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奥尔维耶托，1282年

1282年8月23日，赫里福德主教托马斯·坎蒂鲁普在意大利奥尔维耶托附近的费伦特去世。坎蒂鲁普曾任英格兰的大法官、牛津大学的校监、伦敦和约克的牧师，并且是爱德华一世国王的私人顾问，他是十三世纪英格兰教会生活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在人生的最后几年中，他与自己的上级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佩卡姆陷入了激烈的论战。坎蒂鲁普生于贵族统治阶级，坚定拥护高级神职人员领取多重圣俸（宗教圣职所附带的土地和财产权）的既得权利，这种做法在当时通称为兼任制。佩卡姆大力批判兼任制，以及他眼中的不遵法纪、玩忽职守和非正统神学教育。1279年被任命为大主教时，佩卡姆就对包括坎蒂鲁普在内的高级神职人员明确表示，希望废除这种恶习。佩卡姆代表着一种全新的教会权威。他非常支持1215年在罗马举行的第四次拉特朗大公会议颁布的法令，法令试图通过强化教会统治精英的权力，给予他们更多权威，向普通信众宣扬教义的基本要点，从而规范基督教教义。 佩卡姆热情拥护此项改革，在主教教区中扩大自己的管辖权，在这个过程中削弱了许多主教的权威和特权。

在兼任制这个问题上，佩卡姆尤其想要使威尔士的神职人员达成共识。这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政治问题。在十三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爱德华国王为了把威尔士并入英格兰，与独立的威尔士统治者陷入长久而又激烈的冲突。赫里福德教区位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边界地带，是英格兰政治和教会权力所能达到的最远范围，因而佩卡姆急切期望威尔士也能服从他的改革。虽然坎蒂鲁普在政治问题上效忠爱德华国王，但他反对佩卡姆改变兼任制和其他深植于英国宗教生活中的习俗，也抗拒大主教改革教区的企图。双方的争执在1282年2月陷入白热化，大主教忽然在兰柏宫将坎蒂鲁普逐出教会。受到屈辱的主教流亡至法国，并在1282年3月前往罗马，准备直接向教皇马丁四世抗议佩卡姆将他逐出教会的决定。

1282年夏天，坎蒂鲁普见到了教皇，并上报了自己的情况。但在问题得到解决前，坎蒂鲁普的健康状况便急转直下，8月时他已经出发，想要赶回英格兰。坎蒂鲁普在费伦特去世后不久，他的心脏便被取出，身体被煮沸以使骨肉分离。肉体被埋葬在奥尔维耶托的一座教堂中，心脏和骨骼则被运回英格兰。遗骸被运回英格兰后，一直到1283年初，佩卡姆都拒绝将坎蒂鲁普的遗骨埋葬在赫里福德。坎蒂鲁普的门徒理查德·斯温菲尔德接替他继任了赫里福德的主教，经过几番努力，前任主教的遗骨终于在1287年于大教堂入土为安。他的墓上饰有“战斗教会”的画面，站立的士兵脚踏巨型野兽，象征着基督徒对抗邪恶，保护德行高洁的坎蒂鲁普，坎蒂鲁普躺在天堂花园之中，受到基督的大军保护。

斯温菲尔德想要让导师被封为圣徒，这个圣墓只是开端，他苦心经营坎蒂鲁普的坟墓，使它变成从全国各地前来朝圣的信徒的圣地。1287至1312年间，发生了500多件与坟墓相关的“神迹”，从治愈疯子和跛子，到被认定淹死的孩子神奇地复活。一名骑士最钟爱的猎鹰被随从踩死后又活了过来，一个被强盗割断舌头的唐克斯特人能够重新讲话。终于，在1320年，教廷禁不住再三请求，将坎蒂鲁普封为圣徒，这是宗教改革之前最后一个获此荣誉的英格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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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蒂鲁普的神职生涯及其与佩卡姆之间关于教会权威发生的冲突，集中反映了十三世纪英格兰天主教信仰的变迁。但如今，已经没什么人记得坎蒂鲁普的生平以及他最终的安息之地，尽管在赫里福德大教堂的北侧廊还看得到坟墓的基座。如今前来大教堂进行世俗朝圣的游客，大多会径直走过坎蒂鲁普的坟墓，前往教堂后面在现代时期扩建的建筑，那里收藏了教堂最著名的古迹：赫里福德《世界地图》（mappamundi）。

mappamundi这个术语来自拉丁语的mappa（“桌布”或“餐巾”）和mundus（世界）。八世纪末，这个术语开始在说拉丁语的基督教西方社会中发展，并不总是特指世界地图，也可以指书面的地理描述文本。同样，也不是所有这一时期的世界地图都被称为mappaemundi（mappamundi的复数）。其他常用的术语还包括descrptio，pictura，tabula，或是像赫里福德地图，被称为estoire（“历史”）。 地理学当时还没有被当作一门独立的学术学科，因而在拉丁语和欧洲各国方言中都没有一个通用的名词来指代我们如今所谓的地图。但是，在所有流通的术语中，mappamundi成为600年来最常用的指代用文字或图画描绘基督教世界的词汇。在如今保存下来的1100幅“世界地图”中，绝大多数都出现在抄本书籍中，有些尺寸只有几厘米大小，作为插图收录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作品中：西班牙教士和学者圣伊西多尔（约560—636年）、四世纪末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还有五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保卢斯·奥罗修斯。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制图史上最重要的地图之一，也是近800年来保存完整的同类地图中最大的一幅。它以百科全书的形式呈现十三世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形象。它是对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宇宙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动物学和人种学信念的反思和再现。但是，尽管它是现存最大的中世纪地图，却仍然是个猜不透的谜。我们不清楚它具体是在什么时候制作的，也不知道它在教堂中有什么具体功用；我们也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出现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边境上的一座小镇教堂中。

如今，游客来到赫里福德，走到教堂的附属建筑中，仔细端详这幅《世界地图》，他们首先会震惊于这件东西的怪异之处，更别说它竟然是一幅地图了。这幅地图的形状就像一所房屋的山墙面，表面的起伏和纹路使它像是一头神秘的动物，而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幅地图高1.59米（5英尺2英寸），宽1.34米（4英尺4英寸），由一张巨大的兽皮制成。动物的身形还清晰可辨，动物的脖子是地图的顶点，脊柱正穿过地图的中央。粗看起来，这幅地图就像是一个头盖骨，或者是尸体的横断面，展示了血管和器官；细看之下又像是一只奇怪的蜷缩着的动物。托勒密和伊德里西地图中的那种测量网格并未出现。相反，这幅地图给人一种有机物的感受，将一个混沌而又丰满的世界囊括其中，充满奇观，但也不乏恐怖的画面。

这张皮的大部分区域被一个描绘世界的圆形图案占满，世界位于一个庞大的球体内侧，周围环绕着水。仔细看地图上的大陆分布及地理朝向只会让当代人感到陌生和困惑。地球被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在地图上用金箔贴出“欧罗巴”（Europa）、“亚细亚”（Asia）和“阿非利加”（Affrica）字样。 欧洲和非洲的名称写反了，这表明，可能是因为十三世纪的地理学知识有限，否则就是当地图最终揭幕时，地图的抄写员羞愧难当（除非背后有更加不为人知的原因，要故意呈现经过混淆的世界图像，与现实形成对比）。地图的基本方向标在外圈，从正上方顺时针依次为Oriens（东方，升起的太阳）、Meridies（南方，太阳在正午的位置）、Occidens（西方，落下的太阳）、Septemtrio（北方，来自拉丁语中的“七”，指大熊座的北斗七星，以此作为推算北方所在位置的参照）。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以南为上，而赫里福德的《世界地图》更改了世界的方向，以东为上。但就像伊德里西的地图一样，亚洲占据了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整个球体近2/3的面积。处于地图右侧南方角落里的是非洲，非洲南部的半岛错误地和亚洲连在了一起。欧洲位于底部的西方，在地图左下方，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位于北方。亚洲占据了地图的其余部分。

