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北辽东半岛，1388年

1388年，高丽右军都统使李成桂（1335—1408年）准备发兵辽东半岛。高丽王朝决定派兵攻打刚刚建立不久的大明王朝（1368—1644年），而李成桂就隶属于这支远征军。辽东半岛是中国东北的一部分，在未来6个世纪中还将经历更多的腥风血雨，但在1389年，李成桂拒不出战。李成桂与明朝关系友好，批评高丽对其强大邻国采取的政策，反对出兵的决定。在鸭绿江河口的威化岛，李成桂下令军队止步，并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他下令军队停止攻打明朝，而且回师都城松都。

在随后的政变中，李成桂推翻禑王及其亲信大臣，结束了统治朝鲜半岛近500年的高丽王朝。他自立为王，建立了新的王朝——朝鲜，接下来的500年中，这个王朝一直统治着朝鲜半岛，是东亚王国中连续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王朝。在高丽王朝盛行的佛教价值观战胜了古代萨满教的部落习俗，但现在，因佛教寺院及其住持被赏赐大批土地，且免于税收，致使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的风气日盛，使得许多统治精英也无法再支持佛教。从九世纪起，中国的统治王朝渐渐开始批判佛教，转而倡导复兴儒学，即“宋明理学”（“新儒学”），强调实际统治及官僚组织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佛教那样追求出世清修。像李成桂这样的朝鲜人也开始信奉理学，这让朝鲜发生了势不可挡的变化。

理学支持社会和政治革新，依据的是中国古代圣贤的经典文本。朝鲜的理学反对高丽王朝社会中盛行的萨满教和佛教原则，宣扬积极参与公共生活有助于理解人类本性，维持社会秩序。学习实用的知识远比研究深奥的学问有用：佛教讲究自我的修为，而理学将个人修养融入国家治理之中。对新的朝鲜王朝精英而言，理学强调入世观点，佛家宣扬灵性的解脱和抛弃俗世烦恼，两者之间的对比足以为十四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推行的全面社会改革和政治革新（即维新）提供十足的正当性。

从高丽王朝到朝鲜王朝发生的转折被认为是朝鲜历史上的关键时刻，通过改革政治、法律、公民和官僚结构，朝鲜的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权力被集中到国王手中，新建造的军事基础设施使王国的疆土得以巩固。官僚权力得以集中，引进了符合理学理念的文官考试制度；土地被收归国有；提出了更公平的新赋税制度；佛教几乎被全面废除。 朝鲜王朝的崛起，也属于帝国和文化地理学的一次重组。1368年建立的明朝标志着蒙古在东亚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再往东，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开始统一南北朝，与明朝和朝鲜王朝建立了相对和平与商业繁荣的关系。

为了将谋权篡位的行为合法化，李成桂与他的理学辅臣援引古代中国的“天命”观念来解释王朝的兴衰。只有上天可以赐予统治的道德权利。对于李成桂而言，天命不仅意味着更换一个新统治者，还需要选定一个新首都。朝鲜王朝将首都从松都（现今朝鲜的开城）迁往汉阳（现今韩国的首尔），李成桂在这里建造了新的寝宫景福宫。新政府还下令绘制了两幅地图，一幅是“地”图，一幅是“天”图。“天”图名称为《天象列次分野之图》，被刻在一块高逾两米的巨型黑色大理石石碑上，展示在景福宫之中。他是根据中国的星象图绘制的，难得的是复制了希腊黄道十二宫的中文名字，黄道十二宫是中国从九世纪开始与伊斯兰世界接触后传过来的。尽管有许多不准确之处（许多星星排列有误），但它显示了十四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李成桂和他的天文学家眼中的天象位置。这幅星图代表了新王朝对天象的新看法，是为朝鲜王朝赋予天命正当性的途径。

1395年时，权近（1352—1409年）领导的天文学者团队已经完成了这幅星图，他是一位理学改革者，官拜议政府赞成事，是朝鲜政权品阶最高的职务。权近此时已经着手绘制另一幅地图，那是一幅囊括全世界的地图，至1402年完成。最初的原稿没有留存下来，但有三份副本传世，目前都在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保存的副本目前被确定为作于十五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公认是最早也是保存最完好的副本，其中包含权近所写的跋文。这幅地图叫作《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一般简称为《疆理图》。这是东亚现存最早的世界地图，比其他中国和日本现存的世界地图都要早，是最早呈现李氏王朝统治时期的朝鲜的地图，也是最早展示欧洲的现存亚洲地图。

《疆理图》以鲜艳彩墨绘于丝绢之上，是一件美丽而壮观的艺术品。海洋是橄榄绿色，河流是蓝色。山脉用锯齿状的黑色线条勾勒，较小的岛屿用圆圈表示。而作为这些地标的背景的整个地球是黄褐色。地图来来回回写满了黑色的汉字，用来标注城市、山川、河流和重要的行政中心。地图长宽各为171厘米和164厘米，原本系在一根棍子上，方便从上往下展开，其设计可能和星象图一样，是为了挂在景福宫这种显著地点的屏风或墙壁上。星象图使朝鲜王朝坐落在新的天空下，而《疆理图》为李氏王朝在新绘的地球地图上安排了位置。

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基督教地图以东为上，而许多伊斯兰地图以南为尊，《疆理图》则以北为上。整个世界是一片连续的大陆，没有分离的陆块和环绕周边的海洋。地图是矩形的，再加上陆地占据了地图上方，似乎展现出的是一个扁平的地球。处于中心的不是朝鲜，而是中国，是一块垂下的辽阔陆地，从印度西岸一直延伸到中国东海。事实上，中国在地图上太过抢眼，似乎吞掉了整个印度次大陆，连西海岸都消失了，而印尼群岛和菲律宾群岛则被缩略为一系列圆形岛屿，点缀在地图底部。中国无处不在的政治和学术影响力从地图顶端的题字也可以看出来，题字下方紧接着就是一连串中国历代都城的列表，随后是对当时中国各州、县及其之间路线的描述。

