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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伊夫·贝杰莱
诗山崩裂了。它彻底坍塌了吗？它的崩裂带来混沌。山峦正是它即将到来的混沌，它那已然在场的混沌。这被粉碎、切割、散落的壮丽混沌有一个姓名。他叫作勒内·夏尔。
山峦是真实的，它身处当下的时光中。山峦是原生的，它源自当下的时光中。它当下的时光是如此完满。它在其构造中承载着碎屑，曾被种种未来的远见，被对于未来的远见刻下条纹。
在《奥德赛》中，面对询问其姓名的狰狞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奥德修斯回答说他叫作“无人”。这位奥德修斯便是夏尔，因为一个人固有的身份毫无收益。“我是那说话与讲述之人”，除此无他。因为唯一真正引起他兴趣的是话语深沉的流动，是广阔的多音声部，是词语持久的低鸣。
而夏尔也同样是这波吕斐摩斯，他朝向海岸的各个方位投掷石块、山岩，以及埃特纳的火山岩弹，试图去抓住、碾压并消灭这个把他致盲并逃离的“无人”。夏尔在战斗，面对语言的反叛者，面对由主人与顺民共同组成的人类世界的反叛者，夏尔与他们一同挣扎并为了他们而奋勇拼杀。
作为个体，夏尔是一个善用普罗旺斯法语方言的刚强工匠，更是一个乡野中“透明的人”，是在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不久的《早起者》中他用短促而严格的小肖像画所捕捉之人的精神兄弟；而他同样也是这愤怒的独眼巨人，他在黑夜与虚空中与那正在溃逃的无人主宰的话语贴身肉搏。
愤怒是对那已然飞向远方难以察觉的话语的捕捉。神秘则是对既在场又缺席，既显露又躲避的话语的寻觅。这狄俄尼索斯式的非连续性把它启示的壮丽光芒投射在被语言粗暴无耻地加以遮蔽的神秘事物之上，其化身便是对于“重新定性的人类”这一理想典范的永恒追寻。夏尔的语言不断地指明这样的人，他们处于坦率的状态、暴烈的状态、无畏野性的状态、狂喜能量的状态，使用着自然的元素、伴侣亲密生活的元素、粗俗难忍的当代社会的元素，正如使用那些掷向虚空的巨型岩块。而对于夏尔来说，在这坦率、暴烈、野性与能量的更远处，他想在人类身上触及心灵的密度，以及朝向一个值得追慕的未来投射当下之爱。人，是一支年轻的羽箭。人，是从其超自然的诞生中喷射而出的依旧灼热的火山岩弹。
夏尔急迫的词语能量不断重塑着法语，仿佛一道火山炎流绞成的岩浆，仿佛被下一次山崩所摇撼的一块柔软泥灰岩的崩裂。夏尔的诗歌的内在冲突与晦涩正源自这一汹涌的沸腾。
如果说夏尔战前超现实主义时期的早期作品及在写作方式上对其加以继承并超越的《愤怒与神秘》可以轻便地接受这种绞合、矛盾与晦涩，我不确定构成一首唐宋诗词的灿烂汉语与精致技艺是否可以轻易地与之相合。在这里，一位译者必须成为一位真正的创造者。何况，在夏尔笔下，那种激流般的运动喜爱在一行诗的结尾处、在一句话的迂回处带来险峻的惊奇。思想、语言、视点、空间在夏尔的诗歌中具有深切的不稳定性；但与此同时，正如张博先生所言，“夏尔对于人类生存根基的伦理关照和他对诗歌本质价值的坚定追求则又具备深切的稳定性。正是这一对照带来了翻译上的难题。”但将夏尔的诗歌翻译成中文定然具有显著的必要性。