如果根据现在的地理学为《世界地图》重新定方向，看地图的人必须在心理上将它顺时针转90度，让地图的顶点朝向右方，但即便如此，图上的地形依然显得陌生。大多数人站在《世界地图》前都会寻找赫里福德的位置，以确定自己的方位，但这一点用也没有。这座小镇和威河（标注为wie），还有十三世纪的重要聚落如康维和卡纳芬也都在地图上，但是是在一个被标注为“英格兰”（Anglia）的几乎认不出来的香肠形状的岛上，挤在地图左下角。尽管在现代人眼中，整个不列颠群岛似乎很难辨认，但岛上的地名所反映出的地区和民族认同冲突，具有强烈的现代色彩，至今仍纠缠着我们。Anglia用红字标注在赫里福德的东北方，而再往南，同样是这座岛屿却被标注为Britannia insula（意为“不列颠岛屿”）。威尔士（标注为Wallia）看起来像是被英格兰（还是不列颠？）用一条线吊着，而爱尔兰（标注为Hibernia）漂浮在地图的边缘，像一条邪恶的鳄鱼，看起来差点就一分为二。北面的苏格兰（标注为Scotia）则和英格兰完全分离。

穿过弯曲的狭长水域来到欧洲，情况也并没有变得更加清晰。大陆还是很难辨认，像是一个被蜿蜒的水道撕裂的号角形的楔子，主要只能依靠地图上的山脉、商路、宗教圣地，还有巴黎（遭到莫名的涂抹删除，可能要归咎于由来已久的反法情绪）和罗马（被誉为“世界的首脑”）这样的大城市来辨认。地图的底部有一座岛屿，上面矗立着两根古典圆柱，图例上写着“直布罗陀巨岩和雅科山被认为就是赫拉克勒斯之柱”，由希腊英雄树立，标志着古代已知世界的最西端。在赫拉克勒斯之柱左边，西班牙大陆上的科尔多巴和巴伦西亚上方有一行图例写着“欧洲的终点”（Terminus europe）。从赫拉克勒斯之柱开始，地中海沿着地图的脊柱向上延伸，海上散落的岛屿标注着各种杂乱的古代信息。梅诺卡岛被描述为“最早发现投石器”的地方，而撒丁岛根据地图所说“被希腊人称为Sandoliotes，因为它像人类的脚”。最显眼的是伊德里西的家园西西里岛，漂浮在非洲海岸外，靠着一座刻画“伟大的迦太基”的城堡。这座岛被画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图例提供了三个峡角之间的精确距离。西西里岛的上方是克里特岛，岛上最大的地标是“迷宫：即代达罗斯的家”。在古代神话中，雅典发明家代达罗斯建造了一座用来困住弥诺陶洛斯的迷宫，它是岛上国王米诺斯的妻子帕西淮皇后生下的怪物。在克里特岛上方，地中海一分为二，右边是尼罗河出海口，左边是亚得里亚海和爱琴海。穿过罗得岛和岛上的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太阳神铜像的遗迹，地图上接着出现的是赫勒斯滂，即现代的达达尼尔海峡，海峡正上方是拜占庭的首都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以斜角透视画成，巍峨的城墙和要塞也得到了精确的再现。

距离中心点越远，地图与现代地理现实之间的差异越大。越往地图上方看，聚落分布得越稀疏，图例也越详尽，长相奇特的怪物和人像也开始渐渐出现。一只山猫昂首跨过小亚细亚，据说“它能透视墙壁，并且尿液能化为一块黑色石头”。挪亚方舟位于更上方的亚美尼亚，再上去是两个可怕的怪物在印度来回踱步。左边是一只老虎，而右边是一只“蝎尾狮”，它“有三排牙齿、人的脸、黄色的眼睛、血红肤色、狮子的身体、蝎子的尾巴，发出嘶嘶的声音”。继续深入亚洲，地图上描绘了金羊毛、传说中的怪兽狮鹫、怪诞的人吃人场景，还有恐怖的斯基泰人，据说他们住在山洞中，“把敌人的头颅制成杯子”。最后，在地图的左肩部，在已知世界的尽头，有一段图例做了总结：

这里充满了各种超乎想象的恐怖：难以忍受的严寒，从山里不停吹来的疾风，当地人称其为bizo。这里有非常野蛮的民族，他们吃人肉，喝人血，是被诅咒的该隐的子孙。上帝用亚历山大大帝将他们关起来，因为在国王眼前发生了一场地震，高山在他们周围倒下，垒在周遭的山岳上。在高山消失了的地方，亚历山大用坚不可摧的高墙将他们封在里面。

这段图例融合了为人熟知的关于“野蛮民族”起源的圣经版本和古典版本，讲述了歌革和玛各的部族。这些怪物是挪亚之子雅弗的后代，散居在已知世界的最北方。《启示录》预言当末日降临时，撒旦会从“地上四方”召集歌革和玛各的部族进攻耶路撒冷（《启示录》20：8-9）。早期基督教和古兰经中记录亚历山大大帝功绩的版本认为，国王来到高加索山脉后，用黄铜和铁锻造了大门，将歌革和玛各阻于其后——这道屏障在据称是伊德里西绘制的圆形世界地图上也有所呈现。在这些传统中，歌革和玛各都是极端野蛮的民族，在事实和隐喻上都处于基督教世界的边缘，对任何文明都是一种永久的威胁。

在地图上的亚洲右侧，幻想出来的世界也同样充满惊异与恐惧。鳄鱼、犀牛、狮身人面兽、独角兽、风茄、半人半羊兽，还有一个居住在东南方的不幸的民族，他们“有一片凸出的嘴唇，可以用来为脸遮住阳光”。在地图的右上角，红海和波斯湾以红色的爪形切入陆地，斯里兰卡（被标注为Taphana，或者根据古典资料为Taprobana）位于红海和波斯湾的出口，而不是在印度东南海岸外。再往地图下方看，一条蝌蚪形的河流沿着非洲南部海岸流淌，代表的是上尼罗河（当时错误地认为上尼罗河先流经地底，再重新与画在内陆深处的下尼罗河衔接）。

尼罗河的右边是被拉得极长的非洲，除了西北海岸的赫斯珀洛斯山以外，沿途几乎没有什么聚落，直到右上角才出现几间圣安东尼修道院（位于埃及南部）。地图对非洲的描绘与地理实况完全不符：它唯一的作用似乎只是解释尼罗河的起源，并且描绘了另一个充满“怪物”民族的世界；不是歌革和玛各，而是在地图最南端与他们遥遥相对的同类。从赫斯珀洛斯山往南，地图描绘了一系列奇妙的生物，他们的样貌和行为都很奇特，首先是“甘金埃塞俄比亚人”（Gangines Ethiopians），他们全身赤裸，拿着拐杖互相推挤。图例告诉我们，“他们之间没有友谊”。他们不算是什么怪物，更像是反社会分子。但再往南，地图上描绘了长四只眼睛的“马米尼埃塞俄比亚人”（Marmini Ethiopians）；还有一个不知名的民族，他们的“嘴和眼睛长在肩膀上”；“布莱明斯人”（Blemmyes）的“嘴和眼睛长在胸口”；菲利人（Philli）“为了检验妻子的贞操，将新出生的孩子放到蛇的面前”（也就是杀害私生子）；还有不幸的翘腿人（Himantopods），他们只能“爬行而不能走路”。

