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生52年前的同一天——1917年8月28日，我的外祖母罗莎琳德·艾因霍恩（Rosalind Einhorn）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和纽约城里的许多犹太移民家庭一样，艾因霍恩一家住在一个紧挨着自家亲戚、空间极为局促的公寓里。外祖母的父母和叔婶对她的表兄弟们都直呼其名，却叫她和她的姐妹们“丫头”。

大萧条时期，我的外祖母被迫从莫里斯高中退学，开始帮着维持一家老少的生计。她给衣物缝制布花，她的母亲再以微小的差价把衣服转卖出去。在当时的社会，没人会让男孩辍学，一个家庭若要提高社会、经济地位，希望就寄托在家里男孩的教育上。他们会让男孩学习犹太教律法（Torah），而女孩因为不会对家庭的经济收入有太多贡献，所以能体面持家就可以，受不受教育根本不重要。不过，我的外祖母很幸运，当时一位老师坚持要求她父母把她送回学校。就这样，她不仅读完了高中，还顺利地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毕业。

读完大学后，这个“丫头”在一家名叫“戴维的第五大道”的门店做手袋和饰品的销售工作。她干得相当不错，当她辞掉工作与我的外祖父结婚时，那家店的老板不得不雇用4个人来顶她的缺。若干年后，当外祖父为他的涂料生意苦苦挣扎时，外祖母挺身而出，将整个家庭从经济窘境中挽救出来。在她40多岁时，她又一次展现了自己的商业头脑。当时她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然而她最终战胜了癌症，之后一直致力于为治愈她的那家诊所筹款。外祖母还开创了一项副业，就是拉着一后备厢的山寨手表四处贩卖，当时她赚的钱多到即便是苹果公司也会眼红。我从未遇到过比我外祖母更有精力和毅力的人。当巴菲特谈到他只是在和全世界一半的男人竞争时，我想到了外祖母，如果她出生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将会拥有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当我的外祖母有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两个舅舅后，她非常重视他们的教育。我的母亲后来考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这所学校是男女同校的。1965年，母亲获得了法国文学学士学位，她调查了两种适合女性的职业——教师和护士，最后选择做一名教师。之后，母亲又开始攻读法国文学的博士学位，但因为怀上了我中途退了学。我的父母从未想过，一个女人在生了孩子后仍可以继续工作。在当时，如果丈夫不能养家而需要妻子在外工作，人们会认为这是一个男人软弱的标志。因此，我的母亲成了一位全职妈妈和一个活跃的志愿者。几个世纪以来的劳动分工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尽管我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中长大，我的父母对我和弟弟妹妹有着相同的期望——他们期望我们能够成绩优秀，共同分担家务，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对了，我们还应该擅长运动。我的弟弟妹妹在学校里都参加了运动队，而我不是一个“体育苗子”。虽然体育方面的表现不出色，但父母对我的培养让我相信：男孩能做到的时，女孩也能做，并且我有选择职业的自由。

当我在1987年秋季进入大学时，班里的男女同学在学习上投入的精力不相上下。在记忆中，我对未来的职业设想与男同学没有什么不同。我也不记得自己是否曾讨论过有朝一日必须得在工作与孩子之间寻找平衡，我和朋友都认为自己会兼顾事业和家庭。也许，那时我们都太过年轻，不够现实；也许，我们都过于乐观。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课外活动乃至工作面试中，男人和女人之间都在进行着公开而激烈的竞争。从我的外祖母开始，经历了两代人的时间，择业竞争的环境看上去似乎已经平等了。

不过，我大学毕业已有20多年了，今天世界的变化并不像我想象的那样大。我的那些男同学都在职场上大显身手，女同学里有全职工作的，也有兼职工作的，而像我母亲那样的全职妈妈和志愿者也为数不少。不只是我身边的圈子有这种倾向，与男性相比，具有较高职业素养的女性人数正在大幅度减少，大量女性正在退出“劳动力”大军。 男女比重的分化直接导致各类机构与指导人员愿意更多地在男性身上投资，因为从统计角度看，他们更有可能坚持工作。

