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西里巴勒莫，1154年2月

1154年2月27日，“领有普利亚公国和卡普阿公国的西西里国王”鲁杰罗二世在他位于巴勒莫皇都中心的王宫中去世，享年58岁。他以国王之仪被安葬在巴勒莫大教堂的南侧廊，24年前，1130年圣诞节那天，他在这座教堂里加冕为国王。他的去世标志着岛上的杰出统治画上了句号，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段时期代表着中世纪“共存”（convivencia）的伟大时刻，这个西班牙语术语代表着天主教徒、穆斯林和犹太人在同一君主的统治下和平共存。

欧特维尔王朝起源于诺曼底的科唐坦半岛，鲁杰罗及其祖先是这个王朝的后裔，在十一世纪晚期率领诺曼人攻占了欧洲、非洲和中东的无数领地，战绩辉煌。拜占庭帝国先后面对着波斯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对其权威的挑战，逐渐式微，而诺曼人利用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扰攘纷乱，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马耳他和北非部分地区迅速建立起了自己的统治。他们还接着攻克英格兰，甚至在1095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建立了安条克公国（横跨现今的土耳其和叙利亚）。

在军事征服的每个阶段，诺曼人都吸收当地文化（成功程度不同）。1072年，鲁杰罗的父亲鲁杰罗·吉斯卡尔攻占巴勒莫，并自封为西西里伯爵，结束了阿拉伯人在岛上超过100年的统治。在阿拉伯人统治前，西西里先后被希腊、罗马和拜占庭统治。这使诺曼人掌握了整个地中海区域文化最多元、战略地位最重要的岛屿。1130年，鲁杰罗二世加冕为国王后，对穆斯林和犹太人采取政治和解、宗教宽容的政策，使西西里迅速成为中世纪组织最严明、文化最有活力的王国。鲁杰罗的王国主要由枢密院管理，聘用了希腊语、拉丁语和阿拉伯语的抄写员。他的宫廷同时创作3种语言的祷告诗篇，据说祈祷文是用阿拉伯语吟唱的。

鲁杰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在1154年的葬礼上，前来哀悼的人中对鲁杰罗的离世最为悲痛的是他最亲近的知己——阿布·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伊德里斯·谢里夫·伊德里西，一般人称谢里夫·伊德里西。就在鲁杰罗去世前几周，伊德里西终于完成了一部大型地理学概要。这部著作花费了他10多年的时光，是鲁杰罗在十二世纪四十年代早期托付给他的使命。这部书是对已知世界的全面概述，并插有70幅世界各区域地图——还有一幅世界地图，面积虽小却设计精美。

这部书用阿拉伯语写成，依据书中导论所言是在伊斯兰教历的闪瓦鲁月，即1154年1月14至15日完成，名为《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因为鲁杰罗和伊德里西的关系十分亲密，于是《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以下简称《娱乐》）被人们简称为《鲁杰罗之书》。很少有统治者对他们赞助的地图及其绘制者有如此浓厚的个人兴趣。伊德里西的著作最初是为了表达鲁杰罗在王权和文化上的雄心，但在成书的前几周，就与鲁杰罗在任期间兴建的宫殿和教堂一起，成了对已逝国王功绩的纪念，也是对王国民族融合传统的有力陈述。但随着鲁杰罗的去世，伊德里西和这部新完成的著作面临着一个难以预料的未来。

《娱乐》一书囊括的地理范围和精细细节使它成为中世纪地理学最伟大的著作之一，也是继托勒密的《地理学》之后对人居世界最细腻的描述。伊德里西的著作和内附的地图援引希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科学、地理学、旅行传统，呈现出一种混合的世界观，反映了不同信仰之间的文化思想和信念交流。现在我们常常将伊德里西的作品视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彼此亲善的产物，双方互相学习，友好地交流想法。但与这种看法所期望的相比，无论是十二世纪诺曼人统治下的西西里，还是像鲁杰罗二世和伊德里西这样的个人的希冀，其实都更偏向于战略性的暂定措施。在鲁杰罗统治下，穆斯林仅享有有限的权利，诺曼人继续支援十字军东征，前往东方圣地讨伐穆斯林。根据伊斯兰教义，已知世界分为两个部分：伊斯兰之境（dāral-Islām）和只居住着非穆斯林的战争之境（dāral-arb）。在穆罕默德的神圣天启被广泛接受前，这两个地区之间会陷于无休无止的战争。

但非穆斯林也是不尽相同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都被认为是“有经人”（ahl al-kitāb），信奉一部标准的祈祷经书（圣经、摩西五经、古兰经）中所阐释的天启信仰。这三个宗教信仰共同的上帝，但各自认为自己在神学上优于另外两个宗教，因此产生了一系列的文化冲突。由此产生的交流和碰撞常常伴随着改宗和冲突，而非对话和多元并存。 然而，彼此之间还是会有讨论，会有争辩，这种高度竞争性的交流就孕育出了伊德里西的《娱乐》。

伊德里西和鲁杰罗二世之间的关系以及他的地图的绘制，反映的并非东方穆斯林与西方基督教徒之间的平分秋色。从中展现的反而是一个刚刚开始发展出地缘政治差别的世界，王朝冲突和宗教分歧让“穆斯林”和“基督教徒”这样的标签成为含义不断变化的范畴，由教会分裂、改宗和叛教来鉴别，而非绝对的教义信仰。这些故事发生在地中海世界的庞大背景下，那时拜占庭帝国正在衰落，伊斯兰哈里发国逐渐兴起，而四分五裂且相对弱小的拉丁基督教国家夹在两者中间，努力（虽然经常失败）维护残余的政治自治和控制权。

伊德里西的《娱乐》仅有10份手抄副本存留至今，最早的出自1300年，最晚的完成于十六世纪末。和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一样，我们所见到的这本书及其地图是在原作成书数百年后抄写的版本。其中保存得最完好的一份属于博德利图书馆的波考克馆藏，为1553年版本，其中有幅圆形世界地图，简约素雅，从中可以看出十二世纪中叶的伊德里西如何再现这个世界。这幅地图最令人吃惊的地方是它以南方为上。

从词源上来说，“方位”（orientation）这个词来自原始的拉丁语词根“东方”（oriens），即太阳升起的方向。几乎所有的古代文明都记录了他们根据东—西轴向（通过观察太阳东升西落）或者北—南轴向（根据北极星或正午太阳的位置）辨别方位的能力。 这样的方位具有象征性、神圣性和指向性。在崇拜太阳的多神教文化中，东方被尊为新生和生命的方向，其次是南方，而西方自然而然是与衰败和死亡相联系的，北方则代表黑暗和邪恶。犹太—基督教传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联，将朝拜的地点和地图都设定为朝向东方，东方从根本上被认为是人间天堂的所在。相反，西方代表着死亡，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面对的方向。北方则是邪恶和魔鬼影响力的表征，也是被驱逐出教和未受洗的人在下葬时头部的朝向。 我会在下一章告诉大家，在十五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基督教世界地图一律以东方为上。