在中国的东面是地图上第二大的陆块——朝鲜，环绕在周围的一大串小岛像是一支小型舰队，它们其实是海军基地。初看起来，制图者对于自己祖国的描述似乎与现代朝鲜半岛的轮廓非常相近，尤其是和伊德里西描绘的西西里，甚至与霍丁汉的理查德描绘的英格兰比起来，更是如此。虽然北方边界画得比较平坦，但整个朝鲜还是细节完备，令人称叹。地图上标注了425个地点，包括297个县、38个海军基地、24座山、6个州府，还有朝鲜王朝的新首都汉阳，用显眼的带有锯齿的红色圆圈标注。

漂浮在地图右下角的是东亚的另一个强权日本，比实际位置偏向西南许多。日本的尖端分叉，指向中国和朝鲜，颇显威胁意味。为了抵消这种明显的威胁，日本与朝鲜的面积相比大大缩水，地图上的朝鲜比实际面积大两倍，而日本只有实际面积的一半。日本最西端的九州在地图上指向北方，把群岛的实际位置顺时针转了90度。

在现代人眼中更奇怪的是地图对中国以西世界的描述。硕大的斯里兰卡位于中国西岸（而不是印度的东南岸）的外海，但楔形的阿拉伯半岛还是清晰可辨，红海及非洲西岸也是如此。在葡萄牙首次发现可以环航非洲之前80多年，《疆理图》中的非洲就已经画有我们熟悉的南端，尽管整个非洲的大小被大大低估（实际非洲大陆比现代中国大两倍以上）。更奇怪的是，非洲大陆中间看似有一片巨大的湖泊，不过这也可能代表的是撒哈拉沙漠。非洲、欧洲和中东的许多地点的名字是阿拉伯语地名的中文翻译，这表明，在这个相对较早的阶段，伊斯兰制图术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已经非常广泛（朝鲜是伊德里西地理学知识的边界）。

地图对非洲上面的欧洲的描绘也很有趣。地中海（奇怪的是，它没有像地图上其他的海洋一样被画成绿色）的形状画得很粗略，但很容易辨认，伊比利亚半岛也是如此。亚历山大港由一个塔状符号代表。还有一个被画成红色的都城，可能是君士坦丁堡，而欧洲轮廓中大约包含的100个地名，其中大多数还没有可靠的翻译。上面甚至标有日耳曼，汉字的语音为“A-lei-mani-a”。 在地图最远的边缘上有一个很小的矩形，似乎代表不列颠群岛，但更可能是亚速尔群岛，即《地理学指南》中的世界最西端，很可能是因为托勒密的部分观念传到了东亚，地图上才会如此复制。

地图上关于非洲和欧洲的地名及形状的知识可能是来自托勒密，但其影响也仅限于此。《疆理图》没有明显的经纬网格、比例尺或朝向；意料之中的是，它对南亚地区的描绘非常详细，而托勒密对此地的地理描述则越来越趋于理论推断，同时也没有地名标注。与延续了希腊传统的中世纪基督教地图和伊斯兰地图（比如在赫里福德或西西里制作的地图）相比，《疆理图》秉承的制图传统非常不同，它根植于朝鲜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位置的认知，而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认知来自中国。

希腊罗马世界传承了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传统，因而产生了各种互相冲突的宗教信仰和政治世界，但前现代的东亚从广义上来说则基本由一个大帝国塑造而成：中国。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都将自己视为毋庸置疑的正当帝国权威中心，由一位皇帝统治，他视自己为文明世界（“天下”，即普天之下）的领袖。像朝鲜这样的附庸国只是中国宏伟布局中的小角色；在中国版图外的民族都被视为无关紧要的蛮族。统治一个如此庞大而又疆界比较分明的帝国，需要建立并维持一个前现代历史上最复杂精致的官僚体系。维系漫长（而且不断变化）的帝国边界耗资甚巨，再加上中国对于自身具有天然的政治优越性且地处中心拥有一种知识上的确信，这意味着，与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不同，中国对世界其他地方兴趣寡然。构成中国信仰基础的是佛教和儒家传统，这与西方在希腊罗马世界覆灭后发展起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卷宗教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为普世的宗教，认为他们肩负着要将自己信奉的宗教传遍整个地球的神圣责任，而这对佛教和儒家来说则是完全陌生的观念。

由此形成的制图传统关注边界的确立，以及维系帝国运转的实际用途，官僚精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要早于西方的宗教社会。这种传统既不试图以某种宗教或意识形态之名将想象的地理学投射到中国边界之外的地方，也不打算鼓励超出印度洋以外的长途旅行或者海上扩张（到十五世纪三十年代时，明朝已经完全召回远途探险的舰队）。朝鲜完全照着中国做。早至约公元前100年开始，朝鲜在大多数时期里就是中国的附属国，朝鲜的制图者也同样想要为王国的统治精英提供实用的地图，以便进行政治统治的行政管理。《疆理图》从非常特别的角度完成了这一使命。它首先必须符合朝鲜半岛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时又要如实反映朝鲜与疆域更广、权势远为强大的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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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地图都会呈现图像和文字的交互作用，《疆理图》也不例外。地图下方有权近写的48列长篇图例：

天下至广也，内自中邦，外薄四海，不知其几千万里也。约而图之于数尺之幅，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皆率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即1402年】夏，左政丞上洛金公【即金士衡】，右政丞丹阳李公【即李茂】燮理之暇，参究是图，命检详李荟，更加详校，合为一图。其辽水以东，及本国之图，泽民之图，亦多缺略。今特增广本国地图，而附以日本，勒成新图。井然可观，诚可不出户而知天下也。夫观图籍而知地域之迩遐，亦为治之一助也。二公所以拳拳于此图者，其规模局量之大可知矣。

权近的跋文似乎与伊德里西的《娱乐》有异曲同工之处：已知世界的大小和形状并不明确；要制作一幅全面的地图，需要参考已有的地图传统（伊德里西参考了希腊和伊斯兰传统，而权近参考了中国传统）；完成这样的壮举需要为一支专家团队提供政治和行政上的赞助；这样的成果令人惊叹且喜悦。

