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山，字秀芳。1885年生于奉天怀德（今吉林公主岭市）。国民党陆军中将。

1903年，马占山因不满当地劣绅地主的欺侮，离家跑到黑虎山落草。因精明强干、为人豪爽、重义气，兼有一身善于骑射的好功夫，被推举为绿林头目。1904年日俄战争在中国东北爆发，马占山看到家乡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的苦难，决心不再在绿林中混迹下去，寻找为民族建功立业之路。1905年接受清朝官府收编，出任怀德县游击队哨官，从此开始了行伍生活。1911年任四营中哨哨长。

中华民国成立后，马占山所部改编为中央骑兵第2旅，任连长，因作战勇猛递升至团长。1925年起历任奉军第17师骑兵第5旅旅长、骑兵第17师师长、骑兵第2军军长。1928年奉军缩编，改任黑龙江陆军步兵第3旅旅长。次年任黑龙江省骑兵总指挥。1930年调任黑河警备司令兼第3旅旅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马占山被张学良委任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兼代东北边防军驻（黑龙）江副司令长官，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和辽宁、吉林两省相继陷落的孤立困境，于11月4日率部奋起进行江桥抗战，打退日伪军多次进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终因力尽援绝，撤至海伦。17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2月一度屈服于日本关东军的压力，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和伪“满洲国”军政部总长。4月1日从齐齐哈尔出逃，7日抵达黑河，通电反正，重新举起抗日大旗，并致电国联调查团揭露日本制造伪“满洲国”内幕。5月，联合省内旧部和民团、乡勇在海伦组织黑龙江省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被推为总司令，率部在黑龙江省南部、吉林省北部铁路沿线和山林地区打击日伪军，后因孤立无援、寡不敌众，于12月退入苏联境内。

1933年6月，马占山返回上海。见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利、华北危急，便跑到庐山面见蒋介石要求回东北继续抗日，但未获蒋应允，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闲居天津。期间与东北爱国人士杜重远、阎宝航、栗又文等交往甚密，并在共产党员孙达生等人的影响下，表示联络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月被授为陆军中将，12月到西安，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爱国行动，参与了西安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马占山被蒋介石任命为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率部转战晋、绥、陕等省，期间曾在延安住了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的接见，对中国共产党提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进一步了解。1945年6月任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东北抗日胜利果实，设立东北行营和保安司令部，委任马占山为委员。1945年9月初，奉蒋介石之命率部配合傅作义部进犯绥东和察西等解放区。在遭到重创后，以到北平（今北京）治病为由请假。1946年10月，出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但一直在北平养病。直到1947年4月，在蒋介石的多次催促下才来到沈阳就职。1948年8月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称病寓居北平。平津战役期间，蒋介石曾派飞机接马占山去南京。马占山认为国民党政府必败，拒绝南逃，并接受北平中共地下党的要求，邀请邓宝珊来平，一起劝说傅作义和平起义。1950年11月29日在北京病逝。

1939年5月中旬，时任东北挺进军总司令的马占山赴重庆请示蒋介石关于部队的补充和今后作战部署等事宜。8月下旬，在由重庆返回时，他考虑到挺进军的作战和辎重运输曾多次得到延安方面的帮助（当时马占山部驻守陕西府谷县哈拉寨镇），便决定途经延安会见毛泽东。

当马占山一行走到距延安五十里的稻草铺时，忽见路旁有山鸡，便操起猎枪射击。不料，猎枪筒突然爆炸，将马占山的拇指、中指和食指全部炸断。昏昏沉沉的马占山被部下送进了延安医院。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马占山康复出院了。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设宴欢迎马占山。

宴会后，毛泽东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盛赞马占山，是源于八年前发生在白山黑水间那场震惊全国的江桥抗战。

