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名瑜，字宝珊。生于1894年，甘肃秦州（今天水）人。国民党陆军中将。

1909年，邓宝珊赴新疆伊犁新军当兵。次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1月参加伊犁起义，被官府追捕，潜回故里。1914年到陕西，结识胡景翼、孙岳等革命党人，在华山聚义反袁（世凯）。1916年投身护国运动，在陕南镇守使陈树藩所部胡景翼团任连长。1918年响应孙中山护法，参与发动三原起义，在陕西靖国军第4路任右翼前敌总指挥。1921年任陕西陆军暂编第1师团长。1924年代表胡景翼，与冯玉祥、孙岳联络发动北京政变，后任国民军第2军第7师师长。1925年12月任直隶军务帮办，领衔发表李大钊起草的反北洋政府通电。1926年直奉联军进攻国民军，所部战败，退回陕西。9月，任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旋参与策划指挥解西安之围。12月，任国民军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在西安设总司令部，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刘志丹等亲密合作，聘请邓希贤（小平）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处处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继续同共产党人保持友谊，曾资助发动顺泸起义失败后途经西安的刘伯承。6月，因不满冯玉祥与蒋介石通电合作，离职避居上海。1930年，在蒋冯阎战争中接任第8方面军总司令，讨蒋失败后蛰居上海。1932年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次年冬，改任新编第1军军长。1936年1月被授为陆军中将。西安事变后，邓宝珊应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邓宝珊任第21军团军团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期间，他多次到延安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等晤谈，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协防抗日。1945年6月，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1948年1月，邓宝珊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1949年1月，全权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京）协议，9月，受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和傅作义一道促成绥远起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先后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国防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获一级解放勋章。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病逝。

提起邓宝珊可谓大大有名。他少年从戎，加入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新疆伊犁起义，以后的护国、护法诸役均身临战斗，崭露头角，成为西北名将。

邓宝珊重义守信，见解高明，好读书，喜书画，被誉为善于排难解忧的“儒将”，与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友好合作。

早在1924年，邓宝珊与冯玉祥等西北将领发动北京政变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所领导的中共北方组织就在其所部开展活动。邓宝珊由此与李大钊结识，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

次年，邓宝珊驻兵陕州，为提高部队素质，开办军官传习所，请共产党人担任所长，聘苏联红军将领当顾问。期间，李大钊还派邓宝珊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担任秘书长。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这是一个具有国共合作性质的战时临时军政府。邓宝珊任副总司令，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领导职务。其中由“总部”创办的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骨干，邓小平担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陕西中共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学院副院长。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给予积极的支持与合作。

同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失败。当时，许多曾亲共、联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加入到反共阵营中，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

有道是“患难时刻见真情”。邓宝珊恪守“对朋友，就不能反目”的信条，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无论相识与否，都尽力帮助。

这年初夏的一天，一位面目清秀、戴眼镜的年青人突然找到邓宝珊在西安的官邸。此人就是号称“战神”的刘伯承。

原来，刘伯承在四川举行顺泸起义失败后，当辗转来到西安时，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的路费。刘伯承决定找一向对共产党人友好的邓宝珊帮忙。

果然，邓宝珊虽与刘伯承不认识，仍慷慨解囊，叫葛霁云送去600银元，又开具通行证明。就这样，刘伯承等人顺利经武汉到达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解放后，刘伯承曾专门对这件事向邓宝珊表示感谢。

1934年，邓宝珊任陆军新编第1军军长，驻守甘肃。期间，他搭救过中共陕西省委军事负责人汪锋，会晤、帮助过谢子长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的杨嘉瑞，并为共产党人的兵变开脱，使共产党人免遭杀害。

1935年夏，红25军徐海东部由川陕甘边境向陕北进军。

邓宝珊迫于蒋介石的严令，率部在静宁、隆德等地大筑碉堡、设置封锁线，摆出一副与红军拼命的架式。可当红军绕道而过时，邓宝珊按兵不动，不发一枪一弹。

此时，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野心日益膨胀。民族危难关头，邓宝珊积极拥护共产党提出的“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十分赞同张学良、杨虎城提出的“八项主张”，亲赴西安，与共产党一起为和平解决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期间，邓宝珊出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

位于陕西东北的榆林自古便是军事重镇。它东连晋西北，西经陕西西北部的三边到宁夏，南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北毗绥远伊克昭盟，直通包头、归绥，是晋陕绥边区广阔地域间的一个中心枢纽城市，同时也是阻止日军西进的重要屏障，而且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在陕北仅存的一个据点。

