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INTRODUCTION

1950年9月10日，约翰·奥哈拉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上撰文评论厄尼斯特·海明威的新作，该文开篇是这么写的：“当代最重要的作家，莎士比亚去世以来最杰出的作家，带来了新的小说。小说的名字是《穿过河流，进入树林》（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这位作家当然就是厄尼斯特·海明威啦，他是1616年之后数以百万计的作家中最重要、最优秀的。”

约翰·奥哈拉并非默默无闻之辈，他是声誉卓著的小说家，美国文学评论界向来将他与爵士时代的文学大师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和俄罗斯文学巨匠安东·契诃夫相提并论；在这篇评论发表的六年之后，也就是1956年，他的小说《弗街北段十号》（ Ten North Frederick ）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奥哈拉也不是国内常见那种随意吹捧圈内人的高帽批发商，他很少对同时代的作家表示称许，得到他公开赞颂的只有海明威和《愤怒的葡萄》作者约翰·斯坦贝克等寥寥数位。纵观国内外文学史，顶尖作家对同时代其他作家给出这么高的评语，这种事情虽然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是非常罕见的。究竟是什么让奥哈拉如此推崇海明威呢？这要从海明威对现代英语文学的贡献说起。

在海明威出道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小说虽然已经几乎彻底地实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但在文体上，那种追求繁复的维多利亚遗风依旧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曾于1921年获得普利策奖的《纯真年代》（ The Age of Innocence ）为例，该书前五个自然段共有559个单词，但却只分为12个句子，平均每个句子将近47个单词，其中最长一句有90个单词之多。随后几年获得普利策奖的小说，无论是布斯·塔尔金顿的《爱丽丝·亚当斯》（ Alice Adams ）、薇拉·凯瑟的《吾侪中人》（ One of Ours ）、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 Arrowsmith ），还是路易·布罗费尔德的《早秋》（ Early Autumn ），情况也莫不如此。

早期英语小说偏爱这种迤逦文体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很难简单扼要地讲述清楚，但能够观察到的事实是，如果把对白排除在外，在1926年之前出版的英文小说中，平均每个句子长度是40个单词左右；而且几乎所有作家和文学评论家都认为，能否写出复杂的长句，是衡量写作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所以读者可以在《白鲸记》（ Moby Dick ）第四十二章中看到，赫尔曼·梅尔维尔为了描写白色，不无炫耀地使用了一个令人目眩神迷、长达469个单词的句子。甚至连海明威这代作家也没有摆脱对长句的热衷。海明威的挚友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出版了《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当年默默无闻而后成为经典的小说开头前五段平均每个句子也有37个单词。正是在这样的语言背景中，海明威的小说处女作《太阳照常升起》（ The Sun Also Rises ）显示出了它的独特性和原创性。

这部小说从情节上来看是乏善可陈的，它讲述的是几个侨居巴黎的美国人和英国人前往西班牙潘普洛纳参加圣费尔明节、观看斗牛的故事。小说的主角贾克·巴恩斯具有和作者相同的身份和相似的经历，他是侨寓巴黎的美国记者，曾在战争中受伤——并因此而变得阳痿，这点书中没有正面提及，当然也跟作者本人的情况不同。贾克在某次买春的过程中巧遇布丽特·阿什利，后者是个风流成性的英国妇女，离过两次婚，有着丰富的恋爱经验。两人一见钟情，但由于巴恩斯的生理缺陷，始终没有走到一起。随后巴恩斯和他的朋友比尔·哥顿、布丽特和她的未婚夫迈克·坎贝尔分头前往西班牙，前两者在潘普洛纳附近结识了罗伯特·柯恩，并和后两者在潘普洛纳相聚。这三男一女趁着圣费尔明节（也就是奔牛节）尽情地饮酒作乐，期间贾克将斗牛士罗米洛介绍给布丽特认识，而布丽特设法勾引了这个只有十九岁的少年。小说接下来讲述的是这四个爱着布丽特的男人之间争风吃醋的行为，曾拿过普林斯顿大学拳击赛冠军的罗伯特和其他三个人打架，并把罗米洛打伤了。这伙人在奔牛节落幕后分道扬镳，布丽特决定和罗米洛私奔到马德里，贾克则准备前往圣塞瓦斯蒂安。贾克在途中接到布丽特的求助电报，于是匆忙赶到她所住的蒙大拿旅社。原来布丽特认为她已经三十四岁，年纪比罗米洛大太多，两人不适合长相厮守，于是将他赶走了，想要跟坎贝尔重归于好。贾克为了安慰布丽特，带她乘坐出租车游览马德里城区，整部小说就在他们上车之后突兀地戛然而止。

