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恩伯，名克勤，字恩伯。生于1900年，浙江武义人。国民党陆军上将。

1920年，汤恩伯入援闽浙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浙军第1师排长。1925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27年回国任陆军第1师学兵连连长。1928年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军事教官，继任学生总队大队长，在校期间著《步兵中队（连）教练之研究》，博得蒋介石赏识，自此官运亨通。1930年升任教导第2师第1旅旅长。随即参加中原大战，任第4师副师长兼第18旅旅长。是年冬率部对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进行长达一年的“围剿”，升任第2师师长。1932年在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中遭红军歼灭性打击，汤恩伯因此受到蒋介石撤职处分。不久调任第89师师长，在湖北黄陂一带对苏区进行“清剿”。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后，任第10纵队指挥官的汤恩伯率第89、第4师参与镇压第十九路军。旋即率部进至泰宁、建宁地区，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935年升任第13军军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汤恩伯指挥所部在南口地区抗击日军进攻，予敌重创。1937年10月任第20军团军团长。翌年3月率部参加台儿庄会战。6月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先后参加武汉保卫战、随枣会战。1942年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极力扩充实力，与陈诚、胡宗南分掌重兵，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军事三巨头之一，自封为“中原王”。1944年春，日军发起贯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4月，在豫中会战中所部溃败，受撤职留任处分。9月调任黔桂边区总司令。1945年3月任陆军第3方面军司令官，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

1945年12月，汤恩伯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6年5月任首都卫戍司令。6月任陆军副总司令。1947年春兼第1兵团司令，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共内战政策，率部参加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5月所部整编第74师被全歼。1948年8月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1949年1月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奉蒋介石之命凭借长江天险固守宁沪杭地区。4～5月，所部主力在人民解放军发动的渡江战役、上海战役中被歼，残部溃退厦门。10月由金门去台湾，任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等职。1954年病逝，被追晋陆军上将。

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接见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的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欧洲，苏联收复了全部国土，并把战争推进到德国及其占领区内；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成功地开辟了第二战场。在亚洲，美军在太平洋发起“越岛进攻”，逼近日本本土；中国远征军进行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逐步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开始对日、伪军发起攻势作战，进行局部的反攻。

这一形势迫切要求中国内部加强团结，实现民主改革，巩固和扩大抗日力量，以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然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一党专政及反民主、反人民的政策，企图削弱和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蓄意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国共两党关系进一步恶化。美、英两国认为如果这时中国爆发内战，只会使日本得到好处，便向蒋介石施压，要其“政治解决”国共关系。

为保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就两党关系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美国政府也从其战后利益出发，表示愿意调解国共关系，帮助中国实现民主团结。

此次赫尔利到延安，便是来调处国共关系、推动国共谈判的。他带来了经蒋介石修改同意的名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规定：“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等等。

这实际上是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中共是绝不会答应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

毛泽东之所以将汤恩伯的军队称为“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是源于半年前的豫中会战。时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鲁苏皖豫边区总司令的汤恩伯被日军杀得丢盔弃甲，几十万大军望风而逃。

汤恩伯与蒋介石是浙江老乡，且同在日本留学，自1927年投靠蒋后，深得蒋的喜爱，仅两年时间便由学兵连连长擢升为少将旅长，可谓平步青云。

1938年武汉会战后，时任第31集团军总司令的汤恩伯率部进入河南，负责冀豫边作战任务。1940年，国民党设立鲁苏皖豫四省边区总部，汤恩伯兼任总司令。此后几年间，这位汤总司令既没有指挥所部向日军发射一炮一弹，也没有消灭日军一兵一卒，而是盘踞四省边区，极力扩充势力，拥兵自重。

汤恩伯打着蓄积兵力、准备对日大反攻的幌子，在河南全省及鲁、苏、皖边区横征暴敛，抓夫征粮要饷。很快，他就拥有了第19、第28、第45、第15和第31共5个集团军，并收编了四省边区的游杂部队。当时四省在日占区和蒋管区的地痞流氓、地主武装无不被汤恩伯网罗收编，最高峰时汤部号称有40万大军。

汤恩伯的私欲随之急剧膨胀，认为论地盘辖有鲁、苏、皖豫四省，论兵力手握40万重兵，上有蒋委员长的宠信，下有一帮亲信捧场，就自封为“中原王”。

1941年冬，蒋介石的另一位心腹爱将、“五虎上将”之一的蒋鼎文来到洛阳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成为汤恩伯的顶头上司。

蒋鼎文和汤恩伯是浙江老乡，年龄比汤大五岁，资历也比汤老得多，曾在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兵站总监部任上校参谋，北伐战争时期即贵为师长，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军衔。因此，蒋上将入主河南后，便以老资格的派头对汤恩伯以命令行事。汤非但不肯就范，反而分庭抗礼。于是，两位浙江人为称霸中原大唱对台戏。

1942年，河南大旱，数月无雨，加之遇上严重的蝗灾，以致赤地千里，饿殍遍地，成千上万的百姓背井离乡，沦为难民。

然而，比天灾更为严重的是兵祸。

由于汤恩伯部40万人马的军粮全部强征自地方，河南百姓迫其淫威，只能倾其所有，弄得十室九空。为阻挡日军战车前进，汤恩伯纵容部下大肆抓丁，从北起郑州、东至开封、南至周家口附近，夜以继日地挖掘深沟，沿途树木被砍伐一光，祠堂、庙宇甚至民房都被拆之一尽。对此，河南百姓恨之入骨，将其称作“汤灾”，与水灾、旱灾、蝗虫之灾并列为河南四灾。

