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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定的字面意义看，世上大概始终都是有哲学家的。他们是这样的一些个体：他们不仅提出问题——比如世界是从哪里来的？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有彩虹？——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比如说，当被告知世界是由神灵创造的之后，那些最初的哲学家就会意识到这个答案并没有触及到事物的本质。他们会继续追问为什么神灵会创造这个世界，他们是怎样创造的，以及——让试图解答者最伤脑筋的——是谁创造了神灵。
无论是怎样以及何时开始的，总之哲学思考在公元前六世纪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飞跃。我们发现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公元前570-前500）在意大利推究哲理；在希腊有泰利斯（Thales，公元前636-前546）、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41-前547）和赫拉克雷塔斯（Heracleitus，公元前535-前475）；在中国有孔夫子（公元前551-前479）；在印度有佛陀（公元前563-前483）。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各自独立地发现了哲学。如果他们相互有影响，哲思的流动是从哪个方向朝哪个方向？这也是不清楚的。
希腊传记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斯（Diogenes Laertius）站在公元三世纪的有利位置，提供了一部非常可读的（但不是完全可靠的）早期哲学史。根据第欧根尼的说法，早期西方哲学有两个分支。
其中的一个分支，他把它叫作意大利分支，是从毕达哥拉斯开始的。如果从毕达哥拉斯的几个继承者追循下来，我们最终会找到伊壁鸠鲁（Epicurus）。伊壁鸠鲁自己的哲学学派就是斯多葛学派的主要对手。另一个分支，第欧根尼把它叫作爱奥尼亚分支，是从阿那克西曼德开始的。阿那克西曼德（在智力和教学上）传授给阿那克西米尼斯（Anaximenes），阿那克西米尼斯又传授给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阿那克萨哥拉又传授给阿基莱斯（Archelaus），阿基莱斯最终传给了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
苏格拉底的生活是非凡的。他的死亡也是非凡的：他因为腐蚀雅典青年以及其他莫须有的违法行为，而被他的同胞认定有罪，因此被判处服毒的死刑。他本来可以用乞求法庭宽恕的方式或者在判决宣布时逃离的行径来逃避对他的惩罚。然而他的哲学准则却不允许他这样做。苏格拉底死后，他的许多追随者不仅继续从事哲学活动，而且还吸引了很多他们自己的追随者。他最有名的学生柏拉图（Plato），创立了他自己的哲学学校，称为“柏拉图的学园”，亚里斯提卜（Aristippus）创立了昔勒尼学派，尤克里德斯（Euclides）创立了麦加拉学派，菲多（Phaedo）创立了伊黎安学派，安提西尼（Antisthenes）创立了犬儒学派。苏格拉底生前仅为涓涓细流的哲学活动在他死后却成了名副其实的汤汤大河。
为什么这种对哲学的兴趣大爆炸会发生呢？部分是因为苏格拉底改变了哲学问题的焦点。苏格拉底之前，哲学家们主要感兴趣的是解释他们周围的世界以及这个世界的现象——他们感兴趣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科学。虽然苏格拉底还是一个年轻人时就学习了科学，但是他放弃了科学，转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人类的状况上。正如罗马演说家、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Cicero）所说的那样，苏格拉底是“把哲学从天上拉下来，将她置于人类的城市，将她带到人们的家里，并迫使她问及有关生命和道德以及善恶问题的第一人”
。古典学者弗朗西斯·麦克唐纳·康福德（Francis MacDonald Cornford）以类似的言辞描述了苏格拉底哲学的意义：“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是从发现自然开始的；苏格拉底的哲学则是从发现人类的灵魂开始的。”
为什么苏格拉底在死去了24个世纪之后仍然是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呢？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哲学发现，毕竟他的哲学结论基本上是否定性的：他让我们看到了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是因为他允许他的生活方式被他的哲学思考影响的程度。的确，根据哲学家路易斯·E.内维亚（Luis E.Navia）的说法，“在苏格拉底身上，我们碰到了一个比在其他任何重要的哲学家身上都要明显的例子：他是一个在生活中能够把理论上和思考上的关注同日常活动融为一体的人。”内维亚把他描绘成“既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上进行哲学活动的名副其实的楷模”
