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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融市场的很多理论是以外界观察者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的。现在我应该去改变这个视角，并且告诉大家一个积极的市场参与者是什么样的。这不会改变到目前为止我得到的所有结论，因为反身性理论旨在阐明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的角色，但它也将揭示一些额外的问题。这本书里包含了一个实时的实验，一系列的投资决策在做出时被记录了下来。在这里，我将更进一步地对我的决策过程做一个主观的描述。换言之，我将尝试去揭露“我成功的秘诀”。不用说，我脱掉了一切科学客观性的虚伪。
作为一个短期基金管理者，我一直都是很有激情地致力于管理我的基金。实际上，说我管理它不如说我依赖于它。我依赖我的本能和直觉，以及我的概念框架来引导我走出迷茫。许多因素共同作用增加了我对自己情绪的依赖性。在基金处置上我比其他大多数基金管理人欠缺相关知识和信息。我从未学习过证券分析，不属于任何团队，并且我准备致力于相比其他大多数人更为广泛的活动。如果我只试图通过一套特定的规则来操纵市场，我并不会比其他人做得好，我的竞争优势在于我认识到游戏规则的改变。开始时，我的假设只与个别公司有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兴趣转向了宏观经济的主题。一部分是由于资金的增长，一部分是因为日益不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例如，汇率在1973年以前是固定的；随后，它们成为了投机行为的肥田。
专注于反身性的变化让我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我不得不让自己在短时间内熟悉一些特定的产业和国家，我必须去完成，也因此失去了赶时髦的那份奢侈。我曾经半开玩笑地声称，在任何专业上，我只要花48小时就能成为专家；如果我花更多的时间在上面，我的判断将会被事实影响。专家们通常在他们的专业上发展既定的兴趣；他们收集的信息对他们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我仅仅对于足以做出决策的信息感兴趣；剩下的只会混淆问题。我称之为“切入要害”。
我还制定了“先投资后研究”的实践方法。这个方法运行得很好，因为如果一个想法足够动人，以至于能够在我第一次听说时就吸引我，它也必将对其他人有同样的作用。如果经过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它是有缺陷的，我也总能在得到利润时及时转变方向并进行资产清算。如果这个想法通过了考核，我就能侧身较为有利于增仓的位置，因为我已经在更低价位买入或者在更高价位抛空了。
事实上，我在管理对冲基金的同时也有助于我感情的投入。杠杆比率的使用给投资组合增加了一个额外维度的风险。一个没有杠杆比率的投资组合是单调的，正如它的名字（portfolio）表明的那样。它可以变得更大或更小，但它不服从追加保证金的要求，也不能完全消失。信贷的使用，无论是对市场看涨还是看跌，都使一个对冲基金变成三维的。股本基数能或多或少地支撑杠杆比率，如果结构不是大致平衡的，它就会崩溃。这使得所有的基金管理人都不得不为不确定性的存在主义做斗争。该基金的生存依赖于我。与此同时，我的报酬是直接和基金的业绩挂钩的。
在处理存在主义的不确定性上我是完全胜任的。如果不得不将我的资格进行概括，我将会用一个词：生存。在我的青少年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我一个我绝不会忘记的关于生存的教训。我很幸运有一个堪为生存艺术大师的父亲，他作为逃生的战俘活过了俄国革命。在年轻的他的指导下，匈牙利大屠杀就成了我青少年时期的一门高级课程。我毫不怀疑我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在我接下来作为对冲基金经理的成功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我的概念框架也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
那些想要贬低反身性理论的人，否认它对我在金融市场中取得的成功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将我的表现归功于一种神秘的直觉，并且他们将反身性理论作为一个成功投机商的自我放纵。我的传记作者引用我儿子罗伯特的话说道：
我的父亲会坐下给你说一些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他这样或那样做。但是我记得小时候听到这些并思考，我的天，这些至少有一半都是在胡扯。我的意思是，你知道为什么他改变了自己在市场里的地位或诸如此类，因为他的背痛得快死了。这与任何理由无关。他经常性的抽搐，并且这就是早期的预警信号。
