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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尼罗河-红海运河开通之后，驶往埃及的商人通常仍只航行到贝勒尼克港，有时会航行到迈厄斯霍尔莫斯港，但是很少沿着苏伊士湾航行到阿尔西诺厄。因此直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由于长期被忽视，托勒密运河仍无法通行。尽管一直得到维护，但托勒密运河如果出现在埃及和罗马的历史中，则其发展轨迹很可能会大不相同。亚克兴战役之后，克利奥帕特拉试图穿过苏伊士地峡以躲避追击的敌人，并在红海附近重建托勒密王朝的统治。当马克·安东尼在亚历山大港截住她时，“他发现克利奥帕特拉正在进行一次伟大的冒险……她命令舰队离开水面，拖着船只穿过（苏伊士地峡），她的舰队带着大量的钱财和军队，在阿拉伯湾下水航行，在埃及以外的某个地方立足，从而逃脱了战争并免遭奴役”。
罗马的盟友纳巴泰人烧毁了她的几艘战舰，她听信了安东尼的保证而放弃了抵抗。但事实证明安东尼是错误的，在他和克利奥帕特拉死后不久，罗马就吞并了埃及。
罗马人对红海贸易有直接的兴趣。公元前26年，埃利乌斯·加鲁斯（Aelius Gallus）奉命率领10,000名士兵远征也门。罗马人移师到阿尔西诺厄进行必要的补给，包括建筑材料、武器、食物及饮用水，并建造了一支由80艘战舰（包括双桨座战船、三桨座战船和驳船）和130艘运输船组成的舰队。加鲁斯离开西奈半岛后，由于“航行中的困难，而不是任何敌人”损失了一些战船。
他对也门的远征以失败告终，但是他在返回的路上吸取了教训。他率领部队在迈厄斯霍尔莫斯港登陆，经陆路行军到位于尼罗河畔的科普托斯城。马因、赛伯伊、盖特班、哈德拉毛等阿拉伯半岛南部诸王国的独立状态一直保持到7世纪，但是加鲁斯的远征并没有改变罗马人对东方奢侈品的嗜好。当陆地拖车在自东向西的货物运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时，地理学家斯特拉波记录了红海上令人瞩目的贸易扩张。加鲁斯在访问埃及时，“了解到多达120艘战船从迈厄斯霍尔莫斯港驶往印度，而以前在托勒密王朝统治时期，只有极少数（不到20艘）船只冒险航行和运输印度货物”。
没药和乳香产自阿拉伯半岛南部地区和索马里，多种香料（尤其是胡椒）和宝石产自印度，而某些特殊的衣料（如中国的丝绸）则途经印度到达西方，此外还有相互间的奴隶贸易。欧多克索斯携带“歌伎、医生和其他工匠”到达印度，亚洲奴隶在罗马较为常见，但当时的奴隶贸易量相对较小，且贸易对象是一些掌握专门技术的人才。
对印度洋贸易描述最详细的文献是公元1世纪的《红海环航记》（Periplus of the Erytharean Sea），由一名埃及土著居民用朴素的希腊文撰写而成。除此之外，作者的名字、背景、经历、年龄，以及是否在商业团体中居于某个等级或位置等情况，我们一概不知。与博学的阿加塔尔齐德斯不同，这位佚名作者并不是将各种人的信息加以汇编。他列举了在印度某两个具体的港口之间运输的物品，相对客观地描述了波斯湾的贸易，并通过对孟加拉湾的猜测性描述，写出了对埃及与印度之间贸易的亲身体验。当他提到船舶操控方面的情况时，他集中描写了贸易中的货物及其在哪个港口进行交易。现存的文献篇幅很小（共约20页），是2篇旅行日记，其中一篇记录的是从红海北部沿着非洲海岸向南航行至拉普塔（今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附近）的旅程，另一篇记录的是沿着也门海岸穿过公海到达印度河上的巴巴里孔港和马拉巴尔海岸的穆兹里斯港（今克兰迦努尔）的旅程。
《红海环航记》的作者划分了5个主要的贸易区：红海西部、东非、阿拉伯半岛南部、波斯湾东部（几乎被忽视）和印度。货物被划分为9大类：饮食、纺织品和服装、日常用品、原材料、宝石、香料和芳香剂、药物和染料、牲畜、奴隶。
埃及最重要的出口产品是实用物品，如金属、工具、毛毯和服装，这些物品与5个世纪前哈特谢普苏特女王到访蓬特时所描述的物品相似，此外还有马和骡子。价值最高的进口物品是没药、乳香和印度胡椒，以及产自非洲和阿拉伯半岛的龟甲、象牙、犀角和鹦鹉螺壳，产自南亚的绿松石、青金石、缟玛瑙、玛瑙、珍珠、钻石、蓝宝石以及中国的丝绸等奢侈品。作者提到印度的珀鲁杰港的次数比其他任何一个港口都要多，也列举了印度与其最南端的科摩罗海角之间的17个港口，这说明罗马人日益熟悉了孔坎海岸和马拉巴尔海岸。