往南穿过现代地图中赤道的位置，那里的种族变得更加可怕，有着更奇怪的特征。一个留着胡子、扎着头巾的人拥有女人的胸部，同时长着男女两性的生殖器，被描述为“兼具两性，在各方面都违反自然”的民族，下面是一个无名人士，“嘴巴被封住”，只能用麦秆吸食；下面是“影脚人”（Sciapodes），“他们虽然只有一条腿，但跑起来飞快，还可以用脚底遮阳；他们也被称为‘独眼人’（Monoculi）”。地图上的影脚人不仅只有一条腿（多了三根脚趾），而且还只有一只眼。这份怪物种族名单上最后一个种族在非洲东海岸，那里“有一个民族没有耳朵，叫作‘无耳人’（Ambari），他们的两只脚掌是相反的”。

这不是一幅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地图。它是一幅由神学而非地理学界定的世界图像，图上的地点需要通过信仰而不是位置来理解，按照圣经记录事件的发生时间前进要比对地域空间的描绘更重要。处于地图中央的是基督教信仰的中心：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地点，受难的画面也被描绘在城市上方，圣城用圆形的城墙表示，很像一个巨大的神学齿轮。它之所以位于地图中心是因为上帝在《旧约·以西结书》中声明：“这就是耶路撒冷。我曾将他安置在列邦之中；列国都在他的四维。”（《以西结书》5：5）伊德里西对这座城市进行的多层次神学地理描述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单一的基督教观点。

根据神学而非地理学从耶路撒冷往外探索地图呈现的地形，我们便能看到地图形状本身具有更为清晰的逻辑。亚洲布满了《旧约》中出现的地点和场景。耶路撒冷周围是以法莲山、橄榄山和约沙法谷；再往北是巴别塔，还有巴比伦的两座城市所多玛和蛾摩拉。右边是约瑟的“谷仓”——中世纪对埃及金字塔的说法——和西奈山，摩西就是在这里领受了上帝交给他的十诫。地图还编制了一条错综复杂的出埃及的路线，穿过死海和约旦河，来到耶利哥，沿途经过一系列传说中的景点，包括变成盐柱的罗得之妻。

在这些丰富的地理学、圣经、神话和古典学细节中，观众的眼睛被不断向上吸引，直到地图的顶点，那里是它的神学基础。在地图顶部，圆形边界下面就是伊甸园，人间天堂，那里被描绘成一座固若金汤的圆形岛屿，有四条河流灌溉，亚当和夏娃在其中居住，地图上描绘的是“堕落”的那一刻。就在南边，两人已被驱逐出了伊甸园，上帝诅咒他们要在下方的人间世界游荡。就在这幅场景上方，在代表人类时空的俗世框架之外，复活的基督坐在那里正在主持末日审判。在他的周围有一条图例：“注视我的见证。”这指的是被钉十字架的伤痕（长矛在右胸上刺出的伤痕和钉痕），证明他就是上帝应许的弥赛亚。在基督的右边（观众的左边），一名天使让被拯救的灵魂从他们的坟墓中复活，大喊着：“起来吧！你将得到永恒的喜乐。”在基督的左边，被诅咒的人由一名挥舞火焰之剑的天使带往地狱之门，它宣布：“起来吧！你们将投入地狱的烈火之中。”

在这两个反差强烈的场景之间，袒胸露乳的玛利亚凝视着自己的儿子。“看啊，亲爱的儿啊，我的胸怀，你从这里得到了肉身”，她告诉他，“你也在我的胸口寻觅圣母的乳汁。”“怜悯吧”，她向他哀求，“遵照你自己许的诺言——锤炼所有服侍过我的人，既然你使我成为救赎的道路。”玛利亚的恳求可能是要刻意勾起我们的记忆。这让人想起《路加福音》中的对话，“众人中间有一个女人”大声对耶稣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看地图的人应该会很熟悉耶稣的回答：“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路加福音》11：27-28）他们会明白，最后的审判根据的是你是否严格遵守了上帝之言。

《世界地图》的顶端包含了圣经中复活和审判的整个场景，现代读者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寻找世界地图或地图集的注释或说明。但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没有用文字标题，而是用一幅视觉图像向观众呈现了基督教创世和救赎的场景。它呈现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世界又如何在审判日之后走向末日，以及“一个新天新地”的创造（《启示录》21：1）。这是一幅宗教信仰的地图，中心具有象征意义，边缘充满怪物，迥异于托勒密近1000年前在亚历山大港创造的地球几何投影，以及伊德里西100年前在巴勒莫制作的世界地图。在托勒密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之间的时间里，基督教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宗教，也以自己的神学形象创造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世界观。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这种雄心勃勃的新世界图像的永恒典范，它的基础不是科学，而是主要来自信仰。从地图中所展现的令人陌生的地理学，以及在现代人眼中显得古怪的人种志和地形，或许可以找到基督教从古代希腊罗马文明中发展和兴起的痕迹，这个宗教虽然只是勉强接受了地理学，但还是从八世纪起开始采用《世界地图》作为自己在未来600年间对世界图景的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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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罗马对于地球及其起源的态度，和新兴的一神论基督教信仰（相信神明创造了世界，并且向人类应许永恒的救赎）之间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冲突与逐渐和解，“世界地图”是这些冲突与和解的产物，而赫里福德地图则是一个经典范例。尽管希腊和罗马被认为是“异教”社会，抵触基督教的创世故事，但对于圣经中关于地球形状和大小的种种莫衷一是的声明（常常是模糊的，甚至互相矛盾），基督徒只有通过他们提供的地理学资料才能理解。于是，在使徒死后负责为基督教信仰界定教义的早期教父不得不谨慎行事，一方面尊重古代世界的学术成就，同时又批判他们的异教信仰。

然而，是罗马为基督教提供了最早的地理学知识。早期“世界地图”有一个巨大的谜团，那就是它们不断推测存在一幅标准的罗马世界地图，认为这份失传的原稿为后来的罗马和早期基督教的制图术提供了基础。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外围五边形框架的左上角有一段图例：“尤利乌斯·恺撒下令开始测量地球上的大陆。”这里提到的是尤利乌斯·恺撒在公元前44年时决定测量整个地球，派遣执政官测绘四大基本方向——Nicodoxus（前往东方）、Teodocus（前往北方）、Policlitus（前往南方）和Didymus（前往西方），然后带回世界地图并在罗马公开展示。《世界地图》的东、北、南三个角上分别有前三个人各自的图例，然后又再次出现在地图左下角的插画中。尤利乌斯的养子奥古斯都处于他们的上方，坐在王位里，并且戴着基督教教皇的三重冠。他赐给三人一幅卷轴，上面写着：“深入世界各地，向元老院报告各个大陆的情况：为了确证这个【命令】，我加盖了我的印玺。”这幅画面的上方是另一段图例：“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中说：‘恺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得以描述。’”在英王詹姆士钦定本圣经中，这段话被翻译为“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但后来的翻译并没有遵循这种解释，而《世界地图》引述的这段话显然是指地形，而非人口。

