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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今天的印度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但在1947年之前，它包括兴都库什山、喀喇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以南，印度河（“印度”之名便来源于此）以东的整个南亚次大陆，除了今天的印度，还包括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从地理上看，南亚次大陆可分为3个主要地区：一是北部的印度河-恒河泛滥区，从阿拉伯海到孟加拉湾形成一个广阔的弧形；二是德干高原地区，位于讷尔默达河与克里希纳河之间；三是半岛南端的尼吉里山区。主要民族是北部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雅利安人和南部的操德拉威语者，其主要语言与现代印度最南端部分土邦的居民所说语言类似，例如卡纳塔克邦的埃纳德语、喀拉拉邦的马拉雅拉姆语、泰米尔纳德邦的泰米尔语和安得拉邦的泰卢固语等。印度西海岸被划分成以下几个区域：卡奇沼泽地（从印度河三角洲向南延伸）、古吉拉特邦的卡提瓦半岛、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孔坎海岸以及马拉巴尔海岸（包括果阿、卡纳塔克邦和喀拉拉邦）。在印度东部的孟加拉湾沿岸，分布着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羯陵伽（北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的科罗曼德海岸和恒河河口。半岛的南端与两大山脉相连，即西高止山脉与东高止山脉，一片狭窄的滨海平原将其与阿拉伯海隔开。印度的河流中只有少数适合通航。西部沿海有印度河、古吉拉特的讷尔默达河和达布蒂河。在现在的孟加拉国，恒河三角洲与雅鲁藏布江的入海口相连。在南部，哥达瓦里河、克里希纳河和高韦里河也注入孟加拉湾。
哈拉帕文明结束于约公元前1700年，在之后1,000年的时间里，印度河-恒河平原上出现了许多相对较小的部落。该时期出现了《吠陀》（Veda）等印度教经典，一个民族的面貌由其所在的土地造就，《吠陀》中很少提到航海活动的情况，但是南亚地区的宗教与世俗文献中常常涉及海上贸易。这证实了，即使在印度河流域的文明灭亡之后，其与波斯湾之间的远距离联系被打断，但人们为了生活仍继续从事航海活动。《梨俱吠陀》（Rig Veda）中一个最古老的故事，详细讲述了医神阿史文（Asvin）是怎样帮助其朋友的儿子布伊宇（Bhujyu）的，当时布伊宇正向一个邻近的岛屿发动进攻。“你用自己的船只把他带回去，漂浮在海上，停留在水面上……你，阿史文，在海上完成了这一功绩。在海上，没有任何可支持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依靠的东西，没有任何可依附的东西。”
这种航海活动被更早期的描述伐楼拿（Varuna，在《吠陀》中相当于海神波赛冬或尼普顿）的一段文字进一步证实。“伐楼拿知道空中飞翔的鸟儿的行踪，他居住在海上，知道船只的路线。”
这表明，印度水手在海上是通过跟随海鸟的飞行路线来确定航线的，大洋洲、地中海等其他地区的水手也采用同样的航海方法。
