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奥斯汀在有生之年一直彻底远离文学界：她和同时代的作家既无书信往来，也无私人交往。简似乎从未与才华或名气和自己相当的人有过交集；所以她的才能不曾因与有识之士的思想碰撞而获得提升，她也不曾从这类人的偶然建议中汲取灵感。无论她创作了什么，都是名副其实的个人创作。即使在她人生的最后两三年，公众给予她作品的评价越来越高，她的交际圈也没有因此扩大。甚至她的名字都很少为读者所知，名字以外的事就更无人知晓。我怀疑是否还能想到哪个著名的作家能像她这样彻底地隐没无闻。

我想不出来有谁像她这样，但与她相反的例子倒是不少。范妮·伯尼 ，就是后来的达尔布莱夫人，她早年便受到约翰逊博士 的赏识，成为斯瑞尔太太 和约书亚·雷诺兹爵士 的座上宾，被引荐给当时的文人学者。安娜·苏厄德在利奇菲尔德 组建了自己的“圣坛”，若不是她坚信诗歌爱好者都虔诚地仰慕她，她本会非常痛苦吧。乔安娜·贝利 和玛丽亚·埃奇沃思 确实不爱引人注目；她们更爱和自己家里人在一起，贝利和她的兄弟姐妹住在汉普斯特德的乡间住宅，埃奇沃思则更是远在爱尔兰；但声名尾随其后，而且她们还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最喜欢的通信对象。克雷布 平日里默默无闻地待在乡下教区，但偶尔造访伦敦，会在荷兰府 用餐，人们将他和坎贝尔 、摩尔 、罗杰斯 相提并论；在一次重大的纪念活动中，克雷布应司各特之邀造访爱丁堡，尽情观赏了为取悦乔治四世而大肆操办的庆典盛况。

就是那些离群索居的伟大作家们，在湖区的群山之间也是彼此相偕。他们虽然极少抛头露面，但其思想结晶却盛行于世，因此人们专造了一个新词，以“湖畔诗人” 相称。夏洛蒂·勃朗特 的大部分人生都是在与世隔绝的穷乡僻壤中度过的，与此相比，史蒂文顿和查顿算得上是乐土了；但她个人得到的关注却是简·奥斯汀从未拥有过的。夏洛蒂·勃朗特到伦敦拜访她的出版商时，她的出版商专门为她邀请来各色文人墨客与她见面：她还荣幸地获得了萨克雷 的特别青睐；一次在威利斯屋 ，夏洛蒂不得不羞涩颤抖着穿过一群王公贵妇们，他们纷纷驻足只为一睹《简·爱》作者的芳容。

米特福德小姐同样安守在“我们的村子” ，将时间和才能都倾注在照顾父亲上，虽然这位父亲配不上这样的付出；但米特福德小姐并非默默无闻。她凭借其创作的悲剧闻名于伦敦。在米特福德小姐的众多通信者中，米尔曼和塔尔福德 位列其中，她凭借其作品进入了许多本不会吸纳她的社交圈。许多人因为米特福德小姐的作品而仰慕她，还因为米特福德小姐曾经将生活中的奥斯汀小姐和作为小说作者的奥斯汀小姐联系在一起。几年前，一位绅士造访温彻斯特大教堂，希望能看看奥斯汀小姐的墓地。 教堂司事指给他看，并问道：“先生，不知是否能请您告诉我这位女士有何特别之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都想知道她葬在哪里？”她生前，大部分人都和这位司事一样不知她为何许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女士有何特别之处”。

直到她临终前不久，在她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面世之际，她才获得了有生以来唯一一次高度关注；这关注之所以重要，也只是因为它是来自上层人物的关注，而并不是给她的名声带来多大增长。事情是这样的：1815年秋，她的哥哥亨利得了很严重的热病，她到汉斯广场亨利的住所去照看他康复。 为亨利看病的医生也是摄政王 的医生之一。那个时候，她已经不再试图隐姓埋名了，虽然还是未将名字印到书封上 ，但要想知道的人还是能够轻易获知作者的名字；这位热心的医生意识到护理他的病人的女士就是《傲慢与偏见》的作者。

因此，那位医生告诉她，摄政王是她的小说的狂热读者；他经常读她的小说，而且在每个住所都放了一套她的作品；医生觉得理应将这一消息告知摄政王——奥斯汀小姐正在伦敦，现在摄政王已委派卡尔顿宫 的图书管理员克拉克先生 来迎候她。第二天克拉克先生如约而至，邀请她去卡尔顿宫，并说应摄政王的指示他将带领她参观宫内的图书馆及其他部分，并尽可能满足她的任何要求。理所当然，她接受了邀请，参观卡尔顿宫时，克拉克先生转达了摄政王的嘱托，称今后奥斯汀小姐如果再出版新的小说，她尽可以题献给摄政王。当时《爱玛》正在付印，因此这本书便随即题献给了摄政王。