无论罗马的测量和制图术取得了何种科学成就，大多数拉丁教父——包括德尔图良、圣西普里安、圣希拉里和圣安波罗修——对这些创新都缺乏兴趣。三世纪的基督教殉教者圣达米安就反对这种科学追求。他质问道：“基督教徒能从科学中获得什么？” 在知识上更加勇于冒险的教父们，如圣奥古斯丁（354—430年）和差不多同时代的圣哲罗姆（约360—420年），则抱持不同的态度。奥古斯丁认为，古典世界进行的自然（physica，神创造的世界）研究对于帮助人们理解智慧（sapientia，奥古斯丁指的是关于“神圣事物的知识”）很有必要。 奥古斯丁说，缺少“对地，对天，对世界其他要素”的知识，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成为好的基督教徒。他声称，为了更好地理解神的造物，我们在研习圣经的时间和历史时，也应该了解空间和地理。在他的著作《论基督教教义》中，奥古斯丁巧妙地主张应该研读地理和历史，完全不认为这是人类对上帝的挑战。他表示：“因而，叙述时间的秩序的人并不是自己创造了这秩序”，同样，“指示地点的位置，说明动物、植物和矿物本质的人也不是在展示人造的事物；而证实星星及其运动的人也不是在证实自己创造的事物”。这些观察反映的都是上帝造物的光荣，并且容许从事这些研究的人能够“学习并教授研究内容”。

圣哲罗姆接受了奥古斯丁的建议，列出了圣经中的地点。今天，哲罗姆为人所知的主要贡献是从早期诸多希伯来和希腊语圣经版本中，翻译出标准化的武加大译本，即圣经的拉丁语通俗译本。不过在390年前后，他还出版了一本书，叫作《论希伯来地点的名称与位置》，通常被简称为《地点之书》，它按字母顺序描述圣经中出现的地点。哲罗姆的书是以之前一位教父的著作为依据，即该撒利亚的主教优西比乌（约260—340年），他编著了最早的基督教教会历史之一；他还是君士坦丁一世（272—337年）的顾问，君士坦丁一世建立了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他也是第一位皈信基督教的罗马皇帝。约330年时，优西比乌完成了他的希腊语著作《圣经地名考释》，这是“一份人名和地名专有名词列表”，是一部地形学词典，列举了大约1000个圣经地点。哲罗姆修正补充了优西比乌的作品，完成了一部完整的拉丁文圣经地名词典，“让知道古代城市和地点的所在位置及名字（无论有没有改变过）的人，可以更清楚地阅读神圣经典”。

与其他早期教父一样，优西比乌、奥古斯丁和哲罗姆都生活在古代罗马帝国衰亡并逐渐基督教化的阴影之下。君士坦丁大帝在312年前后皈信基督教，是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支持，但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军事和政治实力正在削弱，君士坦丁决定将帝国分成东西两部分，君士坦丁堡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410年，西哥特人带来的罗马之劫让一些人认识到几个世纪以来全然无法想象的事实：罗马或许终究不是永恒的。这为教父们带来了更深远的问题。在君士坦丁皈信基督教之前，罗马的过往岁月一直代表着异教信仰和血腥镇压，但在四世纪末时，罗马已经将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许多人开始担心，帝国的政治衰落是不是与新近信仰的宗教有关。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从神学和学术角度给出了深奥的回答，作为对罗马之劫的直接回应。奥古斯丁借用罗马城做比喻，认为世上有两座城市：人类的世俗之城，以罗马为代表，信仰异教众神，追求荣誉；还有永恒的上帝之城，那是一个暂时栖居俗世的朝圣者们组成的宗教社群，为天国的神圣之都献身。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和更早的世俗城市及帝国（如巴比伦和波斯）都是必要的历史预兆，预示了最后上帝之城的创建。这种对于信仰和救赎的说法后来成了基督教神学的核心。

对基督教徒而言，上帝之城是一个精神社群，而不是一个实在的地点，那么像哲罗姆和奥古斯丁这样的思想家要如何设想地上的世界，才能与圣经保持一致呢？他们应该如何在一幅平面地图上展现基督教世界？哲罗姆在他的《地点之书》中给出了一种回答。后来十二世纪在图尔耐制作的《地点之书》副本中，包含巴勒斯坦和亚洲的区域地图，用来描绘哲罗姆的地点目录。哲罗姆的文本和所配的地图，在处理圣经地名及其地理位置方面，影响了像赫里福德这样的“世界地图”。在哲罗姆的巴勒斯坦地图上，耶路撒冷位于中心，是一个以大卫塔为标识的圆形要塞。耶路撒冷的右边是埃及，上面的两段尼罗河也同样出现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在耶路撒冷上方，恒河、印度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从高加索和亚美尼亚流淌下来，有一段图例写着挪亚方舟停靠于此，这在赫里福德地图上也有所表现。尽管这明显是一幅圣经地图，其中195个地点大多数都来自圣经，但也看得出来它受到了希腊罗马神话的模糊影响。位于地图上方的印度，矗立着亚历山大的祭坛，旁边是“神谕”树，他在东征时曾经向它请示过预言。

哲罗姆的地图主要关注已知世界的一个部分。但教父们还有其他的制图传统，它们号称要再现整个地球表面，并且对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形状产生了关键影响。第一种现在被称为T-O地图，“T”字形处在一个包含三个大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圆环之中，周围被水环绕。陆块被三条水路分隔开，这三条水路构成了一个“T”字：分隔欧洲和亚洲的顿河（常被标注为Tanais），分隔非洲和亚洲的尼罗河，分隔欧洲和非洲的地中海。包括赫里福德在内的大多数“世界地图”都沿袭了T-O传统，以东为上。人们直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这种地图的古典来源。一个可能的来源是犹太教相信三大洲的人都是挪亚之子——雅弗（欧洲）、闪（亚洲）、含（非洲）——的后裔，但这种犹太教传统没有明确的实例留存下来。

现存最早的T-O地图设计可追溯到公元九世纪，是古代时期罗马史著作的抄本中的插图。在罗马共和国衰落、帝国兴起阶段，争夺权力的战争和冲突频仍，像萨鲁斯特（公元前86—前34年）和卢坎（公元39—65年）这样的历史学家就用地理描述作为他们所记述的历史的背景。在《朱古达战争》（约成书于公元前40年）中，萨鲁斯特描写了非洲国王朱古达在公元前118年至前105年起兵反叛共和国，但最终未能成功的历史。在第十七章中，他停下来反思：“讲到这里，我似乎应该大致描述一下非洲的情况，还有非洲那些曾经与我们作战或是结盟的国家的情况。”在讨论关于如何划分地球的争论时，萨鲁斯特继续说：“大多数权威人士都将非洲作为第三块大陆。”但他接着承认，“有些人则只承认亚洲和欧洲大陆，而将非洲纳入欧洲”。萨鲁斯特在随后的两章中描述了他所谓的“非洲的土著居民、移民，以及异族之间的杂交”，随后才又回来评论朱古达的反叛。 萨鲁斯特引述的地理资料很有限，但他的描述是古代少有的属于我们如今称为人文地理学的叙述：人类如何与自然环境互动，并塑造环境。这本书和其中的地理内容广为流传：从九至十二世纪，留下了106份手稿副本，其中超过一半都配有T-O地图。

早期教父掌握的第二种制图传统是带状地图，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较难看出这种传统的影响。这种世界地图绘制法的传承更加清晰，与T-O地图相比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间，从阿拉伯的天文学一路到托勒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和早期希腊宇宙学学者。基督教早期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是五世纪的作家马克罗比乌斯及其《“西庇阿之梦”注疏》。 马克罗比乌斯的生平不详。他可能是希腊人，但更可能是一个出生在北非的罗马行政官。他这本书是对西塞罗的《国家篇》的结尾部分所做的注解，而西塞罗的作品则是对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回应，但不同的是，西塞罗没有探索乌托邦的理念，而是以罗马共和国作为理想国家的模型。西塞罗这部作品的大部分后来都佚失了，但马克罗比乌斯就其最后的部分——即“西庇阿之梦”——做了注解，他将这个部分诠释为一段天文学和地理学文本。