。
可以推测到的是，那些被吸引到苏格拉底这里的人，一些主要是被他的论理打动的，而另一些则是被他的生活方式打动。柏拉图就属于前一种人；在他的学园中，他更感兴趣于探索哲学理论，而不是给予生活方式上的忠告。相反，安提西尼是最受苏格拉底生活方式影响的人，他所创立的犬儒学派就回避哲学论理，而把主要的焦点集中在劝勉人们必须做什么事情以便能够获得幸福的生活。
似乎苏格拉底一死，他就裂变为柏拉图和安提西尼了。柏拉图继承了他对理论的兴趣，而安提西尼则继承了他对过好生活的关心。假使哲学的两个方面在随后的两千多年中都得以昌盛，那无疑是一件美妙的事情；因为人们既可以从哲学论理中受益，也可以从哲学在自己生活的运用中受益。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哲学在理论方面得以昌盛，但是在实践方面却变得枯萎了。
在一个如同古代波斯一样的专制政府之下，写字、读书和做算术的能力对于政府官员来说是重要的，但是说服他人的能力就不那么重要。官员们只需要发布命令，那些在他们权力之下的人会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些命令。然而在希腊和罗马，民主的兴起意味着那些能够说服他人的人最有可能在政治或法律的生涯中取得成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因，希腊和罗马的富裕父母在孩子完成中学学业后，就替他们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开发游说能力的老师。
这些父母可能会找到诡辩家来服务。诡辩家的目标就是教学生们赢得辩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诡辩家们会教授各种各样的游说技能，既包括“晓之以理”也包括“动之以情”。他们尤其要让学生们懂得，无论是什么观点或主张，通过辩论来赞成或反对它，都是做得到的。除了开发学生的辩论技巧之外，诡辩家们还开发学生的说话技巧，以便他们能够将自己头脑中的论辩表达出来。
父母们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寻求哲学家的服务。和诡辩家一样，哲学家们也要教授辩论的技巧。但是和诡辩家不同的是，哲学家们回避煽情。还有，哲学家们认为，除了教学生如何劝说之外，还应该教他们怎样生活得更好。结果，就像历史学家H.I.马罗（H.I.Marrou）所说的那样，哲学家们在他们的教学中强调了“教育的道德方面以及对个性和内在生活的发掘”
。在教学的过程中，许多哲学家向他们的学生提供了一种人生哲学：教他们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追求，以及如何追求才是最适宜的方法。
有些想让孩子接受哲学教育的父母会雇来一名哲学家当家庭教师。例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受雇于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King Philip），为亚历山大（Alexander）做家庭教师。这个亚历山大后来成为了“亚历山大大帝”。支付不起家庭教师费用的父母会把他们的儿子——大概都不是女儿——送到一所哲学学校去。苏格拉底死后，这些学校变成了雅典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到了公元前二世纪，当罗马处于雅典文化的影响之下时，哲学学校也开始在罗马出现。
令人感到惭愧的是，现在世上再也没有哲学学校了。当然哲学还是在学校里——更准确地说，是在大学的哲学系里教授的——但是哲学系所起到的文化作用和古代哲学学校所起到的作用是相当不同的。原因之一，是那些在大学里注册哲学课程的学生，很少是为获取人生哲学的欲望所激发而学习的；相反，他们学习这些课程，是因为指导老师告诉他们，如果不学习这些课程就不能毕业。如果他们的确是想要寻求人生哲学，那么在大多数大学，他们都难以找到一门合适的课程。
虽然哲学学校属于过去的时代，但当今的人们却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需要人生哲学。问题是，他们到哪里去获得一种人生哲学呢？如果他们去当地大学哲学系的话，正如我解释过的那样，他们大概会失望。那么如果他们转向当地的教堂又会怎么样呢？牧师可能会告诉他们，要做一个好人他们必须做什么，也就是说，怎样才能达到道德上的无瑕。比如说，他们会得到教导，叫他们不要偷东西，不要撒谎，或者（在某些宗教中）不要堕胎。他们的牧师也许还会解释，他们必须做什么以便获得良好的来世：他们应该定期去做礼拜、祷告和（在有些宗教中）缴纳什一税。但是他们的牧师在他们必须做什么以获得良好的今生方面要说的可能却很少。的确，大多数宗教在告诉信徒他们必须做什么事情以便能够做到在道德上无瑕、进入天堂之后，却把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追求、什么事情不值得追求的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做决定。这些宗教并没有发现一个努力工作以便能够买得起一幢宏伟大厦或者一辆昂贵跑车的信徒有什么错，只要他在这么做时没有违反任何法律；当然，也没有发现一个要小屋而不要大厦、要自行车而不要跑车的信徒有什么不好。
