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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千纪初期印度南部的海上贸易

地中海的商人、地理学家及政治家关于罗马人的东方贸易的描述,进一步被考古发现和当时印度南部的文献所证实,其中提到了“耶婆那人”(Yavana)。在亚历山大时期,“耶婆那人”指的是伊奥尼亚的希腊人,但后来一般被用来指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他们在印度南部经商并定居。在孟加拉湾周边发现了罗马的陶器及其仿制品,尤其是在阿里卡梅杜的科拉镇(位于今本地治里附近)。 从大约公元前3世纪起,本地治里在长达千年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地方性、区域性乃至国际性的贸易中心。这些发现物数量太少,且分散在广阔的区域内,因此难以说明存在一个永久性的侨民团体。这些可能是双耳细颈椭圆土罐的残片,这些土罐经由当地商人控制的沿海水路或者陆路,以及以珀鲁杰等西海岸港口为起点的河上航道运输而至。除此之外,考古学家还发现了刻有奥古斯都和提比略形象的迪纳里厄斯银币,及1世纪、2世纪和5世纪时的奥里金币。 在德干高原地区,这些钱币被视为金条和银锭,当地流通的是铜币和铅币,而印度南部则没有自己的货币。

这是印度南部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时期。印度南部的经济主要是农业、手工业以及铁矿石和宝石的开采。但是南部各王国的发展与胡椒等农作物及其地理位置相关,它们位于非洲、近东与东南亚、印度、斯里兰卡周边沿海航道的交叉点上。在公元之初的几个世纪内,操泰米尔语的科拉人、潘迪亚人和彻拉人联合成为独立的王国,它们相互之间频繁地交战,并与北方的王国交战。它们突袭了斯里兰卡,这说明它们确实有扩张的倾向。印度东南部的科罗曼德海岸是一个交汇点,不同的种族、宗教和语言在这里混合,远远比与此相似的地中海地区或除斯里兰卡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的情况都更为复杂。在距离孟加拉湾1,500英里的东南亚,那里的民族和物产与印度东北方向1,200英里外的恒河-雅鲁藏布江三角洲没有太多的相同之处,印度东北部的居民也不同于波斯湾或红海的居民。波斯湾距离印度西北大约2,000英里,红海距离印度西部大约2,500英里。为了满足这些到访者的需求,需要多个社群来提供货物、食物和船只以及进行防盗。公元一千纪初期的泰米尔诗人对这些繁忙的港口及与遥远海滨相连的贸易网络十分自豪。他们绝非居住在一块闭塞的次大陆上,而是生活在没有夜晚的城市之中,那里的人们接受并适应了这种世界性贸易的环境。关于货物和目的地的记载,当时的拉丁文、希腊文和中文文献提供了补充。泰米尔文献也不仅仅记载了海上贸易的活力及其所带来的财富,同时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其他港口的繁荣景象。

公元2世纪的《脚镯记》(Cilappatikaram)是一个爱情故事,作者是伊兰戈·阿提卡尔(Ilanko Atikal)。两位主人公甘纳基(Kannaki)和柯伐兰(Kovalan)出身于富商家庭,生活在位于孟加拉湾的科拉王国早期的海港都城普哈尔(亦称加韦里伯提讷姆)。甘纳基是“一位富商的千金”,“那里的商人都是国王”,这是以赛亚对提尔人的一种回忆式的描写。 普哈尔是“一座通过获取海洋上的财富而繁荣起来的城市”,在那里,“高扬的旗帜好像在宣布,财富就在这片白色的沙滩上,远航的人们驾着船,从他们的故乡来到这里生活”。 伊兰戈·阿提卡尔描写了普哈尔港的夜晚,来自内陆的工匠、宝石商、鱼贩和不法商贩们点燃了火焰,那是“带着浓重口音的外国人的永恒明灯”,“守护着一堆堆货物的灯火”是那么地耀眼。海滨为众多小海湾提供着庇护,此外还有“为成排的船只引航的灯塔”,“船上载满了来自大山和大海的新鲜物产”。

在公元4世纪由乌鲁提兰·甘纳纳尔(Uruthiran Kannanar)所写的《帕提纳帕莱》(Pattinappalai)中,也描写了加韦里伯提讷姆和那里的商人,这是一个关于贸易的生动故事。除了产自印度南部的鱼、粮食、胡椒和宝石,乌鲁提兰·甘纳纳尔还描写了“从海上由船只(带来的)急驰腾跃的马匹”(几百年来,马匹一直是波斯和阿拉伯半岛的主要出口产品),以及产自喜马拉雅山的黄金和宝石,产自东南亚的檀香木、珍珠和红珊瑚,产自缅甸的手工制品和产自斯里兰卡的食物。 乌鲁提兰·甘纳纳尔极力强调加韦里伯提讷姆的水手们的道德行为,他写道:“在贸易中,他们对其他人的货物与自己的货物一视同仁。他们并没有通过卖出货物大赚一笔,也没有在购买货物时省下多少。他们为所有的货物都制定了十分合理的价格。”在《脚镯记》的续篇中写道,加韦里伯提讷姆的居民是新近才开始进行公平交易的,其最初的繁荣可能是通过十分混乱的争斗而获得的。“过去,我们以那些在附近海面上失事的船只上的幸存者尸体作为饕餮大餐,我们劫掠了他们运输的所有货物,包括整船的珍贵的芦荟、散发着芳香的檀香木、大包的织物以及包括黄金、钻石和红宝石在内的贵重物品。” 从原来的掠夺到富有成效的贸易,这种改变似乎一直令人记忆犹新,但是这让我们想起修昔底德在古代地中海和其他地区的历史中观察到的人们对海盗活动的相似态度。海盗活动的存在意味着出现了有利可图的贸易,但只有在国家合法政权缺乏遏制手段的情况下才能实现繁荣。因此,消灭海盗活动不仅依靠国家拥有制服海盗的能力,而且也需要获得合法利润的能力。到那时,印度南部的贸易已经历了一个关键的开始阶段,促进了对商人和国王有益的海上贸易的发展。 tfCG1UOjWrAiqYabmzSyhvPs7Pyppu+fNBFTlQFsWYJCIg7uFD7eYY/5X33MVCA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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