在《注疏》中，马克罗比乌斯描述了一幅古代时期以地球为中心的世界图像。他认为，“地球固定在宇宙中心”，七个行星从西向东环绕地球旋转。地球“被分为过冷和过热的地区，以及在炎热和寒冷的地区中间的两个温带地区。北边和南边的极地终年冰封”，马克罗比乌斯相信生命在那里无法维系，“因为那里的寒冷抑制了动植物的生命；动物和植物都需要同样的气候环境来维持生命”。中央地带“被连续不断的酷热烤焦，所占区域的宽度和圆周都更大，因为酷热而无人居住”。温带夹在冰封的两极和被烧焦的中间地带之间，“得到相邻带状地区严酷气候的调节；只有在这里，自然才适合人类种族生存”。马克罗比乌斯还预见了未来才被发现的澳大利亚（Australia来源于拉丁语的auster，意为“南风”），他认为，南部的温带地区也有人类居住，因为“那里有和我们这里同样的气候，但那里住着什么样的人我们一直无从知晓，也永远无法探知，因为夹在中间的烧焦地带让两边的人彼此无法交流”。

T-O地图提供了一个简化的人文地理学图解，人类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大陆，并且塑造了基本的轮廓，而马克罗比乌斯所描述的这种带状地图则企图提供某些自然地理知识，即自然世界如何决定人类居住在地表的什么地方。对教父们而言，这两种形式都需要一定的调整和操作，才能符合他们的神学世界观。带状地图尤其棘手，因为它们依据希腊传统认为人类住在地球上什么地方主要取决于自然环境。这些地图还假设在地球的南半球有一个未知的、无从接触的种族。这个种族也是上帝创造的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在圣经中没有提及？这些问题都无从解答，但却始终持续困扰着这个时期的神学家们。

然而，带状地图却使教父们可以让新柏拉图哲学在新的基督教神学中占据一隅。像马克罗比乌斯这样的作家为教父们提供了一个重要概念，这也体现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之中。这个概念是对超越的信仰，相信人可以在与肉体分离、心灵顿悟的一刻飞离地球。马克罗比乌斯在阐释西塞罗描述的“西庇阿之梦”时，认为“他之所以强调地球的渺小，是因为杰出的人会意识到，对名利的追逐应当被认为是不重要的，因为在这样小的地球上，是不可能变得伟大的”。 对教父们而言，这种看法与对耶稣复活的救赎信仰是一致的，耶稣升入天国，以全知全能的视角俯瞰地球，超越了地球上种种微不足道的冲突，为我们提供了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顶端看到的那一整幅救赎场景。

早期基督教作家们发展了这种新柏拉图主义的幻象，其中包括保卢斯·奥罗修斯，他的著作是伊德里西的《娱乐》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制作者的资料来源。奥罗修斯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受圣奥古斯丁委托写成，也是献给奥古斯丁的。和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一样，奥罗修斯的著作也反对罗马是由于基督教的兴起而覆灭这样的观点。奥罗修斯以道德化的地理学展开他所谓的“从世界的创建到（罗马）城市的创建”的历史。他告诉读者“我认为有必要揭露人类种族和世界之间的冲突，因为世界的各个地区都被邪恶焚烧，被贪婪的火把点燃，就像从瞭望塔上观望世界一样，因而我将首先描述人类种族所居住的世界本身，它被我们的祖先分成了三个部分”。奥罗修斯称这种方法是必要的，因为“在描述战争的场面和疾病的肆虐时，感兴趣的人可以更容易地获取知识，不仅是事件发生的时间，还有事件发生的地点”。

与带状地图相比，T-O地图更容易被基督教徒接受，给教父们带来的哲学难题也更少，这部分是因为它看起来简单。渐渐地，“T”字被当作耶稣受难的象征，而受难的地点耶路撒冷则被放在这类地图的中心，就像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一样。与T-O地图的基督教化关系最紧密的人物是圣伊西多尔，他的著作也是制作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另一个重要参考来源。在担任塞维利亚主教（600—636年）期间，伊西多尔在一系列致力于规范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信条的教会会议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如今，他为人熟知的贡献主要是创作了中世纪早期两部最重要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它们对后来的基督教地理学产生了关键影响。两本书的书名体现了伊西多尔的学术抱负：《论事物的本性》大约在612至615年成书，如其题目所言，它企图解释万物，从创世、时间和宇宙，到气象学和其他上帝启发的自然现象。伊西多尔强调，他呈现的观点“是古代作家的观点，并且添加了天主教徒的研究成果”。

同样，他的《词源学二十卷》（622—633年成书，简称《词源》）也融合了古典知识和圣经知识，主张语言是一切知识的关键。伊西多尔认为：“你知道了一个名字的来历，就能很快理解它的含义。通过词源研究，人们能更直接地理解万物。”在《词源》第十四卷中，他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地理学领域，仔细概述了基督教的世界。伊西多尔的一个举动影响了大多数后来的“世界地图”，包括赫里福德的。他对世界的描述首先从乐园的所在地亚洲开始，随后往西来到欧洲、非洲，接着在承认受到了古代带状地图的影响下，描述投影图上的第四块大陆：“因为太阳酷热，我们对其无从了解。” 在伊西多尔的描述中，他运用古典和圣经的词源来解释地理：他认为，利比亚一定比欧洲古老，因为欧罗巴是利比亚国王的女儿；阿非利加得名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阿弗尔（Afer）；亚述（Assyria）则是得名于闪的儿子亚述（Assur）。 在伊西多尔看来，所有的自然现象都反映了上帝的神圣创造。四季的变化依循着基督教信仰的盛衰：冬季代表苦难，春季代表信仰的重生。太阳代表基督，月亮代表教会。伊西多尔甚至认为，大熊星座代表着基督教七德行。

伊西多尔著作的早期手稿副本中有T-O地图，常常只是展示世界一分为三的基本图解。但从十世纪开始，伊西多尔作品的抄本中出现了更复杂的地图插图，总计超过600份，大多数都以耶路撒冷作为中心。奥罗修斯和伊西多尔等作家的地理著作很快就被纳入中世纪早期的课程中，成为人文七艺的一部分。前三艺包括文法、修辞和逻辑。但直到九至十二世纪引入了另外四艺——算数、几何、音乐、天文——才让基督教的地理学研究新方法得以传播。尽管地理学本身没有被当作一门学术学科，但五世纪的异教学者马提亚努斯·卡佩拉在将人文七艺人格化为七个人时，其中一位名叫几何的人物满嘴说的就是地理学的语言。在马提亚努斯的《菲劳勒嘉与墨丘利的联姻》（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y）中，几何解释说，“我叫作几何，因为我经常来回测量地球，我能为其形状、大小、位置、地区和面积提供计算和证据”，随后又提供了古典时代的世界带状分区描述。 马提亚努斯的创新，等于在几何学和四艺的名义下，为地理学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出口。这还使基督教学者可以对已知世界进行书面记述，描述出现在“世界地图”上的地点和事件。这些就是书面文字版本的“世界地图”，它们通过遍查古代时期的地理资料来理解地图上提到的某些圣经地点。

