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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理学邂逅

刘爚不知道理学大师郑元善,情有可原。很多人对“郑元善”这个名字都很陌生,但提到另外一个名字,大家肯定会叫起来。这个名字叫施耐庵,他的老师就是郑元善。

郑元善,字复初,大家都叫他复初郑先生,后人称他为元朝的顶级理学大师。刘伯温在括城读书时,郑大师恰好也在括城,担任州长名誉秘书(处州录事)。由于这是份闲差,因此他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到教诲一些有志于理学的人上了。

刘爚那天来找复初郑先生时,郑先生正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闭目沉思天理人心。刘爚对郑先生说:“咱俩曾同行过,我当年在遂昌做过教师。”

复初郑先生抬眼看了看刘爚,嘴角一扬,说:“你有何事,不妨直讲。”

刘爚眼观鼻,鼻观心,心观郑大师,认定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高人,因为高人才有这般傲气。刘爚就言简意赅地把儿子刘伯温的记忆力和领悟力说了一遍,最后注解道:“这孩子太聪明了,他的老师已没有能力教诲他。”

郑大师鼻孔朝天:“不是我摆架子,我是不教小孩子的。”这句话的“春秋”说法是小孩子不配要他教,其实把架子摆得很大。

刘爚哪里能被架子赶走,开始死缠烂打,非要让郑复初见一下刘伯温,只见一面。

眼看就要吃晚饭了,郑大师的肚子开始咕咕叫,但他又不能留刘爚吃饭,因为他薪水很低。肚子让他妥协了,他说:“那就见见。”

刘爚满眼都是笑意,喊了一声:“基儿!”

只见刘伯温从门外慢慢地走了进来,紧闭着嘴,骨子里散发着寡欢的泡沫。

刘伯温的相貌平凡无奇,但是那种孤独落寞的神情颇使人动容。郑复初也是阅人无数的人,一见到刘伯温那独特的气质,不由得心动了一下。

他把刘伯温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像是在鉴赏一件刚出土的古董。最后,他认定这货不错,但还是要深入一下,于是问:“听你老爹说,你七行俱下,过目不忘?”

刘伯温鞠躬回答:“是。”

郑复初“呦”了一声,这小子还不谦虚,正合我性格:“都读过什么书啊?”

“很多。”刘伯温又鞠了一躬回答。

郑复初又问:“读过《周易》吧?”

刘伯温点头:“七岁就读过。”

“天地氤氲,下一句是什么?”

“万物化醇。”

“天地玄黄呢?”

“宇宙洪荒。”

“什么是宇,什么又是宙?”

“天地四方谓之宇,古往今来谓之宙。”

据《刘伯温年谱》说,郑复初听完刘伯温的正确回答后,就从椅子上弹起来,兴奋地对刘爚说:“你这孩子小小年纪就有如此阅读量和记忆力,前途不可限量。我收下这个学生了!”

其实这是扯淡。两人的问答条目都是《周易》上的内容,《周易》是儒家五经之一,属于学生们的必读课本。在当时,一个十四岁的学生如果不能把《周易》从头到脚背诵下来,那他就是个蠢货。

郑复初之所以收下刘伯温,可能和刘伯温的另类气质有关。在刘伯温忧郁而孤傲的神情中,郑复初大概是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郑复初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的第一批汉族人里的进士,正如刘爚说的那样,科举制必将卷土重来,元帝国在1315年正式恢复科举制,并且就在那年进行了第一次考试。据说,郑复初考试时就很不满意,因为汉人和南人的考试内容比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要多,而且难。汉人和南人的考题如果是高考题,那蒙古人和色目人的考题就是成人教育题。

在等成绩时,郑复初又是一肚子火,因为成绩单迟迟不下来。有官方小道消息说,成绩单所以迟迟不公布,是因为教育部的人正在发愁。按当时的规定,两榜,即汉人、南人一榜,蒙古人、色目人一榜,人数必须相同,但蒙人和色目人的成绩一塌糊涂,及格人数可怜兮兮的只有二十出头,所以,他们不知该怎么办。最后决定,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把原来准备招收的一百多人改为只招二十多人。也就是说,有很多汉人和南人都及格了,可因为要照顾蒙古人和色目人,必须要让他们不及格。

郑复初正要发雷霆之怒,大榜下来了,里面居然有他。他就忘了自己要发怒的事,转而写诗一百首颂扬元帝国的伟大。

兴奋劲儿还没过去,郑复初又听说了可靠的消息:中进士的汉人和南人即使是尧舜附体、杨二郎转世,也只能担任地方政府的二把手。

郑复初当时已没有了发火的动力,于是就被分配到一个偏远地区做州长的秘书。州长是蒙古人,瞧不起汉人,总找郑复初的茬。郑复初心想,如果再这样下去,非死在这里不可。于是辞职,跑到括城来,申请了份闲职。

在此,有必要补充一下科举制的问题: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是中央政府选拔官员的一个主要渠道。科举制诞生于中国隋王朝,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但最受考生青睐的是进士科,因为这一科虽然很难考,但一旦考上,前途就一片光明。科举制经过不断完善,到明清时,分为三个必备步骤,第一步是乡试,即考生在户籍所在地的省城进行的考试;第二步是会试,即乡试录取者到京城参加的由礼部主持的考试;第三步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面试,按照从优到劣排名,分为一甲二甲三甲,一甲中取三名,就是状元、榜眼、探花,其他人分列二三甲中。