早在19世纪末叶，日本由资本主义发展成帝国主义国家后，即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通过发动甲午战争、参加八国联军侵华和旨在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日俄战争，相继侵占中国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取得在中国驻军、开矿、办厂等特权。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又借口对德国宣战，出兵山东，占领青岛及胶济线，并提出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急欲变中国为其殖民地。此后，日本在政治上日益军国主义化，在经济上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逐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策源地。

20世纪30年代初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给日本以沉重打击，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的阶级矛盾。日本政府为转嫁危机，缓和国内矛盾，摆脱困境，加速了以武力侵略中国的步伐。

继“东方会议”“大连会议”策定《对华政策纲领》之后，1931年6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制定了《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将侵略的矛头直指垂涎已久的东三省。他们一面积极备战，一面大施淫威，逼迫张学良解决“满蒙悬案”，妄图使东北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但张学良态度坚决，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用武力严惩张学良”，遂在东北地区频频挑起事端，先后制造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蓄意为发动侵略战争找借口。

张学良连连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正忙于指挥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的蒋介石于8月16日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在东北如何挑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这就是著名的“铣电”。

张学良非常痛恨日本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加上杀父之仇（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其父张作霖为日本关东军所害），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共戴天的。但他一直认为日本军力强大，中日一旦开战，仅以东北一隅是绝难取胜的，要抗日必须尽全国之力；同时他又幻想事事忍耐、不挑衅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事态扩大，取得西方列强的同情和干预，并把平息中日战争的希望寄托在国际联盟身上。于是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信不疑，并忠实地执行了这一方针，要求东北各军政长官严格遵守。

8月下旬，日本驻朝鲜的两个师团移防到图们江沿岸举行大规模水陆演习；9月上旬，日军在沈阳城北举行军事演习，公然进行武力挑衅；关东军司令部也由大连迁至沈阳。

眼见东北战事一触即发，正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于9月初致电张作相、荣臻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9月18日晚10时许，关东军独立守备队岛本中队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领数名士兵向柳条湖走去。他们一面从旁边观察北大营的兵营，一面选定离兵营约800米往南去的地点，河本亲自把炸药装置在铁轨下，并点燃导火索。随着“轰”的一声巨响，预先埋伏好的日军在坦克掩护下向北大营发起突然进攻。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了。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精心策划，早有预谋的。早在1930年末，关东军便着手选择并确定沈阳柳条湖为事变地点。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拟好“柳条沟铁路爆发计划”，即用炸药将位于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湖南满铁路炸毁，并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发动进攻。计划要求关东军在一夜之内占领奉天城，并乘机大举进攻占领东北全境。

虽说日军早有预谋，但在事变发生时，关东军在东北的部队仅有1个师团和旅顺重炮大队，另有铁路守备队6个大队，全部兵力加起来也只有1万余人。参加进攻沈阳的日军仅是1个联队（相当于团）和2个铁路完备大队（相当于营）。而驻守北大营和沈阳附近东山嘴的东北军有2个旅共计6个团，另外城内还驻有3个警察总队，兵力占绝对优势。因此日军在开始进攻时，仍小心翼翼，用不装引信的炮弹进行试探。见东北军毫无反应后，这才放心大胆地展开攻击。

当时驻守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7旅。当晚事发时，旅长王以哲擅离职守回城里家中过夜。日军发起进攻后，参谋长赵镇藩一面用电话通知王以哲，一面又请示东北军总参谋长荣臻。

正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携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当晚前往前门外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戏演到精彩处时，随从副官匆匆来报，荣臻从沈阳打来长途急电。张学良立即返回医院，接到荣臻的电话报告：“驻南满站的日本联队，突于本晚十时一刻，袭击我北大营，诬称我方炸毁其柳河铁路路轨，现已向省城进攻。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的指示，不予抵抗。”

张学良听后顿感震惊，当即命令荣臻随时报告日军动向。但不久，与沈阳的联系就中断了。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连夜在协和医院召集在京的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

会上，张学良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况，表示“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总期这次的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接，波及全国。”

