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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1359年回青田时，江南已彻底乱成一锅粥。刘伯温在书桌前说：“我要写本书。”刘伯温写的这本书就是享誉中国寓言史发展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郁离子》。“子”是集的意思，“郁离”是文明的意思，合到一起就是：盛世文明指南集。就是说，将来有领导看了我的书，如果能读懂并且可以实践，那就可以把国家领到天堂一样的境地。其实，这是刘伯温后来策划出来的书名，他准备写书的本意并没有这么高大。他只是因为大半生的时间都在人间，见到了无数龌龊小人，这些人寡廉鲜耻、荒唐可笑、奸诈凶险、贪婪可恶，思来想去，就说：“我应该把这些鸟人的事情都记下来，但不能对号入座，还是采用寓言的方式。”这和几百年后蒲松龄写《聊斋》是一样的思想。
不过，刘伯温的策划很见功底，里面虽然有很多为人处世的指南和一些看不出到底是何用意的趣味故事，但却有几篇主旨是针对领导人和国家的。我们知道，策划一本书的书名时，找准它的卖点很关键，而卖点就是书中最让人感触的内容。所以，刘伯温用了“盛世文明指南集”这样的广告语。这本书还可以看成是刘伯温对祖国混到这步田地的分析与总结，还有警告、呼吁以及扭转乾坤的建议。
在分析元王朝为什么到今天这个地步时，刘伯温用了老虎和麋鹿的故事。一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老虎看到一只麋鹿，拼命追击。麋鹿回头对老虎说：“你这畜生，昨天刚咬掉我一块肉，今天又来。”老虎说：“别废话，我今天还要吃了你全身的肉。”麋鹿一路奔逃，到一山崖边，看到老虎信心百倍地冲了过来，麋鹿一个猛子扎下山崖。老虎的眼里只有麋鹿，没有悬崖，所以也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结果，麋鹿没有活成，老虎也跟着跳下去死了。
老虎就是元王朝的领导阶层，或者说是官僚阶层。众所周知，元王朝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民族歧视政策之外，当然就是元王朝的独裁政体，这种政体下必然产生贪污腐化，贪污腐化如影随形地跟着独裁政体。因为任何官员都知道，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只要把上级伺候好，就可以高枕无忧。至于那些百姓，元王朝独裁者的走狗们早就给出了定位，就是那只麋鹿，官方术语称为“羊”。略清明点的时候，放牧人为了让羊多出奶、多出毛，为了涮火锅时的羊肉更鲜美，所以对百姓还算客气，但一旦放羊人浑噩，羊就倒霉了。
元王朝的老百姓是宇宙中最悲惨也最顽强的人，他们与权力阶层的贫富差距有天壤之别，这没有关系，权力阶层把他们当草芥，这也没有关系。直到某一天他们忽然认为现存制度对他们百害无一利时，他们才虚弱地拿起武器，但绝望时产生的力量是雷霆万钧的。
回到刘伯温的课堂上来，刘伯温指出，麋鹿跳下悬崖，是迫不得已：前有悬崖，后有猛虎，无论进、退，都是一个死。如果后退，那是必死无疑；跳下去，当然是九死一生，但万一绝处逢生，也比等着被老虎吃掉强。而老虎是个蠢货，它的前进和后退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但它却跟着麋鹿跳了下去。
最后，刘伯温点明主题：如果统治者逼民太甚，老百姓就会革命，与统治者同归于尽。正如当年革命祖师爷陈胜说的那样，革命是死，不革命也是死，但革命的话，如果运气好还可能生存下来。
鲁迅说，没有女人未结婚之前会有妻子的天性，妻性都是逼成的。老子也说，当百姓的神经被统治者压迫得痛不欲生时，就会极端地走向反面，不会害怕统治者的威力，进而发生不祥的事情。所以，人民幸福指数直线下降之时，就是革命指数飙升之日。
