雪地上，听得见雪在他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浓重的黑暗静静地紧贴在窗玻璃上，怀有敌意地窥伺着什么。母亲坐着，两手撑在长凳上，眼睛盯着门口，等待着……

外面一片漆黑。她仿佛觉得有坏人正悄悄从四面八方溜进她家里。他们弯着腰，贼头贼脑地东看看西望望，穿着怪模怪样。果然有人已经在房子周围转来转去，用手在墙上乱摸。

传来了口哨声，听上去凄婉而悠扬，犹如一弯涓涓细流在寂静中淙淙流淌，又像若有所思地在黑暗的荒漠里徘徊，在寻找着什么，渐渐靠近了。突然，它仿若钻进了木墙里，在窗下边戛然而止。穿堂里响起了沙沙的脚步声。母亲打了个激灵，紧张地扬了扬眉毛，站起身来。

门开了。一个戴着毛茸茸的大皮帽子的脑袋先伸进来，然后整个身子才慢慢钻了进来。来人个子很高，他是弯着腰进来的。这时，他直起腰，不慌不忙地举起右手，大声吁了一口气，用浑厚洪亮的嗓音说：

“晚上好！”

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

“帕维尔不在家吗？”

来人慢吞吞地脱下裘皮外衣，抬起一只脚，用帽子把靴子上的雪掸掉，接着又掸另一只，然后把帽子往墙角一扔，迈开两条长腿，一摇一晃地走进屋里。他走到椅子跟前，仔细看了看，好像要确认一下这把椅子是否稳当。最后，他坐了下来，用手掩住嘴，打了一个哈欠。他的脑袋的的确确很圆，头发理得平平整整，脸刮得很干净，髭胡很长，胡梢向下耷拉着。他用自己那双又大又鼓的灰眼睛，把房间仔细打量了一番，然后跷起腿，晃悠着问道：

“这房子是您自己的，还是租的？”

母亲坐在他对面，回答说：

“租的。”

“这房子可不怎么样！”他说。

“帕沙快回来了，您等一会儿吧！”母亲小声恳求道。

“我就是在等他呢！”细高个子的人平静地说。

看到他表现沉稳，说话和气，一脸质朴的样子，母亲很受鼓舞。来人真诚地、善意地望着她，清澈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愉快的光芒。他的腿很长，动作笨拙，有点儿驼背，从他的整个形体看，有一种滑稽有趣的东西，使人对他产生好感。他穿着蓝衬衫、肥大的黑裤子，裤脚塞在靴子里。母亲正想要问他是干什么的，从哪里来，是不是早就认识她的儿子，但这时他突然全身摇晃了一下，反倒先问起她来：

“谁把您的脑门打成这样啊，大妈？”他亲切问道，眼睛里含着明快的微笑。但这是一个令女人感到恼恨的问题。她紧闭着嘴，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她冷淡而礼貌地问：

“这跟您有什么相干吗，我的老爷？”

他把身子晃悠了一下，靠近她说：

“您别生气呀，干吗生气呢！我刚才那么问您，是因为我养母的头也被打伤过，脑门上那块疤痕跟您的一模一样。您要知道，她是被跟她同居的鞋匠用楦头打的。她是洗衣工，他是鞋匠。她是在收养我做儿子之后，不知在什么地方碰见这么个酒鬼，她真是太倒霉了。我敢说，他老揍她！每次我都吓得心惊胆战……”

母亲觉得，他的坦诚让她消气了。于是她不由得想到，帕维尔大概会因为她对这个怪人冷漠的回答而生她的气。她负疚地微笑着说：

“我没有生气，不过您问得……太冒失了。这是我死去的丈夫叫我受的罪。愿他升天！您不是鞑靼人吧？”

他抖动了一下腿， 把嘴咧得很大，笑了笑，直笑得耳朵都快移到后脑勺了。然后他一本正经地说：

“还不是。”

“您说话不像是俄罗斯口音！”母亲听出他说的是玩笑话，微笑着解释说。

“我的口音比俄罗斯口音好听！”客人开心地点点头，说，“我是个霍霍尔 ，出生在卡涅夫城 。”

“您在这里住很久了吗？”

“在城里住了大约一年，一个月前来到你们这里，现在在工厂里打工。我在这里遇到了很多好人——您的儿子，还有其他人。我要在这里住下去啦！”他说，一边捻着小胡子。

母亲对他产生了好感。她想酬报他对她儿子的夸赞，于是说道：

“您要不要喝杯茶？”

“我怎么能一个人喝您请的茶呢？”他耸了耸肩膀，回答说，“等大家伙儿都来了，您再招待吧……”

他这句话勾起了她的恐惧。

“但愿来的人都跟他一样！”她热切地期望着。

穿堂里又响起了脚步声，门很快打开了——母亲站起身来。然而，令她吃惊的是，走进厨房的是一位姑娘，她个子不高，有一张像乡村女孩子那样朴实的脸，留着浅色的粗辫子。她轻声问道：

“我是不是来晚了？”

“没有，来得不晚！”霍霍尔答道，一边从房间里朝外望着，“走来的吗？”

“当然！您就是帕维尔·弗拉索夫的母亲吧？您好！我叫娜塔莎……”

“父名叫什么？”母亲问道。

“瓦西里耶夫娜。您怎么称呼？”

“我叫佩拉格娅·尼洛夫娜。”

“好啦，我们就算认识啦……”

“是啊！”母亲说，轻松地吁了口气，面带笑容地仔细端详着这个姑娘。

霍霍尔帮她脱下外衣，问：

“冷吗？”

“野外冷极了！风好大啊……”

她的声音圆浑爽朗，一张小嘴丰润饱满，甚至她整个人都圆乎乎的，一副充满活力的样子。她脱下外衣，用冻红的小手使劲搓了搓红扑扑的面颊，疾步走进房间，鞋后跟踏着地板发出嗒嗒的响声。

“她没有穿套鞋！”母亲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哎哟，”姑娘拖长声音说，身上打着冷战，“冻死我了……好冷啊！”

“我这就去给你们烧茶炊！”母亲急急忙忙地说，一边向厨房走去，“马上就好……”

她仿佛觉得，她早就认识这个姑娘，并对她怀有一种母亲般的爱怜。母亲面带微笑，留心听着房间里的谈话。

“您怎么闷闷不乐呢，纳霍德卡 ？”姑娘问道。

“啊，没什么，”霍霍尔低声回答说，“这位寡居母亲的眼睛真好看，所以我在想我的母亲兴许也有这样一双漂亮的眼睛吧？您要知道，我常常思念我的母亲，我总觉得她还活着。”

“您不是说她死了吗？”

“那是我的养母。我现在说的是我的生母。我觉得她就在基辅什么地方乞讨。她还喝酒。喝醉了，警察就把她当酒鬼打她耳光。”

“唉，你这可怜见儿的！”母亲心里思忖道，并叹了口气。

娜塔莎低声说了起来，说得又快又激昂。这时，又传来了霍霍尔洪亮有力的声音。

“咳，您还年轻，同志，您吃的葱还少 ，生儿育女不容易，教人学好更难……”

“你真行！”母亲心里激动地赞叹道，她真想对霍霍尔说句什么温馨的话。但这时门慢慢开了，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他是老贼达尼拉的儿子，是整个工人村出了名的不合群的人。他老是阴沉着脸，见人就躲开，因此大家都嘲弄他。母亲吃惊地问他：

“你来干什么，尼古拉？”

他用宽大的手掌擦了擦高颧骨的麻脸，也不打声招呼，瓮声瓮气地问：

“帕维尔在家吗？”

“不在。”

他朝房间里望了一眼，便走过去，说：

“你们好，同志们……”

“这个人也是？”母亲心里思忖道，对他没有一点儿好感。当她看见娜塔莎亲切而高兴地向他伸出手时，她感到非常惊讶。

接着又来了两个小青年，差不多还是毛孩子呢，其中一个母亲认识——他是老工人西佐夫的侄子，叫费奥多尔，尖下巴，高额头，留一头鬈发。另一个很朴实，头发梳得溜光，母亲不认识，但看上去也并不令人担心。帕维尔终于回来了，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人，她都认识——他们俩都是工厂里的工人。儿子和颜悦色地对她说：

“茶炊烧好了？那就谢谢啦！”

“要不要买些酒来？”她提议说，她不知道该怎样向儿子表达感激，也弄不清楚感激他什么。

“不，这不需要！”帕维尔对她友好地微笑着回答说。

她突然不由得想到，儿子为了打趣她，故意夸大了集会的危险性。

“这些就是被查禁的人吗？”她悄声问道。

“就是他们！”帕维尔回答说，一边走进房间。

“唉，你呀！……”母亲冲着他的背影，心疼地发出一声感叹，但是她暗自宽容地想，“毕竟还是个孩子呀！”

六

茶炊烧开了，母亲把它端进房间里来。客人紧紧围着桌子坐了一圈，而娜塔莎手里捧着书，坐在角落里的灯光下边。

“要弄明白人们为什么生活得这样糟糕……”娜塔莎说。

“还有他们自己为什么不好。”霍霍尔插话说。

“……应当看看最初他们是怎样生活的……”

“看看吧，亲爱的，你们看看吧！”母亲一面沏茶，一面小声嘟哝了一句。

大家都不作声了。

“您说什么呢，妈妈？”帕维尔皱着眉头问道。

“我？”她回头看了看，发现大家都在看着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是自己跟自己说呢，我就那么一说，你们看看吧！”

娜塔莎笑了，帕维尔也微微笑了笑，而霍霍尔说：

“谢谢您，大妈，谢谢您请茶！”

“茶还没喝呢，谢什么！”她说，望了望儿子，问道，“我在这儿没有妨碍你们吧？”

娜塔莎回答说：

“哪里话，您是主人，怎么会妨碍客人呢？”

接着她像小孩子诉苦那样请求说：

“亲爱的！快给我倒茶呀！我浑身都在发抖呢，脚都冻僵了！”

“马上，马上！”母亲急忙大声说。

娜塔莎喝完一杯茶，大声出了口气。她把辫子甩到背后，开始朗读那本黄封面、有插图的书。母亲倒茶的时候，尽量不把茶具弄出声来，仔细倾听着姑娘行云流水般的读书声。清脆洪亮的嗓音同茶炊尖细而沉思般的咝咝声交织在一起，书中讲述的关于穴居野人用石块猎兽的故事，犹如一条美丽的彩带在房间里萦回飘舞。这很像童话，母亲几次望了望儿子，想问他，这样的故事有什么可禁止的呢？但是不一会儿她就听累了，开始悄悄地仔细打量来客，不让儿子和其他人发现。

帕维尔和娜塔莎坐在一起。他比所有的人长得都帅气。娜塔莎低头看着书，不时整理整理垂落在鬓角的头发。她扬起头，压低声音，用温柔的目光扫视着听众的脸，不看书本，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霍霍尔把宽阔的胸膛使劲靠在桌角上，斜着眼睛，竭力想看清自己纠结的须梢。维索夫希科夫把手掌撑在膝盖上，笔直地坐在椅子上，活像个木头人，他那张淡眉毛、薄嘴唇的麻脸好像一副假面具，一动不动。他的脸映在了亮晶晶的铜茶炊上，他那双细眯的眼睛眨也不眨地死盯着看，好像他停止了呼吸。小个子的费佳 听着朗读，无声地蠕动着嘴唇，仿佛默念书中的话。他的同伴躬着身子，臂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腮，若有所思地微笑着。和帕维尔一起来的一个小伙子，有一头棕红色的鬈发、一双快活的绿眼睛，他大概有话想说，于是不耐烦地动来动去。另一个则是浅色头发，理得很短，他用手掌抿抿头，看着地下，所以看不见他的脸。房间里的氛围不知怎的特别好。母亲觉得这种氛围很特别，是她从未感受过的。听着娜塔莎洋洋盈耳的美妙读书声，她回忆起了自己年轻时那种喧闹的娱乐晚会，青年人身上总是散发出一股熏人的酒气，说不堪入耳的粗话，开下流无耻的玩笑。这一幕幕往事隐隐触动了她的心田，勾起了她内心怜惜自己的无限惆怅。

死去的丈夫当年向她求婚的一幕浮上心头。一次娱乐晚会上，他在黑洞洞的过道里抓住她，用整个身体把她挤在墙上，暴怒地闷声问：

“你肯嫁给我吗？”

她感到疼痛和羞辱。他粗鲁地揉捏她的乳房，把她弄得很疼。他发出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把又热又湿的气息喷到她脸上。她试图从他手中挣脱开，猛力往旁边一挣。

“哪里去！”他大声吼道，“说呀，你答应不答应？”

羞耻和侮辱使她喘不过气来，她一句话都不说。

有人打开了过道门，他不慌不忙地放开了她，说：

“我叫媒人星期天去你家里提亲……”

他果然打发媒人来了。

想到这里，母亲沉重地叹了口气，闭上了眼睛。

“我要知道的，不是人们过去生活得怎样，而是现在应当怎样生活！”房间里响起维索夫希科夫不满的声音。

“说得对！”棕红色头发的青年支持说，一边站起身来。

“我不同意！”费佳喊道。

一场争论爆发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像篝火的火舌开始闪烁。母亲听不懂他们在嚷嚷什么。每个人都慷慨激昂，面红耳赤，但是谁都没有发火，没有说她所熟悉的那些粗鲁尖刻的话。

“有女孩子在，他们磨不开呢！”她这样断定。

母亲很喜欢娜塔莎一脸认真的样子。娜塔莎注意观察着每一个人，好像这几个小伙子是她的孩子似的。

“请停一下，同志们！”她突然说道，于是他们望着她都不说话了，“刚才那几位说得对——我们什么都应该知道。我们应该用智慧之光点亮自己，才好让愚昧的人们看到我们，我们应该诚实地、正确地对一切做出答复。应该了解全部真相，全部谎言……”

霍霍尔听着，跟着她说话的节奏摇晃着脑袋。维索夫希科夫、棕红色头发的小伙子和帕维尔带回来的那个工人，他们三个人紧密抱成一团，不知为什么，母亲不喜欢他们。

这时，娜塔莎不说话了，帕维尔站了起来，心平气和地问：

“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吃饱肚子吗？不！”他自问自答地说，坚定地望着旁边那三个人。“我们必须向骑在我们脖子上作威作福，蒙住我们双眼的家伙们指明，我们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我们不是笨蛋，不是禽兽，不只是想要吃饱肚子——我们想要过上人一样的生活！我们必须向敌人指明，他们强加于我们的这种苦役般的生活，妨碍不了我们在聪明才智上与他们不分伯仲，甚至远远超过他们！……”

母亲听着儿子的讲话，心中油然漾起一股自豪感——他说得多么有条有理啊！

“酒足饭饱的人不少，而诚实的人却没有！”霍霍尔说，“我们应该架起一座桥梁，越过这腐朽生活的沼泽，走向未来诚挚善良的世界，这就是我们要干的事业，同志们！”

“战斗的时刻到了，哪有时间去治手！”维索夫希科夫瓮声瓮气地反驳说。

这时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才起身散去。最先走的是维索夫希科夫和棕红头发的小伙子。这又让母亲感到不爽。

“瞧他们着急要走的样！”她心里思忖道，一边不友好地朝他们点点头。

“您要送我吗，纳霍德卡？”娜塔莎问道。

“那当然！”霍霍尔回答说。

这时娜塔莎在厨房里穿好了衣服，母亲对她说：

“天气这么冷，您穿的袜子太薄了！您要是愿意，我就给您织一双毛袜子，怎么样？”

“谢谢，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毛袜子扎脚！”娜塔莎笑着说。

“那我就给您织一双不扎脚的！”弗拉索娃说。

娜塔莎微微眯起眼睛望着她。这个凝视的眼神使母亲感到很难为情。

“我说的是蠢话，请您原谅，我是真心的！”她小声补了一句。

“您真好！”娜塔莎一把拉住她的手，也小声地回应道。

“祝您睡个好觉，大妈！”霍霍尔望了一下她的眼睛，弯着腰，跟着娜塔莎来到穿堂。

母亲看了看儿子——他站在屋门口，脸上挂着微笑。

“你笑什么？”她不好意思地问。

“高兴啊！”

“当然，我又老又笨，不过，好事我还是懂得的。”她有点儿委屈地说。

“那就太好了！”他说，“您还是去睡吧，该睡了！……”

“我这就去睡！”

她在桌旁忙活着收拾茶具，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甚至激动得出汗了。最终，一切都进行得这样顺利、这样平和，她感到很高兴。

“你的主意真好，帕夫卢沙！”她说，“霍霍尔非常可爱！还有那个姑娘——哎哟，多聪明啊！她是做什么的？”

“教师！”帕维尔简短地答道，一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

“怪不得这么穷呢！穿得很不好，唉，衣服太单薄！时间长了能不感冒吗？她父母在什么地方？……”

“在莫斯科！”帕维尔说。他在母亲对面停下来，一本正经地小声说：

“你知道吗，她父亲是个有钱人，经营钢铁生意，有好几栋房子。因为她走上了这条道路，就被父亲赶出家门。她从小生活优裕，备受娇宠，想要什么有什么。可是现在她要独自一个人夜间行走七俄里 ……”

这使母亲大感愕然。她站在房间中央，诧异地耸动着眉毛，一言不发地看着儿子。过了一会儿，她悄声问：

“她是要进城吗？”

“是要进城。”

“哎呀！她不害怕吗？”

“不怕！”帕维尔微微一笑。

“干吗要这样？留下来在这里过夜，跟我在一块儿睡多好啊！”

“那不方便！明天早晨这里的人会看见她，我们不希望这样。”

母亲若有所思地望了一眼窗外，轻声问道：

“我不明白，帕沙，这有什么危险的，有什么可禁止的呢？这不是坏事呀，是不是？”

她对这一点没有把握，她想从儿子口中听到确切的答案。他镇静地望着母亲的眼睛，坚决地说：

“不是坏事。但是前面等着我们大家的却是监狱。这一点你要知道……”

她的手哆嗦了一下。她用沮丧的口吻说：

“也许，上帝会保佑，总会有办法对付的，是不是？……”

“不会！”儿子好声好气地说，“我不能欺骗你。没有办法可对付！”

他微微笑了一下。

“去睡吧，你够累的了。祝你睡个好觉！”

剩下她一个人了，她走到窗户跟前站下来，望着外面街上。窗外十分寒冷，天灰蒙蒙的。人们都睡了，风在肆虐，把一座座矮小房子屋顶的雪吹落，摔打在墙上，发出急匆匆的沙沙声，落在地上。干燥的小雪片仿若一朵朵白云，被风驱赶着沿街飘舞……

“耶稣基督啊，可怜可怜我们吧！”母亲小声嘟哝说。

眼泪在她心里翻滚。儿子是那样平静而确信无疑地把预料到的不幸告诉了她，这不幸有如飞蛾盲目而诉冤地在她眼前扑扇着翅膀。

她眼前展现出一片平坦的雪原，凛冽的寒风发出尖厉的呼啸声，裹挟着一团团白雪漫天飘舞。一个姑娘小小的黑色身影在雪原上形单影只地、摇摇晃晃地走着。风在她脚下飞旋，吹起了她的裙子，把刺人的雪片打在她的脸上。她那双小脚陷进雪里，行走十分艰难。好冷，好可怕啊。她向前弯着身子——宛若白茫茫的原野上一棵小草，在秋风欢快的嬉戏中摇摇摆摆。在她右边的沼泽地上，有一片黑压压的茂密的森林，细细的、光秃秃的白桦和山杨发出凄凉的唰唰声。在前面很远的地方，闪烁着城里暗淡的点点灯火……

“天哪——上帝发发慈悲吧！”母亲低声自语说，害怕地打了个哆嗦。

七

日子飞也似的一天天逝去，像穿念珠一样，穿成一周又一周，一月又一月。每个星期六，同志们都来帕维尔家开会，每次开会都好像小坡度的长阶梯当中的一个梯级——这阶梯慢慢把人们升往高处，引向远方一个未知的地方。

来了一些新人。弗拉索夫家的小屋里显得越发拥挤和憋闷。娜塔莎常来，总是冻得发僵，一副疲惫的样子，但从来都快快乐乐，活力四射。母亲给她织了一双袜子，亲手给她穿在脚上。娜塔莎一开始笑着，后来突然不说话了，沉思了一会儿，轻轻地说：

“我有过一个保姆，也特别善良！真奇怪，佩拉格娅·尼洛夫娜，劳动人民过着如此艰辛、如此屈辱的生活，可是他们比那些人更富同情心，更善良！”

说完，她把手一挥，指着远处什么地方，离她非常非常遥远的地方。

“您这姑娘啊！”弗拉索娃说，“失去了父母，一切……”她不善于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地表达出来。她叹了口气，不作声了，望着娜塔莎的脸，觉得有什么事要向她表示感激。她坐在娜塔莎面前的地板上，而娜塔莎低着头，沉思地微笑着。

“失去父母？”她重复了一遍，“这没什么！我父亲很粗鲁，哥哥也是。都是酒鬼。姐姐很不幸……嫁给一个年龄比她大好多的男人……他是个大富翁，一个非常无聊而贪婪的家伙。我妈妈好可怜啊！她像您一样淳朴憨厚。她个子瘦小，像只小老鼠，跑得很快，见谁都怕。有时候，我好想好想见到她……”

“啊，您这可怜的孩子！”母亲忧伤地摇着头说道。

姑娘迅速地抬起头，伸出一只手，好像在用力把什么东西推开似的。

“啊，不！有时我感到好高兴，好幸福！”

她的面色变得苍白，蓝眼睛突然闪出明亮的光芒。她把手搭在母亲肩上，用低沉的嗓音轻柔而极富感染力地说：

“如果您知道……如果您明白我们所做的事情有多么伟大该多好啊！……”

一种近乎歆慕的情感触动了弗拉索娃的心扉。她从地上站起来，忧郁地说：

“我老了，又不识字，这种事干不了了……”

帕维尔发言越来越多，争论也越来越热烈，人也瘦了。母亲觉得，当他跟娜塔莎说话时，或者望着她的时候，他那双目光严厉的眼睛就变得温和了，声音亲切了，整个人也变得更质朴了。

“上帝保佑！”她心里想道。脸上露出了笑容。

每次会上，过于激烈的争论刚开始，霍霍尔就站起来，仿佛钟舌一样摇晃着身子，用洪亮而浑厚的嗓音说几句朴素的、好心的话，大家因此就变得安静一些、严肃一些了。维索夫希科夫常常是一副愁云惨雾的样子，老是催促大家这个那个，每次争论，都是他和那个棕红头发的萨莫伊洛夫首先挑起的。赞同他们两人的是脑袋圆圆的、头发浑如被强碱液洗成了浅色的伊万·布金。头发溜光、衣着整洁的雅科夫·索莫夫很少说话，而且说话声音低沉而严肃。在争论时，他和大脑门的费佳·马津一向站在帕维尔和霍霍尔一边。

有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从城里赶来，替娜塔莎开会。他戴一副眼镜，留着浅色的小胡子，是一个出生在边远省份的外省人。他说话有口音，尤其是发“Ο”的音。总之他整个人都显得有点儿与众不同。他所讲的都是一些平常事——什么家庭生活、孩子、生意、警察、面包和肉类的价格——都是关于人们日复一日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他能从中发现虚伪、混乱，发现某些愚蠢的、有时荒唐可笑的、从来都明显对人们不利的东西。母亲觉得，他来自某个遥远的地方，来自另一个国度，那里的人们都过着诚实无欺和轻松快乐的生活，而这里的一切对他却是生疏的，他无法习惯这种生活，无法像接受必需的生活那样来接受这种生活。他不喜欢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在他心中激起一种沉着坚毅的愿望，这愿望就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改造一切。他的脸色有点儿发黄，眼睛周围有一道道细小的皱纹，说话声音很轻，而手总是热乎乎的。他一面向弗拉索娃问好，一面用有力的手指整个握住她的手，这样握手之后，心里就变得轻松一些、安宁一些了。

从城里不断又有人来，来得最勤的是一位身材又高又苗条的姑娘，她的脸清瘦而苍白，有一双大眼睛。她叫萨申卡。她的步态和动作有点儿像男性，两道乌黑的浓眉老是怒冲冲地紧锁着，她的鼻梁很直，一说话，两只小鼻孔便不住地翕动。

萨申卡第一个大声而尖锐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者……”

默默无言的母亲听到这句话时，惶恐地凝视着那姑娘的脸。她曾听说过，社会主义者刺杀了沙皇 。这是在她年轻时候发生的事。当时传闻，沙皇解放了农奴，所以地主们要向沙皇复仇，并蓄发明志，不杀死沙皇誓不剪发。他们因此被称为社会主义者 。而她现在搞不清楚，为什么她的儿子和儿子的同伴们是社会主义者呢？

当大家都散去，她问帕维尔：

“帕沙，难道你真是社会主义者吗？”

“是！”他站在母亲面前，像往常那样直率而坚决地说，“怎么啦？”

母亲沉重地叹了口气，低下眼睛，问道：

“真的吗，帕夫卢沙？他们可是反对沙皇的，他们还杀死了一个沙皇。”

帕维尔在屋子里走了走，用手摸了摸脸颊，微微一笑，说：

“我们不需要这么干！”

他用严肃的口吻低声跟母亲说了许久。母亲望着他的脸，心里思忖道：

“他绝不会干任何坏事，他绝不会！”

后来，这个可怕的字眼被频频提到，它的锋芒被磨掉了。像许多听不懂的字一样，母亲已经听习惯了。但是她不待见萨申卡。萨申卡一来，母亲就觉得心里发慌，觉得别扭……

有一次，她不满地撇着嘴对霍霍尔说：

“萨申卡干吗那么厉害呀！什么都好瞎指挥——你们应当干这个，你们应当干那个……”

霍霍尔大声笑起来。

“说得对！大妈，您点到要害了！帕维尔，您说呢？”

接着，他一面向母亲使眼色，一面带着嘲笑的眼神说：

“人家是贵族嘛！”

帕维尔淡淡地说：

“她是个好人。”

“这话不错！”霍霍尔承认说，“只是她不明白她应该做什么。而我们想要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他们又争论起令人搞不懂的问题。

母亲还发现萨申卡尤其对帕维尔老是凶巴巴的，有时甚至对他大嚷大叫。帕维尔却笑笑，一句话不说，用温柔的目光看着她的脸，就像以前看娜塔莎那样。这一点也让母亲心有不悦。

有时，母亲感到诧异的是，他们全都沉浸在狂喜之中，而且气氛十分友好。这通常发生在晚上他们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国外工人的报道的时候。这时，大家的眼睛里流露出喜悦的神色，全都奇怪地变得像孩子般幸福，笑得好开心、好爽朗，并且还亲切地相互拍拍肩膀。

“德国的同志们真是好样的！”有人喊了一声，仿佛被自己的快乐情绪陶醉。

还有一次，他们高声喊道：

“意大利工人万岁！”

他们把这呼喊传播到遥远的地方，传播到不认识他们，也听不懂他们语言的朋友们那里，他们好像深信，与他们素不相识的人们一定听得见，并理解他们的欣喜若狂。

霍霍尔饱含着对大家的热爱之情，眼睛熠熠发光地说：

“要是给他们写封信就好了，对吧？让他们知道，俄国有他们的朋友，这些朋友和他们拥有同一个信仰 、同一个目标，并为他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

大家脸上漾着笑容，满怀憧憬地像谈论自己的朋友那样谈论着法国工人、英国工人和瑞典工人，觉得远方的工人朋友们很知心，很亲切，令人尊敬，愿与他们同欢乐，共患难。他们谈论了许久许久。

在这间拥挤的小屋子里，产生了一种全世界工人精神上相通一致的感情。这感情把所有的人都融为一体，也使母亲受到激发。虽然她还无法理解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却以自己欢快、年轻、陶醉和充满希望的力量使她挺起了腰杆。

“你们真棒！”有一次她对霍霍尔说，“所有的人都是你们的同志——亚美尼亚人，还有犹太人，以及奥地利人——你们为所有的人悲伤着他们的悲伤，高兴着他们的高兴！”

“为所有的人，大妈，我们是为所有的人！”霍霍尔激动地叫道，“对于我们，不分国家，不分种族，只有同志，只有敌人。全体工人都是我们的同志。一切富人，一切政府都是我们的敌人。当你用善良的眼睛看看周围世界，当你看到我们工人有这么多，我们力量有这么大时，心里就会感到欣喜无比，高兴得心都醉了！当法国人和德国人看看周围生活时，大妈，他们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意大利人也会感到高兴。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个母亲的孩子，这母亲就是世界各国劳动人民兄弟般团结这一不可战胜的思想。她温暖着我们，她是正义天空中的太阳，而这天空就在工人的心中。不论是谁，不论他把自己称作什么，只要是社会主义者，他就永远是我们精神上的兄弟，无论何时，永永远远都是！”

这种孩子般的，但却坚定的信念越发常常产生在他们中间，在自己强大的力量中日益提高和增强。于是，当母亲意识到这信念时，她便不由得感觉到世界上诚然有一种伟大而光辉灿烂的东西，犹如她所看见的天上的太阳。

他们常常唱歌。唱的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歌曲，他们唱的声音很高，很愉快。但有时候，他们唱一些新歌，这些新歌的曲调好像特别和谐，但却忧伤而非同寻常。他们唱这些歌的时候，总是压低声音，十分认真，好像唱教堂歌曲那样。歌唱者的脸色时而发白，时而发红，而且铿锵有力的歌词中表现出一股强大的力量。

其中有一首新歌特别使母亲感到震撼和激动。在这首歌里，听不到独自在黑暗小路上徘徊的心灵悲楚的思索，尽管这心灵受尽凌辱，充满痛苦的困惑；也听不到心灵的呻吟，尽管这心灵备受贫穷的煎熬，饱经恐惧，没有个性，平淡无奇。在这首歌里，听不到那种惶惶不安地渴求自由的力量的悲叹，也听不到不分善恶、打算摧毁一切的、蛮勇好斗的挑衅呼喊；在这首歌里，听不到那种只会破坏一切而无力进行任何建设的、因受欺辱而盲目复仇的情愫。总之，在这首歌里听不到任何旧世界奴才似的东西。

母亲不喜欢这首歌里尖锐的歌词和严峻的曲调。但是透过歌词和曲调，表现出一种更强大的东西，它以自己的力量压倒了旋律和歌词，激起了心中的预感，预感到一种对思想而言极其伟大的东西。这种东西，她在青年人的脸上和眼睛里看到了，在他们的心胸里感觉到了，她被这首歌曲的力量折服，这力量是歌词和旋律所容纳不了的。她听这首歌曲时总是特别留心，比听其他任何歌曲也都更加感到惶恐不安。

这首歌曲比其他歌曲唱的声音低，但是它比所有歌曲都更加铿锵有力，更加感染人们，使人们犹如沐浴在三月天的空气当中——即将到来的第一个春日。

“我们该到大街上去唱这首歌了！”维索夫希科夫忧郁地说。

当他的父亲又因为偷窃而被抓进监狱时，他平静地对同志们说：

“现在大家可以到我家里来开会了……”

几乎每天晚上下班以后，都有同志来帕维尔家。他们读书，做读书笔记，忙得都顾不上洗把脸。吃饭喝茶时，也书不离手，而且他们说的话，母亲越来越听不懂了。

“我们需要出一份报纸！”帕维尔经常这么说。

生活变得紧张而忙碌，大家越发快速地一本接一本地读书，有如蜜蜂采花蜜那样从一朵花飞到另一朵花。

“有人在议论我们啦！”有一次维索夫希科夫说，“我们很快会大祸临头……”

“好汉做事好汉当！”霍霍尔说。

母亲更加喜欢他了。当他叫她“大妈”时，这个词就好像小孩儿的手轻轻抚摸她的脸颊。每逢星期天，假如帕维尔没有空闲，他就帮母亲劈柴。有一次，他扛来一块木板，拿起斧头，三下五除二就把门口台阶那块腐烂的板子换下来了，干得又快又麻利。还有一次，他也是这样不声不响地就把倒塌的围墙修好了。他一边干活儿，一边吹口哨，吹得娓娓动听而幽婉哀切。

有一次母亲对儿子说：

“让霍霍尔来咱们家住吧，你说呢？省得你们两个人跑来跑去，你找他，他找你。”

“您为什么让自己挨挤啊？”帕维尔耸着肩说。

“瞧你说的！我这一辈子都住得挤挤巴巴的，不知道为了什么。为了好人挨挤受累，值得！”

“那就随您吧！”儿子说道，“他要是搬过来，我会高兴的……”

于是，霍霍尔就搬到他们家来住了。

八

工人村尽头这座小房子被人盯上了。许多怀疑的目光已经在房子外面四处踅摸。围绕这座房子的流言不胫而走，沸沸扬扬，搞得人心惶惶。人们千方百计想要揭开藏匿在山谷里这座房子的秘密。每天夜里都有人往窗户里窥视，有时还有人敲窗玻璃，然后就胆小地拔腿跑掉了。

有一次，小饭馆老板别贡措夫在路上叫住了弗拉索娃。他是个小老头，仪表优雅，令人起敬，肌肉松弛而发红的脖子上总是围一条黑色的三角丝巾，穿着淡紫色的厚毛绒坎肩。他那油光发亮的尖鼻子上架一副玳瑁眼镜，因此被称为“甲骨眼”。

他叫住弗拉索娃以后，不等对方答话就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枯燥乏味的话。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您身体还好吗，儿子怎么样？还不打算给他成亲吗？年轻人精力旺盛，该结婚了。儿子早成亲，做父母的就早省心。男人成了家，对身心都有好处，就好比蘑菇泡在醋里，坏不了！我要是您，早把媳妇给他娶回家了。如今这年头，就得对人严加看管。现在这人都自行其是，无法无天，脑子里净想一些乌七八糟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受到谴责。年轻人不去教堂，也不去公共场所，反倒鬼鬼祟祟地聚在犄角旮旯里，嘀嘀咕咕的。请问，他们干吗这样嘀嘀咕咕呢？干吗要躲开大家呢？一个人不敢当众——比如说在小饭馆里——把话说出来，这算是怎么回事呢？显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话嘛！可以说秘密话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神圣的、圣徒 传播基督教的教堂。一切见不得人的悄悄话，就知道在犄角旮旯里瞎嘀咕，纯粹是昏头了！祝您身体健康！”

