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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已发表的评论看，在《金融炼金术》中提出的反身性理论还没有被广泛认可。我要借这个机会修正几个我在旧版表述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评论通过“主流观点极大地影响市场价格”这样的说法来描述反身性。如果那就是反身性的全部，我就真的只是在重申明显的事情。使反身性变得有趣的是主流偏差会使用不同的方法，通过市场价格，去影响所谓的市场价格应该反映的供求关系。只有在供求关系受到影响时，反身性才会变得重要到改变事情的走向。这种事不会一直发生，但是当它发生的时候，它会引起繁荣/萧条序列以及其他与平衡状态无关的金融市场中的常见现象。
凭借后事之明我必须承认，我在阐释反身性理论时所使用术语有点令人困惑。我用“反身性”这个词来形容一种求知和参与过程与市场繁荣/萧条过程的双向反馈机制。两种用法都是成立的：市场繁荣/萧条过程是一个广义的关系的特殊表现形式。但是它不仅仅是表现形式，它只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还有许多其他的更微妙的反身性关系，有时候反身性关系会微弱到会被完全忽略。
让我来试着澄清这个事件：认知和参与的功能是普遍条件；但是参与者的偏见与供求关系之间的双向交互作用只是间断出现的，而且它会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书中，我确定了这种关系，但是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它。讲反身性显得语境太弱了，因为它会被当作在描述一个普遍条件；而将其描述为一个先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又显得太过累赘了；所以我用“繁荣/萧条”这个严格来说并不是很贴切的词，这就是大家困惑的起源。
我还没有准备好解决的方案。自从开始写这本书我就开始将“远离平衡态”的状态作为“接近平衡态”的对立面。但是这个名词也不是很符合要求，因为繁荣/萧条过程的特点不是准确地从接近平衡态过渡到远离平衡态条件，而且转变在何时发生很难界定。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我当时写书的时候能够想起来这些术语。缺少合适的术语不仅影响了我的陈述，还影响了相关分析。回顾之前，我觉得我过度强调了繁荣/萧条模型。我确认了一些纯案例（见第一章），他们很有说服力，但是接下来我提出了一个不那么符合要求的信贷与管制周期（第三章）。
后者的潜在想法是有效的。借贷行为和担保价值之间是存在反身性联系的，并且信贷的清算给予了繁荣/萧条模型不对称的形态：缓慢增长然后急速衰败。类似的监管机构和他们监管的经济体之间也有这样的反身性关系，金融危机经常导致监管收紧。这些都能体现在繁荣/萧条模型中，但是他们能形成一个庞大的信用和监管循环的模式。在寻找这种模式的过程中我弱化了我的论证。
反身性是一种规则，而不是特例。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些偶然发生的壮观的随机事件就变得很难解释了。但是反身性也体现在其他形式上。我在这本书中讨论过不符合繁荣/萧条模型的情况：自由浮动的汇率（第二章）往往会产生波形的模式；里根的“大循环”（第六章）就是一开始自我强化但最终无法维持的过程，这些事件并没有遵循繁荣/萧条的模型。还有从20世纪80年代中叶开始横扫美国法人圈的并购热潮（第八章）与第一章中描述的企业的繁荣有着不同的特征。我在第三部分中记录的实时实验中没有出现繁盛/萧条循环，所以我还在继续寻找。这是一个不仅出现在本书中，还出现在我的投资决策中的缺陷。我本来打算使用不同的术语来避开它，这只是一个误解概念对现实的影响。
在最近读过曼瑟尔·奥尔森的《权力与繁荣》这本书后，我发现了我书中的另一个短板：我没有给权力关系足够的重要性。《金融炼金术》的首要目标是证明流行范式和金融市场均衡模型是错误的。出于这个目的，我接受了经济学家们对于金融市场根据参与者的意志自由交换的描述。借此作为出发点，我成功地阐明了金融市场自己走上了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毁灭的过程，而不是趋于合理预期平衡。政治、机构和监管中的变化在这些过程中，尤其是在转折点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企业兼并浪潮，在索尔·斯坦伯格试图接管化学银行而当权者团结起来反对他时达到最高点；1929年的破产导致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颁布；从2000年3月开始的破产导致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颁布。这些都是政策的发展，他们不能被描述成一个意识参与的自由交换行为。当我正在对个体的繁荣/萧条过程进行描述时，我意识到了这些问题，比起自由交换在市场扮演的角色，权利和政策显得更重要。这是书中对偏离金融市场理论的漏洞的严谨分析。
忽略权利的影响在本书中处理全球金融体系的进化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国际债务问题”和“借款的集团体制”（第四、五章）。一本我最近写的《论全球化》（公共事务，2002年）中的主要原则是中央与外围间与生俱来的差异性。中央包括那些在金融市场中可用其自身货币进行借款的国家；外围则是由那些无法这么做的国家构成。这种差异的产生来源于中央的国家控制着国际金融市场的惯例：当面对萧条的威胁时，他们自身可以遵循反周期条款；但那些依靠国际金融货币经费支持的国家则无法迁就这样的奢侈行为。IMF的主要兴趣是保护全球金融体系；维持外围国家的经济活力是次要的。当中央国家和外围国家之间的差异被归入讨论时，他们从来无法解释清楚。结果是，《金融炼金术》并不能提供对全球化的连贯分析。这与“第二部分：历史的回顾”极为相关。
金融市场全球化是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项目。它的目标是通过金融中心的全球转移来抑制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能力。金融中心是生产中很重要的元素，然而金融中心会流向回报最优的地方。因此，各国政府必定会争相吸引和留住国际资本。