朱迪思·罗丁（Judith Rodin），是洛克菲勒基金会总裁、常春藤盟校中的第一位女校长，她曾对与我年纪相仿的一群女听众说：“我们这代人曾奋力抗争，以求给你们有选择一切的自由。我们信仰选择自由，但没想到你们选择的是放弃工作。”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这代人成长在一个日益平等的时代，我们也相信平等是一种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趋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当时都太天真也太理想主义，职业抱负与个人发展的结合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富有挑战性。几乎是在同样的人生阶段，我们既被要求在工作时间上要有最大投入，生理上又要求我们生儿育女。丈夫们通常不分担家务，也不帮着照看孩子，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同时承担着两份全职工作。此外，工作条件也没有改善到可以为我们提供兼顾家庭所必需的弹性时间。这一切都让我们出乎意料、措手不及。

如果我们这代人太过天真，那么下一代人也许又太过现实。我们知道的太少，而现在的女孩们知道的又太多。今天成长起来的女孩们，已不是刚刚获得平等机会的第一代人，但她们却是明白这个机会并不必然意味着要在职场上大有作为的第一代人。她们当中有许多人看到自己的母亲先是试图面面俱到，然后决定有所舍弃，而“舍弃”的通常是她们的事业。

毫无疑问，女性在工作中是具备领导力的。在美国，女孩在课堂上的表现越来越好。在本科毕业生与硕士毕业生中，女生的比例分别是57%和63%， 这些学业上的成就甚至让一些人开始为“男人的末日”而焦虑。 在中国，拥有本科学历的人中，女性约占51%。 但是，女孩在学校里被赞赏的“善于服从”、“先举手，被叫到再回答”的行为，在工作环境中并不被倡导。 事业发展所依赖的通常是敢于冒险和自我表现，然而人们并不鼓励女孩表现出这样的特质。这也许就解释了为什么女性在学习时期获得的成就，并没有相应地提高女性在高级职位中的比例。所以，在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中，初级岗位上挤满了女性；而同时期的领导岗位却被男性占满。

这个淘汰过程形成的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造成高级职位中女性数量稀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想当领导的进取心。当然，有不少女人和男人一样在事业上雄心勃勃。然而我们深入地看待问题时，有关女性对高级职位渴望度的数据显示，在各个行业里追求高级职位的人，基本都是男性多于女性。麦肯锡在2012年对于财富500强企业的4 000多名员工的一项调查中发现，男性中有36%的人想要成为首席执行官，而女性只有18%。 当工作被描述为具有影响力、挑战性并涉及高级职责时，要求得到该工作的男性数量明显多于女性。 尽管我们通常是在高管级别谈论两性在进取心上的差距，但在事业发展的每个阶段，这种差别都很明显。一项关于大学生的调查发现，毕业后以“进入管理层”作为头3年职业目标的更多是男性。 即使是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和女性中，声称自己“有事业抱负”的，也是男性多于女性。

要在下一代人中实现一些转变仍然是有希望的。2012年，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首次有更大比例（66%）的年轻女性认为，“在高薪职业或专业里取得成功”与个人生活同样重要（持相同观点的年轻男性的比例为59%）。 有关80后、90后人群 的最新调查表明，女性与男性一样有可能称自己“有事业抱负”。虽然较之以往有进步，但在这个年龄段上，仍然存在男性与女性在领导进取心方面的差距。80后、90后的女性也不太可能像男性一样认可以下的自我描述：“不管是什么领域，我希望在我最终从事的工作中获得领导者的角色。”她们也不太会像同龄的男性一样，用“领导者”、“有远见”、“自信”和“愿意承担风险”等特点来形容自己。

既然更多男性以成为领导者为目标，尤其是考虑到女性要面对的所有障碍，他们最终能达到自己目标也不足为奇了，而且这种思维模式从他们踏入社会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作家萨曼莎·伊杜斯（Samantha Ettus）和她的丈夫曾读过女儿幼儿园发的年刊，里面谈到每个孩子都要回答“你长大后想做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他们注意到，有些男孩立志要当总统，但没有一个女孩有这样的想法。 最近的数据显示，当这些女孩成年后，她们的这种想法也没有什么改变。 在中学时期，也有更多男孩比女孩想要在未来的事业里获得领导者的角色。 排名前50位的大学学生会主席中，女性不到1/3。

