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字健生。生于1893年，广西临桂（今桂林）人。回族。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

5岁时白崇禧即入私塾读书，14岁时以全省第六名的成绩考入广西陆军小学，与李宗仁、黄绍竑同学。3个月后因患恶性疟疾被迫退学。1909年考入广西省立初级师范。

辛亥革命爆发后，白崇禧参加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进军湖北，自此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7～1922年任桂军连长、营长、统领。1923年被孙中山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1924年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提出先攻陆荣廷后击沈鸿英之策得手，于1925年结束旧桂系军阀对广西的统治，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1926年3月两广统一，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7军，任参谋长。

北伐战争开始后，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次长代理参谋长。在攻取南昌之际，奉命指挥2个师、1个旅，于滁槎附近追歼孙传芳3个军1.5万余人。1927年1月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部以佯动手段占领杭州。3月兼任上海警备司令，积极参与策划和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8月击败占领南京城郊龙潭车站的孙传芳军，歼孙部6万余人，名声大震，赢得“小诸葛”之称。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祖庵给白崇禧写了一副对联：指挥能事回天地，学语小儿知姓名。

1928年初，白崇禧击败由湖北退集湖南的唐生智部，将其收编为4个军。5月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扩张了桂系势力。蒋桂战争中失败后逃往越南。1930年在蒋冯阎中原大战中参加反蒋军第1方面军，出兵湖南被击败。1932年4月任广西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民团司令，提出并实行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得李宗仁支持，巩固了广西势力地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参与制订对日作战计划。太原失守后，鉴于武器装备敌强我弱，以正规战与敌硬拼难以持久，他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1938年3月，白崇禧协助李宗仁指挥徐州会战，取得了台儿庄大捷。7月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参与指挥武汉保卫战。12月任桂林行营主任，负责指挥第三、第四、第九战区对日军作战。1939年底至翌年初指挥桂南会战，在昆仑关战役中，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攻坚战的胜利。此后主持编写《游击战纲要》一书，提出“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编著了《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提出“为将之道，要能带兵，要能练兵，要能用兵。开诚布公，信赏惩罚，此带兵之道；技艺纯熟，指臂相使，此练兵之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此为用兵之道”，认为军事训练内容由战场需要而决定，应融讲堂、操场、战场三者于一体。

1946年5月，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部长，积极执行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1948年5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华中“剿总”总司令。在国民党大势已去情况下，1949年初仍主张与共产党划江而治。4月任华中军政长官，指挥20余万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中南，所部在解放军发动的衡宝战役、广西战役中被歼。9月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2月由海南岛去台湾。1966年12月2日在台湾去世。

参赞军机、工于心计的白崇禧，因指挥作战常常以谋略制胜，在国民党将领中人称“小诸葛”。

白崇禧一生积极反共，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鲜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第二天，当上海十万工人游行示威时，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白崇禧丧心病狂，竟下令用机关枪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无数。时天降大雨，宝山路上血流成河。

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长征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时，白崇禧指挥桂军和何键指挥的湘军在湘江两岸与红军血战四天三夜，致使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

抗日战争时期，白崇禧出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提出了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与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全面内战爆发后，出任国防部部长的白崇禧积极执行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政策，指挥进攻解放区，与人民解放军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至年底，国民党军精锐已损失殆尽，蒋家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激战正酣，解放了华东大部，平津战役胜利在即，华北地区已基本解放，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均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正式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当时，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

2月27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以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并派刘仲容前往北平与中共接洽，商议和谈的事项。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建立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刘仲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以至于蒋介石、白崇禧甚至连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都视他为共产党员。

刘仲容临行前夕，白崇禧面授机宜：“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说到这里，白崇禧再三强调。

随后，白崇禧拿出了他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并说：“你跟我们十几年，你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会为我们打算的。”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和谈要求十分重视。3月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致中原局的电报：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接。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

3月下旬，刘仲容到达北平。当晚，在双清别墅里，毛泽东接见了刘仲容。

两位湖南老乡谈笑风生，亲热地问候寒暄了一番。话题很快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询问到南京政府的动向。

“依我看，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者，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刘仲容如实地回答。

毛泽东轻轻点头表示赞许，笑着又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怎样？”

刘仲容继续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的‘暗箭’，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东吸了口烟，然后接着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谈话从晚上8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结束。

4月3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了刘仲容。会谈中，毛泽东要刘仲容返回南京，继续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历史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毛泽东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人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补充道：“此次去南京，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在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也到达北平。代表团成员还有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因为刘仲容这次来北平是秘密的，所以同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并无接触。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出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北平。当天下午1时许，刘仲容搭乘这架飞机，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南京。

