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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最初是在1973年出版的，1976年再版时加了一篇较长的序言。从此以后，“后工业社会”的名称、词语、思想和概念成为常见的流行语和学术词汇。从1997年8月6日到1998年8月8日的内克西斯数据库（Nexis）里搜索一下，可以发现众多人士的文章和讲话曾引用这个词语104次；在1996年开始的两年时间中，则有191次。
这种使用频率颇说明问题，有时使人好笑，有时令人吃惊。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莱昂·布里坦爵士（Sir Leon Brittan）1997年9月在东京讲话时说：“我们正在设法艰难地过渡到成为具有老龄人口特征的后工业社会。”哈佛大学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在1998年1月就内城区错位问题的根本原因撰文指出，关键在于“后工业社会”的就业岗位要求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在十几年间导致数十人伤亡的“炸弹狂人”
在1998年1月提出，“如果有一家全国性报纸发表他那份批评后工业社会（即技术社会）腐败和灭绝人性影响的35000字宣言的话”，他可以结束战争。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表了那份宣言时，“炸弹狂人”的弟弟大卫·卡钦斯基（David Kaczynski）认出了他的文风和用字，把他的身份报告了当局。
令人关注的是，世界各国领导人使用这一词语时不仅给予它高规格，而且往往具有警示意味。在1998年4月庆祝布拉格大学650周年时，时任捷克总统的瓦克拉夫·哈维尔（Vaclav Havel）说：“大学研究不能完全由市场经济的需求所驱动；后工业社会要求大学记住它们关于‘通才学习’的本旨。”1998年6月，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rcher）谈及亚洲社会的缺点时，把问题部分地归于“未能发展先进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需要的政治结构和技术”。
甚至美国总统也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在1998年6月30日上海召开的一次“塑造21世纪的中国”圆桌会议上，克林顿总统说：“在经济成长方面，你们几乎超越了传统欧洲国家和美国所经历的一个世代的发展，你们必然将同时创造出一个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所以你们必须比我们更快地培养高水平的人才。”
当我询问撰写克林顿讲稿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委员时，他们告诉我说，总统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回应是即兴的。可是也很明显，克林顿总统的话来自前一时期的白宫简报，这个问题已经被多次提出过。1998年5月，新闻官迈克·麦柯利（Mike McCurry）和助理国务卿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rt）在一份白宫简报中的讨论涉及“后工业社会所受到后冷战时代的实质性挑战”。克林顿总统在同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5月间在首相休养地契克斯会谈时，谈到了同样的话题。迈克尔·柯里（Michael Curry）在英国伯明翰关于两位领导人及其助手会谈的一份新闻简报中重申了这一主题。
从这一切可以看清，西方各国领导人认为西方社会是“后工业的”，而世界其他地区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过渡到后工业国家。
“后工业社会”一词现在使用得很广泛，然而它意味着什么却往往没有具体说明。例如，伦敦《经济学人》（1998年8月22日）在“后工业的格拉斯哥”一文中写道：
到格拉斯哥来却没有思想准备的人们看不到被烟灰熏黑和污浊拥挤的大杂院，在熙熙攘攘的船坞上空找不到丛林般的大老吊。……那个格拉斯哥已随着一度使城市致富的大部分造船业和钢铁业一去不复返了。……现在从城市中心看，格拉斯哥就像一个集旅游、服务和商业于一体的成功的后工业中心。
这番描述意欲集中表现工业与制造业的衰落及服务业对它们的取代。但是它没有看到新兴的后工业世界中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非凡变化，服务业并不完全取代农业与工业（虽然它在实质上改变了它们），而呈现了新的创新方式、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新的社会阶级。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和现实应被归入社会经济史的框架：以前工业、工业与后工业世界为前后背景。 [1]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在过去57个世纪的头55个世纪中，世界上大多数人口主要靠以采撷业为基础的经济——农耕、采矿、捕鱼、伐木——维持生存。马尔萨斯（T. R. Malthus）说得对，在那段漫长的时期里，人口增长受制于疾病、土壤衰竭和自然资源递减。移民与掠夺性战争是各民族常遇的命运。
然而，马尔萨斯是在1800年写下这些话的，从那时以来，世界已经大大改变。过去千百年来人们不知道的一种能源被发现了。石油可在封闭容器内被充分地利用。蒸汽泵把煤矿里的地下水抽走，使矿工掘进得更深，挖出更多的煤。英格兰岛屿中部的米德兰地区富含煤层，这里的人们开始在纺织业运用蒸汽动力织机。随着工业扩张，越来越多的工厂出现了。燃煤的蒸汽动力驱动火车和轮船，产生了新的运输方式。人们第一次可以在陆地上行进得比任何动物更快，在水面上比风速更快地航行。随着对卫生制度的更多了解，随着净化水和医疗进步——至少在西方世界——疾病不再造成灾难性后果。人口增加意味着新的生产要素和新的需求。随着现代化学的发展，通过聚合高分子化合物，人类首次制造出塑料等自然界没有的物质。
对经济学也出现了新的认识，劳动分工和生产率原则使人类可以以同等或较少劳动投入获取更多产出。破天荒第一次，经济盈余可以不靠剥削产生——除非劳动分工太走极端。过去，财富的获取通过战争、掠夺、奴役、税款包收等手段，是野蛮的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现在，有史以来第一次，在生产率增长并导致收入与财富增加的同时，经济盈余得以产生而不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至少，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承诺。
如果考虑到这些成就，我们知道，所谓“工业革命”（这个名称是100年前的1886年由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叔父老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 Sr.］在牛津大学讲话中创造的）应被视同于对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新认识。技术不再仅仅是以再生产方式制造物品，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合理安排，是工作乃至生活范畴的合理化。技术在程序上是工具性的，在设计上是美学的，这是魏玛共和国著名的包豪斯设计学院
所主张的观念。这种美学观念也体现在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和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sohn）、艺术家拉兹洛·莫霍里——纳吉（Lazlo Moholy—Nagy）、画家保罗·克利（Paul klee）和利昂奈尔·费宁格（Lyonel Feininger）的作品中。
就这个层面看，可以说过去的200年是技术的“轴心时代”。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帕斯（Karl Jaspers）用“轴心时代”一词来刻画公元前500年前后（或者更广泛地指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宗教和神性有所突破的古希腊时期。那个不平凡的时代涌现出波斯的琐罗亚斯德
（Zarathushtra）、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以色列的先知（耶利米［Jeremiah］、以赛亚［Isaiah］、以西结［Ezekiel］）、希腊爱利亚学派哲学家（泰勒斯［Thales］、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这批先哲的同时涌现，真是神奇莫测，种种解释此处暂不研讨。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即这一时期出现了使历史就此转折的世界轴心。现在，如果我们认为：过去200年出现了又一个新的轴心时期，人类能力的“突破”成为改变自然和物质世界的基础。这种看法是否过分？
[2]
工业社会的基石在于：控制能源（蒸汽、电力、石油与天然气）以驱动机器和涡轮；集团公司的纵向整合，如沃尔特·蒂格尔（Walter Teagle）所创办的美孚石油公司控制着从油源到炼油再到汽油销售等一切环节，以及亨利·福特所发明的汽车生产流水线。但我们又如何解释后工业社会的出现呢？澳大利亚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率先在他的开拓性著作《经济发展的条件》（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1940）中给出了解释，将经济划分为几个部门：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制造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发展以每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人均产出）来衡量。
当每个部门的生产率上升时（就是说，只需较少人力来完成一定水平的产出），工人就可以从一个部门转到另一个部门。因此，经济进步可以定义为部门之间差异生产率的作用。服务业属于剩余范畴，也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现在能够提供的额外福利。许多人在谈到后工业社会时，仍然把它定义为首先有关于服务业。这种定义是不恰当的。
克拉克狭隘地将服务业定位于“经济主义的”。这一观点源自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和马克思的思想，认为服务业是“非生产性的”，只有制造业才能通过劳动产生价值。但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错的。在当今社会，服务业主要发展“对人的服务”，特别是在医疗和教育领域。两者都是今天提高社会生产率的主要手段：教育提高人的技能，尤其是文字和运算能力；医疗保健减少疾病，使人们更加健康、适于工作。因此，我在写到服务业的时候，把这一领域进一步（在将前工业社会和工业社会分别划分为“初级”与“第二”产业之后）分为第三产业（交通运输与公共事业）、第四产业（贸易与金融）和第五产业（医疗保健与教育等）。
但是对我来说，后工业社会崭新的中心特征是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每个社会的存在都基于知识以及语言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但只是在20世纪我们才看到在探索新知识时对理论知识的汇编以及自觉性研究的发展。我们在科学对技术的新关系中可以看到这种变化。几乎所有19世纪的工业——钢铁、电、电话、汽车、航空、无线电——都是天才的工匠所创造的（例如贝西默、托马斯·爱迪生、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赖特兄弟、马科尼，这些人或者不关心科学，或者不理会科学发展而独自钻研）。但是20世纪的重大发展——在通信、电脑、半导体和晶体管、材料科学、光学、生物技术等领域——都来自20世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革命：从爱因斯坦关于量子理论与光学的研究（它解释了光电效应并导致激光的发展），到脱氧核糖核酸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解码人体细胞染色体结构的基因工程。研究与发展为发明与创新服务，它们都是整个科学发展的一部分。
当然，没有一个社会会一下子充分长成，好比智慧女神密涅瓦从朱庇特头颅里生成的神话那样，而是不同侧面在不同时期出现，社会变化往往是新旧模式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我想在这里指出一些过去25年间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范围与程度，并以此与工业社会的特征相对照，这种比较即便只是纲要性的，也可能是有益的。
一、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今天，在1.26亿美国劳动者中，只有1880万人从事制造业工作，而25年前则是7700万名劳动者中的2020万人。因此，现在有近15%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而25年前是26%。我还需要指出制造业性质的变化，那就是：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减少，经过消毒、在无菌室制造的电脑芯片和药品生产兴起。这两种模式以许多方式相互补充。福特汽车公司正在发展基于美国航空航天局喷气发动机实验室设计的芯片而设计的高级神经网络程序以监控汽车发动机的故障。
就国内生产总值而言，在7万亿美元的美国经济中，制造业大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7%，而服务业占50%。
二、职业变化： 工作性质上最惊人的变化是专业性和技术性就业的极大上升，以及熟练和半熟练工人的相对下降。1996年，在1.26亿劳动力中，有3650万人是专业人员和经理；几乎一半被划为管理者；3760万人被归类为技师、销售和行政助理。这些人的总数超过7400多万，几乎占据劳动力市场的近60%。与此相对，1350万人列为熟练工人（精密生产与手艺工人），1810万人是操作工和劳工，总共为3160万，或劳动力的25%。