人们对男性抱有职业成就方面的期待，对女性的期待则是可有可无——更糟糕的是，“她很有抱负”这句话在我们的文化里并不是一句赞美之言。积极进取、作风强硬的女性违反了那些关于社会“可接受行为”的不成文规则。男性的进取、强大、成功会不断地受到人们的称赞、喝彩，表现出相同特点的女性却常常受到社会的惩罚。这意味着，女性在获得成就的同时，都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就目前情况而言，仍然有来自社会的压力让女性从年轻的时候就得考虑婚姻问题。当我上大学时，父母虽然也强调要学有所成，但对婚姻问题的叮嘱更多。他们告诉我，最适合结婚的女人很早就结婚了，她们会在“好男人”被抢光之前先下手为强。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上大学时，我将每个约会对象都当作潜在的丈夫候选人加以考验（相信我，如果你19岁时就这么做，那绝对会毁了约会）。当我快毕业时，我的论文指导教授拉里·萨默斯建议我申请一个国际奖学金项目，但我拒绝了，理由是如果我在海外生活，那么约会对象就不大可能发展成为我的丈夫。于是我转而去了华盛顿特区，那里尽是适合结婚的男人。毕业后第一年，我果然遇到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好男人，并和他结了婚。当时我24岁，也真诚地相信婚姻是幸福的开始，是有意义生活的第一步，也是必然的一步。但事实并非如我所料，我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做出这样一个事关一生的决定，这场婚姻很快就破裂了。25岁时，我不仅完成了结婚这件大事，也经历了离婚。那段时间，于我自己，以及在旁人眼里，这似乎都是一场巨大的失败。之后很多年里，我都感到胸口上赫然贴着“离异”的标签，相形之下，事业上取得的任何成就都显得黯然失色。（差不多10年以后，我意识到我的幸福并未被全部剥夺，于是就如愿以偿地嫁给了戴夫。）

纽约外交关系协会的女性与外交政策项目副主管、我的朋友盖尔·莱蒙（Gayle Tzemach Lemmon）分享过她自己被教育要做到“婚姻先于事业”的个人经验。她在《大西洋月刊》 （The Atlantic） 中写道：“当我27岁时，我获得了一笔极为丰厚的奖学金可以前往德国学习德语，并在《华尔街日报》工作。以任何客观标准来看，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都是个不可思议的机会。我知道这对我以后的人生是极有帮助的，但听说我要离开当时的男友到国外居住一年，我的女伴们都一脸的震惊和恐惧，亲戚们都问我是否担心自己会嫁不出去。我与当时的男友参加了一场户外烧烤活动，他的老板拉着我到一边提醒我‘像那样的好男人可不多’……就在那一刻，在整个院子里，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孤单。我很想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因接受职业生涯里的一个重大机会而感到内疚。”在莱蒙看来，其他人所给出的这些负面反应，导致的直接结果是让许多女性“仍将进取心看作是羞于提起的字眼”。

人们与我争辩，认为问题并不在于进取心本身。他们坚持认为女性的抱负心不逊色于男性，她们只是追随着有别于男性而且更有意义的目标而已。我不会反对或反驳这种看法。除了在职业生涯上孜孜以求之外，人生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生儿育女、个人追求、社会贡献以及扶助他人等。有许多人在工作中极为投入，但并不意味着（也不应该是必须）他们想要成为工作单位的经营管理者。若要让自己产生影响力，成为领导者并不是唯一的方式。

我也承认，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确有着生理上的差异。我的两个孩子都是母乳喂养，我有时候会非常失望地想到，哺乳是我丈夫压根儿就没有生理条件去做的一件事。在性别差异中是否存在某些先天的特征让女人更适合哺育后代，而让男人更有自信与决断力？很有可能。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中，人类不再像古代那样必须在野外觅食打猎，我们对领导意志的渴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文化催生和强化的特质。个人怎样决定自己能做什么、应该达到怎样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社会期望塑造出来的。

从一出生，男孩和女孩受到的待遇就不一样。 父母更倾向于和女婴而非男婴说话。 母亲在高估小男孩爬行能力的同时，又会低估小女孩的爬行能力。 母亲常常会花更多时间去安抚和拥抱女婴，而花更多时间看着男婴自己玩耍，因为她们相信女孩比男孩更需要帮助。 其他的文化讯息则更明显。金宝贝公司（Gymboree）设计的婴儿连体服上，男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像爸爸一样聪明”，女孩版的图案文字是“和妈妈一样漂亮”。 同一年，彭尼公司（J.C.Penney）推出的一款少女T恤衫，上面印着一串看上去得意扬扬的文字：“我漂亮到不用写作业，所以我的兄弟必须帮我写。” 这一切并非发生在1951年，而是发生在2011年。

