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像简·奥斯汀这样的作家，声誉渐起的过程如此缓慢。时下的读者都知道她在文学史中的地位。他们都曾听说过惠特利主教 对她作品的评论，以及麦考利勋爵 对达尔布莱夫人作品的评论，知道简·奥斯汀何以能跻身一流作家之列，在真实地刻画人物方面，她何以被认为是最接近大师莎士比亚的一类作家。由于这些权威的论断，公众理所当然将她置于这样一个地位，虽然不属于顶尖天才之列，但在英国文学的圣坛上自有她一席之地。现在人们恐怕很难相信她的作品在刚问世时受到冷遇，当时也鲜少有读者能理解她作品的特别价值。

偶尔会有朋友或邻居，碰巧了解到我们与作者的亲属关系，会出于礼貌表示一下对《理智与情感》或《傲慢与偏见》适度的赞赏。可如果他们知道，我们暗自将她和达尔布莱夫人或埃奇沃思小姐，还有其他一些现在很少有人再记得的那个时代的作家相提并论，他们一定会认为这家人自负得可笑。

对于大众来说，她的作品显得平淡而沉闷 ，不擅长多姿多彩的描绘，故事情节不够跌宕起伏，缺乏趣味。听说有越来越多重量级的评论者做出与大众不同的评价，着实令我们兴奋：我们被告知，一些伟大的政治家和杰出的诗人给予这些作品很高的褒奖；我们愿意相信，这些作品被最有判断力的头脑所喜爱，并用贺拉斯的话来安慰自己，“只要有地位的人赞赏我就够了” 。下面的例子也是这种情况，我认识的人中最有才华的一位先生 ，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但实际上颇为郑重，他私下里新设了一个标准，看一个人能否理解奥斯汀小姐的价值，来考量他的才能。

尽管我们不时收集到一些此类宝贵的评价，但在大众品味统治的普通读者市场上，无论是从声誉还是收益上，她都没有得到丰厚的回报。她的回报不像快速收获的麦田，而像缓慢生长的树木，要延续到下一代才能收获。她第一次尝试出版作品便受到了挫折。1797年11月，她父亲给卡德尔先生 写了下面这封信。

史蒂文顿，靠近奥弗顿，汉普郡，
1797年11月1日

先生：

我手头有一部小说手稿，共有3卷，长度相当于伯尼小姐的《埃维莉娜》 。我很明白一部像这样的作品首次发表，有一位像您这样受人尊重的出版商是多么重要。因此，若是您能告知是否愿意出版；如果作者自费出版要花费多少；或者在您读过之后要是能认可这部作品，又愿意支付多少来购买这部作品的版权，我将感激不尽。如果您感兴趣，我可以将这部作品寄给您。

您谦恭的仆人，
乔治·奥斯汀

这一提议被回信拒绝了！这部被彻底拒绝的作品多半是《傲慢与偏见》。

《诺桑觉寺》遭遇的命运则更加屈辱。这部作品于1803年以10英镑的价格卖给了巴斯的一位出版商，但它遭受冷遇，出版商宁肯承受最初的损失，也不愿再冒风险花费更多将它出版。 《诺桑觉寺》在她的抽屉里默默无闻地躺了很多年，就像《威弗利》的第一章和旧渔具一起被遗忘在司各特的柜子里一样。 蒂尔尼一家、索普一家和莫兰一家 显然注定要被永远遗忘了！但在简·奥斯汀出版了4部作品之后，逐渐获得的成功令她对自己产生了信心，她想要收回这部早年作品的版权。她的一个兄弟替她去谈判，发现这位出版商十分愿意拿回自己的钱，将版权拱手相让。等到交易完成钱已付清，她的兄弟得意地告诉这位出版商，被他如此轻忽的这部作品是《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所著。

我认为简·奥斯汀本人并没有因早年受挫而郁郁不得志。她写作是为了自娱自乐。有收入当然受欢迎，但平静的居家生活开销不大，金钱对她来说并不急需。最重要的是她生性快乐容易满足，而且为人谦逊；她对自己的权利看得很轻，当她收到《理智与情感》150英镑的销售收益时，她认为这真是一笔很大数目的酬劳，因为写作不需要任何金钱投入。 当然，这并不代表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文才优于同时代的一些作家，他们的声誉仅仅是昙花一现。以下内容摘自她的两封信，从中可以看出她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学作品中的荒谬之处，一如她对现实中人的荒谬同样敏感。

我已经把C先生的意见加入我的意见簿 ，不过鉴于这个意见簿只针对《曼斯菲尔德庄园》，所以我很幸运有借口把D先生的意见拒之门外了。以后等我一有空儿，我再写一部跟《自控》 一样的小说，来重塑在他心目中的价值吧。我会写得比它更好。我的女主人公可不只会沿着美洲的河流独自一人顺流而下。她将一人一舟横跨大西洋；直抵格雷夫森德 。

