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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使用反身性这个词来指出理解和参与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到目前为止我都着重于反身性的否定意义，现在我必须正面探索这两个过程如何能在这种干扰中最好地执行。这就意味着找到一个正确的社会情景的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参与到其中—而不仅仅是解释为什么他们不能使用与对待自然现象相同的方式。这样做需要在承认思维和现实之间的界限不如自然科学中那样无懈可击的情况下建立一个不一样的新范式。
新范式认为的事实不是完全由真实事件构成，同样不能认为陈述完全由思维构成。不同于用二分法区别思维和现实，我们必须意识到思维是构成事实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表明真实世界不能被分离且独立的陈述所表达。这些陈述会立刻去支撑主题，扩张主题并要求更多相关的陈述。这种区分思维与现实的二分法从本质上说不是被发现的，而是在我们试图理解真实情况时想象出来的；就其本身而言，它成为现实的一部分，致使现实更难以被理解。换句话说，现实永远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范畴。哥德尔不完备定理在运算学中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据。哥德尔运用的方法是将所有的运算学真值分配给所谓的哥德尔数字，之后他能够证明运算学真值的数值总是大于证据显示的数值。运算学的真值超过了我们理解能力的范畴，这是一个多么工整的定理啊！
现在，我们必须来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方法来处理实际情况，更精确地说是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那部分实际情况。陈述和事实之间的二分法在研究自然现象中成果丰硕，因为自然现象由事实组成。我们必须用一个不同的方法来研究包括陈述和事实的反身性现象。由于思维和现实之间是存在内在联系的，似乎采取一个集成的方法而不是分析的方法更为明智。我的意思是比起寻找一个永久的普遍有效的法则来认知社会的情况，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以及我们不完美的理解，在管理社会中发挥着作用。我们的参与赋予我们一个与自然科学中熟知的现实不同的性质。
我可以采取两种途径来建立新范式。一种是通过一个独立观察者的角度接近真实；另一种是作为一个市场参与者从内部接近。两个途径我都将会探寻。第一种途径可以被解释成一个尝试将无限复杂的现实简化成可理解的东西。因为这种尝试本身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所以这种尝试变得困难，并使现实无限复杂。第二种途径会揭露一些关于对冲基金的管理的趣事，并且这很容易被理解。
在已经用我哲学的深思法去测试了读者们的耐心后，我宁愿先为你们提供金融市场的内部消息。但是站在一个独立观察者的立场，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与大家分享，所以请准备好接受新一轮的哲学轰炸。如果你觉得跟不上，请翻到35页，在那里我将重新回到金融市场。
很明显，新范式必须以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为基础。要是这些原则能够被当作基础，必须将消极的语句转换为积极的论断。这一点可以通过将“人们的想象和实际状况之间缺乏一致”替换成“二者之间存在分歧的主张”来解决。这使主张有了可操作性：它给了我们两个变量—事前预期和事后结果—将指导我们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预期与结果之间的差别给我们提供了看清历史的钥匙—我将金融市场解读为一个历史过程。有多少个参与者就有多少种预期，但是结果只有一个。这个唯一的结果构成了现实，而需要被了解的就是这个现实。然而，如果不将预期纳入考虑的话就无法理解现实，无论是在导致结果出现时或成为结果的一部分时。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它让我们更多的关注结果与预期之间的差别。结果会受到预期的影响，但是不会被预期所决定。他们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反馈循环：认知过程是从结果到预期，而参与过程是从预期到结果。两个过程持续地向不同方向起作用。因果关系的方向并不是从一个结果传到下一个；它交叉往复于结果和预期之间，反之亦然。我称之为“历史的鞋带理论”。