对于背痛，我的儿子是正确的。我曾把它作为一个投资组合出问题的预警信号。它曾在我每次知道出了什么问题之前就会发作，有时甚至经常在基金开始贬值前发作。这就是为什么它作为一个信号是如此的有价值。然而，以此为由抛弃理论是错误的，因为正是基于理论才让我认真地接收了信号。我知道我在按照知识基础行事；我清醒地看到不确定性，而且我一直对错误保持警惕。像我之前提到过的那样，在我还未意识到自己财务状况中的破绽时，才是我应该担心的时候。当我最后发现哪里出问题了，我的背痛也就不治而愈了。
我从反身性理论和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中获得的主要洞见，就是所有的人类构建（概念、商业规划或制度安排）都是有缺陷的。这些缺陷可能只有在构造进入生活时才会暴露。这是理解反身性过程的关键。当一个假说成为现实时，意识到可能出现的缺陷会让你处于领先地位。
现实存在的不确定性与我自己的命运联系紧密，并且基金的三维结构使我将它看作一个像连体婴一样绑在我身上的生物体。这不仅仅是打比方；它是强烈的感觉。基金消耗着我同时又供养着我。相反地，我赋予了基金一个生物体的属性。
思考一个生物体的轨迹与思考合理预期的展望迥然不同。后者类似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想法，它包含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假定性目标的信息处理；前者包含情感和理性。的确，由于时间因素，情感常常优先于理性：决策常常不得不在匆忙之间做出，并且较少有时间去权衡所有相关的考虑，直觉和最初的情感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也许当我在讲认知功能时我没有将这点阐述得足够清楚；讲预感可能会更好，因为他们与理性思维相比，是由大脑和皮层中不同的部分控制的。预感早于理性的演变。它更像是动物的行为。确实，对于金融市场的描述充满了动物意象：牛市、熊市、羊群效应。并且科学理论在实践者中显然只有很小的吸引力。那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余地。理性与情感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且人类行为无法被完全理性地理解。我依赖理性的程度超过了大部分的实践者，并且我以认清了情感的作用和理性的局限性的概念框架而自豪。
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的思想与外界观察者的思想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大概可以称之为“有机的”来区别于理性。科学家对永恒的泛化和统计概率有兴趣；市场参与者需要专注于他们正在参与的一个特定情况。概率和泛化可能很有用，但是如果它们是基于外界观察者的观点就会有误导性。这就是经济理论里发生的一切。
古典经济学给市场参与者的思想分配了一个纯粹的被动角色。这使其有可能把完备的知识视为理所当然，而完备的知识又转而成为完全竞争的基础。这个概念在完备知识的假设被完备信息的假设的取代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进化过程，而且它被一个所谓的方法论的公约所补充，把供给和需求曲线看成是独立给定的。这个公约设法排除反身性的回馈机制，并借助市场价格来影响那些曲线。近来，均衡位置的偏差现象被归因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框架看似在逐步靠近现实；事实上，因为积极的参与函数被考虑了，理论框架变得比以往更为远离现实。相比之下，反身性理论把积极的市场参与者看作是它的起点。因此，它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更有用的概念框架，而且我曾在这个范围内使用过反身性理论。它做不到的就是使市场参与者占据超脱的观察者的位置。
事实上，我曾试图将我自己放进一个外界观察者的位置中，并尽可能保持超然。我意识到使自己摆脱情感是不可能的，为了有一个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进行评估的稳固平台，使自己的情感状态尽可能地保持稳定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平台自身是对不同的情感而非市场做出反应，就很难在市场中观察改变了。如果市场参与者被相同的情感感染，任务会更容易。那就是我希望通过鉴定自己的基金来达到的目标。它应该被识别，然而，这个过程包含了一些不同于理性思维的东西；将它描述为移情作用会更好。参与者进入市场思维并试图从内部来理解它。我发现这个任务对我来说比大部分其他投资者容易，一部分是因为我的概念框架，一部分是因为我详细地鉴定了我的对冲基金。我假设市场与我的感受相同，并通过让我自己保持超脱于其他个人情感使我能在市场的情感中感受变化。这是一项严格的训练，这意味着使我自己的情感服从于市场的情感，这使其他情感的涉入难以维系。我的家人有很好的理由去憎恶它。我将自己看作是一个正在接受训练的运动员或拳击手，为了赢得成功不得不牺牲很多其他东西。管理一个对冲基金需要专注的投入。当我忙于建立一个基础网络时，我发现我的慈善事业与对冲基金并不能兼顾得很好。问题不仅仅是它花费的时间总量，甚至还有矛盾的情感信号。这让我很迷惑，当我应该对我在市场中的处境感觉不好时，我对于自己在慈善事业中做的一些事情感觉很好，反之亦然。通过放弃对基金的积极管理，我解决了这个冲突。我不再是一个训练中的拳击手，而是变成了教练。