他弯起手臂，矫揉造作地摘下大檐帽，挥了一下，扬长而去，把母亲弄得一头雾水。

弗拉索夫家的邻居玛丽娅·科尔苏诺娃是一个铁匠的寡妇，以前在工厂门口卖过食品。她在集市上遇见了母亲，也说：

“你可要把你的儿子看紧啊，佩拉格娅！”

“怎么啦？”母亲问道。

“外面有传说！”玛丽娅神秘兮兮地说，“话可难听了，我的大婶啊！好像他在把一群类似鞭身教徒那样的人组织在一起。这叫教派。要像鞭身教徒那样互相鞭打……”

“够啦，玛丽娅，胡说八道什么呀！”

“不是坦坦荡荡的人胡说八道，而是藏藏掖掖的人胡说八道！”女商贩玛丽娅回嘴说。

母亲把这些话告诉了儿子。他默默地耸了耸肩，没有说话。霍霍尔却发出了低沉而柔和的笑声。

“咱们这里的姑娘也都对你们有一肚子抱怨呢！”她说，“对任何一个姑娘来说，你们都是令人羡慕的未婚夫，是干活儿的一把好手，并且还不酗酒。可是你们偏偏对姑娘们不理不睬！大家都在议论说，城里那些寡廉鲜耻的小姐倒是经常来找你们……”

“那当然啦！”帕维尔嫌恶地皱了一下眉头，激动地高声喊道。

“沼泽里总是发出霉烂味！”霍霍尔叹口气说，“大妈，您最好跟她们那帮傻丫头讲讲清楚，说说嫁人是怎么回事，叫她们不要急着去使自己遭受摧残……”

“哎呀，老天爷呀！”母亲说，“这痛苦她们看得见，她们都明白，可是除了嫁人，她们没路可走啊！”

“她们没有真正弄明白，否则一定会找到出路的！”帕维尔说道。

母亲瞅了瞅他那不苟言笑的脸。

“那你们就教教她们呀！把那些机灵点儿的叫到家里来……”

“这不合适！”儿子冷淡地说。

“试试看怎么样？”霍霍尔问。

帕维尔沉默了一会儿，回答说：

“一开始是成双成对地闲逛，后来有些人就结婚了，结果就是这样！”

母亲陷入了沉思。帕维尔那种修士般的冷峻使母亲感到不安。她看见甚至年龄比他大的同志，比如霍霍尔，都听从他的主意，但她觉得，大家都怕他，谁都不喜欢他那冷冰冰的样子。

有一次，母亲已经躺下睡了，儿子和霍霍尔却还在看书。她透过薄薄的隔断偷听他们两人轻声聊天。

“我喜欢娜塔莎了，你知道吗？”霍霍尔突然激动地小声喊道。

“知道！”过了片刻，帕维尔回答说。

可以听见，霍霍尔慢慢站起来了，开始踱步。他光着脚踏在地板上，发出沙沙的响声。接着传来了轻柔而凄凉的口哨声。然后又响起他那低沉浑厚的嗓音：

“她觉察到了吗？”

帕维尔沉默不语。

“你认为她会察觉到吗？”霍霍尔压低声音说。

“她当然察觉到了！”帕维尔回答说，“所以她才拒绝来我们这里参加活动……”

霍霍尔拖着沉重的脚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房间里又响起了他那轻柔的、颤悠悠的口哨声。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假如我告诉她……”

“告诉什么？”

“就说我……”霍霍尔小声说。

“为什么？”帕维尔打断了他的话。

母亲听见霍霍尔站住了，觉得他笑了一下。

“你看，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爱上一个姑娘，就应该告诉她，要不然有什么意思呢？”

帕维尔啪的一声合上书，问：

“你想要什么意思呢？”

两人都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

“你说呢？”

“安德烈，你必须想清楚你想要什么，”帕维尔慢悠悠地说，“假定说她也爱你——我不这样认为——假定说是这样吧！你们结了婚。一桩很有趣的婚姻——一个知识分子和一个工人！然后生儿育女。可是将来干活儿的就你一个人……而且要干很多活儿才能养家糊口。为了几个孩子，为了一套住房，你们的生活从此将会变成为了一块面包而奔命的生活。你们就再也顾不上事业了，你们两个都顾不上了！”

屋里安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帕维尔又说起来，口吻好像温和一些了。

“你还是把这一切都抛开吧，安德烈。也别让她感到为难……”

屋里静悄悄的。钟摆均匀地一秒一秒地摆动着，发出清脆的嘀嗒声。

霍霍尔说：

“一半心在爱，一半心在恨，这还算是心吗，啊？”

响起了翻动书页的簌簌声——帕维尔大概又开始看书了。母亲闭目躺着，一动不动，生怕弄出一点儿动静。她非常心疼霍霍尔，但更加心疼儿子。她心里想着他：

“我可爱的孩子……”

霍霍尔突然问道：

“就这么待着不说话呀？”

“这样更真诚。”帕维尔小声说。

“好，这条路我们走定了！”霍霍尔说。过了片刻，他忧郁地继续说，声音很小：“如果这事搁在你身上，帕沙，你也会难受的……”

“我已经难受了……”

风吹在墙上发出沙沙的响声。钟摆精确地数着逝去的时间。

“你以后可别拿这事打趣我啊！”霍霍尔不急不慢地说。

母亲把脸埋进枕头里，无声地哭起来。

第二天早晨，母亲觉得安德烈的个子仿佛矮了一些，显得更加可爱了。儿子却一如往常，瘦削、挺拔、不言不语。以前，母亲用安德烈·奥尼西莫维奇 称呼霍霍尔，而今天却不知不觉地对他说：

“安德留沙 ，您的靴子该修一下了，不然您的脚会受凉的！”

“等我领到工钱就去买一双新的！”他回答说，笑了笑。突然，他把自己的长手臂搭在母亲肩上，问：“您大概就是我的亲生母亲吧？只是您不愿意向别人承认这一点，因为我长得很丑，是不是？”

母亲无言地在他手上拍了一下。她有温馨的千言万语想对他说，可是怜惜之情紧紧钳住了她的心，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九

在工人村，人们都在谈论社会主义者，说他们散发用蓝色油墨印刷的传单。这些传单怒斥工厂的制度，讲到彼得堡和俄罗斯南部工人的罢工，号召工人联合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

工厂里那些挣着高薪水的中年以上的工人骂道：

“一群煽动分子！干这种事，就该抽嘴巴！”

传单还被送到了办事处。年轻人精神振奋地读着这些有政治内容的传单：

“说得对！”

大多数人都被工作压垮了，对一切都漠不关心。他们无精打采地说：

“不会有什么结果，难道这有可能吗？”

但是，传单依然使人们感到激动，如果他们一个星期看不到传单，就会互相议论：

“看来，他们不再印了……”

星期一又出现了传单，于是工人们又七嘴八舌地小声议论起来。

在小饭馆里和工厂里出现了一些谁都不认识的新面孔。他们老是在打听、观察、刺探，有的小心翼翼，令人生疑；有的纠缠不休，实在过分，所以一下子就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母亲清楚，掀起这场热烈的议论，是她儿子做了工作。她看到人们是怎样渐渐聚拢在他周围的。于是，为帕维尔的命运又担心又自豪的情感交织在一起。

有一天晚上，玛丽娅·科尔苏诺娃从外边敲了敲窗户，母亲打开窗户，她便压低嗓门说：

“这下够你受的，佩拉格娅，孩子们闹出事来了！今天夜里要搜查你们家，还有马津家、维索夫希科夫家……”

玛丽娅的厚嘴唇急速地翕动着，肥大的鼻子呼哧呼哧地发出喘息声，眼睛不住地眨巴着，东张西望，生怕被人盯上。

“我可是什么都不知道，什么也没有给你说，甚至我今天根本没有见过你。听见了吗？”

说完，她便消失不见了。

母亲关上窗户，慢慢地在椅子上坐下来。但是意识到正面临着危险，她腾地站了起来。她迅速地穿好衣服，不知为什么用披肩把头裹得严严的，拔腿往费佳·马津家跑去——他生病了，没有去做工。她来到他家时，他正坐在窗前看书，并且用跷起大拇指的左手晃动着右手。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霍地站起来，脸色发白。

“啊呀，糟了……”他小声嘟哝说。

“到底该怎么办呀？”弗拉索娃问道，一边用发抖的手擦去脸上的汗。

“等等看，您别怕！”费佳回答说，一边用那只好手抿抿自己的鬈发。

“可您自己害怕了！”她激动地大声说。

“我？”他的脸唰地红了，难为情地笑着说，“啊，啊，见鬼……应该告诉帕维尔。我现在就叫人去找他！您回去吧，不会有事的！总不至于打人吧？”

回到家里，她把所有的书都收起来，抱在胸前，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一边看看炉子和炉子下边，甚至还看看盛着水的木桶。她以为帕维尔会马上扔下手里的活儿跑回家来，可是他没有回来。最后，她累了，在厨房里的长凳上坐下来，把书放在自己身子下边，就这样一直坐着，直到帕维尔和安德烈从工厂回来。

“你们都知道吗？”她激动地大喊道，一边站起来。

“知道！”帕维尔微笑着说，“您害怕了？”

“我好害怕，好怕啊！……”

“不要怕！”安德烈说，“怕没有用。”

“您连茶炊都没有烧啊！”帕维尔说。

母亲指着书，负疚地解释说：

“我一直在守着这些书呢……”

儿子和安德烈笑了，这使她很受鼓舞。帕维尔挑了几本书，把它们拿到院子里藏了起来。安德烈一边烧上茶炊，一边说：

“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大妈，只是替那些人感到害臊，他们净干无聊的蠢事。一群精壮的汉子，个个腰间别着马刀，穿着有马刺的皮靴，来到人家里，不管三七二十一，乱翻一通。无论是床下边，还是炉灶下边，他们都探头探脑地查看一遍。要是有地窖，他们也爬进去看看，还上到阁楼上去看。在那里沾了一脸蜘蛛网，他们就呸呸呸地瞎嚷嚷。他们也觉得无聊，觉得可耻，所以他们装样子，好像是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在您面前发凶施威。其实他们干的那是下三烂的差事，他们也心知肚明！有一次，把我家里翻了个遍，他们觉得不好意思，灰溜溜地走了。还有一次，竟然把我抓起来，关进了监狱，害得我坐了四个来月的牢。在那里待着待着，突然就被提审，被士兵押着走在街上，接下来就是审讯。他们是一群笨蛋，信口开河，胡说一通。审讯完了又叫士兵把我押回监狱。他们就这样把我押来押去，他们得凭这个领薪饷啊！后来把我放了——完事了！”

“您总是这么说话，安德留沙！”母亲激动地大声说。

安德烈跪在茶炊跟前，使劲用火筒吹火，但这时他抬起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的脸，用手捋着髭须，说：

“我怎么说话呀？”

“好像您从来就没有受过欺辱……”

他站起身来，把头一摆，笑着说：

“难道说世界上有哪个人不受欺辱吗？我被欺辱得都已经懒得生气了。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人们不改变自己的话？抱怨会影响干事，老是围着抱怨打转转，简直是白浪费时间。生活就是这样的！从前，我动不动就爱和人家生气，可是我想了想——我认为不值得。人人都怕挨邻居的打，所以干脆自己先出手去打人家。生活就是这样，我的好大妈！”

他侃侃而谈，把等待搜查的惶恐不安驱赶到了九霄云外。他那双凸鼓的眼睛炯炯发光，含着微笑。于是他整个人显得是那么机智灵活，虽然长得有些笨拙。

母亲叹了口气，热诚地向他祝福：

“愿上帝赐福给您，安德留沙！”

安德烈一个箭步走到茶炊跟前，又蹲下来，小声嘟哝说：

“赐福给我——我不拒绝，叫我乞求——那办不到！”

帕维尔从院子里走了进来，有把握地说：“他们肯定找不到！”说完，他就去洗手了。

过了一会儿，他一边仔细地用力把手擦干，一边说：“妈妈，要是您让他们看出来您吓得惊慌失措的样子，他们就会想：既然她抖得这么厉害，说明这房子里一定藏有什么东西。您要明白，我们不干坏事，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将毕生为真理而工作——这就是我们全部的罪尤！有什么可怕的呢？”

“帕沙，我会克制住自己的。”她保证说。紧接着，她又忧愁地脱口说出：“他们干脆快点儿来好啦！”

但是，这天夜里没有人来搜查。第二天早晨，母亲事先想到他可能会取笑她胆小，便首先拿自己打趣说：

“瞧我，真是自己吓唬自己呢！”

十

在那个不安之夜过去差不多一个月，他们来了。那天在帕维尔家的还有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他们和安德烈三个人正在谈论自己办报纸的事。时间很晚了，大概快半夜了。母亲已经躺下快睡着了，迷迷蒙蒙听见他们忧虑而低微的说话声。这时安德烈小心翼翼地蹑足穿过厨房，随手轻轻掩上门。穿堂里那只铁桶咣当一声倒了。门突然敞开了——安德烈一步迈进厨房，憋着嗓子大声说：

“有马刺声！”

母亲从床上一跃而起，两手哆哆嗦嗦地匆忙抓起衣服。但这时帕维尔出现在门口，镇定地说：

“您躺着吧，您身体不舒服！”

听见穿堂里脚步小心的沙沙声，帕维尔走到门口，用手把门一推，问道：

“谁？”

一个灰色的高大身影极其迅速地一闪身溜进了门里，又溜进来一个。两个宪兵把帕维尔挤到一边，在他两旁一边站一个。这时，大高个儿用嘲弄的口气大声说：

“我们不是您要等的人吧？您在等谁呢，啊？”

说这话的是那个细高个儿的军官，留着稀疏的小黑胡。工人村的警察费佳金来到母亲床边。他向军官行了一个举手礼，而另一只手则指着母亲的脸，瞪大恐怖吓人的眼睛，说：

“这就是他的母亲，大人 ！”然后，他指了一下帕维尔，补了一句，“这是他本人！”

“是帕维尔·弗拉索夫吧？”他眯起眼睛问了一句。帕维尔默默地点了点头。这时他捻着髭须，宣布：“职责所在，我要对你进行搜查。老太婆，起来吧！那边是谁？”他问道，朝房间里张望着。然后他猛然一步蹿到门口。

“你们姓什么？”他问道。

两个见证人从穿堂里走过来，他们是老翻砂工特维里亚科夫和他的房客雷宾。后者是个司炉，一个身材魁梧、面目黧黑的庄稼人。

他用浑厚有力的嗓音大声说：

“你好，尼洛夫娜！”

她已经穿好了衣服。为了给自己壮胆，她轻声说：

“这是干什么！深更半夜来人家里，人家都睡了，他们还来！……”

房间里很拥挤，不知为什么有一股很重的黑鞋油味。两个宪兵和工人村的警察所长雷斯金把书从书架上取下来，摆在军官面前的桌子上。他们脚步很重，发出橐橐的响声。另外两个人用拳头敲击墙壁，查看椅子下边，其中一个笨手笨脚地爬到炕炉上。安德烈和维索夫希科夫紧紧地靠在一起，站在角落里。尼古拉脸上的麻点变得通红，灰色的小眼睛一直盯着军官。安德烈捻着髭胡。这时，母亲走了进来，他微微一笑，亲切地向她点点头。

她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恐惧，走路不像平常那样侧着身子，而是腰板笔直，挺着胸脯——这使她的身形显得很滑稽，有一种矫揉造作的傲慢样子。她脚步很重，踩得地板噔噔响，而她的眉毛却在颤抖……

军官的手很白，手指很细。他一把抓起书，乱翻了一气，然后抖了抖，用一个干净利落的手腕动作把书扔到了一边。有时书轻轻地掉在地上。大家都默不作声。只听见满头大汗的宪兵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把马刺弄得叮当乱响。有时传来问话声：

“这里检查了吗？”

母亲跟帕维尔并排站在墙边。她像儿子那样，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并且也直视着军官。她的小腿在打哆嗦，眼睛模糊不清。

骤然传来维索夫希科夫刺耳的声音，打破了沉默：

“干吗把书都扔一地呀？”

母亲颤抖了一下。特维里亚科夫把头一摆，仿佛有人撞了他的后脑勺，而雷宾干咳一声，注意地看了看尼古拉。

军官眯起眼睛，朝那张呆板的麻脸剜了一眼。他飞快地翻着书页。有时他夸张地睁大自己那双灰色的大眼睛，好像他感觉疼得受不了了，准备对这疼痛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怒吼。

“当兵的！”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又说道，“把书捡起来……”

所有的宪兵都朝他转过身来，然后看了看军官。军官又抬起头，以审视的目光打量了一下尼古拉五大三粗的身形，拉腔拖调地用鼻音说：

“嗯……捡起来吧……”

一个宪兵弯下身子，一边斜视着尼古拉，一边把摔坏的书一本一本从地上捡起来……

“尼古拉别作声就好了！”母亲小声对帕维尔说。

帕维尔耸了耸肩。霍霍尔低下了头。

“谁在看《圣经》？”

“我！”帕维尔说。

“这些都是谁的书？”

“我的！”帕维尔回答说。

“好！”军官一边说，一边把身子靠在椅背上，把细细的手指弄得嘎嘣一声脆响，把两条腿在桌子下边伸直，捋了捋髭胡，然后问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你就是安德烈·纳霍德卡吗？”

“是我！”尼古拉答道，一边往前走去。安德烈伸手一把抓住他的肩膀，往后一推。

“他说得不对！我是安德烈！……”

军官扬起手，用小拇指威胁着维索夫希科夫，说：

“你给我当心点儿！”

他开始翻阅自己的文件。

一轮皓月挂在夜空，冷漠地往窗户里望着。有人在窗外慢慢地走动，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

“你，纳霍德卡，以前因政治罪受到过追究吗？”军官问。

“在罗斯托夫受过审，在萨拉托夫也受过审……不过那里的宪兵是用‘您’称呼我的……”

军官眨了一下右眼，揉了揉，露出一口细碎的牙齿，说道：

“您知不知道，纳霍德卡，问的就是您——在工厂里散发违法传单的那些混账东西是谁，啊？”

霍霍尔摇晃了一下身子，咧开嘴笑着，想要说什么。这时，尼古拉又用愤慨的声音说：

“今天我们还是头一回见识混账东西……”

房间里顿时沉静下来，所有的人都猛一愣神。

母亲脸上的伤疤发白了，而且右眉往上吊起。雷宾的胡子奇怪地抖动起来。他垂下眼睛，开始用手指慢慢地梳理胡子。

“把这个畜生拉出去！”军官说。

两个宪兵架起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的胳膊，粗暴地把他往厨房里拖。他稳稳地站在那里，大声说：

“等一下……我穿上衣服！”

见证人从院子里进来，说：

“什么都没有找到，全都搜遍了！”

“嗯，那当然！”军官冷笑着大声说，“这里的人都很有经验嘛……”

母亲听着他那软绵绵的、令人战栗的和多变的嗓音，恐惧地望着他那蜡黄的脸，感觉到这个人就是敌人，他身上表现出来的就是贵族老爷派头，内心充满对人民的蔑视和无情。她很少见到这种人，几乎忘记了世界上还有这种人存在。

“原来就是惊动了这种人啊！”她心里思忖道。

“私生子 安德烈·奥尼西莫夫·纳霍德卡先生，您被捕了！”

“为什么？”霍霍尔镇定地问。

“这个我以后会告诉您！”军官客气地回答，口吻却恶狠狠的。然后他转向弗拉索娃，问：“你识字吗？”

“她不识字！”帕维尔回答说。

“我没有问你！”军官疾言厉色地说，然后又问母亲，“老太婆，说话呀！”

母亲不由得对这个人感到憎恨。她好像跳进了冷水中，浑身直打冷战。突然，她挺起了腰杆，脸上的伤疤变成深红色，眉毛也耷拉下来。

“您少大喊大叫！”母亲指着他说，“您还年轻，不知道苦滋味……”

“冷静些，妈妈！”帕维尔拦住了她。

“别拦我，帕维尔！”她大喊一声，一边竭力挣扎着向桌子那边冲去，“您为什么抓人？”

“这不关您的事，住口！”军官吼道，一边从桌旁站起来，“把被捕的维索夫希科夫带进来！”

说完，他拿起公文，开始宣读。

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被带了进来。

“脱帽！”军官停止宣读，大声说。

雷宾走到弗拉索娃跟前，用肩膀碰了她一下，小声说：

“别急，大妈……”

“抓住我的手，我怎么脱帽？”维索夫希科夫大声问。他的声音淹没了军官宣读公文的声音。

军官把公文往桌上一扔。

“签字！”

母亲看着大家在记录上签字，她那激愤的情绪消失了，只感到心灰意冷，受尽屈辱而又无能为力，眼泪不禁潸然而下。在她出嫁二十年的婚后生活中，她哭了二十年，流了二十年这样的眼泪。但是近几年，她几乎忘记了被这种眼泪啮噬的滋味。军官看了她一眼，厌恶地皱起脸说：

“您哭得太早了，太太！等着瞧吧，以后有您哭的时候，只怕眼泪不够流！”

母亲又满腔愤怒地说：

“母亲的眼泪是流不完的，永远流不完！如果您也有母亲——这一点她知道，一定知道！”

军官匆匆忙忙把公文塞进崭新的公文包里。公文包上的锁闪着亮光。

“走！”他命令道。

“再见啦，安德烈！再见啦，尼古拉！”帕维尔亲切而小声地说，跟这两位同志一一握手。

“说得对——再见啦！”军官冷笑着重复说。

维索夫希科夫哧哧地喘着粗气。他的粗脖子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着仇恨之光，表现出一股凛然正气。安德烈脸上洋溢着笑容，点着头，对母亲说了句什么。母亲画了十字为他祝福，然后也说：

“上帝看得见无罪之人……”

这帮穿灰色军大衣的人终于都拥进穿堂里，把马刺弄得一阵乱响，然后离开了。最后一个出去的是雷宾，他用自己那双饱含关切的黑眼睛打量了一下帕维尔，沉思地说：

“好了，再见吧！”

说完，他一边咳嗽，一边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帕维尔反剪双手，迈过地上散乱的书籍和衣服，在屋子里慢慢走来走去，并忧郁地说：

“看看，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呢？……”

母亲不解地仔细看着被翻得狼藉不堪的房间，苦闷地喃喃说：

“尼古拉干吗要冲犯他呢？……”

“他大概是慌张了。”帕维尔轻声说。

“他们来了，抓了人，就带走了。”母亲摊着两手，含混不清地嘟哝说。

儿子平安无事，母亲总算安心一些了。可是她依然想着刚才发生的事，百思不得其解。

“那个黄脸的家伙就会嘲弄人，吓唬人……”

“好啦，母亲！”帕维尔突然果断地说，“来吧，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吧……”

平时，只有当他对母亲表示更亲近一些时，他才称呼“母亲”和“你”。这时，她走到儿子面前，打量了一下他的脸，轻轻地问：

“让你感到难受了吧？”

“是的！”他回答说，“简直难以忍受！倒不如索性跟他们一起被抓了去……”

她仿佛觉得，儿子的眼睛里噙着泪水。于是她想安慰他，依稀感知到他的痛苦，她喟然长叹一口气，说：

“等着瞧吧，你也会被抓去的！……”

“他们干得出来！”他应声说。

沉默了一会儿，母亲忧心忡忡地说：

“你呀，帕沙，就是心硬！不管什么时候，你哪怕安慰我两句也好啊！这可倒好——我说得可怕，你比我说得更可怕。”

他望了母亲一眼，走过去，轻声说：

“这我做不来，妈妈！你得习惯这样。”

她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抑制着恐惧引起的瑟瑟颤抖，说：

“说不定他们会动刑吧？把人打得遍体鳞伤，折断筋骨？帕沙，亲爱的，我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好可怕！……”

“他们摧残心灵……他们用肮脏的手在摧残心灵——这更令人痛苦……”

十一

第二天才知道，被捕的有布金、萨莫伊洛夫、索莫夫，还有另外五个人。晚上，费佳·马津顺路进来待了一会儿——他家也被搜查了，但他为此而感到挺得意，觉得自己是个英雄了。

“你害怕了吗，费佳？”母亲问。

听到母亲的问话，他的脸变得煞白，也变得尖削了，鼻翼颤动了一下。

“我害怕军官打人！他留着大黑胡子，胖墩墩的，手指头上净是毛。鼻子上戴一副墨镜，就像没眼睛似的。他又吼又叫，咚咚地跺着脚！他说：我要把你们统统关进监狱，活活折磨死！我可从来没有挨过打，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都没有打过我——我是独生子，他们都爱我。”

他稍稍闭了一会儿眼睛，紧抿着嘴，非常快地用双手把头发弄蓬松。然后他用发红的眼睛望着帕维尔，说：

“不管什么时候，要是谁敢打我，我一定会像刀子一样，整个人都扎进他身体，用牙咬他。干脆让他们把我打死算了！”

“你太单薄，太瘦！”母亲激动地大声说，“你哪能打架呀？”

“我能！”费佳小声说。

他走以后，母亲对帕维尔说：

“这小子跟人打架准得先输！……”

帕维尔没有发表意见。

过了几分钟，厨房门慢慢打开了，雷宾走了进来。

“晚上好！”他微笑着说，“瞧，我又来了。昨天是被他们硬拖来的，而今天是我自己要来的！”他握住帕维尔的手，用力地摇了摇，然后，扶着母亲的肩头，问道：“能给我杯茶喝吗？”

帕维尔一言不发地仔细打量着他：宽脸庞，黑皮肤，黑眼睛，留着浓密的黑胡子。从他淡定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意味深长的神情。

母亲去厨房烧茶炊了。雷宾坐了下来，捋了捋大胡子，然后把胳膊肘放在桌子上，用忧郁的眼神扫了一眼帕维尔。

“是啊！”他说道，仿佛继续被中断的谈话，“我要跟你开门见山地好好谈谈。我注意你很久了。我们住得很近，差不多算是邻居吧。我看见有很多人来找你，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酗酒和胡来。这是最重要的。要是这些人不胡来，他们就会马上引起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呀？我就是一个例子。我很招眼，因为我独往独来，不与人同。”

他的话有些晦涩，但很流畅。他用黢黑的手捋着胡子，凝视着帕维尔的脸。

“有传你闲话的。我的房东说你是异教徒，因为你不去教堂，我也不去。后来出现了这些传单。这是你想出来的吧？”

“是我。”帕维尔回答说。

“怎么是你呀！”母亲从厨房里探出头，惊慌地大声说，“又不是你一个人！”

帕维尔微微笑了。雷宾也笑了。

“对！”雷宾说。

母亲大声地用鼻子嗅了嗅空气，便走开了。因为他们没有在意她刚才的话，她有点儿不高兴了。

“散发传单，这是个好主意。传单可以唤起民众。一共有十九张吧？”

“对！”帕维尔回答说。

“这么说来，我全看了，一张不落！好啊。不过传单里面有些话不好懂，有些话是无谓的。你看，就像人说话絮叨一样，话多无益……”

雷宾微微一笑，露出一口雪白而坚固的牙齿。

“后来就开始搜查了。这才使我确确实实对你有了好感。无论是你，还是霍霍尔和尼古拉——你们都暴露了……”

他一时语塞，不说话了。他朝窗外看了一眼，用手指敲打着桌子。

“他们摸清了你们的底细。你就说，大人，你干你的，我们干我们的。霍霍尔也是个好样的小伙儿。有一次我在工厂里听他讲话，我心想，只有死亡可以战胜他，否则休想叫他闭嘴。是条铮铮铁骨的硬汉！你相信我的话吗，帕维尔？”

“相信！”帕维尔点了点头说。

“那好。你看，我四十岁了，年龄比你大一倍，见识比你多二十倍。我当兵三年多，结过两次婚，第一个老婆死了，另一个我不要了。我去过高加索，了解反正教仪式派 信徒。老弟啊，他们是掌控不了现实生活的，绝不可能！”

母亲聚精会神地听着他那掷地有声的话语。她看到有这样一位中年人登门，并且像忏悔似的跟她儿子说掏心掏肺的话，她心里感到美滋滋的。但她觉得，帕维尔太冷漠，怠慢了客人。为了使他的态度变得温和一些，母亲问雷宾：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 ？”

“谢谢，大妈！我吃过饭了。那么，帕维尔，就是说，你认为现实生活是不合法的喽？”

帕维尔站起来，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

“现实生活没有错！”他说，“瞧，它带你来我这里开诚相见，说的句句都是肺腑之言。它把我们这些一辈子都在打工的人渐渐地联合起来。有朝一日——它定将会把所有的人都联合起来！生活对我们是不公平的、是艰辛的，但是，它本身也打开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认识到自己痛苦的含义，它本身还给人们指明了如何加速它的进程。”

“对！”雷宾打断了他的话，“应该使人焕然一新——如果一个人长了疥疮，带他到澡堂洗个澡，给他换上干净衣服，他就痊愈了！对呀！可是怎样从内部使人变得清洁呢？这就是问题所在！”

帕维尔讲起了工厂主、工厂，还有外国工人是怎样捍卫自己的权利的，讲得慷慨激昂，一针见血。雷宾像在打标点符号似的，时不时用手指敲敲桌子。他不止一次地激动地大声说：

“是啊！”

有一次，他淡淡一笑，轻声说：

“嗨呀，你还是年轻啊！对人了解不够！”

这时，帕维尔在他面前停下来，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不谈谁年老谁年轻！最好看看谁的思想更正确。”

“那么，依你看，他们还拿上帝欺骗了我们吗？是啊。我也这么寻思，我们的宗教是虚伪的。”

说到这里，母亲插话进来。每当儿子谈起上帝，谈起与她信奉的上帝有关的一切——这一切对于她都是珍贵和神圣的——她总是力图与儿子的目光相遇，她想用这种无言的方式请求儿子不要说不信上帝的那些激烈刺耳的难听话来刺痛她的心。不过她看得出，儿子虽然不信上帝，但却另有信仰。这令她感到欣慰。

“我怎么会明白他的思想呢？”母亲心里想道。

她觉得，雷宾这个中年人听了帕维尔这些话，也会感到不快。当雷宾平静地向帕维尔提出问题时，她终于按捺不住了，简短而执着地说：

“谈论上帝——你们要加倍小心才好！爱信不信——随你们的便！”她喘口气，更加用劲地继续说，“要是你们把上帝给我夺走，那么在我苦闷的时候，我这个老太婆可就什么指靠都没有了！”

她眼里噙着泪水。她洗着茶具，手指在哆嗦。

“妈妈，您没弄明白我们的意思！”帕维尔好声好气地低声说。

“请你原谅，大妈！”雷宾用低沉有力的声音慢条斯理地说，并微笑着看了帕维尔一眼，“我忘了你是上了岁数的人，让你改变不容易……”

“我所说的，”帕维尔接着说，“不是您信奉的那个善良仁慈的上帝，而是神父们将其当作大棒来吓唬我们的那个上帝。他们想利用这个上帝的名义迫使全体人民屈服于少数人的罪恶意志……”

“切中要害，说得好！”雷宾在桌子上用手指敲了一下，激动地大声说，“他们偷梁换柱，连我们的上帝也被他们暗中偷换了。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一切权力跟我们作对！你要记住，大妈，上帝是照着自己的样子造人的，也就是说，上帝的样子像人，人的样子也像上帝！可是我们不像上帝，而像野兽。在教堂里给我们看的是长得吓人的怪物……应该把上帝给我们换回来，大妈，应该给他清洗干净！他们用谎言和诽谤装扮上帝，扭曲他的面貌，就是为了摧残我们的心灵！……”

他说话的声音很轻，但是字字句句都像震耳欲聋的一击，重重地落在母亲头上。他那张长着乌黑的络腮胡子的大脸上挂着悲伤，让母亲看着害怕。乌黑的眼睛闪闪发光，引起心中恼人的恐惧感，叫人难以忍受。

“不，我还是走开好！”母亲否定地摇着头说，“我实在听不下去了！”

说完，她快步向厨房走去，耳边伴着雷宾的话语：

“你看，帕维尔！关键不在头脑，而在心灵！人心灵中的这块地方很奇妙，任何其他东西都没有生长的立足之地……”

“唯有理性才能把人解放出来！”帕维尔坚定地说。

“理性不会给人力量！”雷宾强硬地大声反驳道，“给人以力量的是心灵，而不是头脑，这是肯定的！”

母亲脱了衣服，没有祷告就在床上躺下了。她觉得浑身发冷，心里很不舒服。起初，她觉得雷宾是那么稳重，那么聪明，现在却对他产生了敌意。

“他简直是异教徒！是煽动分子！”母亲听着他的声音，心里这样想道，“也是来找事的！”

而雷宾满怀信心地、平心静气地说：

“神圣的地方不该有空虚。上帝所在的地方，是心灵中有迫切需要的地方。倘若上帝从心灵中消逝，那么心灵中一定会留下伤口！帕维尔，必须想出一个全新的信仰来……必须创造一个能和人们做朋友的上帝！”

“那不是已经有基督了吗！”帕维尔激动地大声说。

“从精神上说，基督并不坚强。他说：‘求你将这杯撤去。’ 他承认了恺撒 。上帝绝不会承认统治人的权力。他握有一切权力！他不会把自己的灵魂分割开！这是神的，而这是人的……但他承认交易，承认婚姻。而且他错误地诅咒了无花果树 。难道无花果树是依自己的意志才不结果的吗？灵魂也不是依自己的意志而不结善果。是我自己把仇恨种在了灵魂里吗？就是这样！”

房间里，两个人唇枪舌剑，慷慨激昂，争得不可开交，好像在进行一场难解难分的紧张角斗。帕维尔走来走去，脚下地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他说话时，一切响声都被淹没在他的话语里了。而雷宾的嗓音深沉有力，说起话来平心静气而慢条斯理，这时可以听见钟摆的嘀嗒声和寒冬里冰雪轻微的啪啪破裂声，像利爪挠墙似的。

“我告诉你吧，用我的话说，用一个司炉工的话说：上帝就像一团火。真的！他活在人们的心灵里。上面提到过：神就是道，而道就是精神……”

“是理性！”帕维尔执意地说。

“对！就是说，上帝既在心灵里，也在理性中，而绝不在教堂里！教堂纯粹是上帝的坟墓。”

母亲睡着了，没有听见雷宾是什么时候走的。

此后，他便来得勤了。如果帕维尔家里有别的同志，雷宾就默默地坐在角落里，只是偶尔说一句：

“对。就是这样！”

