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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版导论的开头我确定地写道：这本书代表了我一生的奋斗。这句话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尽管我的活动范畴已经从金融行业扩大到了社会学和政治领域，但我在这些领域中依然沿用了我在金融市场里使用的理论模型。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将这本书再版，并将我过去15年间所学到的新知识融入其中的原因。对现实情况的理解，尤其是对金融市场的理解，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借事后诸葛之明，我看到了很多之前对于现实阐述的不足；不过相比修改之前的版本，我更倾向于尽可能简洁地阐述我现在对于这些主题的看法。
首先，我需要将这些主题具体化。这本书是有关经济市场的，但是我一生的努力并不局限于这一个舞台。我对哲学的兴趣远在我涉足金融市场之前。正如我在旧版导论中写道的：“抽象的概念最先产生。自从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后，我一直很想理解我自己，对我而言理解自我是一个必须弄明白的核心问题。”我创立的理论框架建立在反身性理论对思想与现实间关系的解释上，而我将金融市场当作实验室去验证我的理论。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这本书包含了我一生的奋斗，我希望这句话最终能够得以实现。
近年来，我的注意力从金融市场转到了其他方向。首先，因为苏联的解体让我有机会从事关于封闭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的研究。然而最近我则是全神贯注于全球化的问题。在这本书中具体讨论这些问题可能有些不合时宜，并且我也已经在其他的书籍中表达过关于这些问题的看法。但是我觉得我可能必须要讲述我是如何在以上两个领域应用我的理论体系的。
反身性的概念其实很简单：在任何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中，参与者的思想和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一方面思考者试图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获得一个他们想象中的结果。这两种过程起到的作用相反：在求知的过程中现实是已知量，然而在参与的过程中，参与者的思想成为了已知量。在提出哪些是已知的而哪些是未知的时候，这两种作用会相互干涉。我将这种两个作用间的相互干涉称之为“反身性”。我也将反身性想象成参与者的思想和参与者所参与的情景间的反馈循环，我认为反身性对于研究有思想者参与的情景是至关重要的。反身性导致参与者对于现实的理解是不完美的，同时参与者的行为也会产生他们无法预知的后果。
这种求知过程与参与过程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机理并不简单，而对于它可能带来的结果也还没有明确的解释。那种坚持声称我们存在的世界是不完美的观点是老调重弹，这点几乎无需赘述。我们感知事物的方式，以及我们语言的构建方式，许多的因素最终导致我们的认识是不完美的；但是反身性理论中所提出的不完美更为具体，这点需要进一步阐明。我所讲的不完美是因为我们身为参与者而产生的。当我们作为局外的旁观者时我们自我的主张可以有选择性地影响或不影响事实情况，而当我们身为参与者时，哪怕仅仅是去试图理解事实情况的行为都已经改变了现实情况。基于这种因果关系，我们所做的决策是不能以书本知识为依据的。我们可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我们懂得越多就越有可能做出更好的决策，但是知识本身是不足以成为做决策的依据的。我们面对的情况具有不可知性，而知识只能解释真实存在的事物，事实上，这些都是根据参与者对现实情况的认识而决定的。如果参与者的认识是符合事实的，那事实就不会是不可知的，这样参与者就可以根据知识来做出行动。但是这不是真实情况。事实是不可知的，因为参与者的认识往往不对应事实。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循环逻辑，那么你就理解对了。参与者面对的是一种循环反馈的情况，这就是我所说的反身性，试图去理解这种情况所做的一切只会导致参与者—以及我们这些试图去理解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情景的观察者—陷入循环逻辑，这就是我想要进一步阐明的部分。
传统的符合真理的理论认为知识是用真命题表达的：当且仅当X所描述的事实会真实发生时，X命题才是真的。这样的事实必须独立于该命题，才能构成真实可信的判断。但是参与者的意识决定了未来的走向，而未来是根据不同个体当前抉择的不同而不同的。因此， 未来的事实不能作为独立的真实依据，也就不能被现在的参与者当作知识来使用。虽然这些结果可能符合某些参与者的预期，但是这种预期也不能够被称为知识，因为这种符合的关系是众多参与者决策的结果。认为预期是基于知识就意味着否定了反身性在事情发展中发挥的全部作用。
