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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与文明》是一部跨国界、跨学科的历史著作，主要关注各块大陆之间的海上联系，并揭示其中重大的跨文化影响和变化。尽管书中并不缺乏关于帝国、王国和城邦的故事，但沿海地区与海上航路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来自不同地区的人们在那里不仅交换商品，也交换着语言、思想和宗教，并接触到其他地区的商业、法律、审美乃至饮食。
得益于最近的一项发展，撰写一部全球海洋史变得越来越容易了，那就是海上贸易本身的日益全球化，中国等国家正在逐步夺回其自16、17世纪以来主导全球航路的地位。尤其对于中国而言，这种复兴伴随着一种很自然的好奇心，那就是在古代以及晚近的历史上，在漫长而宽阔的亚洲海岸上，海上商业和移民活动在商品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海上交流（以及这种活动的偶尔中断）在中国文化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它也使中国的文化和观念得以通过亚洲的海上航路广为传播。
对于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读者而言，这段历史所提供的知识都是同样重要的。直到最近，除了中国广州的“行商”之外，大多数西方人对海洋中国的历史仍然所知甚少。其结果便是，18至19世纪的“行商”制度就像商业超新星散发出的耀眼光芒——辉煌而短暂，而且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于是，这很自然地导致了人们误解和低估了中国商业活动的海洋取向，这一取向的突出表现就是中国“无政权保护的商人”（历史学家王赓武以此描述福建商人）在海外的商业领地（如新加坡、雅加达、马尼拉等）。正是这种古老的海上活动传统，帮助中国的航海业从20世纪60年代初的不到30艘国际贸易船只发展到今天世界上最庞大的国有船队。
在人们与全球海洋的互动关系中，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可能就是其普遍性，甚至影响到那些对航海活动持消极态度的人。这一点在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并无不同，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漫长历史上亦是如此。那些以海上贸易为生的人尽管常常遭遇反对和阻力，却以饱满的热情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在此过程中丰富了自身及互动对象的文化内涵。
与此同时，任何地方的水手都知道，海洋是一个无情的对手，对其应该怀有敬畏，而不是一意将其征服。孔子在《论语》中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正如本书所展示的，如果说为我们所共享的全球海洋的历史有什么可以告诉我们的，那便是这句简单的真理。
林肯·佩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