不同朝代,科举考试内容也不同,唐代重诗词歌赋,宋代重填空和时政论文,虽然大体内容不出儒家经典,但没有哪个政府强行规定必须要用儒家的哪些课本。可元王朝恢复科举制后,考试科目竟然强行规定为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参考书则是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我们注意,有人咒骂明清两代的科举制把朱熹当成宝贝,实际上,是元王朝先把朱熹当成了宝贝。

朱熹是理学宗师,中国思想史中最有分量的理学在他手中定型,元政府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考生的唯一参考书,只能说明一点,理学在元代毫不保留地四射光芒了。

从这一点而言,郑复初能考中进士,就说明他对理学研究极深,不然他也不可能考上。刘伯温来向郑大师学习,主要还是学习理学。

理学到底是个什么东西,需要我们大致了解一下:理学就是道学,在北宋的程颐手中吐蕊。当然,它也不是程颐的闭门造车,其实理学就是孔孟儒学的再发挥。理学家认为,宇宙中有一种无善无恶无所不能的“理”,他们称为“天理”。而人人都有欲望,这就是人欲,天理人欲不两立。必须要刻苦修炼去除人欲,回归天理,成为圣人。修炼的渠道就是儒家所标榜的道德,忠、孝、仁、义,每一个指标都要合格。想要每个指标都合格,必须要极端严肃地进行修炼,通过探索外面的万事万物,达到认识天理的境界。在探索万事万物时,必须要有恭敬的心态、一本正经的外貌,不能追赶跑跳蹦,不能大声喧哗,更不能嬉皮。不能心有邪念,每天要三省甚至是九省吾身,好的心思要保持,坏的就赶紧去掉。

看上去,如果真的这样尽心尽力,那么,理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就很容易实现。但遗憾的是,中国理学家那么多,做到这四项要求的一个都没有。

其实问题就出在理学家这里。大多数理学家只做两件事说一句话,两件事是:一、制作道德守则的脚本;二、让别人去演。一句话是:必须要是道德完人(修身),才能去建立事功(治国平天下)。

——注意理学家说的修身,不仅仅是思想道德,还有外表。北宋伟大人物王安石不修边幅,程颐就鄙视王安石:你连修身都做不到,还谈什么变法。

一个人具备无懈可击的完美道德,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太难。人生在世,肉体之身,为了生存,难免做几件有悖道德的事。王安石就对理学家们提出的种种高调的道德标准提出过讥讽,说他们那些道德要求是壁上行,根本无法实现。孔子就曾说过,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但理学家却说,一点小德都不能出入。最关键的问题是,他们的许多道德要求都是出口货,都是让别人来演的,自己只是个编剧或者是导演。

我们要了解一种学说,只需要看创建它的人就可以。程颐和他哥哥程颢曾去做客,主人用妓女招呼他们。程颐从始至终都正襟危坐,像块大理石,而他哥哥程颢却左搂右抱,卿卿我我。

程颐很不高兴,回家后,气咻咻地训老哥:“你这种行为真给读书人丢人!”

程颢打了个哈欠说:“我刚才是座中有妓女,心中也有妓女。现在,我离开了座,座中无妓女,我心中也没有了。你恰好相反,虽然你没有看妓女,但心中却有,只是假装正经,不敢碰。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现在心中还有妓女。不然,你怒气冲冲地跑来质问我干什么?”

程颐瞠目结舌,赶紧跑回房间反省,结果发现他老哥说得真对。

程颐后来感叹说:“我们的道德要求定得太高啦,不符合人性。”可感叹完,他又给别人提要求去了,因为这些太高的道德要求,是他写给别人的脚本,又不需要他来演。

不过,郑复初不是纯粹的理学家,或者说,他对理学家在道德上的高标准并不那么在意。他最在意的是理学家的思想。

自他和刘伯温成为师徒后,他把理学思想源源不断地传递给刘伯温,刘伯温就在他这里沐浴着理学思想的光芒。

于是,突然有一天,郑大师叫来刘爚说:“据说你祖上有人解救过千百号人,我以前对‘天道无常,常与善人’的说法颇有怀疑,现在我看刘基,发现这句话还是有道理的。你把你儿子领走吧,将来他必是人上之人,光大你家门庭。”

刘爚大吃一惊,认为给郑复初的学费太少。但郑大师急忙摇头说:“理学宗旨,我已教给他。圣人说,想要弄懂天理人心,别人的传授只是启蒙,还要靠自己。你儿子悟性很好,必能悟道。带他走吧。我没有可教他的了。”

刘爚这才转惊为喜,领走了刘伯温。就在他准备观赏刘伯温悟理学之道时,刘伯温真的就悟了道,但不是理学之道,而是道家之道。 s3dr7M9ynTXkQxjNyu02N/xLjdkYrKjistghV0ixr6h4pfB4/vpLgOKFQMOPAr+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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