邓宝珊前往榆林时，派秘书汤昭武、副官石佩玖等人前往陕甘宁边区拜会了毛泽东、朱德等人。

毛泽东坦诚地说：“邓先生是我们的好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问题的。请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

驻守榆林期间，邓宝珊安抚地方部队，协调各方关系，积极拥护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主张，多次拒绝蒋介石攻击八路军的命令，有力支持了八路军的抗战。邓宝珊还在共产党所属的陕北绥德设立办事处，派开明绅士刘绍庭担任联络工作，来往于延安和榆林之间，传递信息。萧劲光、高岗等也到榆林回访过邓宝珊，双方达成和平相处的口头协定，建立了抗日合作的友好关系，实现了双方交通、邮政的互通。此外，邓宝珊还置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命令于不顾，保证边区物资畅通，并时常帮助延安采购紧俏物资。

榆林与延安形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树立起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典范。在这一过程中，邓宝珊功劳卓著，与共产党关系日渐加深，联系也愈加密切。共产党把邓宝珊视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优秀分子之一，毛泽东更是大加赞扬，称他为“我们的好朋友”。

1938年5月，邓宝珊路经延安，毛泽东热情相迎。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两人一见如故，谈得很是融洽，不知不觉间一个上午已经过去。午饭到了，毛泽东宴请邓宝珊及随行人员，由中央交际处在机关合作社食堂摆了几桌酒席，李富春、萧劲光、周小舟等人出席作陪。

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举杯祝酒：“延安生活还较困难，我们今天略备水酒，欢迎邓将军及其一行，略表心意。”

当毛泽东讲到共产党与西北军的合作时，说：“西北军的将领许多是爱国的，有与我党合作和民主革命的传统。现在国共重新合作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共同坚持下去，并巩固发展下去，一定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邓先生在榆林，我们一定能合作得很好。”

邓宝珊对此表示很有信心：“这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愿，也是全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毛主席和周恩来先生在‘双十二事变’中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促成了两党重新和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是深得人心的。从此孙总理生前的愿望，有实现的希望了。”

毛泽东一再挽留邓宝珊多住几天，到延安各处去参观、指导。邓宝珊被毛泽东的真挚情谊所感动，欣然决定改变计划，多住几天再走。

不知不觉中，邓宝珊在延安整整住了一周。期间，邓宝珊回访了毛泽东，参观了抗大、陕北公学等，出席了专门为欢迎他举办的文艺晚会和群众大会。延安各界领导人分别到邓宝珊住所与他会面晤谈。

当时，邓宝珊的年仅16岁的二女儿邓幼梅正在延安的陕北公学学习。起初，邓幼梅怕父亲责备，不愿去见。在同学们的再三劝说下，她决定去见父亲，并做好了辩论的准备。

谁知，邓宝珊非但没有责怪，反而在询问了小幼梅的学习、生活情况后，鼓励她要努力上进。后来，邓幼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党做了不少工作。

这次延安之行，邓宝珊初识毛泽东，毛泽东的真知灼见，以及对抗日形势和中国革命前途的分析令邓宝珊折服。而延安的勃勃生机，人们的抗日热情，也给邓宝珊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对他以后政治生涯的转变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此后，邓宝珊经常利用去西安、重庆开会之机，到抗日根据地做客，拜会当地的中共领导人。中共视邓宝珊为贵宾，礼遇有加，安排他参观、看戏。毛泽东与邓宝珊的信件来往频繁，时常互赠礼品。毛泽东送给邓宝珊书刊、延安自制的皮衣，邓宝珊则送给毛泽东炮台牌、三五牌香烟，两人友谊日深。

对于邓宝珊的友好之举，以及对延安的有力支持，共产党人非常感激，把他作为最值得信赖的抗日友军，积极支持他入陕甘宁边区采购粮食、到关中征兵扩军。中共中央关于抗日的策略，以及重大决策的文件、信息也会经常送达邓宝珊处。

1938年12月5日，毛泽东派八路军留守兵团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前往榆林，向邓宝珊报告防务，并附上一封亲笔信：

近日敌侵西北之消息又有传闻，谅尊处早已得悉。不论迟早，敌攻西北之计划是要来的，因之准备不可或疏。高明如兄，谅有同情。特嘱陈奇涵同志趋谒麾下报告防务，并将敝党六中全会之报告、决议、宣言等文件带呈左右，借供参考。倘有指示，概祈告之奇涵。