那种认为未来的结果完全是现在预期的反馈的观点看起来是荒谬的，要知道时至今日这种思想依然存在，它扎根于金融经济学流行范式中。市场价格被认为是在被动地反馈基本供需关系，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能完全反映所有的外在因素。而相关的合理预期理论认为，在没有外界刺激时，金融市场会趋向一种能准确反映参与者预期的平衡。综合来看，这些理论的支持者们对金融市场的认识是，他们认为金融市场能在不被管理的情况下，自行完成资源的最优分配。
这种既有的观念深陷困境：金融市场会趋于平衡的观点似乎与很多证据相左。大部分经济学家现在意识到金融市场可以产生多重均衡。目前来说认为市场在自由的无人调控的情况下能够保证资源最优分配的观念还没有被大家所抛弃。很多人都在试图调节实际情况和有效市场假说间的分歧，他们运用更加灵活的定义来描述合理性，或用更宽松的标准去定义有效性。这些改动其实都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现在应该换一套新理论了。
《金融炼金术》这本书一开始被当作攻击流行范式的先锋，但是它撞到了一面石墙。经济学专家们无视了这个由外行根据金融市场上的成功提炼出的反身性理论。我被指责无视经济学理论最新的发展或是仅仅在重复明显的事实。毫无疑问，对于一些批评我需要负责。我给了批评我的人们一个很大的空子，因为我承认我对有效市场和合理预期理论不熟悉，我是一个实践家，这些理论我知道得越少越好。我的文字同样受到其他条件的约束，在此我不会多做说明，因为读者会有自己的判断。尽管如此，反身性理论还是吸引了一大批实践家，而《金融炼金术》这本书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还是在商学院的阅读书目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而商学也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
我想借此机会来表达我对于陈旧的既有观念的批判。我现在所做的也许是徒劳，但是这样的努力是必要的，因为流行范式在大众观念中根深蒂固。尽管专家们已经转变了他们的观念，但是包括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官方政策依然是被那种认为市场可以自行趋近平衡并完成资源最优分配的观念所引导的。我称这种观念为“市场原教旨主义”，并且它现在依旧是很有影响力的。
首先让我来处理一下合理预期理论。根据我的理解，这个理论主张市场参与者遵循他们自己的需求，他们假定其他参与者也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而进行决策。这听起来合理，但实则不然，因为参与者并不是遵从他们最大的需求，而是他们认为的最大的需求，这两点是完全不同的。参与者对于事实认知的不完善导致他们的行为可能造成无法预期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预期和实际结果之间—事前（ex ante）与事后（ex post）之间—缺乏足够的对应关系，所以人们假设两者间没有分歧而发生的行为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
合理预期理论尝试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是认定市场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永远比任何参与者个体包含更多的信息—多到足以保证其自身永远做出最正确的分配。参与者有可能会理解错误，这种错误的分析可能会造成随机的干扰；但是从长远来看所有的参与者都是以现实世界的运行规律作为理论模型的，当他们不能准确地掌握世界运行规律时，他们会从经验中学习，最终他们全都会用几乎相同的运行规律模型。而我应用了一个不同的运行规律模型，我也成功地将这种模型运用在了市场中，这让合理预期模型显得毫无意义。
我认为金融市场永远不是被流行倾向所支配的，但是这些倾向会不断地在市场价格以及所谓的市价所反映的基本原理中证明自己的有效性。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埋头寻找流行范式的人觉得很难掌握它。
这本书中会详细地列举很多具体实例来讨论流行倾向是如何证明其自身的有效性的。一旦超过了某一个极限，这种不断自我证明的反馈循环就变得难以维持了。这就是反身性导致的初期自我加强但最终自我削弱的过程。大多数投机投资人都是在以繁荣/萧条序列为特征的金融市场中崭露头角的。反身性理论可以解释这些泡沫现象，然而有效市场假说则不能。这时，一个崭新的理论—反身性理论横空出世，解释并消除了流行范式中的泡沫现象。然而解释泡沫现象并不是反身性理论的唯一体现。本书中还列举了一些精妙的例子来证明反身性理论，比如里根的“大循环”，和20世纪80年代的“兼并潮”。如果不抛弃有效市场假说，这些问题就无法解释。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有效市场假说和反身性理论是针对金融市场行为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有效市场假说与事实不相符，同时在理论根基上它也存在可质疑的地方：那种觉得市场永远能够做出正确决定的幻觉是建立在参与过程和认知过程间的反身性互动上的。事实上，市场总是错误的，他的趋势体现在膨胀期的自我满足以及在衰退期的自我瓦解。因此只有处在转折点时流行倾向才会被证明是错的。