跋文里提出了彼此相关的两点，为理解这幅地图提供了方法。首先是地图制作的政治背景，第二点是中国制图术的影响。金士衡（1341—1407年）和李茂（卒于1409年）是朝鲜王朝的官员，都是理学的倡导者。两人都参与了1402年在朝鲜北疆进行的土地调研，几个月之后《疆理图》便诞生了，他们都曾作为外交使节去过中国；金士衡可能是在1399年前往中国时获得了权近提到的中国地图。权近没有根据朝鲜王朝的年号标记《疆理图》成图于1402年，而是根据邻国中国的建文纪年。建文帝朱允炆（1398—1402年在位）是明朝的第二任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洪武帝朱元璋（1368—1398年在位）的孙子。佛教僧人兼制图师清濬是洪武帝的近臣，负责监督1372年在南京举行的法会，为新政权取得正当性。一份十五世纪的清濬《混一疆理图》副本表明，这幅地图描绘的是中国早期各王朝的地理和历史，权近指出，李荟在此图基础上向东“增广”了朝鲜，向西添加了阿拉伯半岛、非洲和欧洲。 李荟（1354—1409年）是高丽政权的高官。他被李成桂暂时流放，但在1402年时已回到国都，制作了朝鲜王朝地图。他在开始制作《疆理图》时，任职新政府的检详官（可能是因为他在制图学方面的专长）。

洪武帝的继任者朱允炆被叔父燕王朱棣推翻，经过两年的血腥内战后，朱棣自立为永乐帝。 《疆理图》完成时，朱允炆已经去世。虽然权近一直使用明朝纪年，而不是朝鲜王朝纪年，但当权近指出必须改正中国制图师李泽民“辽水以东”的朝鲜地图的缺陷时，他还是提到了两国近年纷争中最敏感的军事区域。《疆理图》上还添加了与朝鲜历来有纷争的另一个强大邻国——日本，这是他唯一的地理观察。这幅地图显然试图在十五世纪早期变化莫测的东亚政治世界中为新的朝鲜王国寻找一个位置。

无论权近的跋文表现了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区域政治关系发生过何种变迁，既然他引用中国的制图术作为绘制这幅地图的基础，他的钦慕之情是毋庸置疑的。李泽民和清濬的地图是在十四世纪上半叶绘制的，但中国对朝鲜政治和地理产生影响却要早得多。自朝鲜从公元前四世纪初成为一个独立王国，历代国君和学者就从幅员辽阔的强大邻国的文明中汲取治国、科学和文化灵感。这个过程并不完全是被动的。朝鲜在不断强调它的政治独立性的同时，又适时借用于己有利的中国文化成就。

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国就有可以被称为地图的物品。但和其他任何在漫长时间和广阔空间中制作出了手稿地图的前现代社会一样，要讨论什么跨越数千年的中国制图学“传统”是大有问题的，甚至犯了时代错误。第一个问题与留存下来的资料有关。在十世纪以前，很少有地图保存下来，因而要谈论中国制图术的“发展”就几乎毫无意义。如果只有文字记录保留下来，地图却不见踪影，那就很难推测地图可能是什么样子的。地图太少，各种各样的解释又太多。即便是那些保留下来的，也免不了手绘地图在流通和传播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例如不可靠的复制和学术传播，有时还会遭遇政治禁令，以致无法进一步普及。

更棘手的问题是，需要确定“地图”究竟指的是什么。如同在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社会中一样，中文里的“地图”也指意不明，指涉一系列不同的意思和物品。在古代中国，“图”可以指西方的地图（map）或平面图（plan），但也可以指用种种介质（木材、石材、黄铜、丝绸和纸）制作的各式各样的图片、图解、图表和表格。“图”既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像，常常是将视觉再现图像和书面文本描述（包括诗歌）结合在一起，两者互为补充。十二世纪的一位学者指出：“图，经也。书，纬也。……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 这种“图”与“书”交互作用产生情感共鸣的关系在西方对地图的定义中是不存在的。作为动词，“图”也可以指计划、预期或思考。有时甚至可以直接指“画计难也”，这抓住了许多早期制图活动的精髓，中外皆然。

近来有一些汉学家认为，中国的“图”与早期希腊的pinax不同，是一种动态的行动，而不是一种物质媒介，他们将之定义为“行动的样板”。 与希腊的环球之行不同，中国的“图”与流行的宇宙学观念关系不大。在这点上，中国又发展出与希腊不同的处理方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不存在由神的意志授权的创造世界的活动。中国没有什么宗教或者政治上认可的宇宙起源论（与犹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统不同），而是发展出了种类繁多的关于地球及其居住者的信仰。在众多理论之中，有三种宇宙论学说最有影响力。

最古老的理论是“盖天说”，相信圆形的天顶像斗笠一样盖在地球上方。地球像一个方形的棋盘，四方向棋盘的四个角倾斜，形成了环绕四周的海洋的边界。更流行的一种系统是“浑天说”，出现于公元前四世纪。这种理论认为“天包地外，地居天中”（有趣的是这种想法与希腊同心天体宇宙学理论大约是同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浑天说的支持者张衡（78—139年）认为：“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 最激进的理论是一种隐喻意味较浓的“宣夜说”，认为“天了无质”，根据汉朝后期一位作家所说，“日月众星，自然浮生虚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须气焉）”。

从六世纪起，正史将浑天说奉为正统，尽管三种理论都还是反复出现在中国的天文学、宇宙学和宇宙起源说之中，而浑天说本身也并不是完美自洽的理论。尽管它将地球比喻为天空中央的“卵黄”，暗示地球是一个球体，但这一学说又往往直接将大地画为扁平的方形，被天空包围；甚至这种假说也不是绝对的。中国天文学很早就开始使用浑天仪（将天展现为球状），留存下来的计算结果也假定圆形地球乃是宇宙的再现，这些计算都是依据详细观察进行的。然而，这些理论都秉持一种共同的基本信念，即“天圆，地方”，现存最早记录这种观点的文献是一部公元前三世纪的数学著作。