这封信充分体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对邓宝珊的信任和友好的态度。

同样，邓宝珊以团结抗日为重，对部下与八路军发生的摩擦从大局出发，妥善处理。

1939年夏，邓宝珊所部新11旅与八路军发生摩擦。新11旅驻守三边一带，同八路军留守部队的防区相邻，平时尚能友好相处。但由新11旅的成分比较复杂，国民党反动派对其进行拉拢、分化、挑拨、煽动，企图制造事端。

当时新11旅第1团有个营长率部强占八路军驻定边县城的营房，双方发生武装冲突。结果，该部被八路军包围缴械。

事件发生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大肆渲染，挑拨离间道：“共产党、八路军不讲信义，不给邓先生面子，希望邓先生采取强硬态度，不然共产党还会得寸进尺。”

邓宝珊对此不置可否，因为他信任毛泽东。

没过多久，南汉宸受毛泽东委派到榆林向邓宝珊说明情况，同时八路军也把缴获的人枪送还新11旅。双方言归于好，事件就此平息。

1940年3月5日，毛泽东同王稼祥致电王震，指示：“靠近榆林的米脂及佳县暂时不要边区化，应维持现状。榆林一带是邓宝珊、高双成等许多中间势力的集中地，我们的政策是极谨慎地争取这些中间势力。”

是月下旬，毛泽东托刘绍庭给邓宝珊带去亲笔信。信中，毛泽东向邓宝珊的友好行为表示谢意，同时表达了进一步巩固双方友好关系的诚意。

就在这年冬，蒋介石再次发动反共高潮，指使何应钦、白崇禧发出“皓电”，诬蔑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并强令缩编。

与此同时，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一面调集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一面对邓宝珊采取软硬兼施，企图增兵榆林，从北面包围、进攻陕甘宁边区。

为避免国民党军对延安造成南北夹击的态势，毛泽东通过刘绍庭致信邓宝珊，转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希望他能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日、准备投降日寇的阴谋，坚持反对分裂、团结抗战。

邓宝珊果然不负毛泽东所望，对国民党的分裂行为采取抵制行动。他复电胡宗南进行坚决抵制，称“榆林粮秣困难，维持现有部队尚感不足，如再添一师，势难维持，弟意不调”。

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又通过刘绍庭致邓宝珊书信一封，转达了中共对时局的看法和对邓宝珊寄予的希望。

中共中央在力促邓宝珊坚持民主建国、团结抗日的立场的同时，也非常顾及邓宝珊在国民党中的艰难处境。

1942年，山西新军成立5周年纪念，邓宝珊发电祝贺，对共产党的赞扬和友好态度跃然纸上。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将贺电发表，引起延安极大的不安。

为保护邓宝珊，毛泽东立即致电批评晋绥分局这样的做法是“和我党目前政策不合适的”“足以影响友军之地位”。他又就此事专门致电晋绥分局书记林枫：

新华社晋西北分社十八日将邓宝珊对新军5周年纪念贺电播来延安，除令延安总社不要发表外，请你对晋西北分社及《晋西日报》加以指导。此类电报只能口传，不能发表，以免影响邓宝珊之地位，此外，整个通讯社及报社的新闻政策及社论、方针，分局必须经常注意，加以掌握，使我们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

6月，国民党政府电召邓宝珊去重庆开会，蒋介石知道邓宝珊与中共往来密切，因此在电文中特别指示他不要经过延安，而是绕道宁夏去重庆。

邓宝珊对此十分气愤：“不指定路线便罢了，指定了，我偏要走延安这条路线。”

6月8日，邓宝珊率副参谋长于浚都、《大公报》驻榆林特派记者杨令德及卫士10多人由榆林骑马启程，取道延安赴重庆。

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闻讯后特地派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到米脂迎接邓宝珊一行。

10日，邓宝珊一行到达绥德。中共绥德地委和警备司令部开了欢迎大会，习仲勋亲自主持，徐向前和邓宝珊在会上讲了话。

17日，邓宝珊一行到达延安。延安组织群众、干部特别到郊外列队迎接，邓宝珊非常感激延安方面的盛情款待。

当天，毛泽东在杨家岭新建的中共中央礼堂设宴为邓宝珊接风洗尘。中共领导人朱德、贺龙、林伯渠，民主人士李鼎铭以及邓宝珊的老朋友南汉宸、续范亭等都出席了欢迎宴会，给予邓宝珊规格极高的礼遇。

