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字俊如。生于1897年，安徽合肥人。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1912年，卫立煌在安徽和县革命军当兵。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先在孙中山身边的卫队当兵，后由排长递升至团长，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孙中山赞许他勇敢善战，还送他一张亲笔签名的照片。

1925年9月，卫立煌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3师第9团团长，率部参加讨伐陈炯明的第二次东征。1926年7月参加北伐，由广东入闽作战，升任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翌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45师师长。次年7月率部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6月任第14军军长，率部“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攻占豫皖区军政中心安徽金家寨。事后蒋介石将安徽省的六安、霍山、霍邱和河南省的固始、商城五个县的部分地区划出，以金家寨为中心成立县制，称“立煌”县，并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剿共”总指挥。1933年12月任第5路军总指挥，率部参加镇压福建事变。1936年6月任徐海“绥靖”分区司令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卫立煌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3个兵团在山西忻口抗击日军第5师团等约5万人的进攻。在会战中，指挥所部奋勇作战，坚持近20日，毙伤敌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的锐气。朱德称颂他为“在忻口战役中立下大功的民族英雄”。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视他为“支那虎将”。1938年2月，卫立煌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4月访问延安，受到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更加增强了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1941年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代司令长官。次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中印公路。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美国《时代周刊》曾在封面刊登卫立煌策马扬鞭的照片，赞誉他为“常胜将军”。

1948年1月，卫立煌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所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中惨败，逃亡南京，被软禁。1949年初秘密去香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致电祝贺。1955年3月回到北京，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赞誉他是“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

1938年初，日军集结4个师团10余万大军，气势汹汹地由太原南下，妄图一举拿下山西全境，进而占领整个华北。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前敌总指挥卫立煌为阻击日军南进，将主力部队摆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战法，进行忻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经过十余天的浴血奋战，日军没能从正面突破，便采取迂回战术，从侧面进攻。日军在攻占东阳关后，重新集结兵力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前锋直指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守卫韩信岭的卫立煌部顿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危急关头，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正太路、娘子关地区积极出击，破坏日军的交通补给线，阻击日军的攻势，配合卫立煌部进行突围。

卫立煌采纳了八路军的运动战法，将主力10多个师化整为零，分成数路，巧妙地跳出了日军包围圈。由于战况紧急，卫立煌一直坐镇霍县指挥部队突围。等到主力安全撤退到晋南的中条山一带时，却发现自己已被阻隔在敌后，只得率指挥部及一个警卫团渡过汾河，进入西边的吕梁山脉。

日军在打通同蒲路后，就把汾河上的桥梁全部炸毁。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突围，已是万分困难。参谋处拟订了几种转移到晋南中条山的行军方案。其中，有一种方案是由晋西渡黄河，假道陕北，再经西安到河南渑池，渡过黄河到达晋南的中条山区。按照卫立煌的倔强性格，宁可冒着日军飞机跟踪轰炸的危险，也要强渡汾河，与主力会师。但参谋长兼第9军军长郭寄峤则倾向假道陕北的方案。

其实卫立煌也明白假道陕北自然是一条最为安全稳当的路线，但那可是蒋委员长眼中的“匪窝”啊！他深怕引起蒋介石猜疑，一时顾虑重重，进退维谷。

卫立煌的顾虑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作为一员剽悍的勇将，他为蒋介石拼死拼活打了十年内战，屠杀过不少共产党人。

1932年，时任国民党军第14军军长的卫立煌亲率1个师攻占了鄂豫皖苏区军政中心——金家寨。蒋介石喜出望外，亲自前去表彰，同时为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特地下令将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一时间，卫立煌名声大噪，成为国民党“五虎将”之一、蒋介石手里的一张“剿共”王牌。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率嫡系部队第14军开进山西。

蒋介石此举可谓用心良苦。其一，在全国抗日呼声日渐高涨的形势逼迫下，蒋介石不得不暂时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摆出一副坚决抗日的样子，把卫立煌这样善打硬仗的猛将派到华北前线，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战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一向以反共著称，自然不会同共产党合作，当然共产党也不会信任他，因而不会有被中共“赤化”之虑。这样卫立煌坐镇山西，既可以起到监视、钳制，甚至消灭山西境内八路军的作用，还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致进攻陕甘宁边区。其三，“表里山河”的三晋一直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多年来被“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盘踞着，蒋介石想借机将嫡系中央军派驻山西，与晋绥军抢占地盘。