伊斯兰教和伊德里西这样的制图者继承了这种对东方的崇敬，不过古兰经命令信徒不管在地球上什么地方，都必须朝麦加所在的神圣方向朝拜，这使伊斯兰教对基本方向产生了更强烈的兴趣；为了找到这个“神圣的方向”（qibla），并确定前往麦加及麦加禁寺内克尔白天房的距离，催生了中世纪时期最复杂精细的地图和图表计算。 在七至八世纪伊斯兰教迅速扩张的早期，大多数转而信仰伊斯兰教的社会都在麦加的北方，因而，他们认为这个“神圣的方向”就是南方。因此，包括伊德里西的地图在内，大多数穆斯林的世界地图都以南为上。这也和刚被征服的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社会将南方视为神圣方向的传统保持了一致。

几乎没有哪个文化传统将西方设为地图的正上方，因为人们总是把西方与太阳的消失联系起来，象征着黑暗和死亡，比如“归西”的意思就是死亡。像巴比伦世界地图将最后一个基本方向北方作为地图正上方的例子，有着更复杂的传承谱系。在中国，北方被视为神圣的方向，位居四大方向之首。南方为帝国的广大平原带来阳光和温暖的和风，也是皇帝俯视他的子民的方向。而当臣服的子民望向皇帝时，便是面朝北方。在词源上，汉语里的“背”和“北”同义，因为皇帝的背总是朝着北方。中国的世界地图便是据此制定方位。中国的地图乍看之下非常现代，这就是其中一个原因。许多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诺斯替主义二元论信仰也将北方作为神圣的方向，认为北极星是光的起源，也是天启的来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巴比伦的世界地图以北为上。

在伊德里西的世界地图上，四个方向被标示在地图的边框外围，依据古兰经经文的启示，边框上画有火焰般的金色光环。地图本身所呈现的世界就显示出它与希腊人居世界的渊源。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细节得到充分体现，中非也画了壮丽的水母形山脉及其支脉。山脉的名称是“月之山脉”，被认为是尼罗河的发源地。埃及、印度和中国都用阿拉伯语标示，还有里海、摩洛哥、西班牙、意大利，甚至包括英格兰。地图对南非和东南亚的理解依然模糊，但和托勒密的差别在于，它将非洲描绘成一个可以环航的大陆，整个地球都被包围在海洋之中。

也许这幅世界地图最奇怪的一点在于，它和原书格格不入。《娱乐》的文本和其他地图都表现出一种丰富的人文地理学情怀，而这幅世界地图却纯粹是地理构造的具体再现。地图上没有城市，几乎没有明显的人类对地球表面影响的痕迹（除了传说中亚历山大大帝在高加索山脉建造的屏障，用来隔离神话怪物歌革和玛各，这在地图的左下角有所体现）。《娱乐》一书对各区域的描述引人入胜，世界地图则纯属几何构图，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鲁杰罗二世委任伊德里西制作地图时想要的是什么来说明：展现之前300年伊斯兰制图传统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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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地图”这个术语有点用词不当。自从伊斯兰教七世纪末在阿拉伯半岛兴起，多种地理学传统和制图实务逐渐融合，但它们在区域、政治和族群上依然多种多样，很难被描述为一套统一的制图术（虽然“希腊”地图或者“基督教”地图某种程度上也同样如此）。早期的伊斯兰语言中也没有一个与“地图”严格对应的名词。如同希腊语和拉丁语，伊斯兰语言也使用过多种词汇来描述我们如今所谓的地图。其中包括s ū rah（意为“形状”或“图像”），rasm或tars ī m（“绘图”），还有naqsh或naqshah（“图画”）。 和圣经一样，古兰经也没有为制图者提供什么直接的帮助。除了一连串引人入胜的典故，经中没有鲜明的宇宙论，也没有对地球在广袤宇宙中的大小和形状进行过清楚描述。天空被描述为笼罩在整个地球上的华盖，由山脉支撑，日月照明。真主“创造了七层天，和同样层数的大地”，然而对这些世界的大小却没有进行明确解释。 经中数次提到一个被水包围的圆盘形的地球，并描述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之间有屏障阻隔，这些似乎都来自早期的巴比伦宇宙论，尽管经中还提到了“太阳是落在黑泥渊中”，暗示古兰经继承了希腊人的观念，知道大西洋的存在。

直到八世纪末，阿拔斯王朝定都巴格达，成为伊斯兰教帝国的中心，才有明确的属于伊斯兰的制图实务出现。公元750年，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在巴格达建立帝国首都，标志着他对661年定都大马士革的倭马亚王朝的苦战终告胜利。权力中心向东转移，这对伊斯兰教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减弱了早期伊斯兰教政权中的阿拉伯部落基础，让哈里发更密切地接触到波斯、印度，乃至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传统，对伊斯兰教早期吸收的基督教、希腊和希伯来宇宙论又是一大补充。同时，帝国与拉丁文明的接触开始减少，后来，对手倭马亚王朝在安达卢斯兴起，情形就更是如此了。首都移至巴格达后，伊斯兰教的权力和权威更有效地集于中央，中央集权的程度远超同时代其他任何帝国。当政的哈里发集大权于一身，部落联盟也被纳入一个专制的君主国家。这个国家通过任命高级行政官员维齐尔来监督底万（高级行政部门），控制着公共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开始委任专人对其领土进行地理描述，这几乎是一个必然结果。

根据史料记载，巴格达第一次委托制作世界地图，是在阿拔斯王朝第七代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统治期间，他资助的科学研究机构被称为“智慧宫”（bayt al-hikma）。当时的人们根据这幅地图的赞助者的名字而称其为“马蒙地图”，如今已失传。然而透过现存的少数目击者的记述，我们发现马蒙宫廷中的知识交流水平高得令人吃惊，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大量知识也在交流之列。阿拉伯历史学家和旅行家马苏第（卒于956年）回忆自己满怀敬仰地看到了这幅地图，“由马蒙命令一群当代学者绘制，再现的世界包括天体、星球、陆地和海洋，有人居住和无人居住的地区，各民族的聚落、城市，等等”。他总结说：“这超越了之前的所有地图，不管是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马里努斯的《地理学》，还是其他人的。” 西方拉丁世界还要再过400年才知道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的存在，并且已完全遗失了马里努斯的手稿，但马蒙的宫廷正忙着不断将托勒密（以及他研究天文学与光学）的著作融入自己的世界地图。