三、财产与教育：在社会上取得地位与特权的传统途径是通过继承——家庭农场、家族企业或家传职业，以及较次要地通过创业或发挥企业家才干。今天，伴随着专业和技术工作的增多，以及企业家的身份同样要求有较高的教育背景，教育已经成为社会流动性的基础。1960年，只有41%的美国人读完了4年高中（黑人只有20%），而1996年，81%的美国人读完了高中（黑人为74%）。大学教育的变化更为惊人。1960年，只有7.7%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3.1%），而1996年，几乎24%的美国人读完了大学，黑人为13.6%（见《美国统计摘要》，表243）。
四、金融资本与人力资本：突出这一变化的另一种方式是认识资本作为资源的本质。在经济理论中，直至30多年前，资本主要被理解为积聚金钱或土地的金融资本。由于芝加哥大学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和加里·贝克（Gary Becker）的开创性工作，人力资本现在被视为社会力量的一个基本特征，而在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最近的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与技术都被统合为增长的内在特征。更加晚近的是，社会资本的概念被芝加哥大学已故的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以及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进一步发展。一个人得到社会资本，就是取得机会和社会关系网，可以说，社会资本就是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六度分隔”
。正如科尔曼和帕特南指出的，少数族群往往因缺乏社会资本而更难以得到或获悉机遇。
五、技术与智能技术：大多数人认为技术就是机器；基于工业社会的机械技术，这种理解是合理的。然而，随着电脑辅助设计在制造业的扩展以及通信系统的合并，“智能技术”（以数学和语言学为基础）走向前沿，在“高新科技”的应用中使用算法（决策规则）、程序设计（软件）以及虚拟模式。
六、基础设施：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指的是交通运输——港口、铁路、公路、卡车、机场——用来交流货物与物资。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则是通信工具：电缆、宽带、数字电视、光纤网络、传真、电子邮件、综合服务数位网（把数据、文本、语音、音响和图像结合在单一信道内）。现在我们发明了互联网和万维网，在不到5年内，它们的增长速度是通信史上前所未有的。这些技术形成一个复杂的适应系统，构成电子化的全球经济的基础。
七、知识的价值理论：从李嘉图到马克思，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工业的发展依靠节约劳动的设备，以资本取代劳动。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知识是发明和创新的来源，产生了附加价值和规模递增收益，时常通过投资较少、产出更多的新替代品（例如在通信电缆中以光纤替代铜线）来节省资本。知识是集体产品（特别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我们可以因此提出：是否应向创造知识的科学家阶层支付“社会租金”。
那么后工业经济新在哪里呢？美国经济史学者布拉德福德·德·朗（BradfordDe Long）写道：
新的因素在于自从印刷术发明以来，信息处理和发送第一次成为主导产业之一。以前的主导产业改变了织工、纺纱工、运输工、农民、铁匠的生活状况。现在，新的主导产业正在改变那些用信息来指导企业的经理们的生活状况，同时也在改变根据信息来决定购买的消费者的生活状况。可是，最有意思的或许是，社会信息的处理和发送都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知识分子当然很激动，我们有很大很大的话语权。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信息对社会经济组织的新形式具有如此的核心作用，为什么我没有把我的著作称为“信息社会”呢？1975年，我写了一部长篇专著《信息社会的社会架构》（该专著的主要部分收录在由迈克尔·德图佐斯［Michael Dertouzos］和乔尔·摩西［Joel Moses］合编的《电脑时代》一书中，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79年）。书中列出信息经济的一些核心特征，并提出一些政策问题——即，集权与隐私、对教育进展的怀疑——与当下的状况仍然相关。但是，如同我在本书中提出的，我的焦点集中于技术的作用以及技术成为战略资源和社会变革杠杆的方式。我不算是技术决定论者，因为一切技术都在并非全由它左右的背景（诸如政治和文化）下运作；然而技术是变革的主要工具（而且工具是可以用得好或者用得坏的）。
我的兴趣出自两个方法论的考虑。一是把马克思与生产方式概念有关的两个维度——社会关系（财产与权力）和技术——分开观察一下，如果我们把这些因素视为独立的变量，那么历史场景将会怎样？一方面，这些变量是指奴隶制、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它们又对应着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架构。
我的第二个兴趣来自我的论点，即人们最好把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理解为一系列分离的领域。大多数社会理论把社会视为一个整体或由单一规则决定的结合体。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由生产方式所组织，结合了下层结构和上层结构——经济作为基础，政治和文化作为附带现象。而涂尔干（Durkheim）和帕森斯（Parsons）认为社会是由价值体系组织的，价值体系使得派生出来的规范和行为在社会上合理合法。
相对于这些整体性理论，我认为社会共有3个领域——技术经济领域、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每个领域都根据不同的原则组织并服从于它。这些领域在不同时代以不同方式相联系，有时变化非常激烈。
前现代时期的社会是君主统治下的等级集团社会，它是由军人集团、地主阶层、教会集团和资产阶级垂直组织起来的。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可以认为，资产阶级壮大起来并主宰了社会。经济学在生产和商业中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资本家与工人的区分则成为社会的阶级分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正如我在结语第一节中探讨的，由身份和工作场所组成（身份是指职业群体——科学、技术、行政管理和文化领域的职业人士。工作场所是指职业身份所在的具体机构——公司、政府、军队、大学、研究所）。
回到我最初的“技术”话题：技术经济领域虽然不决定政治与文化方面，但是当它传播到全社会并面临工具理性的要求时，往往成为变革的引发者，将对政治秩序（时常处理由变革产生的动乱）和文化领域提出质疑。
最后，正如我在导论中写的，我不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撰写被德国哲学家汉斯·瓦欣格（Hans Vaihinger）称之为“如果”（als ob）的一种虚构，一种对可能情况的逻辑构想，它可以与未来的社会现实进行比较，以便观察在实际的发展中是什么干预、改变了社会。25年后，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判断的不是我的理论有多么准确，因为它只是社会学家的“前景”史，不是历史学家的“回顾性”建构；读者们可以判断的是：今天的社会特征同1/4个世纪以前的世界的特征对比起来怎么样。
在本书出版后的25年间，有十几本书探讨和发展有关后工业社会的主题。
令人惊讶的是，在早些年，最先欢呼后工业社会到来的是新左翼的激进青年。发起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DS—Student for Democratic Society）的《休伦港声明》以后工业社会这一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假设作为基础，将老一代的左翼分子渲染为过时的人物。汇编新左翼文献史的马西莫·特奥多里（Massimo Teodori）表示：“美国的新左翼或许是最早表达面对后工业社会问题的新力量。”SDS领导人格雷格·卡尔弗特（Greg Calvert）和卡罗尔·奈曼（Carol Neimen）的一本关于新左翼的书（《中断的历史》）采用了许多后工业的语汇。而在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之后，学生们大搞革命，使大学成为超越工作与匮乏的“为新社会而斗争的活生生样板”。
这里的前提是认为现在匮乏已经消失，我们会进入一个社会的“后经济”阶段。1964年的宣言“三重革命”提出了这一信念的基本原理，宣言签署者包括罗伯特·海尔布伦纳（Robert Heilbroner）、欧文·豪（Irving Howe）、冈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汤姆·海登（Tom Hayden）以及主要作者罗伯特·西奥博尔德（Robert Theobold）与唐纳德·迈克尔（Donald Michael）。他们在自动化和电子化中看到“一个生产的新时代”因生产率的提高而闪耀登场，而生产率提高得如此之大，我们唯有切断旧日匮乏工业社会所维持的就业与收入之间的联系并把用益权自由分配给广大民众，才能对付它的冲击力。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匮乏的问题困扰着一切社会，而根除匮乏是所有改革运动中最基本的乌托邦。我将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再来谈这个关键问题。
在众多论述后工业发展的书籍中，我要特别指出一些著作，它们打开了新的方向，对新的课题进行严肃的探讨。第一本是西蒙·诺拉（Simon Nora）和希拉里·明克（Hilary Minc）的《社会的电脑化》，那是1978年向法国总统提交的一份有关国家如何应对电脑在社会上的作用的报告。它提出了一个模式，说明一个严肃政府该如何应对科技问题。这份报告最早提出建议，把电脑和通讯联合起来建立信息高速公路。它的成果之一就是产生了法国的终端服务国家网络方案（Minitel Program），每个电话用户得到一个电脑终端（最初只被用作电话号码本的替代品），从中可以快捷地获得各种信息服务，诸如航空班次、电影放映时间和保健服务。
理查德·森尼特（Richard Sennett）的《性格的腐蚀：新资本主义下工作对个人的影响》（纽约，诺顿出版社，1998）探讨集团重建、工作团队重组和持续适应对性格、人格及正直品性的影响，开创了新的领域。森尼特把我1956年的专著《工作与不满》中对工业工作的描述作为突出的对比。我在描述高度协同的功能理性系统时，指出了它的3个原则——规模逻辑、时间度量逻辑和层级逻辑。规模意味着在大工厂里集中生产以达到规模经济。层级是把脑力工作从车间提升到计划和调度部门的体系。时间度量是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发明的，是根据工时计算工作和报酬多少的精细设计。
这三个逻辑都已被抛弃或由新的组织原则所取代。它们或许带来了更强有力的经济，但正如森尼特指出的，当个人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在重构的公司里转换时，总是感到失去了依托和伦理认同。
查尔斯·萨贝尔（Charles Sabel）和迈克尔·皮奥里（Michael Piore）的作品是我们了解工业社会历史背景和旧生产体系如何崩塌的里程碑之作。在《工作与政治》一书中，萨贝尔天才地讲述了大规模生产的发展方式，称之为福特制——这个名词成为左翼批判社会的常用语——表明对标准化产品的需求以及对机器生产特定产品的投资如何打倒了品味差异和灵活的专业生产。皮奥里和萨贝尔较晚创作的、更加雄心勃勃的著作《第二次工业分工》认为我们可能正在见证“新的工业秩序：在微电子及电脑领域的发展之外，诸如意大利威尼托、德国巴登——符腾堡等地区经济的发展”作为“后工业化社会的小岛”滋生了一些小型与中型企业，用适应灵活、反应迅速的生产体系营造出个性化的顾客定制产品市场。
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地理学家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认为，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是后工业经济中全球城市的转型特征。生产性服务——商业、金融、技术及专业服务——由于贸易、金融与投资的巨大扩张和后工业就业的兴起而经历了大发展，这是电脑和通信技术发展的结果。萨森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长期无视产品生产和服务业生产之间的差别，遑论服务业内部的差别。”可是城市中心的重要变化——她以纽约、伦敦和东京为首要例证——都源于生产性服务业的扩张。
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的三卷本《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是重绘社会地图最有雄心的行动。
服膺于我和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纳（Alain Touraine）的早期著作，卡斯特尔说，应在农业、工业生产与服务业生产两种形态的知识基础之间，而不是在工业经济与后工业经济之间，作出适当区分。他指出早期的后工业主义理论（这里他指的是我而不是图雷纳）基于索洛（Solow）和肯德里克（Kendrick）的生产率研究数据是取自20世纪上半叶的，同时提议“将分析重点从后工业主义转向信息主义”。所谓信息主义，他是指“信息技术、信息处理与通信传输（领域）的当前革命”。卡斯特尔认为，信息主义不等于“知识和信息的中心地位”，而是“在革新与运用革新累积反馈的过程中将这类知识与信息应用于知识形成和信息处理/传输的装置”。
我要说，我和卡斯特尔的分歧，在于他把知识与信息混同为一个词语或一个进程，未能分清发明、革新与扩散。我并不认为有过一场“知识革命”或“知识爆炸”。我们且不谈那些把汤姆·库恩（Tom Kuhn）作品
与后现代解构主义的喋喋不休混为一谈的虚妄的相对主义。我们确实必须面对范·奎因（Van Quine）和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关于重新探讨人类知识确定性的认识论领域的严重挑战。不过，我的异议主要针对分不清知识与信息，以及所谓“知识技术”的奇怪论调，因为知识（au fond）在本质上就是一系列的判断，可以靠实验性证据以及有待判断的行动目的加以验证。这些问题我将在这篇前言以后的部分试图解释。
在1956年和1957年，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M. Solow）写了两篇将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经典论文；文章把技术提升至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地位。
