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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三轨并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对于提升我国产业、货币、制度等的国际竞争力，形成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应坚持“三轨并进”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点放在“中国轨”建设，推动我国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跟跑并跑者向并跑领跑者转变。
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逐步形成传统机制、新兴机制和“中国轨”三轨并进的格局。
“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形成美元为主导，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三大支柱的传统治理机制，时至今日仍是全球经济治理的主要机制。改革开放后至国际金融危机前，我国在该机制中处于参与者和融入者的地位，主要是学习和接受世界贸易组织代表的国际贸易投资规则，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代表的国际货币规则。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跃升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国际力量对比也发生深刻变化，我国在这一机制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主要体现为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增强，具体表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投票权增加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
成员国的份额认缴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主要来源，也是成员国在基金组织中投票权的决定因素。2005年9月，基金组织启动份额和治理改革，以适应各国经济力量变化的形势，解决一些国家代表性不足的问题。第一轮改革（2006—2008年）主要为中国、韩国、墨西哥和土耳其等四个代表性严重不足的国家进行特别增资。第二轮改革（2008—2010年）为包括我国在内的54个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进行特别增资。通过这两轮增资，我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增加49.6%，占基金组织份额的比重从2.98%升至4%，增加1.02个百分点；投票权比重从2.93%升至3.81%，增加0.88个百分点。2010年12月，基金组织启动自成立以来的第十四次常规份额审查，提出份额和治理改革一揽子计划，该计划于2016年1月正式生效。通过这次改革，基金组织份额翻了一番，从2385 亿特别提款权增至4770亿特别提款权；从代表性过度的国家向代表性不足的国家转移超过6%的份额 。我国成为这次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占基金组织份额的比重从4%进一步升至6.41%，投票权比重从3.81%进一步升至6.09%，成为基金组织中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份额和投票权所有者。
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启动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关键一步。2015年跨境人民币贸易额达到7.23万亿元的峰值，2016年人民币跨境投资额达2.46万亿元。截至2016年年末，各国央行持有人民币资产规模为845.1亿美元，占已分配外汇储备余额的1.07%，人民币在全球储备货币中位列第七。2016年10月人民币正式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SDR货币篮子，权重为10.92%，在篮子五种货币中次于美元和欧元，高于日元和英镑，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不过，2016年我国外贸大幅负增长，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剧，相关部门对走出去真实性合规性审核趋严等因素叠加，人民币跨境贸易和投资额出现较大幅度回落，离岸市场人民币存款也明显减少，人民币国际化正处于调整和恢复中。
近十几年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积极参与并推动形成一些重要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对全球经济治理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最核心的就是二十国集团成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主平台。我国在这些新兴机制中已经处于并跑领跑者的位置，特别是通过主办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系统提出关于全球经济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和金砖国家合作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国际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取代七国集团，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也是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的重要论坛，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机制。2016年的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是近年来我国主办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国际峰会。我国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在这次峰会上，我国首次全面阐释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始于2006年的金砖国家合作，是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具有重要影响的五个新兴大国形成的多边合作机制，是南南合作最重要的机制之一，也是新兴市场国家对全球经济治理问题进行集体发声的最重要机制之一。2017年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是我国主办的又一次重大主场外交。此次会晤重申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达成一系列共识，为金砖合作未来发展规划了蓝图、指明了方向。通过此次会晤，我国推动形成诸多开创性成果，包括建立“金砖+”的合作模式，与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建立广泛的伙伴关系，在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基础上达成深化经贸合作的一系列协议等，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机制化、实心化，开启了金砖合作的第二个“金色十年”。
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核心，自由贸易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为两翼的国际经济合作体系，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中国轨”已初步成型。
政策沟通。与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联盟、东盟提出的互联互通总体规划、哈萨克斯坦提出的“光明之路”等多个战略进行对接或协调，与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
设施联通。推进与周边互联互通，形成“中欧班列”国际运输大通道，累计开行近7000列；推进印尼雅万高铁、匈塞铁路、中老铁路等标志性合作工程建设；参与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境外支点港口建设。
贸易畅通。2014—2016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
资金融通。以亚投行、丝路基金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断深入。
民心相通。与沿线国家建立科技、教育、卫生、环保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机制。2017年5月我国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既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里程碑事件，也给全球经济治理带来新气象。
截至2017年6月，我国已签协议的自贸区有14个，正在谈判的自贸区有11个，正在研究的自贸区有11个，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的集体战略研究已经完成，谈判将择机启动，我国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正在积极构筑。