这种信念来自贯穿早期中国文化的一个更基本的原则，即按照“九宫”划分陆地空间，这是古代中国“一项伟大的建构世界秩序的发现或发明” 。九宫将一个正方形分成九个相等的方格，形成3×3的网格。我们至今不知道它起源何处，可能来自古人对龟壳形状的观察（圆形的甲壳盖在正方形的腹甲之上），还有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解释，即中国北方广袤的平原激发了用直线理解和分割空间的方法。 中国人推崇正方形，这和希腊哲学（及地理学）完美圆形的理想形成鲜明对照。九宫也让“九”这个数字在古代中国各个领域的分类方法中占据中心地位：天有九野；都城有九陌；人体有九候、九窍、九脏；“九泉”代指地府，甚至黄河也有九条支流（九河）。

这种九分法来源于古典中国文化中最重要也最基础的一篇文献——《尚书》中的《禹贡》一章，约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编纂而成，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中国地理学典籍。该书描述了远古时期（约公元前2000年）的传说人物、夏朝的建立者大禹的事迹。据说，禹在洪水暴发后“别九州，随山濬川”，重建了世界的秩序。 从黄河和长江流域开始，“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土地被划分为九州（或“宫”），用九山和九川来描述。九州被描述为3×3的网格，方格每边的长度都是1000里（一里大约相当于400米）。

除了以九为数规划已知世界的空间，《禹贡》还提出了一个将世界分成五个同心的直线围成区域的纲要，依据以风向为基础的四个基本方向来定位。这是自我中心地理学的一个典型实例。文明处在这幅图景的正中央，代表着皇家领地。越外围的方格代表的野蛮程度越高，从诸侯邦国、驻军、“结盟”的蛮族，到最后一区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其中包括欧洲。这种规划与希腊罗马传统又一次形成鲜明对照。尽管西方的带状地图也是由直线构成的，但他们是根据纬度进行分区，而不是像《禹贡》一样根据象征性的皇权中心来分区。

九宫和数字“九”让中国的制图者可以将一种宇宙论的世界观运用到政治管理和实务政策之中。在象征层面，圆和方的关系让学者们可以提出管理帝国的特定方略。先秦的一位文人说：“主执圆，臣处方，方圆不易，其国乃昌。” 在更实际的行政管理层面，九宫衍生出了农业耕作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的汉字“井”非常像3×3的网格，因而被用作分配农业耕地的基础。八户人家平分土地，中间第九块则共同耕作。这种对空间井然有序的分割被认为是社会团结和治理有方的基本要素。“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儒家学者孟子（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末）这样说，“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在现存的史料中，最早对“图”所做的描述同样关系到皇权统治和行政管理。最早的一份文献来自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03—前221年），那时诸侯各国征战不休，争夺霸权。据《书经》（成书于战国初年）记载，周公参考地图将国家的首都选定为洛邑，即现今的河南省洛阳市，位于北京西南方向800公里：

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周公根据政治地理学和天意，预言了国都的位置。根据《禹贡》所言，周公将注意力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和政治枢纽地区。无论周公的“图”是什么样子的，周公很显然是在用“图”为周朝寻觅新首都的说法作补充，以此把新攻克的政治空间和古代圣贤的地理传说统一起来。

在后续中国王朝政治的关键时刻，地图的图像也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秦国势力逐渐壮大，最终在公元前221年一统中国，战国时代走向了终结。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元前227年，一位刺客用藏在丝绢地图中的匕首刺杀秦王，地图上绘制着秦国垂涎的土地。 秦朝的局势也不是稳定的：一位公元前三世纪的学者向反秦诸国谏言：“臣窃以天下地图案之。诸侯之地五倍于秦……六国并力为一，西面而攻秦，秦必破矣。”

除了这些明确的政治和象征功能，地图还被用于王朝统治的行政工具。哲学家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年）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尽管如此，其他学者还是多有质疑。儒家哲学家荀卿（约公元前313—前238年）认为官吏应当“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但遗憾的是，“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

现存战国时期最早的地图有一幅是刻在一块铜板上的，出自公元前四世纪末期，在中山国国王（cu7）的陵墓中出土。铜板上镶嵌了一系列金色和银色的长方形和正方形，配有文字，不易被认出是一幅地图。这其实是一幅陵墓平面图，称作《兆域图》，展现了依据九宫规则精心规划的中山王的墓葬建筑地形。铜板上的外围长方形代表两道宫墙，两道墙中间有四座正方形建筑。第三个长方形内侧有一个凸起的夯土台，上面有五座正方形的祭堂，用来安放中山王及其家人的墓。《兆域图》吸纳了九州和井田制度的传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采用鸟瞰视角的地图类文物。它也是按照比例尺绘制的：铜板上的文字说明了尺寸和距离，以“尺”（一尺约为25厘米）和“步”（一步约为6尺）为计量单位。

这幅地图为何会出现在墓葬之中还不得而知。传统上，在墓葬中会发现带有神秘力量的珍贵物品，目的是向先人表达礼敬。 用地图陪葬，也许是为了在中山王进入死后的灵魂世界时，纪念他生前管理陆地空间相当出色的政治行政系统。

秦朝及后来的汉朝（公元前202—公元8年，25—220年）都利用地图进行政治、行政和军事上的集权。舆地图仍被用作仪式及纪念之物，包括与邻国（比如朝鲜）在外交场合互换地图，也用来确认军事胜利或者朝贡关系。帝国政府的行政管理工作也开始大量使用地图。《周礼》为汉朝的官僚体制提供了一个地图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核心作用的完美典范。地图在诸多领域之中都非常重要：水利工程；赋税、采矿和划定路界；解决边界纠纷、分田和评估家畜；稽查人口分布；保持朝廷官员记录，维系诸侯国的忠诚度和确认封邑。朝廷专门任命两名官员为统治者提供地理信息，显示出民众越来越注意到地图的重要性。这两名官员都随皇帝一同出行。其中土训（皇室侦查员）负责解释地图，而诵训（行程向导）负责在遇到纠纷时解读方志。

