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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和平是难以获得的。在公元前4世纪初，斯巴达与波斯频繁交战，而雅典和其他希腊城邦却经常站在波斯人一边。在这场混乱中，雅典人从其耻辱的失败中逐渐恢复。在公元前4世纪70年代，他们缔结了许多同盟条约，在许多方面就如同前一个世纪的雅典帝国一样。保护市场和资源供给依然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黑海的谷物贸易是最重要的，雅典人对其加以严格控制，但是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则揭示了生机勃勃的、多种多样的商业活动。其中尤为重要的是船只抵押贷款的发展，这是“当时唯一可知的真正具有创造性的投资模式”。
在这种模式下，商人可以将自己的船只或船上的货物进行抵押，以获得一笔贷款，并于航行结束后支付。利息率是不固定的，但总的来说是比较高的，其中有的竟然高达22.5%。他们常常遭到严格的限制，提供给居住在雅典的承运商的贷款，只能用于驶往该城的谷物运输。这种保护主义措施在雅典并不罕见，例如来自萨索斯岛的葡萄酒只能通过萨索斯人的商船出口。尽管雅典的货币在希腊世界流通最广，但是黑海的奥尔比亚港便只承认自己的货币。
公元前4世纪时，希腊最繁忙的港口依然是比雷埃夫斯。希波战争之后，那里的建筑一直充满活力。在一个世纪之前由一位名叫希波达穆斯（Hippodamus）的米利都建筑师设计的比雷埃夫斯，被分成了一个军港、一个贸易港和一个居民区，共有3个港口，包括半岛西面的康萨罗斯港、齐阿港和东面的曼尼基亚港。这名建筑师设计的直线街道被后人广泛地模仿。公元前331年，人们在比雷埃夫斯拆解了372艘三桨座战船，这些配件被储存在菲隆的兵工厂，该兵工厂长约120米，宽16.5米，高8米。康萨罗斯港是进行谷物贸易的港口，也是综合性的贸易区。在这里，商人们带上自己商品的样品，而大量的商品则依然留在他们的船上，直到被售出。康萨罗斯港的入口由2个人造的码头进行防御，2个码头之间装有一条铁链，可以提升到水面以上来阻截袭击者，直到20世纪，这仍然是码头防御的一种典型形式。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在喜剧《阿卡奈人》（The Acharnians）中描述了该港口生机勃勃的景象，海草的气味、货物和船只的气味、笨重的货物、船桨和绳索等所有的东西在航行时相互碰撞，伴随着人们的合唱声。“人们朝着船长周围的人群叫喊，分类付钱，船首的雅典娜雕像是镀金的，比雷埃夫斯的谷物市场因定量供应而招致抱怨，人们纷纷购买皮革、桨架皮带、罐子，或者大蒜和橄榄油、成网的洋葱、花环、凤尾鱼、吹长笛的姑娘和黑色的眼睛。码头下面，充斥着桨手们相互格斗的声音、锤子敲打在木钉上的声音、钻桨孔的声音、芦笛和排箫的声音、水手长的声音以及鸟叫声。”
虽然谈不上独特，但这种对比雷埃夫斯海滨的简单描绘最能够令人身临其境。从这位古代作家的笔下，我们了解到这里曾居住着密集的人口。
尽管他们依靠船只和船员来获得面包、防御乃至巨大的财富，雅典人以及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仍十分轻视商船上的水手及其世界。我们难以估计希腊古典时代的水手所面临的敌意。自公元前6世纪末起，雅典人日益依赖水手、造船者、船主和投资人，培育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成分复杂的世界性的社会以及扩张式的海上贸易，在历史上造成了自然的、潜在的且具有革命性的结果。尽管商业是极度重要的，但水手和商人（大多是外国人）都没有受到高度的重视。当萨拉米斯战役确保了波斯人从希腊撤军时，它也使商人、水手与土地贵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进入了一段非常宽松的时期。对后者而言，希腊人抵抗波斯人的关键时刻并不是萨拉米斯战役，而是马拉松战役。尽管埃斯库罗斯参加了阿尔泰米西翁和萨拉米斯的海战，并在其悲剧《波斯人》中提及了萨拉米斯战役，但他之所以应该被单独地记住，是因为他参加了马拉松战役。
但是，萨拉米斯战役有助于证实雅典的民主观念（那里的末代僭主在30年前便已被推翻了），因为该城的防御需要所有出身卑微的公民共同参与，而不是仅仅依赖更富有的步兵。到公元前5世纪，前者的角色变成了永久性的，因为雅典人培育了一个永远都在扩张的帝国，通过商人和海军舰队与母邦之间保持联系。当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贵族们把雅典人的失败归咎于其民主政治体制，这丝毫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公元前4世纪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对由地米斯托克利造成的“海洋暴民”进行了激烈的批评。
柏拉图认为，与其接受水手的方式还不如选择死亡。“他们为自己丢下武器并‘毫无颜面地逃跑’准备了貌似真实的借口，这些说辞是从船上雇用手持武器的人的正常结果。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并非无限的褒奖，而是恰恰相反。”
他也建议，为了消除海上贸易中必然出现的腐败现象，城市的位置应该选在距离海洋至少80斯塔德（合15千米）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与之相似，他认为“拥有中等实力的海军对城市无疑是有利的”，但他同时也坚持“国家的人口没有必要增加太多，因为没有必要让所有水手都成为公民”。
古典时代的希腊仅有2名船主以拥有1艘以上的船只而著称，即福尔弥昂（Phormio）和拉姆皮斯（Lampis），他们是“希腊最大的船主”，因此这种鄙视的态度一点也不奇怪。
对水手和商人的偏见绝不仅限于希腊人。希罗多德曾写道：“我已经观察到，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外国人），都认为手工业者（包括商人）和他们的后代在社会等级上比那些与手工业没有联系的人要低一些。”
尽管船员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们依然是可疑的，在许多社会中都被边缘化，甚至商人和其他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利的人也无法幸免，他们不仅在希腊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当然也有例外，显然，“几乎所有的外国人”的列表中不再包括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他们对海上贸易的接受体现在他们的商业移民活动上，而且他们信奉的3个神中最重要的麦勒卡特（Melqart）便是贸易和海外殖民地的保护神。由于未受到希腊人无休无止的战争的影响，到公元前4世纪初，迦太基已成为地中海地区实力最强、疆域最大的国家之一。对它而言依然十分陌生，且对其海上优势构成最大挑战的并不是希腊，而是一个十分不同的地区—罗马共和国，它在此后将独占地中海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