我们的图书社弄来一本《罗珊》 ，这本书跟你形容的差不多；写得很好，很有技巧，但是沉闷乏味。霍金斯太太的过人之处在于严肃题材。里面有一些关于宗教的对话和思考非常有趣，但在轻松一点的话题上，我觉得她落入窠臼，有诸多谬论；而对于爱情，她的女主人公的感情实在滑稽。整个故事中有太多情节不切实际。你还记得最后才出场的两位奥姆斯登小姐吗？太平淡，也太不自然了。我倒是相当喜欢科萨夫人。

《评论季刊》上刊登了两篇评论她作品的文章。一篇发表于1815年10月，另一篇在她去世3年后，发表于1821年1月。后一篇文章据称出自惠特利，也就是后来的都柏林大主教的笔下。 这两篇文章给予她作品的褒奖有厚薄之分，我以为这显示出其作者的能力有高低之别。前一篇给予了一定的赞赏，但后一篇表达了热烈的倾慕之意。人们很难满意前一篇作者的评论水平，对于《理智与情感》他不谈其中对一众人物的生动描写，反而宣称：“整部作品的趣味和价值全部在于姐姐的行为！”

而他评论《傲慢与偏见》时也不够公允，说伊丽莎白对达西感情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他的豪宅和产业。但这两位评论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否欣赏小说中对日常的描写和可笑角色的塑造。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区别几乎上升至针锋相对，就如同报刊上的平行专栏一样，当某些作家或政治家持相反观点时，便将他们的观点在相互对照的专栏中公示。

1815年的那位评论者说：

这些作品的缺点在于作者有心为之的琐碎细节。那些愚蠢可笑、头脑简单的人物，比如老伍德豪斯和贝茨小姐，首次登场确实荒唐可笑，可要是总安排他们出场或是花太多笔墨来描写，他们在小说中就会像在现实中一样令人厌烦。

1821年的那位评论者反而挑出这些可笑角色，将其视为作者才能的独特体现，并宣称，在这方面作者体现出的体察人性的才能，连莎士比亚也很难超越。这是他的原话：

和他（莎士比亚）一样，她刻画愚蠢角色和刻画明智角色同样高明；这一才能远超侪辈。要写出一段智慧又诙谐的对话，必然要求作者本人风趣又有学识；但是要构思言之无物的对话，一个傻瓜作家可无法描绘好傻瓜；许多作家尽管能刻画好优秀的人物，却在描写较为平庸的人物时失败了，而这些人物对于展现真实可信的现实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往往他们为我们描绘的只是抽象了的愚蠢，却忽视了一叶之上虫豸也迥异，在经验丰富的博物学者眼中，它们的区别就像狮子和大象一样大。莎士比亚笔下的斯兰德、夏禄和艾古契克尽管都是傻瓜，但他们之间的差别如理查、麦克白和恺撒 彼此间一样迥异；而奥斯汀小姐 笔下的贝内特太太、拉什沃思先生和贝茨小姐也并不比达西、奈特利和埃德蒙·伯特伦之间更相似。

有人抱怨说她笔下的这些蠢人太过真实，以致令人厌倦。品味问题我们不去争论，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评论者（不管他们是否在表面上认同公认的观点）肯定觉得《温莎的风流娘们》和《第十二夜》 也让人厌倦；而那些懂得欣赏威尔基 或荷兰画派的人，必定承认杰出的模仿能赋予现实中无趣的或讨人厌的事物以魅力。她细致入微的刻画也被人质疑，但是就算这些细节描写在读的时候有些沉闷，我们也不能武断地说这就是缺点，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节是不是一部杰作所必不可少的成分。要是没有了这些细节，就不可能令读者如此全面地了解这些角色，从而由衷地对他们感兴趣。

就像找个人来让他删去《伊利亚特》 或者莎士比亚戏剧中那些无关紧要或无趣的片段（我们也很难判断哪些部分最好别删掉，姑且就摒弃全部）；然后他会发现留下的部分肯定连之前一半的魅力都没有了。我们相信，有些作者在作品中从不说废话，除了具有绝对独立价值的内容之外一概不涉及，这种一丝不苟反而削弱了作品的感染力。他们这样做就如同把果树上的叶子全部摘掉，以为叶子没什么用处，这样一来便可确保营养全部供给果实，但实际上这么做反而使果实不能成熟并美味。

我认为，后一位作者的观点得到了世间的普遍认同，但要是就这两位评论者的分歧下个定论，全然推翻前一位作者的评论，认为其不可信，也不公平。事实上，在这两篇评论前后刊发的5年间，许多文学大师阅读了简·奥斯汀的作品，并且反复阅读。这期间大众读者的品味也在逐渐改变，并“被读物影响着品味不断成长”。简·奥斯汀的小说是那种经得起反复阅读的作品，越读越喜欢而不是越读越乏味，因此很有可能是这样，两位作者的评论代表了各自那个时期读者的主流观点。

自那时起，赞赏简·奥斯汀作品的言论一直在增加，并几乎得到了一致认可。这些作品经常被当作典范引用；同时也没有失去它们最初获得的特别认可，最有智慧的头脑依然对它们赞赏有加。在下一章里我冒昧地收录了一些出自权威人士的褒奖之词。 qtZdrEwU3edg81PM2TItMVe1KBYja9XMsl9dkYfFsKHL2+oJGI0HL0iG+2j6tr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