为什么有效市场理论如此对金融市场不合实际的解读会受到这么广泛的认同—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这问题的答案应该与经济学理论的科学追求有关。科学理论往往被假定为能有一定的预测价值，有效市场假说在试图满足这种需求，但反身性理论并没有这么做。反身性理论不但没有这么做，相反的，它还主张这些实际过程是无法被预测的。因此，前一种理论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尽管他是错误的），然而后者没有。我了解这一点，所以我将我的书命名为《金融炼金术》，以示有别于科学。
如果没有将科学方法应用于宽泛到如人类行为上或具体到如金融市场中的长远且完整的考量，用一个非科学的理论去证伪一个科学理论是很难的。我在《金融炼金术》中试图这样重新评估，但是我不敢断言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个问题对于理解金融市场甚至是广义的人类行为都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不得不再次尝试阐述一次。
我们生活在一个真实的世界中，但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并不是完全符合真实的世界。合理预期理论自己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我们的预期会偏离现实很远。我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我们是参与者。我们对现实的解读与现实的差别是在真实世界中加入了不确定性的元素。这又听起来像循环推理，但是这准确地表达了现实情况和有思维的参与者之间的关系。
相比起我在第一版《金融炼金术》中写到的不确定性原则，现在我能更好地定义这个概念了。通过调用真理符合论和融贯论，我可以确定地称之为“人类不确定性原则”。此原则认为人们对于他们生活的世界的认识是不可能同时满足真实性、完整性和连贯性的。在人们的思维受到现实限制的情况下，思维是不足以做出完美的决策的；而当思维干扰了决策的情况下，思维就无法控制现实的走向。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对于现实和思维都有影响。它在保证了思维有时的不连贯性和永远的不完整性的同时，在事件过程中加入了与随机性不同的实实在在的未知元素。
人类不确定性原则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有很多相似之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认为量子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不可能同时被测出。但是两者之间又有着很重要的区别。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本身一点都不会影响量子粒子行为；如果这个原理没有被发现，量子依然会遵循它本身的运动规则。这一点对于人类不确定性原则而言有些不同。关于人类行为的理论有可能会影响人的行为。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历史有着巨大的影响，市场原教旨主义则在今天依然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甚至一些短语，例如“邪恶轴心”，都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将“遗产税”称为“死亡税”同样改变了国家政策。如果我不是根据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尽管我当时还没有将其命名）行动，我自己的行为—以及我在金融市场中的表现—会变得完全不同。
就像量子物理学得接受选择性解释—量子可以被描述为粒子或者光波—那样，人类不确定性原则也是这样。我们可能会将其描述为不完美的理解，但称为人类的创造性也许更为合适。不完美的理解听起来有负面的态度；创造性听起来则更鼓舞人心。如果完美的理解是可以达到的，那就没有想象的空间留下了。因此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
人类的思维塑造现实的程度需要得到更多的检验。将现实分解为人们对现实的感知是最近的一个趋势，这种趋势有一个过激的分支，他们将现实解释成被无情的科学法则所控制的，这种想法明显是不符合流行倾向的。现实是更复杂的，要想很好的理解它，我们必须区分开超越人类思想而存在的自然规律，以及包含了有思维参与者的社会现象。
作用于自然现象的法则与任何人类的想法都是相独立的—尽管这些法则的公式和选择使用的范畴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所在领域的主流思想所决定的。对于一个评判标准的可行性，要确定科学假说的有效性是否可以根据科学方法评判。事实上，自然科学领域获得的成果远多于巫术、迷信或是宗教信仰。
对于处理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问题时，科学知识往往更难以获得，思维无论在理解过程或塑造过程中都起到了更为活跃和有创造性的作用。据我们所知，人不是根据现实采取行动的，而是根据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过这两者并不相同。结果就连发生过的历史也无法被当作自然现象来处理，因为它不仅仅是由国王的出生和死亡这样确定的事实所构成的。社会情境比如革命或政治中的妥协对不同参与者来说有着不同的意义，哪怕是在事件发生之后仍然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关于过去的传说对于未来是有影响的，1389年科索沃战役的影响在最近南斯拉夫的解体中显得很突出。这些都彰显着科学方法的漏洞，但同时又致使科学知识在理解人类行为的形成中没有那么重要。历史是故事，它为巫术、迷信、宗教或其他信仰留有很大空间。