古典经济学一直关注在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和马歇尔局部均衡理论。现代经济学，按照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的系统阐述，则以竞争性需求下稀缺资源的配置为焦点。在大萧条年代应运而生的凯恩斯经济学，着重强调无力转化为投资的储蓄以及通过政府刺激来增加需求的必要，以便推动停滞的经济。到了二战以后，随着重建德国和日本的残破经济以及对后殖民地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视，经济学领域才系统性地将注意力转向增长理论。
最初的成果被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英国经济学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和俄裔美国经济学家埃夫塞·多马（Evsey Domar）的姓氏命名。该模型强调资本——产出比，设法确定某一增长率所需要的持续投资水平。（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资本——产出比为2:1，那么确定增长率为5%的话，就要求10%的持续投资率。）它完全着重于资本投资。
1956年索洛在论文中提出新的理论模型，认为就长期来看，工人人均产出水平是资本投资率、劳动力增长率（经济理论的常规构成）和技术水平的函数。它特别强调技术变革在生产函数中对资本与劳动比的改变。
在这篇理论论文中，技术被视为外源性的——是固有模式以外的一系列因素——所以它被作为剩余（即实际观察值与估计值之间的差），涵盖与资本或劳动不相关的生产率提升与经济增长。索洛的第二篇论文着重于经验性证据，设法度量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剩余可能是对机器、人力资本、组织创新等的投资。但总的说来，它被简单地归类为“技术”。“索洛剩余”在不同的经济周期，大约可占到美国趋势增长的40—60%。
简言之，我们从直觉、记录和案例研究中知道的情况已经被公式化并结合到经济理论之中，如同其他好的理论一样，可以应用于任何背景。
[3]
显然，要了解现代社会及其在过去200年中的转型，我们必须先了解技术的转型，特别是机械化技术如何转变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石——智能化技术。
我们正处在世界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上升期。世界经济正在上升，是因为我们已经由发明与革新的阶段过渡到关键的扩散阶段。扩散速度取决于每个社会的经济情况和政治稳定程度。这一趋势不会逆转，它的影响甚至会比重塑西方社会的前两次技术革命更加巨大，而且伴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还将散播到世界上的各个地区。
我在这一节里要做的是指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突出特征，通过对若干社会架构的描述，使我们得以看清这一技术革命如何在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中行进，并说明我们可能的选择。
请好好注意我明确区分了技术革命和它的社会——经济影响。“工业革命”一词模糊了两种不同的事物：新的动力形式——蒸汽机的出现，以及工厂（社会组织）创造性地将这种动力应用于商品生产的机器。区分的理由是，对于新技术的应用，并不存在单一的、必然性的确定路径。新技术的组织方式形形色色，而且都是自觉做出的社会决策。不同于由少数积极分子策动的法国和俄国革命，第一次工业革命不是由人们“投票选定”的政治事件。工业革命在前进时几乎不曾遇到阻力，是因为它生成利润并以更廉价的方式供给商品。
第一次技术革命以蒸汽泵、内燃机以及机器生产为标志。在早期的工厂中，机器按直线轴线布局在一起。原因很简单，蒸汽离气源越远，热量损失越大。这一因素决定了早期工厂的布局。电力出现之后，生产机器的布局可以更加灵活，但工厂管理者已习惯了几十年来的控制模式，简单地延续了工厂的布局。铁路也是如此，在第一条轨道间距延用传统马车轮距之后，虽然人们可以轻易地扩宽轨距，但这种模式还是被持续地传导到其他铁路系统。可以说，既成习惯恰如穿越原始森林的第一条车轨，将成为未来行为的矩阵模型。
大约100多年前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以电力与化学两大领域的革新为特征。电力使我们获得一种新的、适应性更强的动力，与蒸汽动力相比它可以传输到数百公里之外，通过减少能量的损失，使得工厂内部生产机器的布局进一步分散化。电力创生出新的照明方式，改变了昼夜切换的节奏。我们通过电缆传送编码信息，将人声转换为电子脉冲，从而发明出电话和收音机。化学领域的革新，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能力制造染料、塑料、合成纤维、乙烯等自然界没有的合成物。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技术革命。想一下眼下发生的变化，我们必定会联想到诸如电脑、电报之类的产品。但这样的思考忽略了对于理解这场革命至为关键的基本进程。只有认识这些相关进程，我们才能开始描绘社会——经济与政治领域里可能发生的大量变革。
新的技术革命以四项革新为基础，下面我将一一作简要描述。
一、一切机械系统、电力系统和电机系统都将变为电子系统。工业社会的生产机器是机械工具。电子系统正越来越多地取代机械部件。固定电话基本上是一个将信号转化为电流的机械工具（例如拨号系统）；而今天，电话已经完全电子化了。印刷在过去意味着以机械方式将涂有油墨的铅字印到纸上；而今天，印刷也实现了电子化。同样，固态电路被应用于电视的生产。电子化使构件的大幅缩减成为可能，将传输速度提升至可观的程度。通过现代电脑，我们已达到纳秒速度，即十亿分之一秒或万亿分之一秒，使运算变得像“闪电一样”。
二、小型化：控制电流或电子脉冲的元件“小型化”是最显著的变革之一。人们以前采用的是电子管，老式收音机里的电子管大约高5—8厘米。晶体管的出现可与蒸汽动力的发明相提并论，代表着微电子元件制造能力的量级突破，这些元件可以像微处理器那样控制、调节、指示和记忆等近千种不同运算。一块指甲大小的芯片可以处理4000字节、32000字节、64000字节，现在人们已经开始制造百万字节的芯片。
在过去20年，我们见证了芯片组件数量的指数增长，每10年就增长100倍。今天，一片小小的硅晶芯片里容纳了数万个晶体管，而它的成本只是几美元。芯片上的电路由印刷板制造，如果一个工人一一把分散的组件焊接到印刷线板上，要花大约10年时间。一个芯片就是一台微型电脑，具有输入输出处理以及随机存取的能力，它的体积甚至比1美分硬币更小。
三、数字化：在新技术领域，信息由数字代表。所谓数字就是离散的数，是非连续的变量。电话的工作原理基于模拟系统，因为声音是一种波，它可以被转换为二进制的数字。这一转换最明显的优势是使精确度与可控性获得提高，同时它也使数字化电脑融合图像与声音系统成为可能。第三次技术革命将以往一切的系统都转换成数字形态。
四、软件：早期电脑要通过指令或操作系统来进行控制，人们必须学习COBOL、FORTRAN或者更专业的Pascal、LISP等编程语言。软件的出现解放了电脑使用者，使他们可以快速处理各项任务。通过分布式控制，软件指令一台电脑终端独立于其他终端而运作。个人电脑装入特定的软件程序——供财务分析或信息数据恢复——电脑系统因而可以适应用户的特定需求，用计算机世界的行话来说，即“界面友好”。
软件是定制化的基础，仍在继续向前发展。一名程序员在一个月里大概可以设计数千条编码。在电信业，大型交换机（将数十万次通话分配到不同线路上）可以连接200多万条通路。
突破软件程序设计的“瓶颈”，是个人电脑迅速扩展到小企业和家庭的关键。随后要做的是，减少个人电脑内部的函数与应用的数量，如网景和Oracle甲骨文所做的那样，使个人可以按需“随时购买”软件。一旦实现了这一创新，我们就能向用户提供海量程序，并且极大简化个人电脑上的操作。
在光电子学领域的重大进步使新技术的扩大加强获得了保证。它提供了通过激光、超纯玻璃或光纤大批量传输数字信息的核心技术。新材料的传输能力大大超越了电线与无线电。在实验室环境下，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下属的贝尔实验室创下了“距离记录”：在不扩容情况下，以每秒4.2亿字节的传输速度传送了201公里；以每秒20亿字节传送了128公里。采用脉冲代码调制的方法，人们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送整部30卷本的《大英百科全书》。光电子学仍在发展之中，我们这里谈论的是已经市场验证的成熟技术。
关于新技术最为紧要的事实是，它并不局限于某个孤立的领域（如“高科技”标牌所暗示的），而是遍布社会一切领域、重组所有旧关系的一系列变革。工业革命带来一个发动机时代——而我们一直视之为理所当然。在汽车、轮船、动力工具，甚至家用电器（如用1/2或1/4马力的小发动机驱动的电动牙刷、电动刻刀）上，发动机随处可见。后工业时代将再次见证这种无孔不入的变革。在未来几十年，电脑将入侵人们的生活——除了大型电脑，还有“芯片电脑”，微处理器将改变我们使用的设备和家庭环境。汽车、电器、工具、家用电脑都由一台具有每秒千万级计算能力的微处理器驱动。
我们已经看到多种变化正在形成。不同沟通方式，即电话（声音）、电视（图象）、电脑（数据）与文本（传真）之间的分立被打破了，通过数字转换实现了物理互通，形成一整套相互兼容的远程传输方式。电脑辅助设计与建模的引入令工程和建筑实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电脑辅助制造与机器人正在改造生产第一线。现在，商业公司、医院、大学等组织机构的信息管理系统在存档、库房管理、调度以及其他方面，都不可能离开电脑。数据库与信息检索系统重塑了决策分析与智力工作。在家庭领域，家用电器可以通过编程而得到控制，前卫住宅设计更将这一原则应用到家居环境的种种方面。与电视屏幕相连接的电脑，正在改变人们沟通、交易和信息交流的方式。
学者的任务不仅仅是描述这些铺天盖地的变化，而要对它们做一全面整理，并以社会学理论为根基提供一些基本分析。在下一节中，我将用一些表格来帮助读者了解现有结构在变革面前承受了怎样的压力，以及变革的发生方式。要再次强调的是：技术不能决定社会变革；它只提供手段和可能。新技术的利用与社会抉择有关。
在每项技术的特性及其分衍之间，差别极为巨大，但大多数人在使用技术一词时是无分别的。对普通人而言，技术仍等同于机器或机械化模式——当然，机械并没有消失。然而，作为后工业社会的基础，通信和电脑领域的新技术是一种智能技术，与创造了工业世界的机械技术相比，具有迥然不同的背景与学习模式。所以，我建议先画出现代技术的“地图”及其“发展轨迹”，用5个框格来呈现其中的变化。
第一个框格与历史差别有关。
这些变化有三个结果：
一、运作系统从机械的变成半机械的，再变成电子化的。电话就是如此，从机械系统（手动拨号）发展到半机械系统，再到电子系统（按键拨号）。
二、从模拟的变成数字的。模拟系统以波形为特征（如电话中的声音传送）；数字系统借助“脉冲”工作。使用数字系统（如0/1脉冲）之后，人们可以更精确地控制声音和其他数字化系统。
三、工业社会的标志是发动机。后工业技术则处处离不开微处理器，它是一切转换与计算系统中实行“控制”的元件。
第二个框格说明现代技术变革之源是理论知识的汇编。人类社会的存在离不开知识的传播。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物种，就是因为我们发展了语言和代码，并在这个组织过程中形成了智力。从语言到概念是对思想进行分类，人类因而能够整理经验、归纳思想。但理论知识的汇编是新生事物，在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专有的特征。
关键点在于科学理论得自基础研究。但是，基础研究往往不能获得即时收益。它必须不计名利，就是说，不面向应用研究和产品。
基础研究一般在研究机构进行。在美国，大学是基础研究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在医药等特定领域，则由政府主办的国家研究机构推进。德国的基础研究在政府资助的马克斯·普兰克学会（Max Planck Gesellschaften）进行；在英国，这项工作由各大研究机构联合进行；日本由大公司的实验室或位于东京北部的筑波等专业研究中心承担类似工作。
第三，在产品开发、品质改进和制造标准化产品之间存在区别。
此处的架构揭示了变革的轨迹与一种新的国际分工。美国建立了我称之为“分布式制造业”。它是指首要关注概念、设计与销售推广的工业和公司。例如，大型时装零售连锁公司Gap集团在50个国家派驻了250名对分包商进行监控的质量监督员。全球制造使得它可以快速对市场与需求变化作出反应。Gap公司有自己的零售网点。锐步（Reebok）作为迄今最成功的运动鞋生产商之一，并未设立自身的零售网点，而是专注于研究与产品设计推广。这类公司不“制造”产品，而是开发产品。
第四个框格说明发明、革新和传播之间的区别。在当下的社会，某个思想或产品的宣布引起轩然大波的现象是太普遍了；人们认为某些事物一旦出现，就会“革新”（技术的超常作用）整个生产线或工业。然而，大张旗鼓、反复宣传的有趣发明或产品往往招致失败。我们或许仍然记得全息照相，它的发明者丹尼斯·加博（Dennis Gabor）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还有“可视电话”，在与电话机连接之后，打电话的人在说话的同时也能看到对方。这里列出了它们之间的区别。
总的来说，现代发明由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所驱动。几乎所有光学领域的成果都源自爱因斯坦在1904年揭示光为“量子”（并作为“波”）的一篇论文；光电元件、激光等新生事物由此应运而生。晶体管的发展则源于固体物理学。
但是，科技进步并不必然导向革新。它有赖于组织的适应性。我们知道，IBM公司由于过分专注利润丰厚的主服务器领域，而放弃了一度由它领导的个人电脑领域，放手由微软公司吃掉这片市场。
传播则有赖于非常不同的因素。现在人们常用的传真机是在30年前开发的。（日本《朝日新闻》一度想借助传真在北方市场发行报纸，因为到北海道的运费非常昂贵。）可是，随着费用降低和传输速度提高，传真机成为日用消费品，它的生产则发展为一项上市业务。
第五个框格，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关于专业技术发展的分化。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观点，因为它对于了解不同社会的能力至关紧要。在通信与电脑领域，日本的科技扩展发展迅速，但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什么专业化方向。美国在这两个领域却大力发展了扩展与专业化的企业。让我们以两项统计来作进一步的说明。今天在日本，手机用户超过3000万，大约占日本电话电报公司6000万固定电话用户的一半。手机不再仅仅是商业必需品，而成为年轻人和普通市民到处携带的小物件。作为一种扩展设备，它已经重塑了近年来的通讯业。另一项统计与电脑有关，美国现在可为独立电脑提供15000种应用程序；这些程序可以被应用于任何人们可以想象的用途，即所谓专业化技术。