张学良随即将荣臻的报告内容电告南京国民政府，并请示如何处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的指示：不能打，并告知张学良，外交部已电告国联，听候国联处理。

就在张学良忙于请示南京国民政府的同时，驻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官兵们正面临着一场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

荣臻向张学良请示后，立即向赵镇藩下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然而，在日军屠刀面前，不愿引颈就戮的第7旅广大爱国官兵是万难接受不抵抗命令的。

早在事变发生前，王以哲曾专门召集全旅上校以上军官和情报人员开会，研究对付意外事件的应变之策。经反复研究，会议决定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即：如果日军进攻，在南北东之间待日军进到营垣七八百米的距离时，在西面待日军越过铁路时，即开枪迎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嘴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

此时，日军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万分危急。如不果断采取措施，第7旅将遭全军覆没之灾。生死关头，赵镇藩和第620团团长王铁汉等人毅然下令对入侵日军予以还击。北大营保卫战打响了。

战斗中，第7旅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以劣制装备，英勇抗击武器精良、突然袭击的日本侵略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激烈，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3点多。

第7旅虽顽强抵抗，但终因仓促应战，加之王以哲和另外两个团长事变当夜均不在营中，部队指挥混乱，无法组织起有力的反击，伤亡不断增加。

赵镇藩见败局已定，为避免全军覆没，只好下令突围。按事先订好的计划，第7旅一部由北大营向南、北两面拼死出击，以掩护非主力部队从东面向东山嘴子一带撤退。

经过一番殊死搏杀，第7旅终以伤亡290余人的代价，杀出日军重围，至清晨5时许，安全撤退到东山嘴子一带。稍适休整后，即沿沈海线向东边镇守使于芷山部驻地——山城镇退却。日军仅以24人的伤亡就占领了北大营，只有警察和少量卫队守卫的沈阳城也随即沦陷。

20日上午，张学良召集在京的学者、名流、政客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等27人，商议应变大计。经反复研究，决定仍是听命于中央，依靠国联对付日本。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及南京政府发表通电，大意是：据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将军报告，日本军队9月18日晚10时开始向我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官兵开火。我军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坚持不抵抗政策，没有进行还击。而日军不但缴了我方士兵的械，还纵火焚烧了北大营，这些情况我们已经向各有关当局作了报告……日军公然不顾事实真相，颠倒黑白，诬称中国人炸掉了南满铁路，并声称他们进攻中国兵营是出于自卫，事实并非如此，甚至在日军火烧北大营时，我军都没有进行抵抗。

不久，张学良接到蒋介石密电：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然而，日军并未因此停下侵略东北的步伐。19日凌晨3时55分，日军向长春发起突然袭击。守军得到的命令仍然是“急速撤走，不准抵抗”。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军爱国官兵群情激昂，奋起反击。无奈由于仓促应战，局面十分被动，加之重武器库很快被日军占领，东北军手里只有轻武器，许多官兵甚至是赤手空拳。激战数小时后，东北军伤亡惨重，一部被缴械，一部撤往榆树等地，长春陷落。

从19日起，日军相继攻占营口、牛庄、安东、抚顺、风城、海城、本溪、盖县等城镇。在不到5天的时间里，偌大的辽宁省除辽西一地外，全部被日军占领。驻洮南的东北军洮辽镇守使张海鹏、驻山城镇的东边镇守使兼辽宁省防军第1旅旅长于芷山等一大批东北军高级将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政策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驱使下，纷纷率部投降，甘心沦为汉奸。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熙洽也打着“奉命不抵抗”“避免事态扩大”的幌子，暗中勾结日寇，率部投降，将吉林的大好河山出卖给日本侵略者，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就这样，日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只用不到一周时间便占领了辽宁省和吉林省的大部，下一个目标就是黑龙江省。

当时东北军在黑龙江省驻有省防军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和炮兵团、工兵营、保安队等，共计约3万人。

