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以前了，我作为在场的家庭成员中最年轻的一个 ，参加我亲爱的姑姑简在温彻斯特大教堂的葬礼。如今我已步入暮年，总是被问起是否还能想起些有关她的逸事或者个性——曾经被遗忘或忽视了，可以挖掘出来满足那些自她去世后才出生的一代读者的好奇心。

其实她的一生相当贫乏，鲜有变化，也没什么大的波折扰乱她如水平静的人生轨迹。哪怕是世间的盛誉，可以说也是身后事了；她在世时，声名并未给她带来五光十色的生活。她的才华并没有引起其他作家的关注，或者使她跻身文学界，甚至不曾在任何程度上改变她隐默无闻的居家生活。

因此关于我这位姑姑的一生，我没有更详尽的材料可以提供，不过我对她的品性倒有着清晰的记忆，如果能勾画出来的话，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去了解这个极富创造力的头脑。正是这个头脑孕育了许多为我们所熟知的人物——达什伍德一家、贝内特一家、伯特伦一家、伍德豪斯一家、索普一家和默斯格罗夫一家 ——这些栩栩如生的人物伴着许多家庭度过炉火旁的时光，仿佛邻里一般熟悉和亲近。

很多读者都想知道，她创造的那些理想的主人公，个个品格高贵、有鉴赏力又温柔多情，这些品质是否源自作家自身的品性，她在生活中与人相处时是否也这般无二。这一点我确实可以做证，她笔下那些令人喜爱的主人公身上的优点，无一不是她本人性情温柔、情深义重的真实反映。

她离世时我仍年幼，但是儿时的记忆反而更为深刻。尽管50年的时光已消磨掉我的大半记忆，但我从不曾忘记，“简姑姑”是所有侄子侄女们的快乐源泉。在我们眼中，她的好并不是聪慧过人，更不是她声名在外；我们喜欢她是因为她善良、富有同情心，又幽默风趣。

对于她杰出的一生，我是一个活着的见证者，但我是否能为读者勾勒出一个朦胧的轮廓，让读者也能感受到这一切，对此，我有所疑虑也是合情合理的。不过，有几位现在还在世并熟悉她的人 的帮助，我无法拒绝去进行这个尝试。我愿意去做这件事并感到义不容辞，是考虑到虽然我能谈的不多，但在世的人中对她的了解能像我一样的，再也没有其他人了。

1775年12月16日，简·奥斯汀出生在汉普郡史蒂文顿的牧师住宅。她的父亲是牧师乔治·奥斯汀 ，他的家族很久以前就定居在肯特郡的滕特登和塞文欧克斯附近。我相信在17世纪早期，他们是布料商人 。哈斯特德 在他写的肯特郡的历史中曾谈到过：“布料生意由拥有大量土地的家族经营，威尔德地区的大部分土地几乎都属于他们。如今这些家族不仅拥有大片地产，晋升为士绅阶层，有的还被册封加爵，他们的祖先都是做布料生意起家的，如今这一产业已衰落至不为人知了。”奥斯汀家族是哈斯特德列出的上述家族之一，哈斯特德还提到，布商们“常被称为‘肯特的灰外套’，这个群体颇为人多势众，肯特郡选举时，谁能保障他们的利益得到他们的选票，基本上就能确定当选”。奥斯汀家族仍保留着这个渊源的标志，他们仆人的制服颜色介于浅蓝和白色之间，这种独特的颜色被称为“肯特灰”，肯特郡民兵的军装饰带也是这种颜色。

乔治·奥斯汀9岁前就父母双亡。他没有继承任何遗产，幸好他有一位善良的伯父弗朗西斯·奥斯汀，他是坦布里奇 当地一名成功的律师，也是后来住在基平顿的奥斯汀家的先祖。他有自己的孩子需要抚养，但依然慷慨地供养了成为孤儿的侄子。乔治在坦布里奇学校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获得了奖学金，得以进入牛津圣约翰学院，随后又获得了学院的研究员职位。1764年，他得到了两个教区牧师的职位，一个是位于汉普郡迪恩教区的职位，由他慷慨的伯父弗朗西斯为他买下；另一个是相邻教区史蒂文顿的职位，由当地领主、他的表亲奈特先生赠予。在当时的观念中，这两笔收入加在一起也不是个大数目，因为这两个村庄相隔不过1英里，人口加在一起也还不足300人。

