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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范围内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一些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这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
从长周期看，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以来，全球经济由过去长期的缓慢增长，跃上了较快增长的台阶，全球生产率，无论是劳动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显著攀升，成为推动全球增长的关键动力。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和以电力为代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影响深远，对全球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长达数十年甚至超过百年。例如，第二次工业革命不但带来了各类电器和电力设备，以及内燃机和汽车、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更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企业大规模生产、城市向郊区扩张等都应运而生。第三次工业革命始于20世纪50年代，包括核能、航天、电子计算机、遗传生物学等广泛领域，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电子计算机、互联网的发明和广泛应用，使过去二三十年全球生产率都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一方面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而另一方面根据传统统计方式计算的全球生产率却明显减速，不但增速低于历史均值，而且持续时间较长。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从短期看，生产率减速拖累了全球GDP增速，是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艰难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全球生产率减速有可能是一种长期趋势，将大大降低全球经济中长期的增长水平。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就是以上观点的典型代表。因此，有必要对近年来全球生产率的变化情况，新一轮产业革命与生产率的关系，未来生产率变化趋势等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
经济学中，生产率是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或者说是产出与投入的比率。如果相同的投入获得了更多的产出，则说明生产率提升了。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用到了生产率的概念，前者通常是指一国产出与资源投入的比率，是一个供给侧的概念，后者通常是指一个企业产出与资源投入的比率。本文所指的均为宏观经济的生产率。生产率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其中最重要的是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产出与劳动投入量之比，它一般取决于以下因素：一是生产者人均的资本存量，如生产者拥有的机器设备数量；二是生产者人均的资源存量，如生产者拥有的土地、矿产等；三是生产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或生产者技能，如生产者的教育程度、培训时间和生产经验；四是技术知识，包括设备先进性、生产模式创新、管理水平等诸多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则是产出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也就是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量不变时，产出仍能增加的部分，它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效率改善和规模经济等，因此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影响，在计算方式上，它可以用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余值计算。
更重要的是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取决于生产者人均所拥有的资本、资源、技能、知识的增长，例如当人均拥有的机器设备增加、劳动者技能提升、社会技术知识进步时，劳动生产率就会增加。在现代经济中，人均资本存量每年都在不断增加，劳动者受教育程度也不断提高，仅此两个因素一般就可以保证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若加上技术知识进步的因素，劳动生产率应该出现更高的增长，而技术进步通常可以由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因此从理论上看，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该是一个普遍现象。
工业革命以来出现劳动生产率负增长，也就是单位劳动产出下降，是非常罕见的现象，特别是持续时间较长的负增长就更为严重，这意味着人均资本存量、平均受教育程度、技术进步三个主要因素至少有一个发生了明显的下降。下面的统计数据和分析表明，在采用传统统计方法的情况下，十余年来，全球范围内不但生产率增速持续下滑，而且金融危机后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