尽管故事平平无奇，但《太阳照常升起》在1926年10月22日出版后取得了销售和评论的成功。该书以两美元的定价在两个月内卖出七千册，等到1928年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 Men without Woman ）出版时，已经先后重印了七次。与此同时，美国文学评论界也慷慨地将大量的赞美给予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曾在1930年获得普利策奖的诗人康拉德·艾肯在《纽约先驱导报》上撰文称：“如果说当今世上有人能比海明威写出更好的对白，我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布鲁斯·巴顿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书评则指出海明威的写作方式是独特的，“仿佛他从未读过别人的作品，仿佛他亲手发明了写作的艺术”。

只要翻开《太阳照常升起》，我们便能知道布鲁斯·巴顿这番话并非无的放矢。小说开头五段共有792个单词，分38句，每句仅有20.8个单词。也就是说，和其他小说相比，海明威这部小说的句子长度足足缩短了一半。对没有英文小说阅读经验的读者而言，这个定量文学分析的数据也许没有太大的意义，但不妨这么说，当年的美国读者看到《太阳照常升起》时的感受，跟1918年那些看惯《老残游记》《孽海花》的中国读者读到鲁迅的《狂人日记》时的感受是相同的，都是充满了新鲜和惊奇——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

海明威是怎样让句子变短的呢？他的方法是尽量删减不必要的句子成分，包括定语、状语、补语和同位语，以及各种充当相同语法功能的从句。例如，《太阳照常升起》正文总共出现了50次smile（笑）这个词，在42次被海明威用于做动词的情况——诸如“布丽特对着他笑”“柯恩又笑了”“她挥挥手，并笑起来”“他笑了”等等——中，没有一次是跟着副词的。可以作为对比的是，伊迪丝·华顿在《纯真年代》中使用了“同情地”“勉强地”“欢乐地”等副词来修饰“笑”。这种只保留句子骨干成分的文体显得特别硬朗和简洁，它是对先前那种崇尚用虚词来表达情感的写作方式的背叛和创新。

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海明威的记者生涯有着密切的关系。1917年，海明威高中毕业后直接进入《堪萨斯市星报》，担任见习记者的职位，不过他在这个岗位上只做了六个月。翌年开春，应红十字会的征召，年仅十八岁的他中断工作，奔赴战火正酣的意大利，充当盟军的救护车司机。抵达前线没多久，海明威就在某次行动中受了重伤；他强忍伤痛，救出了一个意大利士兵，后来因此获得了该国政府颁发的银质勇士勋章。1919年初，海明威离开炮声轰隆的欧洲，返美进行疗养。

回到美国后，由于无所事事，他在某位世交介绍之下，开始替加拿大的《多伦多星周刊》撰稿。等到伤病养好，一战已经彻底结束，他没有重返欧洲的必要，转而在芝加哥的一份新闻月刊当起了编辑，并在那里认识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先驱舍伍德·安德森。到1921年底，《多伦多星周刊》委任海明威为该刊驻巴黎的通讯员，于是海明威带着新婚的妻子哈德丽·理查德森再次奔赴欧洲。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国内经济遭受重创，法国的法定货币在外汇市场上表现十分疲软，很长的时间内每十五法郎才能兑换一美元。这种汇率吸引了大量美国人和英国人移居巴黎，其中包括许多后来名垂文学史的大人物，比如葛茱德·斯坦、艾兹拉·庞德和詹姆士·乔伊斯。由于有舍伍德·安德森的介绍，海明威很快融入了塞纳河左岸的生活。按照第一本海明威传记的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洛斯·贝克尔的说法，海明威的文学才华很快得到认可，葛茱德·斯坦甚至建议海明威辞去《多伦多星周刊》的工作，像她那样过着俭朴的生活，将所有精力集中在文学创作上。但海明威并没有听取她的劝告，因为他需要《星周刊》支付的薪水来维持生活。在巴黎的前二十个月，他总共为《星周刊》撰写了八十八篇备受欢迎的文章，尤其是他对希土战争的报道，以凝练而生动的文笔得到了广泛的赞誉。