但这一次，蒋介石的如意算盘落空了。

卫立煌来到山西后的半年多时间里，不止一次地听说八路军对日军作战勇敢顽强。先是八路军第115师取得平型关大捷，一举歼灭日军板垣师团千余人，打破了自抗战爆发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后在太原保卫战中，八路军各师连续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伏击战的胜利，以伤亡300多人的代价，歼敌1800余人。对此，卫立煌十分钦佩，盛赞“八路军是真诚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并电话通知在西安的办事处负责人吴海德，购置上万元的慰问品送给八路军。这次韩信岭突围战斗中，卫立煌的指挥部曾在石楼、白儿岭一带几遭日军围歼，幸亏八路军顽强顶住了日军的攻击，才使他化险为夷。

就在卫立煌拿不定主意之际，他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随口敷衍说：“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见卫立煌有些动心，赵荣声乘机劝道：“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议论。如果不抓紧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卫立煌听后默默不语。

第二天，卫立煌叫赵荣声把最近几期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并给他准备到延安去讲话的演说稿子。

赵荣声兴奋地问：“总司令决定去延安了？”

“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卫立煌仍是举棋不定，没有最后明确表态。

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机会不期而至。蒋介石致电卫立煌，通知他立即到洛阳开会。

既然有了委员长的手谕，为争取时间，取道陕北南行就成为合法的行动了。于是，卫立煌兴奋地告诉随从人员：“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会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得知卫立煌将路经延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极为重视，特意指示组成专门的班子，认真接待卫立煌一行。毕竟卫立煌是第一个到延安的国民党战区长官一级的高级将领。

在延安的一些同志对此表示很不理解：想当年，卫立煌双手上沾满了鄂豫皖苏区军民的鲜血；现如今却又成了贵宾，还要好吃好喝地招待。

毛泽东解释说：“不管怎么说，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争取他。同时，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我第十八集团军的上级。从上下级关系考虑，若能争取其支持我军，则对我军的处境，对华北、西北抗日根据地都会有很大好处。所以，欢迎一定要隆重、热情，招待的规格一定要高。同时此人官气很重，生活很考究，应注意礼节和照顾好他的生活，使他感到我党的诚意。”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召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交际处处长金城及有关工作人员开会。会上，滕代远传达了中共中央对卫立煌的近况和来延安目的的分析，以及接待的方针。与会人员对如何接待卫立煌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和具体部署。

关于住的问题，当时来延安的客人一般都住在交际处招待所。此次迎接卫立煌非同一般，必须安排在延安城里最好的房子——天主教堂。这个教堂是由外国人建造的，位于延安城十字街口东北面，坐北朝南，砖瓦结构，内有地板，设备考究。关于吃的问题，相对住房来说比较好解决，将延安最好的饭馆——机关合作社搬到教堂对面路南的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以便将热菜热饭及时送进教堂里。同时，组织延安各大机关的干部、学校的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在延安城外列队迎接卫立煌一行。

4月17日，天刚蒙蒙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浩浩荡荡由延水关出发，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车队由十几辆大卡车组成，满载着总指挥部里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个特务营和一个新成立的战地工作团。走在车队最前面的是两辆黑色小汽车。第一辆小汽车中坐的是卫立煌、郭寄峤、副参谋长文朝藉和交际副官罗香山。第二辆小汽车中坐的是第9军参谋长杜凤翥、随从副官张学诚、秘书赵荣声和一个卫士排长。

大大出乎卫立煌及其随行人员意料的是，离延安城还有三十里的地方就到处可见用花花绿绿的彩纸写的标语，上面写着“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口号。车队刚到延安城外，远远就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车队一到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口号声此起彼伏，非常热烈。见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场面，卫立煌等人深受感动。

车队抵达城门不远处停下，卫立煌等人走下汽车。滕代远、萧劲光、金城等人迎上前去，陪伴卫立煌一行走过贴满标语的城门，穿越夹道欢迎的人群，来到城中早已收拾一新的大教堂门口。

此时，毛泽东迎出客厅房，和卫立煌等人亲切握手。

寒暄过后，卫立煌由衷地称赞八路军：“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面带笑容，称赞道：“卫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谈话在友好、和谐、欢快的气氛中进行。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

这次为了接待好卫立煌一行，延安交际处可谓倾其所能，把所有能找到的好饭菜全部端上了宴席。

别看卫立煌官居国民党战区副司令、贵为陆军上将，山珍海味早已吃遍，但自从入晋以来，就一直同日寇苦战，好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了。更何况这段时间被困于晋西，物资奇缺，已到有什么吃什么的地步。没想到在这里见到如此好的饭菜，卫立煌真是欣喜异常，向毛泽东连连表示谢意。