克拉克先生是旅行家、矿物学家克拉克博士的兄弟，奥特主教曾为克拉克博士作传。 简发现克拉克先生不仅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还非常仰慕她的才华；虽然从下面的信中可以看出，克拉克先生并没有清楚意识到她能力的局限，以及适合这些能力发挥的领域。下面便是她和克拉克先生之间的通信。

在得到摄政王的口头许诺后，她还是担心自己会错意，于是给克拉克先生写了下面这封信：

1815年11月15日

先生：

我斗胆向您请教一个问题。上周一在卡尔顿宫荣幸地领受您的款待时，您提到在今后的作品中我尽可以做主把作品题献给摄政王殿下，不需要再请求应准。以上这些是您所说的，起码我是这样理解的；不过我为此感到惶恐不安，不确定这意图为何，因此恳请您好心告知，我该如何理解这份恩准，我是否必须将现在正付印的作品题献给摄政王殿下以示我之荣幸；我既不愿被认为是自作主张鲁莽冒失，也不想显得不知恩图报。

下面便是克拉克先生亲切的回信，附带里面的提议令收信人多少有些惊讶：

卡尔顿宫，1815年11月16日

亲爱的女士：

当然您不必觉得有责任必须将正要出版的作品题献给摄政王殿下；不过如果您现在或是将来的任何时候希望以此方式向摄政王致敬，我都乐于予您准许，而您都不必困扰或再提出请求。

您近来的作品，女士，体现了非凡的创造力和至高无上的准则，尤其是《曼斯菲尔德庄园》。在每一部新作中，都可看出您的思想闪现出更为强大的力量和敏锐的判断力。摄政王读过您所有的作品，每一部都喜欢。

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感谢您的作品给我带来的欢乐。每每沉浸于您的作品时，我都常有冲动提笔写下这些感谢的话。我还曾想，亲爱的女士，请您允许我提出个请求，在今后的作品中能否描绘一下一位牧师的生活习惯、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这位牧师旅居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就像贝蒂的游吟诗人 那样——

欢愉时沉静，热情却羞怯，

外表矜持看似忧伤；

他放声大笑，却无人理解。

在我看来，无论是哥尔德斯密斯，还是拉方丹在他“色彩斑斓的画面”中 ，都没有刻画好英国牧师这个形象，至少没有刻画过当代牧师，热爱并致力于文学的，爱挑战自我却从不与人为敌 。亲爱的女士，请求您认真考虑一下吧。

永远值得您信任的，真诚的，
敬仰的，您忠实而感恩的仆人，
图书管理员，J.S.克拉克

下面这封回信中，可以看到《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持不同的看法，自忖无法胜任这一嘱托，写出像贝蒂笔下的吟游诗人那样热情的当代牧师：

12月11日

尊敬的先生，

我的小说《爱玛》即将面世，我觉得应该告知您。请放心，我并没有忘记您好心的建议，在书正式出版前先送一本到卡尔顿宫。出版商默里先生向我承诺，会有一本呈致殿下，由您签收，比正式上市提前3天。借此机会我想要感谢您，尊敬的先生，感谢您对我其他作品所给予的高度评价。我太过虚荣，因此并不想说服您，您的赞誉超出了它们的价值。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第四部作品不要抹杀了前面作品的好处。但在这点上，据我自己的判断，我必须承认，无论我多么希望《爱玛》获得成功，总有个念头挥之不去，那就是对于喜欢《傲慢与偏见》的读者来说，《爱玛》会显得比较无趣，而对于喜欢《曼斯菲尔德庄园》的读者，《爱玛》又会显得没那么理智。

尽管这本书拥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我还是希望您能好心接受它。默里先生会按照指示也给您送去一本。我感到非常荣幸，您认为我有能力刻画出您在11月16日的信中描绘出的牧师形象。但是我向您保证我真的没有这个能力。这个角色的喜剧性也许我能够实现，但是他的优秀品质，他的热情追求，他的文学造诣，我却写不出来。这样一个人的谈吐必定经常涉及科学与哲学，而我对这些领域却一无所知；或者起码经常会引经据典，而身为女性，像我这样只懂自己的母语，又读书不多，实在无从下笔。要成功塑造出您的这位牧师，接受过古典教育，或者广泛涉猎古往今来的英语文学作品，在我看来是不可或缺的；在所有敢以作家自居的女性中，我敢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是最才疏学浅、孤陋寡闻的。