在此期间，他已经初步确立了短篇小说家的地位，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 Three Stories and Ten Poems ）在1923年出版；几个月后，他的短篇小说集《我们这时代》（ In Our Time ）由巴黎的三山出版公司印行，并于1925年在美国出版。这两本书都卖得不好，《我们这时代》的三山版只印了170册，而美国版也只有1335册，在市场上的影响几乎等于零。但它们在文学评论界为海明威赢得了潜力新星的声望。所以当菲兹杰拉德在1925年5月抵达巴黎时，他最先做的几件事中就包括了拜访海明威。

两位未来的美国文学巨子一见如故，建立起持续终身的友谊。菲兹杰拉德只比海明威大三岁，但已经是著名的畅销作家，他的前两部小说《天堂的这边》和《漂亮冤家》由斯克里伯纳出版社付梓后取得巨大的成功，第三部作品《了不起的盖茨比》则刚刚面世。菲兹杰拉德特别欣赏海明威的作品，他敦促自己在斯克里伯纳的编辑麦克斯韦·佩金斯赶紧和海明威联系。有着史上最著名文学编辑美誉的佩金斯很快发现了海明威的价值所在，而海明威随后的所有作品也都交由斯克里伯纳出版。在《老人与海》的扉页题词中，海明威甚至将这部作品献给了该出版社的老板查理·斯克里伯纳和佩金斯两个人。

菲兹杰拉德的出现，以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喜爱，让海明威兴起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于是在他二十六岁生日那天，也就是1925年7月21日，海明威动笔写起了《太阳照常升起》，八个星期就完成了初稿。经过几番修改，这部长篇小说在翌年10月由斯克里伯纳出版。

正如前面指出的，《太阳照常升起》的最大创新在于它的文体，海明威则承认这种独特的写作风格源自他在《堪萨斯市星报》工作的经历。该报有份指导记者写作的指南，总共七条，包括“使用短句；使用精悍的开篇；使用有活力的英文；要积极，不要消极”“不用陈旧的说法”“消灭每个浮夸的字眼”“引语要尽量保留原有的语气”等。《堪萨斯市星报》这些要求跟报纸的属性有关——由于出版周期、信息容量和篇幅限制，新闻报道必须以尽可能简洁的文字阐述尽可能多的事实，记者必须只关注事实，删除细枝末节和个人的感情色彩。海明威革命性地将新闻报道的写法引入《太阳照常升起》，创造了全新的极简主义文体。

这种文体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降低了阅读难度（下文将会说明海明威的小说并没有表面上看那么容易读懂），而在于它彻底地转变了作者的角色：从操控者变成建设者。

在海明威之前，小说家是其文本的操控者，他不仅要创造虚拟的环境和人物，还情不自禁地设定情感和反应。而海明威则不然，他只描述，不解释，把所有的判断留给读者去做。不妨以前面举过的例子来说明。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有个人笑了，我们看到的只是他或她的笑脸，至于这个笑脸意味着什么，每个人会依据当时的情景做出各自的判断。然而在古典小说里，作者剥夺了读者去做这种判断的权利。伊迪丝·华顿会专制地告诉读者，这个笑是“同情地”，那个笑是“勉强地”，还有个笑是“欢乐地”。也就是说，在阅读过程中，读者对小说的接受是被动的。而海明威则不，他专注于构建事实，并隐藏这些事实蕴含的意义，将其交由读者去发现。正如他本人曾经指出的，他的作品是建筑，至于如何装饰，那是读者的事。所以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所有作为动词的“笑”都没有状语，但是读者可以根据上下文猜测出贾克的笑是自嘲还是无奈，布丽特的笑是真心还是假意。