印度商人希望到海外冒险，这被法律史上有关航海的两个最古老、最全面的文本所证实，即《实利论》（Arthasastra）和《摩奴法典》（Manusmrti）。《实利论》是一本详细的治国指南，一般认为可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末孔雀王朝开国君主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统治时期。在登上位于恒河下游的摩揭陀王国的王位后不久，旃陀罗笈多将其统治扩展到印度河-恒河平原。在西北地区，他把疆界从旁遮普经巴基斯坦推进到阿富汗，并曾与塞琉古一世（Seleucus I）交战。作为和平条件的一部分，塞琉古一世把女儿嫁给旃陀罗笈多的儿子频陀莎罗（Bindusara），任命麦伽斯梯尼（Megasthenes）为使节前往位于恒河河畔的华氏城的孔雀王朝。作为回报，旃陀罗笈多赠送500头战象给塞琉古一世，在与托勒密王朝作战时，塞琉古一世利用战象取得了胜利。托勒密王朝发展红海贸易，从西面向印度洋渗透，这种贸易路线的移动是其与塞琉古王朝之间爆发战争的催化剂之一。旃陀罗笈多也向南扩张到德干高原的北部边界线讷尔默达河。接着，频陀莎罗征服了讷尔默达河流域、喀拉拉邦和卡纳塔克邦以及西南地区。
旃陀罗笈多最重要的大臣是考底利耶（Kautilya），人们一般认为他就是《实利论》的作者。航运主管（navadhyaksa）是一种民事公职，其职能类似于现代的沿海巡逻和海事税收，在一部关于航运主管的详细指南中，考底利耶指出，“应该注意航海活动、各大河河口的摆渡情况以及天然湖泊、人造湖泊及大河上的摆渡情况”。
航运主管的工作包括向河流沿岸的村庄、城镇、渔夫、商人和采集贝壳与珍珠的潜水者收税，还要向外国商船征收港口税，对偶尔利用大河渡口或法律规定之外的地方的人收取罚款，不必出示官印便可以没收船上的货物。当渔夫或商人使用国有或国王的船只时，他也要收取适当的费用。航运主管也有人道主义救援的职能：“当船只偏离航道或者被暴风掀翻，他要像父亲一样去营救他们。当货物已经落入水中，他应该免征或者只征一半的税。”
这种营救工作可能是用渡船来进行的：“大船由船长和引航员控制，上面有独桅纵帆船的操作器、缆绳和水勺。在大河上，（甚至）在冬季和夏季，都必须摆渡营救；小河上的小型船只（只有）在雨季河水泛滥时才进行营救。”
航运主管可能还有军事职能。根据麦伽斯梯尼的描述，旃陀罗笈多的大臣中包括一名海军将领。与考底利耶笔下的航运主管一样，他把船只租给水手和商人。麦伽斯梯尼写道，手工业者、商人和劳动者“按照国家的规定提供服务”，“由于独自为他（指国王）做了这些工作，造船者依据一定的法定比例获得报酬和生活用品”。
贸易主管的职位比航运主管更高，负责决定租借船只的费用，通过免征关税和服务费的方式来鼓励对外贸易。
此外也负责决定船只起航的时间和货物的价格，以及制定针对危险状况和适用于沿途各类港口的法规。
也许，考底利耶通过揭示人们对航海活动的忽视，打破了关于海上贸易的益处及如何进行管理的流行观念。鉴于大多数人把海上贸易视为更有效率的活动，正如考底利耶所说，“投入不大，费力不多，收获颇丰”，考底利耶坚持认为陆路更加安全，且不易受季节性变化的影响。
他进一步指出：“将沿海的航线和公海上的航线进行比较，前者显然更为可取，因为大多数港口都位于沿海；内河航线同样如此，因为可以长年使用，且河流上的危险更容易处理。”
然而，河流在干旱季节无法通航。大多数船难都发生在沿海，不仅是因为船只大多集中于此处，而且浅滩和避风港湾比公海给远洋航船带来的危险也更多。
人们常说印度教经典禁止远航，然而其证据只是模棱两可的。一份古代的文献中警告说，人们可能会“因为海上航行”并“交换各种各样的物品”而降低自己的种姓。而在另外一份文献中，则把航海看作假设和建议，并十分理智地指出，“让教导者避免船只遇到难以预料的事故”。
考底利耶虽然属于种姓制度中等级最高的婆罗门，但他对远洋航行和海外贸易的态度并不保守。直到15至16世纪，某些善于观察的印度人才开始避免因纯粹的宗教因素而进行海外航行。尽管如此，航海活动也没有被完全禁止，但是在与非印度人接触后必须进行复杂而昂贵的涤罪仪式。
即使高等级的印度人谢绝出海，他们对投资海外贸易并从中获利也没有感到丝毫不安。