现在，我要从这些变革中总结出一些经济意义与社会意义。在电话生产与通信业，扩展产品由大型公司发明和推广。而专业化领域——大多数是软件项目——是工程师和创业者开发，由小企业生产的。仅在加州硅谷，那里就有大约7000家制造这些专业化产品的公司，每个公司雇用50至500人。网景（Netscape）是将Java软件应用于互联网浏览的先锋。微软主宰着个人电脑操作系统的市场。但应用软件都是由小企业开发的。美国现在仍在壮大电脑和通信领域的专业化小企业。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把创业文化（以及投资的风险资本）与一批有高度技能的教育人群相结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进步有一部分是60年代末与70年代嬉皮士文化的残留。年轻的创业者反抗组织生活的约束，在编写电脑程序与代码中找到了经济上的出路和独立。）
对专业化领域的强调，足以指明美国与日本在经济表现上的差异。日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社群社会，对个人创新侧目而视，在企业与大学中注重论资排辈。日本人在合作性的企业中表现出色，这也是七八十年代日本在电脑、通讯以及电子产品市场进行革新的力量所在。但是日本不鼓励有风险的企业家式的个人创新，而且缺乏辅助性风险投资制度，税制（它是高度平均化的）也不足以给予个体企业充分奖励。正由于此，日本虽然很容易进入扩展技术领域，但在专业化领域却表现不佳，那一直是美国表现出色的领域。
至于全球化和新的国际分工，许多经济体（和社会）的问题在于：它们是否开发新产品、提升产品品质，或有能力制造标准化产品。这不是说技术可以唯一决定它们的经济表现。许多部门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根本性意义——诸如石油、天然气、林业、农业、渔业、旅游业、娱乐业、服务业，等等。当然，在许多方面，这些部门需要技术工具，而当一个经济体即将进入后工业阶段时，信息技术的发展轨迹会成为它们生存的关键。
在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由三个基础结构所维系，它们是各民族之间贸易与交往的聚集点和通道。交通运输是最首要的基础结构：河流、道路、运河，现代又有铁路、公路和飞机。其次是能源系统：水力、电力、电网、石油与煤气管线，等等。第三是通信系统：邮政网络（沿公路铺开），然后是电报（首次突破以往的链条）、电话、收音机，现在则是从微波到卫星的整套新技术。
交通运输是最古老的系统。当道路通往各个地方、促进贸易和交换的时候，社会各个部分之间的孤立就被打破了。人类聚居点一般位于道路交叉口、河流交汇处或湖泊湾曲地。商贾停下来卸货，农民售卖农产品，工匠落脚提供服务，于是市集和城镇渐渐兴起。
交通系统内最重要的是水路。这是运载批量货品最方便的手段，水道在高地之间交织通行，潮汐与水流提供了额外的动力。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的1000年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紧邻水岸。罗马在台伯河边崛起，巴黎在塞纳河畔壮大，伦敦在泰晤士河河滨走向辉煌，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大城市位于海口和大湖之畔。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工业社会，城市与生产枢纽的位置决定于水源和资源的交互作用。拿一张美国地图，看看这个国家的中北部。明尼苏达州梅萨比山脉富含铁矿，伊利诺伊州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煤炭资源丰富。大湖区和连接滨海港口的河谷系统将这些地区联系起来：苏比利尔湖、密歇根湖、休伦湖、伊利湖与安大略湖经由圣劳伦斯河流入大西洋；伊利运河流经纽约并进入赫德逊河；俄亥俄河转弯流向密西西比河与墨西哥湾。
铁矿与煤的关联催生了钢铁工业，由此又产生汽车工业和大型机械工业、橡胶工业等等。把这些连成一片的水路运输系统是美国大工业中心城市——芝加哥、底特律、克利夫兰、布法罗与匹兹堡——兴起的区位因素。于是，我们看到经济地理学的印迹。
现在，随着工业社会的衰落，上述一切都在改变。水资源和原材料不再是最重要的城市区位因素，特别是随着技术的更新，制造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小，生产场所也越来越靠近市场。靠近大学与文化机构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区位因素。不妨考虑一下美国高科技发展的四大中心——硅谷与斯坦福大学和旧金山市的关系、环波士顿周边的128号公路与麻省理工学院及哈佛大学的关系；新泽西州1号公路从新不伦瑞克到特伦顿的路段，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枢纽；以及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群集在州立大学周围。
通讯取代交通成为人与人之间主要的沟通和贸易方式。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日益廉价的通讯网络形成一种去中心化的强大推力。在过去，大企业的总部集中在中央商业区，因为那里辅助设施的聚集可以带来巨大的“外部经济效应”。人们只要“走过大街”，就可以容易地取得法律服务、金融服务、广告服务、印刷与出版服务，等等。今天，通讯费用不断降低和地价高涨，密集经济和外部经济因此不再那么重要。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家美国集团公司将总部从纽约中心搬到市郊，那里不但地价较低，员工通勤也比较方便。大公司纷纷搬往东北方向的康涅狄格州费尔菲尔德县、北方的纽约州韦斯彻斯特县、西方和西南方向的新泽西州梅塞县。
由于地理因素不再决定成本，距离不再是空间因素而是时间因素；时间成本与通讯速度成为决定性的变量。随着小型电脑和微型电脑的普及，将数据库与备忘录下载到这些小型电脑（以及使它们接入大型主机）的能力意味着工作不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点。
人类聚居地是这样，市场也是如此。市场是什么？过去，它是交叉道口和河流的交汇处，人们在那里买卖货品。市场是地理位置。但以后再不会这样了。以鹿特丹石油现货市场为例。油轮运载大量石油到这里，“就地”卖出。它们之所以到鹿特丹来，是因为它是一个靠近西欧市场的受保护的大型海港，有巨大的吞吐能力和大量来来往往进行交易的经纪人。现在，人们仍然把石油现货市场叫作“鹿特丹”，但交易地点已不在鹿特丹。在哪里交易呢？在世界各地！通过电报和无线电系统，世界各地的经纪人可以达成交易，指令公海上的油轮驶往不同港口。因此，市场不再是一个地理位置，而是一个网络。
大多数商品的情况同样如是，尤其以资本与外汇市场最为突出。人们在东京、新加坡、中国香港、米兰、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等地都能获知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英镑和意大利里拉的“实时”报价；货币在各国之间快速流动。利率差异及政治事件引发的骚动会影响资本的流向。
这个真正的全球化经济的神经和触角是以世界前所未见的方式相互联结的。舞台更大了，演员更多了，交易和交流增加了速度与活力。问题的关键在于旧的体制结构能否应付如此非凡数量的互动。我将在这篇前言的末尾再来谈这些与规模有关的命题。
促成经济地理与社会定位转型的第二种动力是新材料革命。在历史上，自然资源是每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英格兰是“躺在”煤床上的岛屿。在蒸汽泵发明之后，矿井的地下水得以泵出，矿工可以沿矿脉掘进得更深。帝国主义就是一个国家确保原材料和市场的一种手段。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发现自身需要更多的煤，随即就吞并了满洲，目的是确保煤的供应（以及防备苏联）。
今天，这一切都变了。量子力学的提出引爆了材料革命，人们由此可以根据所需的性能来制造全新产品。人们需要的不再是锡、锌或钢，而是根据不同的性能——延展性、张力、导电性——制造出具有上述性能的复合材料或合金。
材料革命的核心是技术替代。我们无需耗尽任何人类所需的材料。我们总能以一定代价获得技术替代。20多年前，由一些商人组成的“罗马俱乐部”预言自然资源即将耗尽，由于1973年石油危机的爆发，这一预言受到全世界关注。石油短缺其实不是由于石油的枯竭，而是OPEC石油组织的行动所导致；然而“短缺”的念头攫取了媒体的关注并引起了公众恐慌。
实际上，罗马俱乐部最早预言的是铜的短缺，理由是供应有限而需求在不断上升。若干石油公司倾资购买铜矿作为对冲防御，在很短的时间里，铜价上涨了一倍。可是在过去50年里，市场上铜的供应一直充足，铜的价格出现了回落。
要问当今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在哪里，知道一些经济地理学的人会说是在智利或非洲的津巴布韦。然而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可能是在纽约市的地下——因为光导纤维的出现而被废弃的大量铜导电缆。光纤用玻璃纤维制造，成本低廉，耗能少，而且容量比铜导电缆大10倍。所有通讯系统都在用光纤取代电缆。所以，铜不再是战略性大宗商品。
大部分金属和矿物同样如此。在二战期间，基于对战略物资的控制，世界上出现过铜卡特尔、橡胶卡特尔、锡卡特尔和锌卡特尔。现在这些卡特尔不复存在，技术替代使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唯一剩下的卡特尔是石油卡特尔，而这只是因为油价十分低廉。新的替代能源已经出现：热能、页岩油、核能、太阳能、天然气、甲醇、乙醇，甚至煤泥。但它们的价格相对昂贵。石油因为价廉和供应丰富，仍然具有一定战略优势。
正在兴起的材料革命会给社会和经济造成很大影响——换句话说，非洲等只限于原材料生产的地区，将会遇到大麻烦。非洲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与矿产。但是世界各地，特别是欧洲、美国、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的农产品（包括谷物）供应充足。化肥与“绿色革命”使世界各国在食物上几乎都能自给自足。
再以矿产或橡胶来看，技术替代降低了原材料的出口。1990年，非洲下撒哈拉地区的出口篮子的价值只抵得上1980年的一半，若再减去尼日利亚的石油出口，就只抵得上1/3。如果要向后工业经济过渡，非洲仍需要政治稳定和大力发展教育——即促使西方社会走向繁荣的一些条件。
有两百年之久，尤其是在整个19世纪，跨国经济主要靠金本位调节。世界被分为若干个“核心”国家以及围绕着它们的“外围”地区。核心国家以英国和美国为主，其次是德国和西欧。外围则指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核心国家承担了制造业的主要份额。外围国家提供原材料，有些提供移民和廉价劳工，有些成为被廉价商品充斥的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分工和劳动分工（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压力所修改）。各国根据其资源、技术与熟练工人的数量生产最擅长生产的商品。英国一度是纺织业、钢铁业、造船业和工程业的领导者。德国在电气产品、化工行业遥遥领先。美国则主要提供汽车、农产品和煤。各国都试图通过我所谓的“技术阶梯”谋求在国际经济框架中的上升。例如，二战之后，日本快速进入造船业与钢铁业，使得这两大工业（尤其是前者）移出了英国。
全球经济已经改换了面貌。它意味着商品与服务的单一经济、资本与货币市场的统一、商品市场的均衡化，以及我称之为“分布式制造”生产的发展。当然，跨国经济依然存在。大型商业集团乃至跨国公司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但它们仍然主要以一国为基地，并被视为该国经济的堡垒。大型商业集团越来越被不可抗拒地拉进全球经济。壳牌公司（石油领域）、联合利华公司（食品与油脂领域）与飞利浦公司（电子产品领域）都是荷兰公司，同时也与英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汽巴——嘉基公司（药品领域）和雀巢公司（食品领域）都是瑞士公司，然而它们的生产与销售越来越面向全世界。丰田公司与尼桑公司、索尼公司与松下公司是日本公司，纷纷被无情地拉进全球经济，先是销售，现在是生产。
最为决定性的变化出现在资本与货币市场，这里几乎没有国界可言。哪里的投资回报率最大或者增值最高（只要政治是稳定的），资金就进来；一有麻烦就撤离。汇率在世界各地的货币市场上是相同的（除了套汇的小额差异）。各国越来越失掉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力，汇率受买方的影响较少，欲望驱使下的套期保值或投机足以造成更严重的波动。银行间交易在瞬间就可完成。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以后不到24小时，科威特银行已把大部分资产转移到海外。网络和信息成为全球资本与货币市场的管道和主宰者。新的地理中心与世界金融商业中心相结合：纽约、伦敦、东京、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阿姆斯特丹，以及在更大范围内，拉丁美洲的圣保罗与墨西哥城，亚洲的中国香港、新加坡、吉隆坡、上海与北京。
我们已看到资本、货币、商品的全球化，而生产也越来越走上这条路。我们是否会成为一个“地球村”呢？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对于时装和娱乐的喜好，是由电视塑造的。不久以前，英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电视台仍由政府垄断经营。但现在，垄断全被打破了，不但出现了独立的制作公司，CNN全球网络及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旗下的卫星系统等现象也日益增多。社会学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使各国相互区分的“民族”文化是否仍将存在？“高雅文化”与“低俗文化”的差异在消失。英语成为主导性的国际用语。在体育运动和休闲上，各国之间是仍会存有差异，还是采取共同的形式呢？垒球、高尔夫和滑雪已成为普及性的国际运动。足球在日本乃至美国逐渐流行。人们对食物和时装的偏好早已实现了全球化。在我的家乡马萨诸塞州剑桥（人口9万），有日本餐馆、中国餐馆、泰国餐馆、越南餐馆、韩国餐馆、印度餐馆、墨西哥餐馆、巴西餐馆、秘鲁餐馆、法国餐馆、意大利餐馆、俄罗斯餐馆、中东餐馆和犹太餐馆，更不用说供应肉排和海鲜的餐馆了。
商业娱乐已经全球化。美国的电视剧《达拉斯》在除了日本之外的世界各国都很流行，或许因为日本的商业文化与此大不相同。印度制作的电影数量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但它们只合乎印度人和乡村居民的口味。随着印度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印度会不会加入全球化呢？