因为人们的决策并不是完全根据自己掌握的知识而做出的，那结果就很容易偏离预期。在包含有思维参与者的事件中，若忽略这些分歧事件是无法被理解的。因此对于自然现象来说，事件的展开与其他人的想法并不相关—尽管人们选择注意什么会受到主流范式的影响。对于社会活动，思维的影响就更加普遍：它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这些对于科学方法有深远的意义。
科学方法的标准流程是基于自然科学的成就的。卡尔·波普尔—一个对我思想有深远影响的人—宣布了统一科学的原则：对于自然和社会科学应使用同样的标准条件。无独有偶，自然科学有了不可磨灭的成就，社会科学便会去试图模仿。不是所有的社会科学—比如，人类学一直致力于讲故事而不是建立普适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理论作为一个个体非常勇敢地模仿了自然科学。
我不认同我的导师卡尔·波普尔在关于科学统一性主义的问题上的看法，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两个方面是完全不相同的。一方面是研究主题，另一方面是科学家所处的角色。首先，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与人类行为的可预知性是相违背的；其次，有关人类行为的理论能够且一定会影响人类的行为。
有了这些障碍，强加自然科学的标准流程于人文科学会造成一个伪命题和有误导性的结果。这会鼓励诸如合理预期理论这样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理论，同时也褫夺了反身性理论的资格，因为反身性理论没有满足对于科学理论预测性的期待。所以如果在潜在的现象中加入不确定性的因素，就应该有理论反馈并处理其间的问题。
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没有破坏自然科学的地位，因为在量子力学不确定性的固有性质进入大家的视线之前，自然科学确实有过很多很优秀的成果。根据这些发现，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就成为了科学方法的一项冠绝当代的成果。人文科学则处在一个极为不被接受的位置，因为它们从一开始面对的就是来自参与者思想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不是在它们的成果已经十分丰硕的时候。它们可以推迟清算的时间就好像经济学做的那样，将理论建立在许多假设的基本条件之上，严谨地排除不确定性的影响，但是这样他们其实正在歪曲他们研究的对象。
为什么波普尔会没有意识到人类不确定性原则，而是选择了科学统一原则呢？我相信他这么做是因为他想证明马克思主义是不科学的，而他需要科学统一原则作为论点支撑。但是这不能掩盖他引用了一个错误论点的事实。社会科学不能满足自然科学的标准和要求是因为前面我提出的两个障碍，因此，那些基于要求它们拥有正确科学状态的社会学理论提出了一个错误的要求。这不是在说社会学理论是无效的，而是他们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他们自身的优点上，而不是在自然科学错误的羽翼下学步。
这不是神秘晦涩的理论辩论，现在这是有很大的实际相关性的。波普尔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主流经济学中依然适用。很多经济学理论例如完全竞争理论是无法被证伪的，因为它们建立在一些具体的假设之上，同时它们的结论是由这些假设通过逻辑推理得出的。很多有想法的经济学家都已经非常清楚地阐明了这件事，但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似乎钻了空子，使大家忽视了建立在假设上的人造世界和真实世界间的区别。
现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意识形态在十九世纪被称为自由主义。它又一次凭借美国国家政策而变得十分有影响力，它被称为“华盛顿共识”。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主导地位并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享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提并论。但是这两种意识形态有一个相同点：他们都声称自己的有效性是基于科学权威之上的，而不是坚持经济理论应该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过失负责，对此我必须提出质疑。
我认为市场原教旨主义是一个危险的意识形态，市场原教旨主义是隐藏在金融市场全球化之下的一种意识形态。我一直在尽力指出全球化的缺点和无节制性，但是每一次我批判市场原教旨主义，我就不得不重申我刚刚写到的观点来阐明金融市场是不会趋向合理预期的平衡态的。如果反身性理论和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话，我就不必一次次地这样重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