这种写法也跟海明威的创作理念有关。1942年，他在为其主编的《战斗中的男人：最佳战争故事汇编》（ Men at War: The Best War Stories of All Time ）的导读中写道：“作家的职责是说出真相。”诚如卡洛斯·贝克尔所说，这个信念贯穿了他终生，从来没有哪个作家像他那样，“如此强烈地主张、如此勇猛地捍卫、如此持之以恒地践行作家言说真相的义务。……其写作的首要目标，自始至终是替读者抓住和展现他通常所说的‘事物的本相’。”

但有必要指出的是，海明威对“真相”的理解和在他之前的现实主义派作家不同。在海明威之前，马克·吐温、斯蒂芬·克莱恩、西奥多·德莱塞和辛克莱·刘易斯等著名美国作家也曾经当过新闻记者，可是他们的行文并没有体现出《太阳照常升起》的极简主义风格，关键就在这里。在海明威看来，真相如同冰山，浮现在水面的只是八分之一，而作家的任务，就是在通过小说的文字呈现这八分之一的同时，还要让读者感受到另外八分之七的存在。这就是他独创的“冰山理论”。

冰山理论有时也被称为“忽略理论”，它跟中国古代水墨画的留白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他的作品中，海明威会选择忽略或者隐藏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让读者在字里行间亲自去领会。卡洛斯·贝克尔认为这种极其高明的技巧得益于海明威在创作短篇小说上的丰富经验，他在写短篇小说时“学会了如何以最少的字词来获得最多的意蕴，如何删节语言和避免无用的动作，如何只说出真相，但又总是隐藏着弦外之音”。这种特殊的写作理念和技巧使得他的作品很容易遭到误读，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太阳照常升起》。这本小说出版之后，无论是普通读者还是文学评论家，无不认为作者的主旨是阐明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当年那批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成为“迷途的一代”，乃至海明威后来不得不亲自写信给佩金斯，指出他的本意并非如此，他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地却永远长存”（“太阳照常升起”来自《圣经·旧约·传道书》，之前的句子，正是“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贾克、布丽特等人虽然身心破碎，但并没有迷途——在基督教的语境中，迷途意味着丧失对上帝和生活的信仰。

海明威的文学之路可谓极其顺利，1926年的《太阳照常升起》令他声名鹊起，而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也就是在1929年出版的《永别了，武器》（ A Farewell to Arms ），则直接让他跻身当年美国最顶尖的作家之列。美国国会图书馆第九任馆长、先后三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大诗人阿基巴尔德·麦克拉什曾这样概括海明威的文学生涯：“二十五岁成名，三十岁已经是大师。”随后他又陆续写出了《午后之死》（ Death in the Afternoon ）、《非洲的青山》（ Green Hills of Africa ）、《有者与无者》（ To Have and Have Not ），并在1940年完成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杰作《丧钟为谁而鸣》（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几个月内卖出了五十万册，让他的文学声望达到了新的高度。