同年，乔治·奥斯汀同牧师托马斯·利的小女儿卡桑德拉结婚。托马斯是住在沃里克郡的利家的一员，他还是万灵学院的教员，是学院管辖的哈珀斯登教区的牧师，这片教区挨着泰晤士河上的亨利镇。托马斯·利是西奥菲勒斯·利博士的弟弟，西奥菲勒斯生前在牛津可谓赫赫有名，他很长寿，活到了90岁，曾担任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 院长一职长达半个多世纪。他机言巧辩，远近闻名，比起他的作为更广为人知。双关语、俏皮话都是信手拈来，与人争辩时更是舌灿莲花；不过他一生中最大的玩笑莫过于他的寿命，他的长寿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他原是基督圣体学院 的教授，由于当时贝利奥尔学院内部无法达成共识，选出一个学院内部的成员当院长，最后便推选他来担任这一职务，有一部分原因是考虑到他身体虚弱，想来这一职位很快就能再空出来。

后来听说，他长期霸占着这个终身职位，成为学院委员会的噩梦，学院委员会因选了一位学院外的人当院长而遭到了报应。 我猜测，最近刚刚推倒的贝利奥尔学院通向主干道的前门，应该是修建于西奥菲勒斯在任期间，至少曾由他主持修缮过。因为前门檐口上最靠近三一学院大门的角落里有利家的家族纹章。不过这一历史印迹已不复存在，老前门遗址上最近新建起了一幢漂亮建筑，这正是所谓“铭刻于碑，碑铭谁记” 。

他的声名并不局限于学院内，很多人都知道他以睿智而有趣的言谈著称。斯瑞尔女士 曾在给约翰逊博士 的信中提到：“不知您是否认识利博士 ，他是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您不认为他精神矍铄、令人愉快吗？谁能相信他如今已有86岁高龄了！我还未听到过哪个双关语比这个更绝妙的：有一次有人告诉西奥菲勒斯，最近在枢密院的辩论中，财政大臣用力地拍打桌子，结果把桌子拍裂了。‘不，不，不！’西奥菲勒斯回答道，‘我可不信他能把桌子拍裂了，但是我相信他把议会搞分裂了是真的。’”

他的很多名言警句自然在家族中广为流传。他曾经去拜访一位以从不读书著称的先生，这位先生带他来到一个房间，从窗口可以俯瞰巴斯大道，当时那里是著名的景点，各个阶层的游客熙来攘往，这位先生扬扬自得地说：“看，博士，这就是我的书房。”西奥菲勒斯环顾四周，果然屋中一本书都没有，便回答道：“您的书房果真名副其实，先生，您定是知道蒲柏这样说过，‘人类最好的研究便是研究人类自身’。” 我父亲去牛津时曾有幸获邀，与这位大名鼎鼎的表亲吃了一顿饭。我父亲那时还是个初来乍到的大学新生，对于牛津的习俗尚不熟悉，他进门后正准备像脱掉大衣一样脱掉长袍，这位已年近八十的老者冷冷一笑：“年轻人，你不必把袍子脱下来，我们又不是要去决斗。”

他的幽默感直到临终都不曾减退，正应了蒲柏的另外一句话：“压倒一切的激情在死亡面前也不示弱。”在他过世的前三天，他得知一位老朋友新近结婚了，那人刚从长久的病痛中康复，据称全靠吃鸡蛋才好起来，人们逗趣说他是被怂恿着结了婚 。西奥菲勒斯立刻蹦出一句更胜一筹的俏皮话：“但愿那婚姻的枷锁架在他身上可轻着点。”这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在这位贝利奥尔学院的院长和他的侄孙女简·奥斯汀身上，以及家族中其他几位成员身上一脉相承，然而这到底是承袭自哪位祖上，我却无从知晓。

奥斯汀夫妇先是住在迪恩，1771年搬到了史蒂文顿，并在那里住了将近30年。他们新婚不久，就开始负责照管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著名的沃伦·黑斯廷斯 的儿子，在结婚前这个孩子就被托付给了奥斯汀先生，多半是受奥斯汀先生的姐姐汉考克太太所托，当时汉考克先生在印度为黑斯廷斯工作。格莱格先生在《黑斯廷斯传》一书 中曾提到，黑斯廷斯第一次婚姻的儿子乔治于1761年被送回英格兰接受教育，但他一直未能查明是谁获此信任承担了这个重要的使命，也不知道这个孩子后来的情况。根据家中一直以来的说法，我得知的是乔治因患了坏疽性咽炎很早就夭折了。奥斯汀太太对他的感情很深，视如己出，他的夭折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