巴格达宫廷进行的研究绝不局限于希腊文本。马苏第认为，马蒙的世界地图采纳了托勒密的经度气候带（longitudinal climates）的概念（climate源自希腊语中的klimata，翻译成阿拉伯语为aqāl ī m或iql ī m），将已知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这一传统影响了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思维。托勒密关于气候带的理念来自亚里士多德，但马蒙的学者在绘制地图时修改了这个模型，依照波斯的概念将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kishvars）。而这又来源于古代巴比伦和印度的宇宙学观念，将世界视为莲花的花瓣，各个区域围绕着一个主要中心区，那里常常代表神圣的区域或者首都。 结果形成了这样一个系统：巴格达位于中心区——第四区，其他六个区从北到南围绕它排列。虽然巴格达和伊拉克不处于地图的正中央，但却被视为坐落在地球的中心，在这里，从气候和自然之美到个人的才智，“万物皆取中道”，从地理学、天文学和气候的完美融合可见一斑。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无从知晓上述种种后来的结果。马蒙宫廷创造的这幅地图只是世界历史中众多失传地图中的沧海一粟，但却可能是早期伊斯兰世界最重要的一幅地图。它可能是圆形的，反映了当时流行的伊斯兰宇宙论信念，认为宇宙和地球都是球体。但假如它融合了托勒密和马里努斯的思想，那也有可能是矩形的，而且还可能是用托勒密两种投影法中的一种绘制而成。

至于这幅地图可能是什么模样，很久以后一部手稿中的图解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这部作品叫作《人居世界七大气候带奇观》，作者是一位十世纪上半叶生活在伊拉克的鲜为人知的学者，自称苏赫拉布。这部著述是最早使用阿拉伯语全面讲述如何绘制地图的作品，是了解早期伊斯兰人居世界观念的无价之宝，也是一探马蒙地图究竟的至宝。虽然苏赫拉布著述中的图解没有呈现任何具体的地理形貌，但却在一个矩形的框架内绘制了已知世界。苏赫拉布首先为渴望制作地图的人提供了绘制世界地图的建议，他写道：“要让地图的宽度是长度的一半。”他接着描述，要在地图的边缘增加“四个刻度”代表经度和纬度。但他最主要的兴趣还是在“七个气候带的纬度，从地球赤道往北逐一列出”。 和托勒密一样，苏赫拉布的气候带是根据著作内附的最长日照时间表得出的。这一图解描绘了七个气候带，从南纬20度（位于图左）到北纬80度（图右），北方朝向读者（即在图解下方）。也就是说，苏赫拉布的世界地图是以南为上。苏赫拉布的坐标与托勒密的如出一辙（虽然他拓展了托勒密的人居世界的纬度范围），但他的整体投影是矩形的，经纬线以直角相交，这又更接近马里努斯。苏赫拉布还基本重现了花拉子米（卒于847年）的《诸地理胜》中的坐标，后者是马蒙“智慧宫”中的一名成员，这也进一步表明，哈里发的世界地图可能是矩形的，而且为了和盛行的伊斯兰信仰保持一致，很可能是以南为上的。

苏赫拉布的图解让我们可以洞悉马蒙地图可能的形状和方位，虽然哈里发的学者们后来又改进了对地球大小的计算，这表明地球制图又前进了一步。为了满足哈里发“了解地球大小” 的愿望，调查员被派往叙利亚沙漠，测量太阳在巴尔米拉和拉卡两座城市的相对仰角——重演埃拉托斯特尼测量地球周长的著名尝试。大多数调查员都得出了同样的结论，经度1度相当于56 阿拉伯里。根据现在的计算，1阿拉伯里相当于现代的115英里，根据这种估计换算，地球周长超过4万公里（2.5万英里）。如果这个换算正确，马蒙的调查员推算的结果与在赤道测量的正确地球周长只相差不超过100公里！托勒密严重低估了地球周长，仅不到2.9万公里（1.8万英里），相比之下，这个结果更加惊人。

“智慧宫”留存下来的证据全都表明，他们所绘的世界图像，深受希腊学术影响，具备深厚的印度—波斯传统，产生了一幅根据气候带分区，并且以南为上的地图。尽管像花拉子米这样的学者是借用托勒密的理念，使用sū rat al-ar （图像）这个通称建立了一种世界地图的类型，但《地理学指南》依然只有一部分从希腊语翻译成了阿拉伯语（而且常有错误）。花拉子米及其追随者几乎只关注托勒密的经纬度图表，改进了其中的许多错误和疏漏。他们更精确地测量了地中海沿岸，地图上的印度洋不再是内陆水域，而是注入现在的太平洋。但他们并没有明确使用托勒密将地球投影在经纬网格上的方法，苏赫拉布的图解只是改进了曾受托勒密严厉批评的马里努斯矩形投影。将地球分为几个大陆的想法也不太受早期穆斯林学者推崇，伊斯兰哈里发反而将地图绘制引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

这种地图学上的变化最早反映在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约820—911年）的作品中，他是巴格达和萨迈拉的邮政和情报长官。约846年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完成了第一部著作，名叫《道里邦国志》。尽管这本书公开向托勒密致谢，并且也没有地图，却标志着伊斯兰地理学对已知世界面貌的感知发生了变化。与sū rat al-ar 传统不同，《道里邦国志》表明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参与了整个伊斯兰之境各省之间的贸易、朝圣和通信交流，并且见证了一个帝国在集权统治下的发展壮大。这本书对于非伊斯兰教统治地区，即“战争之境”毫不关注，几乎没有希腊人居世界的痕迹。相反，它关注邮政和朝圣的路线，并且测量了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中各地之间的距离。书中描述了前往中国的航路，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还是只对和伊斯兰教世界直接相关的地点表示出兴趣。

九世纪末，伊斯兰教在地缘政治上被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方向。巴格拉的阿拔斯王朝进行集权统治的同时，伊斯兰教在人居世界的迅速扩张不可避免地导致分裂和脱离。最明显的冲突肇因于安达卢斯的倭马亚王朝兴起，不过从十世纪始，像法蒂玛王朝、塞尔柱王朝、穆拉比特王朝这样的王朝纷纷建立了自己的世袭国家，开始挑战阿拔斯王朝的权威。到伊德里西编撰《娱乐》时，伊斯兰之境至少包含了15个独立的国家。 虽然每个国家名义上都是伊斯兰国家，但对于巴格达的政治和神学统治，它们或是公开敌对，或是漠然无视。这种中央集权的分崩离析也对地图绘制产生了明显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希腊传统被进一步侵蚀，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提倡的道路和省份描绘则引起了更多人的兴趣，后者对于理解逐渐分裂的伊斯兰世界变得越来越重要。结果便出现了一种不同的世界地图，不再将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作为中心，而是将阿拉伯半岛作为世界中心，而伊斯兰教信仰中最神圣的麦加和克尔白天房则位于半岛的中心。

这种制图传统常常被人称为巴勒希地理学派，得名于一位在伊朗东北部出生的学者，阿布·扎伊德·艾哈迈德·伊本·萨赫尔·巴勒希（卒于934年）。关于巴勒希的生平和经历我们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巴格达，并且针对一系列地图撰写过一篇短评，题为《气候图像》，地图与评论皆已失传。但他的作品却影响了一群后世学者，他们绘制的区域和世界地图都明显受惠于他。