1944年初，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屡遭挫败，使南洋各地军队的海上交通线受到威胁。为保持本土与南洋的联系，日本大本营决定孤注一掷，打通纵贯中国大陆的交通线，使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恢复通车，经由印度支那维持与南洋地区的联系，并摧毁沿线地区的中美空军基地，以保护本土和东海海上交通安全。

据此，日本大本营制订了代号为“一号计划”的“打通大陆交通作战”，计划于4月下旬向黄河两岸发动攻势，用1个半月的时间打通平汉铁路，6～9个月打通粤汉和湘桂铁路。为实现这一战略企图，日军在黄河至信阳、岳阳至越南的源山、衡阳至广州的2400公里的漫长战线上，调集了约50万人、1500门火炮和250架飞机。

4月18日零时，日军第37师团等部在河南中牟一带强渡黄河，突破了中国守军的防线，向郑州挺进，从而揭开了豫中会战的序幕。

当时，第一战区拥有8个集团军和1个兵团共17个军约40万人、156架飞机，并得到第八战区一部的支援，兵力远远超过日军，又多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且河南地区有两年未有战事，部队得以充分休整训练，按理说完全可以抵挡住日军的进攻。

然而，身为第一战区最高统帅的蒋鼎文、汤恩伯两人却置大敌当前于不顾，反去忙于争夺对部队的指挥权。他们对于日军的行动既无充分估计，对于自己部队的行动又无周密计划，更无必要的措施，在战斗中又互不配合，因此在与日军接火不久后就来了个全线大溃退，相继丢了郑州、许昌、洛阳等重镇，纵容几十万大军争相往豫西山里撤。

败退下来的部队极其混乱，军纪败坏。别看他们打日本人不行，对老百姓却凶狠至极，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更大的民愤。豫西“土皇帝”别庭芳遗留下来的地方武装刘杰卿及别廷芳的儿子趁机以“地方自治”“守望联防”为名，纠合地方百姓，建立武装，袭击汤部。

已成惊弓之鸟的汤部听到枪声，以为日寇追至，竟至在一声吆喝之下，便缴械投降。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所率的总部直属部队，被地方武装包围在一个土寨中缴了械。王仲廉侥幸逃脱，部队完全失控，四处溃散。就连汤恩伯的卫队也被地方武装包围缴械，指挥部电台丢失。威风八面的“中原王”竟化装成伙夫，才得以逃命。

可悲可恨的是，这种混乱的局面又无形中给日军的进攻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其更加横行无忌，长驱直入。仅仅38天，汤恩伯一败涂地，损兵20万，失城38座，河南全省沦陷。河南人民深恶痛绝，纷纷向重庆政府请愿，控诉汤部在豫中会战中，“官比兵跑得快，兵比日本人跑得快！”

蒋介石气得两眼发赤，一怒之下将汤恩伯撤职。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撕毁停战协定，调集重兵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接着又将战火烧至其他解放区，全面内战就此爆发。

大战初期，蒋介石自恃拥有装备精良的400多万大军，背后还有美国主子的撑腰，根本不把仅靠“小米加步枪”作战的120余万“土八路”放在眼里，狂妄叫嚣要在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从1946年12月至1947年2月，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国民党军在山东战场连吃三个败仗，损兵折将13万之多。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下令撤销徐州、郑州两个“绥靖”公署，组成“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汤恩伯复得蒋介石重用，出任第1兵团司令。

3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改变原来的战略方针，由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改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蒋介石认为“目前山东是匪我两军的主战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战区的主力，则其他战场就容易肃清了”。

为一举扭转全国战局，蒋介石把最大的赌注都押在了山东战场上，抽调24个整编师（军）45.5万人，编成3个机动兵团，由南向北向鲁中山区推进。具体部署是：汤恩伯率第1兵团8个整编师共20个旅20万人，企图首先占领沂水、坦埠一线，尔后与王敬久的第2兵团和欧震的第3兵团通力向北、向东进攻，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或北渡黄河。第二“绥靖”区5个军部署在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泰安以北地区，策应3个兵团作战；第三“绥靖”区2个整编师在峄县、枣庄，为二线部队。

这次，蒋介石真是下了血本，把国民党军“五大主力”在关内的3个主力整编第74师、整编第11师和第5军，全部投到山东战场。尤其是有“看着顺心、守着放心、用着称心”的整编第74师参加对山东的重点进攻，蒋介石心中感到格外踏实。

整编第74师，前身为第74军，是国民党“王牌军”中最耀眼的一颗战场“明星”，被认为是第一等主力中的第一个主力。它有一系列的美称：“御林军”“抗日铁军”“虎贲”师，并荣获国民党军中最高奖励——“飞虎旗”；它经历过一系列的恶仗、硬仗、险仗：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战功卓著；它产生过一系列的名将：俞济时、王耀武、张灵甫，个个骁勇善战。

3月中旬，按照蒋介石的计划，顾祝同指挥汤恩伯、王敬久、欧震3个机动兵团，向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

国民党军吸取了以往作战被各个歼灭的教训，采用“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新战法，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汤恩伯兵团由临沂向北，欧震兵团由泗水向东北，王敬久兵团由泰安向东，企图对华东野战军形成弧形包围态势。

面对重兵压境、强敌云集的严重形势，陈毅、粟裕沉着应战，指挥华野10个纵队在鲁南和沂蒙山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不停地机动，在运动中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以创造战机。陈毅把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耍龙灯”：我军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回旋翻转。粟裕要求华野全军必须树立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思想和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歼灭战思想。