如果宗教确实要就生活中什么事情值得或不值得追求的问题向信徒提供忠告，那么它们倾向于以这样一种低调的方式提出，以至于信徒会把它看成是关于如何生活的一项建议而不是一项指示，因此也就有可能忽略这个忠告。可以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尽管各种宗教的信徒所信奉的教义有所区别，他们最终却都抱有同样的即兴式人生哲学（也就是一种开明的享乐主义）的缘故。所以，尽管路德会信徒、浸信会信徒、犹太教徒、摩门教徒和天主教徒持有不同的宗教观点，但是出了教堂，他们彼此却惊人地相似。他们做着类似的工作，有着类似的抱负。他们住在大同小异的房子里；房子里的装修风格也很类似。无论时兴什么消费品，他们都报以同样程度的喜欢。
一种宗教要求它的信徒采用一种特定的人生哲学，这显然是可能的。作为说明，我们可以举出例子：哈特派就教育它的信徒，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就是一种公共感。因此哈特教徒被禁止拥有私人财产，其理论基础就是，这样的私有制会引起嫉妒的感情，这种嫉妒的感情转而又会破坏哈特教徒所珍视的公共感。（我们当然能够质问，这是否是一种健全的人生哲学。）
然而大多数宗教并不要求它们的信众采纳某种特定的人生哲学。只要信教者不伤害他人，不做使上帝生气的事情，他们是可以自由地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的确，如果哈特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极端的和奇怪的，这是因为人们不能想象，属于一种告诉他们怎样生活的宗教是什么情形。
这就是说，在当今，一个人在一种宗教洗礼中长大成人，并且在大学里学习了哲学课程，但是仍然缺少自己的人生哲学，是完全有可能的。（的确，这就是我大多数的学生发现他们自己所处的状况。）那么，那些寻求一种人生哲学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也许他们最好的选择就是，通过阅读古代那些创办学校的哲学家的著作，为自己创立一所虚拟学校。无论如何，这是我在接下来的篇幅中要鼓励读者们去做的事情。
在古希腊，当哲学学校还是文化风景的突出特点时，有大量的学校可供父母选择送孩子去就读。假设我们能够在时间上回到公元前300年，并作为一个思想者在雅典徒步旅行，我们的旅行可以从集市开始，这是一个世纪前苏格拉底和雅典公民推究哲理的地方。在集市的北侧，我们可以看到斯多葛学派的学校（Stoa Poikile），或者油上漆的柱廊，站在那儿侃侃而谈的可能就是斯多葛哲学学校的创始人——季蒂昂的芝诺。这个“廊苑”实际上是个用壁画装饰的石柱廊。
穿行于雅典城，我们可能会与犬儒学派哲学家克雷特斯（Crates）擦肩而过，芝诺就曾经上过他的哲学学校。虽然最早的犬儒学派哲学家们在西诺萨迦斯（Cynosarges）运动场附近聚会——他们也因此而得名——但是在雅典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到他们。他们在吸引（或者说拖拽，如果需要的话）普通人加入他们的哲学讨论。而且，父母们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把孩子送去跟芝诺学习，但却不可能鼓励孩子变成犬儒主义者。因为如果犬儒主义的说教得以成功地内化的话，他们的孩子势必会过上一种丢脸的贫苦生活。
朝西北走，从迪普利翁之门（Dipylon Gate）出城，我们会进入伊壁鸠鲁主义者（Epicureans）的花园，他们的聚会由伊壁鸠鲁本人亲自主持。先前说的那个漆过的柱廊是处于闹市之中的，可以想象犬儒学派的授课人会时不时地被街上的噪音或者路人的评论所打断；而伊壁鸠鲁的花园却给人一种独特的乡村感受。这个花园实际上是一个种植园，伊壁鸠鲁主义者们在里面种植自己的蔬菜。
继续朝西北走，至离集市大约一英里的地方，我们会来到学园，就是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也就是苏格拉底去世十几年后创立的哲学学校。像伊壁鸠鲁的花园一样，学园也是一个推究哲理的美妙地方。这是一个像公园一样的僻静之处，装饰着人行道和喷泉。学园的庭院里有建筑物，是由柏拉图和他的朋友们出资修建的。在公元前300年，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应该是帕莱莫（Polemo）。他继承了学校校长的职位。（我们将会看到，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芝诺曾经有一段时间也在帕莱莫的学校学习。）