邓宝珊大步走进新建的礼堂，毛泽东等人迎了过来。这是两人的第二次见面。

不待毛泽东发话，邓宝珊抢先道：“毛先生发胖了！”

“这是由于我们军民搞大生产，丰衣足食所致。”毛泽东颇为自豪地回答，“邓先生的身体也好多了吗！”

邓宝珊毫不掩饰：“这是我戒了大烟的结果。”

对话引得众人阵阵笑声。宴会就在欢乐的气氛中开始了。

宴会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晚会。叶剑英致欢迎词，晚会上演出了《大生产大合唱》《兄妹开荒》等文艺节目。

20日，毛泽东又在交际处宴请邓宝珊。

此时的延安已稍有暑意。宴会前大家围坐院内乘凉漫谈。毛泽东平易近人而又思维活跃，谈吐风趣而又寓意极深，引得满座笑声不断，使人们有如沐春风之感。

当谈到胡宗南以重兵包围边区时，毛泽东幽默地说：“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邓宝珊思索了一下，笑着说：“其中可能有些石子。”

听到此，毛泽东会意地哈哈大笑。

邓宝珊又问：“毛先生贵庚几何？”

毛泽东回答：“鄙人生于清光绪十九年癸巳，公历1893年12月26日。”

邓宝珊很是认真地说：“先生比我长一岁。中国有毛先生这样一位领导，乃民族之福。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我们一定要为毛先生祝寿。”

在随后的几天里，邓宝珊多次同毛泽东单独会谈，特别对国内、国际形势，两人交换了看法。

毛泽东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临近光明的前途，连蒋介石也感到了这个变化。但蒋的反应和对策是加紧反共，而不是积极地与共产党通力合作，以促使抗日战争胜利的极早到来，这是不好的。希垂邓先生与我们合作，要求蒋放弃独裁，实行民主。”

邓宝珊表示：“为民主建国尽最大努力。”

在延安停留二十多天后，邓宝珊一行恋恋不舍地与毛泽东告别，动身前往重庆。

9月6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反共顽固分子大肆诬蔑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做舆论准备。邓宝珊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重庆的。

重庆烦闷的夏季，伴随着国民党的反共喧嚣，使邓宝珊忍无可忍。期间，蒋介石几次找他谈话，让他列席国民党十一中全会。

当邓宝珊最后一次面见蒋介石时，直陈内战是打不得的，并说：“我想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

蒋介石十分震怒，稍停片刻，问邓宝珊：“听说你有个女儿是共产党？”

邓宝珊平静地回答：“是的，思想不同，有什么办法呢？”

蒋介石表面上假装一笑，不置可否。事后大骂邓宝珊有“投共”嫌疑，密令胡宗南对邓宝珊严密监视。

9月底，邓宝珊乘飞机由重庆飞抵西安。

当时，胡宗南正偷偷从其他战场上调集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蒋介石、胡宗南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对邓宝珊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反共。

11月下旬，邓宝珊一行由西安经老家三原再度来到延安。这是邓宝珊的第三次延安之行，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延安。

时值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不久，整个解放区反蒋情绪十分强烈。对邓宝珊的处境，中共中央也是掌握一些情况的，毛泽东特地叮嘱交际处要热情接待，指出：“邓先生是国民党里的联共、抗日派，我们对他的方针不变。他如有困难，我们应按对国民党军队区别对待的原则，给予政治上、物质上的帮助。”

对此，有些同志表示不理解。为说明团结邓宝珊这样的国民党朋友的必要性，毛泽东专门列举了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者不积极与福建人民政府合作的惨痛教训。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工作人员把正在延安养病的续范亭接到交际处，以便他做邓宝珊的思想工作。当年邓宝珊任新1军军长时，续范亭曾在该军任参谋长，两人私交甚深。

毛泽东向续范亭提出对邓宝珊应继续坚持大力争取的方针，并说：“对于国民党里的进步派、顽固派，我们绝不能等量齐观，一定要区别对待。对进步派一定要真心诚意地帮助。”

一天，毛泽东派人到交际处接邓宝珊、续范亭到自己住处谈话，朱德、周恩来在座。毛泽东说：国民党可能采取三个方向，第一个是直接投降和内战方向，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第二个是一面假装抗日，一面积极反共，这条路最终也是行不通的；第三个是根本放弃法西斯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一条生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而努力奋斗。三民主义必须通过三大政策来实现。现在日本的困难越来越大，抗战胜利在望，只须国共两党继续努力了。