目前，国际上关于全球和国别的生产率研究多引用世界大企业联合会（The Conference Board）的分析结果。其数据有几大特点：一是涵盖了全球大多数经济体，共包括123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对主要经济体进行了分组归类，如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二是有较长的时间序列，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数据从1990年开始，劳动生产率数据更可以上溯到1950年，这有助于进行长周期分析；三是对生产率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类，除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外，对劳动力、资本两个要素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细分，其中劳动力分为数量增长和质量增长，资本分为ICT 行业资本和非 ICT 行业资本，前者大致可以看出计算机和互联网行业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鉴于该套数据的这些优点，它被广泛用于各国生产率的比较。但是这套数据也有一些不足，例如劳动生产率只有各国数据，并没有分组归类；又如，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数据开始时间较晚（1990年开始）甚至缺失，因此在必要时部分数据要通过其他渠道（如国际劳工组织等）获取。
我们分析了典型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变化。其中，发达国家选取了G7（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发展中国家选取了金砖五国（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印尼、越南、墨西哥。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有统计数据以来（为简便起见，以下均称史上），各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起伏波动较大，但从5年平均的趋势线看，大多数发达国家在波动中逐渐走低。进入21世纪以来，呈现四大特点。
一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纷纷进入史上的最低区间，大多数国家出现了最低值。例如美国2011年增长率为历史第三低，5年平均增长率在2013年创出史上最低值；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在2008年以后都出现了史上年度最低值。
二是多数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速都低于2%。从5年平均增速看，德国从2000年、加拿大从2001年、法国从2003年、日本从2004年、英国从2005年、美国从2006年相继跌入2%以下的低增长区间，而意大利更是早在1996年就跌入2%以下，甚至在2007—2010年间连续出现了负增长。不过韩国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例外，其劳动生产率平均值虽也逐年下行，但一直都高于2%。发达国家低于2%的增速，与20世纪60—70年代的4%甚至更高的增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是本轮劳动生产率下降持续时间很长，而且各国基本是单边下行趋势，没有出现连续两年以上的回升。例如，美国史上最长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减速期是1963—1979年，一共16年，期间还有短期反弹，但美国这一轮下降开始于2002年，目前已超过15年，逼近史上最长时期。其他国家减速持续时间更长，例如法国始于1984年、日本始于1989年、德国始于1993年、意大利始于1995年、加拿大始于1999年、澳大利亚始于2000年。2014年以来，这些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在很低水平上趋于稳定，英国、美国的生产率出现过一定小幅回升，但整体尚看不到劳动生产率触底反弹的迹象。
四是不同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原来并不同步，但本轮减速趋势大致同步。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变化并不同步，与发达国家情形有很大差别。目前国际上关于生产率减速的论断主要针对的是发达经济体。
一是各国劳动生产率分化严重，走势很不相同。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两类。一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例如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速虽有所放缓，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6%以上，印度则前低后高，2004年以来一直超过5%，越南则呈“U形”变化，2012年以后也一直在5%以上，它们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高的增长率。印尼进入21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增速逐渐走高，2010年以来基本保持在4%左右。但另一部分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速很低，近年来甚至出现负增长，例如巴西增长率呈“倒U”变化，2009年掉头向下，2014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南非在2008年以后一直下降，2013年以后一直是负增长，俄罗斯则从2005年超过6%的水平掉头向下，2015年起出现了负增长。墨西哥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2%以下，21世纪基本呈“U形”变化，2008—2010年出现负增长后，劳动生产率增速有所反弹。
二是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生产率变化基本同步。从变化趋势看，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劳动生产率均在2008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此后逐渐下滑，到目前尚未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其变化趋势与大多数发达国家基本相同。但越南、印尼、墨西哥等国家劳动生产率走势非常不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它们影响不大，而且近年来生产率增速普遍上扬。