至5月初，华野与国民党军“耍”了一个多月的“龙灯”，诱使汤恩伯、王敬久、欧震兵团25万大军进行了一次千余公里的“武装大游行”，但因其始终保持密集靠拢的队形且行动谨慎，几次交锋，均未达到作战意图。

冤枉路走了不少，却没打上一个痛快的大歼灭战。华野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牢骚怪话也多了起来：“机动机动，只走不打，老耍龙灯”。

这时，国民党军继续向北推进，步步逼近，侵占了新泰、蒙阴等地，形势十分紧张。陈毅、粟裕准备以3个主力纵队南下，插到鲁南、苏北敌后地区，以调动敌人。

5月4日，中央军委指示华野：“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妥。只要有耐心，总有歼敌机会。”

6日，中央军委又电示陈毅、粟裕：“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待敌前进或发生别的变化，然后相机歼敌。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

据此，陈毅、粟裕当即调整部署，将主力东移，后撤一步；并以准备南下华中的第2、第7纵队隐蔽集结于莒县地区，以进入鲁南的第6纵队隐蔽在平邑附近地区，待机配合主力作战。

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见迟迟不能“打掉陈、粟主力”，愈发焦躁不安。得知华野主力东移，错误地判断华野“攻势疲惫”，已无力决战，遂于5月10日下令顾祝同跟踪“进剿”，变“稳扎稳打”为“稳扎猛打”。

顾祝同令旗一挥，命3个兵团放胆向莒县、沂水、博山一线疾进。中央社得意忘形，大叫什么“共军北窜”“泰安以东地区无成股共军”。国民党的《中央日报》更是狂呼：“雄师北指，气吞沂蒙！”

“稳打”变为“猛打”，“逐步推进”变为“全线疾进”。这样一来，国民党军密集靠拢的态势发生了变化，有利于华野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为抢头功，好在“老头子”面前露一手，汤恩伯不待王敬久兵团、欧震兵团统一行动，即以整编第74师为骨干，在整编第25师和整编第83师的配合下，自垛庄、桃墟地区进攻坦埠，企图乘隙占领沂水至蒙阴公路；另以第7军及整编第48、第65师在左右两侧担任掩护。

5月11日，整编第74师经孟良崮西麓，向坦埠以南华野第9纵队阵地发起进攻。

12日晨，陈毅、粟裕作出围歼整编第74师的部署：以第1、第4、第6、第8、第9纵队和特种兵纵队担任主攻；以第2、第3、第7、第10纵队担任阻援；另以地方武装牵制各路援敌和在临沂及临泰公路沿线敌之后方袭扰与破坏。

13日，围歼整编第74师的战斗打响了。

在漆黑的夜幕掩护下，担任迂回穿插任务的华野第1、第8纵队以一部兵力在整编第74师正面实施阻击，主力从其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逼近蒙阴，阻击整编第65师；纵队主力攻占黄斗顶山、尧山、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割断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25师的联系，并歼整编第25师一部，该师大部缩回桃墟。第8纵队主力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割断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83师的联系；一部占领孟良崮东南的横山、老猫窝。同时，第4、第9纵队从正面发起攻击，占领黄鹿寨、佛山及马牧池、隋家店一线，扼制了整编第74师的进攻。第6纵队由鲁南向鲁中飞兵疾进，昼夜兼程，抢占沂蒙公路上的重镇垛庄。

14日深夜，第6纵队借着浓重的夜色掩护，以1个团袭击垛庄。次日拂晓，第6纵队犹如神兵天降，攻占垛庄，全歼守敌一个战斗辎重连。接着，第16师抢占了黄崖山，斩断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25师的联系；第17师抢占了牛头山、大朝山，截断了整编第74师与整编第83师的联系。

至此，整编第74师的所有退路完全被切断，一个铁桶般的包围圈已然形成。它纵然有天大的能耐，也插翅难飞了。

孟良崮是沂蒙山区一个著名的平顶大山头，位于蒙阴东南60公里的芦山山区顶峰，海拔500余米。这里群山连绵，溪流纵横，四季风光绚丽多彩。令人称奇的是，山峰生得古怪，四周陡峭，形同圆柱，顶端平坦，可以种田，当地人称之为崮。崮崮相连，据说有72崮。

当13日晚前沿据点遭到华野攻击时，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张灵甫满不在乎地说：“共军想一口吃掉我74师，他们没有这么大的胃口，恐怕想也未必敢想！”

14日上午，张灵甫得知华野已攻占天马山、马牧池、磊石山等要点，并正向垛庄、万泉山前进，这才感觉不妙：在他的前后左右共发现有5个华野主力纵队的番号，与25师、83师的联系都被共军截断，74师竟然成了一支孤军！

想到此，张灵甫心中不禁打了个寒战，急忙下令全师放弃北进，立即向孟良崮、垛庄方向撤退。

但为时已晚，等到张灵甫派出的部队赶到，垛庄已被华野第6纵队攻占。张灵甫不得不收兵退缩孟良崮、芦山地区。

整编第74师被围，蒋介石惊喜交加。惊的是，粟裕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围歼他的“王牌军”；喜的是，张灵甫的指挥能力无人能及，74师的武力勇猛超群，所处地形利于守不利于攻，必能坚守孟良崮，如左右邻加速增援，便可造成与华野主力决战的机会。

于是，蒋介石急令张灵甫固守待援，严令新泰的整编第11师、蒙阴的整编第65师、桃墟的整编第25师、青驼寺的整编第83师以及河阳、汤头的第7军、整编第48师等部迅速向整编第74师靠拢；并调第5军自莱芜南下，整编第20师自大汶口向蒙阴前进，企图内外夹击华野主力。