这些变化对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一般的忧虑是地域文化的同质化或被抑制。但是，这种想法可能过于简单。在传统文化浓厚且被宗教神权（如伊斯兰教或犹太教）所强化的地方，文化冲突可能相当尖锐。而在美国这种多元化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见到更广泛的文化融合（如美术、音乐和美食）。在一些社会（如日本和印度）的受教育阶层和知识分子之中，世界主义被广泛接受。文化植根于历史和语言，保留本国文化往往伴随着对历史的尊重和语言的再适应。显然，在人类迈进信息时代时，我们面临的不可能是唯一的答案。
当我们走进20世纪末时，人类很可能进入了“信息时代”。这个名词听上去似乎是崭新的。但事实并不如此。人类从来没有停止沟通，从最早的以烟火为信号，到鼓点、旗语以及100年前发明的电报、电话代码。每一次革新都带来新的时空概念，将世界各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令他们以新的形式进行合作，虽然有时难免相互斗争。不同的是，新的信息时代不是建立在机械技术之上，而是建立在智能技术之上。时空的新概念超越了地理疆界（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接受过音像搜索吗？）并“实时”发生。“虚拟现实”成为老生常谈，而不是潮流口号。
人们的注意力大多集中于新生事物，但变化的开端其实是理论知识向基本实践的转换。剑桥大学数学教授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在19世纪中叶建造了第一台计算机，即一种机械算盘。哈佛大学的艾肯（Aiken）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埃克特（Eckert）和莫奇利（Mauchly）制造的电子计算器使用光导开关作为操作装置来控制脉冲电流，进行计算。这种计算器——以及现代电脑——都以二进制为原理。而人们常用的计算方法基于拉丁文中的“deci”，即十进制。1/0的二进制源自布尔代数，它是19世纪英国数学家、逻辑学家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发明的符号逻辑系统，这是成千上万1/0脉冲信号转换为电脑操作编码的基础。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提出原子结构假说，斯坦福大学德国流亡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布洛赫（Felix Bloch）描述了气体凝聚为固体时能量以量子形态表现的上升，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固态物理学的发展，从而导致电子管被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的晶体管取代。
信息发送需要媒介。理论知识再次为现代通讯产业打开了大门。麻省理工学院的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提出了计算通讯频道传输能力的定理，根据频道带宽（电话、收音机、电视与电缆的带宽各有不同）以及信噪比（就是信号与噪声之比），可以算出在一定时段内发送的信息的“比特（字节）”数或单位数。由此，我们就能获知不同传输系统的能力。
接下来要处理的是，将不同传输系统——声音、文本、图像、数据——“融合”为同一个频道。电话线路传送的声音是一种“模拟”信号，因为声音本质上是一种波。电视图像、传真文本和电脑数据则是“数字化的”，换句话说，它们都是离散系统的单位脉冲。通讯产业的基本技术变革是将模拟信号转化为数字脉冲，以便使不同信号彼此兼容，通过共同的频道传送。（可参考唱片或录音带，其中声音的波形模拟信号被数字化，通过音响的控制获得更高的精确度。）
最终，微处理器问世了。在工业时代，发动机是一切机器的驱动力，而在后工业时代或信息时代，微处理器是核心的控制装置。经小型化的微处理器是一切计算、控制和记忆装置的心脏。微处理器在磁盘上储存数以百万计的字节信息，实现了用户的快速存取，并且能够控制发动机、机器和一切通讯装置。
20世纪位于交通轴线和通轴线的交点。交通设施有能力分派更多人员和物资。汽车沿公路将货物运送到铁路、港口和机场。汽车、公共汽车、火车和飞机使得人们的居住地点更分散化。交通能力的提升促成了郊区的发展，现在大多数美国人住在市郊。飞机最早由螺旋桨驱动，随后出现了喷气飞机，飞越大洲和海洋只需5至15个小时。协和式的亚音速和音速喷气机飞越大西洋只需3小时。
现代通讯系统“缩短”了地理距离。人们通过收音机可以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电影提供了建立共同文化的基础。电视首次使希腊人口中的“共享社区”（oekumene）或传媒未来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shall McLuhan）口中的“地球村”成为现实。今天，发生在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对东京地铁的毒气攻击以及波斯尼亚的恐怖袭击等绝大多数新闻都可以做到“即时”直播。传送图像的手段有微波、同轴电缆甚至电话线路，卫星直播也日益成为其中的一员。
后工业社会新的基础结构促成了“质的变化”。电缆、宽带、数字电视、光导纤维、传真、电子邮件、ISDN（综合业务数字网，将数据、文本、语音、声音和图像并入单一频道。
然而最有意义的还是互联网与万维网的出现。互联网的发展速度在通讯史上是空前的。以往的通讯技术进步从来不曾这么快速地渗透进公众意识并获得公众接受。
互联网的问世可以溯源到20多年前美国国防部为了建立军事研究之间的联系而建立的、可互动的ARPANET（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要在该网络上发送一个信息，电脑必须先将数据放进IP（互联网协议）包里。因此，电脑操作者（而不是网络）要为确保通讯而负责——简单地说，就是每台电脑都可以与任何一台电脑“对话”。与此同时，局域网（LANs）获得了发展，以本地桌面工作站为基点的网络互联逐渐展开。大型公司、机构不再将它们的电脑与一台大型分时操作主服务器相联结，而选择把整个局域网接入ARPANET。网络互联由此进一步扩张到商业领域。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在重点高校建立了5个超级电脑中心，这成为互联网获得新发展的契机；直到那时，只有武器开发工程师才有资格接触世界上最快的电脑。NSF决心由这5个中心为开端，建造自身的网络。1991年11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参议员阿尔·戈尔（Al Gore）提出的一项法案，批准建立美国研究与教育网（NREN），把网络互联扩展到所有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不但将这些电脑中心相互联结，还允许每所大学里的任何成员访问其他大学的电脑中心（恰如车轮的辐条）——由此，网络得以大幅扩张。重要的是，NREN是自主的逻辑互联网，而不是一个单一的中央处理系统，因此可以根据用户需求发展和扩容。事实上，通过NSF以及高校互联，大学教育资格得以成为入口，使得每个接受四年制高等教育的学生成为互联网的用户。
一个关键的事实是——当时的互联网只能处理文本，让研究者在进行实验时实现线上合作（许多案例显示，同时在线交流信息或开展实验的人数可以达到40人或更多）。1994年10月，加州的网景公司开发出“浏览器”软件，它不但可以协助电脑使用者轻松接入互联网，还能呈现声音与图像。
下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是把互联网引进家庭，这项工作是由美国在线等商业组织完成的。它们收取月租费后提供服务器和浏览软件，把家庭电脑连接到互联网上。眼下，互联网可能连接了3000万台电脑和1000万名用户。按照当前的增长速度，到本世纪末，互联网可能将接入一亿台电脑。
互联网本身是一种渠道，是传送信息的分组交换网络。
网站是组织或个人的地址；互联网站数以万计。这些网站提供产品信息、来自报章杂志或电视台的种种材料（今天，几乎每家重要的报纸、期刊、商业杂志和电视台都有自己的网站）、政府活动的更新情况（以及政府档案中的历史资料）、完整的图书馆书目——所有这些，都可以由用户“下载到”他们自己的电脑上，需要的话，也可以打印在纸上。
个人在互联网上“冲浪”，可能会被巨量信息压倒。于是，信息服务商设立了“搜索引擎”，以帮助用户找到他们需要的信息。
据大型门户网站“雅虎”估计，该网站目前保有3000万至5000万页的信息或200至300千兆字节文本。
互联网和新一代的通讯设施大大不同于上一个世代。通讯过去主要服务于商务往来，新的系统则将普通市民转化为用户和消费者。新一代的通讯基础结构强调互动和参与，用数以百万次的互联极大地丰富了传媒。互联网令新闻和流言倍增，任由轶事和丑闻博取大众眼球。它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使人类的文化资源变得易于获取。它跨越了国界，使志趣相投的组织数量大增。互联网改变了“守门人”的性质，“守门人”传统上是指在某个思想接近的圈子里决定他人品味，左右对新时尚、新产品、新娱乐的接受程度的人物。
新的互动显然可被视作社会网络，从而提升社会资本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性。“社会资本”一词是社会学家近年来一直在大加探讨的主题之一。物理资本是指对货品与资源的控制，金融资本是对钱的掌控，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教育获得新技能与新知识。社会资本是根据新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关系，发现晋升的机会和可能性。（研究者发现，美国黑人族群的问题之一是缺乏社会资本，因此在向上的社会流动中更容易受到排挤。）
这里有两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一是互联网虽然可以触及全世界，但实际上仅局限于那些基础设施支持、建立了现代电话系统的国家和地区。在整个非洲以及第三世界的其他各国外加大部分东欧国家与西伯利亚，几乎不存在什么电话网络。而且，即使其中有一些国家的政府机关与科技大学可以登录进入互联网，人们往往也只能浏览少数网站。
另一个关键点是在这个时代，互联网仍是一种独立于电视和电话系统的媒介。然而，在美国，可提供宽带服务的电讯公司正在尝试通过有线电视接入互联网。电视机只显示信息和图像；不能进行互动。许多公司正在考虑以技术和商业计划推动传媒一体化。当一体化的可能性从萌芽发展到实用阶段时，在电脑、软件、通讯和娱乐领域，商业公司间的竞争可能导致各种联盟和兼并。
我们从大量事例中可以看到，互联网正在改变着新闻业、政界和商业。建议弹劾克林顿总统的长达450页的斯塔尔报告（Starr Report）在互联网和纸媒上同时发布。该报告在互联网上被上百万民众“点击”了600万次。人们在屏幕上滚动阅读，随时可以按照需要翻回到任何一页或一处来回顾，尤其是那些八卦的内容。1977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实施探索火星的探路者计划，将一个比小型冰箱略小的六轮车“寄居者号”降落在火星表面，全世界都看到它在火星地表行走。在一年之内，探路者网站收到来自全世界的10亿次点击。
互联网作为信息资源，越来越成为那些需要检索深奥艰涩信息的用户的有力工具。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每个工作日大概被点击100万次。截至2000年，国会图书馆预期会拥有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500万份美国历史档案，每一所学校和图书馆都可以上线浏览或通过光盘借阅。大英图书馆在伦敦尤斯顿的新馆开设了一个名为“翻开书”的展览，参观者可以在那里阅读到达芬奇的全部手稿，在特制屏幕上一页页地翻看，放大和查看对关键段落的文字说明，这些屏幕甚至能显示出如果不用达芬奇标志性的镜像反写，而用正常的书写方式，这些页面看起来将是怎么样的。免费的“出版名录”（PubList）自1998年8月以来一直流传在万维网上，它将在各大图书馆阅览室能找到的标准期刊名录汇集起来，使收录的刊物总数超过了15万种。新名录下的条目可以被检索或浏览。每个条目包括刊物简介、周期、出版商资料、定价、国际刊号，甚至提供有效的网址。
按照亚历山大大帝遗愿而建立的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它既是博物馆和大学，又是拥有最丰富的希腊古籍收藏的学术研究中心。它的贡献不仅在于保留珍贵的古代文本，而且在于在解读这些文本的过程中催生出更多学问。该图书馆经历了古罗马的统治，直到3世纪才被战火摧毁。那么，在每个人的电脑桌面上可以组建起一所现代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吗？乐观者已经在为这种可能性而欢呼雀跃了。在可见的将来，这样一所“大学图书馆”是否能成为现实，尚不完全清楚。如果要高效地搜索所有的有效文本，我们仍需解决许多问题，更不用说数学公式、音乐、艺术等非文本信息了。为它们编制索引将非常麻烦。（我们如何编制一幅画或一部电影的索引呢？）开发一种摘录程序，以便以简明的方式归纳结果，则是又一件棘手的任务。不过，各项工作已在进行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数字图书馆启动计划，它试图将所有专业图书馆（从天文学到动物学）合并为同一种数字化格式，以方便用户使用。
宣扬互联网将催生一个电子市场、为顾客创造一种“虚拟零售”体验的舆论遇到了挫折。像喜欢去教堂、博物馆一样，美国人也爱逛购物中心。这是家人共处的大好时机，而且人们经常（像在图书馆浏览一样）被新奇商品所吸引。触摸和体验是“鲜活和真实的”，虚拟体验无法取代。但是，当人们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或者便利是被考虑的第一要素时，电子市场确有它的优势。在金融领域，互联网上进行的交易占1998年个人投资者股票交易总和的10%以上。在航空公司用“荷兰拍卖法”以较低折扣预售，并随着起飞时间临近而降低折扣率之后，网上预售机票变得越来越流行。人们经常上线购买书籍和唱片，尤其是在离书店或唱片店较远或者要购买一些稀缺的书或唱片时。购买房屋的人感受到的便利是，他们可以先在房地产商的清单上检看，之后再决定是否看房。电子银行不再只是“虚拟”现实，人们一天24小时都能办理银行业务，而不仅是上午9时到下午3时的银行时间。“票务大师”，这个最大的演出票务商发现了一个成熟的市场，因为买方发现能自动寻找最佳位次的电脑服务比电话订座更加方便。不过，众多电视购物频道惨淡的业绩，说明互联网的电子市场化可以提供单一功能服务，但不会像热中者认为的那样提供“虚拟零售”体验。 [4]
在所有关于数据、信息和知识的大讨论中，爆炸或许是最常见的字眼。但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除了说明生成的信息数量（更不用说信息质量）“变多”之外，没有说明任何事情。术语合并的过程同样是混乱的。数据成了信息的同义词，信息则被等同于知识。词典不但帮不上忙，有时甚至加剧了混乱。《韦氏新编大学字典》（或许是大众最广泛使用的工具）把数据定义为“用作推理、讨论或计算基础的事实性信息（如在测量或统计方面）”。信息是指“知识或智力的沟通与接收”。知识则是“在经验、交往中获知某些事物的事实或状态”。这些解释毫无意义。