三是部分发展中国家劳动生产率负增长比较严重。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一轮巴西、南非、俄罗斯等国劳动生产率负增长不但时间较长，而且程度较深，例如，巴西2016年、2017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和-1.7%。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人均资本存量和受教育程度都会稳定增长，通过模仿先进国家也容易取得技术进步，因此理应出现比发达国家更高的生产率增长，但实际上这些国家却出现了负增长。
部分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如图5-1～5-17所示。
图5-1 美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2 日本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3 德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4 英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5 法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6 意大利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7 加拿大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8 澳大利亚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9 韩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0 中国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1 印度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2 俄罗斯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3 巴西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4 南非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5 越南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6 墨西哥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图5-17 印尼劳动生产率变化和趋势
劳动生产率变化，一方面与技术进步有关，它可以用全要素生产率TFP反映，另一方面也与劳动者素质、人均资本存量等有关，它可以用劳动生产率与TFP的差额反映。如果该差额比较稳定，则劳动生产率变化主要取决于技术进步的变化。为此，我们计算了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见图5-18），并从中发现一些特点。
图5-18 1990年以来全球生产率增长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从图5-18可以看出，除个别年份外，1990年以来全球经济主要经历了三个周期，第一个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裂，第二个是2002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第三个是2009年至今。在这三个周期中，经济增长率、劳动生产率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同向波动，其中经济增长率最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其次、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低，这符合前面的理论解释。
表5-1列出了21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计算了两者的差额。从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TFP变化很大，最高时达到1.5%（2004年），最低时为-2.4%（2009年），同时TFP与劳动生产率变化高度一致。而从差额看，最低值是1.5%（2001年），最高值是2.7%（2010年），变化幅度远小于TFP。这意味着，影响劳动生产率的人均资本存量、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仍稳步增长，对劳动生产率增长有较大的正向贡献，而TFP生产率，也就是广义的技术进步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表5-1 2000年以来全球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如图5-19所示，从TFP增长率看，金融危机初期的2008年和2009年，分别出现了-1.0%和-2.4%较大幅度的下降，此后在2010年和2011年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2012年之后又出现了停滞和下降，尤其是2015年和2016年，连续出现-0.7%和-0.5%的下滑。据此测算，2016年的TFP仅相当于2007年的96.9%，远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从5年平均的TFP看，1990年以来基本经历了一个周期，即从1990年到2005年经历了一个上升周期，最高值达到1.1%，此后经历了一个下降周期，2007年之后近10年的时间基本处于负增长的状态。2008—2016年全球年均TFP增长为-0.4%，与1999—2007年TFP0.9%的增长率形成对比，但与20世纪90年代前期全球生产率下降相比，这次程度较小。
图5-19 1990年以来TFP变化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最初几年，美国、欧洲、日本三大发达经济体 TFP 增长差异较大，但2014年后三大经济体差异缩小、变化趋同。2009年，美国TFP仅下降0.3个百分点，而欧洲四大国、日本降幅都超过3.5个百分点，德国甚至达到-5.0%。2010—2014年，各发达国家TFP波动较大。2015年开始，各发达国家TFP增长趋于一致，最高值与最低值差距不过1个百分点。整体来看， 2008—2016年，韩国TFP出现了0.4%的年均正增长，在发达国家中表现最好，其次是日本TFP年均零增长，再次是美国、德国TFP年均下降0.1%，而其他国家年均降幅均超过0.5%，如图5-20和表5-2所示。