我必须要细化我在这一语境中所讲的结果的概念。一般来说，结果应该是可以被观察到的，这就意味着客观性和事实。如果一个人接收了这个定义，这些“鞋带”就会将现实中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链接起来。我不觉得这能为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准确的描述，因为它过度强调了客观因素。思维不仅限于我们看得到的现实。人们会思考现实中的所有元素，除了那些客观事实，他们还更为关心其他人的想法。为了给出更为准确的画面，结果不仅需要包括看得到的现实，还要包括所有现实中包含的元素，包括参与者的思维。
我们可以通过验证所有已经发生的事实来达到这个效果，无论它是否能够被直接观测得到，这意味着事实中包括了参与者的思维。我相信用事后回溯来验证的表达是合理的表达方式。我们可能无法知道人们在想什么，只要它属于事后回溯，它就是唯一确定的：在那一刻，脑袋里不可能想的是其他事情。这就意味着差别不是在于现实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之间，而应该在事前和事后之间。事前是存在可能性的，因为人们的考虑各不相同；事后就只有一个主导情况。“历史的鞋带理论”暗示这两个有关联的方面从某种程度上是对称的，所以“历史的拉链理论”也许会更好：过去已经盖棺定论，而未来是自由的。不用多说，两个理论都没提过历史可以被完全理解。将他们称为理论是一个特例。
这种看待现实的方式很难让人适应，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已经学会了区分现实和陈述，现实和观念。现在我们需要将真实看作包含着思维和现实这些元素的集合体；要弄清楚这种现实的意思，我们还需要在事实与其相关的陈述之间划一个界限。思维扮演着现实以及现实的解读（也可被称为解读）这样的双重身份，因此它会造成我们的困扰。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在我早期定义反身性的概念时，我最终得到了一个我现在已经推翻了的理论，也就是客观与主观方面的现实之间的联系。就是它指引我走向了历史的鞋带理论。历史的拉链理论是为了通过关注暂时性的因素来矫正这种失真的理论。值得强调的是，拉链理论其实就是“现实由过程决定”的另一个说法。用这个说法的话，这个理论就显得更加熟悉了。但是，一种特定的过程依赖机制—反身性反馈循环，相比而言就较少被人注意到了。
拉链理论对于我们理解现实的能力有重要影响。让我们来调用波普尔的科学方法模型，这种模型对通过能够被反复实验进行测试的广义的假想特性普遍有效。因为这些普遍性是永恒的，解释和预测也是对称且可相互转换的。因为事前和事后的不对称性，这个模型很明显对于反身性情况并不适用。实验将是不可重复的，因为就算所有的可被观察的因素是一样的，主流的观点和个人的观点都很可能会在重复实验时变得不同。一个实验的实际进行，很容易改变参与者的想法。因此在没有测试的情况下，普遍性无法被篡改。进一步来说，普遍性无法逆向使用去提供解释和预测，因为历史是由过程决定的：事后情况是唯一确定的，而事前的可能性更多。解释应当比预测容易。
我又一次陷入了消极的思维框架。抛开将其具体化，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必须探索我能做什么。这种情况是可以被理解的，因为事后回溯是唯一确定的。只要无法确保未来是早已决定的，我们就还有预测的余地。这种未知性的范围其实是被现实所限制的，它是有唯一确定性的。还有就是参与者的决策，我们知道它是建立在有偏见的视角上的。不同于经济学理论从随机漫步中寻找着平衡，我们只用探索随机的范畴。最重要的是，历史的拉链理论对于改变我们所存在世界拥有无限的可能性。社会炼金术士可能在传统炼金术士跌倒的地方爬起来，这种可能性对科学方法构成了威胁，但是它为人类带来了希望。
思维和现实间的分歧已成为了决定事件过程的重要因素。这种分歧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在有些情况下它小到可以忽略。这就是一个单调的例子，每天的情况都像上班或逛超市没有什么特别的。在其他的情况下，这些分歧有更大的重要性，不仅是参与者的观点远离了实际情况，而且他们试图把现实推向与现实没有分歧的方向。举个例子，布什总统，为了反对韩国总统金大中的“阳光政策”，在朝鲜引发了危机，这让韩国觉得美国比朝鲜更像侵略者—这比布什总统的“邪恶轴心”评述更加远离现实。