这种新的用文字描述“世界地图”的传统将基督教的创世故事引入了地理学中。古代希腊—罗马宗教没有通过一系列创世、救世、救赎事件来设想自己，对世界的描述也没有一整套的开始、中间和结尾。从哲罗姆到伊西多尔的基督教教父，则是根据有头有尾的圣经故事理解自然世界，从《创世记》开始，到《启示录》结束。根据这样的信仰，世间一切时间、空间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完全是按照一连串纵向的叙述性事件联结起来的，这些事件有着不可避免的开头和结局，全都依据上帝的神圣天意。由此看来，发生在人类、地球身上的每件事都在预见或预示着上帝的神圣计划得以实现。教父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会在具体的历史人物或事件与较为宽泛的上帝计划的实现之间，做出明确区分。比如，旧约中以撒献祭的故事“预示”了新约中基督的牺牲。前一人物预示了后一事件，而后者则成就（或者证明）了前者。两者一如圣经所言，是通过神圣天意的逻辑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新的基督教时间哲学对地图的影响非常巨大。从九世纪开始，图像和文字形式的“世界地图”不仅出现在马提亚努斯和伊西多尔等作家的文本中作为插图，还出现在学生手册、大学和修道院的地理学著述、史诗或传奇诗歌等文学作品中，还在修道院和教堂等公共空间展示，以达到更大的政治和教化目的。 这时开始出现融合了带状地图和T-O地图要素的世界地图，对特定地理地点的描述也更加详细。这些都是以基督教的名义创作的。这些地图几乎没有提供什么从旅行或者探险得来的新的世界地理资料。相反，它们融合了古代时期和圣经的地点，将基督教创世、救赎和审判的历史投影在了地图的平面上。在大多数这类“世界地图”中，观众可以找到圣经时间纵向前进的痕迹，它从地图上方的东方伊甸园开始，在西方告终，时间的终点在地图框架之外，那是最后审判的永恒当下。

有一幅早期“世界地图”反映了这些不同的传统，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也极为相似，它被称为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大约出自1130年。这幅地图制作于巴黎，是一份十二世纪早期伊西多尔《词源》手抄本的插图，直径仅为26厘米。这是一本书，也是一幅地图，是供学者私人阅读的，而非用来向普通信徒展示的。尽管如此，它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相似程度令人震惊。陆块的基本构造十分相近，两幅地图的边框都是十二道风，周围漂浮着岛屿。非洲南部的怪物种族也在同样的位置，位于几乎一模一样的上尼罗河的两侧。在两幅地图中，红海的位置相同，地中海中的著名岛屿也一样，包括三角形的西西里岛。尽管慕尼黑地图比赫里福德的小得多，因而缺少对伊甸园的细致描绘，也没有大量古典作家的引言，但它也融合了古代时期和圣经的资料，记录了亚历山大的旅程、歌革和玛各的位置、挪亚方舟的所在地以及摩西横跨红海的典故。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展示了基督教学者如何渐渐摆脱古代时期和早期基督教的资料来源。尽管这幅地图是《词源》副本的插图，但慕尼黑世界地图的形状和细节都与伊西多尔的文本相去甚远。相反，它代表了不断演化的基督教世界图像的形状和轮廓的总和。

慕尼黑世界地图还采用了圣维克托的休格（1096—1141年）的思想 ，展现了在基督教教义中使用“世界地图”的新方法。休格是十二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神学家之一，也是奥古斯丁的追随者，在巴黎圣维克托修道院学校担任校长，利用职务将自己的经院哲学著作广泛传播。其中如《训解》（12世纪30年代成书）这本教科书论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他在书中认为“整个感官世界就像是上帝亲手写成的一部书”。 在一部可能是他写给圣维克托学生的讲稿《世界地图描述》（约1130—1135年成书）中，休格依循慕尼黑世界地图的方式仔细描述了地球及世界各个地区。

休格对地理学的兴趣是他理解上帝创世的一部分，这在他的神秘主义著作《论神秘的挪亚方舟》（1128—1129年成书）中有详细解释。在他的著述中，休格将地球比作挪亚方舟，并描述了一种宇宙平面图，这幅图似乎早就画在了圣维克托修道院回廊的墙上，而且被他用于教学。尽管没有保存下来，但是由于休格作了详细说明，我们还是有可能重新描绘这幅“世界地图”中的一些细节。这幅画描绘了基督的身体，天使站在两侧。他伸手环抱宇宙，成了宇宙的化身，这明显是在指涉以赛亚看到炽天使环绕在上帝周围并呼喊“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6：3）的异象。他的嘴中发散出六个圆环，代表上帝创世的六天。望向中心，休格的模型画出了黄道十二宫和一年的十二个月、四个基本方向的风和四季的符号，最后正中央出现的是一幅“世界地图”，是依据挪亚方舟的尺寸绘制的：

一个椭圆围绕着完美的方舟，接触到方舟的每一个角，圆环中的空间就代表地球。在这个空间中，描绘了这样一幅世界地图：方舟的船首朝向东方，船尾朝向西方……在椭圆和方舟船首之间的东边尖顶是乐园……在另一个向西方伸出的尖顶，是最后的审判，上帝的选民在右边，而被神遗弃的人在左边。这个尖顶的北角是地狱，受诅咒的人和叛教的灵魂都被投入其中。

与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一样，休格的方舟世界可以被当作一个故事解读，时间顺序是从顶部到底部。最顶端是上帝，俯视着地图的顶部（东方）、创世和伊甸园。往下看，从东向西，地狱在北方，怪物种族居住的非洲在南方，而最西端是最后的审判，也就是世界末日。对休格而言，将世界比作方舟预示着教会的创立：就像方舟拯救了挪亚的家人，逃脱了大洪水的灭顶之灾，基督建立的教会这座方舟将保护信众免于死亡和永恒的诅咒。方舟是储藏所有宗教知识的宝库，既是一本书，也是一座建筑，“从世界开端直到末日，收藏了大量我们救世的普世作品，这里还容纳了普世教会的状况。历史事件的叙述在这里编织成一体，圣餐的奥秘也在这里被解开”。

在这种神秘主义的神学之中，基督教的时间和空间统一为一体。方舟所代表的世界讲述了一个基督教历史从创世到救赎的完整故事，从时间的起点到终点。和奥罗修斯及奥古斯丁一样，休格提出的基督教历史版本也是依照时间的进展，从东方开始，在西方结束。他认为，“在一系列历史事件之中，空间的顺序与时间的顺序似乎是完全对应的”。他继续说：“在时间开端发生的事情，似乎也是在东方，即世界空间的开端发生的。”根据这种信仰，创世发生在东方，就像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表现的那样。但在大洪水之后，“早期的王国和世界的中心都在东方，其中包括亚述人、迦勒底人、米底人。随后，统治权落入希腊人手中；接着，随着世界末日的临近，最高权力又落到西方的罗马人手中”。人们可以在休格的“世界地图”上看到这种轨迹，这是一种垂直的移动，始于世界和时间的起点——地图顶部的东方，预期将终于地图底部的西方。

这种帝国权力从东方向西方的转移，也是个人救赎和世界末日之预兆的总结。或者如休格所说：“随着时间流向尽头，事件的中心也转向西方，这样我们便能从中发现，当事件进程接近世界在空间上的极限时，世界在时间上也接近了终点。” 休格不断使用地理学定义他的哲学，对他而言，“世界地图”是把基督教的时间和空间统一起来的媒介，可以把圣经时间和世界末日投射在这个空间里，而人类也可以画出自己最后的救赎——或被罚入地狱。他的观点也许有些极端，甚至古怪，但他的书留下了53份抄本，他研究中世纪“世界地图”的著作被广泛引用（赫里福德地图也参考了他对罗得岛的“宏伟之柱”、骑着鳄鱼航游尼罗河的种族的描述），表明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著作并相信他的观点。