裴秀（223—271年）的著作最好地体现了中国在这一时期制作地图的方法。裴秀常被称为中国的托勒密，主要是因为他确立了制图的六项原则（“制图六体”）。晋朝（265—420年）开国皇帝任命裴秀为尚书，他根据《禹贡》文本对古代地理学进行了研究，创作了《禹贡地域图》，现已失传。裴秀的研究方法被记录在《晋书》之中，书中记载他“甄摘旧文，疑者则阙，古有名而今无者，皆随事注列”。于是便写出了《禹贡地域图》18篇，他上奏给皇帝后，皇帝将其“藏于秘府”。在制作地图时，裴秀依据了制图六体。第一是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第二是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第三是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第四是高下（高和低）；第五是方邪（直角和锐角）；第六是迂直（曲线和直线）。

对西方读者而言，裴秀的六项原则似乎提供了现代科学地理学的基础，强调需要网格，使用标准的比例尺，运用基础几何和数学计算距离、标高和曲率。这与当时希腊或罗马的水平基本持平——但中国并没有发展出符合现代科学的制图术，其中部分原因在于裴秀并不是只对这种地图制作法感兴趣。他的著作是汉学家们称为“考证”的早期范例，是通过对文本进行研究来恢复典籍的原样，特别重视鉴古知今。裴秀的制图法也属于这种研究。他认为他的著作就是“甄摘旧文”，他的地图也并不依据任何的实地测量，而是以阅读文献为基础。对裴秀和新建的晋朝而言，是要为权威的《禹贡》这一古典文本添加全新的、更新过的地理资料。裴秀对过去心怀敬畏，力求保持延续，这让他尝试将古今进行融合，在王朝传承延续的图画（及文字描绘）中既确认过去，又肯定现在。

这种文本传统根深蒂固，裴秀后世的追随者们甚至认为只用视觉图像描述自然地理是有局限性的。唐代学者贾耽（730—805年）写道：“图上不可备书，凭据必资记注。” 即使裴秀看起来是在描述空间时，也摆脱不了古典的文本传统。他写道：“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这既肯定了他新的量化制图原则，也颂扬了以九宫为基础的行政管理中的古典文本传统。

与1368年明朝开国之前制作的大多数地图一样，裴秀的地图没有保存下来。不过留存至今的地图中有一幅著名的《禹迹图》，宋朝（960—1279年）时绘成，标记的年份是1136年，以大禹的传奇功绩为基础。李约瑟称其为“当时世界上最杰出的地图作品”，他认为，任何人只要看过欧洲的“世界地图”就“无法不为当时中国地理学超越西方的程度感到惊叹”。 这幅地图被刻在一块80厘米见方的石碑上，竖立在陕西省省会西安的一所县学中。和裴秀的“制图六体”一样，《禹迹图》初看起来也非常现代。它对中国的轮廓的描绘非常精确，也是已知最早使用裴秀提出的制图网格代表比例尺的中国地图。地图上有5000多个方格，每个方格边长代表100里（相当于50多公里），因而这张地图的比例尺估计为1∶4500000。但这个网格与西方的经纬网格不同。经纬网格通过纬度和经度确定地点相对于地球表面其他地方的位置；中国的网格则并不想要将球体地球投影在平面上，而只是为了便于计算距离和地区面积。

石碑的背面有另一幅地图——《华夷图》。这幅地图显然是为了在某些方面对《禹迹图》进行补充，它是如何补充的呢？这幅地图描绘的范围更广，上面标记有500多个地点，包括九州的河流、湖泊和山川，以及东北方的长城。它还描绘了处于帝国边界的“夷邦”（包括朝鲜），地图周边上的注解则列出了另外100多个夷邦。但这幅地图和《禹迹图》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网格，海岸线非常模糊，甚至有错误（尤其是在关键的辽东半岛），河流水系也不准确。要看懂其中的信息，看图的人还需要走回石碑的另一面仔细研读《禹迹图》。

除了网格，《禹迹图》上令人惊讶的地方还有地表上纵横交错的河流网络，黄河在北面，长江在南面，淮河则在它们中间。地图上的地名多为山川名，但也有城市和州郡名。左上角的图例又一次表明，在这幅地图中，量化测量与文本考证同等重要。图例这样写道：“禹贡山川名，古今州郡名，古今山水地名。” 《禹迹图》通过描述传说中的时间和地点来再现当时的地理。它自称参考了《禹贡》的基础文本，以及文中描述的以山川为界的神话中的统一的中国。例如，大禹据说是从一个叫作“积石”的地方开始疏导黄河的，地图复制了这个地点，即使十三世纪的学者们已经知道黄河发源于中国西北的昆仑山脉。地图保留了《禹贡》中的地理学，包括那些当时的中国制图者已经知道是错误的地理信息。

《禹迹图》没有过多强调它使用了比例尺，也没有加入新的地理信息，而是将神话中的地理和当时的地名融合起来，这是有特定原因的。100多年来，宋朝试图在古典中国全境实行军事和行政管理上的中央集权。虽然在政治上面临诸多困难，但也可能正因为这种困境，宋朝在一段时期内大力鼓励文化和经济革新，发行了最早的纸币，大大扩张了士大夫阶级，并且使七世纪末发明的木刻雕版和活字印刷术经历了最有创新活力的时期。 但在十二世纪初期，宋朝的北部边疆受到女真政权金朝（来自中国东北北部的通古斯部落同盟）威胁。1127年，宋朝位于黄河南岸的首都开封落入金人手中，宋朝退守至长江以南位于杭州的新都城。1141年，宋金议和，割让了将近一半的领土，并且在黄河和长江中间划定新的疆界。之后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宋朝的统治者和他们的士大夫们都梦想着能够重新统一北方失土，重建古典的中华帝国。