在一开始，我们不妨把数据视为以有序形式呈现的事件或统计序列，例如消费品价格报告、国民生产总值、DNA结构或化学周期表的构成。当我们建立一种语境以说明这些项目之间的联系，并对它们加以组织时，信息就产生了意义——新闻、事件和数据。那么，知识要如何定义呢？在下定义之前，我们必须设法对人们的种种观念及其有效性作出区分。
韦拉德·奎因（Willard Van Orman Quine），美国当代杰出的逻辑学家和分析哲学大师，曾设法建立认知的条件。他在哲学词典《本质》中问道：“怎样算是认知？首先，一个人必须相信它。其次，认知对象必须是真实的。知识是真实的信念。”尽管他对此忧心忡忡，但仍得出结论说某些事物有可能因错误的原因而被相信了。所以，知识应被看作“经确证的真实信念”。不过，这一定义还不够充分，因为基础不够合理。此外，这里还存在边界模糊的问题：“如果知识等于确定性；我们又该如何定义确定性呢？”
到最后，奎因称，“我认为为了科学和哲学的目的，最好的做法是把知识这一概念作为无用事物抛弃，而大体使用其中的个别成分。” 正如口语中的“大”一样，“知识”一词含有粗浅的功用，而不能满足“一致、精确”的标准。
从另一个角度也能找出一些有效性。奎因由认知者及其背景知识的信念的立场出发，古典哲学则对认知者与认知对象作出区分而拒斥认知者的视角。认知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的认知难免过于随意和易于变化。认知对象又是什么？柏拉图认为认知对象是事物的特质，例如“白色”。更重要的是，人们所认识的是事物的理型，即事物的典范或完美状态。认知者获得的任何知识在本质上都是不完美的，但是人们在从可见跨越到可解、从观点跨越到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接近真理。亚里斯多德将这个过程重新阐述为“理型的实现”。每个事物都有自然的目标，并且除非因意外而偏离，总是力求实现这一目标，正如橡子注定要长成橡树。所以，从最初的事物（hyle），我们可以知道本原（arche）及终极目的（telos）；而它的内在设计（entelechy），就是我们对该事物的知识。因此，在诗歌、绘画或音乐中，我们建立了样式与形态，而样式与形态内部的一些变化的逻辑展开即是我们从艺术作品中所获得的确定知识。
广义地说，知识来自经验证的理论。我们知道巴比伦人拥有长达1000年的天文记录，却从未把这些数据总结为地心论或日心论。希腊人创立了概念，对数据分类，形成相关经验（亚里斯多德定义为“知识”）并建立理论。因此，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可以发现田野里的石头之间的关系，测定它们的角度，并创立几何学。几何学可以应用于一切特殊的情况。理论使人类可以对一项发现进行由此及彼的概括。经由已验证的理论（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我们可以在新的环境里以知识的形式接受这项发现。
认知者又该如何理解呢？正如奎因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之后随之指出的，知其然（knowing that）与知其所以然（knowing how）是有区别的。知其然关乎实践，理论不能产生技能。一个人仅靠空气动力学不可能学会如何骑自行车。知其所以然，往往要将信息与背景、理论相配合。同样，知道与理解之间也有区别。信息是知道了某些新闻、事件与活动。而通过经环境或理论验证的知识，人们才能掌握事件的意义。
这些概念有助于我们区别数据与信息、信息与知识。用任何一本书的索引为例，数据好比名称索引，有一定的顺序，通常采取简便的字母排序法。信息好比主题索引，它们是作者提取的一组标题，用于引导读者领会书中探讨的主题。认真的读者还会根据与作者不同的目的，编制自己的分析索引。这一任务涉及判断，这种判断来自于知其所以然的知识以及与该主题有关的理论。
借用美国哲学家杜威（在《经验艺术》一书中）的表述，在这一方面，判断来自对前缀re的自觉运用：即重新排列、安排、规划现有知识的欲望，从而以科学或审美为目的，创造新的视角或新的知识。以这样一种方法，我们或许可以在认知者和认知对象之间建立统一。
后工业社会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所带来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尚不到50年，对比200多年前工业革命所触发的变革，我们对于即将掌控西方社会的大量变化只是了解到一些端倪。在这一节，我希望简略地谈论以下这些主题。
过去100多年来，阶级一直是西方社会分裂的核心与社会学理论最关注的话题。这种专注，首先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以及马克思的著名预言——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化，资本主义注定要消亡。因权力与地位差别而形成的社会层级，即便只由于年龄和性别而形成，将体制性地刻印于一切社会。马克思主义的诉求是，共产主义的胜利将会消灭一切分层差异，造就一个无阶级的社会。
欧洲和日本封建社会的分层基于地产与武力，平民要对领主尽义务。权力由等级决定。封建主义是一种没有流动性的僵化结构，但住在国王特许城市中的商贩可以在体制外获得财富。资本主义社会则不同。它是从生活在封建体制之外的、以制造业或企业生成的私人财产为基础的阶级中成长起来的。它相对开放，有一定的流动性，家族是这个社会体制的核心。家族资本主义通过继承而实现生长和复制，很奇怪地竟然从未进入马克思的头脑。在欧洲和美国，大多数老牌公司都是家族企业。（在美国，以福特［Ford］、斯威夫特［Swift］、阿穆尔［Armor］和格莱斯［Grace］命名的公司，还有纺织业、酿酒业和传媒业等许多产业实质上都是由家族主导的企业。）
后工业社会使得高等教育——人力资本——成为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基础。家族财富虽然可以为在受教育阶段的孩子提供文化优势，有些孩子甚至被送入精英学校，然而学业成绩与职业竞争才是获得专业地位的必要条件。在家族公司内，子女继承日益让位于设立管理阶层。甚至当有些经理人通过收购手段而成为企业主之后，他们也只能把财富而非行政职位留给子女。互助基金和养老金制度使公司的所有权日渐分散，于是我们逐渐走向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体制。它仍然是一个经济制度，但不太是一个社会制度了。
阶级又会如何？在社会学文献中，有3种阶级的构想。第一种关注不同职业与数量聚合。第二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源头，以财产或权力作为阶级基础，研究企业内部的结构关系。第三种是“社会阶级”，根据声望或生活方式来界定。
在职业结构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工人阶级正不断萎缩。这部分是由于制造业的减少或角色转换，自动化生产的兴起使半熟练工种逐步消亡。作为劳动者组织核心的工会，其人数已经从1960年占7000万劳动力的30%演变到1996年占1.35亿劳动力的15%。大约40%的工会会员在公共服务业工作。
再看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培养精英、整个上流阶层，到现在面向全体大众。1940年，大约3000万入学者中只有不到150万人接受高等教育。1996年，6600万入学者中几乎有1500万人进入大专院校。同一年，在25岁及以上的成人中，超过80%的人念完了高中，另有24%的人拿到了4年制本科或更高的大学学位。
这反映了美国职业结构重心的变化。美国经理与专业人士的人数（1996年）超过3600万人，与全国1.267亿的总人口相比，几乎占据了劳动力的30%。这些人中的一半是高管和行政管理人员；另一半是专业人士——工程师、计算机科学家、专业医护人员、大学教师、律师，等等。
这些人构成一个“阶级”吗？如果回到我关于阶级的定义，即利益共同体和继承延续性（对他们的子女），职业并非凝聚的源泉。促使人们团结或分裂的因素不在于职业地位，而更多地与宗教、文化兴趣、家庭教育等有关。
在本书提出的第一种构想中，我提议区分作为“专业集团”（如科学、应用技术、行政管理及文化等领域）的知识工作者（就其功能而言）及他们所分布的“地点”或工作场所（商业公司、政府、大学及社会服务业）（见结语第一部分）。一位科学家可能受雇于一家商业公司或者一所大学。他或她对于“利益”的感受有可能并不相同。知识工作者的利益可能决定于他或她的职业身分或工作场所。这里不存在固化的决定性法则。
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始终围绕着一个理念，即资本主义与生俱来地伴随着一系列不断加剧的危机。马克思提出三种危机理论：一，消费不足；二，生产品与消费品增长率的差异致产能过剩或生产过剩；三，最重要的是，利润率呈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认为竞争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支点。资本家在竞争中设法削减工资、延长工时，当两者都难办到时，就选择用机器替代劳工。由于劳动力是剩余价值的源泉，这个基础的萎缩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促使资本家扩大生产以便从数量上提升利润。
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工人们抵制剥削升级，危机将会引发阶级斗争。马克思从来没有像凯恩斯那样设想过，即政府可能进行干预，以纠正体制中的某些危机。但是如果拋开阶级斗争，马克思的阶级团结的概念没有任何意义。
所有权关系在阶级的定义中作用越来越小。谁是通用汽车、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公司或IBM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说，股东们应该是企业的所有者，但为了寻求更高回报，他们频繁买进、卖出持股权，对公司本身并不关心。现实中有许多例子，在计算机领域由企业家开创的公司尤其如此，如微软的比尔·盖茨、Intel的安德鲁·格罗夫这一类人会被视为所有者（通常只拥有很少一部分股份）；但当这些人退休时（例如IBM公司的创始人汤姆·沃森和他的儿子），企业就会落入专业经理人的控制。
由于生活方式清晰可见，所以“社会阶级”的构想引起了较大的共鸣。但是它太多地将地位、声望、名气与生活方式混杂在一起。以《了不起的盖茨比》闻名的作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说过，“富人和我们不同。”海明威对此回答说，“对，他们更有钱。”现在富人们更加有钱了。近些年来，美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扩大；但加大的原因是富人变得更富，而不是穷人变得更穷（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数量有所减少）。一个人无需像美国大畅销书《波莉安娜》中的主人公那样积极乐观，就会注意到67%的美国家庭购买了自己的住宅，1.33亿人拥有汽车，等等。就这些层面而言，社会阶级首先是市场研究的对象。然而，如果我们把阶级看成“行动组织”或“利益集团”的基础，社会阶级（而不是消费人群）几乎不可能形成多大的政治作用。 [5]
脱离开我在这里讨论的框架，在过去50年，“新阶级”（New Class）的名词出现在两种不同的背景里。1957年，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前领导人、与铁托共同进行抵抗运动的民族英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出版了一本题为《新阶级》的书，说明自己为何要与马克思主义决裂。吉拉斯在书中宣称：权贵阶层、党的高级官员以及官僚政治中的头头们，就其拥有的权力，以及通过培育其子女进入一流大学和获得高位以延续这个制度两个方面，都是这样的一个“新阶级”。
这一概念——以及事实——明显地相悖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财产关系是阶级划分唯一基础的信条。更有甚者，吉拉斯表明，新的阶级制度已变为压迫无产者和农民的一种手段（除了压制人民的恐怖活动和古拉格集中营）。总的说来，吉拉斯提出的这个概念现在在社会科学和政治学中已被广泛接受。
在过去20年里，美国社会在一种全然不同的语境里运用“新阶级”这个名词。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新保守主义教父欧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用它来刻划“知识精英”领袖反资本主义与反资产阶级的思维定式，这种现象在一流大学社会与人文领域的教授、大报的专栏作家、电台主持人及高级公务员中尤为显著。现在，这一定义等同于带有轻蔑意味的“自由主义者”。
它的起源可上溯到50年前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A.Hayek）对知识分子的大举攻击。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一书中称，资本主义是一种“理性而胆怯的生活方式”，而“股票交易所是圣杯的差劲替代品”。熊彼特认为知识分子靠批判生活，缺乏“实际经验”所能提供的第一手知识。哈耶克在论文“知识分子与社会主义”（1940）中强调，在每一个走向社会主义的国家里，“更加活跃的知识分子”的思想都为进步铺设了道路。
的确，二战结束之后，西方文化一直由自由主义主导，按照美国社会文化批判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的说法，是一种“反叛文化”。但在二战以前，欧洲文化的主流是右翼的，甚至可说是保守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和英国文学评论家托马斯·艾略特（T.S.Eliot）、 爱尔兰诗人威廉·叶慈（William Butler Yeats）和英国文学家温德汉姆·刘易斯（WyndhamLewis）、德国以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为首的唯美主义，或者法国天主教思想家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与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都造成了一定影响。而且，他们也都反对资产阶级。
克里斯托及其追随者以一种不现实的经济决定论，把社会定位同文化心态混为一谈。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阶级是由专业人士构成的阶级，通常深入地涉足政治，不大是熊彼特描述为“胡说八道”的那类人。的确，受过教育的人在价值观上总是趋于自由主义或普世价值，甚至共和党内也存在这种思维定式，有的人在经济问题上保守，但在人工流产、同性恋或反对死刑等社会问题上是温和的。一如我过去的观察，“‘新阶级’这个名词乃至思想，是语言学和社会学上的混乱，把一个新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社会阶层与文化心态混杂起来。”人们可以指出，硅谷里有许多人，即所谓后工业社会的前卫分子，在信念和生活方式上选择自由主义（而不是保守主义），在经济方面强烈提倡自由市场和企业家精神。 [6]