大约是在那个时候，玛丽·罗素·米特福德 的祖父罗素博士正是相邻的阿什教区的牧师，因此，这两位著名女作家的长辈必定相互熟识。

鉴于我所讲述的事距今已有百余年，必然要触及这100年间社会习俗和风尚的流变，这其中的变迁还是值得一谈。或许涉及的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就像时间的陈酿给红酒注入独特的风味一样，时光也赋予了这些琐碎小事一定的重要性。哪怕是描写居家生活的最平淡的文章，但凡是从长期埋没中被重新挖掘出来的，如今读来也自有意趣；尽管我们的祖辈可能并不比我们当下日常里的言行更睿智或文雅，但我们对于他们到底说过什么做过什么，依然充满天生的好奇。

我们这一代人或许很难意识到，现在生活中的诸多必不可少的便利，对于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而言是多么不可想象。现在迪恩和史蒂文顿之间早已修了平坦的大道，跟最好的税卡公路一样好，但在1771年奥斯汀家从迪恩搬往史蒂文顿时，那里还只是一条大车道，路面到处都是深浅不一的车辙，轻便马车无法通行。奥斯汀太太当时身体抱恙，在这段旅途中只好躺在四轮货车里，四轮货车拉着他们的家当，最上面为她铺了一个羽毛褥垫，下面又垫了些柔软的物什。在那时，遇到有葬礼或者婚礼这类事情，人们经常要提前用铁锨和镢头把坑坑洼洼的路面填平，这些道路平日里很少跑载人的马车。那时候很多上等人士所使用的语言也比我们想象的更粗鄙无知。

有一次，奥斯汀家的邻居、一位拥有许多田地的乡绅，来询问奥斯汀先生的观点：“你知道的事情多，你来说说看，到底是巴黎在法国，还是法国在巴黎？我老婆一直在和我争论这件事。”还是这位先生，有一次跟家人讲他听到牧师同他太太之间的谈话：奥斯汀太太回答她丈夫时赌咒说——这时他的女儿打断了他，说奥斯汀太太从来都不赌咒发誓。他回答道：“贝蒂，你干吗又无缘无故打断我呢？这哪儿跟哪儿啊，你知道的，这只是我讲故事的方式。”最近，一位知名作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他声称200年前神职人员的素质还不如世俗之人。如果是将偏僻地方的牧师同那些出入议会、在乡郡呼风唤雨、混迹于伦敦的上流社会人士相比，这样说自然是没错的；但是，若是将牧师们同他们日常往来的稍低阶层的士绅相比，那么这句话就站不住脚了。公平而论，也本应该这样比较才对。

那些鲜少离家、出门最远不过到本郡镇上的小地主，他们数量不少，自成一个阶层，其中无论是拥有数千亩田产的乡绅，还是耕种世代承袭的一两百亩土地的自耕农，都已算得上是当地教区里贵族一般的人物了。但是就教养仪态而言，这一阶层的素质与他们之上的阶层相比，其差距要远远大于现在任何两位绅士之间的差异。这是因为在文明进程中，虽然每个阶层都会进步，但在下层社会中，其改善尤为显著。这便是社会所谓“整平”的过程，下层社会“镀金”之后，向上层社会靠拢。

在《哈姆雷特》中，哈姆雷特“觉得这三年来”，“庄稼汉的脚趾头已经挨近朝廷贵人的脚后跟” ，这多半是莎士比亚对自己那个时代的讽刺；但它的确揭示了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进步中的社会都适用的准则。我相信，一个世纪以前，在大多数乡村教区里，任何革新都起始于牧师；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位牧师恰好是位绅士和学者的话，那么他会发现自己在学识教养和举止谈吐上要远远高于教区里的主要居民，从而作为有修养的表率，成为当地众星捧月般的人物。

无论是青年时代的奥斯汀先生，还是步入老年的他，都算得上相貌堂堂。他在牛津供职时，就被称作“帅气的学监”；在巴斯，那时他已70岁高龄，但凭着深邃的五官和满头的银发还是备受瞩目。作为一名优秀的学者，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的辅导下进入了大学，他还负责教育其他几个子女，同时他也收学生来补贴家用。

简身上集中体现的某些特质都可以在奥斯汀太太身上找到源头，这些特质同样也被其他几个兄弟姐妹继承。奥斯汀太太兼备敏锐的判断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她常用短诗或警句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诙谐，一针见血，有时是诉诸文字，有时在言谈中便出口成章。利家许多人都很长寿，她也一样。她在晚年一直忍受病痛的折磨，但她不仅坚忍还乐观开朗。有一次她对我说：“亲爱的，我就在沙发上，你离开时我在这儿，回来时我还在这儿。有时候我想，上帝一定是已经把我给忘了；但我敢说，等他方便的时候，自会来接我走的。”1827年她在查顿去世，并安葬在本地，享年88岁。