有一次，他坐在角落里，用乌黑的眼睛望着大家，忧郁地说：

“应该谈谈现在的事情，至于将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就是这样！什么时候人民获得自由，他们自己会看清楚怎样做才更好。他们的头脑里被灌满了他们根本就不想要的东西——他们早晚有一天会看清楚的！让他们自己去弄明白吧。说不定他们想要拒绝一切——全部生活和一切科学；说不定他们会看清楚，一切都在跟他们对着干，比如，教堂的上帝。你们只需把书交给他们就行了，他们自己会做出回答——就是这样！”

如果只有帕维尔一个人在，那么他们立马就开始无休止的，但却是心平气和的争论。于是母亲一边不安地听他们谈话，一边细心关注着他们，竭力去理解——他们谈论的是什么呢？有时她觉得，这个宽肩膀、黑胡子的粗壮汉子和她的身材挺拔健美的儿子，两个人都变成了盲人。他们到处乱跑乱撞，寻找着出口，他们用有力的双手盲目地摸到什么就抓住什么，然后抖搂抖搂，搬来搬去，哩哩啦啦掉在地上，踩在脚下。他们把所有碰上的东西都一一摸一摸，然后又一一扔掉，唯独不丢弃的是信念和希望……

他们说话直接而大胆，叫人害怕。不过母亲听惯了，这些话已经不像第一次听那样让她感到刺耳。她学会了不把这些话放在心上。甚至有时候她能从否定上帝的那些话背后，感觉到对上帝的坚定信仰。于是她脸上漾溢出安详而宽厚的笑容。即便她不喜欢雷宾，但也不再对他抱有敌意。

她每星期探监一次，去给霍霍尔送衣服和书。有一次，她获准跟霍霍尔见面，回家后满怀柔情地说：

“他在那里像在家里一样。对大家都很和气，大家都爱跟他说笑。他是有苦有难都自己受着，不愿意表露出来……”

“必须这样！”雷宾说，“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受尽煎熬。没有什么好炫耀的。不是人人都被蒙上了眼睛，有些人是自己把眼睛闭上的，就是这样！如果是傻瓜，那就忍受好啦！……”

十二

在工人村，弗拉索夫家这座灰色的小屋子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注意当中，既有疑神疑鬼的小心谨慎，也有不自觉的敌意，但也渐渐产生了一种信仰的好奇。有时来了人，小心地打量着四周，对帕维尔说：

“噢，老弟，你读书识字，对法律一定熟悉喽。是这样，你给我讲讲……”

于是，他随便举出一个警察或工厂行政管理人员办事不公的事例讲给帕维尔听。如果事情复杂，帕维尔就给他写一张字条，叫他去城里找帕维尔认识的律师，要是自己能解释清楚的，就自己解释。

渐渐地，人们开始尊重这个严肃的年轻人了。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谈得简明扼要，胆气十足。他对待一切都能仔细观察，认真倾听。这种认真劲使他在为别人处理每一件棘手的事情时，都能坚持不懈地仔细分析，追根寻源，无论何时何地都能找到一根共同的、无限长的长线，这根长线带有结实的活扣，把许许多多的人都联系到了一起。

尤其是“沼泽地戈比事件”之后，帕维尔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大大提高了。

工厂后面有一大片臭气熏天的沼泽地，几乎把工厂围起来了，长满了云杉树和白桦树。夏天，沼泽地里蒸发出浓烈的黄色气体 ，滋生出大量蚊虫，它们黑压压地飞到工人村，传播疟疾。沼泽地属于工厂，新厂主企图从中获利，便出招要把沼泽地的水排干，顺便采挖里边的泥炭。厂主告诉工人们说，这一措施将改善本区域的卫生状况，提高大家的生活水平，于是下令从他们的薪水里每卢布扣除一戈比，作为沼泽地排水的费用。

工人们炸开了锅。特别令他们气愤的是，职员没有被列入这次新税款的纳税人之列。

贴出厂主征收钱的告示那天是星期六，帕维尔正生病在家。他没有上工，不知道这件事。第二天午祷后，仪表优雅的老翻砂工西佐夫和凶巴巴的高个子钳工马霍京来到帕维尔家，把厂主的决定告诉了他。

“我们这几个岁数大的碰过头了，”西佐夫稳重地说，“讨论了这件事，你看，同志们派我们俩来找你问问——你是我们这儿最有学问的——有没有这样的法律，让厂主拿我们的钱跟蚊子去打仗？”

“想想看！”马霍京闪动着细眯的眼睛说，“四年前，他们这帮狡诈的骗子就敛钱，说是要建浴池。敛了三千八百卢布。钱到哪儿去了？浴池——连个影儿都没有！”

帕维尔向他们说明了这次捐税是不合理的，这种企图显然对厂方有利。他们两人愁眉苦脸地走了。送走了他们，母亲笑着说：

“瞧瞧，帕沙，连老头们都来向你讨主意了呢。”

帕维尔没有搭腔，一副满腹心事的样子。他在桌旁坐下来，开始写东西。过了几分钟，他对母亲说：

“我求你一件事：你进城一趟，把这字条交给……”

“这危险吗？”她问。

“是的。那里在给我们印报纸。这次‘戈比事件’务必要在这一期见报……”

“那还用说！”她回答道，“我这就动身……”

这是儿子交给她的第一个任务。儿子坦率地告诉了她所要办的事情，她感到非常高兴。

“这个我懂，帕沙！”她一面说，一面穿衣服，“他们这是在抢劫！那个人叫什么——是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吗？”

晚上很晚她才回来，累得筋疲力尽，但却很满意。

“我见到萨申卡了！”她对儿子说，“她向你问好。这个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真朴实，爱开玩笑。他说话可逗了。”

“你能喜欢他们，我很开心！”帕维尔轻声说。

“他们都是很质朴的人，帕沙！人质朴就好！而且他们都很尊敬你……”

星期一帕维尔又没去干活儿，他头疼。午饭时，费佳·马津兴冲冲地跑来了，一脸幸福的样子。他跑累了，气喘吁吁地说：

“快去看看吧！整个工厂都沸腾了。我是来叫你的。西佐夫和马霍京说，只有你才能跟大伙儿讲明白。这有什么办法！”

帕维尔默默地穿衣服。

“妇女们也都跑来了——叽叽嘎嘎的！”

“我也去！”母亲说，“他们打算干什么呀？我去看看！”

“去吧！”帕维尔说。

他们一路上走得飞快，谁都没有说话。母亲激动得喘不过气来，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了。工厂大门口站着一群妇女，她们在尖声叫骂。他们三个一进院子，立刻被卷入了激愤喧闹的黑压压的人群。母亲看见，所有人的脑袋都朝着一个方向，朝着铸造车间红色的砖墙，那里有一堆废铁。西佐夫、马霍京、维亚洛夫，还有其他五个有影响力的中年工人，正站在废铁堆上，挥动着手臂。

“弗拉索夫来了！”有人突然大喊了一声。

“弗拉索夫？请他到这边来……”

“静一静！”几个地方同时发出喊声。

近处什么地方响起了雷宾平静的声音：

“应当维护的不是一个戈比，而是正义，就是这样！我们珍视的不是我们的一个戈比——它并不比其他戈比更圆，但是，它更有分量——它里面有我们的血汗，比厂主一个卢布里的血汗还要多——就是这样！我们珍视的不是一个戈比，而是血汗，是真理——就是这样！”

他的话雨点般地落在人群中，激起一阵热烈的欢呼：

“没错，雷宾！”

“说得对，司炉工！”

“弗拉索夫来了！”

人声鼎沸，汇成一股喧阗的强劲旋风，压倒了机器隆隆的轰鸣声、蒸汽吃力地叹息般的咝咝声和电线的簌簌声。人们挥动着手臂，急匆匆地从四面八方纷至沓来。他们激烈地谈论着，说一些令人拱火的挖苦话。一直隐藏在疲惫的胸中昏昏欲睡的怒火醒来了，要喷发了。它兴高采烈地在空中盘旋，黑色的翅膀越展越宽，拥抱着人们，越抱越紧，引导他们紧紧跟在自己后面，使他们彼此相撞，重新产生出一股熊熊的怒火。乌云般的黑烟和粉尘在人群上空翻滚，一张张汗流满面的脸变得通红，面颊上挂着黑乎乎的汗珠。黢黑的脸上显现出闪闪发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

这时，帕维尔出现在西佐夫和马霍京站着的地方，高声喊道：

“同志们！”

母亲看见他脸色苍白，嘴唇在抖动。她不禁推开人群，向前挤去。有人恶声恶气地冲她嚷道：

“往哪儿挤呀？”

她被人们推来推去。但这并没有阻挡住母亲。她用肩头和臂肘把人群拨拉开，一步一步朝儿子那边挤过去，她想离儿子更近些，跟他站在一起。

帕维尔学会了对他从心底喊出的这个词赋予深刻而重大的含义。他感觉到，一阵阵战斗的欢乐使他的喉咙发紧；他恨不能把自己被憧憬真理之火燃烧的心掏给人们。

“同志们！”他又说了一遍，从这个词里汲取着欣喜和力量，“建筑教堂和工厂的是我们，锻造镣铐和钱币的也是我们，我们是一支有生力量，我们在养活所有的人，使他们终生欢乐无忧……”

“说得对！”雷宾喊道。

“我们时时处处干活儿在先，生活靠后。有谁关心我们吗？有谁希望我们幸福吗？有谁把我们当人看了吗？没有一个人！”

“没有一个人！”不知是谁像回声似的响应道。

帕维尔克制着自己，开始说得更简洁、更镇定，万头攒动的人群缓缓地向他靠近，黑压压地合成一体。数百双眼睛专注地望着他的脸，如饥似渴地听着他的每一句话。

“在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同志，是一个由同一个愿望——为我们的权利而斗争的愿望——紧密联系起来的友好大家庭以前，我们是不会争取到更好的命运的。”

“说正事！”母亲旁边有人粗鲁地大喊了一声。

“不要打搅！”有两个人从不同的地方发出喊声，但声音不大。

一张张被熏黑的脸，愁眉紧锁，显出怀疑和阴郁的表情。几十双眼睛严肃而沉思地望着帕维尔的脸。

“是个社会主义者，不是傻瓜！”有人这样说道。

“哎呀！说得真大胆！”一个独眼的高个子工人碰了碰母亲的肩膀说。

“同志们，该明白了，除了我们自己，没有人会帮助我们！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这就是我们的准则，如果我们想要战胜敌人的话！”

“他说的是正事，弟兄们！”马霍京喊道。

说完，他振臂一扬，握紧拳头在空中挥了挥。

“应该把厂主叫出来！”帕维尔继续说。

仿佛一阵旋风从人群中刮过。他们摇晃起来，瞬间，几十个声音同时喊道：

“叫厂主出来！”

“派代表去叫他！”

母亲往前挤去，从下面望着儿子的脸，心里充满了自豪感：帕维尔站在受人尊敬的老工人中间，大家都在听他讲话，赞同他的意见。儿子不像别人那样凶狠，那样骂人，母亲感到很欣慰。

时断时续的呼喊声、谩骂声和一句句狠话顿时四起，纷纷扬扬，真好比冰雹砸在了铁板上。帕维尔居高临下地望着大家，睁大眼睛在人丛中寻找着什么。

“派代表！”

“西佐夫！”

“弗拉索夫！”

“雷宾！他嘴巴厉害！”

人群中突然传来声音不大的呼喊声：

“他自己来了！……”

“是厂主！……”

人群向两边闪开，让出道来。这个人大高个儿，长脸，留着山羊胡子。

“让一让！”他一边说，一边小幅地打着手势，叫工人让开，但是并没有碰到他们。他眯缝起眼睛，用审视的目光仔细察看着工人们的脸， 完全一副老辣的主宰者的派头。有人向他脱帽，鞠躬行礼——他径自走着，没有回礼。这时人群安静了，他的到来使人感到局促，脸上挂着不好意思的笑容，发出低声惊叫，从中传递出一种小孩子意识到自己干了淘气的事而感到后悔的意味。

他从母亲身旁走过去，用那种绝不宽容的目光朝母亲脸上瞟了一眼，走到铁堆前停了下来。有人从上面伸出手想拉他一把——他不领情。他一个矫捷的动作，纵身一跃爬了上去，站在帕维尔和西佐夫面前，问道：

“都聚集在这里干什么？为什么不上工？”

静了片刻。他的脑袋像麦穗一样微微摆动。西佐夫把帽子在空中一挥，耸了耸肩，垂下头来。

“我在问你们呢！”厂主大声叫唤道。

帕维尔站在他旁边，指着西佐夫和雷宾，大声说：

“我们三人受同志们全权委托，要求您取消扣除一戈比的决定……”

“为什么？”厂主问道，连看都不看帕维尔一眼。

“我们不认为把这样的税摊派在我们头上是合理的！”帕维尔高声说。

“怎么，您只看到我打算排干沼泽地是想剥削工人，而不是关心改善他们的生活吗？对吗？”

“对！”帕维尔回答说。

“您也是这么看吗？”厂主问雷宾。

“都一回事！”雷宾回答。

“那么您呢，老兄？”厂主转向西佐夫问道。

“是的，我也请求给我们留下这一戈比吧！”

说完，西佐夫又低下了头，负疚地淡淡一笑。

厂主缓缓地环顾了一下人群，耸了耸肩。然后他用审视的目光看了看帕维尔，对他说：

“看样子您是一个相当有文化的人，难道连您也不明白这项措施的好处吗？”

帕维尔大声回答说：

“如果排干沼泽地的费用由工厂来承担——那大家都明白！”

“工厂不是做慈善的！”厂主冷冰冰地说，“我命令全体立即去上工！”

说完，他开始走下铁堆，一边小心地用脚踩着铁块，对谁都没看一眼。

人群里响起不满的喧哗声。

“干什么？”厂主停下来问道。

所有的人都沉默了。远处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声音：

“你自己去干吧！……”

“再过十五分钟，如果你们还不去干活儿，我将责令对所有的人处以罚金！”厂主冷酷地、一字一顿地说。

他穿过人群走了。但现在他身后却响起了叽叽咕咕的抱怨声，而且他走得越远，抱怨声就越高。

“再跟他谈谈！”

“谈什么权利呀！唉，受苦的命……”

这时，大家纷纷请帕维尔出主意，冲他喊道：

“哎，你懂法律，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呀？”

“你说了半天，可是他一来——全泡汤啦！”

“这事闹的，弗拉索夫，你说到底怎么办？”

呼声更加坚决了，这时帕维尔说：

“同志们，我的建议是，一天不取消扣钱的决定，我们就一天不出工……”

大家又激动地嚷嚷起来：

“可找到傻瓜了！”

“要罢工吗？”

“就为了一个戈比吗？”

“那又怎样？就得罢工！”“这不是要大家的命吗……”

“有谁会去出工呢？”

“会有人去的！”

“是犹大 吧？”

十三

帕维尔从铁堆上下来，和母亲站在一起。

周围的人都在叽叽咕咕，十分嘈杂。他们互相争论，情绪激昂，又喊又叫。

“罢工怕是搞不起来！”雷宾走到帕维尔跟前说，“人们不光都吝惜钱，还胆小怕事。能够站在你一边的，也就是百十来人吧，不会再多。势单力薄，终究不能成事。”

帕维尔沉默不语。人群中一张张黑黑的脸在他面前晃动，眼巴巴地望着他的眼睛。他心里七上八下，无法平静。弗拉索夫觉得，他的话在人们心中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宛如稀稀拉拉的雨点落在久旱贫瘠的土地上。

他往家里走去，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满脸愁云惨雾。母亲和西佐夫跟在他后面，雷宾跟他并排走着，在他身边低声说：

“你说得是很精彩，但没有说到人家心坎里去——就是这样！得说到心里去，得在心窝里燃起火花。理性是拉不住人的，鞋小不合脚嘛！”

西佐夫对母亲说：

“我们这些年岁大的人该入土了，尼洛夫娜！新一辈都起来了。我们活得算个什么呀？一辈子低声下气，抬不起头来。现如今，人们不知是清醒过来了，还是更糊涂了，嗐，反正跟我们不一样。瞧瞧，这年轻人跟厂主说话，就像跟平等的人那样说话……是啊！再见，帕维尔·弗拉索夫，你老弟可真为大伙儿撑腰！愿上帝保佑你——或许，你会找到办法的——上帝保佑！”

他走了。

“对，快去死吧！”雷宾嘟哝说，“你们现在就已经没有人样了，是泥子，只能拿你们泥墙缝。你看见了吗，帕维尔，是谁在喊让你当代表？就是那些说你是社会主义者和煽动分子的家伙——就是他们！他们说：他会被解雇的——自找的，活该。”

“依我看，他们说得有道理！”帕维尔说。

“狼把同伴撕成碎片，也叫有道理……”

雷宾愁眉苦脸，嗓音抖得特别厉害。

“人们不会相信纯理性的话，必须吃点儿苦头，要有血的教训，说出话就……”

整整一天，帕维尔都忧心忡忡，一副疲惫不堪、十分焦急的样子。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好像在找人似的。母亲发现后，小心地问：

“你怎么啦，帕沙，啊？”

“头疼。”他若有所思地说。

“那就躺一躺吧，我去请医生……”

他看了母亲一眼，急忙说：

“不，不必！”

接着，他突然轻声说：

“我太年轻，能力不够——真的！都不信任我，不跟我的真理走——就是说，我没有本事把真理讲出来。我心里很难过——真叫人憋气！”

母亲望着他满面忧戚的脸，想要宽慰宽慰他，轻声细语地说：

“你走着瞧吧！他们今天不明白——明天一定会明白……”

“应该明白！”他激动地喊了一声。

“甚至连我都能看清你的真理……”

帕维尔走到她跟前。

“母亲，你是个好人……”

说完，他转过身去。母亲打了个哆嗦，仿佛被这句平和的话烫着了似的。她把手按在心口上，珍惜地带着这缕温馨走开了。

夜里，母亲已经睡了，而他却躺在床上看书。这时来了一队宪兵，气势汹汹地到处乱翻，把院子里、阁楼上全搜遍了。那个黄脸军官像头一回那样嚣张，为了寻乐子，他极尽凌辱、嘲讽、挖苦之能事，句句话都戳在人的心窝子上。母亲坐在角落，一语不发，视线始终不离开儿子的脸。帕维尔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激动情绪，可是当那个军官讪笑时，他的手指却在奇怪地微微颤动。于是母亲感觉到，他很难忍受住军官的戏弄，很难不做出回敬。她现在已经不像第一次搜查时那么害怕了，她觉得她更恨这一群穿着灰制服、皮靴上别着马刺、三更半夜闯进来的不速之客，这种仇恨压倒了恐惧。

这时，帕维尔悄声对母亲说：

“他们是来抓我的……”

她低下头，轻声回答道：

“明白……”

她所谓的明白，就是儿子被抓去坐牢，是因为他今天对工人们讲的那番话。可是大家都赞同他所说的，那么大家就应该出面替他辩护，也就是说，不会对他长时间拘押……

她真想抱住儿子哭一场，可是军官就站在旁边，他眯缝起眼睛，正在看着她。他的嘴唇在哆嗦，髭胡也在动来动去——弗拉索娃好像觉得，这人正在等她流眼泪、诉苦和哀求。她鼓起全身力量，尽量少说话，紧紧握住儿子的手，屏住呼吸，慢慢地小声说：

“再见，帕沙。要用的东西都带上了吗？”

“都带上了。不要挂念我……”

“基督保佑你……”

他被带走了。这时母亲在长凳上坐下来，闭上眼睛，小声恸哭起来。像从前丈夫经常做的那样，她背靠着墙，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能为力，心里非常苦闷，非常憋屈，她朝后仰起头，单调地哭啊哭啊，哭了许久许久，在这哭声中发泄着心灵的创痛。她依稀觉得，那张留着稀疏髭胡的黄脸，好像一块静止不动的斑点一样，停在她面前，一双眯着的眼睛，自鸣得意地望着她。她的儿子因为寻求真理，便被那些人从母亲身边夺走了。她强烈地恨他们，这恨像一个纠结的黑线团，缠绕在她心头。

天气很冷，雨水敲打着窗玻璃，仿佛一群灰色的身影，夜里在房子周围来回走动，探头探脑地窥伺着。他们个个长着红红的大脸，没有眼睛，手臂很长。他们转来转去，隐隐听得见马刺叮叮的响声。

“干脆把我也抓去好啦。”她心里想道。

汽笛狼嚎似的吼起来，催促人们去上工。今天的汽笛声发闷，低沉而犹犹豫豫。门开了，雷宾走了进来。他在母亲面前停下来，一边用手掌揩去胡子上的雨滴，一边问道：

“被带走了？”

“带走了，那些该死的东西！”她叹了口气，回答说。

“这叫什么事啊！”雷宾冷冷一笑，说，“我也被搜查了，翻了个遍，真是。他们还破口大骂……不过，没有把我怎么样。那么，帕维尔是被抓走了！厂主眨眨眼，宪兵点点头——一个大活人就这样没有了？他们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一伙人挤人民的奶，而另一伙人则抓住犄角……”

“你们倒是出面替帕维尔辩护呀！”母亲站起来大声说，“他可是为了大家才被抓走的。”

“谁去辩护呢？”

“大家呀！”

“你想得真不错！不过，这办不到。”

他苦涩地笑笑，迈着沉重的脚步走了。他的话使母亲感到绝望和更加痛苦。

“万一遭毒打，遭刑讯……”

她想着儿子被打得遍体鳞伤，皮开肉绽，浑身是血。于是恐惧像一块冰冷的巨石压在她胸口，她感到憋得慌，眼睛也疼起来。

她没有生炉子，没有做饭，也没有喝茶，直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才吃了一块面包。当她睡下时，她心想，她的生活还从来没有如此孤独过，如此一无所有。最近几年，她常常期盼会发生什么重大的好事，她已经习惯这样生活了。她身边总有年轻人来来往往，他们活泼热闹，朝气蓬勃。儿子在她面前向来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他是这种惶恐不安但却美好的生活的缔造者。而现在没有他，一切也就没有了。

十四

白天过去了，过得很慢。一个无眠之夜。第二天过得更慢。盼有人来，然而谁也没来。时间走到了晚上，又走到了夜里。外面很冷。雨唰唰地下着，一阵紧似一阵，打在墙上，发出叹息声。烟囱里嗡嗡作响，不知什么东西在地板下面乱跑乱动。雨水从房顶上啪嗒啪嗒落下来，它那凄切的滴水声和挂钟的嘀嗒声奇怪地融合在一起。仿佛整个房子都在轻轻摇摆，周围的一切全都是多余的，在忧伤中变得死气沉沉……

有人轻轻地敲窗户——一下，两下……这种敲击声她已经听惯了，并不感到害怕。可是现在她心里像被针扎了似的，高兴得哆嗦了一下。一种隐隐约约的希望使她登时站了起来。她迅速地披上披肩，把门打开了……

进来的是萨莫伊洛夫，后面还跟着一个人，用大衣领子掩着脸，帽子压在眉毛上。

“我们把您吵醒了吧？”萨莫伊洛夫没有问好，一反常态地开口就问，这和他平时总是忧心忡忡、愁眉苦脸大不相同。

“我就没睡！”她答道，然后用期待的目光默默注视着他们。

萨莫伊洛夫的同伴沙哑地喘着粗气，摘下帽子，向母亲伸出指头粗短的大宽手，像老熟人那样友善地对她说：

“您好，大妈！认不出来了吧？”

“是您？”弗拉索娃喜出望外地高声喊道，“是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吗？”

“是我！”他低着头回答说。他的头很大，留着像诵经士 那样的长发。他胖胖的脸上挂着和善的笑容，灰色的小眼睛看着母亲的脸，目光亲切又明亮。他宛若一只茶炊——那么圆圆的、矮矮的，脖子和手指又粗又短。他的脸光亮润泽，他呼吸声很粗重，好像胸腔里老有什么东西咕咕响，发出沙哑的声音……

“快请进屋吧，我去穿衣服！”母亲发出邀请。

“我们有事找您！”萨莫伊洛夫皱着眉头朝母亲望了一眼，忧虑不安地说。

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进了屋，对母亲说：

“今天早上，我的好大妈，您认识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出狱了……”

“难道他也关在那里吗？”母亲问。

“关了两个月零十一天。他在那儿见到了霍霍尔——他向您问好，还有帕维尔，他也向您问好，让您不要担心，并且让告诉您，在他前进的道路上，监狱是给人们休息的好地方——这是关心我们的长官们已经规定好的。大妈，下面我要言归正传，谈谈昨天的事。您知道这里昨天抓了多少人吗？”

“不知道！难道除了帕沙还抓了别的人吗？”母亲大声说。

“他是第四十九个！”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打断了她的话，平静地说，“估计官府还会再抓十来个人！这位先生也会被抓起来……”

“是的，我也会被抓走的！”萨莫伊洛夫愁眉苦脸地说。

弗拉索娃感觉到自己的呼吸轻松了一些。

她穿好衣服，回到房间，精神焕发地对客人微微笑了笑。

“要是抓了这么多人进去，看来不会羁押很长时间……”

“说得对！”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说，“假如我们能用妙招把他们这次日祷搅黄了 ，他们就输定了。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如果我们现在停止把我们的小册子送进厂里，那些狗宪兵就一定会抓住这一令人担忧的事实，反过来以此打击帕维尔和那些与他一起被关进监狱的同志……”

“这是为什么？”母亲不安地问。

“非常简单！”叶戈尔·伊万诺维奇和颜悦色地说，“有时候，宪兵也能做出正确判断。您想想：帕维尔在——书和传单就在，帕维尔不在——书也没有了，传单也没有了！就是说，这些小册子是他散发的，是不是这个道理？那么，他们就会折磨大家——宪兵嗜好把人剪得碎碎的 ，只剩下毫无价值的东西！”

“我懂了，我懂了！”母亲烦闷地说，“啊，天哪！现在可怎么办呀！”

厨房里传来萨莫伊洛夫的声音：

“几乎全被抓了——见他们的鬼去吧！……现在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继续干下去，不单是为了事业，也为了营救同志们。”

“谁来干呀？”叶戈尔笑着补了一句，“我们倒是有书，印装得非常精美，我亲自干的！……可是怎么带进工厂——眼下真是束手无策！”

“所有的人进厂时都得被搜身！”萨莫伊洛夫说。

母亲觉得，他们希望她来做点儿什么事，于是急忙问：

“那该做什么呢？怎么办呢？”

萨莫伊洛夫在门口站起来，说道：

“佩拉格娅·尼洛夫娜，您认识那个摊贩科尔苏诺娃……”

“认识，有什么事吗？”

“您去跟她商量一下，看她能不能把传单带进去？”

母亲否定地摆摆手。

“哎哟，不行！她是个长舌妇，不行！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是经过我，是从这座房子里拿出去的——不行，不行！”

说话间，她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小声说：

“你们就交给我吧！我一定能办好，我自有办法！我去求求玛丽娅，请她让我当帮手！我得吃饭呀，得干活儿挣钱呀！这样我就可以到那里去送饭了！我能办好！”

她把双手按在胸前，信誓旦旦地急忙说，她保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一切都办好。末了，她兴高采烈地大声说：

“他们会看到——帕维尔不在，可是他的手却能从监狱的高墙里伸出来——他们会看到的！”

他们三个人都振奋起来。叶戈尔使劲地搓着手，微笑着说：

“太妙了，大妈！您知道这有多好吗？简直妙不可言。”

“如果这事办成了，那么对我来说，坐牢就好比坐安乐椅！”萨莫伊洛夫搓着手说。

“您真可爱！”叶戈尔嗓音嘶哑地说。

母亲莞尔一笑。她心里清楚：倘若现在工厂里出现了传单，当局一定会明白，传单不是她儿子散发的。她认为自己有能力完成任务，她高兴得浑身都颤抖了。

“您探视帕维尔的时候，”叶戈尔说，“请告诉他，他有一位好母亲……”

“我会尽早去探视他！”萨莫伊洛夫笑着答应道。

“您就告诉他，需要做的事我都能做到！这一点要让他放心！……”

“假如不抓他去坐牢呢？”叶戈尔指着萨莫伊洛夫问。

“哎，那可怎么办呢！”

两人哈哈大笑起来。这时母亲意识到自己刚才没有说到点子上，也不好意思地跟着他们低声笑起来，带有一点点调皮的意味。

“为了自己——忽略了别人！”她垂下眼睛说。

“这很自然！”叶戈尔大声说，“您不要为帕维尔担心，不要悲伤。等他出狱回来时，您会看到他变得更优秀。他在那里可以休息，可以学习，而我们这些在外面的人可就没有这个时间了。我坐过三次牢，虽然每一次都不情愿，但对于心智和精神无疑都有好处。”

“您喘得这么厉害！”母亲说道，一边好心地望着他淳朴的脸。

“这有特殊原因！”他向上举起食指说，“那么，大妈，就这样说定了？明天我们就把材料给您送来，打破千百年黑暗的锯子将要重新转动起来了。言论自由万岁，母亲的心万岁！现在——我们再见吧！”

“再见！”萨莫伊洛夫紧紧握住母亲的手说，“可是，这样的事，我跟我母亲连提都不敢提，真的！”

“大家都会明白！”弗拉索娃想宽慰他，这样说道。

他们离开以后，母亲闩上门，跪在房间中央，在唰唰的雨声中开始祈祷。她无言地祈祷着，心里只想着帕维尔让她所熟悉的那些人。他们仿佛从她和圣像之间走过，一个个都那么朴质，彼此非常亲密，而又是单独行动。

第二天一大早，她便去找玛丽娅·科尔苏诺娃。

小商贩科尔苏诺娃像平时一样，浑身油脂麻花的，说话叽叽嘎嘎，一见面就向母亲表示同情。

“想儿子了吧？”她用肥胖的手在母亲肩上拍了一下，问道，“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们就知道抓了人带走，哎哟，真要命！又没干什么坏事呀。以前是偷东西才坐牢，现在可好，为了真理就被抓去坐牢。也许帕维尔说过什么不合适的话，但他是为了大家，大家都理解他，你别太担心！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清楚谁是好人。我一直想着去看你呢，就是抽不开身，成天就是做饭呀卖饭呀，大概到死也是个穷光蛋。那几个跟我相好的，烦死我了，遭天杀的！没完没了地吃我啃我，像一群蟑螂啃大圆面包。你刚攒下十来个卢布，不定哪个鬼东西就找上门来，把钱卷走完事！做女人可真倒霉！世界上最卑下的就是做女人！一个人过很难，两个人搭伴过——腻烦死个人！”

“我是来恳求你让我给你打个下手！”弗拉索娃打断她喋喋不休的唠叨说道。

“这怎么行呢？”玛丽娅问道。但她听完了女友的话，坚决地点了点头。

“行！你记得吗，以前，为了不让丈夫打我，你还把我藏起来呢。好吧，你现在有急需，我也把你藏起来……大家都应该帮你，因为你儿子是为公众的事才被抓走的。你有个好儿子，一个棒小伙儿，大家都这么说，都同情他。我敢说，当局这么抓捕人，不会有好下场。你看看，现在厂里情况怎么样呢？没有说好话的，亲爱的！他们那些当官的以为，咬伤人家脚后跟就走不了远路了！可是结果呢，打了几十人，惹怒了几百人！”

最后，她们谈妥了。第二天午饭时，弗拉索娃把玛丽娅做好的两大罐子饭送进了工厂，而玛丽娅到集市上去摆摊了。

十五

工人们一下子就发现了新来的女商贩。有些人走到她跟前，赞许地说：

“出来做点儿事啊，尼洛夫娜？”

有人说些宽慰的话，说帕维尔很快就会被释放出来。还有人表示同情，说的那些话使母亲原本就悲伤的心感到惶恐不安。另一些人则狠狠地痛骂厂长和宪兵，引起她心里的共鸣。也有人向她投去幸灾乐祸的目光。考勤员伊赛·戈尔博夫咬牙切齿地说：

“我要是省长，我就把你儿子绞死！不要让他蛊惑人心！”

这句恶毒的威吓使母亲感到一阵彻骨的寒冷。她没有搭理伊赛，只瞅了一眼他那满是雀斑的小瘦脸，然后叹了口气，低下了眼睛。

工厂里并不平静，工人们攒三聚五在一起窃窃议论着什么，坐立不安的工头四处乱串，偷偷探听，不时可以听见叫骂声和恼怒的嘲笑声。

两个警察带着萨莫伊洛夫从母亲身边走过去。他一只手插在裤兜里，边走边用另一只手抿着自己棕红色的头发。

一群工人，有百十来人，在为他送行，对那两个警察又骂又冷嘲热讽……

“瞎溜达什么呀，格里沙！”有人冲他喊了一声。

“给我们的兄弟好大荣誉啊，”另一个支持说，“有警卫队保护着……”

然后他很难听地骂了一句。

“看来，抓小偷捞不到油水啦！”高个子的独眼工人狠狠地高声说，“他们就顺手牵羊，把清白的人抓走了……”

“哪怕夜里抓呢！”人群里不知是谁附和道，“大白天的，真可耻，下三烂的东西！”

两个警察阴沉着脸，走得很快，竭力装作什么都没有看见，好像也听不见紧随其后的叫骂声。

迎面来了三个工人，抬着一个长条大铁块，他们一边把铁块对着警察，一边大声说：

“当心着点儿，打鱼的！”

萨莫伊洛夫走过母亲身边时，微笑着冲她点点头，说：

“他们强行抓人！”

母亲默默地、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她深为这些清白的、冷静的、面带笑容从容入狱的年轻人而感动，对他们由衷地生出一种母亲的怜爱。

从工厂回来，她在玛丽娅家里待了一天，帮她干活儿，听她絮叨，晚上很晚才回到自己家。家里空荡荡、冷森森，很不舒适。她在屋里漫无目的地走来走去，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不知做什么才好。眼看夜深了，可是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还没有送来他答应要送来的书籍，这使母亲十分焦急。

深秋。窗外大雪纷飞，灰沉沉的雪片轻轻飘在窗玻璃上，无声无息地滑落下去，融化了，留下湿湿的痕迹。她在思念儿子……

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敲门。母亲迅速跑过去摘下门闩——进来的是萨申卡。母亲好久没有见到她了，而此刻，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姑娘那异常肥胖的身体。

“您好！”母亲说，因为有人来，她不必孤独地挨过后半夜，所以很高兴，“好久没见您了，出远门了吧？”

“没有，我坐牢了！”姑娘微笑着回答，“跟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一起被关进去的，还记得他吗？”