一下飞机，刘仲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傅厚岗，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接着，刘仲容把一张报纸递给李宗仁。那是4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刘仲容指着头版一篇名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李宗仁认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发，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即叫秘书给何应钦打电话，请他马上过来听一听刘仲容在北平同中共接洽的情况。

“这好吗？”刘仲容满腹疑惑。

“敬之（何应钦的字）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不一会儿，何应钦出现在门口。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这次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你见到文白、邵老了吧？”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李宗仁）派出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到，正向德公汇报。”刘仲容说。

“据你看，共产党有没有诚意？你见到毛先生没有？”何应钦接着追问。

刘仲容如实回答：“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吗？”何应钦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因摸不清何应钦的心思，刘仲容只好含糊其词，“双方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更直截了当些吧。”

9日，白崇禧从武汉匆匆赶到南京后，立即把刘仲容找来问话。

刘仲容又把北平之行的前后经过向白崇禧详细叙述了一遍，说：“当初受您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方面提出了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但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白崇禧气呼呼地说。

刘仲容便又把毛泽东的话讲给白崇禧，特别提到如果和谈成功，成立人民政府，毛泽东将请他指挥国防军。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对刘仲容的讲话显得十分不耐烦，问道：“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马上答道：“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所说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见白崇禧有些气急败坏，刘仲容极力劝阻：“就当前的形势看，我们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进行和谈本来就不易，现在好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啊！”

但白崇禧仍一意孤行，过分迷信他的军事实力，并幻想美国插手援助，甚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对刘仲容的规劝置若罔闻，根本就听不进去。

4月12日，刘仲容飞抵北平，立即驱车直驶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毛泽东边说边点燃了一支香烟。

“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的回答有点无可奈何。

“李宗仁呢？”毛泽东吸了口烟，紧跟着问。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没能很好地完成您交给我的任务……”刘仲容内疚地说。

毛泽东打断了刘仲容的话，“那不关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德邻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13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5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张治中的字）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并宣布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

经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文件于次日返回南京请示。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不久，白崇禧也来到桂林，声色俱厉地表示要与中共血战到底。

5月7日，李宗仁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6月13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时为李宗仁官邸。李宗仁与白崇禧派人把刚由北平飞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领刘斐请到广州来面谈。三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

此时，刘斐已决心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便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执迷不悟，赶快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刘斐对白崇禧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而由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不仅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使他们也好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他们往哪儿跑呢？”

这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但忠言逆耳，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脱口而出：“汉曹不两立，我除同他们拼到底而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白崇禧所倚仗的是手里三四十万能战之兵，自以为凭他的足智多谋和“神机妙算”，完全可以与解放军周旋下去，或许能打出个新局面。

然而，大厦将倾，败局已定，谁也挽救不了国民党败走大陆的命运。

在5月初武汉解放前夕，白崇禧集团由武汉、九江一线撤至湖南、江西省西部，其中以第3、第10兵团共7个军约15万人部署于岳阳、长沙和萍乡、宜春、上高地区，企图迟滞解放军南进。

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指挥集结于鄂东南、赣西北和赣江中游东岸地区的所属第12、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共10个军约43万人发起湘赣战役，决心歼灭白崇禧集团一部。

7月8日，第15兵团一部奔袭奉新、高安，计划包围突出于该地区的白崇禧集团第176师，诱歼援敌。但该师已先期撤退，第15兵团即向西追击；同时，第12兵团经通城，第4兵团渡赣江取捷径直插醴陵、萍乡，对白崇禧集团实施两翼迂回。

10日，第四野战军发现白崇禧集团一部停留于上高、宜丰地区，即令第15兵团停止追击，令第4、第12兵团加速向其两翼迂回。

白崇禧人称“小诸葛”，自然不是浪得虚名。他很快就发觉解放军以重兵向其侧后迂回，于13日下令全线向攸县、茶陵地区撤退。

1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等人，指出：“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地，而以广西的可能性为最大。”“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因为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不会和我作战。因此，你们应准备把白匪的十万人引至广西桂林、南宁、柳州等处而歼灭之，甚至还要准备追至昆明歼灭之。”

次日，毛泽东再次致电林彪、邓子恢、萧克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陈毅、饶漱石、粟裕，对歼灭白崇禧部的作战方针提出补充意见：