饭后，卫立煌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并向抗大师生作了即席讲话。为欢迎卫立煌的到来，当晚，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各界代表达数百人之多。

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入场时，到会人员起立鼓掌数分钟之久。欢迎晚会由李富春主持。

首先，毛泽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光临指导。卫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

深受会场热烈气氛感染的卫立煌当即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南北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缺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没有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

最后，卫立煌对陕甘宁边区极为赞扬，认为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例子更加发扬起来。

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并排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次日天刚放亮，卫立煌一行离开延安，乘车向西安疾驰而去。滕代远、萧劲光、金城等人受毛泽东的委托，亲自将卫立煌送到三十里外，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一路上，卫立煌与郭寄峤等人在谈话中对此次延安之行表示非常满意。对于毛泽东所提八路军缺少弹药的问题，卫立煌认为自己既已答应帮助解决，就应该履行承诺。更何况他认为八路军抗战有功，本来就没多少弹药，还要打日本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理应补给。

19日，也就是卫立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他亲自来到位于北大街的第14集团总司令部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一百万发，手榴弹二十五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交给自己的老部下、第14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

卫立煌严肃地说：“我是前敌总司令，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很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

接着又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

杲海澜据实以告，“还有几百箱吧！”

卫立煌当即下令：“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

在当时，牛肉罐头可是稀有食品，部队一般吃不上，整个第二战区才有几百箱，而卫立煌一次就批给八路军如此之多，可见他对八路军的友好。

没过多久，这批数目巨大的军用物资就从西安新城附近的后勤部仓库装上卡车，火速运往八路军总部。

卫立煌给毛泽东的这份厚礼的确不轻：除100万发七九口径汉阳造步枪子弹、25万枚手榴弹、180箱红烧牛肉加黄豆罐头外，还有3个师的夏装、50部电话机、1部10门的电话总机和1部20门的电话总机，以及部分医药用品。这些物资对于缺衣少药的八路军可谓是雪中送炭。

对此，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毛泽东也没有忘记。1960年，卫立煌在北京逝世。悼词中这样写道：“在抗日战争初期……亲眼看到共产党和毛主席团结抗日政策的英明伟大，亲眼看到八路军对敌英勇斗争，得到了许多启示和教育，同八路军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对日的斗争。卫立煌同志对于抗日是有功的，他当时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道的。”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多次对赵荣声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办法。”同时，卫立煌开始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重点文章。

这年7月，卫立煌认真细读了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

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毛泽东高屋建瓴地指出：在这场战争中，中日双方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而这些特点从根本上决定了中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毛泽东更高明之处还在于他根据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力量对比及发展趋势的深入分析，科学地预见到持久战将经历三个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相持阶段、战略反攻阶段。《论持久战》的分析和论断，几乎完全被后来的战争实践所证实。

卫立煌读后深受启发，逐渐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对毛泽东钦佩之至，同时和朱德密切交往。

这年10月，武汉沦陷，标志着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此时，日军一面加紧对国民党诱降，一面把重点转向解放区战场；而蒋介石虽说已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但消极抗日同时又企图妥协谋和，实行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这样，日本侵略者与国民党当局在反共这个交叉点上便找到了共同语言。大批国民党军将领率部投敌，一时间，降将如毛，降官如潮，大搞“曲线救国”，其实质就是反共。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公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反动方针。紧接着又秘密颁布了《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等多项旨在限制和迫害共产党的政策措施，致使反共乌云四处翻滚，军事摩擦屡有发生。仅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摩擦”就达150余起。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在山东博山太河镇、河北深县、河南确山竹沟镇、湖南平江和湖北新集等地，发动武装袭击，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案。

“风起于青萍之末”。国民党制造的一系列流血惨案和武装“摩擦”，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反共逆流即将掀起。

11月，国民党六中全会进一步确定了将政治限共为主转为以军事限共为主的方针，抗战以来第一次反共高潮随之而起。

从12月起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晋西、晋东南、冀南、冀鲁豫以及陕甘宁边区向八路军和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发起了猖狂进攻。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八路军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被迫进行了自卫斗争，狠狠地教训了国民党顽固派。

3月，国共双方军队在太行山区摩擦日渐紧张。朱怀冰指挥第79军进攻八路军，遭到坚决反击，眼见就要全军覆没，便给时任冀察战区总司令的卫立煌发了封十万火急的求救电。卫立煌不予理睬，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增援，结果朱怀冰所部3个师1万多人被八路军歼灭。