我需要澄清当我说我跟市场有同样感受时我想表达的意思。我谈及了市场的情感而不是我构想的假设的内容。正相反，我清醒地看到我正操纵着一个与主流观点不符的概念框架。我刻意去发现一些与主流观点不符的投资想法，因为在这些想法里能找到最佳的获利机会。我对自己目标的定义是在自己的判断和主流观点之间完成套利。我的概念框架和动物本能都构成了我所谓的“有机思维”的一部分。当我确定自我加强过程的产生时，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我的口水直流，就像一只巴普洛夫的狗。
当我是一个积极的市场参与者时，我是否将一直享受竞争优势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的概念框架已经成为了常识。曾经描写机构投资人很容易，但是现在变得复杂了许多；对冲基金快速繁衍，并且风险控制的方法得到了大力改善。虽然如此，我暗自认为我仍然有能力去发现能够被利用的缺陷。例如，流行的风险控制方法是建立在旧范式上的，并且它们注定会时常瓦解。但是利用缺陷我将可以学习风险控制系统是怎样运行的。这就像是学习怎样同一个机器进行国际象棋比赛：移情作用不会有什么用，而且一些并非我的长处的数学知识，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曾享受于忽略合理预期理论；但我不能忽略现代风险和绩效管理技术，即使我认为它们是有缺陷的。我必须理解它们是怎样运作的，因为，与合理预期理论相比，它们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行为。
在我看来，风险管理技术不能说明提高技术带来的真正的不确定性因素，尽管通过所谓的压力测试是有可能将它考虑进去的。但是过去并不能成为未来的可靠向导。我曾用一种更原始和有机的视角去看待风险和不确定性。两天—一天和下一天—就足够告诉我我的基金是否涨势良好。通常这会给我及时的通知以便去做一些调整。我只愿意为我的利润冒险，而不是我的资金。这赋予了基金自带的惯性：当风在我们身后时我们抓紧撒网，而当暴风雨来临时我们调整风帆。我最爱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逃跑的人才能活下来对抗新的一天。”我不愿在决定利润和本金时被日历所束缚。在经历一轮增长后，我愿意退还部分利润，即使这使我的资本在新的一年进入负值。因此，我们拥有了多年市场。我发现当今大部分对冲基金并没有使用这些简单的指导方针，这挺有趣的。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唯一的例外是我通过每天计算将跌幅控制在资金达到的最高点的20%以内。在上涨时则没有类似的限制。
我有疑问的是，我是否能够在货币市场中表现得和过去一样好，特别是在欧元市场。货币曾像有几条河流流入其中的湖泊；往上游走常可预测水位。现在河流是连通的，并且有太多的支流而难以预测汇率的变动趋势。
我和基金的共生关系引起了一些严重的认知问题。当我初次管理基金时，我完全认同它。我是从贸易和销售出道的，我已经努力做到使自己严谨地脱离我的工作。在进入证券市场以前，我有一些做销售员的经历。在英国读完大学后，我作为管理培训生加入了一个生产和销售手袋、服装首饰和新奇商品的公司，最后我作为销售员结束了这段经历。我还根据“一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自己等同于他所销售的商品”这个原则，发展了推销理论。销售是一种评估自己销售行为的游戏。如果你让你的自我意识进入，顾客将不愿理睬你，那样你就失败了；但是如果你不将自己与你的工作关联起来，你就能在自己被拒绝时加倍努力，并且如果你成功销售了一次你就胜利了。我将这个原则带入到证券市场中，它帮助我在买与卖之间转换，并最终认同自己的商品。
我很快发现经营一个对冲基金是一个严肃的游戏：一旦你认同证券投资组合，你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就是它使金融市场成为一个如此适合的实验室来测试你的想法：测试不通过是非常惨痛的；通过测试则能带来解脱。客观证据是被情感强化的。知识的缺乏使我十分倚重疼痛机制。对此也有积极的一面：自我掌控感伴随着成功。我记得一个瞬间，我退后并带着敬畏看着自己：我看见了一台打磨完美的机器。无论这世上发生什么—经济学家称之为外生冲击—我都能立即将它们代入我的视角并将它们与其他所有事物关联起来。我工作于一种高度意识状态。
基金表现良好，但是它规模越壮大我就要管理越多的钱，同时我的压力也会越大。我记得有一次，我迫切地需要找到新的银行信用额度。我沿着伦敦市利德贺街走着，我甚至觉得我即将要心脏病发作。这使我意识到如果我死了我就是一个失败者，并且这个想法削弱了我对基金的兴趣。我决定花更多精力在我自己身上，少些在基金上。我放松了对基金的控制。令人惊讶的是，基金表现得甚至更好了。显然我之前太谨慎而且把握得太紧了，过快地使一个投资理念被另一个取代。当我松开我的缰绳，基金在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上涨了4倍。我沉浸在自我和基金的成功里，但是认知问题还未得到解决。我意识到基金的潜在行情是逐渐恶化的，因为我正在不断消耗自己的投资理念的储备；早晚我将陷入困境。