《摩奴法典》比考底利耶的《实利论》更多地阐述了印度人对航海的态度。《摩奴法典》可能写于公元之初，但反映的是相当古老的传统，将“社会的、宗教的责任与人的等级和一生中的各个阶段联系在一起”，并编成法典，这些责任是印度教的本质特征。
其中确定了4个主要的等级：神职人员（婆罗门）、统治者、平民与仆人。
贸易和放贷是平民的职责。海外贸易并没有遭到禁止，商人可以在海上十分自由地进行贸易。大多数商品的价格由国王制定，同时，那些经过远距离海上运输的物品更容易受到放任。“熟悉远洋运输的人能够根据时间、地点和货物，确定一定的利率，即支持特别交易的利率。”而且，《摩奴法典》表明商人可以租借船只，并详述了租借河船的费用是如何计算的。同时，“对于在海上（旅行）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于水上的意外事故，《摩奴法典》将船只的疏忽与神的行为区别开来：“如果船上货物因船员的过错而损坏，将由船员集体赔偿，（每人付）他自己要赔的那一份。当船员在水上出现失误时，这是他的决定……由于神的行为（即意外事故）而造成的损坏，不必赔偿。”而神的行为在河流上并不是未知的，因此这个规定显然适用于发生在海上的意外事故。
《实利论》和《摩奴法典》可能是将旃陀罗笈多的王国不同地区的大量习惯法和航海法规综合而成的，在孔雀帝国于公元前2世纪80年代瓦解后，它们以某种形式流传了下来，反映了印度北部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城市财产转让契约的发展和贸易扩张的过程，并在该时期编纂而成。这一时期也见证了耆那教和佛教的发展，它们起源于印度教，但又不同于印度教。二者的广泛传播既刺激了贸易的发展，又被贸易发展所推动。由于“不准杀生”的极端教义，耆那教教徒的职业受到严格的限制，屠杀牲畜是被禁止的，农耕也一样，因为需要防治虫害。为了生活，耆那教教徒越来越多地转行经商，耆那教在古吉拉特和印度南部的潘地亚、焦拉、切拉诸王国内尤其盛行。这些地区在印度远距离海上贸易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他们依靠救济金建造寺庙，佛教徒同情商人和放贷人，并组织了一支传教僧团。这些僧人经过兴都库什山和喀喇昆仑山进入中亚和中国，沿着丝绸之路继续向东传教，或者乘船穿过孟加拉湾到东南亚一带再进入中国。虽然佛教没有像耆那教那样渗入印度南部地区，但在公元前247年传播到了锡兰（今斯里兰卡）。当时，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阿育王（Ashoka）派遣一位使节去那里当国王。随后，斯里兰卡成为小乘佛教盛行之地，也成为整个亚洲的佛教徒朝圣和从事学习研究之地。
阿育王一朝是孔雀王朝文献最完备的时期，在其统治区域内发现了大量碑文（在恒河平原发现了雕刻在石柱上的敕令），以及次大陆南部远至泰米尔纳德邦、西部远至阿富汗的坎大哈等地的石刻敕令。也许是因为阿育王发动过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他被视作一位忏悔的、道德的统治者的典范。这个转变大约发生于他从征服羯陵伽的噩梦中醒来并信奉佛教之后。“15万人被驱逐出境，10万人被屠杀，许多人丧生。此后，既然羯陵伽已被吞并，众神钟爱的人（指阿育王）极其真诚地践行佛法，渴望佛法，传授佛法。”
羯陵伽人以娴熟的航海技术而著称，一份文献中把羯陵伽国王称作“海洋之神”，而另一份文献中则提到了“羯陵伽的海上群岛”—孟加拉湾。
虽然征服活动和萨马帕（今根贾姆）的港口为孔雀王朝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但他们主要的港口依然是位于羯陵伽北部的德姆拉里普蒂（今德姆卢格）。这里通过恒河与一条官道与首都华氏城相连，这条官道向西延伸的支线通向古吉拉特的临阿拉伯海的港口珀鲁杰。