但到1950年前后，海明威的日常生活和文学生涯双双陷入了低谷。长年酗酒的陋习和喜欢冒险的个性让他的身体有了很多伤病，他的膝盖和额头都受过重创，而且患上了偏头痛、高血压、糖尿病等顽疾。而且随着年纪的增长，他的知交好友逐渐零落，叶芝、菲兹杰拉德、舍伍德·安德森、詹姆士·乔伊斯、葛茱德·斯坦、麦克斯韦·佩金斯等人先后谢世，这让他的心情变得十分抑郁。他的文学创作则陷入了凝滞期，1946年动笔写《伊甸园》（ The Garden of Eden ），虽然五个月内就写完了八百页，却始终未能定稿，整整修改了十五年，直到死后才得以出版。《穿过河流，进入树林》尽管获得约翰·奥哈拉极高的赞誉，但大部分评论却是负面的，不少人断言海明威已经丧失了写作的能力，甚至连他的妻子（第四任）玛丽也不喜欢这部小说。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时刻，海明威写出了他毕生的巅峰巨著——《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的故事很简单：有个老人独自在海上捕鱼，接连几个月没有收获，后来他钓到一条很大的旗鱼，跟它缠斗了两天两夜，用鱼枪把它刺死；但在返回的途中遇到鲨鱼的袭击，缺乏帮手和工具的老人虽然杀了几条鲨鱼，但旗鱼被其他鲨鱼吃光了，等他进港时，旗鱼只剩下一副骨头。这部小说的文字也很简单，全部加起来仅有两万七千个单词，印制成书不足一百二十页。但就是这部简单的小说，出版之后却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初版的《老人与海》在1952年9月1日发行，首印虽然只有五万册，但它同时刊登在当天的《生活杂志》，众多读者为了尽早看到这部小说，竟然在两天之内将五百多万份杂志抢购殆尽。不但普通读者喜欢，评论界也异口同声地赞赏《老人与海》，认为海明威的创作达到了新的高峰。八个月后，这个故事让海明威获得了1953年的普利策奖。其实早在1941年，《丧钟为谁而鸣》就获得了普利策奖的提名，却因为在最后时刻遭到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穆雷·巴特勒的激烈反对而和这个著名文学奖失之交臂。十二年过去，海明威终于用《老人与海》无可争议地奠定了文学大师的地位，并在第二年10月戴上了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

瑞典学院的授奖辞是：“奖励其大师级的叙事艺术，新近体现在《老人与海》中，以及其对当代文体的影响。”作为世界最顶级的文学奖项，诺贝尔文学奖并不是对单部作品的奖励，而更像是终身成就奖。截止到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总共颁发给108个人，授奖辞中提到作品名称的仅有八次，包括特奥多尔·蒙森的《罗马史》（ A History of Rome ）、卡尔·斯皮特勒的《奥林匹亚之春》（ Olympian Spring ）、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家族》（ Buddenbrooks ）、约翰·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 The Forsyte Saga ）等。这些作品无不是长篇累牍的皇皇巨著，像海明威这样，主要凭借连三万个单词都不到的作品获奖的，在11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历史上，当真是仅此一人而已。究竟是什么让《老人与海》如此特殊呢？

这当然跟小说所展现的惊人叙事技巧有关。经过三十年的笔耕不辍，海明威的叙事艺术在1951年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老人与海》中的文字呈现出返璞归真、大繁若简的至高境界。和《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等相比，《老人与海》在极简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平均每个句子的长度不足15个单词，而且除了少数几个表示古巴口音的西班牙语词汇，所用字眼也都极其常见。

也许有好奇的读者会问，难道作家用简单的句子和词汇也算是高明的文才吗？许多对海明威的作品没有深入研究的人也会有这样的疑问。以文笔艰涩繁复著称的威廉·福克纳曾经不无调侃地说，海明威从来不用那些要让读者去查词典的单词。但只要翻开《非洲的青山》，我们就能看到海明威并不缺乏写长句的能力——书中最长的句子超过四百个单词。《老人与海》之所以这么写，是作者刻意的选择。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海明威的“冰山理论”，其行文的简单与朴素非常有欺骗性，而且隐藏着非常丰富的信息，真可谓是深奥的简洁，下面不妨通过几个详细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例如小说的开篇提到老人的眼睛“有着海水的颜色”，这个貌似寻常的描写很容易遭到读者甚至评论家的忽略，但正如海明威研究专家杰弗雷·赫利希-梅拉（Jeffrey Herlihy-Mera）指出的，它其实隐含着非常重要的线索。由于蓝色眼睛的人主要分布在欧洲地区，古巴当地人的眼睛是褐色的，而老人又说西班牙语，所以他是来自西班牙的侨民。下文提到老人经常跟男孩讲述他年轻时去非洲的经历，而且会在夜里梦到加那利群岛的白色山峰，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点。海明威曾写信给《纽约客》的记者丽莲·罗斯，指出“老人是个天主教徒，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兰萨罗特岛”，但他把老人这个身份当成水面下的冰山，并不予以直接揭露，而是通过表面的文字去暗示。