“当然记得！”母亲大声说，“昨天叶戈尔对我说，他被释放了，可是您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谁都没跟我说您也被关进去了……”

“这有什么好说的呢？……趁叶戈尔·伊万诺维奇还没有到，我得换一下衣服！”姑娘四下环顾着说。

“全身都湿了……”

“我把传单和书带来了……”

“快拿出来，拿出来吧！”母亲急不可待地说。

姑娘麻利地解开大衣，身子一抖，一沓沓传单唰唰地从她身上纷纷落在地板上，犹如树上的叶子飘落下来。母亲笑着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说：

“我看到您那么胖，以为您嫁人了，快生小宝宝了呢。哎哟哟，带来这么多呀！莫不是走来的吧？”

“是走来的！”萨申卡说道。她现在又像从前那样苗条纤巧了。母亲看见，她两腮塌陷了，眼睛变大了，眼眶发黑了。

“您刚被放出来，应该好好休息才是，可是您呀！”母亲叹了口气，摇摇头，说道。

“这是需要！”姑娘答道，身上直打冷战。

“您快说说，帕维尔·弗拉索夫怎么样了，还好吗？……他没有太着急吧？”

萨申卡问的时候，没有看着母亲。她在低头整理着头发，手指不住地颤抖。

“还好！”母亲回答说，“不管什么事，他都不会外露。”

“那么他身体还结实吧？”姑娘低声问。

“他从来不生病！”母亲回答说，“看您浑身都在发抖呢。我去给您沏茶，还有马林果酱。”

“这太好了！只是给您添麻烦了吧？这么晚了，让我自己来吧……”

“您还不嫌累呀？”母亲带着责备的意味回应道，一边动手去张罗茶炊。

萨申卡也跟着来到厨房，在长凳上坐下来，把两手放在脑后，对母亲说：

“不管怎么说——坐牢把身体搞得都虚弱了。成天无事可做，真是糟糕透了。这比什么都折磨人。明明知道有许多工作要做，可是却像野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

“有谁会补偿您这一切呢？”母亲问道。

然后她叹了口气，自问自答地说：

“除了上帝，没有人会给您补偿！您大概也不信上帝吧？”

“不信！”姑娘摇摇头，简短地回答说。

“那我也不信您！”母亲突然激动地说。她快速地在围裙上擦着被炉炭弄脏的手，信念坚定地接着说：“您没有懂您的信念！不信上帝怎么能过这种生活呢？”

穿堂里有人跺脚和小声说话。母亲打了个哆嗦。萨申卡腾地站起来，急匆匆地低声说：

“别开门！如果他们是宪兵，您就说您不认识我！……是我走错了门，偶然来到您家，突然晕倒了，您帮我脱下衣服，才发现了这些书——明白吗？”

“我亲爱的，为什么要这样？”母亲充满柔情地说。

“等一下！”萨申卡仔细听着，说，“好像是叶戈尔……”

果然是叶戈尔，他浑身湿淋淋的，累得气喘吁吁。

“啊哈！烧好茶炊了？”他兴奋地大声喊道，“这是生活中最好的，大妈！您早来了，萨申卡？”

狭小的厨房里充满他那嗄哑好听的声音，他把穿得很紧的、沉甸甸的大衣慢慢地脱下来，不停顿地说：

“您瞧，大妈，她是一个叫长官头疼的姑娘！有一次监狱长把她惹恼了，她对监狱长说，如果他不当面向她道歉，她就绝食。她真的八天没吃东西，因此差点儿蹬了腿，一命归西。够厉害吧？瞧我这还算什么肚子啊？”

他一边说着废话，一边用粗短的手托住难看下垂的肚子，走进房间，随手关上门，但仍然继续叨叨着。

“您真的八天没吃东西吗？”母亲吃惊地问。

“为了叫他当面向我道歉，就得这样做！”姑娘回答说，冷得直缩肩膀。她的镇定和顽强不屈在母亲心中引起一种近乎责备的感情。

“原来这样！……”她思忖道，接着又问了一句，“要是饿死了怎么办呢？”

“那有什么办法呀！”姑娘低声回应道，“反正他给我道歉了。人不能白受凌辱。”

“是啊……”母亲很慢地回了一句，“可是我们的姐妹们一辈子都在受人欺侮啊……”

“我把东西都卸下来了！”叶戈尔推门进来说，“茶炊烧好了吗？让我去端吧……”

他把茶炊端了进来，说：

“我们家老爷子那会儿一天至少喝二十杯茶，所以才无病无灾，平平安安活了七十三岁。他的体重是八普特 ，在沃斯克列先村教堂当诵经士……”

“您是伊万神父的儿子？”母亲惊叫道。

“对呀！您怎么知道的？”

“我就是沃斯克列先村的……”

“那我们就是老乡啦！请问您娘家姓什么？”

“我们两家是邻居！我娘家姓谢廖金。”

“您是瘸腿尼尔的女儿吗？这人我认识，他不止一次揪过我耳朵……”

他们面对面站着，一个接一个问题地问着，笑着。萨申卡微笑着看了看他们，便开始沏茶。茶具的碰撞声使母亲回到了现实中。

“噢，对不起，净顾说话了！见到老乡太高兴了……”

“我才应该说对不起呢，因为我喧宾夺主了！都十点多了，我还得赶远路呢……”

“去哪儿？进城吗？”母亲惊诧地问。

“是啊。”

“您胡说什么呀？天黑路滑的——您多累呀！就在这里过夜吧！叶戈尔·伊万诺维奇睡厨房，我们俩就睡这儿……”

“不行，我必须走！”姑娘心直口快地说。

“是的，老乡，这位小姐必须离开。这里的人认识她，如果她明天在街上露面，这不好！”叶戈尔说。

“那她怎么走啊？一个人走吗？……”

“一个人走！”叶戈尔笑着说。

姑娘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拿起一片黑麦面包，撒上盐就吃起来，一面沉思地望着母亲。

“你们怎么都好走夜路呢？一个您，一个娜塔莎，怎么都这样啊？要是我就不走——我胆小！”弗拉索娃说。

“她也害怕！”叶戈尔说，“您害怕吗，萨申卡？”

“当然！”姑娘回答道。

母亲望了她一眼，也望了叶戈尔一眼，小声惊叫道：

“你们多么……严守规矩啊！”

喝过茶，萨申卡跟叶戈尔握了握手，往厨房走去。母亲起身送她，也跟着来到厨房。在厨房，萨申卡说：

“见到帕维尔·弗拉索夫，请转达我对他的问候！”

她抓住门把手，猛地转过身来，小声问道：

“可以吻吻您吗？”

母亲默默地抱住她，热烈地吻了吻她。

“谢谢！”姑娘轻声细语地说，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了。

回到屋里，母亲不安地朝窗外望了一眼。外面一片漆黑，下着鹅毛大雪，湿漉漉的雪片重重地落在地上。

“您还记得普罗佐罗夫一家吗？”叶戈尔问道。

他大大地叉开两腿坐着，大声地吹着杯子里的茶水。他满脸通红，汗津津的，一副惬意的样子。

“记得，记得！”母亲心有所思地说，一边侧身走到桌子跟前。她坐下来，满脸忧伤地望着叶戈尔，拉着长声慢慢说道：“哎呀——呀！萨申卡受得住吗？她能走到吗？”

“她会累坏的！”叶戈尔赞同地说，“监牢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原来她身体还比较结实……况且她是娇生惯养长大的……好像她的肺部受了损害……”

“她是什么出身呢？”母亲打听道。

“她是一个地主的千金。据她说，父亲是个大坏蛋。大妈，您知道他们想要结婚吗？”

“谁？”

“她和帕维尔……但是机缘总也不凑巧——他没有被抓去坐牢的时候，她却在坐牢，现在正好颠个个儿！”

“这事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母亲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帕沙从来不谈个人的事……”

现在她更加心疼这个姑娘了，于是一股怒气油然而生，她看了客人一眼，说：

“那您倒是送送她啊！”

“不行！”叶戈尔平心静气地说，“我这里有一堆事情要做，明天一大早我就得赶路，要走整整一天呢，要去这儿要去那儿的。我有哮喘病，这任务可不轻啊……”

“她是个好姑娘。”母亲含含糊糊地说，心里想的却是叶戈尔刚才说的话。她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件事不是儿子亲口告诉她的，而是从别人口里听来的。于是她双眉低垂，紧闭着嘴，不再言声了。

“的确是个好姑娘！”叶戈尔点点头说，“我看出来了，您很疼爱她。这无济于事！如果您对我们这些谋反者 个个都关心可怜，怕是您顾不过来呢。说实在的，大家过得都非常不容易。前不久，我的一个同志刚从流放地回来。他去流放地的时候经过下诺夫戈罗德，妻子和孩子在斯摩棱斯克等地，可是当他到了斯摩棱斯克，她们娘儿俩已经被关在了莫斯科的监狱。现在轮到妻子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了。我也有过妻子，一个非常好的人，长得也漂亮，五年的流放生活就把她送进了坟墓……”

他一口气喝干了那杯茶，接着又讲下去。他历数着监禁和流放的岁月，诉说着各种不幸事件、狱中遭受的酷刑拷打以及在西伯利亚挨饿受冻。母亲望着他，听着他，但她感到诧异的是，他怎么能够如此朴实而平静地讲述这种充满苦难、迫害和对人们粗暴侮弄的生活……

“好啦，我们谈谈正事吧！”

他的音调变了，脸上的表情更加凝重。他问起母亲，她打算怎样把书籍带进工厂。他对各种具体的小事都了如指掌，这让母亲感到很惊讶。

这件事谈完之后，他们又开始回忆自己的故乡。叶戈尔有说有笑，谈吐十分诙谐，而母亲则思绪万千，深深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她仿佛觉得，过去一幕幕酷似一片苔草沼泽地，到处是千篇一律的塔头墩子，一丛丛又细又矮的杨树和云杉，怯怯地随风摇曳，塔头墩子之间还有白桦树，它们长错了地方。白桦树生长在松散的腐殖土上，生长得很慢，长五年就死掉了，腐烂了。然后再生长，再腐烂，周而复始。她想着这幅图景，一种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姑娘的影像显现在她面前，脸上露出刚毅顽强的神情。此时此刻，她正冒着湿漉漉的鹅毛大雪在赶路，孤零零一个人，筋疲力尽，步履维艰。儿子却在蹲牢狱。他或许还没有睡，还在想……不过，他想的不是她，不是母亲——他有比母亲更亲近的人。她浮想联翩，五味杂陈，犹如有斑驳陆离的乱云在她心中翻滚……

“您累了，大妈！快睡觉吧！”叶戈尔面带笑容地说。

母亲和他道别后，带着满腔酸楚和悲苦小心地侧着身子来到厨房。

第二天早茶时，叶戈尔问她：

“假如他们抓住您，问这些异端邪说的书是从哪里来的，您会怎么说呢？”

“我就说，不关你们的事！”她回答道。

“他们根本就不会听您的！”叶戈尔反对说，“他们深以为然，这就是他们该管的事！他们会抓住不放，刨根问底！”

“那我就不说！”

“他们会把您关进监狱的！”

“那又怎么样？连我都有资格坐牢——真是谢天谢地！”母亲叹息着说，“有谁需要我呢？谁都不需要。听说，他们不拷问……”

“噢！”叶戈尔注意地看了她一眼，说，“拷问倒是不会。可是好人应该保护好自己才对……”

“这一点跟你们是学不来的！”母亲苦笑着说。

叶戈尔沉默了一会儿，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然后走到她跟前说：

“难啊，老乡！我是觉得，这事对于您太难了！”

“大家都很难！”她把手一挥，说道，“大概只有真正懂得的人才会稍感轻松一些……可是好人想要的东西，我也懂一点儿了……”

“如果这个您懂了，大妈，那么您就是他们大家所需要的人——所有的人都需要您！”叶戈尔严肃地说。

她望了他一眼，默默地莞尔一笑。

中午，她镇静而干练地把书册放到自己怀里，她做得是那么巧妙而稳妥，以至叶戈尔满意地啧啧称道：

“棒极了！身强体壮的德国人喝完一桶啤酒后常常这么说。大妈，这些书一点儿都没有使您改变模样，您依然是那个慈祥善良、高高胖胖的中年妇女。诸神会为您迈出这第一步而祝福的！”

半小时以后，被沉重的担子压弯了腰的母亲站在了工厂大门口，一副泰然自若、信心满怀的样子。两个被工人们的嘲弄激怒的门卫一边粗暴地搜查所有进厂的工人，一边跟他们对骂。旁边站着一个警察和一个细长腿、红脸膛儿的人，眼珠子滴溜乱转。母亲把扁担换到另一个肩上，皱着眉盯着那个人，觉得他就是暗探。

一个把帽子戴在后脑勺上的高个子的鬈发小伙子冲刚刚搜查过他的门卫嚷嚷说：

“鬼东西，有种就搜脑袋呀，别搜口袋！”

其中一个门卫回答道：

“你的脑瓜子里除了虱子，什么也没有……”

“你们只配抓虱子，不配抓梅花鲈 ！”那个工人反唇相讥。

暗探扫了他一眼，啐了一口吐沫。

“行行好，让我进去吧！”母亲请求道，“您看，东西太沉，背都要压断了！”

“进去吧，进去吧！”门卫恶声恶气地大喊道。

母亲走到老地方，放下大罐子，一边擦着脸上的汗，一边四下里张望着。

钳工古谢夫兄弟俩立刻来到她跟前，哥哥瓦西里皱着眉头大声地问：

“有馅饼吗？”

“明天带来！”她答道。

这是约定的暗语。兄弟二人的脸上露出欢畅的神情。弟弟伊万情不自禁地大声喊道：

“嘿，您真是一位可敬的母亲……”

瓦西里蹲下身来，朝罐子里望着，与此同时，一沓传单转瞬被塞进他怀里。

“伊万，”他大声说，“我们不回家了，就在她这儿吃午饭吧！”说时迟那时快，他迅速把书册塞进了靴子，“应该照顾一下新摊主的生意……”

“当然应该！”伊万赞同地说，接着放声大笑起来。

母亲一面小心地环视着周围，一面大声叫卖着：

“卖菜汤、热面条嘞！”

在叫卖声中，母亲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书册一沓沓掏出来，塞到他们兄弟俩手中。每当书册从她手里传递出去时，她面前便顿然闪出那个宪兵军官黄斑似的脸，好像黑洞洞的屋子里亮起一星火柴的磷光。

于是，她心里怀着一种快意恩仇的情怀对他说：

“给您，拿去吧，老爷……”

当她给出最后一沓书时，她惬意地补充了一句：

“拿去吧……”

工人们手里拿着碗走了过来。当他们走近时，伊万·古谢夫哈哈大笑起来，弗拉索娃便不再给他们书，神情自若地给他们盛汤盛面条，而古谢夫兄弟俩却取笑她说：

“尼洛夫娜真是个快手！”

“穷极了连耗子也敢抓！”一个司炉工愁眉苦脸地说，“养家的人被弄走了。一帮畜生！给您，来三戈比的面条。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妈！会熬过去的。”

“谢谢您的宽心话！”母亲对他笑了笑。

他离开时，自顾自地小声嘟哝说：

“我的宽心话不值钱……”

弗拉索娃又大声叫卖起来：

“热菜汤、热面条嘞，还有杂粮粥……”

同时，她心里在想如何把这第一次经验告诉儿子。但她面前老是出现军官那张黄脸，一副疑惑不解而又凶神恶煞的样子。他那黑色的髭胡不知所措地抖动着，生气地噘着上嘴唇，露出紧咬着的牙齿。她心里快活得像鸟儿在唱歌。她有点儿狡黠地一下一下耸动着眉毛，麻利地干着自己的活儿，自言自语地说：

“等着瞧吧——还有呢！……”

十六

晚上，她正在喝茶时，窗外传来马蹄踩在泥泞中发出的吧唧吧唧的响声和一个熟悉的人声。她腾的一下站起来，跑进厨房，来到门口。穿堂里有人快步走来。突然，她感到两眼发黑，把身子靠在门框上，用脚踢开了门。

“晚上好，大妈！”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随即一双瘦长的手臂搂住了她的肩。

失望的忧伤和见到安德烈的欣喜，突然在她心中迸发出来。它们燃烧着，交织成一股强大的炽烈的情愫，犹若滚滚的热浪，紧紧把她拥抱，拥抱，把她抱起来，于是，她把脸一下扎进了安德烈胸口。安德烈紧紧把她搂在怀里，感觉得到他的手在颤抖。母亲默默地小声啜泣，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唱歌似的说：

“不要哭，大妈，不要难过！我向您保证——他很快就会被放出来的！他们没有对他下手，因为他们没有任何证据，狱中的弟兄们口风很紧……”

他搂住母亲的肩膀，把她扶进屋里。母亲靠在他身上，用松鼠般快捷的动作拭干眼泪，全神贯注地听他说话。

“帕维尔向您问好，他身体很棒，尽可能使自己愉快。那里很挤！抓了一百多人，有我们这儿的，也有城里的。一个牢房里关三四个人。监狱当局倒不错，还算好。该死的宪兵给他们添了那么多麻烦，他们也疲于应付。所以，他们管得不算很严，总是这么说：‘诸位，请你们安静一些，不要叫我们为难！’一切都顺顺当当的。可以聊天，互相传看书籍，有吃的大家一起分享。这监狱真不赖！就是又破旧又脏乱，不过管理松散，日子好挨。刑事犯也都是大好人，给我们帮了许多忙。这次放出来的有我，有布金，还有其他四个人。帕维尔也会很快被放出来的，这是肯定的！维索夫希科夫被关的时间会长一些，因为他一天到晚净骂人，逮谁骂谁，把人家惹恼了。宪兵看他一眼都不行。看来，他得出庭受审，或者不定什么时候挨一顿痛揍。帕维尔经常劝他：‘算了，尼古拉！他们不会因为你臭骂而有所变好！’可是他咆哮如雷地喊道：‘我要让他们从大地上消失，像抠掉皮肤上的小脓包一样！’帕维尔表现很好，沉稳，坚定。我跟您说，他很快就出来了……”

“快了！”母亲亲切地微笑着，她的心情终于平静了下来，“我知道，快了！”

“您知道就好！哦，给我倒杯茶吧。您说说看，您过得怎么样？”

他望着母亲，一副喜笑颜开的样子，他是那么可亲可爱，圆圆的眼睛炯炯发光，流露出关切而略含忧伤的神情。

“我好喜欢您，安德留沙！”母亲一边深深叹了口气说，一边仔细打量着他那瘦削的脸。他长着一绺一绺的黑色圈脸胡，看上去很滑稽。

“能得到您一点点欢心，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知道您喜欢我，您对所有的人都有爱心，您有博大的胸襟！”霍霍尔一边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一边说。

“不，我特别喜欢您！”她坚持说，“如果您母亲还在，人们一定会羡慕她有您这样一个好儿子……”

霍霍尔摇了摇头，用两手使劲揉了揉。

“我母亲一定还活着，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说道。

“您知道我今天干了什么事吗？”她兴奋地大声说，接着，她急不可耐地、乐滋滋地讲起了她是如何把书籍和传单带进工厂的，讲得眉飞色舞，绘声绘色。

起初，安德烈惊诧地睁大眼睛，然后便哈哈大笑起来，一边晃动着腿，一边用手指敲打自己的脑袋，高兴地扬声说：

“哎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件大事！帕维尔知道了，一定会高兴，对吧？这太好啦，大妈！无论对于帕维尔，还是对于大家伙儿，都是件好事！”

他赞叹不已，打着榧子，吹着口哨，全身摇摆，喜不自胜，引起母亲心中极其强大的反响。

“噢，我亲爱的人，安德留沙！”她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仿佛敞开了心扉，充满喜悦的话语宛若溪水般欢乐地喷涌而出，“我想过自己这一生——主耶稣基督啊！是啊，我过去活着究竟为了什么？挨打……受累……除了丈夫，什么都没有见过；除了担惊受怕，什么都不知道！连帕沙是怎样一天天长大的，我都没有看见。丈夫活着的时候，我是不是爱过儿子，我都不知道！我的一切操劳，全部心思只想着一件事——想方设法让我那个衣冠禽兽吃好吃饱，及时满足他的欲望，为的是不叫他烦闷，不叫他动不动就打我，把我吓得心惊胆战，让他可怜可怜我，哪怕只一次。我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可怜过我。他打我，就好像打的不是自己的老婆，而是打他所痛恨的所有人。就这么过了二十年，而出嫁之前的事全不记得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就像个瞎子，什么都看不见！叶戈尔·伊万诺维奇来过我家——我跟他是一个村的，他说这事那事，可是我只记得我们村里那些房子、那些乡亲，至于大家是怎样生活的，说过些什么话，谁家出过什么事，我全忘光了！我记得发生过火灾，发生过两次。看来，我心里的一切都被打没了，心灵被钉死了，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

她喘了口气，像刚从水里捞起来的鱼那样拼命地吞气，向前屈着身子，压低嗓音继续说：

“丈夫死了，我就想指望儿子，可是他却干这种事。所以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心疼他……万一他有个闪失，我可怎么活呀？我这一辈子受过多少怕，担过多少惊啊，一想到他的命运，我的心都碎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微微摇着头，意味深长地又说起来：

“像我们这样的女人，爱心是不纯洁的！……我们只爱我们所需要的。就拿您来说吧，您一心一意思念自己的母亲——您何苦呢？你们大家都是在为大众而蒙受苦难，去坐牢，流放西伯利亚，死亡……年纪轻轻的姑娘们要独自走夜路，踏着泥泞，踏着冰雪，冒着风雨，步行七俄里，从城里赶到我们这儿。有谁在催赶她们、驱迫她们吗？是她们有爱心！所以她们爱得纯洁！她们有信仰！她们有信仰啊，安德留沙！可是我做不到！我爱的是自己的、亲近的！”

“您能做到！”霍霍尔说，他背过脸去，像平时那样，用双手使劲揉了揉头、面颊和眼睛，“人人都爱亲近的，但是，只要有博大的心胸，即使是远的，也会变成近的！您能做好多好多事情。您有一颗伟大的母亲的爱心……”

“上帝保佑！”她小声说，“我现在就觉得，这样生活很好！我真的很喜欢您，也许胜过喜欢帕沙。他什么都闷在心里。您看，他要跟萨申卡结婚，这事他都不跟我这做母亲的说一声……”

“不是这样的！”霍霍尔反对说，“这事我知道。您说得不对。他爱她，她也爱他——这不假。可是结婚——不会的，没这回事！即使她想结婚，那帕维尔还不想呢……”

“怎么会这样呢？”母亲沉思地小声说，眼睛忧郁地凝视着霍霍尔的脸，“是啊，怎么会这样呢？真有人宁愿放弃自己的幸福……”

“帕维尔这样的人屈指可数！”霍霍尔轻声说，“他是个铁人……”

“可是现在——他却在坐牢！”母亲沉思地说，“这叫人成天担惊受怕的。不过现在不一样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不一样了，现在所担心的也和过去不同——现在是为大家担心。心里也豁亮了。心灵睁开眼睛一看，觉得又忧又喜。有好多事情我都弄不懂，你们不信上帝，我真的很难过，很伤心！可是这有什么办法呀！我明明看见你们都是好人，是好人哪！你们为大众甘愿吃苦，为真理甘愿受难。你们的真理我也明白了，那就是：只要还有富豪，平民百姓就别想得到任何东西，真理也好，欢乐也好，什么都得不到！您瞧，我现在生活在你们当中，有时夜里回想起从前，回想起我年富力强时被糟蹋，我那颗年轻的心受尽折磨——我就觉得自己好可怜，心里苦啊！但我现在的日子还是开始好过一些了。我越来越能看清自己了……”

霍霍尔站起身来，轻手轻脚地在屋里踱步，尽量不发出脚步声。他个子很高，很瘦，一副沉思的样子。

“您说得真好！”他小声赞叹道，“真的很好。刻赤有一个年纪很轻的犹太人，会写诗。有一次，他写了这样一首诗：

就连无辜罹难者——

真理的力量也能使他复活！……

他本人就是被刻赤警察当局杀害的，但这算不了什么！他懂得真理，并在民众当中进行了广泛传播。比如您——就是一个无辜受害的人……”

“我现在说话，”母亲继续说，“就是自己说，自己听——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我一辈子就想一件事：只要不伤害我，我就混一天是一天，凡事不管不问。现在我却想着大家，你们的事业我也许不完全理解，但是你们大家都是我亲近的人，我心疼你们，盼望你们每个人都好，尤其是您，安德留沙！……”

霍霍尔走到她身边，说：

“谢谢！”

他用力握住母亲的手，摇了摇，便很快转过身去。由于激动，母亲累了，不急不忙地洗着茶杯，没有再说话。她胸中悄然涌动着一股热流，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情感，温暖着她的心。

霍霍尔一边踱步，一边对她说：

“大妈，您什么时候也能叫维索夫希科夫感觉到温暖就好了，哪怕就一次呢！他的父亲也在坐牢，是个极可恶的老头子。尼古拉只要从窗户里一看见他就骂。这不好！维索夫希科夫倒是很善良，对狗啊、老鼠啊，对所有的小动物，他都爱，就是对人不爱！瞧瞧，生生把一个人毁成这样！”

“他母亲失踪了，一点儿音信没有，父亲是小偷，还是酒鬼。”母亲沉思地说。

安德烈去睡觉了。这时，母亲悄悄地为他画十字祝福。等他睡下大约半小时后，母亲轻声细语地问：

“还没睡着吗，安德留沙？”

“没有，有什么事吗？”

“好好睡吧！”

“谢谢大妈，谢谢！”他感激地回应道。

十七

第二天，当尼洛夫娜担着担子走到工厂门口时，门卫粗暴地拦住了她，呵喝她把罐子放在地上，对所有的东西进行了一番仔细搜查。

“你们把我的饭都要弄凉了！”她镇定地说，这时门卫正在放肆无礼地搜查她的衣服。

“住口！”一个门卫阴沉着脸说。

另一个门卫轻轻推了一下她的肩膀，自以为是地说：

“我就说嘛——是从墙外面扔进来的！”

老西佐夫第一个走到她跟前，环顾了一下四周，小声问道：

“您听说了吗，大嫂？”

“什么？”

“传单呀！又出现了！简直像面包上撒盐，到处都是。所以您看，又是抓人，又是搜查！我的侄子马津被抓了，关监狱了。唉，这叫什么事呀？你儿子被抓了——现在总该清楚了吧，这不是他们干的！”

他把胡子攥在手里，看了看母亲，临走时说：

“您怎么不来我家坐坐呀？一个人想必会很闷的……”

母亲道了谢，便开始一边叫卖，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工厂里异常积极踊跃的情景。大家情绪高涨，时而聚拢，时而散开，从一个车间串到另一个车间。在弥漫着煤烟的空气中，可以感觉到某种振奋人心的、勇敢无畏的举动已经迫近。赞许的呼声和嘲讽的叫声，此起彼伏。中年以上的工人谨慎地露出淡淡的笑容。厂方人员坐立不安，四处巡视，警察跑来跑去。工人们看见他们，便不慌不忙地散开，或者原地不动，停止谈话，默默地望着他们凶神恶煞、怒不可遏的嘴脸。

工人们好像都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不时闪现出哥哥瓦西里高大的身影，弟弟伊万像小鸭似的走来走去，放声大笑。

木工车间的工长瓦维洛夫和考勤员伊赛不急不忙地从母亲身边走过去。瘦小孱弱的考勤员扬起头，朝左弯着脖子，看着工长呆板的、气鼓鼓的脸，急匆匆地说，山羊胡子跟着不停地抖动：

“伊万·伊万诺维奇，他们都在哈哈大笑呢。厂主先生说了，这是事关推翻国家的大案，可他们倒挺开心。这一回呀，伊万·伊万诺维奇，不能只锄草，必须挖根才行……”

瓦维洛夫走过去，他背着手，十指紧扣……

“狗崽子，你们爱印什么，随便，”他大声说，“敢惹到老子头上——试试！”

瓦西里·古谢夫走到母亲跟前，说：

“我今天还得吃您做的饭，真好吃！”

说完，他压低声音，眯起眼睛，特别小声地说：

“切中要害了……啊呀，大妈，太好了！”

母亲和蔼地冲他点了点头。这个小伙子是工人村出了名的淘气包，他跟母亲说话时总是神秘兮兮的，称呼她“您”，这让母亲感到很高兴。令她高兴的还有工厂里一派群情激奋的景象。于是她暗自想道：

“要知道——如果不是我……”

不远处，站着三个勤杂工，其中一个不无遗憾地小声说：

“我到处都找了，没有找到……”

“叫人家念给我们听也行啊！我不认字，但我看得出来，捅到了他们的软肋！……”另一个说。

第三个向四周看了看，提议说：

“我们干脆去锅炉房吧……”

“奏效了！”古谢夫使个眼色说。

尼洛夫娜满心欢喜地回到家里。

“厂里有人怪自己不认字呢！”她对安德烈说，“我年轻的时候认识字，后来全忘了……”

“可以再学呀！”安德烈建议说。

“就我这岁数还学认字？干吗出乖露丑，招人笑话……”

安德烈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用刀尖指着封面上的字母，问：

“这是什么字？”

“Ρ！”她笑着回答说。

“这个呢？”

“А……”

她感到很难为情，也很沮丧。她仿佛觉得，安德烈的目光里对她暗含着嘲笑，于是她避开了他的目光。但是他的声音听上去却很温和而平静，一脸认真的样子。

“安德留沙，您真的想教我吗？”她忍不住微笑着问道。

“这有什么？”他回答道，“既然您以前学过，再捡起来就不难。没有奇迹，不是坏事，有了奇迹，倒也不赖！”

“但也有俗话说：看一眼圣像成不了圣徒！”

“对！”安德烈点了点头说，“这样的俗语有很多。知道得少些，睡得香些，总比不忠不义好吧？饿肚子的人往往爱用俗语想问题，用俗语给心灵编织笼头，为的是更好地管住心灵。这个词念什么？”

“人们！”母亲说。

“对！您看这个‘人’字，叉开了两腿。那么这个字念什么？”

她使劲瞪着眼睛，吃力地扬起眉毛，竭力回想着早已忘记的字母。由于精神过于贯注，她不知不觉想得出神了。但是她的视觉很快就疲劳了。眼泪流出来了，这是疲劳的眼泪，接着，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这是忧伤的眼泪。

“我还学认字呢！”她抽咽了一下，说，“我都四十岁的人了，才开始学习认字……”

“不要哭！”安德烈和风细雨地轻声说，“您从前不可能过另一种日子，现在您总算明白了，您以前的生活很苦！许多人过得是比您好，可是他们活得却像牲畜一样，而且还夸耀：我们过得才好呢！一个人今天除了干活儿就是吃饭，明天还是除了干活儿就是吃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除了干活儿就是吃饭，这有什么好呢？其间，再生一堆孩子，起初，拿孩子解解闷，可是一旦他们吃得多了，他就会发火，骂他们——贪吃的东西，快点儿长大吧，该干活儿了！他本来想把自己的孩子变成家里的牲口来使唤，可是孩子们干活儿也只能填饱自己的肚子，所以他们像父辈一样，还是勉强维持着生活——没有出头之日！只有那些砸碎思想枷锁的人，才称得上真正的人。就说您吧，您现在以自己的力量已经着手这样做了。”

“唉，我会做什么呀？”她叹了口气，“哪里用得着我呢？”

“啊，话不能这么说吧？这就好比绵绵细雨——每一滴都滋润着种子。您一旦学起来……”

他笑了，站起身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不，您学吧！……等帕维尔回来一看——嘿哟，您这是怎么啦？”

“唉，安德留沙！”母亲说，“年轻人学什么都不难。可是等到岁数大了——愁事多了，精力不济了，脑子也全糊涂了……”

十八

晚上，安德烈走了，她点上灯，坐到桌旁织袜子。可是她很快便站起来，犹豫不定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又走进厨房，把门闩上，勉强地耸着眉毛，回到了屋里。她拉上窗帘，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又在桌旁坐下来，环顾了一下四周，便俯下身来看书，嘴唇翕动起来。外面突然传来喧闹声，她打了个激灵，把手掌按在书上，敏感地侧耳细听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时而闭眼，时而睁眼，喃喃道：

“生活，生——生，大地，我们的……”

有人敲门。母亲立刻站起来，把书塞到书架上，惊恐不安地问：

“谁？”

“是我……”

雷宾走了进来，潇洒地捋了捋大胡子，然后说道：

“你以前可是不问是谁就让人进来的。就你一个人吗？哦，我以为安德烈在你家呢。我今天看见他了……监狱没有使他受到损害。”

这时他坐下来，对母亲说：

“我们谈谈吧……”

他望着母亲，露出意味深长的、神秘兮兮的神情，使母亲感到隐隐不安。

“什么都在用钱！”他用低沉的嗓音说，“生的时候要用钱，死的时候也要用钱——就是这样。无论是书还是传单，都得花钱。你知道印书的钱是哪儿弄来的吗？”

“不知道。”母亲小声说，感觉到有一种危险的东西。

“是啊。我也不知道。还有一点，这些书是谁编写的呢？”

“有学问的人呀……”

“是那些老爷！”雷宾说，留着大胡子的脸变得通红，现出紧张而不自然的神色，“就是说，书是老爷们编写的、分发的。可是这些书里写的是反对老爷们的。现在请你告诉我——花钱让人民起来反对自己，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啊？”

母亲眨了眨眼，怯声怯气地喊道：

“你胡思乱想什么呀？……”

“好嘛！”雷宾说，像熊似的在椅子上转动着身子，“就是这么回事。我也是刚产生这个念头，就觉得浑身发冷。”

“你是不是听说了什么事？”

“骗局！”雷宾回答说，“我觉得这是骗局。我什么都不知道，但我知道这里面有欺骗。就是这么回事。老爷们在抖机灵耍花招。可是我需要的是真理。而且我明白什么是真理了。我不会让老爷们牵着鼻子走。他们用得着的时候，就把我推到前面，把我当成桥，踩着我的骨头继续往前走……”

他好像在用一句句沉抑的话捆绑母亲的心。

“天哪！”母亲痛苦地惊叫了一声，“难道帕维尔真的不明白吗？所有那些人……”

于是，叶戈尔、维索夫希科夫和萨申卡那严肃而忠诚的面容一一在她眼前闪过，她的心突然剧烈地怦怦跳动起来。

“不，不！”她说道，否定地摇着头，“我绝不相信。他们是问心无愧的。”