最终，内部冲突到达了紧要关头。我问我自己谁更重要：是我还是基金？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还是我个人创作的奴隶？我对这个问题给出了有利于自己的答案：我赢了，但我的基金亏损了—这是唯一一次它的亏损超过20%；精确地说，在1981年亏损达到了22.9%。我向我的股东告知了这种认知危机，他们中的大部分赎回了自己的份额。基金规模被消减为原来的一半。我从主动管理中退出，并思考什么是我真正在乎的。这次深刻的自我反省带来了《开放社会》和本书。因为参与了这次实时的实验，我不得不重回主动管理基金的状态。这个实验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而且基金的表现超越了以前。这是写这本书带来的丰厚的回报。
由此可知，我在乎我的概念框架超过了赚钱。（这个框架也包括开放社会的概念和基础网络的贡献，这些在这里我没有讨论细节。）事实是，我对于真理有强烈的兴趣，但是我不是很在乎钱；否则我不会放弃这么多赚钱的机会。老实说，我对真理的兴趣远远超过我对人性的兴趣—通过哲学我完成了我的慈善事业。我很高兴我做到了，因为我的慈善事业将我从我对利益追求带来的孤立状态中解救出来。比起让自己融入对冲基金，我更高兴融入我的基础网络，但是对真理的追求远超于这两者，就像这番坦白展示的那样。
我注意到这是事实，不像我可以解释的事情那样，我大胆猜测，但是这会太过深入地将我代入到我个人经历中。不言而喻，我对真理的追求将远高于其他的想法。我对真理的爱是我个人的事。我不用为它牺牲一切，就如我作为一个销售员证明的，但是我沉浸其中时我感到很开心。
以我对真理的热忱为起点，我能据此构建两个有趣的观点。一个将展示金融市场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实验室的优势，另一个将赞美哲学的功绩。
首先，金融市场对于寻求真理而言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实验环境。其原因不只在于数据的量化或名人效应，而更多的在于资本市场中情感的现实情况。这点会让很多人吃惊地认为金融市场偏离了现实情况，但其实是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偏离了。玩转金融市场靠的是尽可能地贴合现实情况。当然实际结果和预期之间肯定存在差异，但是实际结果就是这么残忍。在大多数现实情况中—无论对于政治学、个人或业务关系—都有自欺欺人的可能。在金融市场中，实际结果是没有多大的空间容我们幻想的。金融市场对于自我意识来说是很不友好的：那些总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的人，需要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事实证明，对于真理的兴趣是在金融市场成功的重要品质。
怎样把实际事件与真理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并不像乍看之下那么直截了当。投资决策会带来一些意外后果；因此，一个成功的结局不会假设最初的决策是基于正确的理解的。
最后，我想真诚地重申哲学是所有知识和智慧的源泉。很明显我对于追逐真理有着狂热的兴趣，我想我已经陈述了这件事。现在我要举一个例子。
哲学渐渐失宠了。脱离了科学方法的限制，19世纪的哲学家就会与现实世界脱轨，并醉心于他们创造的形而上学。受到自然科学功绩的鼓舞，逻辑实证主义率先向形而上学发起攻击。逻辑实证主义没能活跃多久—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就因为对语言分析感兴趣而放弃了他的逻辑哲学论—但是，认为真正的问题反映在语言中的传统哲学流派从未从这种冲击中恢复过来。随后，统治哲学领域的语言分析学派认为，语言是知识的一种来源，但不是全部。这还不够，我们的认知还无法作为让我们能够停止思考一些永恒的问题的基础。关于思想和现实，关于一些意图的意义，以及其他许多，我们无法找到满意的答案，更准确地说，这些答案总是引发新的问题。我们已经受够了哲学，因为问题永无止境。但是这些问题是人类不确定性原则中的固有因素。只要这个原则有效，我们就不能停止疑问。一个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对于更好地理解和改造世界是必不可少的。这是一个开放社会的基础。
我认为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在对人类存在状态的理解中前进了一步。它告诉我们所有的人类创作都是有瑕疵的，包括哲学在内。但这不是我们抛弃哲学的理由；我们需要时刻注意，不要因为无限的疑问而让答案远离现实。反身性理论是一个哲学理论，而不是一个科学理论。正因如此，它更不该被忽略，但它应该准备接受现实的检验。难道我们还能找到一个比金融市场这个容不下任何借口的实验室更适合检验这个理论的场所吗？
卡尔·波普尔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英国剑桥时曾有过一段著名的讨论，这后来成了一本畅销书的主题《维特根斯坦的扑克—两个哲学家的对话》（Wittgenstein’s Poker）。波普尔觉得哲学应该解决实际问题，而路德维希认为哲学只能解决字面上的问题。我的论证支持波普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