蒋介石扬言此乃“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良机”，并派参谋总长陈诚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匆忙赶到临沂督战指挥。

陈诚拼命给张灵甫打气，狂妄地说：“这个战役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我们的辉煌胜利。消灭陈毅所部，我们就能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委座对这个战役抱有很大的希望，我们已经下达最严格的命令，命令外线部队同你们密切呼应，你们也要密切配合，来一个内外夹击，中心开花，尽歼顽敌。”

汤恩伯也为张灵甫打气说：“贵师为全区之枢纽，只要贵军站稳，则可收极大之战果。”

此时，孟良崮地区出现了不同寻常的战场态势：华野以5个纵队包围着整编第74师，国民党军又以10个整编师（军）包围着华野。

这是一场主力对主力、王牌对王牌，攻对攻、硬碰硬的大决战。

15日下午1时，华野发起总攻。

孟良崮已成了双方争夺的最炽烈的战场。空中，国民党空军出动了100多架次飞机，对华野阵地进行猛烈的轰炸、扫射；地面，国共两军的数百门大、小火炮互相对射。炮声隆隆，惊天动地，弹如雨下，山崩石裂，浓烟滚滚，遮天蔽日。整个孟良崮地区，陷入了硝烟火海之中。

整编第74师利用洞穴、石岩、山沟等有利地形拼死顽抗，还不时成群结队地发动反冲锋，与解放军展开肉搏战，用机枪、冲锋枪、手枪、手榴弹对打、对攻，甚至刺刀见红，连枪托也沾上了脑浆。有时双方扭打到一起，牙齿、拳脚、石块都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

混战中，敌我双方阵地变得犬牙交错，我中有敌，敌中有我。每一块岩石、每一个山头、每一处阵地都要经过反复争夺，一再易手，战斗的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在炽盛猛烈的炮火掩护下，华野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多路突击，势如潮涌，逐波冲锋，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之机。整编第74师逐渐支持不住，陷入绝境。

张灵甫此时才慌了神，一面向蒋介石拼命呼救告急，一面倾全力开始突围。先向东南突围，企图与整编第83师会合，结果被华野第8纵队顶了回来。接着又向西突围，企图与整编第25师会合，又被华野第1、第6纵队狠狠地赶了回去。

华野指战员们越战越勇，扫清山麓，突破山腰，奔向山巅，一点点收紧包围圈，当晚就把整编第74师压缩于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狭窄山区。

激战至16日拂晓，整编第74师阵地只剩下芦山、孟良崮主峰等几个山头。

眼看“御林军”要葬身沂蒙山区，蒋介石更是急得六神无主，再次向增援部队发出了最严厉的手令：“如有萎靡犹豫，巡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者定必以贻误战局，严究论罪不贷！”

汤恩伯也向所属各部发出急电：“张灵甫师孤军奋战，处境艰危”，希望发扬“亲爱精诚之无上武德与光荣”“务须击破共军包围，救袍泽于危困，……岂有徘徊不前，见危不救者，绝非我同胞所忍为，亦恩伯所不忍言也”。

在蒋介石、汤恩伯的严令督促下，国民党各路增援部队疯狂地向孟良崮地区攻击前进。华野阻援部队与敌展开了空前惨烈的大血战，挡住了敌军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华野第10纵队在莱芜附近死死拖住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第5军；第3纵队不顾牺牲，在新泰附近拼死阻击国民党另一支王牌主力整编第11师的进攻；第1纵队第1师的1个团和第6纵队第16师在60公里宽的正面阵地上，抗击整编第25、第65师的猛攻，3个团几乎全部打光；第2、第7纵队顶住了第7军和整编第48师的轮番攻击；鲁南、滨海等军区部队则牵制住了整编第20、第64师。

16日上午，华野攻占雕窝、芦山，整编第74师主阵地全部丢失，覆没在即。而此时，整编第83、第25师与整编第74师相隔只有5公里左右路程，其余援敌距整编第74师也只有1日至2日行程，但硬是被华野阻援部队挡在了包围圈外，始终不能越雷池一步。

究其原因，除华野阻援部队英勇顽强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源自国民党军自身的“毒瘤”——派系林立、钩心斗角、互相倾轧。国民党各路援军貌似强大，气势汹汹，攻势如潮，但在是“舍己救人”还是“保全自己”的问题上，都无一例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整编第83师与整编第74师相距最近，炮火已能打到孟良崮，但因该师师长李天霞曾与张灵甫为争夺74师师长之位结下私怨，结果兵力增援变成了“口头声援”——只派了1个突击连象征性地支援了一下，便按兵不动了。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到了。

四面八方飞来的密集炮火，将孟良崮主峰完全笼罩在烈火浓烟之中，炮弹的弹片夹杂着山上的碎石和74师官兵的血肉四处飞溅。在嘹亮激昂的冲锋号声中，华野将士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地涌向孟良崮主峰。

张灵甫早已没有了往日的骄横自负，躲在孟良崮主峰的一个山洞中，声嘶力竭地向李天霞、黄百韬呼救：“李师长、黄师长，赶快向我靠拢、赶快向我靠拢……看在党国的分上，拉兄弟一把！”