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要走一条和平民主建国的道路：“国共两党发生的许多历史事件，邓先生你我是过来人。历史的经验证明，内战的路走不通。蒋介石只有从根本上放弃独裁和内战政策这才是国民党的出路，我们大家必须为此奋斗。”

邓宝珊在延安期间，中共中央给予了热情款待，安排参观边区军民大生产成果展览会，出席劳动英雄大会和文艺晚会。

当邓宝珊参观延安的大生产展览时，更是兴致勃勃，称赞毛泽东“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政策英明。

忽然，一个20余斤重的大南瓜映入了邓宝珊的眼帘，他连连称赞：“只有边区才会长出如此大的南瓜。”

毛泽东不仅在思想上力促邓宝珊思想转变，同时也在生活上关心邓宝珊。

邓宝珊因长期劳顿，体质下降，在延安偶感风寒。毛泽东对他的病况非常关心，除亲自慰问外，还请精通中医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诊脉。

考虑到马上就要进入酷寒的时节，而邓宝珊衣着不备，毛泽东还委托交际处长金城把十张上等的狐狸皮，作为大衣料赠送给他，并专门给金城写了一封信：“狐皮十件，送邓总司令做衣料，请转交为盼！”

邓宝珊在毛泽东和延安有关工作人员的关心照料下，病很快就好了。

中共中央及毛泽东对邓宝珊的接待可谓周到，怕他寂寞，除了请来他的老友续范亭、南汉宸陪同外，还不时为他专门组织文艺演出。这中间还有一个小插曲。

一天晚上，交际处专门为邓宝珊一行安排了一台文艺演出，周恩来、林伯渠陪同观看。

当时边区还处在反对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余波中，内部的审干运动尚未结束，所以在文艺舞台上表演的节目，大多是反映这两个运动的。

抗战剧团演的《血泪仇》反映的是河南人民在水、旱、蝗、汤（恩伯）的灾害下，被迫逃往抗日根据地求生，得到抗日根据地政府和人民热情帮助的情况；延安部队艺术学校演的《保卫边区大活报》是表现边区军民反对胡宗南进犯、坚决保卫边区的；鲁迅艺术学院演的《赵富贵自新》是反映边区军民取得对国民党特务斗争的胜利，争取那些受国民党特务欺骗拉拢的“失足者”，向政府主动坦白取得宽大处理的。这些戏很多内容是公开批判蒋介石的。

演出中，邓宝珊坐在下面显得很尴尬。对每一个节目，他都不鼓掌，但又不得不随着群众的鼓掌声表示赞许。

当杨令德看到剧中蒋介石被打倒，从桌子上栽下来的场面时，说：“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压力太大了。”

事后，周恩来和林伯渠批评了有关人员，说：“你们为什么弄这些节目给他们看？明天另外搞一台戏，再请他们一次。”

第二天晚上，有关部门又组织了一台由延安平剧院演出的老戏，有《棒打薄情郎》《打渔杀家》等。《棒打薄情郎》演到金玉奴被其刚刚高中状元的丈夫莫稽推下水后，就结束了。后面金玉奴被救起，最后又与莫稽团圆的一节统统删去了。

邓宝珊看后非常高兴，称赞道：“这出戏改得好，阶级调和改成了阶级斗争！”

延安之行于12月中旬结束，给邓宝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毛泽东也成了他至诚的朋友。

此后，邓宝珊与毛泽东经常有函电往来，单是毛泽东给邓宝珊的亲笔信就有十几封。邓宝珊的案头经常放着毛泽东著作单行本和延安出版的《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刊物。他读过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和关于辩证唯物主义讲义等油印本，常和部下谈论这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毛泽东精通辩证法，对问题看得远，想得深。邓宝珊曾十分感慨地说：“毛泽东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是马、恩、列、斯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

为进一步加强和邓宝珊的联系，共同将抗战进行到底，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致信邓宝珊，高度评价了他支撑北线，保护陕甘宁边区的功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1945年8月，伟大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大众，和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很快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神州大地，两种命运、两条道路展开了殊死搏斗。