对于简·奥斯汀来说，家庭占据了她的大部分生活，相对来说，外面的世界就变得微不足道了，因此简单介绍一下她的兄弟姐妹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她平日里想着念着的总是他们，更何况他们中有几位职业和性格或多或少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影响——虽然我并不情愿在公众面前暴露太多家庭隐私。

她最年长的哥哥詹姆斯，也就是我的父亲，年轻时在牛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读书。他曾创办并经营过一本叫《闲者》的期刊，这本期刊的模式大致与《旁观者》及其后继者相仿，但内容大多与学院有关。 他后来很少谈起年轻时的这项成就，谈到时也总是轻描淡写，其实他有权利吹嘘这项成就，无论那些文章价值几何，那确实是他有生以来写过的最好的作品了。他饱读诗书，遍览英国文学，品味高雅，无论是创作散文还是诗歌，他都乐在其中。他比简大十余岁，我相信他一直在引导她的阅读，并帮助她确立阅读品味，在这方面对她起到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简·奥斯汀的二哥 爱德华，很早就被表亲奈特先生收养，自幼和家人分离，一直住在肯特郡的高德默厦庄园或者汉普郡的查顿大宅。爱德华后来继承了奈特先生的产业和姓氏。虽然童年时期很少和家人在一起 ，但后来爱德华和兄弟姐妹们走得很近，简对这位兄长感情很深，也很关爱他的孩子。爱德华·奥斯汀·奈特先生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对家人不仅宠溺关爱，而且他为人风趣、性格活泼，很招年轻人的喜欢。

她的三哥亨利，颇善言辞，继承了父亲积极乐观的性格。他是一个有趣的伙伴，但不太有常性，所以同他的兄弟相比，自然就没什么成就。 他到中年时才成为一名牧师，在简的一封书信中曾提到他的布道。他一度住在伦敦，帮助简打理出版事务。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英国海军的光辉岁月，她最年幼的两个兄弟，弗朗西斯和查尔斯 均在海军服役。在那个时期，像两兄弟这样一直漂泊在海上的军官，没经过大风大浪的历练几乎是不可能的。自然，他们一直奋战在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凭借所取得的胜利，一步步获得晋升。他们两个都成为海军上将，统领的旗舰游遍远洋。

弗朗西斯于1865年去世，享年93岁，生前事业达至巅峰，被授予巴斯勋位大十字勋章骑士称号，曾任英国海军舰队司令。他性格坚韧，认为责任感是最重要的，律人律己皆是如此。因此，他是一个厉行纪律的人；而他作为虔诚的信徒，一向坚守戒律，从不赌咒发誓，也不允许别人在他面前赌咒发誓，这在当时那个时代是十分难得的。曾有一次，他的舰艇停泊在一个海边小镇，人们发现他在教堂祷告，称他为“跪在教堂里的军官”，不过这有幸已成为军队中的惯例，现在并不稀奇了。

查尔斯多在护卫舰或小型军舰上服役，执行诸如封锁港口、驱迫敌方船只靠岸、护卫炮舰这类任务，时不时能从被俘的敌舰上缴获不多的财物。有一次，他在外执行任务7年没有回国。晚年他指挥柏勒洛丰号，参与了1840年对圣让·德·阿卡的轰炸行动 。1850年，他以黑斯廷斯号为旗舰，统率驻扎在东印度和中国基地的海军舰队。英缅战争 爆发后，他为了登陆伊洛瓦底江的浅滩河域，将旗舰换成一艘小型蒸汽舰艇，在舰上不幸染上霍乱而去世，享年74岁。他的性情像他的姐姐简，脾气好，情深义重，因此深受爱戴，不仅是家人，他手下的官兵也无不热爱他。

在他弥留之际陪伴在他身边的下属写下了这段话：“我们的好上将，总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赢得了所有人的爱戴。甚至在同病魔抗争时，依然恪尽职守，统领着这片海域上的大不列颠舰队。他的去世使整个舰队陷入悲恸。当我发现他故去的那一刻，不禁痛哭失声。”印度总督达尔豪西阁下也发表悼文：“这位伟大的海军上将拥有坚韧不拔的品质，在如此高龄又饱经病痛折磨下，仍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之上，因公殉职，赢得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钦佩和尊重。”