最先攻上孟良崮主峰的是华野第6纵队特务团。当他们接近崮顶北侧整编第74师指挥所时，张灵甫负隅顽抗，组织残兵败将进行了最后疯狂的反扑。

副团长何凤山命令战士们用轻机枪、冲锋枪朝山洞内猛扫了一阵，接着又投进了几颗手榴弹。

“轰！轰！”几声爆炸声响过后，洞内传出嘶哑的喊叫声：“共军兄弟们，你们不要打了，张师长已被打死了！”

何凤山等人冲入洞里，只见张灵甫倒在血泊中，呜呼哀哉了。

此役，华东野战军仅用了4天时间，以伤亡1.2万人的代价，全歼了拥有全副美式装备、号称“国军模范”“御林军”的国民党王牌主力——整编第74师。该师3万余人，上至师长、下到马夫，无一漏网。

许多年后，新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将这段历史改编成一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南征北战》，搬上了银幕。

捷报传来，全军振奋，欢声如雷。毛泽东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平时极少沾酒的他竟然找炊事员要酒喝，炊事员大惑不解。毛泽东激动地说：“知道74师吗？它被我们消灭啦！”

后来，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那样果敢、迅猛地消灭了74师，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两个人没想到，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

粟裕脱口而出：“陈诚？”

毛泽东：“不足挂齿。”

粟裕：“何应钦？”

毛泽东：“何足道哉。”

“那是谁呢？”

“第二个没想到的就是我毛泽东！”毛泽东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整编第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南京后，不啻晴天霹雳震动了整个国民党统治中心。蒋介石哀叹“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是“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大事”。

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严厉追究责任。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因玩忽职守、救援不力而被撤职，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从此在军界消失。整编第25师师长黄百韬差点被蒋介石枪毙，最后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出面说情，才改为撤职留任的处分。负有直接责任的第1兵团司令汤恩伯也被撤职。

1948年底，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战略决战的最后阶段。

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胜利在即；华北地区除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外均已解放；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也已解放，各解放区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国民党军精锐被消灭殆尽，只剩下71个军227个师的正规军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只有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国民党在中国的败亡命运已无可挽回。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新年献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响亮口号。蒋介石也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1月4日，毛泽东为新华社起草评论《评战犯求和》，明确将蒋介石列为战犯，拒绝以蒋为谈判对手。而国民党内要蒋介石下台的呼声日益高涨。更为严重的是，美国人已然看出蒋介石对他们已无多大价值，开始在国民党内物色新的代理人。

但蒋介石是不会轻言认输，更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他一生最大的兴趣就是追逐权力，对他来说最为痛苦的事莫过于失去权力。纵观其一生，他的性格确像一根高强度弹簧，千拉万扯也难改其顽韧的特性。

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这个他在政治上失意时总要回去的避风港，“归隐”去了。

蒋介石走了，表面上像闲云野鹤，游山赏水，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这和当年袁世凯削职回项城、段祺瑞下野回合肥一样，是职退权未退，退而不休。

在奉化溪口，当蒋介石逗留在雪窦寺中，或流连于四明山林木泉石之间时，仍操纵着一切。虽然名义上“下野”，但他仍以国民党中央总裁的身份在幕后实际掌控着党政军大权，甚至比在南京时公务更繁忙更紧张了。代总统李宗仁只不过是一具空壳，要不到钱，调不动兵，命令出不了南京城。

在溪口小镇，蒋介石架设了七部电台，昼夜不停地作情报联络，继续进行军政遥控指挥，而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也不绝于途。溪口小镇取代了六朝粉黛的故都南京而成为国民党新的政治中心，蒋介石也成为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下野”对蒋介石来说早已不是第一次，也无所谓了，因为每次“下野”都成为他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契机。当年蒋介石曾两度“下野”，尔后卷土重来。有过这两次经验，蒋介石认为自己还会第三次“复出”。为此，在“下野”之前，他要抓紧时间进行部署，为和毛泽东争夺长江以南，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做好准备。

按照蒋介石的设想，尽管东北、华北、华东已尽为共军所据，但他手中仍有最后一搏的本钱：70万美械装备的大军、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力量和“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这足够阻挡共军南下的步伐，维系半壁江山，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

于是，蒋介石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

别看汤恩伯指挥打仗确实不怎么样，可谓是志大才疏，却能在官场屡屡咸鱼翻身，起死回生。这其中自然有很多诀窍，但有一点至为重要，这就是他对于蒋介石无二的忠诚。就在不久前，他将恩师陈仪准备投共一事密报蒋介石。蒋介石也正是看重此点，才将镇守长江的重任交与他。

陈仪，字公侠，号退素，浙江绍兴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

1893年出生的陈仪，在国民党军政界资历甚深，是一位元老级的人物。早年东渡日本，先后在陆军测量学校、士官学校学习。期间加入光复会，结交了徐锡麟、秋瑾、蔡元培、蒋百里、蔡锷等革命党人，与鲁迅关系甚密。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1917年，再次东渡日本，入陆军大学深造，成为中国留日陆大第一期学生。

陈仪担任过浙江省主席、福建省主席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等要职，曾独揽福建军政大权八年之久，是国民党军政界的一位重量级人物。

1925年，穷困潦倒的汤恩伯经人介绍认识了时任浙军第1师师长的陈仪。因是浙江同乡，加之汤恩伯生得魁伟强壮，谈吐不凡，陈仪很是欣赏，便慨然应允每月资助五十元，供汤赴日求学。汤恩伯感激涕零，立即跪拜于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乃陈老也，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

正是由于陈仪的鼎力相助，汤恩伯才得以东渡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在日期间，汤恩伯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陈仪外甥女黄竞白相识并热恋。两年后，汤恩伯携黄竞白回国完婚，与恩师陈仪又有了亲戚关系。