处在这个漫长历史传统顶峰的，正是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同时代也有其他的“世界地图”留存下来，但没有一幅在规模和细节上足以与赫里福德的媲美。尽管英国还有更早的“世界地图”，但没有前后一致的说明或者同时代的记述告诉我们，这些文本是如何传播和相互影响的；不过，它们还是在地形和神学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索利地图”绘制于1190年左右，通常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早的“世界地图”，它是在索利修道院的图书馆中被发现的，那是一座约克郡的熙笃会修道院。和慕尼黑“伊西多尔”世界地图一样，它也是一幅小型地图，是一本广为流传的十二世纪地理书的插图。由于尺寸所限，它没有描绘伊甸园和最后的审判，但地图四角上的四名天使似乎来源于圣维克托的休格的宇宙论，而且呼应了《启示录》中叫风不吹的天使。 这幅地图的地形和赫里福德地图非常相像，从圣经的典故和北方的怪物种族，到位置几乎相同的河流、海湾和海洋。但在当时保存下来的地图中，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吸纳了古代时期和同时代各种不同的地理学及神学信仰，并在此过程中对基督教及其信徒的过去、现在和预见的未来给出了一份图文并茂的全面陈述。圣经、圣哲罗姆、奥罗修斯、马提亚努斯·卡佩拉、伊西多尔，还有从老普林尼在《博物志》（74—79年成书）中描述的“东方奇观”到盖乌斯·尤利乌斯·索利努斯描述奇景和怪物的《要事集》（公元三世纪成书），在地图的1100多处图例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提及。其中包括对圣经的直接引用、复制普林尼书中提到的非洲的长度和宽度，还有引述伊西多尔相信独角兽（monocero）的存在。

它还记录了一种独特的基督教版本的新式身心之旅：朝圣。北欧在十二世纪时已经有了成熟的前往圣地的朝圣路线，朝圣被认为是个人虔诚信仰的表达。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标注了基督教三个最重要的朝圣地点——耶路撒冷、罗马和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在地图上被标为“圣雅各伯圣殿”）。 三个地方都被标注为亮红色，通往每个圣殿沿途路线上的城镇都记录得非常详细。《世界地图》还记录了圣保罗在小亚细亚地区的宣教旅程，同时为了反映当时前往圣地朝圣的经验，复制了当地的58个地名，其中12个在当时任何其他地图上都是没有的。

尽管《世界地图》太大，无法作为中世纪朝圣时的路线图使用，但它的目的似乎是鼓励信徒启程朝圣、敬佩那些朝圣者的虔诚之心，并且促使他们思考一个中世纪盛行的观念，即基督教生活本身就是一场正在进行的隐喻性朝圣。训诫和布道不断提醒着信徒，他们的世俗生活只是一段暂时的流放，他们终会回到最终的目的地和天堂中真正的永恒家园。 在圣保罗写给希伯来人的书信中，信徒被认为“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希伯来书》11：13），他们“要找一个家乡”，他们是从那里离开的，想要重新回到那里。世俗生活只是人类精神朝圣之旅的一个阶段，是在个人层面上重现巨大的历史鸿沟，鸿沟这一头是被逐出伊甸园，那一头是追寻最终的救赎并且重返神圣的耶路撒冷。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精髓所在，是发生了基督教特定事件的地点之间的距离全都相同。这幅地图的基础是与特定地点相关的宗教历史，而非地理空间。地图为信徒们描绘了一系列场景，从创世、堕落、基督生平到末日启示，从上到下讲述了垂直发展的基督教历史，让信徒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获得救赎的可能。赫里福德的信众或前来造访的朝圣者会根据预定的时序进展垂直阅读《世界地图》，从伊甸园和亚当被逐开始，往下经过亚洲大帝国的成长、基督诞生和罗马崛起，直到最后审判的预示，在地图上以代表最西端的赫拉克勒斯之柱表示。所有这些关键的历史时刻，都可以通过他们的地理位置来确认，它们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上相互之间的距离都相同。每个地点都是宗教故事的下一个阶段，这个故事最终预示着神的启示，表现在地图五边形外框的顶点，不受地球时间和空间的约束。无论是一般的“世界地图”还是赫里福德的这一幅，它们的奇妙之处在于，能够用一幅图像将人类整个历史具体呈现出来，同时又依序讲述了神的审判和个人的救赎。

因而，这是一幅应许了救赎的地图；但它也预示了自身的毁灭。人是地球上的朝圣者，追寻并期待最后的审判：地球本身是个空壳，由神创造，但最终会被耗尽，在时间的尽头会被取代，那时“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要准备迎接“一个新天新地”（《启示录》21：1）。“世界地图”的创造预示了自己的终结；基督教的救赎必须以俗世个人及其居住的世界的消亡为前提。“轻看现世”（contemptus mundi），即主动放弃世俗世界的生活，准备迎接死亡和新天新地，这一主题在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中广泛流传。教皇英诺森三世的“轻看现世”小册子《论人类的悲惨境遇》（约1196年写成）留下了400多份中世纪抄本。 书中要传达的信息是，人间朝圣的终点是无可避免的死亡和神的审判，这种观点形塑了宗教习俗，也充斥在“世界地图”之中。这一点在赫里福德的地图上得到了最为生动的描绘。从地图的顶部预示着天堂（或地狱）的到来，到底部的骑士挥手告别世界，踏上最后的旅程，如图例所说“只管去吧”，走入来世的永恒当下，无不昭示着这一点。“世界地图”预示了它对世界的再现将随着最后的审判而结束，也预示了“轻看现世”传统的终结和新天新地的开始。这种类型的地图在十三世纪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中达到顶峰。从十四世纪末开始，这个传统开始衰落，不是因为人们发现了天国的新世界，而是因为人间平凡的旅行家发现了一大片新世界。

因此，赫里福德《世界地图》在不同的层面上都发挥着作用：向信徒们展现上帝创世的奇迹；解释创世、救赎和上帝最后审判的本质；通过地点投射世界的历史，方向上的从东到西，就是时间上的从起点到终点；描述朝圣的自然和精神世界，以及世界最后的末日。所有这些都建立在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所继承的悠久历史、哲学和精神传统之上，可以经由早期基督教教父一直追溯到罗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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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地图的制作还有最后一个较为实用的层面，这要追溯到圣托马斯·坎蒂鲁普的生与死之上。在五边形外框的左下角，在奥古斯都·恺撒的脚下，有一段图例写道：“所有知道这段历史的人——或者将听到、读到、看到它的人——请向神圣的耶稣祈祷垂怜霍丁汉或拉福德的理查德，是他创造并制作了这幅地图，愿将天国的喜乐赐予他。”这段图例给出了有关《世界地图》作者以及它曾经在赫里福德大教堂中的用途的线索。事实上，有两位理查德都和这幅地图的历史有关，并且相互之间关系密切。霍丁汉和拉福德的理查德，也叫德·贝洛，是拉福德（现今英国林肯郡的斯利福德）的神职人员，直到1278年去世为止也一直掌管着林肯大教堂的财务。拉丁化的姓氏德·贝洛是他家族的姓，而霍丁汉是他的出生地——这种使用两种姓氏的情况在十三世纪很常见。