又如书中多次提到老人对棒球运动的痴迷，粗心的读者很容易认为那仅仅是老人的嗜好。海明威的真实意图是借助这项运动来给小说提供一个大概的时间框架。在小说的第013页，老人和男孩聊起了美国的棒球联赛，这时男孩说：“伟大的西斯勒的父亲从来没穷过，像我这么大时，他已经在大联盟打球。”男孩口中的“伟大的西斯勒”即是狄克·西斯勒，其父亲乔治·哈罗德·西斯勒是著名的棒球明星，他初次参加比赛是在1915年，那时是二十二岁。也就是说，《老人与海》中的男孩其实年纪并不小，已经有二十二岁。这也解释了男孩何以有力气“提着木箱，箱里有一卷结实的褐色钓索，此外还拿着鱼钩和带长柄的鱼枪”（第007—008页），还能抓到两条很好的鱼。

再比如处于故事核心的那条大鱼，海明威自始至终没有具体地点明它的种类，只是笼统地称之为旗鱼。但通过小说的描写，“估计有一千五百磅重”、“从头到尾有十八英尺长”，读者很容易认出这是身长可达四米以上、最终超过一千八百磅的旗鱼科枪鱼属的大西洋蓝枪鱼。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深奥的简洁必须有真实性作为支撑。其实海明威曾在《午后之死》中详细地解释过冰山理论的奥妙：“如果作家对他要写的故事有足够的了解，他就可以忽略掉一些他知道的事情，然后只要他写得足够真实，读者将会强烈地感受到那些事情的存在，仿佛作家已经把它们写出来。”而真实性正是《老人与海》的另一个艺术成就。

《老人与海》中对海上生活的描写都有事实的依据。海明威在小说中描写了许多鱼类，有飞鱼、鲯鳅、旗鱼、鼠海豚、灰鲭鲨、柠檬鲨等，他对这些鱼类的形状和习性的描写有着海洋百科全书般的精确。至于墨西哥湾暖流的路径、当地信风的风向等，也和实际情况完全相同。但更了不起的是虚构的真实，老人和大鱼死磕了两天两夜，又跟鲨鱼缠斗了一天一夜，海明威将这漫长过程的每个关键动作都交代得宛如电影的慢镜头般清楚，用瑞典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灵的话来说，“就在我们眼前上演”。实际上，海明威的文字看似简单，但却有着惊人的表现力，而且又极其准确，几乎每个单词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甚至连词与词之间的次序也绝不容许有分毫的更改，否则就会破坏小说的真实性。

这部小说能获得斯德哥尔摩的青睐，除了大师级的叙事艺术之外，老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拼搏的精神也起到关键的作用。文如其人这句话，至少对海明威而言是适用的。他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又喜欢拳击、斗牛和狩猎，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他这种酷爱冒险和暴力的性格在早期的作品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太阳照常升起》中的贾克·巴恩斯，《永别了，武器》中的弗里德里克·亨利，还是《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罗伯特·乔丹，无不是极富男子气概的英雄式人物。甚至连安德斯·奥斯特灵也在当年的颁奖典礼上说：“诚然，海明威早期的作品有其残暴、愤世和冷酷的缺陷，这有悖于诺贝尔奖对理想文学作品的要求。”但《老人与海》却有着明显的衰年变法的痕迹：海明威这次要探讨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并试图传达一种永不言败的乐观主义精神。

他以往的作品，尤其是《永别了，武器》和《丧钟为谁而鸣》，本质上是对暴力和残酷的揭露，弗里德里克·亨利惶恐地在卡波雷托的泥泞中浴血战斗的场景，以及罗伯特·乔丹奋不顾身地在西班牙的群山中炸毁大桥的画面，无不令读者深深地体会到人与人之间那种互为地狱的恐怖。而且这两部小说均以悲剧收场：凯瑟琳因难产而在血泊中去世，留下亨利独自在雨中凄然地返回旅馆；而乔丹虽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却逃不过沦为俘虏和被处死的命运。