巴勒希学派的传统是依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范例，编制详细的地理路线图，但关键差别是他们会添加地图。巴勒希的一位门徒写道，他的老师“在书中主要希望通过地图再现地球” ，而这些地图的重要性使它们很快形成了一种非常类似现代地图集的形式，有评论家甚至将它们描述为“伊斯兰地图集”。 巴勒希的追随者们撰写的著述包含一幅世界地图，前面有地中海、印度洋和里海的地图，之后是17幅十世纪时伊斯兰帝国的区域地图。区域地图是矩形的，没有投影和比例尺，但还是有各地之间的距离，以“一日的行程”（mardalah）作为计量单位。相比之下，世界地图是圆形的，虽然也同样没有纬度、经度、比例尺和投影。地图的轮廓不再有几何学色彩，但土地及地标还是使用直线、圆圈、半圆弧线、正方形和规则曲线表现。希腊地图上的气候带被省份取代，用iql ī m标示，这反映了希腊的传统如何被伊斯兰的领土观念消融。这些地图只局限于描绘伊斯兰世界，对“战争之境”鲜有兴趣。同时，无论是区域地图还是全球地图，都以南方为上。

巴勒希学派中技术最精湛的成员是阿布·卡西姆·穆罕默德·伊本·豪盖勒（约卒于977年）。伊本·豪盖勒出生于伊拉克，游历过波斯、突厥斯坦和北非。他最知名的著述是《诸地理胜》，也叫作《道里邦国志》，和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作品同名，以感谢这部新近的伊斯兰地理学著作对该书的帮助。

伊本·豪盖勒的文本也配有区域地图，并且还绘制了世界地图，其中第一幅就展示了巴勒希学派对世界地理的看法——没有投影和气候带，几乎只关注伊斯兰世界。地图以南为上，但是托勒密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辨。世界周围被海洋环绕，而看不见的地球另一半被认为是不可居住的，是一片水域。人居世界大致分为三块：最大的一块陆地是非洲，占据上半部分；亚洲占据左下角；而欧洲挤在右下侧。在非洲，最显著的地标是尼罗河，蜿蜒穿过东非通向显然位于月之山脉的发源地。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北非伊斯兰国家都有清晰的标注，而欧洲只有西班牙、意大利和君士坦丁堡惹人注目。不出意外，包括阿拉伯半岛、红海和波斯湾的亚洲被描绘得相当详细，并被细分为独立的行政区域。再往东，随着伊斯兰影响力的减弱，地理细节也变得粗略。尽管画有中国和印度，但轮廓完全是概念性的，而塔罗班纳（现在的斯里兰卡，名字来自希腊语）完全没有出现在地图上；印度洋则没有任何岛屿。这张新的世界地图唯伊斯兰是从，受到其行政和商业利益的影响。

伊本·豪盖勒的世界地图表明，绘制省份并注重宗教圣地和贸易商路的地理学成为主流。于是必须要建立起巴勒希学派制图者所谓的4hadd——规定穆斯林国家彼此之间的内部边界。随着巴格达的政治和神学力量衰微，巴勒希学派的制图者将他们地图的中心从哈里发国的首都转向麦加作为已知世界的中心，这正是地理学伊斯兰化的关键时刻。这群制图者付出长期努力，设法为伊斯兰世界进行了首次详尽的自然地理构造描述，自托勒密以来，这个地区的地图绘制一直差强人意。正是这种从希腊几何学向鲜明的伊斯兰自然地理学的转向，对伊德里西的地图绘制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在本书所描述的所有制图者中，谢里夫·伊德里西的身世是最显赫的。在伊斯兰教中，“谢里夫”（意为“尊贵的”、“显赫的”）一词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的后人。而他的姓氏伊德里西表明，他是强大的伊德里斯王朝的后裔，该王朝于786年建立了伊比利亚第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并且在整个九世纪统治摩洛哥大部分地区，而它又是七世纪末在大马士革建立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的后裔。750年，包括伊德里斯家族在内，倭马亚王朝的遗族被阿拔斯王朝击败后逃离大马士革，定居在伊比利亚和北非，在科尔多巴建立了敌对王朝。新建立的哈里发国继续征服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部分地区，同时在985年吞并了因内斗而败落的伊德里斯王朝。伊德里西的直系祖先是哈木德家族，其统治地区是现今的马拉加。1100年，伊德里西在北非边境的休达（哈木德家族最后的据点）出生时，他的家族已经非常熟悉伊斯兰王朝和宗教的派系斗争。

关于伊德里西的生平，留下的史料很少，且常常互相矛盾。关于他的出生地，有人认为在西班牙，还有人认为是摩洛哥甚至是西西里，至今难以断定，但所有证据都表明他是在科尔多巴接受的教育。倭马亚王朝的首都科尔多巴在八和九世纪的鼎盛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据估测有超过30万的人口。它拥有世界第三大清真寺（建于786年），并且号称拥有欧洲第一所大学，培养出中世纪世界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包括伊斯兰哲学家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还有犹太拉比、哲学家和医师摩西·本·迈蒙（迈蒙尼德）。 这座城市又是一座早期的“共存”城市范本，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学者在科尔多巴享有相对的自由，在学术上（而不再是政治上）对抗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

根据当时一位伊斯兰评注家的记载，科尔多巴成了“智慧的故乡，其起点和终点；大地的心脏，科学的泉源，伊斯兰的穹顶，伊玛目的宝座；正确推理的家园，思想果实的花园”。 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描述：倭马亚王朝资助了400多座清真寺、900多座浴场、27所免费学校，还有一座藏书40万卷的皇家图书馆，与巴格达和开罗的藏书不相上下。城市的学校和大学除了是学习和实践伊斯兰教法学的中心，还教授科学和各种不同学科，从医学和天文学到地理学、诗学和语文学（包括将古希腊语文本翻译为阿拉伯语的繁荣的翻译事业）。

30多年后，伊德里西在他的《娱乐》中谈到这座他接受教育的城市时，称之为“安达卢斯最美丽的珠宝”。 但当他来到这座城市时，伟大的王朝已是遥远的记忆，1031年哈里发国覆灭后，科尔多巴落入了一系列微不足道的继任者手里，最后在1091年被穆拉比特王朝占领，这个柏柏尔人的王朝在伊德里西开始求学的时代完全不受科尔多巴人的信赖，但在基督教不断向南推进的收复失地运动的威胁下，却也是他们唯一救赎的希望。伊德里西一方面接受着这座城市提供的多元文化教育，一方面领悟到他身边的伊斯兰教世界的政治地理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

伊德里西决定离开科尔多巴，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这座城市夹在穆拉比特王朝占领者和正在逼近的卡斯蒂利亚基督教军队之间，前途暗淡（1236年被卡斯蒂利亚军队占领）。十二世纪三十年代，他开始远行，游遍了小亚细亚、法国、英格兰、摩洛哥和安达卢斯的其他地方。我们找不到解释他为何在1138年左右来到西西里的当时的记录。也许鲁杰罗对于伊德里西的兴趣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而不是学识上的原因：在其任内，这位诺曼国王吞并了北非沿岸的部分地区（包括的黎波里），并且扶植了几个伊斯兰后裔的傀儡统治者；他很可能是想用相同的方式任用伊德里西这样的显赫穆斯林贵族。 事实上，欧特维尔家族早就有庇护其哈木德亲属的传统：哈木德王朝最后一位统治者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在1058年逃离马拉加时，在西西里受到了鲁杰罗二世的父亲，西西里伯爵鲁杰罗一世的庇护。 大马士革的学者萨法迪（1297—1362年）在一篇写于十四世纪的文章中描述了鲁杰罗庇护伊德里西的动机：