15日，毛泽东致电卫立煌，指出：“目前抗日局面必须维持，国共合作必须巩固，此为国人所期望，亦先生与弟之素志，延安面叙之意，固始终如一也。唯地方摩擦事件日益加多，如不加以调整，实于抗战不利，除电八路军诸同志注意外，请先生亦作合理之处置，俾一切争论问题得以和平解决”。

卫立煌一直反对与八路军闹摩擦，立即同意，并电约朱德和胡宗南到洛阳进行和解商谈。谁知，会谈刚刚开始，卫立煌就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说“这件事你不要管”。卫立煌十分为难，感到对不起中共和八路军，就设宴盛情招待朱德。

席间，朱德告诉卫立煌，他和毛主席都知道卫的处境不好，要其在必要时骂骂八路军。卫当即回答：宁肯保持沉默，也决不骂八路军。

总的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卫立煌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正因如此，蒋介石对卫立煌放心不下，怕他被共党“赤化”，便在发动全面内战不久，让卫立煌夫妇出国考察。卫立煌也不愿卷入内战的旋涡，就于1946年11月携夫人由上海启程，出游欧美。

1947年10月，正在法国巴黎的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电报，令其火速回国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

原来，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根本就没把毛泽东和小米加步枪的“土八路”放在眼里，派其爱将参谋总长陈诚到东北，出任行辕主任。陈诚志大才疏，自恃手中有数十万美式装备的大军，便可扫平东北，狂妄叫嚷：“三个月内消灭共产党！”

然而，事实是无情的。陈诚屡战屡败，被林彪率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及其附近的十几个城市里动弹不得。眼见东北战局江河日下，焦头烂额的陈诚无计可施，干脆来个装病辞职。

无奈之下，蒋介石只得环顾自己的嫡系将领，要找一位能拼会打的勇将接替陈诚，力挽东北之狂澜。这时，蒋介石想到了正在国外考察的卫立煌。

虽说卫立煌从内心里反对蒋介石搞独裁、打内战，而且对国民党军队能否取得内战的胜利深表怀疑。早在内战刚刚打响时，他就对部下说：“国民党军队表面上好看，其实不经打。我在山西知道共产党的军队意志坚决，吃苦耐劳，上下一心。”

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卫立煌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出于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极大的信赖，他起草了一封代电，表示：为了尽快地结束内战，我决心站到人民一方，和有关方面进行军事的、政治的及其他的一切合作……顾及个人的环境，希望绝对保守秘密。

这封代电通过夫人韩权华的姨侄女婿、留法学生领袖、著名科学家汪德昭，几经辗转才转递给中共中央。

是年底，刚刚回国的卫立煌马不停蹄地飞抵沈阳，就任“东北剿总司令”。大大出乎卫立煌的意料，陈诚留给他的是一副烂摊子。国民党军在东北地区的总兵力虽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旅），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约55万人，但被分割、压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由于北宁铁路若干段及营口为人民解放军所控制，长春、沈阳通向山海关内的陆上交通已被切断，补给全靠空运，物资供应匮乏。

到1948年秋，在东北战场上，国共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战场主动权。

9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西柏坡正式召开。会议提出了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500个旅（师）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目标，吹响了国共大决战的前进号角。

国共大决战是在东北战场率先打响的。9月12日夜，东北野战军第2兵团第11纵队和冀察热辽军区3个独立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袭兴城、山海关至昌黎一线，辽沈战役的第一仗——锦州外围战打响了。

11月1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野战军和东北军区部队经52天激战，在关内各战场人民解放军有力配合下，歼灭和争取起义、投诚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和所属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6个师及地方保安团队共47.2万余人。

26日，气急败坏地蒋介石下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战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

12月，从沈阳逃回南京的卫立煌被蒋介石软禁起来。但此时，战局的发展已是蒋介石所不能左右的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解放了华东大部，胜利在即；华北地区除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外均已解放。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人乘机“逼宫”，以停战和谈为借口，逼蒋介石下台。

1949年1月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发布“引退”文告，回奉化溪口“归隐”去了。卫立煌得以逃出南京，隐居香港。