请相信我，敬爱的先生，
您感恩的、忠实的、谦卑的仆人，
简·奥斯汀

不过克拉克先生并不气馁，又提出了另一项建议。那时他刚被任命为利奥波德王子的随身牧师和私人英文秘书，利奥波德王子即将迎娶夏洛特公主 ；克拉克先生再一次写信来，为上一次送致摄政王的《爱玛》转达殿下亲切的谢意，在信中他建议“描绘科堡家族的历史传奇应该会很有意思”，还可以恰当的方式题献给利奥波德王子。这就好像要求威廉·罗斯爵士 去画大型的战争场面；简多半认为这个提议荒唐可笑，并在下面这封信中郑重其事地予以拒绝，读来甚是有趣：

查顿，近奥尔顿，1816年4月1日

尊敬的先生：

收到摄政王的感谢，令我备感荣幸，并非常感谢您能给予《爱玛》如此评价。汉斯广场那边也转来一份正式的致谢信。请相信我，对于信中亲切的致辞我满怀感激，希望我的沉默被认为是，也确实是出于不愿用无聊的道谢去侵占您的时间。我衷心祝福您，无论您是凭借自身的才能和潜心文学的造诣跻身于有趣的环境，还是得到摄政王的恩宠。我希望您最近的任命只是未来步步高升的一个踏板。在我看来，为皇室服务就是得到再高的回报也不为过，因为这种工作肯定要让您在时间和情感上做出巨大牺牲。

您亲切地给予我指点，建议我当下可以写些什么，我很明白一部以萨克森·科堡家族为背景的历史传奇，肯定要比我笔下的乡村居家生活更受欢迎，也会收益颇丰。但是我写不了传奇故事，就像我写不了叙事史诗一样。除非是为了救自己的性命，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理由能让我正襟危坐去写一部严肃的历史传奇；要是我必须一直保持严肃，不能取笑一下自己或者别人，我相信还没写完第一章我就会吊死自己了。不，我必须保持自己的风格，只能走自己的路；即使在这条路上我不会再成功，我确信自己也注定会在其他道路上失败。

尊敬的先生，我永远都是您
万分感激的和真诚的朋友，
J.奥斯汀

克拉克先生本应想起智者说过这样的警句，“不要试图改变河流的走向” 。如果你偏要改变自然形成的河道，强迫河流按照人工挖掘的河道流淌，河流原本的优美将不复存在。

它的路程倘使顺流无阻，

它会在光润的石子上奏出甜美乐章，

轻吻过莎草每一株，

继续前行它的巡礼之路：

穿越沟壑万千它不再徜徉，

奔往心之所向。

所有创作虚构作品的作家，但凡有足够的天赋能开创出独属于自己的道路的，都会抵制干扰他们走自己道路的任何企图。没有哪两个作家会像简·奥斯汀和夏洛蒂·勃朗特这样大相径庭，以至于勃朗特小姐就是不能理解为何简会获得偏爱，并坦言她本人“绝不愿意和她（简·奥斯汀）笔下的绅士淑女们一起生活，住在优雅但压抑的大房子里”；不过每个作家在这方面都是一样的，都会抵制别人干涉自己天赋的写作风格。一位善意的批评者提醒勃朗特小姐不要太过于戏剧化，并冒昧地举出奥斯汀小姐的作品作为范例，勃朗特小姐这样回信道 ：

无论我何时开始写另一本书，我想我都不会写出你所称为情节剧 的东西。我是这样认为的，当然我也不确定。我还认为，我可以接受您的劝告，尽量尝试用奥斯汀小姐那种“温和的目光”写出更多的作品，并更加有节制，不过对此我还是不确定。当一个作家写得最好的时候，或者起码是写得最流畅的时候，一种力量会被唤醒，并开始支配他们——这种力量自行其是——作者只是听命于它的主张，写出某些语句，坚持如此使用——无论它们天生是激烈还是温和的——塑造新的角色，设置意想不到的情节转折，拒绝深思熟虑的即成观点，突然闪现出新的灵感并加以采用。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应该和这种力量对抗吗？我们真的有能力对抗吗？

简·奥斯汀用打趣揶揄的方式来格挡外界对她创作自由的干涉，夏洛蒂·勃朗特用慷慨陈词来申诉同样的主张，维护自己天赋的个性独立，这是不同作家的共同特点。

然而对简来说，她得到的各种关于她应该写什么的主题建议，虽然不见得派上用场，却非常有趣。她留下的手稿中有一篇名为《集合各方意见所作的一部小说大纲》 。手稿上在页边空白处标记着提供意见的人的姓名，和他们提供的建议一一对应。