（一）基于白匪本钱小，极机灵，非至万不得已绝不会和我决战之判断；基于四野之总任务在于经营华中及华南六省，二野之任务在于经营西南四个省，以及进军之粮食、道路等项情况，我们认为你们各部应作如下之处置。（二）陈赓四个军即在安福地区停止待命，不再西进，待十五兵团到达袁州后，由十五兵团之一个军为先头军向赣州开进。这个军即确定其任务为占领赣州及经营赣南十余县。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然后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部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往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然后，陈赓率自己的三个军入云南。在此项部署下，陈赓四兵团以外之另一个军即由安福地区入湖南，受十二兵团指挥，暂时担任湖南境内之作战，尔后交还刘、邓指挥，由湖南出贵州。曾生两个小师应即提早结束整训，遵陈赓道路或仍走粤汉路东去广州。（三）四野主力除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湖北的重炮部队，留轩赣北的一个军，留置河南的一个军，留置湘西、湘北、湘中的三个军以外，以五个军组成深入广西寻歼白匪的北路军，利用湘桂铁路南进，协同陈赓歼灭桂系于广西境内。（四）上述这种部署，是不为白匪的临时伪装布阵（例如过去在赣北，现在在茶陵，将来在郴州、全州等处）所欺骗，采取完全主动的部署，使白匪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8月4日，华中“剿总”副总司令、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军第1兵团司令官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第四野战军主力和第二野战军一部随即挺进至赣南和湘东北部地区。

白崇禧见大势不妙，立即调整部署，将主力5个兵团11个军31个师共20万余人退据以衡阳、宝庆（今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企图与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集团组织“湘粤联合防线”，并在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集团的呼应下，阻止人民解放军南进，战况不利时再退向广西、海南岛或贵州、云南，或干脆逃往国外。

正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林彪、邓子恢遵照毛泽东关于对白崇禧集团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的方针和部署，统一指挥第四野战军第12、第13、第15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分成中、西、东三路进军华南，同时发起衡宝战役和广东战役。

9月13日起，西路军第13兵团主力沿常德至芷江公路南进，至10月5日解放沅陵、泸溪、溆浦、辰溪、怀化、芷江、黔阳、会同等地，从右翼突破国民党军“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往云、贵的道路。

10月2日，中路军以主力分路向青树坪、永丰、白果市等地展开正面攻击，守军第71军后撤。第12兵团遂派部队向敌后穿插，防其主力南逃。

白崇禧发觉解放军主力南下，急从乐昌、耒阳、郴县等地调第46、第48、第97军等部北上加强衡宝防线，企图会同原在该线的第7军及第1兵团迟滞人民解放军南进。

林彪等人判断，白崇禧集中主力似有在衡宝一线反击的企图，遂于5日令已进至衡宝线以北的中路军主力在现地停止待命；令西路军停止南进，由黔阳、芷江折向宝庆、祁阳之间地区；令第46、第18军西进耒阳、常宁；令预备队第16、第17军向衡阳以北渣江地区机动。准备在衡宝地区迎战白崇禧集团主力反击。

5日晚，中路军主力停止于衡宝线以北待命；而第45军第135师在急行军中未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已楔入宝庆东南灵官殿地区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对其侧后造成严重威胁。

6日，白崇禧集中5个师的优势兵力向135师发起猛烈进攻，准备一口吃掉孤军深入的135师。

身陷重围的135师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能征惯战的部队，其前身可追溯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瑞金团”，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政府警卫团。当年在长征途中，该部曾活动于黔北川南，迷惑和调动国民党“追剿”大军，为主力红军四渡赤水立下汗马功劳。时任135师师长的丁盛，人称“丁大胆”，在战将如云的四野部队里以作战勇猛著称。

战斗就这样阴差阳错地打响了。敌军发起一次次疯狂的冲锋，均被135师顽强击退。激战竟日，双方伤亡惨重，但135师如磐石般牢牢坚守住了阵地。

仗打到这个份儿上，大大出乎双方主帅的意料。白崇禧没有料到丁盛的135师如此难啃，像插在喉咙里的一根坚硬的鱼刺，想吞又吞不下去，想吐又吐不出来。而林彪同样也没有想到135师能以一师之力把白崇禧的主力死死拖住。于是立即命令东、西两路军火速逼近曲江（今韶关）、靖县，威胁广州、桂林。

白崇禧见解放军突破其“湘粤联合防线”左右两翼，并已楔入腹地，心知不妙，立即于6日午夜令所属主力向广西方向撤退，改守湘南新宁、零陵、新田、嘉禾一线。在衡宝地区仅留第14军第10、第62师等部于桃花坪、宝庆间警戒，掩护主力撤退。