在这场决定中国前途与命运的大搏斗中，每一个人都无一例外地面临着选择。邓宝珊内心深处充满矛盾和斗争，一方面对共产党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廉洁奉公和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十分钦佩，把共产党看作建设中国的新生力量；另一方面对国民党内部普遍存在的贪污腐化、腐败无能，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消灭异己、为个人和嫡系谋私利极为不满，但又寄希望蒋介石迷途知返，为人民利益着想，实现国共合作，和平建国。于是邓宝珊多次抵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同时拒绝了中国共产党要他反蒋起义的要求。

1946年2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这次会议“是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

会上，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狂妄地宣称：“凭我数百万装备精良的国军，一定能在三个月打垮共军，六个月消灭共产党。”

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会场上一片火药味。

见邓宝珊坐在一旁一言不发，蒋介石就问：“你和共产党打交道多年，对他们颇有了解，你的意见如何？”

邓宝珊直言相告：“打不得。第一是经过八年抗战，人民苦难深重，好不容易胜利了，需要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打的话，人心厌战；第二是经过八年抗战，民穷财竭，国力空虚，打的话，经济上会崩溃。”

众将面面相觑。

阴险狡诈的蒋介石假惺惺地说：“有道理。”

但蒋介石并不会因此停下反共的步伐，反而变本加厉，积极调兵遣将，疯狂地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邓宝珊不愿卷入内战的旋涡，便回到陕西三原家中，闭门不出。

这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终于发动了全面内战。

7月底，在胡宗南的再三催促下，邓宝珊返回榆林。等待他的是蒋介石一纸命令：扩建榆林机场。原来，蒋介石正加紧往榆林空运他的嫡系部队，准备大举进犯陕北解放军。

为争取这位多年友好相处的朋友，不致兵戎相见，中共中央立即派刘绍庭去榆林，携带朱德、续范亭的亲笔信，劝阻邓宝珊不要上蒋介石的当，充当内战的炮灰，并希望他选择适当时机归向人民。

邓宝珊毕竟是一名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当时还缺乏摒弃国民党集团转向共产党的勇气，没有做出立即行动的抉择。在蒋介石的严令催促下，邓宝珊还是将机场扩建。事后，他对人说：“如果内战再起，中共若仍用游击战与国军对抗，则无异于以人肉碰钢铁，无论如何是拼不过的。”

毛泽东得知后，不无忧虑地说：“看来北边的朋友交不成了。”

果不其然，胡宗南不久就把整编第36师第28旅空运至榆林，监督邓宝珊执行反共路线。

同年10月，邓宝珊的老部下、新编第11旅旅长曹又参和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总指挥胡景铎分别在三边、横山率部起义。邓宝珊感叹道：“这些年轻人呀，不懂事嘛。这次内战据毛泽东自己估计要打五年至七年，就打五年吧，我们等到三年半再去也不迟嘛！”

1947年3月，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失败后，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当时西北野战军不足3万人，面对国民党军34个旅25万余人的大兴进犯，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胜利，稳定了西北战局。

7月底，邓宝珊突然接到情报：彭德怀率陕北共军主力8个旅，分三路向榆林进逼。

起初，邓宝珊并不相信，“共产党对榆林还用得着这样大兵力，他们要进攻榆林，总应该先派人打个招呼，来一个先礼后兵吧。”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接二连三的情报证实西北野战军由绥德地区北上进攻榆林，邓宝珊的心情沉重下来，马上进行战斗部署。

8月6日，西北野战军发起榆林外围作战，击溃守军1个团，并攻占榆林机场。7日包围榆林城，10日开始攻城。12日，整编第36师师长钟松率该师主力取捷径驰援榆林。当晚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围榆林。

原来，彭德怀这一次使用的是“围城打援”战术，不打榆林，胡宗南的部队就分散不开，分散了才好各个歼灭。

胡宗南果然中计，误以为共军将东渡黄河“逃窜”，于是令刚刚到达榆林的钟松率部经归德堡南下，配合由绥德北上的整编29师等部，企图南北夹击西北野战军。

邓宝珊要比胡宗南更了解共军，对手下人说：“钟松到榆林，连我备下的饭都不吃，就急急忙忙地配合29军，想夹击共军，要把他们赶过黄河，我看是钻彭德怀的口袋去了！”

果不出邓宝珊所料，20日，钟松的两个旅在沙家店全军覆没。

此役，邓宝珊损失了一个团的子弟兵，非常痛心。同时又很不理解解放军发动榆林围城战的战略意义，认为自己尽力避免卷入内战的旋涡，何以解放军还要进攻自己的驻地？

1949年2月，邓宝珊在西柏坡见到毛泽东时，提及此事，称：“我与贵军一向和睦相处，贵军不该打榆林。”