这一梦想从未实现，但《禹迹图》却通过或显或隐的方式展现了这种统一。这幅地图没有疆界，上面也没有提到金朝的领土。反而是将《禹贡》中的神话地理与宋朝在金朝入侵前的理想地理融为一体。宋朝不仅希望将自己展现为统一的国家，并且将自己视为大一统中国这一原始理念名正言顺的继承者，这个理念是指由大禹创立的四夷来朝的九州。政治现实在地图上让位给与之相去甚远的理想化怀旧空间，这就更加放大了地图视觉上的力量，让宋朝的观看者相信国家仍有统一的可能。

《禹迹图》和《华夷图》代表了帝制中国制作地图的两条路线，却在述说同一个故事。《禹迹图》呈现了一个恒久的世界，没有当代的政治分裂，而是以神话中大禹描述的九州统一为特征。《华夷图》则是根据同样的理想，将帝国界定为“中国”，指的是位于地图中心的华北地区，同时再次表达了在南宋动荡时期最需要的理想，即针对夷邦强调权力和权威都集于中央。在西方人看来，两幅地图都有严重的地形“错误”，但它们既然是依据《禹贡》这种古典文本中描绘的理想帝国图景投射而成，这些错误也就无关紧要了。

在描述中原领土沦陷之前和之后的地图的诗歌中，诗人也分别捕捉到了地图承认领土和哀悼失土的力量。在此之前100多年，九世纪的唐朝诗人曹松在《观华夷图》中这样描述：

落笔胜缩地，展图当晏宁。

中华属贵分，远裔占何星。

在这首诗中，诗人几乎是在冥想之中展开一幅地图，看到地处中央的统一的中国王朝之后引发了安宁的情感。后来的南宋诗人做了相似的冥想，却产生了大不相同的感情。著名的诗人陆游（1125—1210年）在十二世纪末期的诗歌中悲叹道：

行年七十初心在，

偶展舆图泪自倾。

此刻，地图成了失落与悲痛的感情符号，或许也是“行动的样板”、收复失地的号召。

宋朝诗人所提到的地图不仅包括石碑上的《华夷图》，还有其他同时代的木刻雕版印刷地图，如《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约1130年），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印刷地图。十二至十三世纪，宋朝文官规模不断扩大，科举生员多达40万人，他们需要准备的一项内容是要了解地图的实务和行政用途。印刷商很快投入这一新兴市场，印制《总要图》这类地图。这种地图前后共有6个不同的版本，由许多不同的印刷商进行补充和修订。这意味着这种地图非常流行，在精英之间非常普及。《总要图》的政治功能可以在图例中略窥端倪，这些文字包括“古今州郡分布势”、“北狄”，甚至还有横跨地图顶端的“长城”。但是这类描述也表明，地图上的帝国既反映当下，也深植于过去。与石碑一样，这些印刷地图通过永恒不变的中国境内的河流山川展现了一个帝国的幻影。尽管这些地图被学者和官员用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但其中也包含了一套根深蒂固的信仰，相信地图呈现的空间永世不移。

*

要通过这段散乱、不连续的中国制图史读懂《疆理图》，十分困难。然而，地图上的文本让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中国制图法的痕迹：地点的复制、对神话和文本地理学的依赖。但其中自然也充满了朝鲜自己所关注的议题。朝鲜在前现代世界中独树一帜的地方，是使用一种与朝鲜半岛形状相同的货币交易单位。1101年，朝鲜宣布发行一种名叫“银瓶”的流通货币，“很像这个国家的领土轮廓”。 在这个地理形态特殊的国家，全国山脉众多，又十分在意领土更大、军力更强的邻国——中国和日本，因而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制图传统，融合了神话的精神性和政治的安全感。朝鲜语也使用“地图”一词，最早书面提及地图的史料出自公元七世纪早期。尽管这些早期地图都没有保存下来，但所有与它们相关的记录都表明，和前面讨论的大多数中国地图一样，朝鲜地图也是供行政与国家使用。628年，朝鲜向中国唐朝递呈《封域图》（已失传），这是附属国以地图作为贡品向宗主国朝贡的典型例子。

在朝鲜的制图术中，同样重要的是关于“风水”的古老信仰。风水学的主要内容是如何选定墓葬、住所、寺院，甚至是城市的有利位置，从而与地球能量的自然流动（也就是“气”）相调和，这种能量是通过山川、河流等地标传导的。与中国的九宫一样，风水学对物理空间的看法也和犹太—基督教传统非常不同。早在佛教信仰出现之前，风水学就认为地形与人体非常相似，看风水的人就像是“地球医生”，为大地把脉，找到流经特别重要的山川、河流的动脉。艺术评论家郭乐知（Roger Goepper）在描述中国山水画中的风水时写道：“在一幅郊外风景画中，可以说大自然的每个部分的内部和自身都是封闭的世界，一个基本上与世隔离的微观世界，它与周围更大的结构之间的联结，与其说是空间上的，不如说是通过‘气’这种普遍的宇宙力量。”

在地形特殊的朝鲜半岛，山脊占据了70%的土地面积，风水学制图（也就是“形势”）比在中国更加流行。 风水师认为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北方的白头山（即长白山）和南方的智异山中间的山区，这两座山充满了宇宙能量，距离山上的源头越远，宇宙能量就越弱。在神话中，半岛东北的火山白头山代表着朝鲜民族的源头，也代表着这个国家的自然能量。朝鲜的一名官员李詹在1402年写了一篇文章，其中对半岛风水的描述强调了这座山的重要性：“趋阳山而中台。亘云峰而地理。地轴至此。更不过海而南。清淑之气。于焉蕴蓄。故山极高峻。”在李詹看来，对现实地理的描述，反映了精神上的形势。他继续写道：“元气融结。山川限带。” 高丽王朝的建立者太祖皇帝王建（935—943年在位）以同样的风水原理作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并且训诫其子：“车砚山以南，公州江外，山形地势并趋背逆，人心亦然。”并警告如果那里的人“得秉国政，则或变乱国家”。 尽管朝鲜王朝崇尚理学，对与前朝高丽王朝联系密切的风水选址的佛教（尤其是禅宗）传统非常谨慎戒备，但这种信仰（尤其在地方）仍然盛行，只不过有所减弱。朝鲜掌管天文和风水的观象监在选址和建造新都汉阳时，就参考了这种理念。