“你说的是谁？”雷宾沉思地问。

“所有的人……我所见到的所有的人！”

“你别盯着一点，大妈，要把眼光放长远一些！”雷宾低下头说，“那些走近我们的人，说不定他们自己对一切都懵懂无知呢。他们相信就该这么做！也许他们背后另有其人，这些人才是坐收渔人之利者？没有人会去平白无故地造自己的反……”

他带着一股子农民的轴劲，坚决地补充了一句：

“老爷们永远干不出好事！”

“你想出什么好主意了呢？”母亲问道，心里又疑惑起来。

“我？”雷宾看了她一眼，半天没有吱声，然后重复说，“要离老爷们远远的。就是这样。”

接着，他又沉默了一会儿，一副悒悒不乐的样子。

“我原本想凑到小伙子堆里，好跟他们一起干。这事适合我干，我说话掌握分寸，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就是这样。唉，我现在要走了。我信不过他们，我该走了。”

他低下头，思考了一阵子。

“我要独自走村串乡。我要鼓动人民起来造反。让人民自己起来反抗。如果他们明白了——他们将为自己开辟出一条路。所以我要竭尽全力，让他们懂得——除了自己救自己，他们没有前途，除了靠自己的才智，他们没有别的指望。就是这样！”

母亲开始可怜起他了。她替这个人感到害怕。他一向不招母亲待见，现在他似乎突然变得亲近了。她小声说：

“你会被抓起来的……”

雷宾看了看她，平静地回答说：

“会抓起来的，也会放出来的。那我就再接着干……”

“那些庄稼人会亲自把你绑起来交给当局。到那时，你就得坐牢……”

“坐一阵子牢，就出来了。到时候我再接着干。至于那些庄稼人嘛，他们绑我一回、两回，终究会明白的——他们不应该绑我，而应该听我说。到时候我会告诉他们：‘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只要听我说就行。’只要他们听了，就一定会相信！”

他说得很慢，好像出口之前对每一个字都进行了一番斟酌打磨。

“最近一段时间，我耳闻目睹了许许多多事情，明白了一些东西……”

“你这样下去会完蛋的，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她愁楚地摇着头说。

他那双乌黑的大眼睛望着母亲，目光里流露出征询和期待，强壮的身体向前倾着，两手撑在椅子上，长着络腮胡子的黧黑的脸显得有些苍白。

“你听过基督谈论种子的那段话吗？一粒麦子如果不死，就不会在新的麦穗里复活。 我离死还远着呢。我有的是主意！”

他在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不慌不忙地站了起来。

“我去小酒馆坐坐，那里人多，跟大家一块儿聊聊天。霍霍尔不知道为什么没来。怕是又忙起来了吧？”

“是啊！”母亲微笑着说。

“这就对了。回头你把我所谈的这些情况告诉他……”

他们步履缓慢地并肩向厨房走去，谁都没有望谁一眼，只是简短地交谈几句。

“好啦，再见吧！”

“再见。你什么时候去领工钱？……”

“已经领回来了。”

“那什么时候动身呢？”

“明天。一大早我就走。再见！”

雷宾弯下身子，依依不舍地走进穿堂，动作显得十分笨拙。母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仔细听着雷宾沉重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而自己心中的疑惑依旧无法释然。这时她缓缓转身回到屋里，稍稍掀开窗帘一角，朝窗外看了看。外面一片漆黑。

“我是活在黑夜里啊！”她心里思忖道。

雷宾是个持重的庄稼人，那么魁梧强壮，母亲不禁对他生发出怜悯的情怀。

安德烈回来了，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显得十分开心。母亲把雷宾的情况讲给他听以后，他兴奋地大声说：

“好啊，让他去乡下走走吧，到那里去广泛宣扬真理，唤醒民众。他很难跟我们相处。他的头脑里有自己的一套想法，有强烈的小农意识，与我们的思想不相容……”

“他还说到老爷们——说得好像有点儿在理！”母亲谨慎地说，“老爷们该不会骗人吧！”

“他触动您了吧？”霍霍尔笑着大声说，“哎呀，大妈，钱哪！我们要是有钱该多好啊！我们仍然在靠别人生存。您瞧，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每个月收入七十五卢布，光给我们就是五十卢布，其他人也是这样。有时候，那些连饭都吃不饱的大学生也会凑上几个戈比，寄给我们。当然，老爷们也是各式各样的都有。有的会瞒哄欺骗，有的会落伍掉队，有的会跟我们一起走，这些人是他们当中的优秀分子……”

他两手一拍，坚定地继续说：

“我们的大喜日子虽然遥遥无期，但是五月一日，我们还是要举行一次小型庆祝活动！一定会快乐的！”

他精神振奋，兴致勃勃，驱散了雷宾所带来的不安情绪。霍霍尔在房间里踱着步，一只手不时挠挠头，望着地下，说：

“您知道吗，有时心里会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好像不论你走到哪里，都有自己的同志，人人都热情似火，快乐，友善，可爱。不用说话，大家都彼此心心相通……相处得其乐融融，犹如一支合唱团，而每一个人的心都唱着自己的歌曲。所有的歌曲仿若一条条潺潺的溪水，奔流到同一条江河里，汇聚成一片新生活的辽阔而自由的海洋，那里充满了光明和欢乐。”

为了不妨碍他，不打断他的话，母亲尽量一动不动地听着。她听他说话，向来极其投入，胜过听其他人，因为他的话最简明易懂，最能强烈地触动心灵。帕维尔从来不谈对未来的展望。她觉得，霍霍尔有一半心思总是憧憬着未来，他的言谈中常常表现出对未来普天同庆的大喜日子童话般的美好遐想。这遐想为母亲阐明了她的儿子及其所有同志的生活和工作的意义。

“可是当你醒来后，”霍霍尔优雅地甩了一下头，说，“看看周围——又冷又脏！所有的人都疲惫不堪，怒气冲天……”

他怀着深深的悲伤接着说：

“这真叫人难受——对人不能相信，而是要怕他，甚至恨他才行！人都变成了双面人。你原本想献出爱心，可是这怎么能办到呢？假如别人像野兽一样向你扑过来，不把你当作一个活生生的人，愣是用脚往你脸上踹，你怎么能原谅他呢？绝不能原谅！不是为了自己而不能原谅，要是只为了自己，一切屈辱我都能承受，但我不愿意姑息施暴者，不愿意让他们在我的背上练习打别人的本事。”

这时，他的眼睛里迸射出一道寒光，他倔强地低下头，更加坚定地说：

“我不能宽纵任何有害的东西，即使它没有伤到我。人世间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如果有人欺辱我，我兴许会一笑了之，因为我并没有受到伤害。那么明天呢，这个欺负人的家伙就会去剥别人的皮，因为他在我身上试过自己的力量了。不过对人要区别看待，不能轻易怀恨在心，要把人分辨清楚：哪些是自己人，哪些是外人。这样做是公正的，但却令人不快！”

不知为什么，母亲想起了那个宪兵军官和萨申卡。她叹息着说：

“没有筛过的面粉，能做出什么样的好面包呢！……”

“这就是可悲之处！”霍霍尔大声说。

“说得是啊！”母亲说。她的脑海中浮现出丈夫的身影，一副阴郁笨重的样子，好像一块长满苔藓的大石头。她把霍霍尔想象成娜塔莎的丈夫，想象着儿子娶了萨申卡。

“这是因为什么呢？”霍霍尔问道，脸上显现出红晕，“这是明摆着的，甚至是可笑的。这就是因为人们的地位不平等。我们就是要让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们就是要平均分配人们用智慧和双手创造出来的一切！我们将不再忍受相互恐吓和妒忌的奴役，不再充当贪婪和愚昧的俘虏！……”

从此以后，他们经常这样谈话。

安德烈又去工厂做工了。他把自己的薪水如数交给母亲，而母亲则十分坦然地把钱收下，就像从帕维尔手中接过钱一样。

有时，安德烈满眼含笑地向母亲提议说：

“我们看会儿书吧，大妈，怎么样？”

她拒绝了，尽管口气像是开玩笑，但却很坚决。他这样的微笑使她难为情，使她心里有点儿不痛快。她思忖道：

“既然你笑话我，干吗还看书呢？”

她越来越经常问他书上的生字，请他讲解词意。她问的时候，眼睛看着旁边，嗓音听上去很淡然。安德烈猜出她在悄悄自学，对她的羞涩也能理解，于是不再提让她跟自己一起看书了。不久，她对他说：

“我的视力下降了，安德留沙。需要配一副眼镜了。”

“这可是正事！”他回应道，“星期天我就跟您一起去城里，让医生给您检查一下，就可以配眼镜了……”

十九

她已经去过三次监狱了，要求探视帕维尔，但每次都遭到宪兵将官婉言拒绝。那将官是个红脸膛儿，大鼻子，白头发的小老头。

“再过一个星期吧，大妈，不能再早了！过一个星期——我们看看，现在可不行！……”

他长得胖胖的，保养得很好，母亲觉得他像一颗存放过久，已经发霉长毛的熟李子。他有一口碎玉般的洁白牙齿，他老拿一根尖尖的黄色牙签剔牙。他的眼睛不大，淡绿色的，总是笑吟吟的，显得十分温和，声音听上去很礼貌，很友善。

“他人倒是挺客气的！”她沉思着对霍霍尔说，“老是一副笑脸……”

“是啊，是啊！”霍霍尔说，“他们还不错，对人殷勤，老是笑嘻嘻的。只要告诉他们‘哎，就是这个聪明正直的人，他对我们很危险，把他绞死吧！’，他们笑一笑，就把人绞死了。然后他们又会满脸堆笑。”

“来搜查我们的那个，没有什么头脑，”母亲比较了一下说，“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是条狗……”

“他们全都不是人，是把人击昏的锤子，是工具，被用来欺骗我们的兄弟，好让我们俯首帖耳。他们已经变成了统治我们的人手中的驯服工具——他们唯命是从，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根本不想也不问为什么要这样干。”

她终于得到准许探监了。这是一个星期天，她端庄地坐在监狱接待室一角。接待室很脏，又小又矮。这里除了她，还有几个人在等候探视。他们大概已经不是头一次来这里了，彼此都认识。他们七嘴八舌地扯着闲篇，声音很低，一副无精打采、慢慢腾腾的慵懒样子，像一张七横八纵、黏黏糊糊的蜘蛛网。

“你们听说了吗？”一个脸皮松弛、膝盖上放着旅行包的胖女人说，“今天做晨祷的时候，教堂合唱指挥把唱诗班一个孩子的耳朵揪破了……”

一个穿着退伍军人制服的中年人大声地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说：

“唱诗班那些小子，都是捣蛋鬼！”

一个长着小短腿、长胳膊，下颌突出的小个子秃顶男人，在接待室里窜来窜去瞎忙活，一刻也不停下来。他用惶惶不安的破锣嗓音叽叽喳喳地说：

“生活费用越来越高，所以人就变得越来越暴躁。二等牛肉一俄磅 要卖十四戈比，一个面包又涨到两个半戈比了……”

有时，有囚犯走进来，他们穿着统一的灰色号服、笨重的矮靿皮鞋。他们走进昏暗的接待室时，不住地眨巴着眼睛。有一个囚犯戴着脚镣，走路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

这里一切都静得出奇，单调乏味，令人不快。好像大家很久以来就习惯了，安于现状了。一些人在静静地坐牢，另一些人在懒洋洋地看守，还有一些人按时来探监，显出一副路途劳顿、疲惫不堪的样子。母亲等得很焦急，心里直发颤。她困惑莫解地看着周围。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枯燥单一的情景，使她感到愕然。

同弗拉索娃坐在一起的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婆，她满脸皱纹，但是眼睛像年轻人那样炯炯有神。她不时地转动着细脖子，留心听着别人谈话，满怀激情地望着大家。

“您家里谁关在这儿？”弗拉索娃小声问她。

“我儿子，他是大学生。”老太婆立刻大声回答说，“您呢？”

“一样，我儿子也关在这里。他是工人。”

“姓什么？”

“弗拉索夫。”

“没听说过。关进来很久了吗？”

“六个多星期了……”

“我儿子关进来都快十个月了！”老太婆说。弗拉索娃从她的话音里听出一种像是极其自豪的意味。

“是啊，是啊！”秃顶的小老头马上接上话茬儿说，“把人的耐心都快磨光了……大家都气火了，都在嚷嚷，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与此相应的是，人在掉价。安抚的声音是听不到了。”

“说得完全正确！”那个军人说，“太不像话了！想要听到这种声音，最后听到的却是一个强横的声音——住口！这就是所需要的。一个强横的声音……”

大家都加入了谈话，十分踊跃。每个人都急于表达自己对生活的看法，不过说话声音都很小。母亲在他们身上感觉到一种她所不熟悉的东西。人们在家里说话比较直来直去，明白易懂，声音也大，跟在这里说话不一样。

一个留着棕红色大胡子的胖看守点了母亲的姓名。他从头到脚把母亲打量了一遍，对她说：

“跟我来……”

说完，他走了。他的腿有点儿瘸。

母亲跟着他往前走去。她恨不得从背后把那个看守推一把，好让他走快点儿。帕维尔站在一间小小的囚室里，脸上带着微笑，伸出一只手来。母亲一把握住他的手，笑了起来，不住地眨眼睛，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轻声说：

“你好……你好……”

“你别激动，妈妈！”帕维尔握着母亲的手说。

“没什么。”

“大妈！”看守叹了口气说，“顺便提醒一句，请靠后站，保持距离……”

说完，他大声地打了个哈欠。帕维尔问母亲的身体可好，家里情况怎么样……她在期待儿子提出别的什么问题，但是她在儿子的眼睛里没有发现儿子接下来可能会问到的任何问题。他像平时一样沉稳，只是脸色变得苍白，而且眼睛似乎也变大了。

“萨申卡向你问好呢！”她说。

帕维尔的眼睑抖动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一些，露出了浅浅的微笑。母亲感到一阵锥心的苦楚。

“他们什么时候才把你放出来呀！”她怀着满腔悲愤说，“凭什么把你关进来？那些传单不是又出现了吗……”

帕维尔的眼睛里闪出高兴的光芒。

“又出现了？”他立刻问道。

“不准谈这些事情！”看守无精打采地说，“只许谈家务事……”

“这难道不是家务事吗？”母亲反驳道。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不准谈。”看守冷漠地坚持说。

“妈妈，那你就说说家务事吧，”帕维尔说，“你现在做什么呢？”

她觉得自己身上充满了一股年轻人那种血气方刚的热烈激情，回答说：

“我去工厂里送各种饭菜，什么都有……”

她停顿了一下，微笑着继续说：

“有菜汤、稀饭，都是玛丽娅做的，还有其他食品……”

帕维尔明白了。由于强忍住笑，他的脸抽动了几下。他抓了抓头发，使其蓬松起来，用母亲从未听过的好声好气说：

“你有事干就好，这样你就不会感到寂寞了！”

“那些传单出现以后，我也被搜查了！”母亲不无夸耀地说。

“怎么又谈这事啦！”看守恼火地说，“我说了——不许谈！剥夺一个人的自由，就是要叫他什么都不知道。你瞧你——又来了！应该明白，什么是被禁止的。”

“好了，妈妈，别说了！”帕维尔说道，“马特维·伊万诺维奇 是个好人，不要惹他生气。我们跟他相处得很好。他今天在探视的时候来这里监视是偶然的。平时是副监狱长来。”

“探视结束啦！”看守看着表说。

“好了，谢谢，妈妈！”帕维尔说，“谢谢，亲爱的。你放心吧。很快就会放我出去的……”

他紧紧拥抱住母亲，吻了她一下。这使母亲万分感动，无比幸福，她禁不住哭了。

“走啦！”看守一边送母亲出来，一边含混不清地嘟哝说，“别哭了，会放他出来的！所有的人都会放出来……里头太挤了……”

回到家里，她一面精神焕发地耸动着眉毛，一面喜笑颜开地对霍霍尔说：

“我今天跟他说得很巧妙，他明白了！”

说完，她忧伤地叹了口气。

“他肯定明白了！要不然他不会对我那么亲热，这可是他从来没有过的！”

“哎，您可真行！”霍霍尔笑了起来，“人各有所求，而母亲看重的永远是亲情……”

“不，安德留沙，我是说那些来探监的人！”她骤然惊叫道，“怎么能这样不当回事呢！把他们的孩子抓走了，关进了监狱，可是他们无所谓，来了就坐在那里傻等着，东拉西扯瞎聊天，怎么这样啊？如果有文化的人都能这样随遇而安，那么黎民百姓是不是就更别提了？……”

“这很好理解，”霍霍尔用惯有的讥笑口吻说，“说到底，法律对他们比对我们更温和一些，而且他们比我们也更需要法律。所以，当法律在他们脑门上敲打一下时，即使他们会皱皱眉头，也不过是皱皱而已。用自己的手杖打自己——下手毕竟不会很重……”

二十

一天晚上，母亲坐在桌旁织袜子，霍霍尔在读一本描写古罗马奴隶起义的书 。这时，有人使劲地敲了敲门。霍霍尔把门打开，维索夫希科夫走了进来，腋下夹着一个小包，帽子戴在后脑勺上，腿上溅得净是烂泥。

“我走到这儿，看见你们家里亮着灯呢，顺便进来打声招呼。我刚从监狱里出来！”他说道，声音听上去怪怪的。他拉住母亲的手，用力地摇了摇说：

“帕维尔向您问好……”

然后，他犹犹豫豫地在椅子上坐下来，环视了一下房间，眼睛里透着阴暗而怀疑的目光。

母亲一向不待见他。他那留着平头的脑袋方不棱登的，那双小眼睛里似乎老是透出某种东西，这叫母亲感到害怕。可是现在她很高兴，很温和，脸上挂着笑容，精神焕发地说：

“你瘦了！安德留沙，给他倒杯茶喝吧……”

“我已经烧上茶炊了！”霍霍尔从厨房里应声答道。

“帕维尔怎么样了？还有谁被放出来了呢，还是就把你一个人放出来了？”

维索夫希科夫低下头，回答说：

“帕维尔还在里面忍着，等着！只放了我一个人！”他抬起眼睛，望着母亲的脸，一字一板地、咬牙切齿地说，“我对他们说：够了，放我出去！……要不然老子就杀人，然后自杀。就这样，他们把我放了。”

“噢，原来是这样！”母亲边说边向后退，当她的目光遇上他那双锐利的细眯的眼睛时，不由得眨了眨眼。

“费佳·马津还好吗？”霍霍尔从厨房里大声说，“还在写诗吗？”

“写着哪。我觉得这真是莫名其妙！”维索夫希科夫摇摇头说，“他以为他是黄雀吗？关进笼子里还唱歌！我现在就知道一点——我不愿意回家……”

“你那个家呀，还有什么呢？”母亲沉思地说，“空空荡荡的，连个炉子都没生，冷冰冰的……”

他眯起眼睛，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烟卷，不慌不忙地点上一支抽起来，望着一团袅袅腾腾的青烟在面前渐渐消散，发出一声讥讽的冷笑，好像一只郁闷的狗发出的声音一样。

“是啊，想必会很冷的。地上到处是死蟑螂。连老鼠也冻死了。佩拉格娅·尼洛夫娜，你就答应让我在你家里过夜吧，行吗？”他声音低沉地问，眼睛没有看着母亲。

“当然可以，瞧你说的！”母亲马上说道。跟他在一起，母亲觉得别扭，觉得难堪。

“现如今，做儿女的都替父母感到害臊……”

“你说什么？”母亲打了个哆嗦，问道。

他看了看母亲，闭上了眼睛。于是，他那张麻点斑斑的脸变得像瞎子的脸一样。

“我说，现如今做儿女的，都为父母感到害臊了！”他重说了一遍，大声地吁了一口气，“帕维尔从来就没有替你觉得羞愧。可是我替父亲感到羞耻。我再也不想踏进他那个家门……我没有父亲……也没有家！我现在受警方监视，要不然我就去西伯利亚了……我要把那里的流放犯全都释放了，安排他们逃跑……”

母亲敏感地体察到这个人很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并没有在她心里引起同情。

“是啊，与其这样，倒不如远远走开！”母亲顺水推舟地说，因为担心不接他的话茬儿会惹他生气。

这时，安德烈从厨房走进来，笑盈盈地说：

“你在鼓吹什么呢，啊？”

母亲起身说道：

“我去做点儿吃的……”

维索夫希科夫目光专注地看了霍霍尔一眼，突然说：

“我认为有些人该杀！”

“嗯！为什么呢？”霍霍尔问。

“为了不再有这种人……”

又高又瘦的霍霍尔摇晃着身子，站在房间中央，两手插兜，从上到下看着尼古拉。而尼古拉稳稳地坐在椅子上，吞云吐雾。他那苍白的面孔上清晰地显现出一个个发红的斑点。

“我非把伊赛·戈尔博夫的脑袋瓜子拧下来不可——你等着瞧！”

“为什么？”霍霍尔问。

“叫他当不成探子，叫他告不成密。我父亲就是让他给毁了，现在还是因为他，我父亲一心想要当密探。”维索夫希科夫愁容满面地望着安德烈，痛恨地说。

“原来是这么回事！”霍霍尔惊呼道，“但是，有谁会为这事而责难你呢？愚蠢的人才会！……”

“不管是愚蠢的人，还是聪明的人——全都一个鼻孔出气！”尼古拉认死理地说，“你看，你是聪明人，帕维尔也是，可是，难道你们俩把我当成费佳·马津或萨莫伊洛夫那样的人看待了吗？换句话说，我知道你们俩对彼此的看法，难道你们俩把我当成和你们一样的人了吗？你不要说假话了，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们大家都把我甩到一边，使我成为孤家寡人……”

“你有心病，尼古拉！”霍霍尔好声好气地小声说，一边在他身旁坐下来。

“我是有病。你们也有病……只不过你们觉得，你们身上的小脓包比我的优雅。我敢说，我们彼此认为对方是大坏蛋！你还有什么可对我说的，啊？”

他那锐利的眼睛紧紧盯住安德烈的脸，咧着嘴，期待着回答。他那满是麻斑的脸一动不动，而厚厚的嘴唇在颤抖，仿佛被什么灼热的东西烫了一下似的。

“我什么也不想对你说！”霍霍尔热诚地说，他那天蓝色的眼睛里含着忧心的微笑，他想暖化维索夫希科夫眸子里的恨意，“我知道，当一个人心里的伤口还在滴血的时候，去跟他争论，这只能给他火上浇油。这我明白，老弟！”

“跟我争论不起来，我不会争论！”维索夫希科夫垂下眼睛，小声嘟哝说。

“我想，”霍霍尔接着说，“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曾经赤脚走在碎玻璃碴子上 ，每一个人都在自己最黑暗的时刻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你现在这样……”

“你说什么都打动不了我！”维索夫希科夫慢吞吞地说，“我的心里好苦啊！……”

“我也不想说！可是我知道，这会过去的。也许不会完全消释，但一定会过去的！”

他淡淡一笑，拍了拍维索夫希科夫的肩膀，继续说：

“老弟呀，这是像麻疹一样的儿科疾病。我们大家都会得这种病，体质强的人——得得轻一些，体质弱的人——得得重一些。当一个人找到自己的志趣所在，但还看不清楚生活和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时，这种病就会找上门来，把他击垮。你自以为，在这人世间，只有你一个人是鲜美可口的黄瓜，所有的人都想把你吃掉。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心灵并不比别人的心灵坏呀，这时你就会感到如释重负。并且会觉得有点儿惭愧——你的铃铛是那么小，当节日的钟声敲响时，甚至根本听不见你的铃声，那何苦要爬到钟楼上去呢？以后你还会明白，只有当你的铃声融入齐鸣的钟声时，才能听到你的铃声，它单独响的时候，就会淹没在古钟的轰鸣声中，好像苍蝇落进了油里。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大概明白了！”尼古拉点了点头说，“可是我不相信。”

霍霍尔笑了，蓦地站起来，开始走来走去，发出橐橐的脚步声。

“我以前也不相信。哎，你呀你！真犟，简直就是大车！”

“为什么说我是大车？”维索夫希科夫望着霍霍尔，愁眉不展地笑了一下。

“你就像大车！”

维索夫希科夫突然张大嘴巴，放声笑起来。

“你笑什么？”霍霍尔在他面前停下来，惊诧地问。

“我认为，谁要是欺负你，谁就是傻瓜！”维索夫希科夫摇头晃脑地说。

“欺负我什么呢？”霍霍尔耸耸肩说。

“我不知道！”维索夫希科夫温厚地，或许是宽容地咧开嘴笑着说，“我的意思是说，谁要是欺负了你，事后他一定会感到懊悔不已。”

“你想到哪儿去了！”霍霍尔笑着说。

“安德留沙！”母亲从厨房里喊了一声。

安德烈离开了。

房间里只有维索夫希科夫一个人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把一条腿伸开，看了看穿着笨重靴子的脚，俯身用手摸了摸粗壮的小腿肚子。他把手举到面前，仔细地看了看手掌，然后又看手背。他的手肥厚，指头粗短，长满了黄黄的汗毛。他把手一挥，站起身来。

安德烈把茶炊端来了。这时，维索夫希科夫正在照镜子，并对他说：

“我好久没看我这张丑八怪脸了！”

他美滋滋地笑了笑，摇头晃脑地补充说：

“好一副丑陋的嘴脸！”

“你还有兴致照镜子呀？”安德烈好奇地望了一眼，问道。

“萨申卡说——脸是心灵的镜子！”维索夫希科夫慢悠悠地说。

“也不尽然！”霍霍尔大声说，“她的鼻子像钩子，颧骨像剪刀，而她的心灵却像一颗灿烂的明星。”

维索夫希科夫看了看他，淡淡一笑。

他们坐下来，开始喝茶。

维索夫希科夫抓起一个大土豆，又往一片面包上撒了很多盐，像犍牛似的，安静地、慢吞吞地咀嚼起来。

“现在情况怎么样？”他大口咀嚼着问。

于是，安德烈欣然向他讲了工厂里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可他又显出一副郁郁不乐的样子，闷声说：

“这点儿事搞了这么长时间，太慢！应该快点儿……”

母亲看了他一眼，心里隐隐产生出一股对这个人敌视的情感。

“生活不是马，不能拿鞭子赶着它跑！”安德烈说。

维索夫希科夫固执地摇了摇头。

“时间拖得太长！我等不及！我该做什么呢？”

他盯着安德烈的脸，无可奈何地把两手一摊，不再言语了，期待着回答。

“我们大家都需要学习，并去教别人学习，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安德烈低着头说。

“那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战斗呢？”

“投入战斗之前，我们还会不止一次遭受打击，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霍霍尔笑着回答说，“但我们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战斗，我真不知道！你要明白，首先应该武装头脑，然后武装双手，我这样认为……”

维索夫希科夫又吃起来。母亲皱着眉头，偷偷地仔细审视着他那大宽脸，想尽量在他脸上发现点儿什么，以便使她不再介意维索夫希科夫笨重的、方不棱登的身形。

可是，刚遇到他那双小眼睛里露出的刺人的目光，母亲便畏怯地耸动着眉毛。安德烈显得烦躁不安——他一下子又说又笑，一下子又突然打住话头，吹起口哨。

母亲觉得，她理解他的不安情绪。维索夫希科夫默默地坐着。而当安德烈问他话时，他三言两语地敷衍一下，显得颇不情愿。

这时，母亲和安德烈感觉到这逼仄的房间里又闷又热，十分憋气，便不时地朝客人瞥一眼。

客人终于站起身来说：

“我想睡了。在里头关了这么长时间，突然放了出来，我就直奔这儿来了。我累了。”

他去厨房了，胡乱收拾一下，便倒头睡着了，像死去一样。母亲仔细听了听，没有一点儿动静，便小声对安德烈说：

“他脑瓜子里想的东西太可怕了……”

“这小伙子太各色！”霍霍尔一边赞同地说，一边摇着头，“不过会好的！我以前也这样。心灯不亮——烟黑就多。好了，大妈，您去睡吧，我再待会儿，看会儿书。”

母亲走到摆着床的一角。床上挂着印花布帐子。安德烈坐在桌旁，很长时间都能听见她热情祷告的喃喃声和叹息声。他一页一页很快地翻着书，激动地不时用细长的手指搓搓脑门，捻捻髭胡，两脚摩擦着地板，发出沙沙的响声。钟摆嘀嗒嘀嗒地响着，窗外风声阵阵。

传来了母亲轻轻的祷告声：

“啊，上帝啊！世上有多少人在呻吟哀叹，他们各有苦难。而舒心快乐的人究竟在哪里呀？”

“这样的人已经有了，有了！很快就会有许多许多—— ，一定会有许多！”霍霍尔回应道。

二十一

日月如梭，万象更新，每天都多姿多彩，不断出现新事物。但这已经不再使母亲感到惶惶不安了。晚上，一些陌生人来得越来越频繁了，他们忧虑地同安德烈一直低声交谈到深夜，离开时，他们把衣领竖起来，把帽子压得很低，小心翼翼地、悄无声息地消失在黑暗中。可以感觉到，他们每一个人都克制着自己的激情，仿佛他们想唱歌，想欢笑，但却无暇顾及，他们总有忙不完的事。他们当中，有人讽刺时弊，声色俱厉；有人开朗快乐，活力四射；也有人冥思苦想，性情沉静。但是在母亲眼里，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特质，那就是意志顽强，信念坚定，尽管每个人的相貌各有不同，但在母亲看来，他们的面容全都一样——清瘦、从容、坚毅、乐观，黑色的眼睛里目光深邃、温煦而严峻，正如前往以马忤斯途中的基督的目光。

母亲数着他们的人数，想象着把这一群人集合在帕维尔周围，这样一来，帕维尔就不易被敌人发现了。

有一天，城里来了一个活泼爽朗的鬈发姑娘，给安德烈送来一个包裹。临走时，她忽闪着发光的眼睛，高兴地对弗拉索娃说：

“再见，同志！”

“再见！”母亲忍住笑说。

送走姑娘，母亲来到窗前，面带笑容，望着她的同志在街上走：姑娘快捷地迈着碎步，充满蓬勃的朝气，宛如一朵春天的鲜花，一只轻舞的蝴蝶。

“同志！”母亲说道，这时，城里来客的身影消失不见了，“啊，你真可爱！愿上帝赐给你一位忠诚可靠的同志，终生呵护你！”

她常常发现，城里来的这些人身上有一股童真气，她总是包容地笑笑。但是他们的信仰令她深为感动和惊喜。她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信仰的深刻。他们对正义必胜所抱持的理想，使她感到慰藉和温暖。听着他们谈话，母亲时常有一种莫名的忧伤，禁不住唉声叹气。不过，尤其令她感动的是他们那质朴无华和毫不利己的高尚情怀。

她已经从他们对生活的谈论中明白了许多东西，认识到，他们发现了人类不幸的真正根源，所以，赞同他们的思想已成为她的习惯。但是，她心灵深处并不相信他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造生活，也不相信他们有力量使全体劳动人民加入他们火热的斗争行列。因为每一个人都想今天就吃饱肚子，谁都不愿意把自己的饭推到哪怕明天再吃——既然现在可以吃。只有少数人会走这条荆棘载途的漫漫长路，也只有少数人会在这条路的尽头看到一个人们如兄弟般团结友爱的童话般美好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他们这些正派的好人，虽然都留起了胡子，有时一脸疲惫，但母亲觉得他们还是孩子。

“我可爱的孩子！”她一边心里思忖着，一边摇摇头。

但是他们现在的生活是正确的，严肃的，是经过周密思考的。他们谈论的都是好事，希望把自己所了解的一切教给大家，为此而不遗余力地奔波。她明白，这样的生活虽然有危险，但值得热爱。她回首往事，不胜伤感，因为她的已往就像一条平平延伸开去的窄窄的黑道子。她深深意识到，这种新生活是需要她的。以前，她从来没有感受到过自己对谁是有用的，而现在她清楚地看到，许多人都需要她。这使她感到新鲜而舒畅，使她从此抬起头来……

她按时把传单带进工厂，把这看作自己的义务。那些密探经常见到她，已经脸熟了。她被搜查过几次，但都是在工厂里出现传单的第二天。当她没有带东西的时候，她就故意引起密探和门卫的怀疑，于是他们抓住她，对她进行全身搜查，她便装出受到侮辱的样子，跟他们争吵，把他们奚落一番，然后扬长而去，并为自己能随机应变感到骄傲。用这种方法捉弄他们，她心里痛快。

工厂不再雇用维索夫希科夫。他去给一个木材商干活儿去了，在工人村运送原木、板材和劈柴。母亲几乎每天都看见他：他牵着缰绳，赶着大车。车上装着湿漉漉的长原木或板材，由于颠簸和滚动，不时发出咕噜咕噜的响声。两匹瘦骨嶙峋的老黑马四蹄撑地，拼命往前拉着，腿直打哆嗦，累得摇晃着脑袋，露出一副悲伤的神情，痛苦地眨动着混浊的眼睛。尼古拉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和笨重的靴子，帽子扣在后脑勺上，那副笨拙的样子活像从地里挖出来的树墩。他也望着自己脚下，摇晃着脑袋。他的马像盲马一样，常常撞上迎面驶来的大车和行人，于是他会挨一通劈头盖脸的臭骂，像遭到一群丸花蜂 的围攻，恶言恶语的叫嚣简直把长空都给划破了。他却一直不抬头，不还口，只管吹着能把人耳朵震聋的尖锐的口哨，闷声闷气地对马嘟哝说：

“嗨，走好啦！”

同志们每次在安德烈这里读新到的国外报纸或小册子时，尼古拉也来。他一来就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听一两小时。读完之后，年轻人总要争论很长时间，可是维索夫希科夫从来不参加争论。等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他和安德烈两个人时，他才向安德烈提出令人感到压抑的问题：

“谁的罪过最大？”

“知道吗，第一个说出‘这是我的’的那个人是有罪过的。不过这个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死了，不值得跟他生气！”霍霍尔开玩笑说，但他的眼睛里分明流露出不安的神色。

“那么，那些富人呢？还有他们的后台呢？”

霍霍尔时而抓抓头发，时而揪揪胡子，用浅显易懂的话谈论生活和人们，谈了很长时间。可是，结论都好像是，所有的人都有过失，维索夫希科夫听了并不满意。他紧闭着厚厚的嘴唇，否定地摇着头，怀疑地指出，事情并非如此，然后怀着不满，悻悻而去。