女主人公是一位牧师的女儿，这位阅历丰富的牧师厌倦了尘世繁华，退隐归乡，谋得一个副牧师的职位，靠自己不多的一点财产为生。他是人们能想象到的最优秀的男人，无论性格、脾气还是举止都完美无瑕，没有任何缺点和怪癖，年复一年和女儿相依为命，是最令女儿快乐的伙伴。女主人公个性完美，外表美丽动人，并且多才多艺。小说以父女二人的对话展开，这是一段长篇对话，语言优美，语调肃穆端庄。在女儿的恳求下，父亲向她讲述了自己的过往。

第一卷的大部分都是父亲的叙述。内容除了他是如何遇到她的母亲并相爱而后结婚的，还包括父亲当年作为随军教士出海，受命于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一位皇亲贵戚；以及他后来进入宫廷，卷入许多微妙的事态，并在最后写到他对于废除什一税 的支持意见……以此为开端，接下来的故事包含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历险。父亲堪称教区牧师的典范，潜心钻研文学；但女主人公和父亲从未在一个地方待过半个月：他不得不擅离职守，因为总是有一些肆无忌惮又残酷无情的年轻人因为爱慕女主人公而不择手段。他们刚在欧洲的一个地方落脚，就被迫离开，逃到另一个地方，总是在结识新交后，又被迫分离。这种情节设置便于展现形形色色的人物。场景总是从一群人转换到另一群人，这些角色都黑白分明，好人在所有方面都无可挑剔；只有坏人才有缺点和怪癖，而且无一不是邪恶堕落、臭名昭著、毫无人性可言。

在女主人公生涯的早期，她就遇到了男主人公：他当然是完美至极，只是太过矜持，没有向女主人公表达爱慕。无论女主人公走到哪儿，总会有人爱上她，不断地向她提出求婚，关于婚事女主人公全权听从父亲的意见，并且气愤于每个求婚者都没有先去征得父亲的同意。女主人公经常被头号坏人劫走，但总会被父亲或男主人公救回。她经常为生活所迫而不得不自食其力，靠自己的才艺赚钱养活自己和父亲 ；总是受骗，被雇主剥削；渐渐形销骨立，不时有被饿死的危险。

最后，父女二人被迫离开文明社会，无处安身，连最简陋的村舍都将他们拒之门外，他们只好来到堪察加半岛 。此时可怜的父亲已经油尽灯枯，自觉将不久于人世，他倒在地上，花了四五个小时叮嘱不幸的女儿，又是温和的建议又是慈祥的规劝，最后抒发了一下对文学的热情，中间又对掌控什一税的权贵抨击了一番，这才撒手人寰。女主角一度伤心欲绝，后来辗转挣扎返回故土，途中从头号坏人手中侥幸逃脱了至少20次。终于在最后关头，女主人公和坏人擦肩而过，一头撞进男主人公的怀抱，男主人公刚好抛却了以前困扰他的顾虑，在这紧要关头正要出发去找她。这下真相大白，结局甜蜜又圆满，他们幸福地结合在一起。整个故事中，女主人公都身处最高雅的上流社会，气派非凡。

这部传记初版面世后，阿尔伯马尔街上的默里先生好心抄录了一份以下这些信件并寄给了我，这些信件是简·奥斯汀写给他父亲的，当时他的父亲正忙于出版《爱玛》。信中逐步增加的友好态度，显示出作者感到自己的利益得到了恰当的维护，并很高兴遇到了一个可以当作朋友的出版商。

她的哥哥刚写信给默里先生，抗议印刷商的延宕：

汉斯广场23号，（1815年）11月23日，星期四

先生：

上周一我兄长写过信，但看来没什么结果，恐怕我自己写信来询问也很难有什么效果；但印刷商的拖延实在令我失望和恼怒，所以忍不住来恳请告知，是不是有可能令他们加快速度。这本书本应在这个月底印刷完成，现在看来，以这个速度下个月底也很难完工；12月初我就要离开伦敦，因此再不能耽搁下去了。要是印刷商知道这部作品是应准题献给摄政王殿下的，他们有没有可能加快进度按时完工呢？您要是能督促一下此事的进程，我会非常高兴。送还您借给我兄长的《滑铁卢》 ，我兄长一并致以谢意。我们近来听到许多司各特对于巴黎的评论 。要是您手头有已经打开的这本书，而且没有答应出借给别人，可否借给我们一读？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小心保管。