更糟糕的是，传递给女孩们的讯息不仅意味着整个社会都在鼓励这些肤浅的行为，而且还转而明显地阻碍对女孩领导力的培养。当一个女孩尝试领导者角色时，她常被贴上“爱使唤人”的标签。男孩则很少被这样看待，因为如果一个男孩想要做领导者，这既不会出乎人们的意料也不会冒犯谁。我童年大多数时候都被贴着这样的标签，相信我，这并不是对我的赞许。

关于我小时候爱使唤人的故事被提起（以及不断被提起）时，总是被大家当作趣闻乐事。当我读小学的时候，我总让弟弟戴维和妹妹米歇尔围着我转，他们不但要听我一个人长篇大论，还得在我说完时大叫“说得对”。我是邻里孩子中最年长的，据说我常常花很多时间去指导孩子们的演出并组织由自己管理的俱乐部。人们常常对这些传闻一笑了之，但直到今天，我仍对自己童年的行为觉得有些难为情（对于女孩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导致我写了这么一整本书，所以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或许这也部分解释了我写书的动机）。

即使当我们30多岁时，弟弟妹妹还是喜欢拿我小时候的那些事来取笑我。当戴夫和我结婚时，戴维和米歇尔说了很精彩的祝酒词，开头是这样的：“嗨！你们中有些人认为我们是谢丽尔的弟弟和妹妹，不过说实话，我们其实是她的第一批员工——员工1号和员工2号。最初，我们俩一个1岁，一个3岁，没什么用，不但软弱，而且行为随便、懒惰。我们比较乐意让自己身上沾满口水，而不是去读早晨的报纸。但那时谢丽尔已经看到了我们身上的潜力。10年多的时间里，她悉心地指导并培养着我们。”在场的人都大笑起来。他们继续说：“据我们所知，谢丽尔不是在‘玩’，她只是在组织其他孩子玩。同时，她也管理大人。当我们的父母离家休假时，负责照顾我们的是祖父母。谢丽尔会在父母离开前表示抗议：‘你们走了，我现在既得照顾戴维和米歇尔，还得照顾爷爷奶奶，这不公平！’”大家笑得更大声了。

我也跟着大笑，但也有点难为情。现在我还是觉得如果一个小女孩被人们认为如此的……专横，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想到这我又不好意思了）。从很小的时候开始，男孩们就被鼓励要负起责任、表达意见。老师与男孩们有更多的互动，更喜欢召唤他们，也会问他们更多的问题。男孩们也更有可能自发地喊出答案，而此时老师通常会倾听他们所说的话。但是，当女孩们喊出答案时，老师就会责备她们不守规矩，提醒她们如果想要回答问题应该先举手。

近来有人提醒我，这些模式即使当我们都长大成人了也会持续下去。不久以前，在一次与其他企业主管聚会的小型宴会上，被邀请的嘉宾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意味着提问或评论的唯一方式就是打断他。有三四个男人这样做了，于是这位嘉宾很礼貌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曾一度试图参与讨论，他却厉声说道：“让我说完！你们这些人太不善于倾听了！”最终还是有不少男人插话，他也默许了他们。随后，当席间除我以外另外一位女性主管开口说话时，他的表现和之前针对我时如出一辙——这位嘉宾因为她打断了自己的讲话而训斥了她。吃完饭后，一位男性首席执行官将我拉到一边，说他已经注意到，席间只有女性被要求保持沉默。他告诉我他之所以对我们表示同情，是因为自己作为西班牙裔的美国人，也曾多次遭到同样的对待。

当然，我们面临的危险不仅仅是因为权威人物会压制女性的声音，年轻的女性也会将定义为“得体”的行为进行自我暗示、耳濡目染，转而让自己保持沉默。她们会因“像妈妈那样漂亮”被称赞，被鼓励像妈妈那样养育孩子。1972年，《做自由的你我》 （Free to Be You and Me） 这张唱片发布，它成为我童年的一个重要部分。我最喜欢其中的一首歌《威廉想要个娃娃》 （William wants a doll） ，讲的是一个5岁的男孩恳求父亲给他买一个女孩玩的布娃娃。差不多40年以后，玩具行业还是老样子。2011年圣诞节前夕，一段关于一个名叫赖利的4岁女孩的视频被疯狂传播。赖利在一家玩具商店里走来走去，闷闷不乐，因为玩具公司们想要“诱导女孩们买粉色的玩具而不是那些男孩们想买的玩具”。没错。就像赖利所推理的，“有些女孩喜欢超级英雄，有些女孩喜欢公主；有些男孩喜欢超级英雄，有些男孩喜欢公主。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女孩都必须买粉色的东西，而所有的男孩都得买其他颜色的东西？” 即使一个4岁大的孩子，想要摆脱社会的期望也得采取一种近乎反叛的行为。威廉仍然没有得到布娃娃，赖利也总是陷入各式粉色物件的包围中。就像我母亲一样，我现在会给自己的孩子播放《做自由的你我》这张唱片听，希望到了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放这张唱片的时代，人们会拥有真正的选择权。