如果说中国古诗如同一个珍贵的细木镶嵌，在由一个具备深远根源的文明世界细致编码的凝神亲近中得到重视和赞美，夏尔的诗篇可谓与之具有强烈的区别。如果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古诗依然是他们首要的诗学参照，同时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诗人根据全新的历史境遇和汉语发展并借由与波德莱尔、艾略特和曼德尔施塔姆等西方诗人的相遇而产生了重要的诗学革新，《愤怒与神秘》今日完整地进入汉语世界依然有其强烈而幸福的必要。这一抵达必将产生丰沛的结果。它将进一步增强自由诗的能力及散文诗的影响。其碎片写作中不规则的韵脚带来一种史诗般的洪亮。夏尔从容不迫地拆解每首诗中理性、诗律与编码极度紧束的网线。他不会为表面上的自相矛盾而感到拘束；他的词汇偶尔也会蹒跚或踉跄，然而山崩中的一块碎石却可以在重力完全未曾预料之处重新弹跃。
因为自由正是那曾经拯救诗山的劲风之实体。正是那将盲目的大众解体的反叛者之实体。正是思想之实体。自由正是山峦消失后的混沌中那绚烂的无序与生机。它是诗人及其兄弟般的读者，还有面向语言的世界三者无拘无束的生存状态。它是诗人与读者的铭心谢意。
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成为在强光中消散的山峦随和的逆光影像。它逐渐成熟并成为由反抗、辉光、尊严及那属于人类的强烈而自由的友爱组成的话语实体。崩裂的诗山也许曾有危险成为一尊被碾碎的神像，成为一种在十条教理压迫下对世界的安排。但那由反抗、尊严、警醒与不妥协组成的多重话语如闪电般爆发，散文式的断片成为绝不会令人致盲的闪光，它能够被人所理解，因为它可供交流，那是人间的、充满灵感的断片。人间的：在我的衣袋中，多少年来一直插着一本《愤怒与神秘》。在高山上，在沙漠中，在火山口边。以及，在城市里，在火车或飞机上。这部诗集，是自由的伴侣，毫不妥协。
在《愤怒与神秘》中心活跃着一种无法平息的韵律，那便是组成《修普诺斯散记》的237个断片。它就像诗人的一本日记，当他彻底投身于普罗旺斯地区的抵抗运动，身处纳粹压迫的一切暴力与秘密战争的各类行动中。其中一些断片完全是对游击战的叙述，另一些则借助自觉和诗意的语言成为对那些迫切需要“重新定性”的人类之反思。《修普诺斯散记》，动人、纤瘦、悲壮、辉煌、谦逊。它由利刃组成。而夏尔本人，化名“亚历山大上尉”，藏身于普罗旺斯的灌木荒原，置身于石灰质的峭壁之间。他本人的隐匿并非那种文雅而怀旧的沉思，在假山瀑布边徘徊，好似那些因衰老或失势而远离帝王宫廷的上层文士；他在这遍布岩石而甚少水源的自然世界中的隐匿恰恰使他直面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纳粹杀害的绝对危险并生发绝不背叛自由、尊严与警醒的尖锐警觉。在夏尔身上，这一隐匿所具备的美学正是对所有人尊严的急救。
《愤怒与神秘》中的诗作是如此强劲有力，而《修普诺斯散记》可谓它的核心。它是关于决定性考验的一份日记，当时依然年轻的诗人从此进入并栖身于一种严峻而明亮的警觉中。诗人在斗争，常常直面死亡，藏匿行踪，继而参与那激起他反抗的恐怖惨剧和无比英勇的亲身战斗。《修普诺斯散记》里的诗歌视点，无论是关于具体事件还是哲学反思，都始终被一种戏剧性的冲动预先承载。而这种戏剧性的运动，在悲剧行为的意义上，在夏尔的日常生活和写作这些散记时都曾对他产生影响，并倚靠着一种涉及整个地中海世界的无比深入的人类学基座：这一地区的全部文明都倚靠着同一个初始神话，关于某个神明的创世行为，关于某个反抗英雄的冒犯，而正是这一反抗启动了人类的时间。这一宇宙起源时刻的发生，这一最初的闪电，这一根本性的决裂，正是地中海文明的奠基元素之一。最终那曾允许超现实主义者从无意识中生发出梦境力量的自动写作也依旧可以被理解成这种创世行为的重现，尽管它只涉及个体的无意识。我们知道查拉