“因为民众最终是能醒悟的，”刘伯温说，“这是有事实为证的。”请看下面这个故事：多年以前，在楚国有个以养猕猴为生的人，楚国人称他为“猴公”。每天早上，他都会在庭院中给猕猴分派工作，让老猴率领其他猴到山里去，摘取植物的果实，取十分之一的果实来供养自己。有的猴不给，猴公就用鞭子狠揍它们。老猴们都认为这种生活很苦，却不敢违背，因为它们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
有一天，有只比较伶俐的小猴问众多老猴说：“山上的果子是猴公种的树结出的吗？”老猴们说：“胡说，果实是天生的。”小猴又问：“没有猴公的同意我们就不能去采吗？”老猴们说：“这怎么可能，就是没有他的吩咐，我们也能去采摘。”小猴又问：“既然这样，那么我们为什么听从他还要被他差使呢？”老猴们一拍脑袋，说：“呜哩哇啦，我们怎么没有想到呢？”
就在那天晚上，猴子们等猴公熟睡以后，打破栅栏毁坏仓房，拿走猴公存放的粮食，相互拉着手，蹦跳着进入森林，不再回来。猴公的结局是：因为没有猴子供应他食物，只好活活饿死了。
刘伯温在故事的最后点评说：“世上那种凭借权术奴役人民却不依正道来规范事物的人，不像猴公吗？只因人民昏昧尚未觉醒，才能让他得逞，一旦有人开启民智，那他的权术就穷尽了。”
猴公肯定不知道这样的大道理，因为他马上就要饿死了。估计他饿死之前，肯定会对那些猴子们深恶痛绝，认为平时的惩罚不够！
什么是正道的权术？也就是说，治理国家的人应该遵从什么原则呢？刘伯温有着极为精深的论述。
他说：“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医生，经过把脉才能了解症候，明确了症候才能开出处方。医生要针对病人的病因来开处方，开得正确，病人的病就能治愈，开得不当病人有可能死去。因此，一个知道症候、脉息但却不会开处方的人就不是个好医生，即使是今天，一些中医都能用自己的知识知晓病人的症候，但医生之间的高下之别就在于，有的医生能拿出好方子，而有的医生明知道病人是什么病，却拿不出好方子。”
刘伯温说：“不懂症候，又不懂脉息，靠道听途说来开药方，却对人说我会治病，这样的人就是危害百姓的盗贼。同样道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安宁和动乱是症候，制度和管理是脉息，道德和法律是处方与治疗方法，人才则是药材。只要处方开得符合于症候，用药就不会出错，天下的病得不到治愈的事就少了。”
当然，刘伯温也不忘提醒治国者，“德”才是治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力”虽然暂时奏效，但长久下去，必然会失去效力。
我们都知道，元王朝的统治是“力”的，不是“德”的。甚至偏激一点而言，元王朝从建国开始，就是把人民当成奴隶的，而它自己就是奴隶总管。元王朝是个只重视军事却不重视农业的王朝。刘伯温对这样浅薄的认识，哭笑不得。他用下面这个寓言来说明：
有个叫瓠里子的人到了艾地，对那里的大夫说：“往日国君的左服马
病倒了，人们说用了活马的血喝了就可以治好。国君就派人要杀我的骖马，我拒斥，没有给。”大夫说：“用杀马来救马，这不合乎人情啊。”瓠里子说：“是啊，这真让我疑惑不解。但我现在已经了解国君的心了，我就说给你听听吧。执掌国政的人须依靠农耕和兵战，农夫和兵士哪个不是国君的百姓呢？兵力不足，那么农夫就没有安全保障；农耕不足，那么士兵就没有粮食吃了。士兵和农夫相比就像脚和手一样，不可缺少一个。如今国君的士兵对农夫施暴行，而国君却不禁止，农夫和士兵发生诉讼案件，而农夫必定失败，耕田的人困窘了，这是只见手而不见脚啊。现在国君的圉人，只见国君不可没有左服马，却不见我不可没有骖马。从前有个富豪的原配夫人喜欢舞蹈，于是当地的人们都拔了那里的桑树植上了柳树，我内心担忧，生怕国君也会这样去做。”