这些早期的风水地图都没有留存下来，但有一份1463年的朝鲜官方地图（被称为《东国地图》）反映出了盛行的风水观，它是由著名的形势专家郑陟（1390—1475年）绘制的。整幅地图的特征在于河流（蓝色）和山川（绿色）纵横交错，全都可以直接追溯到白头山这个宇宙能量的最终源泉。每个道（省份）都有自己的颜色，重要的城镇用圆圈标示，让观者可以通过周围的河流、山川来挑选风水吉地。但除了风水的影响，这幅地图也反映出朝鲜对于国家安全的关注。虽然地图提供的朝鲜边界的地理知识很详尽，但却大大压缩了北部的疆界，尽管那里有白头山这样的风水重地。这幅地图融合了朝鲜制图者对于风水和政治安全的特别关注。北部边疆地区似乎遭到刻意地扭曲，以防军事信息落入可能的入侵者手中（根据当时外交场合上的地图流通情况，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疆理图》出色地融合了这些不同的地图元素，有些被削弱，有些被加以强调。它所参照的中国资料来源，即十四世纪中期清濬和李泽民的地图，是文本的和历史的制图传统的产物，统一了《禹迹图》和《华夷图》所代表的两种宋代传统。不过从这类地图上借用何种元素，《疆理图》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它没有使用刻度网格，但却描绘了“夷邦”，而不是仅仅用图例文字标注。中国地图以《禹贡》这样的典籍中的神话基础来收复帝国失土，《疆理图》却没有这样的传统，它之所以展现中国疆域以外的世界，仅仅是出于好奇，而非焦虑。然而，它的构图显然也承认了中国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将其放在正中央；虽然没有使用网格，但地图还是长方形的，这从侧面承认了中国宇宙学中的九宫原则。

《疆理图》所受到的中国影响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地图以北为上。从古代起，朝鲜的墓葬就朝向东方，北方的蒙古人和突厥人也同样如此。但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提到的，在古代中国经书传统中，国王或皇帝高高在上，朝南面向臣民，臣民面朝北方向“上”仰视皇帝，而皇帝则是向“下”俯视臣民。我们知道，中国汉字中的“背”（解剖学意义上的）在发音和外形上都与“北”相似，因为皇帝的“背”总是朝“北”。“背”作为“背诵”的含义也同样如此，因为学生在背诵经典文本时总是要“背”对老师，不能看摆在教室里的课本。在有关方向的语汇中，“左”指东，而“右”指西，这是根据皇帝的视角来规定的。就连中国的罗盘也是指向南方，被称为“指南针”，因为传统上，使用的人都会面朝南方（除非皇帝在场），因为那个方向有温暖的风和太阳，令作物成熟，这一因素也影响了中国住宅和墓葬的风水选址。

虽然朝鲜人痴迷于风水，但这幅地图上描绘的朝鲜却没受到风水太大的影响。对朝鲜人而言，最重要的地方莫过于白头山，但《疆理图》甚至都没有突出白头山，而且，与现代地图相比，它的位置也要偏向东南很多。半岛上的主要山脉只是用锯齿状的线条淡淡地勾勒出来的，就连贯穿朝鲜东岸的主要山脉白头大干也一样，它的主要动脉向西延伸到松都和汉阳等大城市。河流描绘地很准确，像是贯穿整个国家地表的静脉。与李詹等人的风水描绘相比，这幅地图拥有更宽广的国际视野，而形势传统似乎被大幅削弱。

权近清楚地认识到，一旦地图倾向于更宽广的政治视野，会变得很敏感。他在1396到1397年参加的出使任务，说明了他在中朝关系进入新纪元时绘制《疆理图》的动机。1389年发动政变之后，朝鲜政权急切地想要与邻国明朝维持长期的“事大”外交关系。李成桂在1392年即位之前就派遣使节向洪武帝朱元璋递呈表笺，解释自己的行为，甚至向明朝宫廷征求自己王朝的新国号（中国人偏爱“朝鲜”这个名字，因为这是古朝鲜的国名）。1396年，为了确保朝鲜的臣服，大明宫廷斥责朝鲜的书信“轻薄戏侮”，并且扣押了来使。 这导致了一次外交危机，史称“表笺之祸”，此事围绕着对帝国和领土的朝代定义和文本定义展开。

在朱元璋对于这次自觉受辱事件的官方记录中，展现了一种政治地理学，这可以说是之后《疆理图》诞生的原因：

今朝鲜在当王之国，性相好而来王，顽嚣狡诈，听其自然，其来文关请印信诰命，未可轻与。朝鲜限山隔海，天造地设，东夷之邦也，风殊俗异。朕若赐与印信诰命，令彼臣妾，鬼神监见，无乃贪之甚欤？较之上古圣人，约束一节决不可为。

这种拒赐印信诰命的文辞是典型的外交辞令，不过明朝的理由是建立在帝国的理学原则之上的。朝鲜被认为是“东夷之邦”，“限山隔海”。他们“风殊俗异”，而且在中国传统的九州之外。皇帝自问，假如将他们纳入中国的皇权治下，会不会有违古代圣人之见？

直到权近出使之后，“表笺之祸”才得以解决。他在南京住了8个月，与洪武帝建立了友好的个人关系，商定释放被扣留的使节，并重新建立明朝和朝鲜的外交关系。他们甚至还互相交换诗作。洪武帝的诗被称为“御制诗”，而权近的被称为“应制诗”。诗中使用风格化和隐喻的语言，记录了两国在渐渐适应彼此的政治和领土歧见时的复杂外交手段。