在过去25年，最惊人的社会变化之一是妇女在社会、尤其是在职场中的新地位。1950年，70%的劳动者是丈夫，家里有妻子和一两个孩子，这在劳动力市场非常典型。今天这样的男人只占劳动力的15%。50%以上的妻子在外工作。
社会变化一般是两种力量的汇合：文化心态以及用市场条件将这种观念体制化的能力。妇女平等的文化心态可以上溯到100多年前美国民权领袖苏珊·安东尼（Susan B.Anthony）等人的著作。但是把这些观念用市场条件加以体制化，则只是过去25年的一个特征，是后工业社会的特征。
在工业社会，“工作”一词主要指工厂车间或管理部门的男人的工作；妇女们在纺织厂或时装店工作，或者当打字员、秘书或售货员。按照当时的社会习俗，年轻妇女（特别是那些做“白领”职业的）结婚之后，就辞去工作照顾家庭——但在美国南部以及某些服装厂，移民和有色人种的妇女往往选择工作或在婚后继续工作。
后工业社会里的职位，特别是在医疗、教育和研究领域的职位，都以高等教育为基础，并且面向妇女。1960年，只有6%的25岁以上女姓有大学学历，而截至1995年，21%以上的女性有本科或更高的学位。今天，49%的管理阶层（大多数在医疗领域从事办公室主任、公共行政管理、人事等工作）、30%的自然科学家、40%以上的大学教师、30%的律师，以及50%以上的教师（除了在大学）、图书管理员、设计员和心理学家都由女性来担任。
妇女地位的非凡变化是美国社会在过去1/4世纪里最值得关注的现象之一，这在25年前是难以预见的。
现代社会学的转型伴随着中产阶级兴起而到来。从1950年到1970年，据加拿大人口统计学家内森·凯菲兹（Nathan Keyfitz）的估计，美国和西欧中产阶级人数从2亿扩大到5亿。所谓中产阶级，大体说来，我指的是生活水准摆脱过去累人的苦差使、强调居家便利——拥有洗衣机、冰箱、电话、收音机、电视，甚至汽车——的人。他们是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和消费经济的基础，改变了发达国家的战后社会。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见证了亚洲社会——东亚与东南亚——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变。即使在中产阶级为数极少的印度社会，那里中产阶级人数只占人口的15%，约有1.5亿人——但已是日本人口的1.5倍。显然，下一个十年的主要问题是，波及若干国家——印尼、韩国、泰国——的金融危机，是将会造成社会与政治的瓦解，还是经济增长终会恢复（虽然不如以往那么高速）？
二战结束以来，经济发展被视为跨越农业社会、工业社会进入后工业社会的捷径。如果将后工业社会定义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的社会，那么，英国、绝大部分西欧国家、美国及日本已进入后工业时代。但如果信息社会被界定为具有科研能力及把科研知识转化为产品的能力——一般称为“高科技”——那么只有美国与日本可以说已进入信息时代。
还有多少国家能进入信息时代？大体说来，我们可以用“技术阶梯”描绘任何社会集中于经济领域的变革。“技术阶梯”可描绘如下：
● 资源型：农业与采掘业。
● 轻制造业：例如，纺织业、制鞋业，等等。
● 重工业：例如，钢铁业、造船业、汽车业、工程业。
● 高科技：例如，仪器、光学、微电子、电脑、通信业。
● 未来型：以科学为基础的生物技术、材料科学、空间站、人造卫星。
英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多尔（Ronald Dore）多年前指出，日本和大多数拉美国家在130多年前几乎同时接触到扩张中的世界经济。日本迅速发展，而拉美并没有，主要是因为拉美各国的精英、大地主阶级和军方抵制现代化。
过去50年，日本是一个沿技术阶梯进化的完美案例。它的进步首先从二战后的轻工业开始。当其他国家凭借低工资开始涉及这些领域时，日本转向了钢铁业与造船业，并且在两个行业中都取代了英国的地位。然而，钢铁业与造船业都是能源密集型的工业，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特别在1973年以后，日本再次转向仪器、光学元件、微电子领域，而且凭借新的生产技术（电脑协作）而涉足汽车制造业。
原则上，一个国家沿技术阶梯上升，需要具备3个条件：国内稳定，因此投资人预期可以获得投资回报；拥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家、科技人员及熟练工人，以生产与制造产品；以及高效的教育系统，以便培训具有一定读写和计算能力、有能力学习新技术的人才。
除了“技术阶梯”，我们在发展中社会还可以看到“消费阶梯”。我们可以按图索骥将它们列为如下步骤：
● 生存
● 需要
● 希求
● 可支配收入
● 奢侈品
处在生存水平的社会（例如孟加拉国）把大部分收入（往往高达日常收入的一半）用于购买基本食物——大米、意大利面、面包。恩格尔定律，以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厄恩斯特·恩格尔（Ernst Engel，根据家庭收入和消费之比而建立）命名，描绘了购买力随着收入上升、以基本必需品为起点的变化。
需要是指适用于所有人的生理性需要——食物、衣服、住所——一般基于最简陋的水平。随着社会收入上升，需要让位于希求。希求是心理性的，因人们各自的品味不同而不同。在19世纪，人们的某些品味基于对虚构小说中人物的认同；今天，则基于对电影、电视或广告人物的认同。“帅气”，在人们尤其是青少年中成为一种渴望，焦点在于对偶像的模仿。
可支配收入指需要与需求被满足后余下的收入。在这一层次，金钱可用于不同目的——旅游、珠宝和展示、爱好、娱乐。
奢侈品属于社会学范畴。它是一种明确的、供他人旁观的生活方式的产物。奢侈品设定与他人相比较的标准，得到人们的赞赏。奢侈品可以是高档轿车、豪宅、贵重的绘画与书籍，等等。
这些定义不是固定的，因为社会经常重新界定各种标准。过去的简单希求已变成今日的必需品。事实上，中产阶级的标志，就是将一种生活标准重新界定为生活方式。随着中产阶级作为消费者而成长起来，销售也得以上升。
基于需要与希求的大众消费，仍然是每个社会的重要基石。但随着收入上升，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希求越来越关乎地位，同时也越来越需要标示地位的商品。（最传统的例子是服装和高级时装业的兴起。相比于大规模生产，它更强调个性标志和定制设计，尽管大众时装制造商往往很快就开始仿制高级时装。）
从社会学来看，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从阶级向社会地位的转化。在由阶级构成的社会里，个人最关注的是经济事务，如找工作、吃得饱、有个家，等等；而在由地位建构的社会里，他人的认可、对新潮时装的接受，成为公开宣扬的个人主义标签（即使这种个人主义只是别的个人主义的仿制品）。阶级这一概念与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社会相联系，其任务是把生活标准从需要、希求提高到可支配收入的层次。社会地位则关乎产品的差异化（如时尚界）、展示个人品味的愿望，以及在个人隶属的圈子中获得权威认证。送礼是揭示社会地位的一个灵敏指标，因为送礼是社会交换的一种形式。
例如，日本是一个高度关注送礼的社会，因为这种行为涉及人与人之间地位高下的一套暗示。送礼成为一种仪式，在一年的不同时期，上下级相互送礼，互惠和认可的程度以此建立。
从阶级向社会地位的转化，正如我所试图界定的，是社会流动性的特征之一，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许多伟大的小说探讨过这一与行为和道德有关的主题。在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里，“从外省来的年轻人”于连设法挤入巴黎社会；而在巴尔扎克（Balzac）的《高老头》中，其中的拉斯蒂涅通过对上层阶级的观察而了解到世界如何“运转”。
与19世纪不同的是，在20世纪末，贵族阶层已经解体，连将特定阶层视为“上流社会”的概念也已流为过去的暗影。今日的名流显要是由媒体打造的。同样显著的是，消费者阶梯上处于上升的人数极大增长，他们由于缺少经验而不知道自己的社会定位。许多人以为消费主义成了一种生活方式。为了寻求与新地位相称的生活方式，这些人的品位被大量的时尚、美食及休闲旅游杂志所操控。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时代，如果亚洲与欧洲的经济增长得以持续的话，陷于身份困境的案例还会增加。可以预见，中产阶级的舞台在地理上和社会内还会继续扩大（即上升为消费者的人数继续增长）；通过互联网等工具建立亲密集团，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为频繁；文化进一步融合，而传统精英对这些登堂入室的新变革进行抵制。“文化大战”（kulturfampf）已经在代际之间展开，由于将美国电影和电视节目视为文化垄断的根源，许多国家正力图抵制“美国化”。
30多年前，“电子革命”（即电脑与自动控制的结合）的先知们预言“一个几乎有着无限生产能力的系统”，将使我们有能力破除工作与收入之间的联系（见“结语”第4节）。这个生产率大幅上升的预期是错误的，先知们没有预见到服务业的扩张。
今天有一种类似的过分乐观。“新经济”的拥护者断定信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匮乏的问题，因为信息一旦公开，人人皆可利用，而且一旦加以保存，也很容易被检索。信息不像商品，永远不会“耗尽”。
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忽略了在有效信息发现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更重要的是，忽略了决定信息有效性及使用的必要因素，即判断——而判断是无法衡量的。
此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按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定义，与匮乏有关的一个关键分类是可分销商品与地位性商品的区分。可分销商品，不论是汽车、电脑或电器，可因成本不断降低而增加产量，供越来越多的用户使用。但是地位性商品在本质上是匮乏的。它可以是山顶或海滨别墅，公司、大学院系的主管头头的地位，或者优胜美地国家公园（Yosmite，美国加州著名游览胜地——译注）或其他景区需排队使用的娱乐设施。只有有限的人可以获得这种地位性商品。同样，只有少数人可以生活在风景优美的马撒葡萄园岛，而不致使这个小岛过度拥挤。
正如我在该部分所指出的（见“结语”第4节），自霍布斯以来的哲学家一直认为，匮乏的终结是中止人类社会冲突与竞争的必要条件，它也是建立社会位置乃至乌托邦的前提。后工业社会虽然提高了生活水准，且供应大量可分销商品，但对地位性商品（以及其稀缺性）的争夺将越来越成为社会（尤其在职场）中竞争与冲突的根源。
在商品生产社会或工业社会里，企业的核心问题是库存管理。如果一家企业有太多库存，它就必须为产品的“前期”成本和贮存手头过度生产的产品而承担风险——还要承担库存产品超过“保存期限”的损失。如果当市场出现需求时它的库存太少，它在销售上就将输给手头有同类产品的竞争者。库存管理是利润的支点。（联邦快递的创始人弗雷德里克·史密斯通过一项创造性的革新向其他企业表明：他的空运与相关服务在订单与运送规划之间建构了所谓的“空中仓储”，从而大幅减少仓储需要。）
在信息社会，核心问题是对时间的管理。人类生活有一定节奏，而一天只有24个小时。世界各地根据太阳的起落被划分为不同时区。过去，人们的生活大多依据农业生活的节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工照明的出现改变了昼夜的分野。在全球，信息与人类活动是“实时”（Real time）发生的——这个词有点奇怪，好像以往的时间都是不真实的。但其实它只是要表明信息的传递在刹那间就可完成。当一个身在东京的人与另一个在波士顿的人通话，他说话时对方立即就能听到。现在，人们还创造出“虚拟现实”。它意味着我们消除了空间界线，可以通过“模拟设备”获得身处另一个三维空间的体验。我们可以在太空或岩洞中行走，有如身历其境。
打破时空，即打破我们过去用来构建现实的坐标，是进入信息社会的重要一步。这一飞跃将演变成实际的问题与商品。大约20年前，如果一个人想看电视节目，他就不得不“按时”坐在电视机前，否则就要错过节目，就像没有按照预定时间赶到而错过了飞机、火车一样。但随着录像机的出现，人们不但可以录制节目并按“自己的”时间播放，还可以随时播放录音带听到自己想听的音乐。过去，人们想听音乐的时候，必须把唱片或磁盘放进装有扬声器的录音机里播放，而且不能距离录音机太远。小型化的“随身听”发明之后，人们可以随时随地播放音乐。许多年前，人们如果要从银行提款，必须在银行营业时赶到银行。有了“自动取款机”，我们可以在千里之外的任何一台ATM上从账户提款，只要银行总部贮存了相关的账户信息，电子交易就能进行。人际通讯手段的最新发展是电子邮件。以往的邮政系统既老旧又笨拙，靠人工收信、发信和送信。传真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仍包含用传真机收发信件的步骤。以电脑为中介的电子邮件更加简单便捷。由此，时空可以基于个人的需要而加以重组。
不过，一切创新都有代价。正如我在25年前指出的（见“结语”第4节），在对各种“时间节省”进行相对的成本及收益计算时，这些选项从后门再度导入了效用分析。在与闲暇有关的计算中，人类变成了所谓的经济人。
知识分子（尤其是管理者）在做决策时不但要处理更复杂的任务，而且随时要处于待命状态，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所说，“随时在线”。一个人在从办公室到机场休息室，再到旅馆或者家的路上，通过寻呼机或移动电话
时刻保持在线。由于“距离的消失”以及信息在一天24小时内持续传播，管理者和金融商必须“随时应战”，根据政治事件、汇率、股票与债券价格作出快速计算，同时处理因复杂决策而引起的各种难题。情况正如英国数学家及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时间飞逝，从不停留。这里还要引用瑞典经济学家斯蒂芬·林德（Staffan Burenstam Linder）的一句话，“时间或将成为最稀缺的商品。”
新的社会结构要如何根据后工业世界不同的社会价值观以及新的技术手段，来建立新的社会结构呢？这里必须考虑一个关键的变量——规模。
人们常说我们正处于一个加速变化的时代。坦白说，我并不了解它的意义。如果我们尝试在分析中运用这个概念，我们就会发现它缺乏明确的界线和定义。在谈论步调或步调的加快时，这个词应该是表示度量的单位。然而，变化的是什么？衡量的对象又是什么？谈论“变化”本身毫无意义，因为我们不得不追问：改变的是什么？假如回答“一切”都在改变，那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但是，运用规模这一概念，我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视角。规模变化是指形态上的变化。举例来说，不妨回溯一下伽利略的平方——立方定律：将物体的尺寸增大1倍，它的体积要变为原来的3倍。如果我们使某个社会机构的成员翻了一番，它就会出现质的变化。一所拥有5万名学生的大学，或许仍在延用30年前仅有5000名在校生时的校名，但人数的增加必然导致它内部结构的变化。