有一次，他说：

“不，有罪过的人应该是有的，他们就在这儿！我告诉你吧，我们就得把整个生活翻耕一遍，像翻耕杂草丛生的田野一样，决不容情！”

“有一回，考勤员伊赛就是这样说你们的！”母亲回想起来说。

“伊赛？”维索夫希科夫沉默了一会儿后，问道。

“是他。大恶人！对谁都盯梢、打探，在我们这条街上到处瞎转，还往我们家窗户里偷看……”

“偷看？”维索夫希科夫问。

这时母亲已经躺下了，看不见他的脸，但她明白了，有些话她说得多余了，因为霍霍尔急忙用说和的口吻说道：

“随他去瞎走瞎看好啦！他有闲工夫，他就去转悠吧……”

“不对，等一等！”维索夫希科夫闷声说道，“就是他，这个罪人！”

“他有什么罪？”霍霍尔立刻问道，“因为他愚蠢吗？”

维索夫希科夫没有应声，走了。

霍霍尔感到很累，赤着脚在房间里缓缓踱步，他那蜘蛛般的瘦脚踏在地板上，发出微微的沙沙声。他在房间里走动，总是把靴子脱掉，以免弄出动静打扰弗拉索娃睡觉。但她并没有睡，维索夫希科夫走后，她不安地说：

“我真怕他！”

“是啊！”霍霍尔拉着长腔慢悠悠地说，“这小子是火暴脾气。大妈，您以后就别跟他提伊赛了，这个伊赛真的是密探。”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的教父就是宪兵！”母亲说。

“看来，维索夫希科夫早晚要收拾他一顿！”霍霍尔担心地说，“您瞧瞧，在我们的生活中，那些发号施令的老爷在下属身上培养出的是什么样的感情啊？像维索夫希科夫这样一些人，一旦觉得受了欺辱，咽不下这口气，到那时将会发生什么呢？他们会让鲜血喷溅到天上，地下也溅满鲜血，像肥皂一样冒着泡泡……”

“太可怕了，安德留沙！”母亲小声惊呼道。

“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说，“大妈，反正他们的每一滴血都提前被人民汪洋般的泪水冲洗干净了……”

他忽然轻声笑起来，补充说：

“这是公正的，但却不能令人感到欣慰！”

二十二

节日的一天，她从铺子里回来，刚推开门，还没有迈过门槛，就听见屋里帕维尔洪亮的说话声，她顿时喜不自胜，恰如被夏天的暖雨通身浇了个透。

“瞧，她回来了！”霍霍尔大喊了一声。

母亲看见帕维尔倏地转过身来，还看见他脸上突然闪出一股使她感到大有希望的柔情。

“你可回来了……终于回家了！”由于意外，她喃喃地说。她不知所措地坐了下来。

帕维尔脸色苍白，俯身看着母亲，眼角闪着晶莹的泪花，嘴唇不住地颤抖。他沉默了片刻，母亲也默默地看着他。

霍霍尔小声吹着口哨，低着头从他们身旁走过去，到外面去了。

“谢谢妈妈！”帕维尔用发抖的手紧握住母亲的手，用浑厚的嗓音低声说，“谢谢，亲爱的妈妈！”

儿子的表情和声音使她万分激动，她高兴地抚摸着他的头，抑制住怦怦的心跳，轻声细语地说：

“基督保佑！谢我什么？……”

“谢谢你帮助我们的伟大事业，谢谢！”他说，“一个人能把自己的母亲称为精神上的亲生母亲——这是少有的幸福。”

她以坦荡的胸怀专注地听着儿子的每一句话，默默地欣赏着他：他站在她面前，他是那么欢快，那么亲近。

“妈妈，我明白了，过去有许多事情让你伤心了，让你感到痛苦。我曾以为，你永远会跟我们较劲，拒绝接受我们的思想，你只会像过去那样一辈子逆来顺受地苦熬下去。这太痛苦了！……”

“安德留沙教我明白了很多事情！”母亲插话说。

“他把你的情况都告诉我了！”帕维尔笑着说。

“叶戈尔也教我明白了许多事情。我和他是老乡。安德留沙甚至还想教我识字呢……”

“可是你磨不开面子，自己就悄悄地学了，对吗？”

“哟，这他都看出来了！”她难为情地惊呼道。她只顾着高兴了，竟忘记了安德烈还在外面，于是不安地对帕维尔说：“快叫他进来吧！他是为了不打搅我们，有意走开的。他没有母亲了……”

“安德烈！……”帕维尔推开穿堂门，喊了一声，“你在哪儿？”

“在这儿呢。我想劈点儿柴火。”

“过来吧！”

他没有马上过去，而是走进厨房，以主人的口吻说：

“应该告诉尼古拉，叫他送些劈柴来，我们的劈柴不多了。大妈，您看看，帕维尔怎么样？官府不仅没惩罚，而且还把他们这些造反者养胖了……”

母亲笑了起来。她心里感到更加甜蜜蜜的，陶醉在巨大的喜悦之中。但是另一种难言的、谨慎的情思已悄然涌上心头，那就是，她希望看见儿子一如往常那样平平安安。她心里好美啊，她真想把这种她在生活中初次体验到的巨大喜悦立刻并永久定格在心中，使它像刚降临时那样鲜活而强烈。她似乎担心这幸福感会减弱，于是急不可待地要把它扣起来，就像捕鸟人偶然捕到一只珍禽那样。

“我们吃饭吧！帕沙，你还没吃东西吧？”她忙忙叨叨地说。

“没有。昨天我听看守说决定放我出来，今天也不想喝，也不想吃……”

“我今天回来第一个碰见的是西佐夫老头，”帕维尔说，“他看见了我，就从街对面走过来跟我打招呼。我对他说：‘你现在跟我接触更要多加小心，我是个危险人物，处处受到警方的监视。’他说：‘我不在乎。’你知道吗，他是怎么打听他侄子的情况的？他说：‘怎么样，费奥多尔表现好吗？就是说，他在监狱里表现好吗？哦，他说没说过什么不利于同志们的废话？’我告诉他费佳是个忠实可靠的人，是个聪明人，他便捋了捋大胡子，特别自豪地说：‘我们西佐夫家族里就没有坏人！’”

“那老头有头脑！”霍霍尔点着头说，“我经常跟他聊天，是条好汉。费佳会很快放出来吗？”

“我认为，所有的人都会放出来！除了伊赛的告发，他们没有任何证据，而且伊赛能讲出什么呀？”

母亲来回地走着，望着儿子。安德烈背着手站在窗前，听他在讲。帕维尔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胡子长长了，面颊上也长出一圈浓密的黑汗毛，打成一个个细细的小卷，反倒使他的脸色显得不那么黑了。

“坐下吃饭吧！”母亲边说，边把热腾腾的什锦汤端上桌。

吃饭时，安德烈讲了雷宾的情况。他讲完后，帕维尔不无遗憾地大声说：

“我要是在家，说什么都不能让他走！他带走的是什么呢？是满腔的愤慨和满脑袋的糊涂思想。”

“嗐，”霍霍尔笑着说，“都四十岁的人了，长期以来，他有过思想斗争的，不过，他实在很顽固，像熊一样，让他改变过来也难……”

他们两个又争论起来。母亲听不懂他们说的那些话。吃过饭，他们仍然在唇枪舌剑地激烈争论，言辞高深莫测。有时，他们说得倒也浅显易懂。

“我们应该走我们自己的路，一步都不能偏离！”帕维尔坚定地说。

“而且，在前进的路上，势必会遇到许许多多跟我们对着干的敌人……”

母亲留心听着他们争论，渐渐明白了，原来帕维尔不喜欢农民，霍霍尔却为他们辩护，证明也应该教农民学好。母亲觉得，霍霍尔的话比较好懂，而且也是对的。可是，每当他对帕维尔说话时，她都会精神紧张，屏住呼吸，等着听到儿子的回答，心急地想知道，霍霍尔的话会不会惹他发火。但他们互相大声嚷嚷，从不生气。

有时候，母亲问儿子：

“是这样吗，帕沙？”

他笑着回答说：

“是这样！”

“先生，”霍霍尔绵里藏针地挖苦说，“我看您是贪吃嚼不烂，都卡在您嗓子眼里了。快喝口水漱漱嗓子吧！”

“别胡闹！”帕维尔劝道。

“我是认真的——像在做安灵弥撒一样！……”

母亲摇着头，不时安详地笑笑……

二十三

春天渐渐临近了，积雪在融化，露出了被雪深深覆盖的污垢和煤灰。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污垢越来越扎眼，整个工人村看上去就像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衣衫，蓬头垢面，脏污不堪。白天，屋檐上滴着雪水，家家户户灰不溜丢的墙壁困乏地冒着水汽。入夜，到处是冰锥，依稀闪着白光。风和日丽的天气越来越多。于是，小溪毫不迟疑地开始潺潺作声，流向沼泽地。

庆祝五一节的准备工作开始了。

工厂里和工人村里出现了许多解释五一节的传单，甚至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宣传的青年，看了传单都说：

“这应该庆祝！”

维索夫希科夫阴郁地微笑着高声说：

“到时候了！用不着再躲躲闪闪了！”

费佳·马津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他瘦多了，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云雀，言谈举止显得急躁而冲动。雅科夫·索莫夫少年老成，不爱说话，现在在城里干活儿，老是跟他待在一起。由于蹲监狱而头发变得更加发红的萨莫伊洛夫、瓦西里·古谢夫、布金、德拉古诺夫和其他几个人要求带着武器游行，但是帕维尔、安德烈、索莫夫等人不同意他们的意见。

一向疲乏无力、容易出汗、气喘吁吁的叶戈尔来了，他风趣地说：

“改变现行体制的工作，同志们，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为了使这项工作更顺利地进行下去，我要给自己买一双新皮靴！”他边说边指着自己脚上又破又湿的皮鞋，“我的套鞋也烂得无法修补了，我的脚每天都湿个透。在我们公开公然与旧世界彻底决裂之前，我还不想躺在坟墓里。所以，我不接受萨莫伊洛夫同志关于武装游行的建议。我提议，用一双结实的靴子把我武装起来，因为我深信，对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言，这比痛快淋漓地抽一顿耳光更有益！……”

他就是用这种华丽巧妙的语言，把各国人民想办法改善自己生活的历史进程讲给工人们听的。母亲喜欢听他讲话，并且从他的话里得出一个奇怪的印象——人民的敌人都是最狡猾奸诈的卑鄙小人，他们残酷无情，欺骗人民，而且全都个子矮小，大腹便便，脸膛儿红红的，他们丧尽天良，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凶残狠毒。在沙皇统治下，他们的日子不好过的时候，就唆使平民百姓反对沙皇政权。可是，当人民起来，从皇帝手中夺取了政权以后，这些卑鄙小人便把权力骗到自己手中，把人民赶进狗窝。如果人民敢于跟他们争辩，他们就会屠戮人民，使千百万人头落地。

有一次，母亲鼓起勇气，把叶戈尔用自己独特的语言所描绘出来的这幅现实生活图景给他讲述了一遍，并不好意思地笑着问：

“是这样吗，叶戈尔·伊万诺维奇？”

他哈哈大笑起来，一边翻白眼，一边大喘气，用手揉着胸口。

“千真万确，大妈！您抓住了历史的牛角。在有点发黄的底色上，有一些装饰图案，换句话说，就是刺绣，但是，它们改变不了事情的本质！这群脑满肠肥的卑鄙小人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吞食人民的毒虫。法国人把他们叫作资产阶级，这个名字很恰当。您要记住，大妈，这就是资——产——阶——级。他们敲骨吸髓，吃我们的肉，喝我们的血……”

“就是那些有钱人吗？”母亲问道。

“就是他们！他们的不幸就在于钱多。您想想看，假如在婴幼儿的食物中添加一点点铜，那么这将会阻碍孩子骨骼的生长，他就会成为侏儒。假如一个人中了黄金的毒，那么他的心灵就会变得藐小、苍白、没有生命力，完全像一个仅值五分钱的皮球……”

有一次，谈起叶戈尔，帕维尔说：

“你知道吗，安德烈，心很痛的人，最会插科打诨……”

安德烈沉默了片刻，然后眯着眼睛回答说：

“如果你的话当真，我看全俄罗斯的人都要笑死了……”

娜塔莎来了。她也被捕坐牢了，是在另一个城市，但她没有什么变化。母亲觉察出，有她在的时候，霍霍尔显得更开心，又说又笑，妙语连珠，时不时地对大家耍个损招使个坏，博取她的开怀一笑。可是她一走，他就变得抑郁寡欢，没完没了地吹自己的曲子，长时间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脚下发出沙沙的响声，显出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

萨申卡来得很勤，但每次来都板着面孔，匆匆忙忙，不知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强硬和执拗。

有一天，帕维尔出来送她到穿堂，没有随手关上门，母亲听见了他们匆促的谈话：

“是您打旗吗？”姑娘低声问。

“是我。”

“已经决定了吗？”

“是的。我有权决定。”

“这不是又要坐牢吗？！”

帕维尔没有作声。

“您能不能……”她欲言又止。

“什么？”帕维尔问。

“能不能让给别人……”

“不行！”他大声说。

“您好好想一想，您是一个多么有影响力的人物，大家都拥戴您呀！……您和安德烈都是这里不可或缺的，要是不坐牢，你们能够做多少事啊，您好好考虑考虑吧！再说，您将会为此而被流放到很远的地方，流放很长很长时间！”

母亲从萨申卡的话音里听出一种她所熟悉的忧虑和恐惧感。她的话犹如大滴的冰水，滴在母亲的心坎儿上。

“不，我决定了！”帕维尔说，“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放弃。”

“连我求您也不行吗？……”

帕维尔陡然加快了语速，不知怎么用特别严厉的口吻说：

“您不该这样说话，您是什么？您不该这样！”

“我是人！”她小声说。

“是个好人！”帕维尔也小声说，但是口气有点儿特别，好像喘不上气似的，“是我珍视的人。所以……所以不应该说这样的话……”

“再见！”姑娘说。

听她脚后跟噔噔的声音，母亲知道她走得非常快，几乎是跑了起来。帕维尔跟着她走到院子里。

母亲大为吃惊，紧张地揪着心，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她不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意思，但她意识到，前面等着她的是不幸。

“他想干什么？”

帕维尔是和安德烈一起回来的。安德烈摇着头说：

“唉，这个伊赛真不是东西，拿他怎么办呢？”

“应该向他提出劝告，叫他不要再痴心妄想！”帕维尔抑郁不乐地说。

“帕沙，你想干什么去呀？”母亲低着头问道。

“什么时候？现在吗？”

“一日……五月一日？”

“哦！”帕维尔压低嗓音惊叫道，“那天我打旗，走在大家前面。我恐怕因此又会被抓去坐牢。”

母亲的眼睛突然感到一阵灼热，嘴里也发干难受。帕维尔拉住她的手，轻轻抚摸着。

“这是需要，请你理解！”

“我什么都没说！”她慢慢地抬起头，说道。当她的眼睛和儿子坚毅的目光相遇时，她又垂下了头。

他松开母亲的手，长吁了一声，责备地说：

“你不必难过，应该高兴才对。天下做母亲的，什么时候才会欣然送自己的孩子慷慨赴死呢？……”

“驾，驾！”安德烈不满地说起俏皮话，“我们的阔老爷把长外衣下摆往腰里一掖，跃身上马，驰骋起来！……”

“难道我说什么了吗？”母亲又说一遍，“我不拦着你。要是说心疼你，那这也是做母亲的本分啊！……”

他从母亲身边走开了。接着，母亲听到一句生硬刺耳的话：

“有的爱是影响人生活的……”

她打了个寒战，担心儿子还会说出什么使她伤心的话，所以马上说：

“别再说了，帕沙！我懂，为了同志们，你别无选择……”

“不！”他说，“我这是为了自己。”

安德烈站在门口——他比门高，站在那里，好像镶在框子里似的，怪异地屈着膝，一只肩膀倚在门框上，另一只肩膀和脖子、脑袋向前伸着。

“你别再唠叨啦，先生！”他说道，忧虑地盯着帕维尔的脸，那双凸鼓的眼睛活像生活在石缝里的蜥蜴。

母亲好想哭一场。她不愿意让儿子看见她流泪，突然喃喃地说：

“哎呀，我的天哪，我给忘了……”

说完，她来到穿堂，头顶在墙角，委屈的眼泪像开了闸似的涌出来，她默默地、无声地哭啊哭啊，哭得浑身发软，仿佛血也从她的心里随着眼泪一起流了出来。

透过没有关严的门，低沉的争论声渐渐传送到了她的耳鼓。

“你怎么搞的，以折磨她为能事，玩自我欣赏呀？”霍霍尔问。

“你没有权利跟我这么说话！”帕维尔喊道。

“眼睁睁看着你像一只愚蠢的公山羊乱抵乱撞，我一声不响，还算是你的好同志吗！你为什么说那些伤人的话？你懂吗？”

“任何时候都应当鲜明地表述自己的意见：是与否二者必居其一。”

“对她也这么说吗？”

“对所有的人都应当这么说！爱也好，友情也好，我不想让它们拖后腿，成为羁绊……”

“你真英雄！擦擦你的鼻涕吧！擦干净了，去把这些话统统说给萨申卡听吧。应该说给她听……”

“我已经说过了！……”

“真的？你撒谎！你跟她说话又亲切又温柔，我没有听见，但我知道！你在母亲面前大耍英雄主义……要知道，公山羊，你的英雄主义一文不值！”

弗拉索娃迅速擦干了眼泪。她担心安德烈会把帕维尔惹恼，急忙推开门，走进厨房。她满心悲伤和恐惧，身上直打哆嗦。她大声说：

“哎哟，好冷啊！都春天了……”

她无谓地把厨房里的东西挪来挪去，尽量弄出动静盖过厨房里压低的说话声，于是更加大声地继续说：

“全都变了，人变狂热了，天气反倒变冷了。往年这时节已经暖和了，天气晴朗，太阳照得暖融融的……”

房间里静了下来。她站在厨房中央留心听着。

“听见了吗？”霍霍尔轻轻地问，“应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你这个精明勇敢的家伙！她比你更丰富……”

“你们要不要喝杯茶？”她用颤抖的声音问。为了掩饰住颤抖，她不等回答便大声说：

“不知怎么搞的，我觉得发冷！”

帕维尔慢慢走到她身边，皱着眉头，望着她。他的嘴唇在抖动，嘴角挂着一丝愧疚的笑容。

“原谅我吧，母亲！”他低声说，“我还小，不懂事……”

“你不要再伤害我了！”母亲凄凄哀哀地喊了一声，把儿子的头搂在自己胸前，“什么也不用说！愿上帝保佑你——你的生活，你做主！但你不要再伤我的心了！做母亲的能不心疼自己的孩子吗？做不到……我对你们大家个个都心疼！你们大家都是我的亲人，都是可敬的人！除了我，还有谁会怜惜你们呢？……你在前面走，其他人跟着你，他们抛家舍业，跟着你走……帕沙！”

一个强大而热烈的思想使她心潮澎湃，深受鼓舞，精神振奋，亦喜亦忧的感情交织在一起。她想说点什么，但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来表达，只好挥着手，缄默不语地望着儿子的脸。她的眼睛很亮，闪着光，同时也流露出深深的哀痛。

“好啦，妈妈！原谅我吧，我懂了！”他低着头喃喃地说，脸上带着笑容瞥了母亲一眼，然后转过身去，显出一副又难为情又高兴的样子，补充说，“今天这事我肯定不会忘，我保证！”

母亲撇开他，朝屋里望着，用恳求的口气温和地说：

“安德留沙！您就别责骂他了！当然，您比他大……”

霍霍尔背对着母亲，一动不动地站着，搞怪而滑稽地咆哮起来：

“呜——呜——呜！我还要大声训斥他呢！而且还要揍他！”

她慢悠悠地走到他跟前，伸出手，说道：

“您真可爱……”

霍霍尔转过身，像公牛似的低着头，两手紧扣，背在身后，从她身边走过去，进了厨房。

“你快逃吧，帕维尔，要不然我把你的头咬下来！我是开玩笑哪，大妈，您可别当真！我这就烧上茶炊。呦，我们家的炭怎么都是湿的呀，真见鬼！”

他不再说话。当母亲走进厨房时，他正坐在地上吹火呢。他没有抬头看母亲，又开始说起来：

“您不用担心，我绝不会伤害他！我这个人心肠软，像蒸熟的芜菁！而且我……嘿，英雄，你别偷听啊——我很喜欢他！但他那件坎肩我看不顺眼！您知道吗，这件新坎肩很中他的意，他一穿上就显摆，走路都挺着肚子，推推人家：你们看，我这坎肩够棒吧！坎肩确实很好，可是干吗推人家呢？本来就挺挤的。”

帕维尔笑了笑，问：

“你唠唠叨叨，有完没完啊？你把我好一顿臭骂，该满意了吧！”

霍霍尔坐在地上，两腿分开，伸在茶炊两边，看着帕维尔。母亲站在门口，眼睛盯着安德烈圆圆的后脑勺和弯着的长脖子，目光里透出温情而忧伤的神色。这时，他把身子往后一仰，两手撑住地，用有点儿发红的眼睛看了看他们母子二人，眨了眨眼，小声说：

“你们都是好人，真的！”

帕维尔俯下身，拉住他的胳膊。

“别拉我！”霍霍尔嗓音低沉地说，“这样会把我胳膊拉下来的……”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母亲忧郁地说，“你们俩亲一下，紧紧拥抱一下才好呢……”

“怎么样？”帕维尔问。

“当然可以！”霍霍尔一面回答，一面站起来。

他们紧紧拥抱在了一起，屏息停了片刻——两个身体，一颗心，一颗被友情熊熊燃烧的心。

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流下来，但这是轻松的眼泪。她擦着眼睛，难为情地说：

“女人就是好哭，伤心也哭，高兴也哭！……”

霍霍尔用轻柔的动作推开帕维尔，也用手指揩了揩眼睛，说：

“好啦！小牛犊撒了一阵欢，该做做贡献啦！这倒霉的木炭，真是！吹了半天，反倒把灰吹到我自己眼睛里了……”

帕维尔低下头，走到窗前坐下来，小声说：

“这样的眼泪不丢人……”

母亲走到他身边，跟他坐在一起。她感到自己精神勃勃，心里充满了温暖和柔情。虽然她还有些忧郁，但心里毕竟感到高兴和平静了。

“我去端茶具，您坐您的，大妈！”霍霍尔边说边往屋里走，“您休息一下吧！我们惹您伤心了……”

房间里响起了他那唱歌似的声音：

“我们现在才感受到生活是多么美好，真正的人的生活！……”

“对！”帕维尔望了母亲一眼，说。

“一切都变了样！”她回应道，“痛苦不一样了，高兴也不一样了……”

“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霍霍尔说，“因为有一颗新的心在发育成长，我亲爱的大妈，新的心正在生活中成长。有人用理性之火光照亮生活，他边走边喊，发出召唤：‘嗨，你们！各国的人们，团结成一个大家庭吧！’于是，所有的心都纷纷响应他的召唤，以各自健康的心长成一颗巨大的、强劲有力的心，像一口银钟那样，发出铮铮的响声……”

为了不使嘴唇颤抖，母亲紧紧抿住嘴；为了不使眼泪流出来，母亲使劲闭上眼睛。

帕维尔扬起一只手，想说点儿什么，但是母亲抓住他另一只手，往下拉了一下，小声说：

“别打扰他……”

“知道吗？”霍霍尔站在门口继续说，“以后人们还会面对许多苦难，他们还会流许多血，但是这一切，这一切苦难和我的流血，都算不了什么，因为我心中和头脑里已经有了更有意义的东西……我已经很富有，像一颗闪闪发光的明星。我一切都忍受得住，一切都经受得起，因为我心中有欢乐，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东西，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将它杀死！因为这欢乐里蕴藏着力量！”

他们围坐在桌旁，喝着茶，开心见诚地畅谈着生活、人们和未来，一直到午夜时分。

当母亲把一个思想理解清楚以后，她便喟然吁一口气，从自己过去的生活中选取某个像石头压在心头的、始终让她感到痛苦和粗暴的东西，来为这个思想加油打气。

在这场温馨的畅谈中，她的恐惧渐渐消除了。现在她觉得自己就像当年听了父亲那番冷酷的话那样。那天父亲对她说：

“用不着甩脸子！有傻瓜来娶你——你就去吧！有哪个姑娘不嫁人，有哪个女人不生孩子呀？对于父母，孩子都是不中用的货！你怎么，不是人呀？”

听了这番话，她意识到自己面前的这条生活道路别无选择。这条路驯顺地绵延开去，周围一片荒凉和黑暗。这是她必然要走的路，所以她的心里有一种盲从的平静。现在也正是这样。她预感到将会有新的不幸临头，心里好像对什么人说：

“给，拿去吧！”

说了这句话，她心里那种隐隐的悲痛减轻了。那种悲痛仿佛一根绷紧的琴弦在她心里颤抖着，数落着，弹奏着。

预料到发生不幸是恼人的、忧伤的，但是她心灵深处依然抱有一丝微弱的、不肯熄灭的希望：总不会把她的东西全都夺走，全都抢光吧！总会留下一些的……

二十四

一大早，帕维尔和安德烈刚出门，科尔苏诺娃就惊慌地跑来敲窗户，风风火火地大声喊道：

“伊赛被打死了，我们去看看吧……”

母亲打了个激灵，凶手的名字像火星似的在她脑海里闪过。

“谁打死的？”母亲简短地问了一句，一面披上披肩。

“凶手不会一直待在死者伊赛身边，他把人打死就跑了！”玛丽娅回答说。

来到街上，她说：

“现在又要开始搜查了，要捉拿凶手了。幸亏你们家的人夜里都在家，这一点，我可以做证。后半夜的时候，我路过你家，朝窗户里望了一眼，看见你们都坐在桌子旁……”

“你胡说什么呀，玛丽娅？难道怀疑他们不成？”母亲害怕地惊叫道。

“那会是谁把他打死的呢？一定是你们家人干的！”玛丽娅深信不疑地说，“大家都知道，伊赛在盯他们的梢……”

母亲站住了，上气不接下气，把手按在胸口上。

“你怎么啦？你不用害怕！他这是恶有恶报！我们走快点儿吧，要不尸体就被拉走了！……”

母亲一想到维索夫希科夫，心情就感到沉重，走路直打晃。

“唉，他真是作到头了！”她心里隐忍地想道。

在离工厂围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子不久前被烧毁了。现在这里聚了一群人，像一窝蜂似的嘁嘁喳喳，乱乱哄哄，把脚下的木炭踩得七零八碎，把灰都扬了起来。来了许多女人，更多的是小孩儿、店铺伙计、小酒馆跑堂的、警察，还有宪兵彼特林，他是一个高个子老头，留着蓬松的银白胡子，胸前戴着几枚奖章。

伊赛半倚半卧地倒在地上，背靠着烧焦的原木，脑袋耷拉在右肩上，没有戴帽子。右手插在裤兜里，左手的手指抠进疏松的土里。

母亲看了一眼伊赛的脸——他的一只眼睛无神地望着落在他两腿之间的帽子，腿软塌塌地摊开着，嘴巴吃惊地半张着，棕红色的胡子向一边翘着。他枯瘦的身子连同他那尖尖的脑袋和长满雀斑的瘦猴脸，死后缩得更小了。母亲吁了口长气，画了个十字。他活着的时候，母亲对他很反感，这时觉得他有点儿可怜。

“没有血！”不知谁小声说道，“大概是用拳头打死的……”

另一个恶狠狠地说：

“总算叫告密者住嘴了……”

宪兵猛地一抖身子，一边用手推搡开那些妇女，一边用威胁的口气问：

“这话是谁说的，啊？”

人们被他连推带搡地驱散了。有些人赶快跑开了。不知是谁幸灾乐祸地大笑起来。

母亲回家去了。

“没有人会可怜他！”母亲心里思忖道。

维索夫希科夫魁梧的身影像幽灵似的出现在她面前。他那双细眯的小眼睛冷酷无情地看着她，右手晃来晃去，好像被碰疼了似的……

儿子和安德烈回来吃午饭时，她先问他们：

“有什么情况吗？有没有人因为伊赛的事被抓起来？”

“没听说！”霍霍尔回应道。

她看出来，他们两人的神情都很沮丧。

“对维索夫希科夫有没有什么议论？”母亲小声问。

儿子目光严厉地望着母亲的脸，一字一板地说：

“没有议论。未必有人会想到他。他不在这儿。他昨天中午去河边了，现在还没有回来。我打听过了……”

“噢，谢天谢地！”母亲如释重负地吁了口长气，说，“谢天谢地！”

霍霍尔看了她一眼，低下了头。

“他倒在那里，”母亲深沉地思索着讲道，“脸上的表情好像很吃惊。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也没有一个人说他好话。他缩得更小了，没有人样了。好像什么东西折断了，掉下来一块，落在地上，摊放在那里……”

正在吃着饭，帕维尔突然把勺子一摔，激动地大声说：

“我真搞不明白这个！”

“什么？”霍霍尔问道。

“屠宰牲口仅仅就是为了吃肉，这就够恶劣的了。打死野兽、猛禽……这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人变成了有害于人们的野兽，我定会亲手杀了他。可是打死这么一个可怜虫——手怎么抡得下去呢？……”

霍霍尔耸了耸肩，然后说：

“他的危害不亚于野兽。蚊子吸我们一点点血，我们都要把它打死哪！”霍霍尔补充说。

“不错！我说的不是这意思……我是说——这样干很糟糕！”

“那有什么办法？”安德烈回了一句，又耸了耸肩。

“你肯杀这号人吗？”帕维尔沉默了半晌后，若有所思地问道。

霍霍尔用圆圆的大眼睛看了看他，又瞥了母亲一眼，然后用忧虑但却坚定的口吻回应说：

“为了同志们，为了事业——我什么都可以干！也会去杀人。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哎呀，安德留沙！”母亲低声惊叫道。

他冲母亲微微一笑说：

“没有别的办法！生活就是这样！……”

“是啊！……”帕维尔拖着长腔慢悠悠地说，“生活就是这样……”

安德烈受心中某种推力的驱使，突然激奋起来。他站起身，两手一挥，侃侃谔谔地说起来：

“你们会怎么做？为了只有人们彼此喜爱的时代早日到来而憎恨某些人，这是逼不得已的。必须消灭那些阻挠生活前进的人，他们为了金钱而出卖人们，目的就是以此换取自己的安乐或荣耀。如果犹大挡在正直的人们前进的路上，伺机出卖他们，而我不去消灭他，那我自己就成了犹大！我没有权利消灭他吗？可是他们，主宰我们的人，为了保全自己，穷奢极欲，专横跋扈，难道就有权豢养兵士和刽子手吗？难道就有权开妓院，设监狱，判苦役，干种种卑鄙下流的勾当吗？有时，我会迫不得已拿起他们的棍棒——这有什么办法呢？我会这么干的，绝不拒绝。他们成百上千地屠杀我们，所以，这使我有权举起棍棒，打敌人的脑袋，打那个离我最近的、对我毕生事业危害最大的敌人。生活就是这样。我反对的就是这种生活，我不想要这种生活。我知道，他们的血不会创造出任何东西，不会有任何成果！……只有当我们的血像及时雨那样连绵不断地洒在大地上，真理才会茁壮成长，而他们的血是腐臭的，流了也是枉然，这一点我清楚！只要我看见有必要，我就会去杀人，我会自担罪责！我只不过是说我自己。我的罪将会与我一起死亡，不会给未来留下污点，不会玷污任何人，除了我，绝不会玷污任何人！”

他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只手臂在面前挥舞着，仿若在悬空砍什么东西，把它砍掉，与自己分离开。母亲忧虑不安地看着他，觉得不知有什么事令他感到沮丧，感到痛苦。关于那桩命案，她不再去想了，心里那些不快的有害念头消失了。“既然不是维索夫希科夫打死的，那么帕维尔的同志们当中谁都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来。”她心里想道。帕维尔低下头，听霍霍尔说话。

霍霍尔顽强有力地继续说：

“在前进的道路上，势必还要自己跟自己做斗争。应该做到献出一切，献出全部心灵。献出生命，为事业而死——这是容易的！献出更多的东西，也就是说，献出比你的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到那时，你最宝贵的东西，即你的真理，才会茁壮成长起来！……”

这时，他的面色变得煞白，在房间中央停下来，半睁半闭着眼睛，举起一只手，庄严地发愿说：

“我知道，那个时代必将到来，届时，人们会彼此喜爱，每一个人在他人面前都是一颗明亮的星！到那时，大地上到处有自由，人人扬眉吐气，自由自在，胸怀磊落，心灵纯洁，没有妒忌，没有恶意。到那时，不单单是过小日子，而是为人类服务，人的形象就会变得高大起来。对自由的人来说，一切高度都是可以达到的！到那时，人们生活的目的是美，生活中处处是真理，处处是自由，那些敞开胸襟，真心拥抱世界、深深热爱世界的人，将会被认为是最优秀的人。那些最自由的人就是最优秀的人，因为他们身上有大美！这样生活的人是伟大的……”

他不再作声，挺直了身子，然后用声如洪钟的胸音说：

“所以，为了这样的生活，我愿意去做一切……”

他的脸颤抖了一下，泪水夺眶而出，大颗大颗的泪珠沉甸甸的。

帕维尔抬起头，脸色苍白，睁大眼睛望着他。母亲从椅子上欠了欠身，觉得有一种隐隐约约的不安渐渐袭上她的心头，仿佛还在增长。

“你怎么啦，安德烈？”帕维尔轻声问了一句。

霍霍尔把头一甩，像琴弦似的挺直身子，然后望着母亲说：

“我看见了……我知道……”

她站起来，快步走到他跟前，拉住他的双手。他试图把右手抽出来，但是母亲紧紧抓住不放，并性急地低声说：

“我的孩子，小点儿声！亲爱的……”

“您别着急！”霍霍尔低沉地说，“我告诉您那是怎么回事……”

“别说啦！”她小声说，含着眼泪看着他，“别说啦，安德留沙……”

帕维尔的眼圈湿了，他慢慢走过来，望着自己的同志。他面色苍白，露出一丝淡淡的笑容，小声地、慢慢地说：

“母亲担心这事是你……”

“我没有担心！我不相信！我就是看见了，也不会相信！”

“您别着急！”霍霍尔说，并没有看着他们。他摇晃着脑袋，仍然想把手抽出来。“这不是我干的，但我可以阻止……”