与布勒东
将其运用于各处所带来的巨大影响。而夏尔却颂扬奠基行为闪光的一瞬。所以在他所有的作品中，他特别钟爱闪电的寓言。
在夏尔的诗歌中译出这一宇宙起源能量的流溢，指明了我们地中海文明的人类学基座中最深沉的元素之一。而这一元素在中华文化由汉语组成的感性世界的庞大的人类学基座中并不经常得到激发。因为这个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充分人文化的伦理文明并不需要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中最根本的功能：作为人格榜样对社会中每一个人的言行加以规范和引导。我必须说，我与张博先生为了尽可能理解《愤怒与神秘》中的创世冲动这一根本要素而进行的无数交流是如此热烈动人，而夏尔的断片式史诗一定能给予汉语世界新的启示。
勒内·夏尔居住在离我的住处四五座山之外。我的陋室坐落在一个古老的市镇中，一座严峻的高山下，就如同夏尔住所上方矗立着强力而厚重的旺图山一样。我所生活的山谷与山峰在抵抗运动时期同样极为活跃，毗邻夏尔曾经亲身战斗的沃克吕兹省。张博先生曾经数次来访，我们也曾在巴黎共同花费无数时光思索如何理解夏尔的诗句。最终我们得以理解夏尔那些时而口语性的表述和他对普罗旺斯方言词汇的独特用法。
不止于此。2014年4月，在共同阅读这部诗集的首章《唯一幸存的》的过程中，某天清晨，张博先生和我一同攀登了韦科尔山脉
海拔约两千米的高原。在一片白色碎石起伏的混沌中，我书写着我的诗篇。张博先生在阳光下睡着。不，他已全部观察完毕。他对我说，那个地方使他困惑，因为一切都如此死寂，甚至没有一丝绿意。的确，那里没有中国古诗中的山水，只有一片彻底瓦解的矿物沙漠，在地质时间中，在一条极慢的道路上走向其在本地或远方的沉积。山峦的形成还有待未来，但正是在这里希望孕育。张博先生仔细地听取了我的讲述，他充分理解了这片荒山的价值。然后他便以一种卓越的方式翻译了我的《渴望》组诗
和夏尔的《唯一幸存的》。2014年法国并不处于战争状态，也并不受到种族主义者致命的占领。但翻译过程找到了它的能量、它的流畅和它自身的光泽。翻译需要体验这些地域。这些石灰岩山脉，我居于其中，夏尔也曾生活在它的姐妹近旁。我知道，这些直抵山脉的漫长旅程，这些朝向顶峰的疲惫行走，这些对于阳光的长久等待，对于艰难的翻译过程收获其令人幸福的结果是如此必需。
在夏尔书写《愤怒与神秘》各章节的同时，他逐渐开始了他与画家朋友的联系。之后他大大发展了这一可以成为某种创造性对话的方式。不过我并不敢断定是否确实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对话。夏尔提出话题，然后画家行动。这一词语与画笔之间的相互接近带来了美。而中国古典文化的心灵则从充满寓意的山水画和寥寥数字的诗作中展现出来。一幅古典艺术的杰作，例如王维或苏轼的诗画作品，无论在作画或题诗时都使用着同一只手掌。一个以自然景观所呈现的文人化世界和一位完全融入自身精神状态的文人，二者的和谐在同一张宣纸上沉淀。而夏尔选择断片引起的炸裂和对和谐的分解，将他的画家同伴们树立在孤独线条的活跃表现内，独自站在曾被山崩刻下条纹的乱石山谷中。无论是夏尔的人生还是创作，他都保持着个体的独立与粗粝，因为他决不给予自己或任何人舒适安稳的栖居。而张博先生的中文翻译也正因此选择以这夏尔的方式，赋予自由最具活力的食粮。
2017年10月16日作于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