通讯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活动规模。归功于“实时”通讯的性质，人类第一次锻造出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而且它越来越表现出非稳定系统的特征。某些变量的量级改变、某些单元的剧变与动荡，会立即触发所有构成单元的反响。
规模管理一直是教会、军队、企业乃至政府等社会机构最古老的课题之一。当经济活动、社会组织与政治和行政单位的规模相协调时，社会就能够合理地运转。然而，规模不匹配的情况不断加剧。许多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曾评论道，民族国家对于人生问题来说太小了，而对于琐碎政务来说，它又太大了。
民族国家，就它的政治政策而言，在应付国际经济的浪潮时日益无能（经济峰会的协调只是象征性动作），而当政治决策集中于官僚中心时，对它管控下的不同地方与地区单位的多样性和自发性来说，它又太大了。就此而言，假如说后工业社会里存在一个至关重要的社会学话题的话——特别在过渡阶段管理这一领域——那就是规模管理。
这篇前言与这本书一样，都是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然而，用这样一个名词描述社会的整体结构，是不恰当的。人们容易为资本主义社会、工业社会或现代社会中的前缀形容词所吸引，认为我们能够如马克思主义者的“生产方式”，或美国社会学家皮特里姆·索罗金（Pitirim Sorokin）的“感觉文化”与“观念文化”一样，给一个社会设立单一标杆，以整合所有的部门。把我之前说过的再扩展一下，我认为社会之中包罗3个领域，它们在历史长河中以各种方式相配合，而且各有不同的运动节奏。它们是技术——经济系统、政治制度和文化范畴。
技术——经济领域，多多少少可算作一个系统，因为它的构成变量（生产、消费和投资）是相互连接和关联的，其中任何一个的性质和量级变化都对其他相关变量有决定性的影响。经济体里存在的是明确的线性变化，即替代原理。假如出现了某种更好和更高效的生产方式，由于成本原因，它将替代以前的生产方式。竞争中稀缺资源的配置是根据如何获得最大生产率而决定的，关键词为“最大化”和“最优化”。
政治制度不是一个系统。它是一系列法律程序，有时是依据成文或不成文的宪法（如英国、以色列）制定，有时在政教合一的国家，则依据由经文（或教义）产生的宗教（或意识形态）传统。政治制度的推行要靠强制或者认同——军队或政党具有强制力，认同则意味着公民的自愿服从。这些法规规定如何执法与维持治安，同时决定在这个社会里获得地位、特权和权力的方式。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们的价值观和习俗。政治制度中不存在线性变化，只有阶级或统治者的更替，或说规范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变化，这反映出价值观与规章制度合法性的变化。
文化范畴是意义与想象力表达的领域——宗教或哲学辨析意义，艺术使想象力得以表达。文化表达中的变化包括以下几种：
● 传统变化，掌控着其他变化的源头，决定在受统治权威维护的传统中接受和否定哪些因素。
● 内在变化，是形式的逻辑展示，例如音乐领域的奏鸣曲或绘画领域的透视和错觉。
● 导致实验的变化，往往在旧形式失去活力时出现，例如序曲、十二音阶，以及在绘画领域省略内景距离的视角而导向抽象的表现主义。
● 导致融合主义的变化，是对各种风格和手工制品的广泛借鉴和融合，被大量应用于波普艺术，也可参见毕加索对非洲艺术的吸收。
由于文化主要关乎意义，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模式：一种是融合主义，如宗教的融合。古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和冥王奥西里斯（Osiris）在腓尼基人的宗教里可以分别找到对应的伊师塔（Ishtar）和阿斯塔特（Astarte）。古代世界各大文化圈均拥有著名的女巫，太阳崇拜（Mithraism）和摩尼教（Manicheanism）都曾一度在罗马帝国流行。
然而，更有意义的是各大宗教——古印度教、佛教、儒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千年存续。经历过政治帝国崩溃、经济体系消亡，这些伟大宗教的精髓依然清晰可辨。时至今日，人们仍然接受印度教和佛教的律法、犹太教的一神教义、天主教的圣餐与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存在于信仰、教义之中的先验力量，是它们得以持续的源泉。
当看到人类社会在漫长历史曾运用种种不同的原则时，我们怎么能把历史视为统一时期的划分，而认为各个历史时期之间互有质的不同，如黑格尔用某个时代独特的精神（Geist）、马克思用不同的生产方式——奴隶制、封建制与资本主义制度一样，界定社会形态的特点呢？（就这一意义来说，所谓“历史的终结”除了过度的简化，还有什么意义？）
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针对技术——经济范畴的基本变化，其影响集中于核心的教育和职场。鉴于技术——经济变化会向政治制度提出“控制”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主权与权威的政治尺度不能适应新的经济规模，因此旧的社会结构正在破裂。在世界各地，我们见证了越来越多的经济一体化和政治分散化。
但是，同样存在这样的事实：即与以往的技术发展不同，后工业社会源自对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科学是其社会特征中的特殊因子。从历史上看，科学代表着自由与开放的力量，因为对自然界的探索与理论知识植根于对人类观察的反复验证。正如我（在“结语”第2节）指出的，科学，如同许多社会机构一样，正受到官僚主义的威胁，有时不得不屈从于政治及法团主义的目的。在人类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史上，同样的状况曾经反复地发生。然而，假以时日，自由与质疑的力量会突破任何封锁。拥有和能够创造信息与知识的知识分子是最有活力的生产力。
正如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次飞跃一样，后工业的进步使男人和女人得以在社会洪流中更有能力控制自身命运。但它的前提必须是学术自由和政治开放、可不受任何人限制地追求真理。这才是知识自始至终的宿命。
后工业社会之比较图表
[1]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些背景“穷尽了”理解世界基本社会结构的方法。匈牙利裔的哈佛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内（Janos Kornai）指出，有两种制度主导着20世纪——以私有财产和市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及以国有制和官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他评论称：“本世纪的历史没有产生任何此类第三种制度。”
这些制度都具有工业社会的性质，尽管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中，工业是以不同方式管理的。本书的主要论点之一源自马克思，认为如果我们以社会关系与技术为参照坐标来分割生产方式，我们就有四种方式来对比不同的制度。关于这一坐标的说明，请见“1976年序言”的图1。
科尔内教授是最早指出共产主义制度中固有结构性障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特别强调官僚制凌驾于预算约束和价格，造成长期匮乏。我引用的小册子试图解决由集体主义制度过渡到市场经济的问题。见雅诺什·科尔内《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社会市场基金会，伦敦，1998年），第2页。
[2] 关于卡尔·雅斯帕斯就“轴心时代”的重要讨论，见《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伦敦，劳特里奇与凯根·保罗出版社，1953年），译自德文版Vom Ursprung und Teil der Geschichte，1949年，特别是第1节与第5节。
我在1991年11月1日西班牙《国土报》（El Pais）组织若干欧洲报纸合作进行的莱昂纳多项目中发表了论文“第二个轴心时代”。
“第二个轴心时代”的主题是我未发表的一篇论述技术的手稿的框架，内含我在美国社会学联合会全体会议（1992年8月20日）上的讲话“时空的断裂：后工业时代的技术与社会”，以及我在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接受社会科学塔尔科特·帕森斯奖（1993年2月10日）时的讲话。
[3] 在20世纪80年代，基于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和保罗·罗默（Paul Romer）的著作的“新的增长理论”问世了。索洛模型把技术视为新古典派理论的外源因素，而卢卡斯（在他的专著中）跟随罗默的做法，试图把技术看作内源因素，与市场的概念相整合，而不是把技术当作一种通常由政府推动的动力。罗默试图通过实证手段，以专利数据和教育水平来界定知识，使之成为技术的替代语。《经济前景杂志》第8卷第7期的专刊中（1994年冬）收录了大量相关专题，尤其是罗默与索罗的贡献。
与一般均衡理论相区别的、增长理论的另外两种发展前景，可参见乔瓦尼·多西（Giovanni Dosi）、克里斯托弗·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吉拉尔德·西尔弗伯格（Gerald Silverberg）与卢克·索特（Luc Soete）合编，《技术变革与经济理论》（品特出版社，1998），强调变革的核心地位；以及理查德·纳尔逊和西蒂尼·温特（Sidney Winter），《经济变革的进化论》（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4] 这里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把信息视作“商品”的问题。信息不同于物品的一个关键是，物品将在一定时间后被用光或磨损（譬如一辆汽车），而信息却不会。在某种程度上，信息更像是免费的物品或公共品，它和知识一样不会被耗尽。这样一来，我们又该如何给信息定价并把它作为价值的来源呢？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在一篇重要论文中探讨了这一主题。1995年4月12日，阿罗教授在米兰天主教大学的讲话中说（部分摘引）：“大约15年前，我的朋友、杰出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向我建议，认为我应当考虑‘信息价值论’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就像‘劳动价值论’之于古典经济学那样。我恐怕看轻了这项建议。以一种经济学家对其他社会科学家常见的优越感，我耐心地对他解释说，劳动价值论可以解释相对价格，而信息不论如何定义，总难以起到同样的作用。商品显然不能根据其中的信息含量来进行交换。我辩称，事实上，信息含量高的商品可能非常便宜，因为信息可以廉价地再生产，即使初始壁垒非常昂贵。每个新古典经济学家都知道边际成本及再生产成本才是决定性的。
“我的回答没有细节上的错误，但我忽略了贝尔的要点。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错的。令人吃惊的是，就电脑软件和其他一些商品而言，信息几乎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如果把这些看作极端案例，信息作为生产率和价值的来源，已经在越来越多的市场上获得验证，并日益成为经济分析中的重要构成。因此，在这次演讲中，我要联系两个概念（这两者曾被加以探讨，但结果都不够让人满意）：1. 信息作为经济商品的定位；以及2.知识型公司的定位和对财产权利的要求。”肯尼思·阿罗，“信息与工业组织”，《社会科学国际杂志》不定期论文，1994年。
[5] 有鉴于此，难怪两位年轻的社会学家在阅读过有关阶级的文献之后哀叹道，“这一发展构成了对我们学科传统的惊人否定。”见戴维·格鲁斯基（David B.Grusky）和杰斯珀·索伦森（Jesper B.Sorensen），“阶级分析能拯救吗？”，《美国社会学杂志》，第103卷第5期（1998年3月），第1188页。他们称正试图通过分解数据与数值范围，为“集体行动”设定更小的范畴来“彻底重构社会分层”。
有关职业阶层的权威说明，见彼得·布劳（Peter M.Blau）和奥蒂斯·邓肯（Otis Dudley Duncan），《美国职业结构》（威利出版社，1967）。艾里克·奥林·赖特（Erik Olin Wright）在《阶级》一书（伦敦，维索出版社，1985）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关在当下继续使用阶级观点的全面且令人信服的批判，见简·帕库斯基（Jan Pakulski）和马尔科姆·沃特斯（Malcolm Waters），《阶级的灭亡》（伦敦，赛奇出版社，1996）。
[6] 关于克里斯托的观点，请看巴里·布鲁斯——布里格斯（Barry Bruce—Briggs）编，《新阶级》（交易图书社，1997），第5—6页。他提出一个极具影响的大胆看法：“可以认为，新阶级大范围地控制或主宰着：著名私立与州立大学的人文与社科系、专科学校、师范院校；大多数全国性传媒机构——知名日报、大量期刊、出版业、商业电视网、唱片业、电影以及大部分教育传媒、美术界；基金会和其他影响公众舆论的非营利慈善机构；研究组织；相当一部分的国会职员；联邦社会福利局以及政府协调中心。同样，新阶级的价值观和情感正在渗透：自然科学系；商业学校；基层教师；州与地方政府机构；教士；广告业；工会职员，尤其是政府与白领雇员；各类工薪专业人员；甚至是一些商业公司，特别在公共关系、长期规划与国内教育计划等领域。这些人群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职员，不是一线工人，生产或处理所谓‘思想’或话语，由于在正规教育中得到分析与读写能力而获得这些职位。”
我在论文“新阶级：一个混乱的概念”（载于我的著作《弯路》，阿伯特出版社，1980，交易图书社1990年重印）中详述了我的反对意见。
“新阶级理论家”的看法在史蒂芬·布林特（Stephen Brint）《专家时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4）一书得到了认真的实证分析。布林特发现“新阶级”在人口和经济范围里是分散的，专业人士的政治偏好更接近于企业主与高管，而且专业人士与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关系被过分夸大了。见第8—19页。布林特写道：“调查证据说明，即便是专业人士中最自由的那些人——根据任何理论都可被定议为‘新阶级’成员的人——总的说来，在品位上远非脱离常规，政治观点也不一定偏左，而且显然对于商业文明的组织原则没有任何抵触。”（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