为了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投降的东北军组成伪军，以张海鹏所部3个团3000余人为先锋，于10月16日沿洮昂铁路向黑龙江省泰来地区发动进攻。骄横狂妄的日伪军原以为可长驱直入，一举荡平黑龙江。但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在嫩江桥附近遭到了东北军步兵第3旅马占山部的迎头痛击。

对于日寇的侵略行径，马占山早已义愤填膺，而且他的老上司、对他有多年提携之恩的吴俊升在三年前（指1928年6月4日“皇姑屯事件”）被日本人炸死了。当时他就发誓要“公仇私恨，必报复之”。面对伪军的大举入侵，马占山指挥所部奋起抗击。双方激战一夜，伪军死伤过半，张海鹏只得收拾残部仓皇南逃。为阻止日伪军进犯，守军将嫩江铁路桥的第1、第2、第5号桥炸毁。

19日，张学良委任黑河警备司令兼东北军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次日，马占山在省城齐齐哈尔新建成的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会后，他分别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北平张副司令、锦州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各省、市及黑龙江省各县发出通电：“占山遵电令于本月20日驰抵省垣，就职视事。当兹边围垂危，千钧一发，牺牲所惜，陨越堪虞，惟望远锡箴视……”表示保卫国土的抗战决心。

为鼓舞斗志、激励将士，马占山亲自致电前线官兵，勉励他们奋勇杀敌，保家卫国。同时发布悬赏购买民族败类张海鹏首级的公告：“张贼叛变，罪止张贼一身，其部下如不反抗国军，决不横加诛连。尔军民人等，如能将张贼活擒来辕献俘，或携其首级来献者，在职军人立即加升二级，并奖大洋一万元，百姓赏大洋二万元”。

恼羞成怒的日军决定亲自出马，进攻黑龙江。27日，日本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以关东军司令官代理名义向马占山提出所谓的最后通牒：要求黑龙江省政府在11月3日前修竣嫩江桥，否则，日方将以实力掩护自行修复。同时，关东军以第2师团第15旅团第16联队主力为主组建嫩江支队，任命滨本喜三郎大佐为支队长，陈兵江桥，准备进攻并伺机夺取齐齐哈尔。

马占山大义凛然，断然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指出：“南满铁路对于洮昂路仅有借款关系，债权者不能代债务者修理工程，且洮昂路并非江省政府所属，不能代为承认由满铁兴修，可由江省政府代为通知洮昴路自行修理可也。”

日寇哪肯善罢甘休，随即又提出：“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至11月3日止，南北两军各由桥梁撤退十公里以外地点，至修竣为止；不承认上述要求或妨碍修理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武力。”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和武力威胁，马占山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策。会上，有人表示日军来势凶猛，不可抗御，主张撤出阵地。马占山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说：“吾奉令为一省主席，守土有责，不能为降将军。且吾出身绿林，位重未阁，亦何惜一死！”

会后，马占山发表抗日宣言，增调本省驻军约16000余人，部署在嫩江桥及以北地区，准备迎敌。江桥位于三间房、泰来之间，是南北交通要冲，洮昂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路。日军进犯齐齐哈尔，必须要首先占领江桥。

11月4日，4000多名日伪军在飞机、铁甲车和野战的支援下，向驻守江桥的东北军发起猛攻。守军在马占山的指挥下，奋起抵抗，首挫敌锋。震惊中外的江桥抗战就此爆发了。

江桥抗战自11月4日开始，至19日结束，历时16天。这是东北军自九一八事变后，第一次针锋相对的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阵地战，也是对抗蒋介石“不抵抗主义”的第一次大反击。

5日，日伪军分三路再次向江桥阵地猛扑过来。守军抱定“人在阵地在”的决心，视死如归，以正面抗击、翼侧迂回的战法，重创敌军，再次将敌击退。据日方统计，此日血战，日伪军共死伤官兵1400余人。