从周边看，2016年RCEP谈判各方关于货物、服务、投资准入和其他规则的分歧进一步缩小。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就协定领域范围达成一致，货物、服务、投资等谈判均取得进展。中韩自贸协定加快实施、完成亚太贸易协定第四轮关税减让谈判。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议定书正式生效。
从“一带一路”看，2016年与海合会宣布重启中断7年之久的自贸区谈判并进入快车道。正式启动与以色列的自贸区谈判。恢复与斯里兰卡的自贸区谈判。积极推进中国−马尔代夫自贸区、中国−巴基斯坦自贸区第二阶段等谈判。启动与尼泊尔、孟加拉、毛里求斯的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
从全球看，2016年启动中国−加拿大自贸区“探索性研究”。启动与智利、新西兰双边自贸区升级谈判。启动与巴布亚新几内亚自贸区的联合可行性研究。启动与秘鲁自贸协定升级联合研究。
2016年，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1701.1亿美元，同比增长44.1%，其中通信、制造业对外投资同比分别增长252.2%、116.7%，众多境外加工制造业投资项目顺利推进；海外并购类投资额累计8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7.3%，一批加工制造、技术研发、资源开发等领域的跨国并购项目成功实施。截至2016年年底，我国企业共在36个国家建成初具规模的合作区77个，累计投资241.9亿美元，入区企业1522家，创造产值702.8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26.7亿美元，为当地创造21.2万个就业岗位。目前，我国已与30多个国家建立国际产能合作机制，由我国设立的各类多双边产能合作基金超过1000亿美元。
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扩大软实力输出，对于提升我国我国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进入长周期下行阶段，保护主义日益抬头，国际贸易投资增速显著放缓，经济全球化传统动能减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报告显示，2012年以来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持续增加，2015年达到高点。2012—2015年受贸易歧视措施影响的产品进口增速较2003—2007年大幅下降。同时，世界经济持续疲弱，分“蛋糕”的竞争更加激烈，高速增长期掩盖的国家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分配矛盾凸显出来，使得反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随着英国脱欧、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及欧洲大陆多国右翼势力抬头，这一浪潮在美欧发达经济体上升到政治和政策层面。长期以来，美欧一直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推动者，其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和政策根本转向，导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遇到重大波折。
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证明，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下，我国的企业和产品才能走向世界市场积极参与竞争，不断改进工艺技术、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从而增强国际竞争力。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外贸发展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大减少，出口与进口都呈现井喷式增长。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电子信息、工程机械、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一批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成长壮大起来，成为当前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力量。在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形势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维护WTO的主渠道地位，通过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等机制旗帜鲜明地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贸易投资开放，加快建设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快走出去步伐、加大引进来力度，创造更加充分的竞争环境，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改革开放后很长时期，我国依靠低要素成本承接产业转移，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虽已成为数一数二的货物贸易大国，但总体居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大而不强、大而不优问题突出。2011年我国出口中国内增加值占比仅67.9%，远低于美国的85%、日本的85.1%，也低于德国的74.5%。这成为制约我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因素。当前，我国招商引资和外贸发展出现产业转入放慢、订单转出加快、要素成本上升、传统优势下降的“一慢、一快、一升、一降”态势，劳动密集型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中低端分工地位面临来自东南亚、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挑战。
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经济体开放型经济发展经验表明，必须掌握研发、复杂零部件制造、品牌、营销等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形成本国企业主导的分工体系，才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较长时期优势。比如，“二战”后日本跨国公司在东亚生产网络中长期居于头雁位置，拥有较高研发水平和精密零部件制造能力，无论是资本密集型的钢铁、造船等产业，还是技术密集型的电子信息等产业，都长期保持较强国际竞争力。当前我国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的趋势下，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一方面实现国内产业转型升级，更加专注于产业链中高端，另一方面将中低端环节和富裕产能转移出去，构建我国企业主导的区域分工体系和生产网络，有利于提高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较长时期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一国货币国际化程度，对于该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企业国际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这是因为，从微观看，在对外经济合作中使用本币进行计价、交易和结算，可以帮助企业规避汇率波动风险，增加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谈判筹码，有助于企业制定中长期研发投入计划和发展战略，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从宏观看，货币国际化的国家一定拥有世界金融中心，有利于吸引全球资本流入，掌握金融市场定价权，提高抗风险能力，从而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促进自身发展。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其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贸易投资本币结算，有利于减少乃至消除美元等主要储备货币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增加企业在商务谈判中的主动权，提高企业定价能力，增强产业国际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国际化将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投资大国迈向金融大国，打造若干人民币在岸和离岸中心，提高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水平，提升我国在国际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全球发展失衡持续加剧，不同国家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发展差距日益扩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包容性亟待增强；二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但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利益诉求并未得到应有体现，全球经济治理的代表性亟待增强；三是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主要经济体潜在增长率下降，全球经济治理的有效性亟待增强；四是国际金融市场震荡不断，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风险增加，全球经济治理的风控性亟待增强。然而，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传统指导理念的“华盛顿共识”事实上陷入破产，美欧发达国家保守主义和内顾倾向抬头，国家治理的黑天鹅事件频发，政治社会乱象丛生，不再能承担引领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重任。