这样我们也许可以根据参与者的错觉对事件过程的影响，在单调和历史性事件之间划分出界限。在单调情况下，日常事件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在历史性事件中，影响大到能够改变参与者的感知力。我称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误解为“创造性谬误”。这样我们就能坚持创造新谬误，并为其他的误解提供了改变历史的钥匙。不用说，这是一个同义反复：首先，我们发现单调情况和历史性事件都是由参与者的误解引发的，然后我们声明这些误解是历史改变的源动力。虽然如此，同义反复有益于将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误解和创造性谬误的功能上。
新范式的建立可以用纯粹抽象的术语声称“人类所有的结构都是不可靠的”。“建立”这个词包含了思维和现实：机构及其概念框架、理论和观点。“不可靠”这个词意味着我们的构想有一些比可能性更严重的缺陷；它主张我们大部分的构想都是有瑕疵的。
现实是充满瑕疵的。某种思维方式称为主流的事实不意味着它是有效的；这种制度的存在其实并不意味着它建立得很完善。这就是将政府或宗教这样的社会构建与桥梁或汽车这样的现实构建区分开来的地方。一辆设计拙劣的汽车开不动，但是社会建构或意识形态哪怕很有缺陷但还会存留。
新范式应该保护我们免受“原教旨主义谬论”的干扰：这个理论只是因为另一个理论被证明不完备，就认为它的反面就是完备的。原教旨主义谬论结合了有效市场假说，正在提出市场原教旨主义。为了让一切显得正确，同样的原教旨主义谬论可以在共产主义和反全球化激进分子中看到。
这种提出新范式的方式存在着太过抽象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必须回到金融市场做一个实用性的证明。《金融炼金术》探索了许多具体的案例；现在我想关注缺陷和误解在一般情况下的功能，不过我用金融市场来开始这个讨论似乎不那么抽象。
我认为平衡理论适用于金融市场本身就是一种错觉。这个理论来源于它在自然科学中的成功，所以经济学理论试图模仿牛顿力学。它试图在平衡状态下建立普遍有效的范式，只要确保其分析是限定在物质世界，没有其他的干扰参与，它就在广义上是成功的。供应和需求曲线都可以单独求得，并且这种平衡状态是由两个曲线的相互影响所决定的。随着信贷引入分析，这种干扰变得越来越显著。
信贷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反映底层的供求关系，因为它是塑造供求关系的活跃因素。当我们考虑到借贷行为和担保价值之间的关系时，就能发现这一点。银行根据担保价值决定贷款的数额；借贷行为同样也能影响价值。当人们着急要借钱而银行愿意贷款的时候担保价值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增加，反之亦然。因此借贷产生了纯交换中没有的反身性现象。这一点在20世纪70年代的主权信贷爆发中格外显著，这些内容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进行了详细描述。
在纯交换中，平衡有着确定的定义：那就是明确的市场价格。当它运用于金融市场时，平衡更加变成了一个理论中的概念；如果市价没有对参与者的态度或供求关系产生任何影响，应该是价格使市场变清晰。但是，它们造成这些影响是存在于金融市场的本质中的。因此金融市场经常进入远离平衡状态的繁荣/萧条序列。
缺陷和偏见在独立的繁荣/萧条序列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通常它们都不能意识到反身性关系的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主权信贷爆发，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意识到银行乐于放贷的行为会促使多种负债比率的增长，而银行只是根据借款人的信用等级来确定负债比率的。（在兼并潮中，这种误差来源于投资者们希望通过收购来加强溢价，从而实现收益增长。）这种误解在最近的技术爆炸中变得更惊人了。投资人只关注线上收入的增长而无视了这种商业模型只有在公司股价飞涨时才能适用。在其他的远离平衡的情况中，缺陷取代了形式。“里根的大循环”（第六章）起于经济学货币主义和经济学供给学派的内部纠纷；货币主义（第八章）促进了企业贷款利息和中介佣金提成的削减。