刘伯温的意思是，治国之道在于均衡，而元王朝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当初想把江南开发成草场就是例证。一个在农业国家立足的人却不重视农业，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现在，我们可以根据《郁离子》来谈一下刘伯温的政治思想。
儒家认为，老天生养了万民，所以要树立一个君王来统治万民。但刘伯温解释说，老天生养的那群民，不懂得自治，所以就要立个君王。这个君王的主要工作就是抑制顽恶而扶助弱善。但是，有时候老天会抽风，突然让一个疯子坐在君王的位置上，比如桀纣。这就需要有圣贤出来，把他赶下去，比如商汤赶走了夏桀，周武王赶走了商纣。但是，像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人，并非是良医，而是名捕。天下其实就是个监狱，这里有好多坏人，也有好多恶行。圣贤身处此地，不能学良医一心救人，而要学捕快，一心要捉奸惩恶，只要把奸恶祛除，天下就太平了。
中国古代政治思想中有一个特别吊诡的论点，那就是天人感应。古代知识分子对帝王说，小心别做坏事，否则老天会惩罚。不仅仅是老天对帝王有感应，对普通人也是如此。谁要是做了坏事，就会被雷劈。比如《易经》中就说，有个农夫在田里耕地，被雷劈死，这是做了缺德事得罪了老天，老天惩罚了他。刘伯温评论道，这是胡说八道。老天生民，立了君王，又立了很多父母官，这些人手中都有权力，他们就能惩罚做坏事的人，何以要老天出手？老天如果真要这样做，那不是狗拿耗子吗？
如上所述，刘伯温的政治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有两个，一个就是民本思想。刘伯温认为，政治的唯一目的就是立君以养民，而养民之要务就是“聚欲去其恶”，如果损害民而供奉君主，那作为君主的，必定要失败。
唐朝魏徵给老板唐太宗说过，人民就好比是水，统治者就好比是船，水可以载着船走，但水要是发了脾气，船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这就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此历代的统治者都讲究保民、安民、养民。元朝却完全违背了这个观点，横征暴敛，想霸占妇女就霸占妇女，想抢粮食就抢粮食。
刘伯温说，灵丘那个地方有位老人非常善于养蜂，蜂蜜和蜂蜡常常丰收，不久他就成了巨富。老人死了后，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养蜂事业，不满一个月，蜜蜂就一窝一窝飞走了，可是他并没有因为这种现象感到忧虑不安。过了一年多，逃走的蜜蜂将近一半，又过了一年多，剩余的蜜蜂全飞走了，他的家自此开始败落下来。陶朱公问原因，他邻居的老翁说：“从前灵丘老人饲养蜜蜂时，园内有房舍，房舍里有人看守。挖空树木来作为蜜蜂的居处，不透风，不漏雨。安置蜂房时，很有秩序。现在他的儿子就不是这样了，蜂园中的芦舍不修补，肮脏了也不清理，干燥或潮湿不加以调节，蜂房的开闭不按时节，蜜蜂的居处危殆不安，进出蜂房有所阻碍，因此蜜蜂也就不喜欢它们所居住的地方了。”陶朱公听后发感叹说：“唉！弟子们要记住这个教训啊，治理国家、统治人民的人，应该以此为戒。”
刘伯温总结说，天下百姓犹如一盘细沙，谁能把他们团聚起来，谁就能获取天下，而聚合细沙最好的黏合剂就是关心他们的痛痒，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关注民生。
另外一个就是不讲华夷之辨。刘伯温没有华夷大防的观念，他虽然认为，百姓觉醒后肯定要革命，但从来没有提倡要驱逐蒙元、恢复中华。刘伯温虽然屡屡痛恨蒙古政府的腐败，但只是痛恨这个政府是无道的政府，而从来没有针对它是异族的政府这一点。这种思想，让他成为真正的先知，领先了许多政治家几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