您永远的惶恐谦卑的伙伴，
J.奥斯汀

汉斯广场，（1815年）12月11日

尊敬的先生：

我发现《爱玛》的广告说最早下周六就要上市，我想最好别再浪费时间，将没解决的问题赶紧落实下来，这样做也只会占用您很少的一点时间。

首先，我请您理解，我列出了一些事项交您决定，这些出版事务全凭您的经验来决策，请您按照您认为最快的方式实现，为出版做好准备。只要您认为是最好的，全凭您定夺。标题页要印上“爱玛，应准题献给摄政王殿下”。我还有个特别的要求，在小说正式上市前提前两三天将一本成书呈致摄政王殿下。书要注明寄给卡尔顿宫的图书管理员J.S.克拉克牧师。我另附上一张名单，书上市后还要劳烦您给上面的每个人寄一本；所有这些都不需要封装，请在首页写上“作者奉上”。

另奉还您借阅给我的这些书，并致以诚挚的感谢，这些对我帮助很大。请您相信，您费心为我提供的方便和娱乐，我都铭记在心。另外寄回已经为再版进行了校订的《曼斯菲尔德庄园》，我相信我已尽我所能。我会在汉斯广场一直待到16日。从16日开始写给我的信请寄至查顿，奥尔顿，汉普郡。

尊敬的先生，
您永远的忠诚谦卑的仆人，
J.奥斯汀

附言： 希望您能好心写张便条交由送信人，告知我呈致摄政王殿下的书哪天能准备好。

汉斯广场，（1815年）12月11日

尊敬的先生：

我非常感谢您所做的一切，非常高兴得知所有的事宜都安排妥当，令双方满意。至于我对标题页的想法，只是出于无知而兴起的念头，我从没注意过题献所应在的位置。感谢您给我的纠正。我最不希望见到这种事情最后出现任何差错。我很高兴有您这样一位朋友，将我从自己的粗心大意中拯救出来，免于产生不良后果。

尊敬的先生，
您忠诚的、谦卑的，
J.奥斯汀

查顿，1816年4月1日

尊敬的先生：

奉还《评论季刊》并致以感谢。作为《爱玛》的作者，我以为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她在本文中所受到的待遇，只除了文中全然忽视了《曼斯菲尔德庄园》。既然《爱玛》的评论者如此睿智，多半是他认为这不值一提，对此我只能表示遗憾。 您应该会很高兴听到，我收到了来自摄政王殿下的致谢，感谢我送去的《爱玛》非常精致。无论他对我的这部作品评价如何，您的功绩毋庸置疑。

鉴于亨利埃塔街近来发生的变故 ，我不得不请求您在今后任何时候要写信给我，麻烦您直接邮寄给我（简·奥斯汀小姐），地址是查顿，近奥尔顿；体积大的包裹则可以通过科利尔的南安普敦邮车寄到同样的地址。

尊敬的先生，
您永远的、忠诚的，
J.奥斯汀

以下信件大概写自同一时期，是莫利伯爵夫人 和《爱玛》的作者之间的通信往来。我不知道她们之间是否有任何私交，也不知这种礼仪上的往来是如何开始的。

下面是莫利伯爵夫人写给简·奥斯汀小姐的信：

萨尔特伦，（1815年）12月27日

女士：

我一直以来迫切地想要结识“爱玛”，非常感激您好心记起我，给予我这种快乐，能早一步认识她。我对伍德豪斯一家已经非常熟悉，他们带给我的快乐不亚于贝内特一家、伯特伦一家、诺里斯等，以及所有他们令人喜爱的前辈。 任何赞美之词都难以表达我对他们的喜爱。

夫人，
您满怀感激的，
F.莫利

下面是简·奥斯汀小姐写给莫利伯爵夫人的信：

1815年12月31日

夫人：

非常荣幸地收到您的短函，请接受我的感谢，并感谢您以善良的天性接纳了《爱玛》。我现在还不确定《爱玛》能否得到外界的认同，因此能这么早就得到来自高贵的夫人您的认同，对我来说实在是特别欣慰。这鼓舞了我，鉴于《爱玛》的“前辈”都广受好评，我应该相信我并没有像大多数作者或迟或早的那样，写得越多就写得越差。

夫人，
您感恩的、忠诚的仆人，
J.奥斯汀 87MsnIbMLaNXhPQLaXtpEiL2uQ/hjgOXMxKjk2AtRtMTFINTVL/KtL6pWleftM6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