毛泽东安慰道：“从当时西北的整个战局看，还是应该打的。”

尽管邓宝珊在解放战争初期没能及时地站到人民阵线一边来。但是他还是决心：只要有机会，一定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8年初，邓宝珊回到三原家中，静观时局变化。这一年是中国的战争年，是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之年。对蒋介石来说，却是他那生涯起伏的一生中最“触霉头”的一年。

早在年初，蒋介石还曾信誓旦旦地宣称：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大家，在最近六个月以内，国军有绝对把握消灭黄河以南“匪”军所有的兵力，绝不让他们有整师或整旅的存在。可半年过后，情况又是怎样呢？

在东北，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冬季攻势后，直取四平城，迫使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部55万人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地区，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在西北，彭德怀率部取得宜川大捷，瓦子街一役全歼刘戡部4个旅，并乘胜收复了延安，志大才疏的胡宗南40万军队陷于西北，动弹不得；在华北，人民解放军相继发动察南绥东、晋中、冀热察等战役，一时杀得阎锡山、傅作义集团60余万大军人仰马翻；在华东，粟裕的胃口更是大得出奇，豫东一战，竟吃掉了国民党军一个兵团9万余人，生俘兵团司令区寿年，要不是黄百韬拼死突围、邱清泉及时相援的话，恐怕这两个兵团也早已成为粟裕的盘中餐了，直吓得刘峙集团60万大军收缩在徐（州）蚌（埠）一线，不敢轻举妄动；在中原，就连一向声称“不怕共产党凶，只怕共产党生根”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无法阻挡住刘邓大军在大别山站稳脚跟……

“匪”越“剿”越多，兵越战越少，仗越打越背，蒋介石也无计可施，在日记中哀叹道：“最近军事与经济形势，皆濒险恶之境，……盖人心之动摇怨恨，从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正以不可阻挡之势迎来了收获季节。毛泽东曾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

同年底，随着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把国民党军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随即发动了淮海战役。紧接着命令东北野战军隐蔽入关，于12月初发起平津战役。

邓宝珊感到时机已经成熟，起义只是迟早的问题，因此开始在西北方面暗中联络，争取一些地方势力。

平津战役打响后，傅作义自恃手中的几十万大军，可以在华北创个独立局面。但战局急速发展，至12月20日，东北、华北野战军在西起张家口、东迄塘沽的千里战线上，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使其陷入东逃无路、西窜无门、欲战无力、欲守不能的困境。

困守城中的傅作义也开始考虑自己的归宿问题。鉴于各方面的原因，傅作义认为：时局不可收拾，指望蒋介石已无可能，自己也无力保住平、津，北平又是几朝古都，古物众多，如战事一开，必城毁物无，自己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从内心讲，他希望走和平起义的道路。但令他担忧的是，身为战犯，起义后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另外就是他的部下是否会服从，还有就是谁来替他与共产党进行和谈？

就在傅作义举棋不定时，12月22日、24日，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新保安、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主力第35军等部。傅作义赖以支撑下去的实力基本被消灭，真正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一时间惊恐万分。

危急时刻，傅作义想起了老朋友邓宝珊。邓宝珊资历深，地位高，有政治头脑，又与共产党有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友好合作，唯有他能够不辱使命。于是，傅作义派专机将邓宝珊接到北平。

12月28日，邓宝珊乘座的“追云号”专机降落在天坛临时机场，对前来迎接的傅作义说：“宜生兄，我是和你共患难来了。”

是夜，两人促膝长谈，分析时局，一致认为：蒋介石大势已去，和平解决华北问题是人心所向。邓宝珊表示愿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尽力。针对傅作义的种种顾虑，邓宝珊开导说：“只要你决心和平解决，其他一切具体问题，包括你个人前途问题，都由我去谈判解决。”

几天后，邓宝珊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会谈中，邓宝珊表示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1949年1月中旬，傅作义终于下定决心，以邓宝珊作为全权代表，在华北“剿总”政工处处长周北峰的陪同下，前往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

21日，双方达成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傅作义正式向报界宣布协议内容，北平城内的国民党守军20万余人开始向城外移动。至31日，傅作义所部主力全部出城接受改编。古都北平终于回到人民的手中。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不仅在于保护了人民生命和文化古迹，避免了国共两军流血牺牲，还在于为全国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为后来的绥远、新疆、湖南、云南、西康等省的和平解放带了一个好头。