法兰克国王暨西西里君主鲁杰罗钟爱精通哲学之学者，正是他从北非请来了谢里夫·伊德里西……他到来后，鲁杰罗隆重地迎接贵宾，费尽周章为其荣华加身……鲁杰罗邀请他留在自己身边。为了说服他接受邀请，他告诉伊德里西：“你是哈里发家族出身，如果你是被穆斯林统治，那么他们的王会伺机杀你，但如果你和我在一起，你就会安全。”伊德里西接受了国王的邀请，国王给了他一份丰厚的收入。伊德里西经常骑着骡子去觐见国王，而当他抵达时，鲁杰罗会起身上前迎接他，然后两人一同坐下。

这是现存唯一的有关两人初次会面的记录，写于将近200年后。睿智、慷慨的主人和他安静、感恩的臣子，这是一种永恒的惯常描述。但这也抓住了鲁杰罗融合政治和学术的高明手腕，他明白伊德里西的身世令他既是同教派教徒的目标，也是自己的目标。两人出于不同的原因，都学会了适应其他文化的风俗和习惯，尽管那个时代在台面上并不赞同这种行为。两人都是身在他乡为异客，远离故乡数百公里。两人对待宗教的态度也都远远称不上正统。

与伊德里西在巴勒莫会面的这位统治者，和先人一样，对其宗教信仰一直维持着一种爱恨交织的关系，并且对以信仰之名提出的政治主张抱持健康的怀疑态度。自十一世纪中期以来，诺曼人从拜占庭的手中夺取了意大利南部部分地区和西西里，控制了卡拉布里亚、普利亚、雷焦和布林迪西，基督教世界各强权在这些领土上有自己的既得利益，因此长期与他们作对。教皇对诺曼人主宰罗马以南的国家自然颇为疑虑，同时，在意大利也占有领土的德意志霍亨斯陶芬王朝也反对欧特维尔家族蚕食他们的领地。就连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皇帝也认为欧特维尔家族篡夺帝国对西西里拥有的传统权利，感到愤怒难耐，谴责鲁杰罗是“暴君”。

虽然各方势力都反对鲁杰罗，但他确实是个狡猾的对手。1128年，在伊德里西来到巴勒莫之前，教皇洪诺留二世拒绝承认鲁杰罗对普利亚的统治，甚至颁布绝罚令将他驱逐出教会，并号召发起十字军出兵讨伐。但讨伐最终失败，削弱了洪诺留的地位，他只好勉强承认鲁杰罗对意大利的统治。1130年2月，洪诺留去世后，教廷分裂，鲁杰罗趁机拥立驻罗马的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反对与他敌对的英诺森二世。为了确保鲁杰罗在军事上提供援助，在政治上式微的阿纳克莱图斯二世后来在同一年颁布了教皇敕令，授予他西西里国王的头衔。但到了1138年，鲁杰罗的王国再度陷入另一场危机。那年教皇阿纳克莱图斯去世，而支持英诺森二世即位的德国统治者强烈反对鲁杰罗统治西西里。鲁杰罗面临着又一个反对他的教皇。次年，英诺森二世再度把鲁杰罗逐出教会，但在随后的一场军事冲突中被鲁杰罗的军队俘虏。他不得不屈辱地承认国王的主权，并且保证以后不再支持任何挑战鲁杰罗对西西里进行统治的行为。

在整个十二世纪四十年代，反对鲁杰罗统治的行动持续不断。虽然鲁杰罗平息了教皇的反对，但依然面临着拜占庭和德意志统治者想要将其罢黜的企图，但他们都失败了。随后，当王国进入稀有的相对稳定的统治期时，这位诺曼统治者和他那位穆斯林臣民便开始联手编撰《娱乐》。

当伊德里西习惯了巴勒莫的新生活，他发现身为一个穆斯林和一名学者，这座岛屿可以让他从各种不同的学术传统中汲取营养。从罗马时代开始，西西里就享有富饶繁荣的美誉。和托勒密时代的亚历山大港一样，它处于地中海不同文化和传统的交会之处，确保了它在商业上的富庶和政治上的重要性。这座岛屿是政治领袖往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休息站，它的港口迎接着整个地中海持不同信仰的商人。它也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朝圣者的避风港。西班牙的穆斯林前往麦加朝觐途中，常在西西里的港口休息，欧洲前往圣地的基督教徒也同样如此。1183年，西班牙穆斯林伊本·朱拜尔从巴伦西亚途经西西里前往麦加时写道：“这座岛屿的丰饶无法言表。这位西班牙（安达卢斯）的女儿有富足的耕地，有丰饶的收成，有适宜的环境，有充足多样的产品，有各式各样的果实。”伊本·朱拜尔在描述穆斯林社会与基督教统治者之间的和平共存时，甚至以赞许的口吻引用了古兰经的经文，他说：“基督教徒们对待穆斯林很友善，‘以他们为盟友’，但还是向他们每年征两倍的税。”他惊异于诺曼人“华丽的宫殿和优雅的花园”，并认为他们在行使法律、行政、帝王权力时，“姿态很像穆斯林国王”。

这种驳杂的文化遗产让西西里在1130年鲁杰罗加冕国王时成为学术中心。在鲁杰罗将萨莱诺并入他的意大利帝国之前很久，它就已经是拉丁语世界中传播希腊和阿拉伯医学知识的中心。鲁杰罗的枢密院颁布的官方公告都用拉丁语、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成，以确保不断有符合资格的学者能够延续这个蓬勃的传统，将文字在三种语言之间相互翻译和传播。希腊外交官和卡塔尼亚副主教亨利·阿里斯提普斯在岛上生活时，将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部分章节从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并且完成了柏拉图《斐多篇》的第一部拉丁文译本。他还将一份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的希腊语副本从君士坦丁堡带回西西里，托勒密的天文学论述最早的拉丁语译本正是译自此副本。 鲁杰罗还庇护过希腊神学家尼罗斯·多克萨帕特瑞斯，他在1140年前后从君士坦丁堡逃到巴勒莫，并被委任写作亲拜占庭的手稿《教长神座的次序和等级》，这被称为是一份“教会世界的历史地理学”。 鲁杰罗还至少赞助过6名诗人用阿拉伯语赞颂自己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功绩。

巴勒莫的多语言文化及多样化学术传统，令它成为完成鲁杰罗将要委托给伊德里西的旷世巨作的理想之地。在《娱乐》的序言中，伊德里西描述了国王委托这项任务的缘起。最初的构想是对政治地理进行探索，鲁杰罗这么做毫不令人意外。国王希望精确了解他领土的细节，并且以确切的知识掌握这些细节，他要知道边界和陆上及海上路线，以及这些地方属于什么样的气候带，如何在海洋和海湾中辨别它们，同时还要了解七个气候带中其他的领土和地区，只要得到不同的学术来源共同认定，并得到遗留下来的手稿或者不同作者的确证，就能表明每个气候带覆盖哪些特定的地区。