《红海环航记》中提到了许多可能是为海外的上层客户准备的货物（例如葡萄酒），但也可能是为了满足侨居海外的商人的需要，橄榄油、海芋属植物和地中海鱼酱等物品可能也是如此。贝勒尼克港的考古发掘表明，部分航行到埃及的印度商人也是出于同样的动机。椰子、大米、醋栗、绿豆和薏苡等印度菜肴所需的食材在红海港口都有所发现，尽管古代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这些物品中的任何一种。
移居海外的贸易殖民地并非完全依赖从母邦进口货物，可能也有产自地中海或印度洋的物品。熟悉的食物对于侨居海外的商人可能是一种安慰，如同今天一样。也有一些零星的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贸易状况。公元前2世纪初期得洛斯岛上由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哈德拉毛地区的某个人所雕刻的碑文，表明印度洋的商人可能到达了地中海地区。
泰米尔史诗《摩尼梅伽拉依》（Manimekhalai）中的主人公摩尼梅伽拉（Manimekhala）的塑像从庞贝城的废墟中重见天日。
印度使节发给奥古斯都、斯里兰卡国王婆提迦无畏王（Bhatikabhaya）发给奥古斯都或克劳狄乌斯的宫廷的公告，可能是对商人团体的需求作出的回应。
与印度洋联系最密切的西部港口是亚历山大港。帝国对埃及粮食的需求确保了它在地中海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但它同时也以与希腊-罗马世界以外的贸易区的联系而闻名。公元1世纪的演说家戴奥·赫里索斯托姆（Dio Chrysostom）对亚历山大港在红海与印度洋贸易中的贡献大加赞美：“不仅仅是岛屿、港口、某些海峡与地峡，实际上整个地中海世界的贸易都是你们的。因为正如过去一样，亚历山大港坐落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乃至更遥远的国家的十字路口。”
而且，那里是“一个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并令其相互交流，且能够使他们成为同一个群体的场所”。
上面的叙述表明，亚历山大港并不是徒具其名的，公元2世纪的一份文献（用希腊文写成）也证实了亚历山大港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该文献详细记录了一份贷款协定的具体内容，签订双方分别是印度穆兹里斯的一名放贷人和一名需要资金用于支付一船运输到亚历山大港的货物的借款人，这种情况可能是十分典型的。
甘松香、象牙和丝织品等货物在担保中被用作有价证券进行贷款，借款人承诺在亚历山大港偿还贷款人或其代理人。货物从穆兹里斯运到贝勒尼克港或迈厄斯霍尔莫斯港，再从那里经陆路运到科普托斯，然后沿着尼罗河向下游航行到达亚历山大港，托运商和借款人承担运输所需的费用。在亚历山大港，对所有货物都要收取25% 的税。契约上没有写出借款人、放贷人及代理人的姓名或国籍，但放贷人很可能是一名在穆兹里斯的“罗马人”侨居团体中的一员（但可以确定他是讲希腊语的），他的代理人可能是来自埃及或地中海东部某地的同行。在戴奥对亚历山大港的大都会景象的描述以及我们对印度洋贸易一般情况的了解之外，这份协定表明，当时可能也存在涉及印度和其他地区的借贷双方的借贷协定。正如贸易没有局限于罗马帝国的公民一样，它也并不是男人们专属的。一篇公元2世纪（或3世纪）的碑文中提到了“艾莉亚·伊西多拉（Aelia Isidora）和艾莉亚·奥林匹亚斯（Aelia Olympias）等著名贵妇，以及红海上的船主（naukleroi）和商人”。
但很可惜，我们只知道她们十分富有并曾捐赠钱财给埃及神庙，以及她们曾雇用一位名叫阿波利纳里奥斯（Apollinarios）的船长（或代理商），他的名字出现在她们的名字之后。至于她们其他的业务，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从一开始，就有一部分公民反对罗马在印度洋的贸易中为了东方的物品而不断输出黄金。老普林尼斥责罗马公民为了东方的奢侈品而极度挥霍自己的财富。
为了购买绿宝石、珍珠、象牙、丝绸和胡椒，罗马每年要输出5,000万塞斯特斯。
这种看法在那些担心罗马将要堕落的保守人士中是普遍存在的。奥古斯都的继承者提比略（Tiberius）试图限制那些最富有、最奢侈的元老的挥霍，因为他们拥有“豪宅、成群的奴隶、笨重的金银餐具”，尤其是“那些女性特质，即把我们的货币出口给外国或敌国以换取宝石”。
他考虑强制实行新的禁奢法令，但是未能抵挡巨大的政治压力，只能无果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