2月，卫立煌致信朱德：“弟自沈阳南旋，行动不克自由，谅早洞悉。惟念老母现在八十有五，弱弟奄涛，率同子侄数十人，在肥侍养。兹值解放大军到达，望电知军政领袖，加意维护，免受惊恐。”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期间与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毛泽东并未忘记，于4月5日致电邓小平等人，转去卫立煌致朱德的信，并指示道：“望转合肥县政府对卫立煌家属予以保护为盼。”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

在香港“隐居”的卫立煌非常兴奋，广播听了又听，报纸看了又看，彻夜难眠。他想起了11年前到延安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想起了与朱德总司令的数次长谈，想起当年自己为民族大业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共御外侮，到如今才有一个真正独立自主、不受外人凌辱、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新国家出现，怎能不欣喜若狂呢？

卫立煌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给毛泽东发出了一封热情洋溢的贺电。电文如下：

北京毛主席：

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敬电驰贺。朱副主席、周总理请代申贺忱。

煌十月江电

电文措辞可谓情真意切，表现了卫立煌对新中国的向往，对毛泽东的钦佩。

收到卫立煌的电报后，毛泽东很快复电，表示感谢：“酉江电诵悉，极为感谢。谨此奉复。”

在香港，卫立煌对新中国的建设非常关心。从军数十年来，从广东到东北，他都留下过足迹，对于许多地方的风土人情、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如今这些地方蓬勃建设起来，他常常拿着报纸或是开着收音机，神魂飞越，如同回到了这些地方。

为防止卫立煌投共，在台湾的蒋介石下了很大功夫，先是派卫立煌的同乡、以擅论闻名的国民党大员吴忠信到香港力劝卫立煌去台湾，被严词拒绝。不久，卫立煌的旧部郭寄峤、赵家骧等奉蒋介石之命，劝说他到台湾或到任何外国均可，台湾当局均可协助成行。卫立煌环顾左右而言他，使郭寄峤等无可奈何，只好怏怏而回。到后来，蒋介石派吴忠信再来相劝时，卫立煌干脆来个闭门不见。

1954年12月，台湾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分别代表“台美”双方在华盛顿签署了《台美共同防御条约》。

这个条约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侵略中国领土、破坏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强盗条约，是一个违背联合国宗旨、违反联合国宪章、破坏亚洲与世界和平的战争条约。条约的签订，使台湾当局完全处于美国的保护，实际上是控制之下，使美国对台湾的军援和经援“合法化”。

卫立煌在报上看到后，非常气愤，认为台湾政权竟公然借重外力维持小朝廷，已堕落到不知民族羞耻的地步。

不久，香港各大报刊均刊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卫立煌细读全文，极为赞赏，连连称赞道：“这个宣言显示出民族气节，具有炎黄子孙之风。”还向朋友表示也要发表讲话，并说：“我的话完全是出自一个中国人的内心话，爱国的中国人就应当这么说，解放台湾，完成统一大业有什么不好！”

很快，此事传到了北京。毛泽东、周恩来非常赞同卫立煌发表文章的义举，并认为“卫立煌的爱国心思很好，现在是回来的时候了”。周恩来亲自指示中共设在香港的地下组织去做卫立煌夫妇的工作。

早在抗战时期，卫立煌就与周恩来相识。周恩来的音容笑貌、坦诚热情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来仍是历历在目。此刻见周恩来派人请他回祖国大陆，激昂地说：“我愿意用我的余年报效国家，我要革命，别的什么也不想。”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夫妇回归祖国大陆。在广州，他们受到了中共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部长林李明的热烈欢迎。

16日，卫立煌怀着无比喜悦兴奋的心情，致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报告他已经回来，同时将预先准备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交给新华社发表。这是卫立煌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文件。全文如下：

台湾袍泽们、朋友们：

祖国近五年来，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对外在国际上国家声望日高，对内使各民族融洽共处，形成空前未有之大团结，以西藏数十年之离异，现又重回祖国。祖国经济建设一日千里，达到由无而有，自少而多，如钢、铁、煤、油等重工业之大量开发与建设，治淮、荆江分洪以及各地水利之兴修，康藏、青藏两公路及成渝铁路之筑成，宝成、陇海铁路之增筑，包兰、成昆铁路之测建，中蒙国境铁道之完成，以及自造飞机、火车头、轮船等等。尤其在人事方面，不论过去如何，凡对国家有所贡献者，均能奖励扶植，一视同仁（如程颂云、翁文灏、张治中、傅作义、陈明仁、郑洞国等等）。以视蒋介石时期，在外交上俯仰随人，厚颜谄媚；在政治上视国为家，排除异己；经济方面则将国家经济命脉置于四大家族之手；人事上嫉贤忌能，非亲莫用。真乃泾渭分明，善恶立判。凡此铁的事实，无论为爱为憎，都是不能加以否认的。