作为一个市场原教旨主义项目，全球化已获得相当高的成就。金融资产的税收和监管事实上已经大幅减少了，资本的回报也已经显著增加了。这产生了一个持续的全球牛市—在少量的外界影响下—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00年。在新兴市场中，它则结束得早一点，在1997年。最大的受利者是开创这个牛市的国家：美国和英国。它们通过对其他国家提供金融服务赚取了大量的利益。他们也吸引了世界上大部分的储蓄， 见证了美国大量并不断增加的长期账户赤字：现在总计为惊人的每年5000亿美元。
将权力关系纳入考量可能会比宣布金融市场内在的不稳定性更加破坏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根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暗示说市场是有高尚品质的，他们会允许更加勤奋和有创造力的参与者占上风。这种论断总是受挫于忽略社会不公平与不平等的本性；但是如果金融市场不仅不允许自由交流而且还会促进掌权者的统治力，那对这种论断的影响将会是毁灭性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过得，金融市场的显著特点是，他们都是不道德的；正是这种特点才使它们如此有效率。但是社会如果没有了道德就不复存在；所以它不能完全依赖市场纪律。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为有钱人和掌权者服务的意识形态。
忽略权力关系同样让我们很难理解当下的历史。有一个布什政府中的权力集团相信国际关系就是权力关系而不是法律，美国作为最强大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他们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一直坚信这点，并且从某种程度上，他们的行为基于这点。他们放弃了国际条约并试图利用太空军事化使美国军事力量绝对强大。但是他们受制于没有十分明确的政治需求的选民。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改变了这一点。布什政府现在可以以自卫为借口展开军事行动并且拉上整个国家垫背。
这个权力集团的信仰也被并入了布什主义。它是建立在两块基石上的：第一，美国必须尽其所能来保持无可匹敌的军事力量；其次，美国保留优先打击权。我相信这是一个危险的主义。根据他的逻辑结论，布什主义确立了世界上有了两种国家：美国，不可侵犯也不受国际法限制；而其他国家，都受到布什主义控制。这就像乔治·奥威尔的回音一样，他在1984年写道：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但是猪比其他动物高出一等。尽管如此，在9·11的影响下，美国公众还是想要支持布什主义，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是永远不会接受它的。因此布什主义的推行不得不动用军事力量。
这个权力集团的态度可以被形容为原始形态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一个为生存而挣扎的世界中幸存的是最适者。在市场中，斗争是存在于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在地缘政治中，它是存在于国家之间的。这是一个被扭曲的世界观，它强调竞争的排斥合作性。然而，没有合作就不会有法律、市场和文明了。直到最近，我仍然在猛烈抨击市场原教旨主义，我认为当今它比马克思主义更具威胁性。现在，我认为美国霸权的空想家们是比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更危险的人。我害怕的是推行美国霸权主义可以在短时期内保持成功，因为美国的确在今天正处于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长远来看，它必将失败，因为它的理论是不完备的。如果布什主义在初期能够一帆风顺，它势必会导致一个繁荣/萧条的过程并造成比金融危机更具毁灭性的后果。
目前为止，旧版书最大的缺点就是它包含了太多负面的名词：不完美的理解、人类的不可知性、无法匹敌自然科学的成就等。如此写的原因其实显而易见：我在试图用一种思维方式产生的范畴来质疑这种思维方式。所以无疑我会对这些范畴有负面看法。我觉得我别无选择，因为我想替换的概念性框架太平凡了，以至于没有其他可用的能使读者容易理解的范畴。
当我提及范畴时，我无法避免地去使用我脑海中的陈述与事实、思维与现实之间的二分法。使用这样的二分法对自然现象而言是合适的，自然现象的发生独立于任何言论和思考，但对于参与者的思维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现象来说并不合适。然而这种二分法已经在我们的思维方式中根深蒂固，我们很难避免使用他们。
分开陈述和事实的二分法是成果丰硕的，它是逻辑学的根基，因为它可以创造一个能够评价陈述真伪的独立评价标准。它同样是获得科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尽管这个角色有些被夸大了。这种区分仅仅适用于陈述与事实确实存在于不同世界中的自然科学；而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它扭曲了实际情况。
在自然科学中思维应该是一个完全被动的角色，真实的世界应该被普遍有效的定律控制，而科学的意义在于去发现他们。卡尔·波普尔已经证明了这是错误的。严格地说，这不是真的，因为科学定理具有假说的属性，而假说的结构中包含了直觉和虚构的元素。虽然如此，准确来说自然科学中思维的作用还是完全被动的，因为陈述只能反映（或不成功地反映）现实，而无法改变现实。
形成自然科学研究主体的世界是不同的，它包含了既能反映现实又能改变现实的参与者。思维和现实无法被当作不同的范畴来处理，因为他们是存在反身性的内在联系的：思维是人们需要考虑的现实中的一部分。主体同时也是客体，用一个确定的法语词汇来描述（il selave），就是反身性。
反身性在经济学理论中被严重忽略了。将供需曲线当作已知条件，经济学理论就可以把市场价格当作是隐藏的供求关系（供给）和参与者偏好（需求）的反映。这就没有考虑到参与者不完美观点导致的活跃性、创造性和曲解性的影响。它给出了一个极具误导性的金融市场景象。举个例子，它暗示投资者根据供需关系做出决策，然而市场中参与者的目标是赚钱。只有当市场价格能够准确地反映供需关系时，他们才能够被供需关系正确引导—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能够比其他人赚更多钱并且每个人都应该投资指数基金。这是一个荒谬的结论，但它依然广泛地被人接受。
仅仅批判流行范式是不够的。想要成为一个新范式的基础，反身性理论应该对金融市场的运作提出一些有积极意义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