“不要说了，安德烈！”帕维尔说。

帕维尔一只手紧握住安德烈的手，另一只手搭在他肩上，好像要止住他那高大身躯的颤抖。安德烈向他们低下头，断断续续地小声说：

“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你是知道的，帕维尔。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你往前走了，我和德拉古诺夫在拐角停下了，因为伊赛从拐角后面出来了，站在旁边，看着我们，一脸的坏笑……德拉古诺夫说：‘看见了吗？就是他，整夜都在监视我。我得叫他尝尝我的厉害。’说完，他就走了。我还以为他回家去了……这时，伊赛走到我跟前……”

霍霍尔长出一口气。

“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下流地侮辱过我，这狗杂种。”

母亲默默地拉着他的手，把他拉到桌子跟前，好容易才让他坐在椅子上。她自己也挨着他坐下来。帕维尔站在他们面前，抑郁不乐地不时揪一下自己的胡子。

“他对我说，我们所有的人，他们都掌握，我们都上了宪兵的黑名单，五一之前要把我们全抓起来。我没搭理他，我笑了，可是心里憋着火。后来他说，我是个聪明的小伙子，我不该走这条路，最好是……”

他停顿了一下，用左手抹了一把脸。他的眼睛里闪出冷漠的目光。

“我明白！”帕维尔说。

“他说，最好是为司法机关 做事，怎么样？”

霍霍尔把手一挥，摇了摇攥紧的拳头。

“叫我给司法机关做事——他的心肠太黑了！”他咬牙切齿地说，“还不如打我一巴掌好受呢……这样，他大概也会好受些。可是，他把一口恶臭的吐沫啐到我心上，这叫我忍无可忍。”

安德烈猛地把自己的手从母亲手中抽出来，厌恶地低声说：

“我扇了他一耳光，就走了。这时，我听见后面德拉古诺夫小声说：‘栽了吧？’他当时大概就在拐角后面……”

沉默了一会儿，霍霍尔说：

“我没有回头去看，虽然我感觉到……我听到啪的一声……我照样心安理得地走我的路，就好像一脚踢开癞蛤蟆似的。我刚开始干活儿，就听见有人嚷嚷：‘伊赛被打死了！’我不敢相信。可是我的一只手开始隐隐发酸，不听使唤了，不是疼，而是好像短了一截似的……”

他斜眼看了一下手，说：

“我这一辈子大概都洗不掉现在这个令人恶心的污点了……”

“只要你的心是清白的就好，我的孩子！”母亲柔声细语地说。

“我不是自责，不是的！”霍霍尔断然地说，“我是说，这事让我感到恶心！这无谓的烂事，叫我摊上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帕维尔耸了耸肩说，“人不是你打死的，退一步说，即便……”

“老弟，明明知道有人要行凶，却不去阻拦……”

帕维尔坚持说：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什么……”

他思索了片刻，补充说：

“懂倒是可以懂，不过体会不出来。”

汽笛响了，霍霍尔歪着脑袋，在听汽笛威风凛凛的吼叫，直到吼叫停止。他抖了一下身子，说：

“我不去干活儿了……”

“我也不去了。”帕维尔回了一句。

“我去澡堂！”霍霍尔笑着说，然后默默地收拾好东西，闷闷不乐地匆匆走了。

母亲目送着他离去，眼睛里充满怜惜的神色。这时，她对儿子说：

“随便你怎么想，帕沙！我知道杀人是造孽，可我认为谁都没有罪过。伊赛是可怜巴巴的，他就是那么一个小小的钉子。我今天看了他一眼，想起了他曾威胁说要把你绞死。所以，他死了，我既不恨他，也不幸灾乐祸，只是觉得有点儿可怜。现在连这种感觉也没有了……”

她不再作声，想了一阵子，然后带着惊讶的笑容说：

“噢，天哪，帕沙，你听见我说什么了吗？……”

想必帕维尔没有听见。他低着头，在房间里慢慢地走来走去，皱着眉头，深沉地思索着说：

“这就是生活！看见了吧，人们是怎样被操纵着在相互敌对？不想打，可又偏要打！打的是谁呢？是这样一个无权无势的人。他比你还要悲惨，因为他愚蠢。警察、宪兵、奸细——他们统统是我们的敌人。可他们也是人，跟我们一样，照样有人吸他们的血，不把他们当人看。全都一样！他们操纵一些人反另一些人，用愚昧和恐吓使他们不辨是非善恶，紧紧捆住他们的手脚，慢慢折磨他们，用那一些人欺压和殴打这一些人。他们把人们变成枪，变成棍棒和石头，然后大言不惭地说：‘这就是国家！……’”

这时，他走得离母亲更近了一些。

“这是犯罪啊，母亲！这是对千千万万的人最下三烂的屠杀，是对心灵的扼杀……明白吗，他们是在扼杀心灵。你看到我们和他们之间的区别了吧，我们当中有谁打了人家，他会感到恶心、丢人、难受。主要是恶心！而他们却杀人如麻，还心安理得，毫不怜悯，连心都不会颤一下，他们觉得杀人就是快乐！他们残害人民，践踏一切，仅仅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金银财宝、毫无价值的证券和所有这些使他们有权统治人们的微不足道的破烂东西。你想想看，他们这些人不是为了保护自己，不是为了自卫才去屠戮人民，扭曲人们的心灵，他们干这种事不是为了自己本身，而是为了自己的财产。他们珍视的不是自己内在的东西，而是外在的东西……”

他拉住母亲的双手，俯下身来，一边摇晃着她的手，一边说：

“如果你能认识到这一切卑劣的行径和可耻的腐败，那你就一定会理解我们的真理，一定会看到我们的真理是多么伟大，多么光辉……”

母亲站起身来。她无比激动，满怀希望地想要把自己的心和儿子的心熔化为一团火焰。

“等一下，帕沙，等一下！”她喃喃地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我……认识到了……等一下！……”

二十五

穿堂里有人来了，弄出很大的动静。他们母子俩打了个寒战，互相望了一眼。

门缓缓地打开了，大块头的雷宾笨重地走了进来。

“啊！”他抬起头，笑着说，“我们的福马什么都想吃，想吃面包，想喝酒，快请给他献上来！ ……”

他穿一件短皮袄，上面满是焦油，脚上穿的是树皮鞋，腰间别一副黑手套，头上戴着毛茸茸的皮帽子。

“你们都好吗？把你放出来了，帕维尔？是啦。日子过得怎么样啊，尼洛夫娜？”他咧开嘴笑着说，露出一口白牙，他的声音听上去比以前温和了，脸上的胡子长得更密了。

母亲很高兴，走到他跟前，握住他那只黢黑的大手，闻到一股浓烈的焦油味，说：

“哎呀，你来了……我很高兴！……”

帕维尔脸上挂着笑容，仔细打量着雷宾。

“好一个乡巴佬！”

雷宾一边慢腾腾地脱外衣，一边说：

“是啊，又变成庄稼人了。你们是一步步往高处走，慢慢就成老爷了，我是倒回去了……就是这样！”

他一面把花布衬衫抻平，一面进到屋里。他留心地扫视了一下屋子，说：

“看来，你们家没有添置什么家当，书倒是越来越多了。是啊！哎，说说吧，情况怎么样？”

他坐下了，两腿叉得很开，手按在膝盖上，用乌黑的眼睛仔细打量着帕维尔，和善地微笑着，等待回答。

“热火朝天！”帕维尔说。

“又耕田来又播种，不说空话不吹牛，收好庄稼酿好酒，一醉方休乐陶陶 ——对吧？”雷宾插科打诨地说。

“您过得怎么样，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帕维尔问道，在他对面坐下来。

“还好。过得不错。我现在叶基利杰耶沃临时落落脚。您听说过叶基利杰耶沃这个村子吗？是个好村子。一年有两次大集，人口有两千多。那里的人可凶了！农民自己没有地，都是临时租种皇室成员的份地，地薄得很。我给一个富农当雇工——那里的富农真多，就像死尸上的苍蝇。我们给他蒸馏焦油，烧木炭。跟咱们这里比，我拿的工钱只有四分之一，干的活儿却要辛苦上一倍，就这样！那个富农雇了我们七个雇工。倒也没什么，都是年轻人，除了我，他们都是当地人，都识字。有个叫叶菲姆的小伙子，那个火暴脾气，真不得了！”

“怎么，您经常跟他们聊天吗？”帕维尔兴奋地问。

“我的嘴巴不会闭着。我把这里的传单全带去了，一共三十四张。不过，我多半是用《圣经》，那里面有些东西可以用，书很厚，是官方发的，正教院 印制的，他们觉得可信！”

他对帕维尔使了个眼色，笑着继续说：

“光有这个不够。我是来找你借书的。我们有两个人来送焦油，叶菲姆和我。我是绕道到你这里来的！趁叶菲姆还没有到，你先给我提供几本书吧。没必要让他知道那么多……”

母亲望着雷宾。她好像觉得，雷宾脱掉了外衣，似乎同时还脱掉了什么东西。他变得没有从前那么庄重了，眼神里透着耍滑的神色，也不像从前那样坦率。

“妈妈，”帕维尔说，“您去跑一趟吧，拿些书回来。他们知道给您什么书。您说乡下用的就行了。”

“好的！”母亲说，“茶炊马上就开了，等茶炊开了，我就去。”

“你现在也干起这种事情了，尼洛夫娜？”雷宾笑着问道，“是啊。我们那里有不少喜欢读书的人。是一个教师激发了他们读书的兴趣。听说，小伙子人很好，虽然出身神父家庭。那里还有一个女教师，离我们村大概有七俄里。噢，他们不看禁书，公家的人——胆小怕事。而我需要的是禁书，是辛辣刺激的书。我要借他们的手偷偷地把书散布出去……如果警察所长或者神父看见是禁书，他们会以为是那两个教师散布的呢！到时候，我就可以袖手旁观。”

于是，他自以为很高明，心满意足地咧着嘴笑了。

“嘿，真有你的！”母亲暗自想道，“看上去像个笨熊，实际上却是个狐狸……”

“您是怎么考虑的呢？”帕维尔问道，“假如怀疑禁书是那两位老师散布的，抓他们去坐牢怎么办？”

“坐牢就坐呗，这有什么？”雷宾问道。

“禁书是您散布的，而不是他们！您才应该去坐牢……”

“你真怪！”雷宾拍着膝盖，冷冷地一笑，“有谁会想到是我干的呢？一个普通庄稼人干这种事，可能吗？书是老爷们的事，他们才应该为此受到惩罚呢……”

母亲感觉到，帕维尔没明白雷宾的意思，并且看见他微微眯起眼睛。可见，他生气了。她赔着小心，轻声细语地说：

“米哈伊洛·伊万诺维奇是想自己干了事，别人替他受罚……”

“就是这意思！”雷宾捋着胡子说，“到适当的时候就这么干。”

“妈妈！”帕维尔冷冷地喊了一声，“假如我们当中有人，比如安德烈，假借我的手干出什么事，却把我关进牢里，你会怎么说？”

母亲打了个寒战，困惑地看了儿子一眼，不赞成地摇着头说：

“怎么可以这样栽赃陷害自己的同志呢？”

“哎呀呀！”雷宾拉腔拖调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帕维尔！”

他嘲笑地丢了个眼色，然后转向母亲说：

“哟，大妈，这事有点儿微妙。”

接着，他又用教训的口气对帕维尔说：

“你还是太嫩了，老弟！干这种秘密的事情，不讲人格。你细细想一想，如果他们发现某个小伙子有禁书，那么首先被抓去坐牢的是那个小伙子，而不是那两个教师，这是其一。其二，虽然那两个教师发出的不是禁书，但是书的实质和禁书是一样的，只是词句不同，真话少了。就是说，他们想要做的跟我想要做的都一样，只不过他们走的是乡间小路 ，我走的是通衢大道 。在官府看来，我们是同罪，对吗？其三，老弟，我跟他们毫不相干——步行的和骑马的不是伙伴。或许，坑庄稼人的事，我根本就不会去干。可是他们，一个是神父的儿子，一个是地主的女儿。他们为什么要鼓动平民百姓，我不知道。他们这些老爷的思想，我这个庄稼人搞不明白。我自己做什么——这我知道，至于他们想做什么——这我可不知道。千百年来，他们舒舒服服地当官做老爷，残酷剥削庄稼人。突然——他们觉醒了，并且让庄稼人也觉醒了。老弟呀，我不喜欢童话，可这就像是童话。不管哪个老爷，都离我很远。冬天走在旷野里，不知是什么动物老在前面讨厌地时隐时现，到底是什么动物呢？是狼，是狐狸，或者只是一只狗——根本就看不清楚！离得太远。”

母亲看了儿子一眼。他满脸忧愁的样子。

而雷宾的眼睛里闪着黑亮的光。他自鸣得意地望着帕维尔，一边兴奋地用手梳理着胡子，一边说：

“我没有工夫说恭维话。现实是严峻的。狗有狗窝，羊有羊圈，不能搞混；狗有狗叫声，羊有羊叫声，各自不相同……”

“有的老爷，”母亲想起几个熟悉的面孔，说，“为了平民百姓而操劳奔忙，不顾性命，一辈子在监狱里遭受折磨……”

“那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人，他们赢得的尊敬另当别论！”雷宾说，“庄稼人变富了——拼命想当老爷，老爷变穷了——又成了庄稼人。钱包空了，灵魂不由得不变干净。记得吗，帕维尔，你曾经给我解释过，说谁有什么样的生活，谁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如果工人说‘是’，老板一定说‘不’；如果工人说‘不’，那么老板出于本性，肯定会叫喊‘是’。这就是庄稼人和老爷本性的不同。如果庄稼人能吃饱肚子，老爷保准夜里睡不着觉。当然，不管哪一个阶层，都有浑蛋，所以我也不赞成维护所有庄稼人……”

这时他站了起来，一副又黑又壮的样子。他阴沉着脸，胡子抖动了一下，好像他悄悄地咯吱磨了一下牙齿，压低了嗓音继续说：

“五年来，我一直在各个工厂干活儿，对乡下真的是不习惯了！我到那里看了看——我可受不了那种生活！懂吗？我受不了！你们在这里生活，你们没见过那样的屈辱。在那里，饥饿跟人形影相随，别指望吃到面包，根本没有指望！饥饿吞噬了人的灵魂，把人折磨得不成人样，那不叫活着，那是在难以摆脱的穷困中受煎熬……而且，层层官员像乌鸦一样在周围盯着，看你还有没有剩下一点什么东西。只要一看见就抢走，然后再给你一嘴巴……”

雷宾环视了一下，一只手撑着桌子，向帕维尔俯下身。

“当我重新注意了一下这种生活时，我简直想吐。我一看见就受不了！但我克制住了自己，我心想，不行，亲爱的，这样不行！我要留下来。我给不了你们面包，可是我会熬粥 ，老弟，我会熬粥！我心里对人们又怨又恨，这种怨恨就像刀子一样戳在我心里，不时地摇晃。”

他的额头沁出了汗。他缓步走近帕维尔，把一只手搭在他肩上。他的手在颤抖。

“帮帮我吧！给我一些书，就是那种书，看了以后叫人心里无法平静的书。应该把刺猬拴在头顶上，浑身是刺的刺猬！请你告诉城里那些给你们写文章的人，让他们也给乡下写写东西吧！为了使乡下沸腾起来，为了使百姓敢于玩命地硬拼硬闯，快让他们写吧！”

他举起一只手，用低沉的声音一字一顿地说：

“以死亡消灭死亡 ，就是这样！就是说，要为人们的复活而死。为了使整个大地上有无数人复活，让几千人去死又何足惜！是啊。死很容易。只要人们能复活就好！只要人们能奋起就好！”

母亲端来了茶炊，一边斜视着雷宾。他的话沉重有力，使母亲感到压抑，她觉得，雷宾有些地方很像她的丈夫。那时候，她丈夫也是爱这样龇牙咧嘴，挥手抡拳，撸胳膊挽袖子，心里憋着一股难以容忍的愤恨。但他总是这样憋着，隐忍不发。这个雷宾却说出来了，而且也不让人觉得那么可怕。

“这是必要的！”帕维尔把头一甩，说道，“您把材料给我们吧，我们给您登在报纸上……”

母亲含着微笑看了儿子一眼，摇了摇头，然后一声不响地穿好衣服，出门去了。

“干吧！我们什么都可以搞到。要写得简单通俗一些，好让那些逆来顺受的蠢人都能看懂！”雷宾呼喊着说。

厨房门开了，进来一个人。

“这是叶菲姆！”雷宾朝厨房里探望着说，“过来吧，叶菲姆！这是叶菲姆，这个人叫帕维尔，我以前跟你提起过他。”

一个四方脸膛儿的小伙子站在帕维尔面前。他长着浅褐色的头发，穿着短皮袄，手里拿着帽子，身材很匀称，想必也很健壮。他皱着眉头，用灰色的眼睛望着帕维尔。

“您好！”他声音有点儿嘶哑地说，跟帕维尔握了握手，然后用双手抿了抿直直的头发。他观察了一下房间，立刻慢慢地、静悄悄地朝书架走去。

“他看见了！”雷宾给帕维尔使个眼色说。

叶菲姆转过身，看了他一眼，然后便开始仔细地看书架上的书，一边说：

“您的书真多啊！一定看不过来。要是看书，乡下时间更多……”

“可是庄稼人对看书没有什么兴趣吧？”帕维尔问道。

“为什么？当然有兴趣！”小伙子回答说，一边搓着下巴，“老百姓开始动脑筋了。《地质学》——这是什么书？”

帕维尔做了讲解。

“这书我们不需要！”小伙子边说边把书放回书架。

雷宾很响地吁了一口气，说：

“庄稼人不感兴趣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只感兴趣土地是怎么分配的，就是说，老爷们是怎么把土地从老百姓脚下夺走的。至于地球转不转，这不重要。你就是用绳子把它吊起来都可以，只要有吃的就行；用钉子把它钉到天上也没问题，只要能养活大家就行！……”

“《奴隶制度史》，”叶菲姆又念了一个书名，并问帕维尔，“是关于我们的吗？”

“还有讲奴隶制的书！”帕维尔一边说，一边把另一本书给了叶菲姆。

他接过书，在手里转了一下，便放在一边，平静地说：

“这过时了！”

“你们家有份地吗？”帕维尔问。

“我们家？有！我们兄弟三个，份地有四俄亩 ，全是沙土地，用来擦铜器倒是很好，要是种庄稼，那可不行！……”

他沉默了片刻，接着说：

“我不种地了，地有什么用？养活不了家，反倒束缚了手脚。我现在给人家当雇工，干了三年多了。秋天我得去当兵。雷宾大叔说：‘别去！’他说，现在当兵的都被派去打老百姓了。可是我想去当兵。斯杰潘·拉辛 的队伍也打过老百姓，普加乔夫②的队伍也打过老百姓。这该终止了。您怎么看呢？”他凝视着帕维尔问道。

“是该终止了！”帕维尔笑着说，“只不过这很难！要懂得该把什么告诉士兵，怎么去告诉……”

“我们学一学就会了！”叶菲姆说。

“如果被当官的抓住了，这是要掉脑袋的！”帕维尔好奇地望着叶菲姆，结束了自己的话。

“他们绝不会心慈手软！”小伙子镇定自若地表示赞同，然后又开始看起书来。

“喝杯茶吧，叶菲姆，我们马上该走了！”雷宾说。

“这就来！”小伙子应声答道，重又提了一个问题，“革命是暴动吗？”

这时，安德烈回来了，满脸通红，浑身冒汗，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他一声不吭地跟叶菲姆握了握手，挨着雷宾坐下来，打量了他一眼，微微笑了笑。

“你干吗不高兴啊？”雷宾在他肩膀上啪地拍了一下，问道。

“我就这样。”安德烈回答说。

“也是工人吗？”叶菲姆用头指着安德烈问道。

“是啊！”安德烈回答说，“怎么了？”

“他头一回见到工人！”雷宾解释说，“他说工人都是特殊的人……”

“有什么特殊的？”帕维尔问道。

叶菲姆仔细地看了看安德烈，说：

“您的骨头是尖的。庄稼人的骨头比较圆……”

“庄稼人站得更稳当！”雷宾补了一句，“他能感觉到自己脚下的土地，即便他没有土地，但他能感觉到——这就是土地！而工人像鸟儿一样：没有故乡，没有家，今天在这儿，明天在那儿！就是女人也没办法把他拴在一个地方不动窝，动不动就说：‘再见，亲爱的，我跟你两不欠！’然后就走了，去找更好的地方去了。庄稼人故土难离，总想把自己的小窝弄得好一些。看，大妈回来了。”

叶菲姆走到帕维尔跟前，问：

“您能借我本书看看吗？”

“当然可以！”帕维尔乐意地回应道。

小伙子的眼睛里闪出如饥似渴的神情，他连忙说：

“我一定还您！我们的人在附近一带运送焦油，他们也会带过来的。”

雷宾已经穿好衣服，束紧了腰带。他对叶菲姆说：

“走吧，我们该走了！”

“瞧瞧，我有书看了！”叶菲姆指着手中的几本书，激动地喊道，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他们走后，帕维尔兴高采烈地对安德烈大声喊道：

“看见这些鬼家伙了吧？……”

“是啊！”霍霍尔拖着长腔，慢悠悠地说，“像乌云……”

“是说雷宾吗？”母亲惊叫道，“他好像不在工厂里，完全变成一个庄稼人了！他这人真可怕！”

“你刚才不在，真遗憾！”帕维尔对安德烈说。这时安德烈坐在桌旁，郁闷地看着自己的茶杯。“你一向爱谈论心灵，要是你能看看刚才那番内心世界的表露就好了！雷宾在这里滔滔不绝地大发议论，盛气凌人，把我压倒了！……我简直无力对他进行反驳。他心里对人们是那么不信任，而且把他们贬得毫无价值！还是母亲说得对——他这人身上有一股可怕的力量！……”

“这一点我已经看出来了！”霍霍尔愁眉锁眼地说，“人们都被毒化了！他们一旦行动起来，势必会一发不可收拾，把一切搅得地覆天翻！他们要的大地是光秃秃一片，所以他们会把大地变成不毛之地，把一切统统破坏掉！……”

他说得很慢，显然，他心里还在想别的什么事。母亲小心地用手推了他一下。

“你要打起精神来，安德留沙！”

“别着急，大妈，亲爱的！”霍霍尔和婉地低声请求说。

他突然激动起来，啪地一拍桌子，说道：

“的确，帕维尔，如果庄稼人起来造反，他们会把大地上的一切化为乌有！就像经历过一场鼠疫——他们会燃起一把火，把所有的东西烧得荡然无存，用灰烬吹散他们的全部屈辱，不留下任何痕迹……”

“然后就会阻挡我们前进的道路！”帕维尔小声说。

“我们要做的，就是不容许这种事情发生！我们要做的，帕维尔，就是要制止他们！我们最接近他们，他们会信任我们，会跟我们走！”

“你知道吗，雷宾建议我们给农村办一份报纸！”帕维尔说。

“这很有必要！”

帕维尔淡淡一笑，说：

“我没能跟他争出个你高我低，我觉得挺窝囊！”

安德烈不时用手胡噜胡噜头，心平气和地说：

“以后有我们争论的！你吹你的笛子——脚没有长在土里的人，肯定都会跟着你的音乐跳起舞来！雷宾说得有道理——我们感觉不到自己脚下的大地，而且也无须感觉，所以，摇动大地的重任理应由我们承担。我们摇一下，人们就离开了，再摇一下，就离得更远！”

母亲笑着说：

“安德留沙，在你看来，什么事都那么简单！”

“那是！”霍霍尔说，“都很简单！就像过日子一样！”

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要去野外走走，遛遛弯……”

“你刚洗了澡就去呀？外面有风，会受凉的！”母亲提醒他说。

“就是要让风吹一吹才好呢！”他回答说。

“当心感冒！”帕维尔和颜悦色地说，“最好还是睡上一觉。”

“不睡了，我出去走走！”

说完，他穿好衣服，一声不响地走了……

“他心里不好受！”母亲长叹了一口气说。

“知道吗，”帕维尔对母亲说，“自从那件事情以后，你跟他说话，几乎都用‘你’来称呼他了，你这样做很好！”

她惊诧地看了儿子一眼，回答说：

“我都没有发觉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样称呼他的！他对我是那么亲——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

“你的心眼真好，母亲！”帕维尔小声说道。

“但愿我能好歹给你，给你们大家帮上一点儿忙！我要是有这本事就好了！……”

“你不用担心，你肯定行！……”

她小声笑了起来，说：

“叫我担心，那我可不会！”

“好了，妈妈！我们不说这个了！”帕维尔说，“你要知道，我是多么感谢你啊！”

她去厨房了，因为她不想让儿子看见她流眼泪而使自己感到难为情。

霍霍尔晚上很晚才回来，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只说了简单两句话，就马上睡下了：

“我快步走了差不多十俄里，我想……”

“这让你心里好受一些了吗？”帕维尔问道。

“别打扰我，我要睡了！”

他不再作声了，立刻酣然入梦。

过了一会儿，维索夫希科夫来了，仍然穿得破破烂烂，脏污不堪，一脸不满的样子。

“你听说是谁把伊赛打死的了吗？”他问帕维尔，一边笨拙地在屋里移动着脚步。

“没有！”帕维尔简短地回应了一句。

“还真有人干这种事，也不嫌弃！我一直打算亲手把他掐死呢。这事我能干，我干最合适不过了！”

“拉倒吧，尼古拉，别说这种话！”帕维尔善意地对他说。

“你这是干什么呀，尼古拉！”母亲很快理解了儿子的意思，温和地随声附和道，“其实你心肠很软，可是你偏偏爱大吼大叫。这又何必呢？”

在这一刻，母亲很高兴看见尼古拉，甚至他那张麻脸似乎也好看了。

“除了干这种事，我干什么都不中用！”尼古拉耸着肩说，“我成天都在想啊想啊——我能干什么呢？什么都干不了！跟大家说说聊聊，可是我不会！什么事我都看得明明白白，对人们所遭受的种种屈辱感同身受，可我就是不会说！都憋在心里了。”

他走到帕维尔跟前，低着头，用手指抠着桌子，一反常态地、像孩子似的可怜兮兮地说：

“你们给我点儿什么粗活儿干干吧，好兄弟！这样白白混日子，我受不了！你们大家都在忙着做事。眼瞅着你们的事业在不断发展，可是我却袖手旁观！我成天就知道运原木、运板材。难道就为干这个而活着吗？给我派点儿粗活儿干干吧！”

帕维尔拉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边。

“一定给……”

这时，帐子后面传来了霍霍尔的声音：

“尼古拉，我教你排字，以后你就当我们的排字工，好吗？”

尼古拉一边朝他走去，一边说：

“要是你教会我排字，我就送你一把刀子……”

“去你的刀子吧！”霍霍尔喊道，突然笑了起来。

“是一把好刀！”尼古拉执意说。帕维尔也笑了。

这时尼古拉·维索夫希科夫在房间中央站住了，问道：

“你们是在笑我吗？”

“是啊！”霍霍尔从床上跳下来，说，“这样吧，我们去野外转悠转悠。今天夜里月亮真好。去吗？”

“好！”帕维尔说。

“我也去！”尼古拉说，“霍霍尔，我喜欢看见你笑……”

“而我喜欢你答应送我礼物！”霍霍尔笑着回答说。

当他在厨房里穿衣服时，母亲对他唠叨了一句：

“你要穿暖和点儿啊……”

他们三个走了。这时母亲从窗户里看了看他们，然后看了一眼圣像，小声说：

“上帝啊，帮帮他们吧！……”

二十六

日子一天天飞逝而去，母亲根本顾不上去想五一节的事。白天纷纷扰扰，忙忙碌碌，紧张得一刻不得闲，把她累得精疲力竭。只有到夜晚她躺下了，一丝淡淡的忧伤才袭上她的心头。

“但愿快点儿到来……”

黎明时分，工厂的汽笛号叫起来，帕维尔和安德烈匆匆喝了茶，吃点儿东西，就去上班了，把许多事情交给母亲去办。她整天忙得团团转，像松鼠蹬转轮似的，一刻不停地忙东忙西，又要做饭，又要调制印传单用的紫油墨和贴传单用的糨糊。不时有人送来字条，塞给母亲，让她转交给帕维尔，便匆匆消失了。这种日益高涨的气氛也使她受到感染。

号召工人们庆祝五一节的传单，几乎每天夜里都张贴在各处的围墙上，甚至还出现在了警察局的门上。工厂里天天都有这样的传单。每天早晨，警察骂骂咧咧地在工人村里巡查，把墙上的传单揭下来或者刮掉。可是到了中午，街上又满是传单，都飞滚到了行人的脚下。从城里来了一些密探，他们站在各个拐角处，仔细察看着从工厂里出来高高兴兴、热热闹闹地回家吃午饭和饭后又回厂上班的工人们。所有的人看到警察无可奈何，都感到很高兴，甚至那些中年以上的工人都嘲笑说：

“瞧他们是干什么吃的，啊？”

到处可见人们一群一伙地聚在一起，热烈地讨论着激动人心的号召。这年春天，生活在沸腾。它使大家感到生活比以前有意思了，带来了某种新气象：一些人更加有理由怒气冲天，大骂谋反者；另一些人感到惶恐不安，同时又抱着渺茫的希望；还有一些人——他们是少数——因为意识到自己是唤醒大众的力量而感到欣喜不已。

帕维尔和安德烈几乎每晚都不睡觉，他们回到家时天已经快亮了，汽笛马上就要拉响了。他们两人十分疲惫，嗓子嘶哑，面色苍白。母亲知道他们是在树林里的沼泽地开会了，知道在工人村周围，每天夜里都有骑警侦缉队在巡查，有密探偷偷地四处活动，对单独行动的工人随意揪住就搜身，见有聚集的人群便驱散开，有时还会抓捕人。她心里明白，儿子和安德烈每天夜晚都有可能被捕，她几乎盼望发生这种事，因为她觉得这对他们会更好一些。

令人奇怪的是，杀害伊赛的案子突然无声无息了。有关案情，当地警察询问了两天，但询问了十来个人之后，便对案子失去了兴趣。

玛丽娅·科尔苏诺娃跟谁都合得来，跟警察处得也挺好。她在和母亲聊天时，言谈话语中反映出了警察的看法。她对母亲说：

“难道还能找到凶犯不成？那天早上大概有一百个人见到过伊赛，其中至少有九十个人都会抽他一个大嘴巴。七年来，他把所有的人都得罪遍了……”

霍霍尔明显变样了。他的脸消瘦了，眼皮发沉，耷拉着，把凸鼓的眼睛都遮住了一半，从鼻翼到嘴角布满了细小的皱纹。他很少谈日常琐事，但他越发常常激动，兴奋地谈论未来，谈论自由和理性胜利的那一天，那将是多么美好光明的欢庆日子啊。他描绘的这幅前景，使大家听得如痴如醉，狂喜不已，他也陶醉在欢乐之中。

伊赛被打死的案子平息了。这时，安德烈鄙弃地、悲伤地冷笑着说：

“他们不仅对人民视若草芥，就是对那些被当作狗来追咬我们的人也不当回事。他们爱惜的不是自己忠实的犹大，而是银币 ……”

“别再提这事了，安德烈！”帕维尔坚决地说。

母亲小声补了一句说：

“不值一提！”

“话是不错，但却无法令人感到快慰！”安德烈悒悒不乐地说。

他常常这么说，然而，从他嘴里说出的这句话，含有一种特别的、无所不包的意味，苦涩而辛辣……

五月一日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汽笛一如往常那样吼叫起来，气势汹汹，像是发号施令。母亲彻夜没有合眼。她一早起床，坐上头天晚上就准备好的茶炊，像往常那样想去敲儿子和安德烈的门，但她想了想，把手一挥，在窗前坐了下来，一只手托住腮，仿佛她牙疼了似的。

一朵朵雪白的和粉红色的浮云在淡蓝的天空急匆匆地奔涌，仿佛一群群被汽笛的吼叫声惊起的大鸟。母亲一边望着天空的游云，一边注意着自己的身体。她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由于失眠而发红的眼睛十分干涩。她心里非常平静，心跳也很均匀，想的都是一些平常琐事……

“我把茶炊烧早了，水快要熬干了！让他们今天多睡一会儿吧。两个人都累坏了……”

朝阳的光线欢快地从窗户里射进来。光线越来越亮了，母亲把一只手放在阳光下，阳光照在她的手上。这时她用另一只手轻轻地不时抚摸一下照在手上的阳光，脸上露出沉思而温柔的笑容。随后，她站起来，尽量不弄出动静，轻轻取下茶炊上的拔筒。洗完脸，她开始祈祷，虔诚地画着十字，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她脸上的表情变得愉快起来，右眉时而慢慢地抬上去，时而又倏忽垂下来……

第二遍汽笛响了，声音不那么刺耳，也不那么稳定，闷闷的，有点儿发颤，像是在抽泣。母亲仿佛觉得，今天的汽笛声比往日响的时间更长一些。

房间里响起了安德烈洪亮而爽朗的声音。

“帕维尔！听见了吗？”

他们两人不知是谁光着脚在地板上啪嗒啪嗒地走了几步，也不知是谁痛快地打了个哈欠……

“茶炊烧好了！”母亲喊了一声。

“我们起来了！”帕维尔快活地应声答道。

“啊，太阳出来了！”安德烈说，“还有云。今天这云真是多余……”

说完，他走进厨房，头发乱蓬蓬的，一副由于睡眠不足而显得疲倦的样子，但精神很快活。

“早上好，大妈！您睡得好吗？”

母亲走到他跟前，小声说：

“安德留沙，你可要跟他走在一起啊！”

“那当然！”安德烈也小声说，“只要我们在一起，无论到哪里，我们都会走在一起。您尽管放心吧！”

“你们嘀咕什么呢？”帕维尔问道。

“我们没说什么，帕沙！”

“她对我说——让你把脸洗干净点儿！姑娘们会看你的！”安德烈一边说，一边到穿堂里洗脸去了。

“工人们，起来，行动起来。”帕维尔低声唱起来。

天越来越晴朗，风把云彩吹散了。母亲在准备茶具。她不时摇摇头，心里很纳闷，觉得这一切好奇怪：早上，他们还有说有笑，可是到了中午，谁知道等着他们的是什么呢？不知为什么，她自己也觉得心里很平静，甚至有点儿开心。