与印度教不同，佛教较少关注种姓制度和与生俱来的权利等问题。理论上，佛教商人能够比印度教商人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许多商人捐献钱财用于建造和维护佛教寺庙。印度这种最早的宗教建筑最初是为巡回传教的僧人提供饮食等服务的，但是后来成为了永久性的寺庙，作为货物的储藏地，也是学术和文化的中心。与埃及人、腓尼基人和希腊人一样，文化因素在印度贸易扩张的过程中也起到了催化作用，促进了各种知识（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时发展起来）的传播。
例如，佛教的治疗手法大多依靠进口的香料和药草，主要来自东南亚，从而刺激了对这些物品的需求。
关于印度航海活动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公元前3世纪的《本生经》（Jataka）中，其中收录了大约550个关于佛陀在其前世作为一名菩萨的故事。故事中的反面人物取材自次大陆各地，但他们总是通过海外航行前往东南亚。《苏帕拉迦本生经》（Suparaga Jataka）中把菩萨描写成享有盛誉的船长家族的子孙，船长来自西海岸的珀鲁杰港，后来在其他地方定居。尽管他年幼而体弱（在该故事的另一个版本中，他因溺水而双目失明），一群商人恳求他带领他们航行到东南亚的“黄金之地”（Suvarnabhumi）。《苏帕拉迦本生经》中把菩萨描写成一名水手，“他能够识别发生在自己周围的所有故事……诸如一条鱼、海水的颜色、（水下）地形、鸟类和岩石等线索”，在大洋洲的航海活动中可以发现类似的技能。
在航行途中，暴风雨使船偏离了航线。当商人和船员恳求他提供帮助时，他无视他们的担忧，却说：“如果你们不幸进入大洋的中央，面对洪水般的暴风雨，你们也不必惊讶。”菩萨的美德确保了他们的安全。在经历了一系列死里逃生的经历之后，他们带着装满宝石的袋子返回珀鲁杰。虽然《苏帕拉迦本生经》中说这些宝石是从海底打捞上来的，但这种矿物与斯里兰卡和马来半岛密切相关。
在《儴佉本生经》（Samkha Jataka）和《摩诃迦那本生经》（Mahajana Jataka）中，菩萨都被描写成一位富人，因其慷慨捐赠济贫院而受到尊敬；他被描写成一位合法的王位继承人，而当时王位已被其叔父篡夺。考虑到他可能花光了赠送的钱财，儴佉（Samkha）决定“乘船去黄金之地”，从那里“带回钱财”。摩诃迦那迦（Mahajanaka）为了击败他的叔父而打算前往“黄金之地”筹集资金，并违背了其母亲的意愿：“我的孩子，航行不一定成功，有许多阻碍，你最好不要去。”
儴佉和摩诃迦那迦的船都沉没了，但是他们都被海神摩尼梅伽莱（Manimekalai）救起，他将他们及其发现的财富一起送回家。
儴佉和摩诃迦那迦的故事的共同之处，便是几乎完全相同地记叙了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如何在失事后幸存的。《儴佉本生经》中讲述道：“王子既没有痛哭，也并不悲伤，更没有祈求任何神灵，但他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用一些糖和酥油填饱肚子，用油把自己的两件干净衣服弄脏，把它们紧裹在身上，倚靠桅杆坐着。当船下沉时，桅杆保持直立状态。甲板上的人成了鱼和乌龟的美食，周围的水变成了血色。”
据说，儴佉“已经采取措施预防鱼和乌龟造成的危险”，但这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并没有被揭示。
用油把自己的身体和衣服弄脏以应对低温是可行的。摩诃迦那迦遇到的意外也与此类似。摩诃迦那迦“全身都被晒伤，却依然在海上生存了7天”，他准确地总结了自己遭受可怕的脱水，并在太阳和海水中暴露了1周。
同时，《本生经》中描述的种种危险基本上都被主人公成功克服了，航海的危险是为了衬托英雄人物（如吉尔伽美什和奥德修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