图5-20 2008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表5-2 2008年以来主要发达国家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如图5-21和表5-3所示，国际金融危机后，发展中经济体TFP差异很大，一部分国家TFP增长明显高于发达国家，但另一部分国家TFP则出现较大的负增长。这与劳动生产率变化大体相同。
中国TFP虽然也出现减速，增速由2007年的8.2%大幅下降到2008年的4.1%，但此后各年TFP增速比较平稳，一直在3.3%以上，2008—2016年平均增速高达4%，不但是全球主要大国中TFP最高的，而且变化比较平稳，在全球经济中明显是“一枝独秀”。印度仅次于中国在发展中经济体中位列第二，其TFP除2012年为负增长外，其余年份均为正增长，2008—2016年年均增速为1.4%，更重要的是，印度TFP增速自2012年开始稳步上升，2016年为2.4%，仅比中国低1个百分点，而2011年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印度TFP增速低于中国约3个百分点。印尼TFP波动较小，年均增速为0.6%，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较高水平。
其他发展中经济体TFP波动较大且整体下降。其中，巴西年均下降1.7%，降幅最大，降幅最大发生在2015年前后而非金融危机前后。南非和墨西哥TFP均出现多年的负增长，年均分别下降1.3%和1.2%。越南虽然年均下降0.3%，但下降主要发生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近年来 TFP 掉头向上，保持了一定的正增长。
图5-21 2008年以来主要发展中国家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表5-3 2008年以来主要发展中国家TFP增长率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大企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对GDP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解，即劳动力数量的贡献、劳动力质量的贡献（如教育培训等）、新兴产业投资的贡献、非信息产业投资的贡献，以及TFP的贡献。为剔除金融危机对GDP影响因素的短期冲击，我们计算了2012—2016年发展中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GDP增长的影响因素，从中得到几点重要结论。
一是近年来多数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数量型增长，是依靠传统要素投入增加取得的，也就是劳动力和非信息产业投资增长所带动的，中国、印度、南非、俄罗斯的要素数量增长占GDP的比重（贡献度）分别为35%、61%、154%和186%，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分别为71%、65%、77%、61%、62%、36%、 82%，可见大部分国家增长都是依赖于要素投入增加。二是一些内化于要素的质量增长，主要是劳动力质量和新兴产业投资，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大部分国家都不到1/3。三是相当部分国家TFP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很低甚至为负，如巴西、南非、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韩国的TFP贡献率均为负值，拖累了经济增长，巴西的TFP贡献率甚至为-3.0%，不但完全抵消而且超过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因此可以认为，近年来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主要是由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所致。当然，中国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在2012—2016年中国年均7.5%的增长中，TFP的贡献率高达3.4%，对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5%，是大国中唯一以增长质量为主的国家，如图5-22和图5-23所示。
图5-22 金砖国家GDP增长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图5-23 主要发达经济体GDP贡献因素分解
（资料来源：美国大企业联合会。）
理论上，新产业革命有助于提升生产率尤其是全要素生产率。但上述分析表明，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生产率持续减速，另一方面新一轮全球科技产业革命迅速展开，两者背道而驰形成了悖论。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虽与原有统计方法低估生产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目前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尚处于发展初期，并不足以引领全球生产率增长回到较高轨道。从未来看，新产业革命一旦进入成熟阶段，将大大提升全球生产率，全球生产率长期减速的判断并不成立。
从全球范围看，这一轮全球生产率减速，开始于2005年，2005—2008年是下降幅度最大的时期，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生产率在较低的水平上变得相对平缓。当然，金融危机对生产率也生产了一些短期影响，例如危机后企业破产或减少投资，不但会导致人均资本存量增速下降，也会削减人均研发投入等，这都会引发生产率增速的下降。但从表5-1最后一行“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TFP增速差额”来看，2008—2015年一直保持在2%以上，其平均水平甚至高于2000—2007年的平均值，这意味着，金融危机导致的投资下降等并不是影响生产率减速的主要原因。