6日拂晓，日军增调的2个大队到达江桥。当日，日伪军携野炮2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列，对嫩江北岸的大兴车站发起进攻。守军顽强抵抗，再次予敌以重创。

江桥抗战以来，这一天的战斗最为激烈。马占山也亲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指挥战斗。守军自早至晚，苦战一天，重创日军，滨本步兵联队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联队也伤亡殆尽。战后，日军哀叹是自到东北以来空前损失的一次。

马占山清醒地认识到形势已愈发不利。连日激战，敌机和重炮狂轰滥炸，工事全部遭到破坏，已无屏障可守；部队孤军奋战，伤亡甚重，一时得不到补充；而日军大批增援部队正向江桥集结，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为保存实力，马占山果断下令放弃大兴车站，连夜向北撤到距江桥50华里的三间房一带，在汤池、三间房、昂昂溪等地设置三道防线，筑壕坚守，抗击日伪军。

在东北军的英勇抗击下，狂妄骄横的日寇屡遭重创，不得不从长春、吉林调集长谷旅团2个联队，天野旅团步、炮兵各1个联队，投入江桥前线。与此同时，东北军苏炳文、程志远一部也由扎兰屯、满洲里开到，加入江桥抗战。

7日，马占山电请国民政府火速予以增援，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决不使失尺寸之地，沦于异族。唯有本我初衷，誓与周旋，始终坚持，绝不屈让。海内明达，其谅鉴焉。”这番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再次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甘屈服、抵御外侮的精神。

是日晨7时，大战重新开始。东北军发起反攻，重新夺回江桥阵地，共毙伤日军600余人、伪军1000余人。双方在江桥再次形成对峙局面。至此，江桥抗战第一阶段宣告结束。

江桥抗战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备受鼓舞，纷纷捐款捐物声援马占山。东北青年学生组织援马义勇军，准备开赴前线，抗击倭寇。

北平救国会致电称赞马占山：“此次暴日侵我黑省，举国同愤，将军保土卫民，孤军血战，忠勇义烈，钦佩莫名，尚祈整饰军旅，继续奋斗，收复失地，还我河山！”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赋诗一首《敬赠马占山主席》：“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规，十二金牌召不回。”

《京津泰晤士报》发表社论称：马占山是“在充满灾难的中国里，中国高级官吏堪称仅有的一人……”

就连肇东一带的蒙古王公也招集兵马，表示愿意听从马占山的指挥，共抗日寇；一再鼓吹“不抵抗主义”的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在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呼声下，不得不传令嘉奖马占山部；连日来一直背负着“失地卖国”骂名的张学良精神为之大振，致电嘉奖马占山：自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和军事总指挥以来，“亲临阵地，威声传播，中外交推”，并任命他为东北边防军驻江副司令，所有驻黑省军队一律归其节制指挥，在江桥“死守到底”。

眼见在江桥损兵折将却没捞得半点好处，日军便改变策略，玩弄其惯用的软硬兼施的伎俩，由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

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

当晚，林义秀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形式交给了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称：“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为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

12日，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所谓的“最后通牒”，提出三点要求：一是马占山立即下野；二是东北军从齐齐哈尔撤退；三是出于保障洮昂线安全之考虑，日军将向龙江东站移动。并限定马占山必须于12日夜12时以前做出答复，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当夜，马占山正式答复日方，称：“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待，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与政权；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国有权，非日本所得干涉；三、昂昂溪站为中国与苏俄合营之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声明‘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语，自相矛盾。且余奉命保守疆土，在未奉到命令让渡与日本前，碍难办到。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马占山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再次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见威逼马占山屈服失败后，气急败坏的日寇调集重兵准备发动新一轮进攻。这时，围困江桥的日军计有步兵第4、第29、第30、第10联队，骑兵第2、第28联队，以及2个野炮兵联队。