如果没有这些缺陷和误解，市场剩余额应该能在短期内自我调节；但是当所谓的供求关系易受这些波动影响时，这个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会被损坏，并变成起初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瓦解的过程。自我调节的市场是单调的，像日常事件一样；繁荣/萧条序列是历史事件，因此供求关系和参与者的看法都无法与它们最初的状态保持一致。在这些案例中谈平衡都没什么意义，这就是为什么“远离平衡状态”这个词如此合适。
没有了平衡，掌权者想要防止或修正市场溢价就很有挑战性了。但它们也是不可靠的，尽管他们应该是高于竞争的存在，但它们还是属于参与者，只是它们有着制度上的兴趣和偏好。结果就变成监控者和市场之间的一种反身性互动关系，就像猫和老鼠的游戏，如果监控者没能阻止其发生，有时候它就会变成一个繁荣/萧条序列。
在这本书中我试图建立一个监管和信贷周期，然而这个理论还不够成熟，这也没什么不好。在回顾之前所讲的内容时，我觉得我太过于想将循环模式强加于历史了。我们已经看到了，繁荣/萧条模式只是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还有很多其他的远离平衡状态的情况；而且也存在有长期保持单调性的情况，以及日常时间和误解的自我修正。繁荣/萧条模式提供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景象，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很后悔我在书中写得太过分了，而不是用监管和信贷周期的方式来解读历史。我本应该强化缺陷和误解作为理解历史进程之钥匙的重要作用，这也是我现在正在做的。
我的出发点是金融业务肯定不会仅仅根据一些永恒的规律而凭空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会有一些真正有用的规律和法则能提供一个允许永恒的泛化过程发生的历史性环境。当我们把不可靠性这一永恒不变的真理应用在制度框架下，我们就会遇到这个命题：任何主流政权或计划，最终都一定会是有缺陷的。
我已经在书中用货币市场证明了这个命题，而且此后的事件也使之更具说服力。我用幽默的方式，比较了汇率政策和婚姻政策，无论什么政策占主流，与之相反的情况仿佛都更有吸引力。修正过的汇率是很死板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则适合那个持久的、自我证实的、最终将变得不可持续的趋势。我们现在（2003年3月）正处于一个关键点，美元的坚挺可能没有办法维持住了。1997～1998年出现的市场危机导致货币挂钩名誉扫地，并且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相信只能在极端情况下找到答案：货币委员会或公众持股。这种观点没有维持很长时间，它因为阿根廷的违约而终止了。不自由浮动是不受欢迎的，然而我相信这对巴西是有好处的（不自由浮动是一个汇率浮动政策，它包括临时政府干预来影响货币的流向）。
我们可以发现的是，无论什么货币政策占主导，它都是有纰漏的。事实上，政策的纰漏让它的对立面显得更吸引人，但是这不会使它的对立面完美；当对立面的政策占主导时这些纰漏会变得日益明显。这听起来令人沮丧，但是它同样可以被积极的解读：它拥有无限的改进空间。既然完美不可得，未来的一代就不会被剥夺改善世界的机会。但是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解决方式；所有的进步都必须被当作主流政策来考量。有些政策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合适，而在其他情况下不合适。那些认为掌握了永恒不变的真理的说法都是假命题。这不是说我们不能做普遍的均一化—人类不确定性法则本身就是一种均一化—不过即使这样的均一化也不应该去主宰现实。
在我的投资生涯中，我是根据“所有的投资都是有瑕疵的”这个假设来操作的。这个想法本身也是有瑕疵的：它不遵循人类不确定性法则。所有的理论都是有瑕疵的。但它是一个很有用的假设，一个命题是有缺陷的并不代表我们不应该根据它来进行投资，只要还有其他人相信它，它就还能说服更多的人。这个观点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他将股票市场比作一场选美比赛，胜出的不是最美的，而是最多人觉得她美的。关于这点我有一些很重要的补充，找到缺陷是需要代价的。如果我们找到了，我们就有优势，因为当市场也发现了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将损失最小化。当我们无法找出哪里将会出错的时候，才是我们最着急的时候。