当时，陈仪已依附蒋介石。汤恩伯便通过陈仪的大力推荐，与蒋介石相识，并逐渐得到蒋的器重，成为蒋的心腹爱将。陈仪对汤恩伯有知遇之恩，汤恩伯也视陈仪为亲生父亲。因此当1949年1月，时任浙江省主席的陈仪准备反蒋时，曾派外甥带着他的亲笔信面见汤恩伯，要其起义。

谁知，汤恩伯出卖了陈仪，派人把信送到奉化交给蒋介石。不久，陈仪被解职扣押。1950年6月18日被蒋介石以“勾结共党，阴谋叛乱”罪枪杀于台湾。

靠出卖恩师，汤恩伯再次获取了蒋介石的信任，被委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重任，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据守长江防线。

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湖北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湖口至上海间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1000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300余架飞机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在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

汤恩伯对守住长江天险信心十足，认为：“共军一贯不打阵地战，他们长于奇袭，我们天上有飞机，江上有兵舰，岸上有要塞，炮火优于共军，对民船偷渡不足为虑。”他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量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沿线，组织新的防御。

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希望它能成为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中国共产党人却坚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

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为实现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总前委依据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南部及浙江全省。

4月22日，国共和谈破裂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立即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人民解放军将士“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随即发起渡江作战。

午夜时分，中突击集团第一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裕溪口至极阳镇100多公里的江面上，分乘数千只木船，乘夜幕扬帆起航。

时逢西北风，船借风力，千帆竞发，万桨击水，劈波斩浪，飞向南岸。先头船距南岸约300米时，国民党军才发觉，匆忙打炮拦截。

顿时，江面波汹浪叠，水柱冲天。早已严阵以待的人民解放军炮兵群立即以雷霆万钧之势齐轰对岸，敌军阵地随即陷入一片火海，火光映红了夜空。

第27军第一梯队在荻港至旧县之间登岸，一举突破国民党第88军防线。第79师第235团1营3连5班所乘木帆船，首先在夏家湖附近登上南岸，成为百万雄师中的“渡江第一船”。

按照过江信号规定，登岸部队立即点灯报信。这时，数十里长江南岸上，红灯闪烁，宛如璀璨群星。先遣渡江大队也按预定要求，在山头、高坡燃起一堆篝火，把胜利的捷报飞传大江南北。

登岸部队如猛虎下山，迅速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汤恩伯如热锅上的蚂蚁，于21日慌忙赶到芜湖部署堵击，急令第99军前往增援。

但于事无补，第99军进抵宣城，第20、第88、第55军等部已放弃江防阵地，在一片混乱中仓皇撤逃。第99军旋即向南逃去。

为逃脱沿江一线部队被分割围歼的命运，以图在浙赣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汤恩伯秉承蒋介石旨意，于22日下午匆匆下令全线撤退：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线退却，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退却，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退却。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树倒猢狲散。国民党留在南京的政府官员纷纷逃向广州、桂林等地。

当晚，第35军在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的接应下开始渡江，进入南京市区。24日凌晨，第35军第104师第312团首先进占总统府，将红旗牢牢插在总统府的门楼上，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

至此，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除上海附近地段外，已彻底崩溃。国民党反动派凭借长江天险负隅顽抗的企图彻底破灭。

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今湖州）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合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不顾疲劳，顶风冒雨，日夜兼程，猛打猛追。

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各一部。

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早已成惊弓之鸟，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

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

5月3日，第7兵团第21、第23军解放杭州，随后向浙赣线奋勇前进，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

7日，第3兵团一部与第7兵团一部在诸暨会师，控制了浙赣线东乡以东地段，完全割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

至此，渡江战役第二阶段任务胜利完成，歼灭了国民党军大批有生力量，使蒋介石、汤恩伯在浙赣线山区组织纵深防御的图谋彻底破灭。

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攻取上海。

位于东海之滨的上海，濒临长江出海处，人口600万，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号称“十里洋场”。它既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蒋介石赖以起家、各种反动势力麜集的地方，还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主要基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汤恩伯集团除一部逃往福建外，余部退据上海，连同原淞沪警备司令部所辖部队，共8个军25个师20余万人，另有海军各种舰艇30余艘、空军4个大队飞机130多架，企图依靠上海的丰富物资和长期筑成的永备工事继续顽抗，同时继续把储存在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其他重要物资抢运到台湾。

30日，蒋介石气势汹汹地赶到上海，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具体策划和部署淞沪决战。他之所以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是有他的打算的。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更为疯狂的计划。淞沪战役一打响，美英等国便不再袖手旁观，坐视国民政府败北，所以他发誓要打好“第三次世界大战导火线”——淞沪决战。

根据蒋介石要死守上海的意图，汤恩伯确定的守备方针是：以海、陆、空军协同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坚守市郊，屏障市区；巩固吴淞，确保海上退路；机动使用江湾、龙华机场，维护空中通道。具体部署为：以第21、第51、第52、第54、第75、第123军6个军共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守备黄浦江以西市区及外围太仓、昆山、嘉兴、金山等地；以第12、第37军共5个师，守备黄浦江以东地区。另以海军第1军区和驻上海空军协同防守。其防御重点置于浦西市郊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和浦东高行、高桥等地区，借以屏障吴淞和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