自从托勒密用表格确认了已知世界8000多个地点的坐标，包括后来罗马人所做的调查（已失传）以来，这是最有抱负的一项自然地理学研究。罗马人至少还能依靠帝国本身的幅员辽阔，以及随时可以取用希腊地理学文本作为参考，来进行这样一个计划。鲁杰罗的小小王国缺少资源和人力来完成这样的测量，但他可以利用各种希腊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典籍收藏。伊德里西主要参考两份资料：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有希腊语原文和阿拉伯语译本），还有早期基督教神学家保卢斯·奥罗修斯的著述。和伊德里西一样，奥罗修斯是一位游历多国的学者，一直在伊比利亚、北非以及圣地生活和工作，他的《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作于416至417年）是一部关于基督教兴起的地理历史。

国王决心要将地理学过去、现在和正在发展的理念进行统一，他汇集了托勒密和奥罗修斯的成果，又与伊德里西和学者团队的地理知识融合，然后补充新近委任的旅行者从人居世界带回来的最新报告：

他们共同研究，但有关他在之前提到的作品中找到的资料，他（从别的学者那里）没有发现什么额外的知识，而当他召集学者商讨这一议题时，他还会派人到各处领地寻找可能有旅行经历的更多学者前来，向他们单独或是集体讨教意见。但他们没有达成一致的看法。不过，他们的信息若能达成一致，他就接受，若有歧见，他就会拒绝。

在接下来的几年中，鲁杰罗的学者们刻苦地核对信息。只要关于某个问题的看法达成一致，就将结果写在一块大画板上，一幅巨大的世界地图在这块画板上渐渐成形：

他希望确保这些人达成共识的经度和纬度（以及两地间距离的测量）都是精确的。因而他准备了一块绘图板，并在上面用铁制工具一项一项标注前述几本书中提到的信息，并且记下学者们的决议中较可靠的信息。

这些工作换来的第一项成果不是一份托勒密传统的地名索引，而是一幅巨大的圆形世界地图，用白银制成。伊德里西告诉我们，鲁杰罗下令：

用纯银制作一个大尺寸的圆盘，重400罗马罗特尔，每罗特尔为112迪拉姆，制作完成时，他已经在上面刻上地图，包含七个气候带及各自覆盖的土地和地区、海岸线和腹地、海湾和海洋、河道和河流位置、有人和无人居住的地区、每个地方与已知港口之间的【路程】（有的以经常行走的道路标示，有的以确定的距离数字或经过鉴定的测量结果标示，不一而足）。

这幅非凡的银制世界地图和地理画板都没有保留下来，但伊德里西说，在完成这幅地图后，鲁杰罗委任他“写一本书，解释这幅地图如何制成，并补充先前遗漏的有关土地和国家情况的细节”。这本书将描述“与每个国家相关的所有奇妙的事物，以及它们在七个气候带中的位置，还要描述那里的民族和他们的风俗习惯、外貌、服饰和语言。这本书应该叫作《渴望周游世界者的娱乐》。在1月上旬完成，恰逢希吉来历548年的闪瓦鲁月”。

这部完成的书稿是鲁杰罗的地理学雄心唯一留存下来的遗产。翻看全书，便能体会到国王为何需要伊德里西的帮助。这本书不仅参考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地理学资料，比如托勒密和奥罗修斯的著作，还融合了伊德里西引入的第三个关键传统：有着300多年传统的阿拉伯地理学知识。《娱乐》代表了第一次有人认真尝试将希腊、拉丁、阿拉伯学术三大地中海传统，汇集在一部对已知世界的概述中。

伊德里西未必接受过天文学和宇宙学方面的训练，因而很少描绘地球的起源，只是声明它是球体，周长估计为3.7万公里（2.3万英里），并且“在太空中如鸡蛋的蛋黄一般稳定不动”。他在序言中所说的并不透彻，也没有什么创新，只是附和了希腊和伊斯兰的权威资料；书中史无前例的地方，是他处理鲁杰罗派人搜集来的多样化信息的方法。伊德里西参考了托勒密，将书的其余部分从东到西分为七个经度气候带，但地图却以南为上。第一气候带穿过赤道非洲直到朝鲜。他写道：“第一个气候带始于西海之西，也称作阴影之海。因为在它以外，没有人知道存在着什么。海上有两座岛屿，称为幸运岛，托勒密从这里开始计算经度和纬度。” 最后一个，也就是第七气候带包括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西伯利亚。他最大胆的创举是将每个气候带又细分成10个部分，组合起来就成了由70个矩形区域组成的世界网格。伊德里西从来没有想过以这种方法将地图组合起来——即便是在仪式庆典的场合，这种汇整后的地图也大到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但这却是一种全新的描述整个世界地理环境的方法。在《娱乐》中，70幅区域地图之前都有各自描述地图中所描绘地区的文字，让读者可以在初次阅读后对该地区有一番想象。

在序言中，伊德里西提到了如此分割世界的原因，对于如何使用地图补充和强化字面的地理描述，这是前现代时期提供的最详细的说明：

我们进入每个分区，其中包括村镇、辖区和区域，这样读者就可以看到平时看不到或不了解，抑或由于路况险要或民族习性不同而无法亲自前往的地方。读者可以通过看地图来纠正某些信息。这些分区地图总共有70幅，不包括两侧的极限地区，一个是人居世界的南方边界，因为过度炎热和缺水而无法居住，另一个则是因为过于寒冷而成为人居世界的北方边界。

这段说明展现了地图将地点进行视觉化呈现的力量，可以让看地图的人看到由于距离过远、危险等原因而从来不曾想象自己会亲身游历的地方。但伊德里西也认识到，他的区域地图所能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此。在重申了描述自然地理的重要性后，他继续说道：

现在很清楚，当读者看这些地图以及文字所说明的国家时，就会看到真实的描述与悦目的形式，但除此之外，他还需要知道有关各个省份的描述，以及各地民族的样貌、服饰、配饰，以及实际的道路、里程数和法桑【波斯度量单位】，还有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奇观，这些信息都是由旅行者看到、被游历作家记录下来，并且得到了叙述者的证实。因而，在每幅地图之后，我们会在书中适当的地方加入我们认为有必要并合适的所有信息。

这段动人的陈述不仅展现了制图术的力量，也点明了局限性，并且像托勒密一样坦承必须给人居世界赋予一种“形式”或几何秩序，但也间接承认了“游历作家”的“道听途说”所存在的问题。旅行者的报告对于鲁杰罗属意的详细的人文地理学显然是必要的，但这些报告要如何验证并得到“叙述者的证实”呢？对伊德里西而言，地图采用的基本几何学是无可置疑的，并且能够可靠地复制，这和片面的记述不同，就算是最有经验的旅行者的记述也一样是片面的。