掉头折返，再次穿过城市，出城门后进入雅典的东郊，我们就来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府（Lyceum）。在这个满是树木、靠近阿波罗·莱克奥斯圣坛的地方，可以看到那些巡游教师，即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在那里边走边谈，这群人里面为首的可能就是狄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
但是这只是对古代父母们开放的教育选择的开始。除了在我们的徒步旅行中提到的学校之外，还有更早提到的昔勒尼、怀疑论、麦加拉、伊黎安等学派的学校。除了这些，我们还可以加上第欧根尼·拉尔修斯提到过的另外几所学校，包括埃利特伦（Eretrian）学校、安妮西伦（Annicerean）学校和迪奥多伦（Theodorean）学校，另外还有伊达蒙主义者（the Eudaemonists）、真理热爱者（the Truth-lovers）、驳斥主义者（Refutationists）、类推论理者（Reasoners from Analogy）、物理学家（Physicists）、道德家（Moralists）和辩证家（Dialecticians）所开办的学校。
在这种情况下，年轻的男子（很少有年轻的女子）并不是唯一去上哲学课的人。有时候，父亲们也跟着儿子一起学习。在另外一些情况下，成年人会自己去听学校的讲课。有些成年人仅仅是对哲学感兴趣而已；也许他们年轻时上过一所学校，现在是想在那所学校所教授的人生哲学中得到“继续教育”。其他成年人，虽然从来没有上过一所学校，但是可以作为嘉宾来听课。他们的动机非常像现代人听公共讲座的动机：想变得有见识并得到娱乐。
然而，也有一些到哲学学校听课的成年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想要开办自己的学校，所以去听名校中翘楚的课程，以便借用其哲学观念到自己的教学中去。季蒂昂的芝诺就被指责做了这样的事情：帕莱莫抱怨说，芝诺在学园听课的动机就是要偷走他的学说。
作为对手的哲学学校在教授的科目上有所不同。比如说，早期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不仅仅对人生哲学感兴趣，而且对物理学和逻辑学也感兴趣。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这些学科在内部相互盘根错节。伊壁鸠鲁主义者和斯多葛学派一样，也对物理学感兴趣（尽管他们对这个物理世界所持的观点和斯多葛学派不一样），但是他们对逻辑学却不感兴趣。昔勒尼学派和犬儒派对物理学和逻辑学都不感兴趣；在他们的学校，教授的全部内容都是人生哲学。
那些给学生们提供人生哲学的学校，在他们推荐的哲学主张方面也不尽相同。比如，昔勒尼学派认为生活的宏伟目标就是体验快乐，因此主张抓住每一个机会去体验快乐。犬儒派则主张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他们论证说，如果要过良好的生活，你就得学会接受近乎于一无所有的状况。斯多葛学派位于昔勒尼学派和犬儒派之间的某个位置：他们认为人们应该享受生活所能提供的良好事物，包括友谊和财富；只要他们不紧紧抓住这些良好的事物不放就行。的确，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定期中断自己对生活所能提供的事物的享受，花一些时间去仔细思考我们从正在享受的事物中所遭受的损失。
让自己皈依于某个哲学流派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根据历史学家西蒙·普赖斯（Simon Price）的说法，“坚守一个哲学派别不仅仅是头脑的事情，或者不仅仅是智力生活的结果。那些严肃地对待他们的哲学观的人力图日复一日地在生活中践行那种哲学。”
正如一个当代人的宗教信仰能够成为他个人身份的关键因素一样——考虑一下一个重生的基督教徒吧——一个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哲学背景会是他身份的一个重要部分。根据历史学家保罗·维恩（Paul Veyne）的说法，“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要在生活中践行某种教派的教义，就是要在行动上（甚至服装上）与其保持一致；如果有需要，甚至为它而死。”
因此，本书的读者应该牢牢记住，虽然我把斯多葛主义作为一种人生哲学进行宣扬，但这并不是寻求这种哲学的人的唯一选择。而且，尽管斯多葛学派认为他们能够证明他们拥有的是正确的人生哲学，但我并不认为（我们在第二十一章将会看到）这样的证明是可能的。相反，我认为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人生哲学，取决于他的个性和环境。
在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要补充的是，我认为有非常多的人，他们的个性和环境将他们塑造成践行斯多葛主义的理想候选人。而且，一个人无论最终采取什么人生哲学，较之那种没有一以贯之的人生哲学的生活，他都可能获得更加美好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