生产率作为产出与投入的比值，当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出现，经济发展模式出现巨大变化，新经济、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等不断涌现时，若沿用原有的统计方法，可能会对生产率低估或高估。
从产出看，一是新经济产生了很多新兴服务业，一方面服务业本身“无形”的特征决定了其比制造业更难统计，2000年代中期美国、中国等国家对GDP的调整主要就是向上调整了服务业增加值；另一方面很多新兴服务业，如知识经济、数字化经济等，并不能被传统统计方法归类，因此统计时可能被遗漏。二是新经济一些模式，如互联网搜索、电子邮件服务、云盘存储等，很多为免费使用，很难纳入GDP统计。三是新经济的一些服务采取非货币化交易，如跨城市共享房屋、共享汽车等，交易双方在相互使用对方服务时，往往不用货币结算，无法被传统GDP所统计。四是新经济的生产或服务方式趋于小型化、碎片化，如分享住房、分享汽车等的主体往往是个人，而传统统计往往以大中型企业为主，小微企业和个人服务提供者很难包括进来。因此，现有统计不但会低估新经济的GDP，而且更会低估新经济创造的经济福利。国内外统计学者也普遍承认，传统统计方法对新经济统计存在不足，例如OECD、欧盟统计局等认为，新经济出现造成GDP统计的遗漏和增速低估。
从投入看，新经济导致一些新行业、新业态的就业者没有纳入正规的劳动力统计范围，如灵活就业、兼职就业等，这导致统计上减少了实际的劳动力数量。
综合看来，虽然新经济的产出和投入在传统统计方式下都会低估，但对产出影响更大，因此在新一轮科技革命背景下，劳动生产率增速会出现一定程度的低估。由于全要素生产率采取余额方法计算，产出低估程度比劳动贡献率低估程度更大，因此也必然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低估。
虽然统计会低估新经济下的生产率，但不能完全解释生产率的下降。例如，中国等新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比新经济发展较慢的发达国家生产率降幅较小，这说明新经济至少有部分被纳入GDP统计。本文认为，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特征，导致其对生产率增长的推动作用尚未得到发挥。
从历史经验看，历次工业革命也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如果没有出现新的工业革命，原有工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逐渐减少甚至消失。前三次产业革命都出现重大技术变革，陆续催生出一大批新产业，大大提升了社会经济运行效率，可以在较长时间保持较高的生产率；另一方面，历次工业革命具有接续性，即原有工业革命效应还未明显递减时，新的工业革命已蓬勃展开，因此没有出现明显的生产率下降周期。例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计算机技术、分子生物学等技术为代表，其中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在20世纪50—70年代发展迅速，但80年代后明显递减，因此在80年代全球生产率增长进入阶段性低谷期，但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和产业的迅速兴起，1990年代开始全球经济又进入了一个以IT革命为代表、长达十余年的新增长期，全球生产率重新上升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IT 革命在第三次产业革命中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时间最长、效果最明显，除形成了一批新产业外，也极大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例如使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成为可能，大大推动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近年来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同样是IT革命的产物。但是，自2000年代中期开始，IT革命乃至第三次产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开始递减，而新产业革命尚不能弥补IT作用递减的缺口。
这一轮产业革命涉及领域非常广泛，包括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机器人、人工智能、虚拟现实、3D打印、无人驾驶、页岩气等，虽然在多个领域都取得了进展，但新经济到目前为止仍是零散化的，各领域间没有形成协同放大效应，单一领域的影响深度和广度都相对有限，更没有出现可以引领经济社会全局变革的重大技术突破。反观过去的工业革命，机器、电力、计算机等新发现、新原理、新技术可以渗透应用到很多领域，在很长的时间内不断催生出一大批新产业，对人类社会产生全面深远影响，甚至影响到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例如，电气革命是以电磁电力理论为基础，陆续发明出电动机、电灯、电话以及各类工业和家用电器，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彻底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方式，其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长达数十年。即使在新一轮产业革命中被寄予厚望、渗透面较广的新能源技术，其重要性和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也远远不能和电力发明相提并论。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目前新产业革命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商业模式创新带来的。共享经济等商业模式创新主要根据商业需求导向对现有技术进行集成创新，相比技术创新，商业创新门槛低、难度小、见效快、易模仿，但在提升生产率的强度和持续性方面都不及技术创新。但在技术创新方面，目前不少关键技术和发明，例如人工智能、储能技术、癌症治疗、可回收火箭等，仍处于孕育阶段、没有取得关键突破，尚未发挥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而另一些技术，如智能制造、互联网+等则处于产业导入期，对生产率提升作用也不显著。