伊德里西遇到的问题，正是1500年前希罗多德提出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违背了从古代世界和早期穆斯林制图术流传下来的制图学传统，选择了一种非科学的方法来描绘人居世界的地区实况。这样会产生中世纪世界最详尽的地理学描述，但也会使他的作品无人问津，因为政治意识形态越来越崇尚教化性质的制图世界观。

关于过去从马蒙宫廷到伊本·豪盖勒的制图史，伊德里西的回应很复杂，因为他对自己的资料来源所言甚少，也因为他所处的手稿文化中有思想传播和交流方面的问题。我们主要依靠《娱乐》后来的手稿副本（及附带地图）来评价他的成就。同样，他在伊斯兰世界最西端的求学和早期职业经历，也让人们很难知道他在科尔多巴和西西里可能接触到哪些典籍。他完全没有提到马苏第这种人的影响力，这完全是因为无知，还是代表着某种不为人知的学术和意识形态冲突？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但将他确实引用到的资料拼凑起来，加上他的地图和地理描述文字，还是可以大致猜到他想要达成什么目标。

在《娱乐》的序言中，伊德里西宣称自己引用了托勒密、保卢斯·奥罗修斯、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和伊本·豪盖勒的著作，还有其他资料。 这个列表包含了很多信息：一个希腊人、一个基督教徒、两个穆斯林（其中一个是行政官，另一个是资深的旅行家）。阅读伊德里西的著作，看着根据他的文字绘制的地图，似乎可以发现，他并没有特别倚重哪个资料来源。他从每个人那里都汲取信息，并且默然承认他们各自的局限，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他参照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关于地球形状、周长和赤道测量方面的理论，然后又利用托勒密的理论来描述和绘制气候带、推算地图的区域尺寸。

伊德里西在接下来描述70个地区的文本和地图中，不露痕迹地游走于托勒密和穆斯林的资料之间，他对地点的描述和方位的估算，常常和地图上的位置不一致。一章又一章的文字描述给出了每幅地图上各地之间的路线和距离，例如，“麦加到麦地那（或称叶斯里卜）最方便的路线，需要6天‘日程’”，相当于415公里。伊德里西对这条路线的论断，显示他马上从托勒密又回到了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这次是参考了这位前辈在行政和实务上的偏好：

从萨布拉到梅莱（一个休息处，有甜美的泉水），距离27公里。

从那里到希德尔（麦地那居民的集会地，有少量阿拉伯人居住），距离19公里。

从希德尔到麦地那，距离11公里。

麦加的地图并没有强调圣地的重要性，所配的文字描述也没有提到。伊德里西写道：“麦加古城历史太过悠久，其起源已迷失在时间的暗夜之中；它闻名于世，繁荣昌盛，从伊斯兰世界各个角落前来的人们络绎不绝。”对于克尔白天房的描述也同样平淡：“在传统叙述中，克尔白天房是阿丹的居所，由石头和泥土造成，之后毁于大洪水之中，只留下遗迹，直到真主下令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重新修建。” 这既非当时以耶路撒冷为世界神圣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地图”（下一章中讨论）的神圣地理学，也不是以麦加作为中心的巴勒希学派的神圣地理学。相反，这是对自然世界的自然主义描述，充满了奇观和奇迹，但对神圣创世的创始行动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

在谈到哈里发国的首都巴格达时，伊德里西的描述也同样内敛。他写道：“哈里发曼苏尔将这座伟大的城市建立在底格里斯河的西岸，并将周围的土地分成封地，分配给他的朋友和追随者们。” 与此形成直接对比的是，他对基督教王国的伟大城市进行了详细描述，赞叹不已。罗马被描述为“基督教的支柱之一，在大主教辖区中首屈一指”，以古典建筑、繁荣的市场、美丽的广场和包括圣伯多禄大教堂在内的1200多座教堂为人称道。伊德里西还提到了“被称为教皇的君主所住的宫殿。这位君主比所有国王都更有权力；各国国王对他敬若神明。他统治公正，处罚压迫者，保护贫穷和弱势的人，防止滥权。他的精神力量超越所有基督教的国王，他们之中无人敢违抗他的命令”。 如果说伊德里西是刻意贬低伊斯兰城市而抬高基督教地区，以此讨好鲁杰罗，那么这番宣扬教皇权威的描述恐怕并不是国王想要听到的。

但在伊德里西对耶路撒冷的描述中，他的作品开始出现一种微妙的地理学综摄视角。他以纪年的方式描述了这座城市中缠绕在一起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神学历史，不断提到耶稣是“救世主”，讲述了他一生从降生到受难的地理轨迹。在一段关于圣殿山（即伊斯兰教中所谓的尊贵圣殿）的精彩段落中，伊德里西将它描述为

大卫王之子所罗门建造的神圣居所，在犹太教掌权时期是朝圣的圣地。但穆斯林到来后，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这座圣殿，并且将他们驱逐。在穆斯林统治下，圣殿得以扩建，如今这座清真寺在穆斯林中被称为“阿克萨清真寺”。全世界没有一座神殿比它更宏伟，除了安达卢斯的科尔多巴大清真寺；因为根据报告，那座清真寺的圆顶比阿克萨清真寺的大。

这就是犹太教最神圣的圣地，也是伊斯兰教的第三大圣地，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由于先知在异象中骑着一匹飞马从麦加来到耶路撒冷，因此也被命名为“远寺”，随后这里曾短暂作为穆斯林朝拜的方向。但在描述清真寺地基的建筑物时，伊德里西提醒读者，1104年时，“基督教徒抢占此地，并且在本书编撰的同时，依然一直统治着该地”。如同伊德里西在职业生涯中不曾被任何宗教主导，他在《娱乐》中虽然一直都是以穆斯林的身份自陈，但他似乎并不认为应该巩固一种知识和宗教传统占据主导地位。

《娱乐》明显放大了鲁杰罗领地在世界地图上的尺寸。被称为“珍珠中的珍珠”的西西里，比地中海的其他岛屿都大，其统治者被誉为拥有“华美的王权和尊贵的君权”。 但这是迫切的政治需求造成的结果，也是以自我为中心进行制图的典型案例，伊德里西放大了自己及其君主的位置。在更基本的层面，托勒密的几何学和巴勒希学派的神圣地理学都没有在《娱乐》中占上风。伊德里西的地图全都没有比例尺，也没有统一的距离度量单位。和伊本·豪盖勒的地图不同，伊德里西的地图描绘的世界没有“界域”，这个伊斯兰教的术语指一座城市、一个国家或一片大陆的极限、边界、尽头。 鲁杰罗持续多年赞助这个项目，表明他对这种政治地理学表示满意，但对于伊德里西而言，《娱乐》显然具有另外的含义：艾达卜（adab），即对具有启发和娱乐意义的学术作品的高雅而有教养的追求。而艾迪卜（ad ī b）则是指拥有这种追求的人，他们想要了解世间万物，而这本百科全书式的地理学著作是传达这一理念的一种最佳表现工具。