然而此时上海已成一座孤城，国民党军心动摇，官僚恐慌，就连蒋经国也哀叹道：“如大海中孤舟，四顾茫然”。

为给部下鼓气，蒋介石连续接见团以上军官，忙得“几无一刻休息”，并在汤恩伯的陪同下，亲自巡视上海街头，宣称：“共产党问题是国际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能解决的，要解决必须依靠整个国际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一个准备时间，这个时间也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在远东战场打一年。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六个月，就算你们完成了任务，那时我们二线兵团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

蒋总裁亲自坐镇指挥，汤恩伯更是豪情万丈，牛皮吹得嘟嘟响，扬言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他召集部属训话，称：“总裁指示我们要决心坚守上海六个月，上海是个国际都市，非常重要，只要我们能把上海保住半年，美国就会直接来援助我们，那时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就可整个解决国际共产党的问题，中国的问题也就可以一起解决了。”

为死守上海，汤恩伯不惜血本地在市区与郊县构成外围、主体、核心三道阵地。其中，钢筋水泥筑成的主碉堡阵地3800个，碉堡间战壕相连，壕沟内还可行驶吉普车，半永久性的掩体碉堡1万多座。中央社誉为“固若金汤”。阎锡山视察阵地后，颇有信心地认为至少可以守上一年。蒋经国则称之为“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4月底5月初，中央军委向总前委、华东局、第三野战军发出一系列指示，要求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既要歼灭守军，又要完整地接管上海，以利尔后建设，并保护外国侨民。在军事部署上，要先占领吴淞、嘉兴，封锁吴淞口和乍浦海口，断敌海上退路，防止大批物资从海上运走。

据此，总前委决心以第三野战军所属第9、第10兵团8个军及特种兵纵队近30万人的兵力攻取上海；以第二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国可能的武装干涉。

上海郊区地形平坦，村庄稠密，河流沟渠纵横。国民党守军以水泥地堡为核心，构筑大量集团工事，不便于大兵团机动和近迫作业。市内高大建筑物多而坚固，主要市区傍黄浦江西岸，市北吴淞位于黄浦江与长江的交汇点，是上海市区出海的交通咽喉。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陈毅、粟裕决定首先兵分两路，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吴淞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再围攻市区，分割歼灭守军。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各部队分别向上海外围守军发起攻击。

第9兵团第20军、27军先后攻占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县南桥镇、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对上海形成了包围之势。至14日，在特种兵纵队重炮兵部队的协助下，封锁了高桥以东的海面，部分达到了封锁黄浦江的目的。汤恩伯见侧背受威胁，被迫由市区抽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加强防御。

第10兵团在攻占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后，向月浦、杨行、刘行守军发动猛攻。国民党军依托钢筋水泥碉堡群，在舰炮和飞机的支援下，实施连续反击。15日，汤恩伯又将第21军及第99师自市区调至月浦、杨行、刘行加强防御。

战至19日，第10兵团相继攻克月浦、国际无线电台，肃清了刘行地区的守军。第9兵团攻占川沙、周浦，在白龙港地区全歼第51军，将第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并割断了其与浦东市区第37军的联系，与第10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口之势。

汤恩伯为保持吴淞口出海通路，将第75军东调，增防高桥，依托该地区濒江依海、三面环水、地形狭窄的有利条件，在海空军配合下频繁反击。

第三野战军遂增调第7兵团第23军、第8兵团第25军及特种兵纵队的炮兵第1、第3团各两个营和第2团、战车团，分别配属第9、第10兵团作战，总兵力达10个军30个师及特种兵纵队，近40万人，对上海发起全面攻击。

23日夜，第20、第21、第23、第26军分别从东、南、西三面攻击市区，第25、第28、第29、第33军继续强攻杨行、月浦地区，第30、第31军继续攻歼高桥地区守敌。

24日，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守敌西窜；第27军攻占虹桥镇、龙华镇和龙华机场，挺进至苏州河以南市区边缘；第23军亦进至龙华地区；第26军沿绿杨桥、塘桥攻击前进；第29军攻占屏障吴淞、宝山、江湾机场的月浦南郊制高点。

汤恩伯见大势已去，一面将第75军第6师从高桥调回月浦地区增强防御，以保障吴淞的安全；一面指挥苏州河以北主力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撤逃。他本人于24日率京沪杭警备总部人员从吴淞登上兵舰，向福建狼狈逃窜。

第三野战军指挥部命令各部队立即发起追击，大胆楔入守军纵深，截歼溃逃之敌。至27日，上海市区已全部解放，汤恩伯的几十万精锐部队被消灭殆尽。

上海失守后，蒋介石愈发看重福建及东南沿海的防务，不止一次地强调：“台湾是党国复兴基地，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无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

为此，蒋介石调集国民党军第6、第22、第8、第12兵团在福州、厦门、漳州和闽粤交界地区设防，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闽中、闽南推进，以屏障台湾。同时，他还任命从上海逃出来的汤恩伯为福建省主席，坐镇指挥。

有道是：不是冤家不聚头。毛泽东亲自点将，把进军福建的重任交给了刚刚攻下上海的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司令员叶飞。

叶飞，福建南安人，生于菲律宾吕宋岛，是一员出名的虎将，素有“小叶挺”之称。此次解放军入闽作战，毛泽东知人善任，考虑到叶飞是福建人，又有长期在福建开展游击作战的经验，对福建情况比较熟悉，故选定了叶飞。

能够率大军亲自解放自己的家乡，叶飞格外兴奋。经过周密部署，7月2日，第10兵团冒着酷暑，大举南下入闽。

8月6日，福州战役打响。激战至23日，第10兵团歼敌4万余人，解放了福州市和周围县城9座及军港马尾。

福州既失，汤恩伯重新调整部署，固守以漳州、厦门、金门岛为重点的闽南沿海地区。闽南地区不仅是福建工、商、农渔密集的富庶之地，而且厦门、金门正扼海上要冲，对于台湾安危关系重大，蒋介石也亲自到厦门主持防御部署。