洪武帝的第一首诗关注两国的争议边界鸭绿江，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时，高丽王朝与明朝一度因此关系紧张，也是在这里，李成桂于1389年发动军事反叛。

题鸭绿江

鸭绿江清界古封，

强无诈息乐时雍。

逋逃不纳千年祚，

礼义咸修百世功。

汉伐可稽明载册，

辽征须考照遗踪。

情怀造到天心处，

水势无波戍不攻。

与前面提到的宋朝地图一样，洪武帝的诗融合古今，以此强调明朝对这片地区的统治权。传统中国文献将鸭绿江作为中国影响力的边界，但也是将文明传到半岛（即朝鲜）的通道。近年来反明的高丽王朝被推翻，加上拒绝收留帝国的“逃犯”，这些都为该地区带来了和谐与稳定。但洪武帝还是提醒权近，中国对辽东半岛的主权，自公元前108年汉朝攻克该地区后就“明载册”，还有不能忘记十四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最新发生的冲突。最后，鸭绿江被认为是两个国家往来的天然边界，近来在政治上“无波”。

在之后的一首《使经辽左》中，洪武帝来到鸭绿江的西岸，想象一位朝鲜外交使臣穿过半岛来到明朝。这首诗描绘了一幅和平、永恒的社会图景，最后总结道：“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 权近的诗在回应时带着奉承的语调，也描绘了辽东鸭绿江这片政治敏感地区。在《渡鸭绿》中，他避开洪武帝对中国在历史上的影响力的强调，而是巧妙地提出了一个反问句：

皇风不限华夷界，

地理何分彼此疆。

同样，在《由辽左》中，权近没有提到该地区长期的军事占领史。他只提到儒家的“周游列国”。“鹤野漫漫道路长”，但“驷马敢期题柱志，关人休笑弃繻狂”。

在地理学层面，权近诗中的外交理念描述了他回到朝鲜后完成的《疆理图》中的内容。他的诗和他的地图都反映了朝鲜王朝在创建初期从佛学向理学的转变。虽然中国处于地图的中心，但这是个没有政治边界的世界，强调两个崇尚儒学的相邻国家之间有着亲密的地区和文化纽带；鸭绿江的政治重要性显而易见，因为它是地图上仅有的三条河流之一。在与解决“表笺之祸”没有直接关系的诗歌中，权近描述了一种道德地理学，这也反映在了《疆理图》上。在《相望日本》中，他描述了日本人的“凶奸”，他们“剽窃侵邻境”。 权近的《疆理图》跋文提醒读者注意增加日本新地图的重要性，尽管日本诸岛的方位和大小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与朝鲜相邻，因为日本代表着一定的威胁和外交机遇。权近在地图和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对日本前后一致的反应，让他在中国和朝鲜之间建立了共同的目标，他们都惧怕日本的倭寇，都要面对与幕府将军打交道时遇到的外交困难。

朝鲜在与日本的关系中采取一种“交邻”政策，内容是以“礼”的原则教化“禀性顽”的日本人。 权近顺利完成出使任务后，回到朝鲜，在他的文集《阳村集》中谦虚地写道他“乐观此图【《疆理图》】之成” ，于是朝鲜王朝既确立了自己在已知世界中的外交地位和地理位置，也建立了与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看过《疆理图》的人都能发现这一点。

我们在试图重建1402年的《疆理图》时，能够找到的保存最完好的副本是龙谷大学收藏的十五世纪晚期副本。最近，龙谷版《疆理图》经鉴定制作于1479至1485年之间，似乎可以反映出十五世纪末朝鲜王朝的忧虑。地图上的地名反映了朝鲜王朝在这一时期实施的几项民事和行政创制，包括1479年在全罗建立的海军基地，清楚地标示在地图的西南海岸；但是，它却没有更新更广大世界的地理信息，地图上的中国和十四世纪早期元朝地图里的一模一样，尽管当时已有更新的地图可以参考。因而，龙谷版本的地图可能不只是简单复制了原版的1402年《疆理图》，而且记录了朝鲜经历的快速变迁。十五世纪末的复制者也许期望传达这样的信息：虽然世界的其他地方都一如往常，但这个相对崭新的政府在民事和军事管理方面都在向前进步。

龙谷版《疆理图》选择了1402年的地图作为样板，并且保留了权近的跋文，这表示朝鲜政权在十五世纪七十年代时的关注点与世纪初相差不远。两个版本的地图都是在更广大的世界里为朝鲜王朝“选址”（借用风水学的术语）。在那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中，《疆理图》必须展现朝鲜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帝国雄心，鼎足而立。但同样是在那个不必完全遵守中国的原则的世界中，负责制作原版地图的学者—官员团队可以描绘出东亚以外的“蛮夷”之地。虽然朝鲜在中国眼中常被视为蛮夷，但朝鲜还是具有充分的独立性，相信“天下至广”，也想独立地将自己的位置和历史呈现在地图上，而不管周围有哪些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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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西方人的眼中，《疆理图》蕴含着一个悖论。它表面上是一幅世界地图，与《奇观之书》中的地图以及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差不多。但与此同时，西方观众也能感受到，他们看到的这幅世界图像是由一个与自己相异的文化绘制的，拥有一种迥异的理解和组织自然空间的方法。所有社会都有关于世界的理念；但不同的社会对世界有着各自独特的想法，再现世界的方法也各异。然而，就像《疆理图》和在它之前的中国地图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差异极大的世界观对制作和使用这些地图的人而言绝对是有条理的、实用的。《疆理图》由朝鲜对自身的自然和政治环境的感知塑造而成，是朝鲜以地图的形式对一个世界最伟大的古典帝国的回应。依据中国和朝鲜的经验绘制出来的地图，关注的远非仅仅是对领土的精确描绘，它们还有效地反映了结构关系。 《疆理图》及其副本提供了一种方法，让一个弱小却骄傲的新王朝在强大帝国的势力范围内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mgsOiEw/RvWfhQ14ojVeMSdlZLnaibxT0YjHSWa7dovJqLmzjtSm30DFJHbMn/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