为了尽量消磨等待的时间，他们从容地喝着茶，喝了很久。像往常一样，帕维尔用茶匙慢慢地、仔细地搅拌着杯子里的糖，一丝不苟地把盐均匀地撒在他爱吃的烤得焦黄的面包头 上。安德烈的脚在桌子下边动来动去——他从来不能一下把腿放舒适了。他望着茶水反射的阳光在天花板和墙壁上飘然而动，说道：

“当我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时，我就特别想用杯子把阳光扣住。有一天，我拿起一只杯子，悄悄走过去，啪的一声扣在墙上！结果，手被划破了，还挨了一顿揍。刚挨过揍，我就来到院子里，看见太阳映在水洼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跳进去用脚猛踩一气，溅了一身脏，结果又把我打了一顿……我怎么办呢？于是我就冲着太阳大喊：‘我不疼，红毛鬼，我就不疼！’然后我冲它吐吐舌头，弄了好半天好半天呢。我这才不那么难过了。”

“你为什么觉得太阳是红毛鬼呢？”帕维尔笑着问道。

“我们家对门住着一个铁匠，脸红红的，大胡子也是红的。人倒是成天乐呵呵的，挺善良的一个汉子。所以我觉得太阳跟他挺像的……”

母亲忍不住说：

“你们还是说说你们待会儿怎么去游行吧！”

“已经决定好的事，再去说会弄乱的！”安德烈温婉地说，“万一我们被抓走，大妈，尼古拉·伊万诺维奇会来找您，他会告诉您该怎么办。”

“好的！”母亲叹了口气说。

“现在出去走走多好！”帕维尔向往地说。

“不行，现在最好待在家里！”安德烈回答道，“何必自找着往警察眼皮子底下钻呢？他们对你了解得更清楚了！”

费佳·马津跑来了，他面颊绯红，神采飞扬，一副欣喜若狂的样子，一下把大家因等待而烦闷的心绪驱散了。

“开始了！”他说，“人们行动起来了！都冲到街上了，人人都憋足了劲，要搏斗一场哪。维索夫希科夫、瓦西里·古谢夫和萨莫伊洛夫一直站在工厂大门口发表演说。他们把许多人都打发回家了。我们快去吧，到时候了！已经十点了！……”

“我去！”帕维尔毅然决然地说。

“你们看吧，”费佳许诺道，“午饭后，全厂都会行动起来的！”

说完，他便急急忙忙地走了。

“他像风中的蜡烛，风风火火的！”母亲小声说。这时，她站起身来，走进厨房里，开始穿外衣。

“您要去哪儿，大妈？”

“我要跟你们一起去！”她说道。

安德烈揪着自己的髭须，望了一眼帕维尔。帕维尔动作麻利地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到母亲跟前：

“妈妈，我对你什么也不说了……你也别对我说什么，好吗？”

“好，好，愿基督保佑你们！”她小声说。

二十七

母亲来到街上，听见嘈杂的说话声，声音里透着不安和期待。她看见家家户户的窗口和门前都聚集着一群人，用好奇的目光看着帕维尔和安德烈从他们身旁走过去。这时，她眼前浮现出一团模糊不清的东西，来回晃动着，变换着颜色，忽而是晶莹剔透的绿色，忽而是混浊不清的灰色。

人们在向他们打招呼，问候的话语里有一种特别的意味。断断续续的小声议论不时传进她的耳朵里：

“瞧，他们就是领头的……”

“我们不知道谁是领头的……”

“我可没说什么坏话呀！……”

在另一个地方，有人在院子里激愤地嚷嚷说：

“他们要是被警察抓住，就完蛋了！……”

“以前就抓过！”

一个女人害怕地号啕大哭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到了街上：

“你清醒清醒吧！怎么，你以为你是单身汉哪？”

佐西莫夫失去了双腿，靠每个月从厂里领取的抚恤金维持生活。当帕维尔和安德烈从他家门口经过时，他从窗户里探出脑袋，大声叫喊说：

“帕维尔！你这个下流的东西，干这种事，你会掉脑袋的，等着倒霉吧！”

母亲打了个冷战，停了下来。这一声叫喊，引起了她心中强烈的愤怒。她瞪了一眼残疾人那张浮肿的胖脸，残疾人便骂骂咧咧地把头缩回去了。这时，母亲快走几步，追上了儿子。她紧跟着儿子，努力不落在后面。

帕维尔和安德烈似乎什么都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见沿途人们的叫喊声。他们镇定从容地走着。这时，达尼洛·米罗诺夫叫住了他们。米罗诺夫是个中年人，一向谦虚持重，规矩正派，从不喝酒，因此受到大家的尊敬。

“您今天也没去上工吗，达尼洛·伊万诺维奇？”帕维尔问道。

“我老婆快要生了。唉，这日子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米罗诺夫解释说，一面专注地仔细看着他们俩，小声问道，“年轻人，听说你们要对厂主胡来，要把他的窗户玻璃砸碎，是吗？”

“难道我们都喝醉酒了吗？”帕维尔激动地大声说。

“我们只不过举着旗子在街上走走，唱唱歌！”安德烈说道，“您听听我们的歌吧，里面说的就是我们的信仰！”

“你们的信仰我知道！”米罗诺夫深沉地思索着说，“我看过传单了。哟，是尼洛夫娜啊！”他惊讶地大喊了一声，眼睛里含着精明的笑意望着母亲，“你也来造反了？”

“入土之前，能跟真理一起走走，也是应该的！”

“嚯，你真行！”米罗诺夫说，“有人说那些禁书是你带进工厂里的，看来说得没错！”

“这是谁说的？”帕维尔问道。

“就那么说说吧！好啦，再见，你们干事千万要稳当一些！”

母亲小声笑了。听到有人这么说她，她感到很高兴。帕维尔笑着对她说：

“你会坐牢的，妈妈！”

太阳渐渐升高了，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春日里，空气清新，万物生机勃勃。云彩缓缓地飘着，云影渐渐稀薄而透明。它们轻虚地在街道上和屋顶上慢慢移动，笼罩在人们身上，仿若在给工人村做清洁，擦掉墙壁上和屋顶上的脏污和灰尘，拭去人们脸上的烦闷和无聊。人们逐渐活跃起来，声浪一阵高过一阵，压倒了远处机器的轰鸣声。

这时，母亲又听到了从各家窗户里或院子里传来的各种各样的话：有人说令人惶恐不安的话，有人说恶言恶语，有人说经过思考的话，也有人说高兴愉快的话。但现在母亲非常想对他们或进行反驳，或表示感谢，或做出解释，非常想加入到今天这格外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去。

大街拐角后面有一条小胡同，那里聚集了大约一百人，人群当中传来了维索夫希科夫的声音。

“他们榨我们的血，就像榨果汁一样！”他笨口笨舌地说道。

“说得对！”立刻有几个人大声呼应说。

“这小伙子真卖力！”安德烈说，“啊，我去看看，帮帮他！……”

说完，他弓着身子，大步流星地走过去，瘦高而灵活的身体如螺旋钻插进软木塞似的钻进了人群中，帕维尔没来得及拦住他。这时，响起了他那唱歌般的嗓音。

“同志们！有人说，天下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犹太人和德国人，有英国人和鞑靼人。可是我不信！我认为只有两种人，这两种人是不可调和的，那就是富人和穷人！人们穿的衣服不同，使用的语言不同，可是仔细看看有钱的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是怎样对待劳动人民的，就不难看出，对劳动人民来说，他们全都是强盗，他们都该被骨头卡死！”

人群中有人笑了起来。

“我们再从另一方面来看看吧——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法国工人，还是鞑靼人和土耳其人，都和我们俄国工人一样，过着猪狗一般的生活！”

人们纷纷从街上走到这里，抻长脖子，踮起脚，不声不响挤进这条小胡同里。

安德烈提高了嗓门。

“在国外，工人已经明白了这个普通的真理，今天，在五月一日这个光辉的日子里……”

“警察来了！”有人大喊了一声。

四个骑着马的警察，挥着鞭子，从街上拐进来，径直朝人群冲去，嘴里喊着：

“散开！”

人们板着脸，皱着眉，不情愿地给马让出道来。有些人爬到了墙头上。

“让猪骑在马背上，猪得意地乱哼哼：瞧，我们也是大将领！”不知是谁逗引地大声说。

只剩下安德烈一个人站在胡同中间，两匹马摇摆着头朝他冲过去。他一闪身躲开了。就在这同一时刻，母亲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到自己身后，一边责备说：

“你说好要跟帕沙在一起的，怎么又一个人干这种冒险的事啊！”

“我错了！”安德烈笑着说。

这时，母亲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惴惴不安，感到浑身酸痛乏力，头昏脑涨，一种时而忧时而喜的感觉奇怪地在心中轮番出现。她盼望午饭的汽笛声快点儿响起来。

他们来到广场，朝教堂走去。教堂的围墙里面挤满了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大约有五百人，都是年轻人和半大孩子，个个欢欣鼓舞，精神焕发。人群里引起一阵骚动，人们不安地仰起头，向远处和四周张望，焦急地等待着。人们表现出一种高涨的情绪。有些人心神不安，有些人装出勇敢的样子。女人们压低嗓门，嘁嘁喳喳地说着；男人们厌烦地转过身去避开她们，不时响起小声的唾骂。人群里的人形形色色，拥来挤去，发出嗡嗡的喧哗声。

“米坚卡！”一个女人的声音颤抖地小声说，“你要爱惜自己啊……”

“少讨厌！”米坚卡声音清脆地回了一句。

说话得体的西佐夫镇静而令人信服地说：

“不行，我们不能抛下年轻人不管！他们比我们更有智慧，比我们更勇敢！是谁挺身维护了我们的一戈比，没有被厂主借口排干沼泽而夺走？是他们！这一点应该记住。他们因此而被关进大牢，而受益的是我们大家！……”

汽笛吼叫起来，它那险恶的狂号吞没了人们的说话声。人群骚动了一阵，坐着的人站了起来，刹那间大家全都安静了，警惕起来，许多人的脸变得煞白。

“同志们！”响起了帕维尔洪亮的声音。母亲的眼睛像被烫着似的感到干涩，眼前一片模糊。她不顾一切地迅速站在儿子身后，好像她的身体突然变得强壮了。大家纷纷转向帕维尔，把他紧紧围住，仿佛铁屑被磁石吸住一般。

母亲望着他的脸，只看见他眼睛里充满了自豪、勇敢和火一样的热情……

“同志们！我们决定公开表明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今天要举起我们的旗帜，这是一面理性、真理、自由的旗帜！”

一根白色的长旗杆在空中晃动了一下，缓缓倒在了人群中。过了一会儿，翘首仰望的人们的头顶上空，升起了一面工人的红旗，像一只红色的大鸟在展翅飞翔。

帕维尔向上举起一只手——旗杆摇晃了一下。这时有好几只手抓住了光滑的白色旗杆，其中也有母亲的手。

“工人万岁！”他高声呼喊道。

几百个人跟着他高呼了一声。

“同志们，我们的党，我们的精神源泉，社会民主工党 万岁！”

人群沸腾了，理解旗帜意义的人纷纷挤到旗帜下面，同帕维尔站在一起的有马津、萨莫伊洛夫和古谢夫兄弟俩。维索夫希科夫低着头，推开人们，也挤了过来。还有一些人母亲不认识，都是年轻人，眼睛里闪着热烈的光芒，他们也推挤着母亲……

“全世界工人万岁！”帕维尔高呼道。上千人随之响应，由于喊声越发铿锵有力，充满喜悦，令人心灵震撼。

母亲抓住维索夫希科夫和另外一个不知是谁的手，因强忍住眼泪而喘不上气来，但她没有哭，她的腿在发抖，嘴唇也不停地哆嗦，她说：

“亲人们……”

维索夫希科夫笑逐颜开，兴奋地望着旗子，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一边把手伸向旗子，然后他突然用这只手搂住母亲的脖子，吻了一下，便笑了起来。

“同志们！”霍霍尔说道，他那温婉悦耳的声音压过了人群嗡嗡的喧哗，“为了新的上帝，为了光明和真理的上帝，为了理性和善良的上帝，我们现在开始宗教游行 ！我们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但离荆冠 却很近！谁不相信真理的力量，谁就没有誓死捍卫真理的勇气；谁不相信自己，害怕受难，那就请离开我们！相信我们必胜的人请跟我们一起走；那些看不见我们目标的人，就不要跟我们一起走，等待这种人的只能是痛苦。同志们，请大家站好队！自由人民的节日万岁！五一节万岁！”

人群更加紧密地聚拢在一起。帕维尔挥舞了一下红旗，红旗在空中飘然展开，沐浴着阳光，绽放着笑容，向前飞扬……

我们要把旧世界抛弃！……

响起了费佳·马津嘹亮的歌声，立刻有几十个人跟着唱起来，汇成一股起伏跌宕的强大声浪：

我们要与旧世界决裂！……

母亲笑吟吟地走在马津后面，从他头顶上方望着儿子和红旗。一张张笑脸和一双双不同颜色的眼睛在她周围闪动，走在最前面的是她的儿子和安德烈。她能听到他们的歌声——安德烈的声音柔和圆润，帕维尔的声音浑厚低沉。两个声音融合为一个铮铮悦耳的声音，唱道：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起来斗争，饥饿的人们！……

这时，人们迎着红旗纷纷跑来，嘴里高喊着，加入人群，随着队伍前进，他们的喊声淹没在了歌声里。在家里唱这支歌比唱其他的歌声音低，而现在在街上唱这支歌，唱得是那样自然流畅，激越昂扬而又铿锵有力。这支歌唱出了钢铁般的英勇气概，号召人们踏上通向未来的遥远征途；这支歌如实地告诉人们，前面的路荆棘载途，充满艰险。这支歌里迸发出熊熊的镇定火焰，把往昔悲惨的残渣遗祸和习以为常的那种暗无天日的感受统统熔化了，把对新事物可憎的恐惧化为了灰烬……

不知是谁跟母亲并排走着，脸上的表情又惊又喜。突然，她用颤抖的声音哽咽着大声喊道：

“米佳！你去哪儿啊？”

母亲边走边说：

“让他去吧，您不用担心！我以前也担惊受怕。现在走在最前面的是我的儿子。就是举着红旗的那个，那是我的儿子！”

“一群暴徒！你们去哪儿呀？当兵的就在那儿呢！”

这是一个瘦高个子的女人。她猛然用她那骨瘦如柴的手抓住母亲的手，激动地惊呼道：

“哦，亲爱的，他们唱得多好啊！米佳也在唱呢……”

“您别担心！”母亲小声说，“这是神圣的事……您想想看，要是没有人为基督而殉难，那也就不会有基督了！”

她的脑子里蓦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这个明确而朴素的真理把她自己吓了一跳。她看了一眼那个紧紧拉住她手的女人，惊讶地微笑着又说了一遍：

“要是没有人为基督而殉难，那也就不会有基督了！”

西佐夫来到她身边。他摘下帽子，跟着歌曲的节拍挥舞着，并说：

“大嫂，活动公开了，对吧？编出这么好一个歌。这歌多有气势啊，对吧，大嫂？”

皇上的军队要士兵，

你们送儿去效忠……

“他们这是天不怕地不怕！”西佐夫说，“我的儿子死了……”

母亲的心跳得太快了，于是她渐渐掉队了。人们很快把她推开，挤到围墙边上。浩浩荡荡的人群波浪般地涌动着，从她身旁缓缓走过去。有这么多人参加游行，这使母亲感到欣喜。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仿佛有一个巨大的铜号在空中吹响，它在唤起人们，它在发出号召。一些人跃跃欲试，准备参加战斗；另一些人隐约感到高兴，有一种新事物即将来临的预感，怀着强烈的好奇心。时而在那里引起一阵希望的躁动，时而在这里打开一个出口，让经年累月郁积在心中的愤恨，像刺鼻难闻的污水一般宣泄出去。所有的人都望着前边在空中飘扬的红旗。

“前进！”有人激情洋溢地大喊了一声，“兄弟们，太好了！”

显然，有人无法用平常的话来表达自己所预感到的某种重大变乱，就破口大骂。在这些恶言恶语中，有一种愚昧无知、驽钝不灵的奴才的愤恨，这种愤恨就像一条被阳光照到的蛇，弯弯曲曲地扭来扭去，发出咝咝的响声。

“异教徒！”有人从窗户里伸出拳头进行威胁，声嘶力竭地喊道。

还有一个人扯着刺耳的尖嗓子，讨厌地在母亲耳边一直叫喊：

“反起皇帝来啦，反起沙皇陛下来啦？想要造反吗？”

一张张激动的面孔从母亲身边闪过，男男女女连跑带跳地向前拥去，他们在气势如虹的歌声引导下，宛若火山喷发出来的滚滚熔岩，势如破竹地荡平前面的一切，扫清道路。她望着远去的红旗，仿佛看见了儿子的面孔，看见了他那古铜色的额头和燃烧着信仰之光的眼睛。

这时，她已经落在队尾了。她周围尽是一些冷眼看热闹的人，他们早已料到今天这场面的结局，所以走得慢慢腾腾，漠不关心地观望着前面。他们边走边自以为是地嘀咕说：

“一个连在学校附近，另一个连在工厂那边……”

“省长都来了……”

“真的吗？”

“我亲眼看见的——真来了！”

不知谁高兴地骂了一句，说：

“反正他们是害怕我们自己人了！所以又派军队，又来省长。”

“亲人们哪！”母亲心里在发抖。

她听到的这些话全都冷冰冰的。为了躲开这些人，她加快了脚步。他们走得慢慢腾腾，懒懒洋洋，她轻而易举地便超过了他们。

队伍的前头好像突然撞上了什么东西，人群继续走着，向后摇晃了一下，发出一阵轻微的骚动。歌声也震颤了一下，然后唱得更快更响亮了。过了一会儿，齐唱的声音渐渐低落下去，传到了整个队伍中。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退出了合唱，只有个别人仍然在放声高唱，他们竭力要把歌声提到原先的高度，这样一直唱下去：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去和敌人搏斗，饥饿的人们！……

然而，在这召唤中没有了共同的融为一体的信心，已经表现出惶恐不安。

母亲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前面发生了什么。她推开人群，匆忙向前挤去，可是人们却在后退，有的人低着脑袋，皱着眉头；有的人脸上露出尴尬的笑容；还有的人嘲讽地吹着口哨。她忧心忡忡地仔细观察着他们的脸，她的眼睛无言地发出询问、请求和召唤……

“同志们！”响起了帕维尔的声音，“士兵跟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不会打我们的。他们为什么要打我们呢？是因为我们传播的真理是人人都需要的吗？既然如此，那么，这个真理也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明白这一点，但是，他们会与我们站在一起的，这一时刻已经临近了，到那时，他们将不再站在掠夺和屠杀的旗帜下，而是站在我们自由的旗帜下。所以，为了他们能够早日理解我们的真理，我们必须前进。前进，同志们！永远前进！”

帕维尔的声音坚定有力，他的话言简意赅、掷地有声、震撼长空。但是游行队伍还是散了，人们纷纷向左右两侧的房屋跑去，靠在围墙上。这时，人群成了楔形，帕维尔就是楔尖，工人的红旗就在他的头顶上空飘扬。于是，人群又像一只黑色的大鸟——它张开了双翼，保持着警惕，随时准备振翅飞走，而帕维尔则是这只大鸟的喙……

二十八

母亲看见大街尽头有一排人，但看不清他们的脸。他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灰制服，像一堵墙似的挡住通往广场的路。他们每个人肩上都扛着明晃晃的刺刀，刀锋锐利，寒光闪闪。这一排人默默地站着，一动不动，但是一股冷森森的杀气已然向工人们袭来，同时也顶住了母亲的胸口，钻进了她的心里。

她挤到了人群前头，那里有她熟悉的人，他们站在红旗下，同那些她不认识的人联合在一起，仿佛有了靠山。她侧身紧靠着一个高个子的人，那人瞎了一只眼，脸刮得光光的。这时他陡然转过头来，想看看她是谁。

“你干什么？你是谁？……”他问道。

“我是帕维尔的母亲弗拉索娃！”她回答道。觉得自己的小腿直打战，下嘴唇不由自主地往下耷拉着。

“哦！”独眼人说。

“同志们！”帕维尔说道，“一生一世永远向前，因为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现场非常安静，可以敏感地听见任何细微的动静。这时，红旗举起来了，挥舞了一下，在人们头顶上空若有所思地高高飘扬，向那一群穿着灰制服的士兵从容不迫地进发。母亲打了个寒战，闭上眼睛，哎呀叫了一声——她看到只有帕维尔、安德烈、萨莫伊洛夫和马津四个人从队伍里走出来。

费佳·马津清脆洪亮的声音在空中缓缓荡漾开来：

在殊死的……斗争中……

你们牺牲了……

他唱了起来。人们压低嗓音，也跟着他唱起来，浑厚的歌声犹如两声低沉的叹息。人们踏着碎步开始向前行进，这支顽强果敢、决心坚定的新歌唱响了。

为了人民，为了自由……

费佳的歌声嘹亮而婉转。

你们献出了一切……

同志们齐声唱着。

“哎呀——呀！”有人在一旁幸灾乐祸地嚷嚷道，“唱起哀歌 来了，狗崽子！……”

“揍他！”有人愤怒地喊道。

母亲两手抓住胸口，环视了一下周围。她发现，刚才还挤满街道的人群，现在都犹豫不决地站住了，观望着举旗的人从他们身边走过去。跟在红旗后面的只有几十个人，他们每前进一步，都会使观望的人蹦到一旁，仿佛街道中间的路被晒得滚热，烫了他们的脚掌似的。

专制必定垮台……

费佳唱着。这支歌发出了预断。

人民必将奋起！……

穿云裂石的合唱声响起来，坚定而威严。

然而，从这整齐和谐的歌声中，钻出了几句低语：

“下命令了……”

“持枪！”前边突然响起粗暴的喊声。

一列刺刀凌空一晃，放了下来，对准红旗，发出狡黠的狞笑。

“齐步走！”

“他们过来了！”独眼人说了一句。他两手插在口袋里，一个大步闪到了旁边。

母亲不眨眼地看着。一群穿灰制服的士兵行动起来，他们拉成一个横队，占满了街道，步伐整齐地、冷酷无情地开步走起来，胸前端着明晃晃的刺刀，好像一个个梳齿。母亲三步并作两步，快速走过去，站在了离儿子更近的地方。这时她看见安德烈也一步跨到帕维尔面前，用自己瘦高的身躯挡住了他。

“并排走，同志！”帕维尔厉声大喊了一声。

安德烈唱着歌，两手背在身后，高昂着头颅。帕维尔用肩膀顶了他一下，又喊了一声：

“并排走！你没有权利挡住我！前面应该是红旗！”

“散开！”一个小个子军官挥舞着白晃晃的军刀，尖声喊道。他的腿抬得很高，膝部不打弯，脚掌嗵嗵地踏着地，显出一副耀武扬威的神气样子。他那擦得油光锃亮的皮鞋显得十分招摇。母亲一眼就注意到了。

在他旁边稍微靠后的地方，吃力地走着一个膀大腰圆的军官。这个军官刚刮过脸，留着浓密的花白髭胡，穿着红里子的灰色长大衣，肥大的裤子上镶着黄色的饰条。他像安德烈一样，也把手背在身后，扬起浓密的花白眉毛，瞪着帕维尔。

母亲看到的远不止这些。一个呼声死死地憋在她的胸口，这呼声随时准备好随着她的每一次呼吸而爆发出来。这呼声使她喘不过气来，但是她用两手抓住胸口，克制着自己不要高声喊起来。她被推挤着，踉踉跄跄地朝前走着，神思恍惚，几乎失去了意识。她觉得她后面的人越来越少，仿佛一个凛冽的巨浪劈头盖脸地打在他们身上，把他们冲散了。

举着红旗的人们和排成横队的士兵相距越来越近，已经可以清楚地看见士兵们的面孔——这些面孔十分丑陋，像一条压扁的又脏又窄的黄带子，横亘在街道上。在这条带子上，高低不齐地驳杂着各种颜色的眼睛，而带子前面是一排刺刀，冷酷地闪着寒光。刺刀对着人们的胸膛，还没有碰着他们，他们便溃散了。

母亲听见身后溃逃的人们嗵嗵的脚步声。他们吓坏了，不知所措，压低嗓门喊道：

“都散了吧，弟兄们……”

“弗拉索夫，快跑！……”

“往回跑，帕维尔！”

“把红旗扔掉，帕维尔！”维索夫希科夫沮丧地说，“给我，我把它藏起来！”

他一手抓住了旗杆，红旗向后摇晃了一下。

“放手！”帕维尔大喊一声。

维索夫希科夫的手好像被烫了一下，立刻缩了回去。歌声停止了。人们不再前进，紧紧地围住帕维尔。但他推开人群，阔步向前走去。一时间出现了沉默，这沉默突如其来，仿佛从天而降，像一层透明的云笼罩着人们。

这时，红旗下面只有二十来个人，但他们毫不动摇地站在那里。母亲十分担心他们，模模糊糊地想要对他们说点儿什么……

“把他手里的东西夺下来，中尉，就是这个！”传来了那个高个子老手单调的声音。

他伸手指着红旗。

那个矮个子军官立刻一蹿一蹿地跑到帕维尔跟前，一手抓住旗杆，尖声叫道：

“放下！”

“把手拿开！”帕维尔大声对他说。

由于相互争夺，红旗忽左忽右地摆动着，然后又重新挺立起来。军官趔趄着后退几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维索夫希科夫伸出一只手臂，紧攥着拳头，从母亲身边倏地飞身而过。

“把他们抓起来！”老手嗵地一跺脚，大声吼道。

几个士兵蹿了出来。其中一个抡起枪托砸过去——红旗晃了晃便倒下了，消失在这群士兵当中。

“哎呀！”有人懊丧地叫了一声。

母亲也发出一声歇斯底里般的怒吼。但是，回答母亲的却是帕维尔从那群士兵中传来的镇定自若的声音：

“再见，妈妈！再见，亲爱的……”

“他活着！他想着我呢！”这两句话撞击着母亲的心扉。

“再见，亲爱的大妈！”

她踮起脚，挥动着两手，竭力想看见他们，从那群士兵的头上方，她看见了安德烈那圆圆的脸庞——他微笑着向她致意。

“我的亲人们……安德留沙！……帕沙！……”她喊道。

“再见，同志们！”他们从那群士兵中大声呼喊道。

回答他们的是一遍又一遍断断续续的回声。回声从窗户里，从高空什么地方，从屋顶上传来。

二十九

有人当胸推了母亲一把。她模模糊糊看见那个红脸膛儿的军官站在面前。他板着脸，对母亲叫嚷道：

“滚开，老婆子！”

母亲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下，看见被折成两截的旗杆就扔在他脚下，其中一截旗杆上还有一块红布，她弯下身子，把旗杆捡了起来。军官把旗杆从她手里夺下来，扔到一边，跺着脚，大声喊道：

“快滚，没听见吗！”

士兵中间突然又响起了歌声：

起来，行动起来，工人们……

一切都在旋转、摇晃、颤动。空气中充满了浓厚的不安气氛，人声十分嘈杂，好像电报线发出的不清楚的嗡嗡声。那军官跑过去，气急败坏地尖叫道：

“不许唱！副连长克拉伊诺夫……”

母亲踉踉跄跄地走到被他扔掉的那半截旗杆旁，重新把它捡了起来。

“堵住他们的嘴！……”

歌声乱了，忽高忽低，断断续续，最后听不见了。有人抓住母亲的肩膀，把她身子扭过去，在她背上推了一把……

“走开，走开……”

“清街啦！”军官喊道。

母亲看见在离自己十来步远的地方，又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有的在叫骂，有的在发牢骚，还有的在吹口哨。他们沿着街道，缓慢地向远处退去，分散地躲进各家院子里。

“走开，鬼东西！”一个留着唇髭的年轻士兵走到母亲跟前，对着母亲的耳朵大叫了一声，一下把她推到了人行道上。

她拄着旗杆走了。她感到两腿酸软，直不起来，为了不致跌倒，她用另一只手扶住墙壁或栅栏，慢慢前行。她看到前面的人群在后退，走在她旁边和身后的士兵大声叫喊着：

“走开，走开……”

一队士兵超过母亲往前跑去。这时，她停下来，向四周看了看。街道尽头也有一队士兵，他们稀稀拉拉地排成一行，挡住广场的出口。广场上没有人了。再往前，也有一些灰色的身影在晃动，慢慢地向人群逼近……

她想掉头返回，但却鬼使神差地又往前走，走到胡同口时，她便拐进去了，胡同很窄，空无一人。

她又停下了，很吃力地喘了口气，警觉地听着周围的动静。前面什么地方响起了人们嗡嗡的喧哗声。

她拄着旗杆，一步一挪地向前走去，眉毛不时地抽动着。她突然出汗了，嘴唇发颤，一只手臂不停地摆动，心头一时涌出好多的话，这些话像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互相拥挤着，燃烧着，点起她强烈的、不容改变的愿望，那就是她想要诉说，想要把这些话大声喊出来……

胡同向左拐了个陡弯，母亲看见拐弯后面有一大群人。不知是谁极富感染力地大声说：

“兄弟们，要是光为了瞎闹腾，他们能硬往刺刀尖上闯吗！”

“他们可真了不起，对吧？那些士兵冲他们直扑过来，他们硬是不动！兄弟们，他们毫无畏惧，岿然不动……”

“帕维尔·弗拉索夫真是好样的！……”

“还有霍霍尔呢？”

“他背着手，还笑呵呵的，不愧是精明胆大的人……”

“亲爱的，好人啊！”母亲挤进人群，喊道。大家怀着敬意给她让出一条道。不知是谁笑了起来，说：

“看，她拿着旗！手里还拿着旗呢！”

“别说了！”另一个人厉声说道。

母亲大幅度地摊开两手……

“你们听我说几句，看在基督的分上！你们都是亲人……你们都是可怜的人……你们不要害怕，仔细看看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亲骨肉，不停步地到处寻求真理……他们是为了大家啊！为了你们所有的人，为了你们的孩子，他们注定要举行宗教游行 ……他们在寻求光明的日子。他们想要的是另一种生活，是充满真理和正义的生活……他们想为大家做好事啊！”

她的心都要碎了，胸口堵得慌，觉得喉咙里灼热发干。她内心深处涌出千言万语，每一句话都对一切事物和所有的人充满深情厚爱。这些话似乎在烧灼她的舌头，推着她非得把这些话更加有力、更加流畅地说出来不可。

她看到，大家都在静静地听着，没有人说话。她感觉到，大家紧紧围着她，心里都在思索。于是她产生了一个愿望，她认为这个愿望现在已经十分明确，那就是鼓动人们跟着她的儿子，跟着安德烈，跟着那些被士兵抓走、现在处境孤单的人一起干。

她望着周围人们忧郁而专注的面孔，用温和而富有激情的声调继续说：

“我们的孩子是朝着令人高兴的事物勇往直前，他们是为了大家，为了基督的真理，挺身反对那些恶毒、虚伪和贪婪的家伙用来侵占、束缚和摧残我们的一切东西！我可怜的人们啊，要知道，我们年轻的亲骨肉是为了全体人民而行动起来的！他们是为了全世界，为了全体工人才去干的！……请不要离开他们，不要抛弃他们，不要扔下我们自己的孩子孤零零地不管。请你们都出份力吧……请相信孩子们的心——他们的心产生出了真理，他们在为这些真理而牺牲。请相信他们吧！”

她的嗓子哑了。她感到精疲力竭，身子打了个晃，有人立刻挽住了她的胳膊……

“她说的是公道话！”有人激动地说，“是公道话，他们都是多善良的人！听她讲吧！”

另一个人怜惜地说：

“唉，她太悲伤了！”

立刻有人责备地反驳说：

“她不是太悲伤，她是在责骂我们这些傻瓜呢，懂吗！”

人群上空突然响起一个颤抖的高嗓门的声音：

“同胞们！我的米佳是个正派人，他干了什么呢？他加入了伙伴们的游行队伍，那些都是他最喜欢的人……她说得对，我们为什么要撇下我们的孩子不管呢？他们对我们做了什么坏事吗？”

听了这番话，母亲不由得战栗起来，默默地以眼泪作为回应。

“回家去吧，尼洛夫娜！走吧，大嫂！你受苦了！”西佐夫大声说。

他面色苍白，胡子蓬乱，不停地抖动着。他突然紧锁眉头，用严厉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挺直身子，一字一板地说：

“我的儿子马特维在工厂里被压死了，这你们都是知道的。要是他现在还活着，我定会亲自叫他和同伴们一起去游行，我会对他说：‘你也去吧，马特维！去吧，这没错，这是堂堂正正的事！’”

他突然打住话头，沉默了。大家也都沉着脸，一言不发，深深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全新的，但已经不再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感受之中。

“我是个老人，你们都了解我！我在这里干了三十九年，我今年五十三岁啦。我的侄子，一个规规矩矩的孩子，人很聪明，今天又被抓走了。他也走在队伍前头，跟弗拉索夫走在一起，紧挨着红旗……”

他挥了挥手，蜷缩起身子，拉住母亲的手，说：

“这个妇女说得对。我们的孩子都想过有尊严、有理智的生活，可是我们却扔下他们不管，一走了事，是吗！走吧，尼洛夫娜……”

“你们都是我的亲人！”她满是泪痕地看着大家，说，“生活是孩子们的，国家是孩子们的！……”

“走吧，尼洛夫娜！给你，拿着棍子。”西佐夫边说边把半截旗杆递给她。

响起一阵同情的喧哗声，人们怀着忧伤和敬意目送母亲离去。西佐夫默默地把他们推开，他们也默默地让出道来。他们听从冥冥之中一股隐隐约约的力量的吸引，跟在母亲后面，从容地走着，不时交头接耳地小声说几句。

到了家门口，母亲朝他们转过身来，手里拄着半截旗杆，向他们鞠了一躬，并低声感谢说：

“谢谢你们……”

这时她的脑海里又浮现出她的那个想法——那个全新的想法，她认为这个想法是她的心所生的。于是，她说道：

“如果人们不愿意为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殉难，那就不会有我主耶稣基督了……”

人们默默地望着她。

她又向人们鞠了一躬，便走进家门。西佐夫低下头，随她一起走进去。

人们站在门口，发着议论。

终于，人们不慌不忙地散去了。 QcoR+AHOvSCgpr9Lgb6R4txvZc26HjFYqlUmUM+9q9gGAPVLPkDwaLqjmAGTPA4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