这两个兄弟的事迹讲得比其他人都多，是因为他们二人功勋显赫的职业生涯，正是简·奥斯汀偏爱海军的根源所在，也是由此她才能对这一领域的描写信手拈来、细节准确。她一直都很谨慎，不涉入自己完全不熟悉的领域。她从未触及过政治、法律或医学这类主题，有些胆大妄为的小说家总是乐于挑战这类主题，不过他们多半以此为夸耀而非忠于事实。而简·奥斯汀对于舰艇和船员的事则熟悉得多，至少她有两个可信任的兄弟可以帮她纠正。我相信，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中描写的有关海军的内容没有任何错误。

不过在兄弟姐妹中，与简最亲密的莫过于比她大3岁的姐姐卡桑德拉了。她们之间的姐妹之情很难有人超越。或许对于简来说，这种感情是出于一个孩子对温柔的长姐自然而生的尊崇。这种感情一直未变，无论是她思想成熟后，抑或是声名渐起时，她还总是说卡桑德拉比自己更聪慧、更优秀。童年时，卡桑德拉被送到拉图雷勒夫人开办的寄宿学校，这所学校位于雷丁的弗贝瑞里，简也跟着一起去了 。那时她年龄还没有大到可以接受那里的教育，只是因为若是没跟在姐姐身边，她就开心不起来；她母亲发现，“就是卡桑德拉要把自己的头砍下来，简也会毫不犹豫地跟着做”。这种依恋从未中断，也从未减弱。她们住在一个屋檐下，共用一间卧室，直至死亡将她们分离。

但在性格上，她们并不完全相像。卡桑德拉的性情更为冷静理智；她总是审慎的，有很好的判断力，但她鲜少流露感情，也不如简开朗。家里人常说，卡桑德拉的优点是总能控制住脾气，而简的快乐则来自于脾气从不受控制。当《理智与情感》问世的时候，一些人多少了解奥斯汀家的事，都猜达什伍德家的两姐妹就是取材于作者本人和姐姐卡桑德拉；但事实并非如此。卡桑德拉的个性或许与埃莉诺的“理智”大体相称，但简的个性与玛丽安的“感性”却没什么共通之处。简写作《理智与情感》时尚不足20岁，作为那个年纪的年轻小姐就能如此敏锐地洞察到玛丽安·达什伍德的缺点，自然不会被这样的缺点所支配。

这个家庭是个小圈子，不过4个兄弟成家立业后不断扩大着这个家庭，使这个小圈子慢慢变大。简·奥斯汀在其中寻找到快乐，履行着义务，满足了兴趣，到她生命的后10年，简很少再踏出这个小圈子接触外面的社会了。这个圈子里有那么多令人愉快、富有魅力的家庭成员，使得他们过于依赖彼此而与世隔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能看到彼此身上有许多优点，每个人都值得爱与尊重，乃至敬仰。他们谈论各种各样的事情，充满活力，从不为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因为家里没有人好争辩爱吵架。总而言之，家庭成员之间感情深厚，相互支持，除了死亡，没有可以分裂他们的力量。毋庸置疑，这同样影响了简·奥斯汀的创作，在她的故事里，一个家庭就能构建起一个舞台，故事总是围绕着少数几个人物展开。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她的社交圈子并不大，但是她在与邻里的交往中一样能发现优雅的品味和高尚的思想。事实上，她的社交圈子就是她笔下角色所在的社会阶层，从议员或领主，到世家出身的年轻副牧师或更年轻的海军候补少尉。我认为，奥斯汀早年的社会关系对她的影响可以在她的写作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主要体现在两点：首先，她一点也不庸俗，然而她的很多小说都体现出令人反感的庸俗，一些角色沉溺于财富地位的浮华不可自拔，好像这些小说的作者从未拥有过财富和地位。其次，她在小说中很少描绘那些身份极低或身份极高的人物。她所描写的人物层次最低的也不过是像《理智与情感》里的两位斯蒂尔小姐、《爱玛》中的埃尔顿太太和《诺桑觉寺》里的约翰·索普，这种人品味粗俗、没有教养，不时也会混入上流社会；她笔下从没有像达尔布莱夫人 所写的布朗顿一家、杜布斯特先生和他的朋友汤姆·希克斯一类的人，而达尔布莱夫人向来依靠这种角色为故事增添风味，拿他们同其他有教养的角色形成鲜明的对比。 hjyhOraBF/EF+rL6WL3teJ9GeFtne0WH8JgO7HCXv9HfnMrhf3R7VNgNKK5Kz30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