童年时期就被灌输的固有模式会随着我们的成长进一步被强化，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大多数领导者的角色都由男性担当，所以女性也不指望获得这样的角色，这也是她们没有成为领导者的原因之一。薪酬问题也是一样。男性挣得比女性多，所以人们对女性薪酬的期望值也更低。事实的确如此，把问题往复杂了说，这就是“成见威胁”（stereotype threat）。社会科学家们已经注意到，当一个群体的成员形成一种负面的固有认知后，他们可能更倾向于按照这种认知行动。比如，人们会带有成见地认为，男孩在数学和理科领域比女孩更擅长。当在一场数学或理科科目考试前被提醒了自己的性别时，哪怕只是在试卷上方加上“男”或“女”的性别选项，女孩的考试成绩就会变差，而男孩的成绩却不会有什么变化。 女性对技术领域望而却步，而且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女孩如此稀少，成见威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脸谱网的一位暑期实习生曾对我说过，他所在的系里连叫“戴维”的男生的人数都比女生人数多。事实证明，各种成见都无一例外地会自我强化，从“白人跳不高”到“亚洲学生在学业上表现更好”等。

一个职业女性的固有形象对人们来说是没什么吸引力的。长久以来，流行文化将成功的职业女性刻画成疲于工作而且没有个人生活的女强人形象。你可以想想电影《上班女郎》 （Working Girl） 里的西格尼·韦弗（Sigourney Weaver），还有《假结婚》 （The Proposal） 里的桑德拉·布洛克（Sandra Bullock）。如果一个女性不得不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往返奔波，那么她肯定是一副受尽折磨并且负罪深重的样子。想想《凯特的外遇日记》 （I Don't Know How She Does It） 里的莎拉·杰西卡·帕克（Sarah Jessica Parker）你就知道了。这类刻板印象已经不限于虚构了：研究发现，在有一位女性高管的组织中，那些80后、90后的女性中只有20%想要在事业上与这位高管一争高下。

由于大多数女性必须出来工作，这样的女强人形象看上去就更不幸了。约有41%的女性承担着养家重任，她们也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有23%的女性要与丈夫共同养家糊口，她们至少要贡献家庭收入的1/4。 承担家庭生计的女性数量在迅速地增加：在1973年到2006年之间，单亲母亲家庭的比例从10%上升到了20%。 这一数字在西班牙裔和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更高：27%的西班牙裔孩子和52%的非洲裔孩子正在由一位单亲母亲抚养。 此外，欧洲女性也越来越多地挑起养家糊口的大梁。

女性在努力照顾孩子的同时，仍继续留在职场打拼，在这一点上，美国跟有些国家相比是落后的。在工业化国家里，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带薪产假的国家。 正如“家庭价值与工作联盟”（Family Values & Work consortium）的理事埃伦·布拉沃（Ellen Bravo）所写的那样，“大多数女人从没想要‘拥有一切’，而是担心失去一切，包括她们的工作、孩子的健康还有家庭经济的稳定性，因为做一个好职员和一个尽责的母亲之间经常会发生冲突”。

对男人来说，有一个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他们既可以拥有成功的职业生涯，也可以拥有满意的个人生活。而对大多数女人来说，她们的假设则是要两者兼顾，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困难的，甚至完全不可能。

女性被包围在各式大标题和不同的故事中，并被警告“女性不可能同时投入到家庭和事业当中”。一再的警告让她们不得不在二者中做出选择，因为如果做得太多，她们就会身心疲惫、不会感到快乐，也不会有什么成就感。如果将这个问题表述为“工作/家庭的平衡”，就好像二者是绝对的死对头，这几乎已经让女性确定了放弃的必须是工作。谁会选择让工作凌驾在生活之上呢？