还有另一个年轻的理查德·德·贝洛（或姓“德·拉·巴塔伊”）。他的姓氏表明他的家族来自苏塞克斯的巴特尔，另一支族人居住在林肯郡，因而年轻的理查德可能是年长的霍丁汉的理查德的堂兄弟。理查德·德·贝洛于1294年在林肯郡担任神职，但后来又被派到赫里福德郡的诺顿任职，之后相继在索尔兹伯里、利奇菲尔德、林肯和赫里福德担任神职。换言之，他是个兼任神职人员，享有一系列非常驻的教职的圣俸，就和他的圣职推荐者理查德·斯温菲尔德（他曾在13世纪70年代末掌管林肯大教堂办事处）及斯温菲尔德的老师托马斯·坎蒂鲁普一样。似乎理查德·德·贝洛、理查德·斯温菲尔德和坎蒂鲁普主教都是兼任神职人员，通过教会的圣职推荐权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改革，反对大主教约翰·佩卡姆的反兼任运动。1279年，佩卡姆强烈抨击林肯主教理查德·格雷夫森德，坚持要改革一系列他视为滥权的行为，包括谋取圣俸。斯温菲尔德似乎是由享有主教辖区圣俸的坎蒂鲁普从赫里福德派往林肯的，为兼任者辩护，反对他和他的支持者眼中来自坎特伯雷的干预。

这些由教会权利引发的冲突全都指出《世界地图》的创作拥有一个非常世俗的背景。它甚至有可能是诞生于林肯，而非赫里福德，可能是霍丁汉的理查德（年长的德·贝洛）、理查德·斯温菲尔德和年轻的理查德·德·贝洛合力而为，由后者为制作地图的工匠提供基本信息。这些人可以自由出入十三世纪英格兰各大教会图书馆，可以吸收整幅地图上充分展示的各派古代和圣经知识，还能参考全国各地宗教机构中收藏的同时代的“世界地图”。他们的财富可以让他们任命胜任的工匠制作地图。其中包括先绘制地图插图然后上色的画匠，还有抄写覆盖在地图表面的冗长而复杂的文本的抄写员，以及为地图的特殊字体和生动装饰画龙点睛的专业画师。

尽管《世界地图》没有为坎蒂鲁普与佩卡姆的争吵以及他捍卫兼任传统提供任何神学支持，但边框内的最后一幕场景似乎支持了主教在另一场争论中的立场，这发生在坎蒂鲁普去世前几年。1277年，坎蒂鲁普抗议格洛斯特的吉尔伯特伯爵，因为他侵犯了主教在马尔文山丘狩猎的权利。皇室法官的判决支持主教的权利，令伯爵的林务员退到一旁，让坎蒂鲁普及随行人员任意狩猎。《世界地图》右下角的“轻看现世”场景有一位穿着优雅的骑士，骑着一匹装饰华丽的骏马，后面跟着一群猎人，牵着一对猎犬。猎人对骑士说“只管去吧”，骑士回过头抬起手，好像表示听到了对方的话，随后向前奔去，向上看了上方的世界一眼。这一幕也是在邀请地图的观众“只管去”，冲出地上的王国，进入超越了时间、空间和地图边框的天国世界。但这或许仅仅是为了在较为平凡的层面上令人忆起坎蒂鲁普和格洛斯特伯爵的争吵。猎人代表格洛斯特伯爵的人，允许可能代表坎蒂鲁普本人的骑士“只管去”，在他们的领地狩猎。

还有最后一种或许有可能将坎蒂鲁普和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创作联系在一起的有趣情景：它代表的是支持将这位非常有争议的主教封圣的企图。十三世纪八十年代初，坎蒂鲁普和佩卡姆大主教的争斗进入白热化，导致坎蒂鲁普被逐出教会，前往意大利，最后在1282年8月去世。他在世时，有不少人计划制作一幅“世界地图”来赞颂坎蒂鲁普，但在他死后，这就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既可以纪念他，又能将赫里福德放在国际基督教的地图上。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全要归功于坎蒂鲁普的门徒理查德·斯温菲尔德。斯温菲尔德接任了坎蒂鲁普的赫里福德主教位置，并且不顾佩卡姆的反对，发起运动为其恩师封圣，也让这座大教堂成为国际朝圣中心。

所有的朝圣地都需要一些“奇迹”，通常是一些有形的、反复发生的奇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就需要其他的奇观来吸引朝圣者，并将他们崇拜的物品神圣化。斯温菲尔德很快开始在教堂的北侧廊建造一座精美的圣墓。1287年的圣周仪式上，前任主教的遗骨被移放到了这里。最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世界地图》最早可能安放在坎蒂鲁普墓边的墙上，这个新奇、引人注目的“奇迹”能够满足一位评论者所谓的“坎蒂鲁普朝圣情结”，整个教堂中精心编排的一系列路线、地点和物品都是为了吸引朝圣者来证实坎蒂鲁普的圣洁。

古物收藏家约翰·卡特在十八世纪画的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样图表明，它可能原本是一套装饰华丽的三联画的中间一幅，这套三联画应该也是由斯温菲尔德委托制作，两侧有可折叠的画板。 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创新，也是已知的西欧最早的三联画之一——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大师契马布埃和乔托的画作差不多时代相同。卡特的画作表明，赫里福德三联画的侧板上描绘的是天使报喜，左边画的是大天使加百列，右边是圣母玛利亚，以此强化了中间《世界地图》所传达的信息。这幅三联画作为一个整体，让朝圣者沉思天使报喜预言的基督第一次降临，与《世界地图》顶端展现的基督再临形成对照。 侧板赞颂的是生命，而中央画板则在边缘拼写出“死亡（MORS）”字样，向凝视地图的朝圣者肯定了《世界地图》的预示，他们在上面看到了死亡，看到了世界末日，看到了将要到来的“新天”和“新地”。

看到赫里福德《世界地图》的朝圣者们大多都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朝圣，就像十二世纪住在贝兹修道院的一位不知名的本笃会僧侣所说的那样，他祈祷说：“愿你的灵魂离开这个世界，横越天际，穿过繁星，直到上帝面前。”他问道：“谁会给我们鸽子的翅膀，让我们飞过这世上的所有王国，让我们穿透东方深邃的天空？谁又将指引我们来到伟大国王的城市，让我们此刻在这些书卷中读到，以及仿佛只是在幽暗的镜子之中看到的，届时都能凝视上帝呈现在我们眼前的面庞，从而欢欣喜悦？” 这种前往神圣的耶路撒冷的幻想旅程意味着抛弃世俗世界，也呼应了马克罗比乌斯的“西庇阿之梦”——化为基督教的异象，从地球飞升，在天际俯瞰大地，领悟到在面对神明的时候，地球是渺小的，人类在地球表面的挣扎只是徒劳的一场空。

在十八世纪晚期的某个时候，赫里福德《世界地图》两侧的画板不见了，从此也就不再是三联画的一部分。它现在悬挂在专门为它增建的侧室里，面对的是比较世俗的朝圣者：现代的游客们。《世界地图》改挂别处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无论原先挂在哪里），这带来了一个后果，即现代人对其原始功能的理解被扭曲了。这幅地图赞颂的是宗教信仰，它在不同层面上完成着这个使命，有些是抽象的、普世的，有些则是实用的、局部的（既然它与坎蒂鲁普可能存在某种联系），它急切地预示和欢迎自己的消亡，这在制图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类型。它盼望着基督教审判时刻的到来，而那时我们所认识的地球世界将会灭亡，我们所有的旅行和游历亦将停止，救赎即将来到我们面前。赫里福德《世界地图》期望并祈求空间和时间的终结——准备迎接一个永恒的当下，那时将不再需要任何地理学家或地图。 imP9GjLGwcvwBhI7WN7aZ1h2rpRTPFa7+uDzS1vGLPHwddnbmEIRGlEWcp7bXu0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