几乎不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推论与有效市场假说和合理预期理论相冲突。合理预期理论几乎永远是错的，但他们总能自圆其说。随着实时实验不断展示，这种在金融市场中如何运作的解读会比合理预期理论更有利可图。
这种推论在金融市场之外是否有效是另一个问题。我的主张是只要它能帮助理解情况的重要性，它就是有效的。我在预测苏联解体的相关事件中运用到了它，而且有了一定成果。我现在用它来解读布什的政策。但对于影响一个批判性思维的事件过程，可能会有点阻碍多于帮助的感觉。人们不喜欢听到他们什么时候犯错，他们会选择跟随看起来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领袖。那些承认自己的错误或自己的疑问的人不会当领袖很久。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市场比政策更有效。
什么是成功和什么是真实之间是有差别的。这是反身性理论带给大家的一个伟大的观点，它对于金融市场和政策都有效。这是一个仍然需要学习的教训。我们的社会崇尚成功，好像它连接着真实和美好。这种当今美国流行的思想是错误的。
我们应该如何研究普遍的社会现象及具体的经济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一个强有力的案例表明，对于自然科学的盲从和模仿已将经济学理论引入歧途。在他们寻找普遍有效的通则时，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无视了现实世界的复杂和不确定性，并在不实际的假设上建立了一个优美的公理体系。这些被当作完美体系基石的假设包含了完美的信息、单一的商品、大量从事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参与者，并且还没有交易成本。这种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最终将实现资源最优分配的讨论是基于参与者都根据合理预期来做决定的假设的，而这些假设都不适用于现实世界。
建立在这些不牢靠的基础上的大厦是极为脆弱的。广义的平衡只有在最优条件即所有假设都成立的情况下才能盛行。就算只是削减极少数的假设，这座大厦都会崩塌。只有部分参与者按照合理预期来行动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全都照做，否则他们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不合理的。如果这个最优条件无法维持，就无法确定不受监管的市场会得出次优方案。举个例子，抑制“非理性繁荣”在伴随着融资融券增长的信息技术爆炸中可能是个不错的国家政策；或者，增加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能更为可取。既然最优条件是根据不可靠性原则且只有可能得到次优方案，流行范式不仅是不真实的，而且其实是有误导性的，因为它是用于支持市场原教旨主义政策的。
我当然不是提倡拆除经济学分析的这栋大厦。那将会是另一个原教旨主义谬论：仅仅因为结果不理想，就要完全抛弃得出这种结果的方法。事实上，提出平衡理论的方法同样也指引着我们怀疑这个理论，并探索不一样的解决方式。在《金融炼金术》的评论里，有指责我没有引入最新的经济学理论的，他们的批评是合乎情理的。虽然我还不能说是完全熟悉文献的，但我看到了一些行为经济学的优点，并且我觉得进化博弈理论有更多的优点。我觉得后者能成为反身性的一个实践性的探索。
一个新范式看上去正在逐渐成型，它包括用适应行为的概念来取代理想行为的假设。这两个概念的特征很不一样。理想行为是赋予它自己演绎逻辑和一个公理系统；适应行为是一个经验概念，它不预设任何的结论。实事求是是探索的主题。这种探索引出了进化博弈理论和进化系统理论—两种理论都将行为当作是过程决定的，并且不一定内部一致。两个定律都能产生决定性的结果。举个例子，在一个重复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以牙还牙被证明是最好的策略。但是不是所有的结果都是决定性的。比如说，在大部分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中，结果是稳定波动的，只有极少情况能达到稳定平衡。
这是否意味着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同时反身性理论以其他的名字被接受了呢？不尽然，旧范式还远没有被抛弃。事实上，在政策上它更史无前例的有影响力了。而且新的范例还没能对社会现象有连贯和全面的解释。比如，在最近的技术爆炸中，适应行为应该比理性行为更容易调节，但是它并没能充分地解释事件的过程。这就是对反身性的理解的缺失以及结果和预期间的分歧带来的后果。