邓宝珊在北平和平解放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

2月22日，经中共中央安排，邓宝珊偕同傅作义前往西柏坡，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亲切接见。

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说：“邓先生，我们是长期合作的好朋友呀，现在，你该回‘娘家’了。你与傅宜生在最后时刻，终于决定接受我们提出的条件，使北平得到和平解放，这是做了一件大好事。这不仅避免了双方军队不必要的流血牺牲和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同时也保护了北平这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从你个人来讲，你出身于劳动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抗战以前几个历史时期，你曾站在人民的一边，后来走了一段弯路，离开了人民。如今你又回到了人民这个‘娘家’，我们更为此而感到高兴！”

邓宝珊深受感动，说：“我这次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点事，也算尽了我一点微薄之力，就算我回‘娘家’的见面礼吧。”

毛泽东高度评价了邓宝珊与傅作义为人民解放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并专门讲到绥远问题，希望二人能为和平解放绥远再立新功。

北平和平解放给绥远的国民党军极大震动。华北“剿总”驻归绥指挥所主任兼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决心仿效傅作义、邓宝珊走和平之路。

对此，8月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问题，“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其办法即为利用靠拢我们的国民党人和我们的人一道组织军政委员会，以为临时过渡机构。这样的国民党人就是张治中、傅作义、邓宝珊”。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傅作义、邓宝珊奔走绥远，力劝董其武接受了和平解决绥远问题的方法。9月19日，绥远国民党军宣布和平起义，投向新中国怀抱。

邓宝珊在包头处理绥远起义时，还同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马鸿宾进行了会晤。在邓宝珊的大力规劝下，马鸿宾于9月23日在银川举行起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宝珊为甘肃人民政府主席。

赴任前，毛泽东专门约邓宝珊谈话，“多年来，蒋介石对你提着防着，不让你去甘肃，因为你是甘肃人，怕你在甘肃掌握了实权。我们共产党人让你去甘肃，因为你在那里人熟，有威信。西北的工作由彭德怀、习仲勋同志负责，你以后跟他们在工作上关系很密切，他们都是很好的同志，容易相处，你没有去之前，是不是先给他们发个电报，有个联系，更好一些，你看怎样？”

邓宝珊说：“主席考虑得很周到，我一定照办。”

“那好，你把稿拟好送给我看一看，我替你发。”

第二天，邓宝珊就把起草的给彭德怀、习仲勋的电稿交给毛泽东。邓宝珊在电文中向彭、习二人问候，并表示如果可以，希望先到一些地方参观学习，再去甘肃。

又过了两天，毛泽东转来了彭德怀、习仲勋的复电：对邓先生表示祝贺和欢迎，并同意邓先生的要求。电文词意恳切，使邓宝珊很受感动。邓宝珊本来因为两次榆林战役时曾和彭德怀、习仲勋在战场上交过手，因而对去甘肃工作多少有些担心，这时候也就完全释然了。

1950年1月3日，邓宝珊飞往兰州就任。

重归故里，邓宝珊激情满怀地投身家乡建设和民族团结工作，深得人民拥护。他工作作风朴实、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在甘肃兴修水利、种树防沙，被人民称为好省长。

邓宝珊虽然长期在西北工作，但一直同毛泽东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次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除了政治上的信任，毛泽东对邓宝珊的生活也很是关心。

1956年，邓宝珊到北京出席人大会议。

一天会后，毛泽东邀请邓宝珊同车前往中南海丰泽园家中吃饭。因为邓宝珊是北方人，毛泽东特意为他准备了面食，并亲自为邓宝珊端饭。

席间，毛泽东还问到他二女儿邓幼梅的情况。抗日战争期间，邓幼梅因患肺病从延安回到榆林休养，不久便去世了。

周恩来说：“我听说幼梅同志临死时曾向你提过一个请求，说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反对毛主席呀！她这临死的一句话你实践了……”

邓宝珊听后感慨万分，潸然泪下。

当时正值苏共二十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邓宝珊就问毛泽东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毛泽东说：“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宝珊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1968年11月27日，“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邓宝珊因病在北京去世。 br03Bvhn9QoI5bpJOGTiv8Uf+yw/SUD8cFNFkx2kJ53I2FOZoKMvZz50JiD/qZ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