*

被大肆吹捧的“共存”精神，以及目标、观念和信仰的多元文化交流和传播，催生了伊德里西的《娱乐》，但这只是一种短暂的现象。当这种现象在鲁杰罗的晚年开始崩溃时，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成就也就陷入困局，这是因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意识形态分化越来越两极化，令这位身处多语言的基督教宫廷中的穆斯林制图者举步维艰。1147年，伊德里西在编撰《娱乐》时，鲁杰罗大力支持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计划，希望最终将穆斯林赶出耶路撒冷。鲁杰罗一如既往地老谋深算，计划利用十字军东征发展自己的政治大业，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他在那个时代越来越难以回避两种信仰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

鲁杰罗于1154年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古列尔莫一世继任。尽管古列尔莫也像父亲一样慷慨赞助学术，但他缺乏鲁杰罗的政治洞察力。根据古列尔莫统治时期的一份史料描述，“过了不久，所有的平静都渐渐消失”，西西里王国很快陷入惨烈的派系争斗。 或许，就和伊德里西年轻时逃离科尔多巴相似，他明白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他离开了西西里，踏上人生最后一段旅程，回到北非，可能是在休达定居，直到1165年去世，享年65岁。在他离去之时，恰逢穆斯林扩大反抗诺曼领主的行动。鲁杰罗的外甥，身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西西里国王（1198—1250年在位）的腓特烈二世对岛上的穆斯林社群采取了全然不同的手段，驱逐了大批穆斯林。他还穿上十字军的披风，率领第六次十字军东征，最后在1229年加冕为耶路撒冷国王。在他去世的时候，岛上残存的穆斯林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卖为奴隶。诺曼人在岛上的“共存”尝试以悲惨的结局收场，也让穆斯林从此在西西里岛上绝迹。

十二世纪末期，地中海世界的文化边界变动不居，这些移动的边界曾经缔造了友好的学术交流环境，这意味着伊德里西在地理学方面留下的遗产有限。很难想象《娱乐》这部庞大复杂的作品如何从西西里轻松地传遍伊斯兰世界各地，何况，许多穆斯林学者认为伊德里西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后世的一些伊斯兰作家引用了他的著作，复制他的地图，包括著名的北非学者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他的家族也是从慢慢瓦解的安达卢斯逃离的。赫勒敦在里程碑式世界史巨作《世界通史》中将伊德里西的地图和托勒密的作品相提并论，都是对“已开化世界中的山川、海洋、河流”所做的描绘。 此外，伊德里西的作品仅限于在北非的学术圈流通。尽管在1592年罗马出版了一部删节版的拉丁语《娱乐》译本，但它只是被视作一件历史奇珍和伊斯兰地理学落后的证据，无人理会。

二十世纪末，学者们开始重新评估伊斯兰制图学的重要性，伊德里西的声誉才渐渐恢复。若非近年出了一项绝无仅有的发现，伊德里西在制图术上，尤其是他的圆形世界地图的重要性，很可能会越发凸显。2002年6月，牛津博德利图书馆的东方藏书部获得了一部阿拉伯语的手稿，为研究阿拉伯地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并且对有关伊德里西世界地图的既定看法提出了挑战。根据作者提到的政局和朝代，原始手稿应当出自十一世纪，但留下来的是一份十三世纪早期的副本，可能来自埃及。作者的名字至今不详，但这本书的书名被翻译成英语后，让它看起来和伊德里西的《娱乐》属于同样的描述类型，令人好奇。

这本书题为《令人大开眼界的科学奇闻和奇观之书》，用阿拉伯语写成，共有35章，描述了天上和地上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这部著作内附至少16幅地图，描绘了印度洋、地中海、里海、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阿姆河和印度河。其他的地图包括塞浦路斯、北非和西西里。前几章还配有两幅世界地图，一为矩形，一为圆形，两者都独具特色。矩形的世界地图和已知的任何一幅伊斯兰地图都不同。它非常简略，以南方为上，将世界分为两块广袤的大陆，右边是欧洲，而亚洲和没有边界的非洲在左边。阿拉伯半岛尤其显眼，麦加被描绘得像一块金色的马蹄铁。地图上还有刻度尺，与苏赫拉布将世界地图投影到平面的方法十分相似。刻度尺画在地图上方，从右到左直到东非海岸某处为止。尽管抄写的人显然看不懂这个网格（上面的数字标错了），但刻度尺的存在表明，伊斯兰世界地图在测量距离和运用比例尺方面，比我们原先认为的更加先进。

圆形地图让人看起来更加熟悉：至少在6份伊德里西的《娱乐》副本中都有一模一样的世界地图。《奇观之书》中的地图比《娱乐》至少早了一个世纪，这完全颠覆了伊德里西在制图史上的传统地位。至于为什么《娱乐》中会出现这种地图，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可能是伊德里西没有引述来源就复制了地图，并将它放在了自己的著述中，也可能是，后来的抄写者自发地添加了《奇观之书》中的地图，认为这可以很好地补充《娱乐》的不足。考虑到伊德里西的文本从来没有提到过世界地图，再加上这幅地图展现的纯粹是地球的自然地理，与《娱乐》中其他部分对区域性人文地理的兴趣不同，第二种说法似乎更有可能。无论事实如何，《奇观之书》的出现表明，地图和地理学思想在中世纪伊斯兰世界中的传播和交流，比历史学家们曾经所认为的时间要更早、范围要更广。我们对中世纪制图术的理解，不管是哪一个宗教派别的，都还需要继续发展。

《奇观之书》中出现的圆形地图，改变了我们对伊德里西的地理学成就的看法。他的人居世界区域地图的绘制方法，是前现代社会中用非数学方法绘制地图的一个伟大实例，是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也是希腊人和犹太人之间交流的产物。以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绘制传统可能并不客观，但它们追求一种现实主义，用统一的方式绘制空间，并且相对摆脱了当时地图中盛行的宗教修辞。伊德里西的区域地图和他对人居世界中村镇、城市、社群、物产、商路和距离的描述，反映出他试图统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制图术的各种元素，尽管如此，他似乎并不愿意认同其中任何一种宗教的宇宙起源说，也拒绝承认它们声称拥有的普世统治权。

和托勒密一样，伊德里西将绘制世界地图作为一种知识上的演练，是一项由鲁杰罗这样有抱负的赞助者所指派的任务。但真正让他感到兴奋的，是区域地图中蕴含的无限可能性；他拒绝将70幅分区地图汇集成一幅全球图像，因为一定会有人基于不同信仰的信念来质疑这幅全球图像的创制。在此后的整个地中海世界，无论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的宫廷和统治者，都越来越难以接受将多样的地球自然奇观制成地图。到了十三世纪，双方都背离了伊德里西，转而希望地图能为他们特有的神学信仰提供明白无误的支持。尽管伊德里西在地理学上有所创新，但基督徒和穆斯林都不认同他的地图的价值，宗教信仰还是胜过了地理描述。 VknCxpvDlVwK9KTWwjsF+xaq7QaC3nmgrF4zM8/hWzGKazWvewKXvyVClWZZdTG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