在此形势下，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无疑将顺应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大势，填补理念空白和制度空白，增强中国理念、中国道路、中国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比如，习近平主席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系列主张，得到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及多国政府的热烈响应，正在成为全球治理新的指导思想。国际社会对我国发展模式和治理经验的兴趣明显上升，对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多责任的期望增加。再比如，美国退出TPP后，RCEP、亚太自贸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总体看，我国从全球治理的跟跑并跑者向并跑领跑者转变的空间扩大了，这有利于更好维护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条件，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继续坚持“三轨”并进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放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统领、自贸区战略和国际产能合作为两翼的“中国轨”建设，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跟跑并跑者向并跑领跑者转变。
进一步巩固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推进多哈回合及诸边协定谈判与落实，积极推动农业谈判的三大支柱（市场准入、国内支持、出口竞争）、非农市场准入、服务、发展、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规则等的谈判，适时提出中国倡议和中国方案，争取更多谈判主场放在我国，协调各方利益，提高我国在多哈回合谈判中的主动性和创新性。积极落实《贸易便利化协定》，推进《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探索完善WTO治理机制，以《贸易便利化协定》正式签署为契机，倡导多边金融机构将发达国家赠款的一部分直接交由WTO使用，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实施贸易便利化。推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改革和完善，让发展中国家的更多专家参与争端解决。此外，应积极推动WTO加强对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监督和管理，避免产生新的全球贸易障碍。
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2019年春会，不迟于2019年年会前完成第15轮份额总检查，包括形成新的份额公式。继续推动落实世界银行股权审议。巩固人民币国际化基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加快国内金融市场建设，为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打下坚实基础。继续支持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战略为依托，以对外人民币投资为重点，以国内人民币债券市场逐步开放为辅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巩固和提升二十国集团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渠道地位，鼓励和支持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借助二十国集团平台更多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一是倡议设立常设秘书处，推动二十国集团实现从短期政策向中长期政策转型，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机制转型，进一步巩固其作为全球经济治理重要平台的地位。二是倡议设立二十国集团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会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密切跟踪全球主要经济体财政货币政策动态，及时评估其外溢效应并提出应对措施建议。三是倡议设立二十国集团创新政策对话机制，就创新创业等领域的政策进行合作交流，提高相互间政策的合力。四是倡议设立二十国集团新工业标准委员会，推动成员国合作制定国际通行规则和标准，充分照顾不同国家的国情和诉求。五是倡导设立二十国集团成员国间的技术交易系统，鼓励技术转让，推动开展研发合作。
一是推动创新合作。充分发挥金砖国家各自在创新方面的优势，比如俄罗斯在航天、军工等领域的优势，印度在计算机、软件等领域的优势，我国在 IT、装备制造等领域的优势，推动打造创新联盟、技术交易平台等，实现联合创新。二是推动开放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尽快制定落实2020年前贸易、经济、投资合作路线图。可以考虑先期形成互惠性贸易投资安排，在WTO承诺基础上相互降低关税等壁垒，实现一批实实在在的早期收获成果，然后进一步考虑建立金砖国家自贸区的可行性。三是推动进一步落实经济伙伴战略。在八个重要领域进一步密切合作。比如，在产能合作、能源合作等方面可以考虑出台一些标志性合作项目。在落实经济伙伴战略过程中，可以借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经验，在一些领域探索提出指标体系，适当加强对落实情况的评估和监督。四是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金砖各国战略对接，共同推动经贸大市场、金融大流通、基础设施大联通、人文大交流。五是扩大合作受益范围。积极推动“金砖+”模式，欢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通过不同方式、不同身份参与金砖合作，不断扩展金砖合作的朋友圈，为推动南南合作，进而完善全球治理探索新路经。
全球层面，应在继续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的同时，扩大特别提款权规模，提升危机救助能力，完善危机救助模式。区域层面，应推动二十国集团成员建立本币互换网络，增强新兴经济体外汇市场干预能力，避免货币大幅贬值。推动二十国集团完善全球金融基础设施，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以巴塞尔协定为基础强化金融监管合作。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加强与清迈倡议多边化、欧洲稳定机制、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等区域金融安全网络的务实合作。
提高“一带一路”建设的保障和支撑水平。特别是要紧紧围绕基础设施联通和贸易投资产能合作引致的融资需求，切实统筹国际和国内资源、多边和双边合作、政府和市场力量，创新融资模式，扩大融资渠道，打造互利共赢、多元平衡、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的融资机制，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质量融资服务。同时，加强“一带一路”规制构建功能，以六大国际经济走廊为依托，倡导设立沿线国家政府参与的“一带一路”委员会，在基础设施联通标准、自由贸易区谈判模板、大通关机制建设及投资争端解决等方面健全完善相应规则体系，形成有效合作机制，为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建设创造有利的基础条件。
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抓紧推进正在进行的自贸协定谈判进程，进一步提升已有的自由贸易区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业市场准入等领域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抓紧启动中欧自贸区谈判联合研究，并在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电子商务、竞争政策、政府采购等新议题领域探索并推动与国际高标准规则接轨，通过实施自贸区战略逐步形成周边大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大市场和全球大市场。
扎实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继续秉承“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坚持“企业主体、市场导向、国际惯例、政府引导”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多双边产能合作机制，在重点领域加强与有关国家的交流合作，深度挖掘合作潜力，加大对产能合作的政策支持和服务保障，积极有序推进重大项目顺利实施，促进项目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复苏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