叶飞决定首先攻歼漳州地区及金门、厦门岛外围守军，扫清南下的海陆通道，尔后同时攻取金、厦两岛。9月10日，第10兵团主力由福州、福清南下泉州、安溪地区，发起漳厦金战役。至28日，形成了对厦门岛三面包围之势。

厦门岛是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门户之一，面积128平方公里，东与金门岛隔海相望，西、南、北三面被大陆环绕，最近处与大陆仅相隔1海里，西南与小岛鼓浪屿邻近。该岛东南部多山，北半部为丘陵，地势开阔，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厦门岛上的守军为国民党军第29、第74、第166、第181师和要塞守备总队。国民党军在岛上构筑了以钢筋混凝土永久工事为骨干，以野战工事和障碍相结合的多层次的坚固防御阵地。岛上有坦克、雷达、大口径火炮，并有海、空军火力支援，形成要塞式环形防御体系，企图以此守卫金门、台湾，并作为“反攻大陆”的跳板。

为了给退守厦门的国民党官兵打气，蒋介石率国民党军政要人多次抵厦门巡视。汤恩伯则吹嘘厦门岛的防御“固若金汤”。

10月15日，第10兵团第31军首先对鼓浪屿发起攻击。当晚，从北面攻打厦门的5个突击团，分乘数百只木船，在茫茫夜色中，顺风顺流，箭一般地驶向各自预定的登陆点，对北半部发起偷袭。激战至天亮，突击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厦门岛。

战至16日中午，第10兵团突击部队在10公里宽的正面上，全线突破厦门北半部国民党守军的一线防御，建立了稳固的登陆场。突击部队乘胜向纵深猛插，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地从各突破口登陆。

逃到军舰上指挥的汤恩伯见势不妙，急忙收罗残部，并调集机动部队向北反扑。叶飞命令已上岛的部队，迅速抢占岛腰部的一线高地，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经激烈较量，至16日黄昏，国民党军向北反扑的计划彻底失败，其反冲击部队纷纷南逃。

北半部失守，反扑又未奏效，国民党军动摇了固守厦门的决心，纷纷向岛南溃退，准备下海逃跑。叶飞立即命令登岛各部队大胆穿插分割，追歼逃敌。

17日11时，厦门全岛解放。此役历时两昼夜，共歼灭国民党军2.7万余人。福建大陆基本上已被全部解放，解放军的下一个攻击矛头自然就是毗邻大陆，正扼厦门出海口的金门岛了。

厦门丢失后，蒋介石大骂汤恩伯无能：“娘希匹！厦门工事何等坚固，也只守了两天两夜。”随即命他退守金门。

与厦门岛相比，金门当时只是一个并不知名的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位于厦门以东10公里处，北距大陆也是10公里，全岛形如哑铃，东西宽约16公里，最窄处为岛中部蜂腰地带，仅3公里，南北长约13公里，金门县城位于岛西部。岛东半部为山地，山高岸陡，又多礁石，不易登陆；西半部则是相对较为平坦的丘陵地带，尤其是西北部海岸是泥沙质海滩，是登陆的理想地区。这个荒僻的小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被蒋介石看重，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

当时国民党军并未在金门岛上设防，甚至没有部署一兵一卒。随着福建战事的发展，蒋介石下决心固守金门。因为他明白解放军如渡海攻台，厦门港将是重要的船只集结地，控制了金门，就可以封锁福建主要港口厦门的出海口。蒋介石很清楚，在陆地上已经无法抵挡解放军横扫千里的攻势。可中共没有空军，海军的力量也相当薄弱，他倚恃自己并没有受到损失的海空军优势，可以着意经营福建沿海的几个岛屿作为台湾海峡的第一道防线，也作为将来“反攻大陆”的第一道跳板。到叶飞发起漳厦金战役时，驻防金门的国民党军为李良荣的第22兵团，加上刚从台湾调来的青年军第201师，兵力总数不过2万余人。

金门对于蒋介石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他意识到金门地区部队数量和战斗力均不足以担负起防御重任，同时考虑到汤恩伯自从长江防线及京沪杭守备，直至厦门防卫，迭遭败绩，深恐金门岛也会为其断送，便将他手里的最后一个主力兵团——胡琏的第12兵团从汕头调往金门岛。

胡琏果然没有让蒋总裁失望，率部拼死守住了金门。反观汤恩伯在战斗开始后，急电老蒋：请求撤守，稳定台湾，并想辞职不干。

蒋介石气不打一处来，严词电示汤恩伯：“金门不能有失，尔等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否则军法论处！”

金门虽然守住了，但蒋介石对汤恩伯彻底失去了信任，对陈诚说：“汤恩伯于危难中主退殊失我望，他是嫡系，是我学生，辜负我多年对他的宠信。”

说完，蒋介石叹了口气，授意陈诚将汤恩伯带回台湾。

陈诚问：“委他何职？”

蒋介石摇头不语。

陈诚明白了老头子的心思，便以东南行政长官身份飞抵金门，向汤恩伯传达了蒋介石的旨意。

汤恩伯回到台湾后不久即退出现役，只挂了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战略顾问的虚职，自此淡出人们的视野，抑郁而终。 KE9biqPXFc6ln32QIjOsqtrtBsW/YjOfrrs8i8y31DNkb/N8TjP2aeUlsA8vt+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