反身性比适应性人类行为更进一步说明了适应性人类参与的情况。它声称适应性人类行为有助于建立一个被称为“适应性的环境”，这两者间存在反身性内部联系。这意味着参与者必须适应持续改变的情况以及永不完成的过程。捕食者与被捕食者的关系暗示了这种想法：一方是另一方的环境。反身性使这个想法更明确了。如果这个声明有效，流行范式就不可能有效：平衡可能永远不能达成，因为试图达到平衡的尝试都会让目标改变。
适应性行为理论对与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是同样适用的。可以让人放心的是，因为它使我模糊了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划下的明确界线。二分法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的重要特征，而不是现实本身的样子。有这样一条跨过分界线的桥梁是很让人安慰的。不过适应性行为理论有一个漏洞，因为它没能成功的分辨生物学和人类事物间的区别。这种缺陷在引入反身性的概念后被修正了。结果和预期之间的分歧可以具体到人类行为。当我们只扮演研究者的角色时，分配期望和意图对于某些动物来说也许是适用的。
适应性行为表达的机制在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中都是不同的。在生物学中它是由变异来表达的，即某些特定基因在种群内的传播。在人类事物中，缺陷和误解起到了和生物学中变异类似的效果，但它传播到的是思想和行为模式，而不是基因。我在金融市场中的成功不会改变未来对冲基金管理者的基因库，但是货币市场中成功的追踪趋势行为可以增加追踪趋势的投机投资者的人数。
行为经济学和进化博弈理论在我写《金融炼金术》时还远没有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这些条款都有潜力与反身性相容，而且我希望他们能让这个概念更易被接受。虽然如此，我认为反身性理论在建立新范式时是被需要的。它被大家所需要，因为第一，它的目的是揭穿合理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第二，它是行为经济学和进化博弈理论合适的基石。
我们是否需要新范式这一点也许会被怀疑。为什么不能百花齐放，新旧范式共存呢？我对这种想法惺惺相惜。对于不可靠性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多元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主流价值观不是这样，它是确保最优的资源分配，但它存在一定的让参与者从错误中学习的选择性。但是不可靠性无法被用于证明错误的理论。反身性和合理预期是不相容的，所以我们必须做出选择。
我相信我已经说了足够多来证明我的选择的正确性。合理预期理论只有在不适宜人类生存的极端条件下才是可持续的。相反，反身性理论不提供我们期望从科学理论中得到的严格的结果，但它确实能更好地符合金融市场的真实情况。这点毋庸置疑。
第二部分的范式转移怎么处理呢？建立一个新范式？让我们看看繁荣/萧条模型是如何对抗批判性检验的。罗伯特·索洛批评它包含太多例外条款所以没法被证伪。他既是对的也是错的。对于繁荣/萧条模型无法被证伪这点他是对的。但是，它错误的认为这不是一个被提出的可被检验的理论而更像是一个说明，一个反身性如何在金融市场中起作用的模型。反身性是一个元理论，一个范式，就像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最大化理论一样都是无法直接测试的。
作为一个标准，繁荣/萧条模型相比它原来被发表的时候更加与现实相关了。我们刚刚经历了二战以来最大的繁荣/萧条循环，这与我原版《金融炼金术》中描写的1960年的兼并潮很像，两者的同异我会在书中解释。
相同处是加强的趋势可能在两个方向上左右股价，它将导致进一步加速的预期或矫正的预期。如果是后者，经过股票价格变化的矫正，这个基本趋势可能继续，也可能终止；如果是前者，则意味着一个积极的偏向发展起来，它将引起股票价格的进一步上涨和基本趋势的加速发展。只要偏向是自我加强的，预期甚至比股票价格还要升得快，基本趋势越容易受到股票价格的影响；与此同时，股票价格的上涨则越容易依赖主流偏见的支撑，从而造成基本趋势与主流偏见两者同时滑入极其脆弱的状态。最后，价格的变化无法维持主流偏见的预期，于是进入了矫正过程。