实际上女性可以同时拥有家庭和事业，也可以让二者都顺利发展。2009年，莎伦·密尔兹（Sharon Meers）和乔安娜·斯特罗布（Joanna Strober）出版了《两性相处》 （Getting to 50/50） 一书，全面回顾了来自政府、社会科学与原始资料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当父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时，孩子、父母和婚姻三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发展。数据清楚地揭示，分担经济来源和抚养下一代的责任会减轻母亲的负疚感；若父亲提高对家庭的参与度，孩子也会成长得更开朗、更健康。 布兰迪斯大学的罗莎琳德·查特·巴尼特教授对其“工作——生活平衡”的研究做了一次综合的检验，她发现担当多个角色的女人焦虑更少，其心理上也更健康。 职业女性可以收获许多成果，包括更稳定的经济与婚姻状况、更健康的身体，她们对生活的满意度通常也会提高。

我们需要在电影和文化里以更多快乐的职业女性形象来促进这种观点的传播，因为尽管有大量事实，很多女性仍然认为在事业上过于活跃会牺牲个人生活的意义。目前这些负面形象看上去是可笑的，但这也让女性无谓地承受着恐惧，无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女性面对如此多的障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恐惧。她们害怕不被人喜欢，害怕做错选择，害怕引来负面的关注，害怕飞得越高跌得越重，害怕被评判，害怕失败；甚至还有恐惧的“三合一”——害怕变成糟糕的母亲/妻子/女儿。

如果没有恐惧，女性就能自由地追求职业生涯的成功以及个人生活的幸福，并且能够自由地选择前者或后者，甚至是两者兼顾。在脸谱网，我们用心地营造敢于冒险的公司文化，办公室四处都贴着海报，以便让这样的氛围更浓厚。其中有一张海报印着亮红色的宣言：“机遇青睐敢于冒险的人。”还有一张是：“完成胜过完美。”我最喜欢的一张是：“如果心无恐惧，你会做什么？” 2011年，纽约一所文科女校巴纳德学院的院长德波拉·斯帕（Deborah Spar）邀请我在这所学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这是我第一次公开演讲，讨论男性和女性在进取心方面的差距。站在讲台上也很容易让我情绪紧张（我的意思是我其实很害怕提起这些难题）。我告诉毕业班的女学生，她们应该有进取心，不仅要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还要争取在自己的领域中成为领导者。我知道，这个观点会被误读成我在对那些没有做出和我同样选择的女性进行价值判断，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相信对每个人来说，个人的选择就意味着群体的选择；我也相信女性需要被大力鼓励去争取领导者的角色。如果不在她们大学毕业时就告诉她们要放眼高处，那么什么时候才合适呢？如果连我自己都不想这么做，我又如何期待别人这么做呢？

当我向毕业班那些热情高涨的女生们发表演说时，我极力控制着自己不要流下眼泪，并且一直坚持到以下这段话结束：

你们是未来那个更加平等的世界的希望，所以我对你们每个人的期望是：今晚当你走过这个舞台，在拿到学位大肆庆祝之后，你们会投入到真正的职场中去。你们会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并且满怀热情地去做。请找到适合你自己的事业，而后坚持走向顶峰。

过了今天，你们就将开始成年人的生活。在出发时，你们应该定下远大的目标，不断努力，要非常努力。就像这里的每位老师一样，我对你们也抱有很大的期望。我希望你们找到人生中真正的意义、满足和激情。我希望你们能安度未来的艰难时光，并收获更强大的力量与更坚定的决心。我希望你们能够平衡自己的生活，睁大眼睛去仔细寻找。我还希望你们怀着进取心，向前一步，在事业里全心投入，去掌控世界。因为世界需要你们去改变它，全世界的女性都在期待着你们改变她们的命运。

所以，问问你们自己：“如果心无恐惧，我会做什么？”然后，放手去做。

当学生们被叫上台授予学位时，我和每个人都握了手。

许多女孩子拥抱了我。一个年轻的女学生甚至跟我说：“你简直酷毙了！”后来经我求证，这原来是夸我的话。原本应该是用我的演讲去激励她们，但实际上是她们激励了我。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应该更多地在公众场合提及这些问题。我应该去鼓励更多的女性相信自己、追求领导者的角色，我应该鼓励更多的男性，通过在工作和家庭中对女性更多的支持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不仅要在充满友好气氛的巴纳德学院演讲，还应该走到更广大的、或许不是那么赞同我的听众群中演讲。我应该采纳自己对别人提出的建议，向前一步，更加进取。

我写这本书不仅是在鼓励别人向前一步，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激励。写这本书，就是我心无恐惧时所做的一件相当重要的事。 tMNbwroP8xideptTeIVMV/KSeC8y6R4xFNm5Q+Cb7uhKD0ggbsS2XbKRX64sA6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