现在蒋介石不惜出卖国家及民族，勾引美国力量，妄想反攻大陆。各位均在军政方面曾身当其冲的，所知当然深切。试想以他当年具有海、陆、空军四百万之声势与美国数十亿之军经援助，尚且逃不了溃败垮台，目前以他几十万老弱残兵，而图反攻，岂不是痴人说梦，白昼见鬼吗？

台湾是中国领土，乃是历史上和外交上文献所具载，任何人不能歪曲事实，加以否认。美国欲以武力强据台湾，乃其别具帝国主义者侵略野心，无论他如何颠倒是非，混淆视听，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台湾之于中国，正如夏威夷之于美国，如有其他国家舰队霸占夏威夷领海，他们美国人民又将作何感想？何况解放台湾，是讨伐中国的罪人蒋介石，纯是内政问题，是世界上主持正义者所同情的。今蒋介石乃与美国订立美蒋防御公约，图借外力负隅拒抗，真是出卖主权，引狼入室，这种行为不但为六亿同胞唾弃，更为具有天良，心存爱国者所切齿！各位已看到了韩战时祖国坚强军力迫使美国停战之事实，台湾最后必定解放，无论按哪一方面说，都是必然之理，既成之势。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五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施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自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五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五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遥念在台数十年共患难的袍泽们、朋友们还在蒋介石的魔掌之下，不忍坐视诸位随蒋沉沦毁灭。故特掬诚相告，深望诸位及早醒悟，对于有功于解放台湾者，在有形无形中，各自乘机量力而为，则台湾解放之日，祖国及国人必不有负于诸位。肺腑之言，敬希谅察！责任艰巨，诸维珍重！

卫立煌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五日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不胜喜悦，立即回电：

卫俊如先生：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同时，毛泽东指示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在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4月5日，卫立煌回到了北京。

25日午后，正值北京春光明媚、百花盛开之际，卫立煌接到一个巨大的喜讯：毛主席要接见他。

下午5时，卫立煌在中南海见到了17年未见面的毛泽东，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并向他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变化和远景。当晚，毛泽东宴请卫立煌，并在一起观看了电影。

党和政府给了卫立煌很高的荣誉：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等职。

卫立煌投身祖国建设的热情更加高涨了。他在给海外朋友的信中写道：“弟目睹新中国朝气蓬勃，秩序井然，在工业、农业各方面的建设无不突飞猛进。短短五年期间，将破烂不堪、陈腐垂亡之中国，一变而为富强兴盛之国家，成就之惊人，若非目睹，实难想象……首都建设宏伟，发展迅速，尤令人激动兴奋。市郊工厂林立，学府毗连，景象之新，已非旧游者所能相识……”

1956年3月25日，卫立煌夫妇应邀到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休息时，卫立煌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徐冰一起到休息室喝茶。没想到，毛泽东正坐在休息室里。见卫立煌进来，毛泽东从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打招呼，并从茶几上拿起烟，递给卫立煌。刘少奇也走过来同卫立煌亲切握手交谈。

一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以苏联的经验为鉴戒，总结了我国的经验，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关系，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思想。

《论十大关系》的第七个问题，讲的是党和非党的关系。在这一节中，毛泽东阐述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理论，指出：“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保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毛泽东在讲到社会上有热爱共产党和谩骂共产党两类不同的人时，把卫立煌作为一个正面例子提出来，这是对卫立煌追求真理，由一名“剿共”将领逐步改变其原来的立场，投入人民怀抱表示的热情欢迎。

9月，《人民画报》刊登了毛泽东同卫立煌在宴会上的大幅照片，同时还刊登了卫立煌写的《回到祖国大陆之后》的文章。

1957年4月16日，周恩来在北京为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举行盛大酒会，卫立煌应邀出席酒会。

席间，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

当年，卫立煌统率中国远征军在打通滇缅公路的战役中痛击日军，扬名中外。伏罗希洛夫对这段历史也有所了解，便热情地握住卫立煌的手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笑着说：“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出这条消息，标题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因心肌梗死在北京逝世。20日，周恩来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追悼大会，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卫立煌的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烈士公墓，紧挨着林伯渠、陈赓等人的灵位。 hDQY3lvfMyVHkVKw3pLY+MGShWiYM8Zb1AkeKPyN8MY5EHltpP0t6vEDgLr7Vt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