最终，转折点到了！在兼并潮中其来临是索尔·斯坦因伯格没能成功接管化学银行。在技术爆炸中，其关键点是3G牌照的竞拍。失望的预期对股票价格有一种消极的影响，股票价格的变化削弱了基本趋势。如果基本趋势过度依赖股票价格的变化，那么自我毁灭就可能成为彻底的逆转。在这种情况下，股票价格下跌，基本趋势反转，预期则跌落得还要快一些。这样，自我增强的过程就朝相反的方向启动了，最终，衰落也会达到极限并使自己重新反转过来。典型的情况是，一个自我增强的过程在早期会进行适度的自我毁灭，如果在自我毁灭之后趋势仍然得以持续，这一偏向将有机会得到增强和巩固，且不易动摇。当这一过程继续下去时，自我毁灭行为就会逐渐减少，而在趋势顶点逆转的危险则增大了。
事件的这一走向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这在以前已经发生过很多遍了。奇怪的是，从参与者的偏向出发，它们依然十分新鲜。我们可以试着建立起参与者的观点和他所参与的情境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难点在于，参与者的观点是所参与的情境的一部分。研究如此复杂的情境，我们必须采取简化的方法，参与者的偏向就是这样一个简化的概念，现在我想更进一步，引入主流偏见的概念。
两者间主要的不同点是繁荣/萧条模型的保守性。这两个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呢？请读者回忆一下前边提到的两种函数关系：参与函数和认识函数。基本趋势通过认识函数影响参与者的认知，认知所引起的变化又通过参与函数影响情境。在股票市场中，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就是股票价格，股票价格的变化又反过来对参与者的偏向和基本趋势同时产生影响。
存在着一种反身性的关系，其中股票价格取决于两个因素—基本趋势和主流偏见—这两者又反过来受股票价格的影响。股票价格和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不存在常数关系：在一个函数中的自变量到了另一个函数中就成为因变量。常数关系不存在，均衡的趋势也就无从谈起。市场事件的序列只能解释为历史性的变化过程，其中没有一个变量—股票价格、基本趋势、主流偏见—可以保持不变。在一个典型的市场事件序列中，三个变量先是在一个方向上，接着又在另一个方向上彼此加强，繁荣与萧条的交替，就是一个最简单而又最熟悉的模式。
最近大部分的繁荣的罪行都陷入两种情况。大兼并只影响了一部分股票市场，其他因素各有不同，我们需要对“其他因素”了解得更多些以建立我们的模型。在此我将引入第二个简化概念。假定存在着一个无论投资者是否意识到都将影响股票价格变化的“基本趋势”，其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程度，视市场参与者的观点而定，绝非一成不变。以这两个概念作为基础，就可以把股票价格的变化趋势拟想成“基本趋势”和“主流偏见”的合成。
只有少部分参与者的行为会被认为是有罪的，更多人是因为误解或被误导了。市场中存在着为数众多的参与者，他们的观点必定是各不相同的，其中许多偏向彼此抵消了，剩下的就是我所谓的“主流偏见”。这个假设并非对所有的历史过程都合适，但的确适用于股票市场和其他市场，把诸多观点进行汇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们相交于一个共同点，即股票的价格。在其他历史过程中，参与者的观点过于分散，无法汇总，主流偏见只能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可能不得不引入其他模型，但在股票市场中，参与者的偏向在股票买进和卖出交易中找到了表达形式。其他条件相同时，正的偏向导致价格上涨，负的偏向导致价格下跌，因此，主流偏见是一种可观察的现象。
首先，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理想主义结果。如果股票价格的变化增强了基本趋势，我们称这个趋势为自我增强的，当它们作用于相反的方向时，则称之为自我毁灭的。同样的术语也适用于主流偏见，可能自我增强，也可能自我毁灭。理解这些术语的意义是很重要的，当趋势增强时，它就会加速，当偏向增强时，预期和未来股票价格的实际变化之间的差异就会扩大；反之，当它自我毁灭时，差异就缩小。至于股票价格的变化，我们将它们简单地描述为上升的和下降的。当主流偏见推动价格上涨时，我们称其为积极的；当它作用于相反的方向时，则称为消极的。上升的价格变化被积极的偏向增强，而下降的价格变化被消极的偏向增强，在一个繁荣/萧条的序列中，我们可以指望至少找到一个上升的价格变化被积极偏向增强的阶段和一个下跌的价格变化被消极偏向增强的阶段。同时一定还存在着某一点，在这一点上基本趋势和主流偏见联合起来，扭转了股票价格的变化方向。