12日，也就是本庄繁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的当天，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双方激战一天，日军占领了前后宫地、张花园。

13日下午，日军集中步、骑兵3000余人，在飞机、铁甲车和重炮的配合下，向汤池、乌诺头、新立屯发起猛攻。马占山亲临前线指挥，守军奋勇杀敌。激战一直持续到黄昏，日军进攻多次均无功而返。

14日，日军卷土重来，向汤池蘑菇溪间阵地猛扑过来。守卫阵地的东北军与来犯之敌鏖战达15个小时之久，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锋。

16日，不甘心失败的日军重新集结兵力，在10架飞机、8门重炮和数辆坦克的掩护下，直扑三间房阵地。激战一天，日军再次铩羽而归。

17日，日军第2师团主力等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大兴前线，共集结步兵11个大队、野炮3个大队、重炮1个大队、骑兵2个中队、工兵1个中队，飞行2个中队12架飞机约6000人及伪军一部。

18日，日军在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统一指挥下，以第15旅团、混成第39旅团第78联队等部为右翼队，第3旅团等部为左翼队，在炮兵和航空兵支援下，分由孤店、汤池向三间房主阵地发动全面进攻。

凌晨3时，日军先以重炮对三间房阵地狂轰滥炸。8时许，日军发起总攻击。三间房阵地上，弹如雨下，火光冲天。

马占山亲率所部拼死抵抗，“双方激战甚烈，血肉相搏，我军伤亡之极大”。但东北军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枵腹血战，拼死肉搏，击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疯狂的进攻。

血战至黄昏时分，守军终因连日鏖战，只剩下4000余人，弹尽粮绝，渐不能敌，三间房、大兴防线相继失守，省城齐齐哈尔已无险可守。

马占山在伤亡惨重、求援无望的情况下，为避免全军覆没，被迫于当夜下令撤出阵地，向海伦方向转移。撤退前，他接到大汉奸张景惠的诱降电话：“无论如何，兵士先退，君可不退，留在省城，与日军从长计议。”马占山断然拒绝，表示：“占山自信系一好男儿，绝不降日本；阁下如降日本，则人各有志，不必相强。”

19日晨，日军占领齐齐哈尔。

江桥抗战是东北爱国官兵自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伟大壮举，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他们在内缺弹药、外无援军、装备低劣的困境中，坚守江桥十余日，使日军集中数万精兵对此弹丸之地却久攻不下，并屡遭重创，损兵折将数千人，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牺牲、抵御外侮的精神。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振奋了民族精神，使越来越多的中华儿女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

战后，著名的《国际协报》曾评论道：“马占山及黑省一般将领，将来纵因不能敌，终归失败，其丰功伟绩，在中国历史上，亦终有不能磨灭湮灭者也。”

1932年10月出版的《九一八周年痛史》一书中对江桥抗战作了高度评价：“沙塞孤军，苦战半月，开我国反日民族战争之先声，振全国抗日救国之精神，所关甚大，虽败犹荣。”

江桥抗战使马占山一战成名，成为著名的抗日将领，并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充分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马占山寓居北京，因身体多病一直深居简出，但毛泽东并未忘记这位抗日英雄。

1950年6月的一天，马占山突然接到毛泽东托人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出席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一届二次会议。遗憾的是，此时马占山已重病缠身，无法参加会议。

11月，病入膏肓的马占山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立下遗嘱：“我亲眼看见我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之领导下，全国人民获得解放，新民主主义已顺利实现，人人安居乐业。我生平中之新型国家，已建设起来。我虽与世长离，但可安慰于九泉之下。我嘱尔等务须遵照我的遗嘱，在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诚心诚意去为新中国的建设努力奋斗到底，实事求是做事为人，不可稍懈。” GlanExAvDpXLDXkuFY7WUOYAqU2AiMpSKES3UGLEPBv5QkwkAJE8V0NkWP0ODn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