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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受邀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儒学副提举）兼招生办主任（考试官）时已三十八岁。人在四十岁将近的年龄时，精力最充沛，头脑最冷静，行事最稳健，所以这个年纪的人总会小有所成。但这要看遇到什么样的外界条件，格言不是说过嘛，形势比人强。形势不利自己时，是龙你也要盘着，是虎你也要趴着。
刘伯温这次重出江湖，形势看上去不错。邀请他出山的是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副宰相）苏天爵，苏天爵和刘伯温之前没有任何交往，所以，真正把刘伯温从书房里拉出来的人应该是他的同学不答失里。
不答失里是蒙古族人，而且是高级贵族，所以在仕途上混得风生水起，这位蒙古王爷是蒙古人中极少数有见识的人之一，长期以来和刘伯温保持着书信往来。刘伯温那年到大都，这位王爷热情地招待刘伯温，谈到现状，刘伯温就对多年来的失败发出感慨。不答失里看到同学混到这步田地，叹息不已，于是就问刘伯温，可有兴趣到江浙行省工作。
刘伯温当时说，只要能为国效力，哪里都可以。但是，他回想起在高安和南昌官场中的往事，忧心忡忡。不答失里叫他放心，因为江浙行省的副宰相苏天爵是个干事的人，那里的官场空气非常清新，而且，苏天爵这人特别爱才，兄弟你到那里，他必能给你大展拳脚的平台。
刘伯温回老家不久，真就陆续收到了不答失里和苏天爵的信，不答失里告诉他，事情已经搞定。刘伯温还未看完信，苏天爵邀请他到江浙行省担任教育厅副厅长的信就到了。
关于苏天爵，不答失里的评价倒是很中肯。苏天爵是今河北正定人，年轻时在国立大学（国子学）以优等生被保送，直接做官。后来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到湖北查案，平反冤案多起。再后来，做京官，一度做到官吏任免部部长（吏部尚书），因操劳过度，本不该白的头发和胡子都白了。除了工作成绩突出外，苏天爵在文学上的成就也相当引人注目，诗歌写得好，文章更是干净利落，不废话，成为那个时代人人模仿的对象。
当然，也正如不答失里所说，苏天爵爱才，他挂在嘴边的话就是，人才乃邦家之本。
所以，当他一见到刘伯温，就对刘伯温赞赏有加、刮目相看。
刘伯温也并未辜负苏天爵的赞赏，在教育厅副厅长的职位上，他的成绩可圈可点。他呼吁天下人都要关注教育，把文化事业搞上去。元朝文盲太多，必须要扫盲，不然国家就得不到像他这样的高素质人才。每当地方上出现兴办义学的事时，刘伯温都是第一个鼓掌的人。
但是，刘伯温已敏锐地发现，此时兴办义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天下正在大乱，而学校本应该建立在和平环境下。尤让他苦闷的是，到江浙行省的第二年，苏天爵被中央政府召回。刘伯温的工作所以有成效，全赖苏天爵在全力支持，苏天爵一走，刘伯温的多项计划都胎死腹中。
眼前重新出现黑暗，这种黑暗不是没有光明的黑暗，而是一种遍地狼烟的黑暗，是一种死的黑暗。风起云涌的反政府武装让刘伯温倍感焦虑，他希望自己能有三头六臂，保卫他的祖国。
但他的朋友高则诚却不这样认为，这是位民族主义者，也是《琵琶记》的作者。高则诚三年前中进士后，来江浙行省政府里做秘书，由于工作关系，刘伯温和高秘书经常在一起喝酒写诗，谈论时事。高则诚比较偏激，认为元王朝走到今天是踩了狗屎运，汉人必将复兴。刘伯温反驳说：“这么多年了，大元对咱们不薄。你这种思路绝对要不得，这不仅是反政府，还是反社会。革命当然容易，陈胜吴广砍了树枝，拉起大旗，革命就开始了。但革命要死人，最先死的还是普通百姓，但凡不是冷血，谁忍见生灵涂炭？”
高则诚说：“孟子曰过，独夫民贼，就应该革他的命。”
刘伯温说：“你想要革元王朝的命，请先把你进士的学位退了，然后辞了你的秘书工作，再谈革命。”
高则诚无话可说，但有事实为他证明：革命已是势在必行。
所以，刘伯温的一腔抱负也就灰飞烟灭，他必须要重新调整工作重心。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形势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