现在已经可以建立一个初步的繁荣和萧条的交替模型了。首先，假设存在着尚未意识到的基本趋势—尽管不能排除未反映在股票价格中的主流偏见存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主流偏见在开始时是消极的。起初是市场参与者意识到了基本趋势，认识上的变化将影响股票的市场价格，股票价格的变化可能影响也可能影响不了基本趋势。在后一种情况中，问题到此为止，无须进一步讨论；在前一种情况里，我们进入了自我增强过程的起点。我在《开放社会：重塑全球资本主义》（PublicAffairs，2000）中提到了这些。
事实是繁荣/萧条模型不能像科学理论一样被认可，因为它无法被认定真伪。反身性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带来繁荣/萧条序列，这个过程可能在任何时候夭折。每一个情况都有独一无二的现象。这个模型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比如说，萧条不会出现在繁荣之前，而且萧条的规模和它之前的繁荣成正比—但它是最小值。这个模型几乎可以被用于预测任何事，并且如果他是错的，误差能被归因于特定的预言，而不是模型本身。大家会记住我在《全球资本主义危机：开放社会濒危》（BBS/PublichAffairs，1998）中预言了即将发生的灾难。
合理预期理论也不能直接被证伪。它的假定条件永远没法达到，任何预期结果的偏差都能归因于外来影响。但是它的主要结论—不可能稳定的优于平均值，已经被包括我在内的很多杰出操盘手证伪了，而且我甚至都不熟悉这个理论。这些表现结果不能被当成随机游走生成的，至今为止这个理论也还没被抛弃。
正如我之前提过的，反身性理论是一个元理论，一个概念框架。考虑到它本身作为范式在金融市场中，乃至更大的人类事物中的适用性，缺少可证伪性就不那么要紧了。由于主观事物的不可预知性，我倾向于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还不是很站得住脚，这可能是因为我还没找到好的方法论。
我被迫总结说反身性理论目前还不能被当作一个新范式。这是一个哲学理论，不是一个科学理论。它能和经济学研究的新学派相联系，并能与之相容，就像行为经济学和进化博弈理论。意识到反身性的存在能启发新的发现。将他们汇总就能形成一个新的范式：反身性理论破坏老的范式，同时新的学科帮助建立新的范式。
比起我现在做的，关于繁荣/萧条序列以及其他远离平衡状态的情况的研究将会有更多的发现。承认每个序列都是唯一的，那么从每个序列中就能引证出更多具体事例，也有更多的共同特征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建立起来。反身性理论对于什么是可以完成的施加了一定的限制，但是我还远没有做到能推动这些限制。进一步学习繁荣/萧条序列，能产生一些可测试的均一化结果，就像重复囚徒困境中以牙还牙的解决方案一样。
这些都能做到，但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到的。我已经把这个论证应用到我力所能及的领域了。现在我的注意力已经从金融市场转向了其他的工作中，我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让这个理论更进一步了。（我也没有资格这么做。我对数学不擅长。求学时，我就怀疑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因为我不会演算它们。）我信任这些我已经提到过的新兴的理论。它们从方法学上看更满足新范式的需求：非线性规划和经验测试。旧范式依赖于解方程；新范式则更依赖于电脑程序中的脚本运行以及在生活中的实践。
很多专业经济学家意识到需要新范式。15年前他们可以无视我对旧范式的攻击，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懂这些理论；现在他们会声称反身性已经和最新的分析经济学结合了。反身性的确在这些领域中有了一些进展，但是大多是在其边缘。更重要的是，大众评论还是被老范式所主导，而这就阻碍了一些迫切需要改进的国家政策的进程。承认反身性绝对可以改进国家政策。当主流制度的缺陷变得明显时，货币管理会更愿意从修改现行汇率中受益；而且更好地理解繁/萧条序列，能够帮助执政者防止事情脱离掌控。
同时，我必须承认繁荣/萧条模型在当下对市场参与者来说用处不大，它甚至不能经常帮我赚到钱。举个例子，我在技术爆炸中亏钱了，因为我太早抛售了空头股票。如何将这个理论应用于实践中是下一个需要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