7日晨，第四野战军发现白崇禧集团已全线收缩，即令第135师在灵官殿地区坚决进行阻击；令中路军疾速向武冈、白地市、水东江追击；西路军迅速占领武冈、洞口一线，堵击退却的白崇禧集团；第46、第18军和第5兵团主力向衡阳、零陵、宝庆地区疾进。

同日，毛泽东在给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人的电报中指出：“白崇禧指挥机动，其军队很有战斗力，我各级干部切不可轻敌，作战方法以各个歼灭为适宜。”

此时，135师经过连日英勇抗击，打退了桂系起家部队、号称从没打过败仗的“钢军”——第7军的多次进攻，成功地遏阻了敌人南逃之路。8日晚，中路军主力赶到，至9日将第7军军部及其所属第171、第172师和第48军第138、第176师4个精锐师合围于祁阳以北白地市、黄土铺地区。10日，中路军集中第46、第41、第45、第49军从东、北、西三面展开向心攻击。激战至11日上午，除1个团逃跑外，白崇禧的4个精锐师全部被歼，其余的残兵败将也早已成惊弓之鸟，向广西一路狂逃。至16日，解放军共歼敌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和湘西大部地区。

衡宝战役是人民解放军进军中南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战役。此役过后，白崇禧手里的精锐部队所剩无几，与解放军作战的本钱基本输光了。但不甘心失败的白崇禧在撤入广西后，经恢复番号和补充人员，其兵力有5个兵团12个军约15万人，连同10月下旬由广东逃到粤桂边界地区的余汉谋集团残部，共约20万人，企图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铁路及其两侧组织防御，以“确保左右两江，增援黔省，屏障昆明，及支援雷、琼”。

为彻底歼灭白崇禧集团，林彪以9个军及粤桂边纵队等共40万余人的兵力，分三路向广西挺进。

11月6日，西路军从湘西南洞口、武冈出发，于10日攻占靖县、通道，国民党军第17兵团仓皇西逃。西路军展开追击，攻占黔东南榕江、从江等地，于15日楔入桂北。

北路军一部于10日袭占全县县城全州后，主力相继进至湘西南新宁、东安、江永等地。南路军第13军在广东战役后已进至廉江、茂名（今高州）地区，第14、第15军和第43军分别于10日和15日向廉江至信宜一线前进。

此时，进军西南的第二野战军主力已突破国民党军川黔防线，逼近贵阳。白崇禧在处境孤立、西逃无望的情况下，决定乘解放军西、北两路军尚未深入桂境之机，以其主力第3、第11兵团共5个军南下郁林（今玉林）、容县、岑溪，发动“南线攻势”，企图控制雷州半岛，打通逃往海南岛的道路。

11月24日，国民党军第3、第11兵团向廉江、茂名、信宜一线发起进攻，遭到解放军南路军的顽强阻击。同日，毛泽东指出：这是歼灭该敌的好机会，应迅速部署围歼。第四野战军随即发起粤桂边围歼战，南路军以一部兵力在廉江至信宜一线阻击国民党军，主力待机出击；北路军及西路军第39军南下郁林、荔浦、梧州及柳州，攻击国民党军侧后；西路军第38军继续挺进百色；第43军西进参战，加强南翼。

27日，南路军发起反击，并乘胜追击。第43军接连攻占容县、北流、郁林，歼第11兵团大部。30日夜，第43军一部突入博白县城，全歼第3兵团部，活捉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3兵团中将司令官张淦。同日，第4兵团主力占领陆川，即与第43军将国民党军第3兵团所属3个军合围于陆川、博白地区。经两天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

此时，北路军和西路军第39军分别由湘桂边界地区和桂北南下，配合南路军作战，迫使国民党军第1、第10、第17兵团纷纷南逃。

为全歼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解放军在“决不让敌人跑掉”的口号下发起迅猛追击，相继解放桂林、南宁、白色。至12月4日，逃入广西的白崇禧集团主力17.3万余人被歼，第1、第17兵团残部向中越边境地区逃窜，白崇禧本人则仓皇逃往海南岛。往日里神采奕奕、颇为自负的“小诸葛”面容憔悴，两眼无神，声语低沉，完全一副斗败的公鸡的模样。

不久，已是光杆司令的白崇禧逃到了台湾，即被蒋介石委以“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虚职，自此永远地失去兵权，在国民党军界中销声匿迹了。 Of9gZYxDx7gq8qatiMLX6n4lTshoW/973zViUcoudp/HD3/9LVvwp00RJ9esvEl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