但在《老人与海》中，读者看到的只有温情。老人和男孩的深厚感情就不说了，连露台酒吧的老板马丁也经常给老人免费的饭吃，而老人则对他的邻居满怀感激，认为“我生活的这个乡镇很友好”。人在这里变成了大写的人，对应着的是自然。

在海明威之前，有不少美国作家已经探讨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比如亨利·梭罗和约翰·缪尔，但很少有文学作品会把环境保护视为严肃的话题——毕竟现代环保运动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才兴起的。许多海明威研究专家并没有意识到，《老人与海》可能是最早倡导人类有节制地开发自然的文学作品。小说中，老人对自然的态度是友好的，他多次称旗鱼、飞鱼甚至黄林莺是他的朋友。他对自然的掠夺仅限于满足维持生存的需求，那条上钩的大旗鱼已经足以让他“整个冬天衣食无忧”，对自然贪得无厌的索求是老人所反感的：

“那鱼也是我的朋友，”他说，“我从来没看见过或者听说过这么大的鱼。但我必须杀了他。幸好我们不用去杀死星星。”

想想看啊，要是人每天必须努力去杀死月亮，那会怎么样呢，他想。月亮会逃走的。但想想看人每天必须努力去杀死太阳，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真是天生幸运啊，他想。

星星、月亮和太阳当然是相对地球而言的，老人这段心理活动乍看之下似乎荒诞不经，但海明威其实想表达的是对地球资源枯竭的担心，这在20世纪50年代，不得不说是极具先见之明的。

然而《老人与海》之所以成为经典，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贯穿全书那种永不认输的乐观主义精神。老人已经八十四天没有打到鱼，但“他的希望和自信从未消失”。等终于钓到了旗鱼，却发现那条鱼太大了，他既没有帮手，也不在健康状态，很难收服他：

老人见过许多大鱼。他见过许多上千磅重的鱼，有生以来也抓到过两条，但都不是一个人抓到的。现在他孤身一人，在这望不到陆地的远海，而他要对付的这条鱼，却是他见过最大的，比他听说过的还要大，糟糕的是他的左手依然僵硬得像抓住东西的鹰爪。

他没有就此放弃，而是竭尽所能，苦苦和大鱼缠斗了两天两夜，终于将其刺死。不幸的是，老人在返航途中遭遇鲨鱼的袭击，他尽力抗争，累到吐血，最终只收获了一副旗鱼的骨架。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失去希望和信心，在小说的末尾，他仍然准备和男孩再次出海。这正是《老人与海》最激动人心之处。奥斯特灵曾经很好地总结了小说的主旨：“这个故事是一曲颂歌，它提倡哪怕结果一无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赞扬失败之中的道德凯旋。”

当然，作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巅峰之作，《老人与海》的丰富性并非这篇导读所能穷尽，它还有着更为广阔的诠释空间，比如整个故事和《圣经》的关联。但这座冰山隐藏在海面之下的庞大部分，就留给读者通过阅读去亲自感受了——我相信这将会是一个很愉快和充满惊喜的过程。

《老人与海》出版将近六十年，海明威与世长辞也已超过半个世纪，如今回头望去，我们恐怕无法赞同约翰·奥哈拉当年的评价，毕竟文学创作是一个非常多元的领域，很难有令人信服的论证可以说明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比罗伯特·彭斯更出色，或者威廉·福克纳比查尔斯·狄更斯更优秀。但如果从开风气之先和对后世作家文体影响的角度来看，说厄尼斯特·海明威是20世纪以来英语世界最伟大的作家，应该是个经得起推敲的论断：因为无论是约翰·麦克斯韦·库切这样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代文豪，还是尼古拉斯·斯帕克斯这样以言情小说著称的畅销天王，有难以枚举的作家明显受到海明威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他那种简洁的文体和生动的对白。

坦白说，国内对海明威的认识，以及对其作品的接受，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和这位伟大作家的重要性不相匹配。我翻译《老人与海》，初衷在于帮助读者更加真切地领略海明威高超的叙事艺术；假如这个小小的愿望能够实现，则幸甚，幸甚。

李继宏
201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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