过去三次产业革命，一般都以重大理论发现为基础，以原始创新和重大技术发明为前提，逐渐形成一系列的新产业，是主要由供给端引领的产业革命。而这次产业革命，到目前为止，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现有技术的集成运用和商业模式创新，是主要由需求侧引发的产业革命。在现代科学历经数百年快速发展后的今天，重大理论发现越来越困难，目前除在生命科学等少数领域外，不大可能再出现过去二三百年那样量级的重大理论突破，因此新产业革命将不以重大理论发现为源头，而更多地依靠科技创新和商业创新。新产业革命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方式也与过去大不相同，可能由少数重大技术突破对生产率的广泛支撑作用，转变为大量技术和商业创新对生产率的持续支撑作用。
一方面，对生产率提升作用将更多依靠创新数量而非创新强度，虽然大多数创新活动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小于过去，但“多点突破”决定创新领域大大增加，这些领域加总和相互作用后，仍会大大提升生产率。当然，也会产生一些对生产率有较大提升作用、影响广泛的创新，如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它们将完全改变甚至颠覆现有制造模式。另一方面，提升生产率的周期普遍缩短，由于过去的经验积累和信息化、全球化进程加快，创新向产业的转化速度、产业的生命周期、创新在国际间的模仿复制过程都加快，这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提升各国乃至全球生产率，但生产率也会更快递减，以国内共享单车发展为例，从最初出现到市场基本饱和大约只有两年时间。因此，新产业革命背景下要想保持生产率增长稳定，必须要有持续的创新作为支撑。
很多新经济是新业态、新模式而非新产业，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原有经济活动的替代，并没有形成过去产业革命巨大的创造效应。例如，新能源汽车主要改变的是传统燃油汽车的动力方式，一方面不会像汽车诞生后带来的大规模公路建设，运输效率大大提高，城市规模扩大等巨大的创造效应，另一方面还会取代传统汽车和加油站等。新经济其他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如电子商务替代传统贸易，网上商城替代传统零售商店，共享汽车替代出租车等。这些新经济虽然提高了效率，但考虑到对原有经济的替代和“挤出”，其净创造效应往往小于预期，对生产率的净提升作用也不明显。
部分发展中国家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可以分解为两个来源。一是开放引发的生产率提升，包括引入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等要素，以及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学习过程，近年来越南等开放程度扩大、引入外部资源较多的国家，主要依靠这种方式提高生产率，与新产业革命关系不大。另一个是通过发展新经济提高生产率，而这往往又依托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优势，例如原有经营和消费模式未定型，有助于推广网上商城等新经济模式；再如，在新商业模式创新方面，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但前者人口众多，既有广阔市场又能降低成本，有助于新经济进行试验。我国就是典型的例证，在电子商务、网上商城、移动支付等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传统模式根深蒂固，新经济的替代效应会影响原有的利益格局和生产消费习惯，甚至出现创造性毁灭，因此发展难度反而大于新兴国家。
从未来发展看，新一轮产业革命进入成熟期，很可能将全球生产率拉入工业革命以来的平均值，大部分国家的生产率将触底回升，由减速转为上升，甚至增速可能超过前三次产业革命。这主要可以通过三个途径实现：一是互联网+，特别是互联网+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复杂化，降低制造业成本，增强制造业的及时响应能力，从而大大提高传统制造业的效率；二是可能出现一些引领全局的技术和产业变革，特别是如果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被广泛使用，不但工人、店员、快递员、司机等普通工作被机器人替代，像翻译、医生、记者、经理、研发等知识创造型工作也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整个社会的生产、消费、分配体系将出现空前变化，甚至边际递减等经济理论也要改写，这种变革的能级和冲击不亚于前三次工业革命；三是目前多个领域都处于重大技术变革的前夜，如生命科学、储能技术、量子通信等，它们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同时取得技术突破、广泛应用并进入成熟期，加之不同技术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会带来生产率提升。
在新一轮产业科技革命中，中国面临重大发展机遇，有望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为此应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争取新产业、新技术、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取得突破，引领全球生产率增长。
目前中国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共享汽车等很多新业态和新商业模式方面已经引领全球。未来，一方面要大力支持这些新商业模式出口到国际市场，包括发达国家市场，推动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另一方面，国内要继续发挥市场机制在促进商务模式创新方面的积极作用，减少政府不必要的限制和干预，激发企业家创新才能，推动形成更多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商业模式。
在新技术、新产业方面，目前中国在基础研究、产业基础、成果产业化等关键环节都与发达国家有不小差距，在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中不占优势。未来一是要加强政府的作用，扩大基础研究、公共技术平台等投入，紧跟前沿学科前沿理论；二是支持企业的研发和技术投入，吸引更多资源投入研发和创新活动；三是调整对外开放政策，借鉴高铁发展成功经验，一方面对国内市场进行适当保护，为新技术提供广阔的市场需求空间，另一方面积极在国际市场上引进技术、智力等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