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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治齐，果然是以民为本。
管仲公开宣扬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认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
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
管仲明确提出，必须“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活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基于此，他的结论是：“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据《管子》一书记载，管仲“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病、七曰通穷、八曰赈困、九曰接绝”。他关注民间疾苦与弱势群体，建立起一系列社会保险制度与福利制度。此外，他重新划定行政区域，建立郡县制雏形，对中华两千年的帝制影响深远。
周朝的行政区划简单，以国都为中心，国都郊内称乡，郊外叫遂。通常，每国有三乡三遂。管仲为了细化管理，把齐国的三乡变成了二十一乡，每个乡之下设“轨”“里”“连”等行政机构，三遂则变成了五属，每个属之下设“邑”“卒”“乡”“县”等行政机构，使得行政管理能直达每一户每一人，从而形成了先进而完整的国家行政管理体系。
相比同期其他还处于封建领主自辖其地、政出多门的管理混乱的国家，齐国已经发展成了分级管理的现代化国家雏形，这称得上是管仲超越了时代的一个创举。
管仲还在行政组织中层层建立军事组织，将军权牢牢掌控在国君手里。在西周时代，军事组织是寓于宗族组织中的，每有战事发生，封建领主就以宗族家长的身份召集本族成员组成军队，跟随国君去战斗。可见，彼时的国家军队其实是由贵族私人武装组成，这不仅对君权存在极大的威胁，且难于调度和管理，军心涣散、战斗力不强。而经过管仲的大力改革，贵族私人武装逐渐转化为真正的国家军队，战斗力也得到了巨大的提升，这为齐桓公日后的霸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有了行政管理和军事上的保障，管仲将国家机器的手伸向了国家的重要经济资源，以“国有企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限制地方豪富的经济掠夺。
齐国临海，有渔盐之利，被称为“海王之国”。不过，这些资源都掌握在当地贵族豪富手里。这些贵族豪富利用自身特权，欺行霸市、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肥了他们自己，瘦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造成市场混乱，民不聊生。管仲实施了“官山海”经济政策，销山为钱，煮海为盐，对渔盐、铜铁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实行民间生产，统一由国家购销；并建立国家粮库，用国家商业挤压私人商业，形成一种计划和市场相结合、垄断和竞争相结合、国营和私营相结合的经济体制，以保证国有资源不流失，保证国家财政稳步发展，保证渔盐之利国家专擅。
管仲还设立了用以调节市场的九个国家经济管理机构，类似于今天的国家物价部门，通过政府采购和抛售，调剂物资余缺，平准物价，以从宏观上对国家经济进行调控，保证市场有序发展。司马迁为此大赞道：“管子设轻重九府，行伊尹之术，则桓公以霸。”可以说，管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完备国家经济观念的政治家。自管仲始，中国才真正开始对国家经济进行宏观调控。
管仲关于宏观调控的理论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其中的《轻重》篇就重点论证了国家控制商品流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关内容，探究商品流通规律，介绍了价格理论、货币理论和商品轻重关系理论，总结出平衡物价、国家专营、调控货币、战略物资国有等一套完整的国家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模式。
对于农业上的改革，管仲和他的助手们废除了之前的井田制，实行了均田制。所谓井田制，即是指农奴除了耕种封建领主的私田之外，还必须在国家的公田上劳作，受到了双重剥削，积极性不高，甚至消极怠工，造成公田大片荒芜。而均田制则打破公田、私田的限制，把各种土地按照肥瘠程度进行折算后分到农奴手中，废除井田制，建立土地税收制度，允许土地买卖，承认土地私有化。这样，就顺应了时代发展，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均田分力”相配套的是“相地而衰征”的新田赋制改革，即依据土壤的肥瘠征收数额不等的实物农业税。“相地”又称“相壤”，就是把可耕地核正准确，再对土壤进行质量区分，彻底废除劳役地租，统一收取实物地租，做到包产到户，多劳多得。据《管子》一书所记，齐国农业税征收制度为“赋禄以粟，案田而税，二岁而税一，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用实物谷粟征税，两年征一次，丰收多征，荒年少征甚至不征，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中国农奴开始了向农民的过渡，社会巨变的序幕悄然拉开。
和中国古代其他政治家最大的不同是，管仲特别重视商业发展，这也许跟他早期从商经历所积累起来的商业意识有关。为了促进工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他规定，在齐国的二十一个乡和五个属中，五属住农人，主要负责农业生产；二十一个乡里面，其中十五个乡住士，为齐国军队的主要征兵地；另外六个乡，三个乡住工，三个乡住商，此六乡一万两千户全部不用服兵役，专门经商从工，发展齐国工商业，增加国家财政收入。
可以看得出，管仲所制定的“分居”制正是后世“保甲连坐”制的雏形。
而要发展商业，就必须加快货币和商品的流通，就免不了要招商引资。管仲为了吸引外资，就大搞开放政策，并给予外国商人“稽而不征”的优惠待遇，只是盘查不法商人，对于正常经商行为，则减免甚至不收关税市税。对于前来齐国经商的商人，他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讨取税费，步行背东西来的不要去交税”。并且专门建立款待外国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处，来一搭车者供应自个饭食，来三搭车者供应马的饲料，来五搭车者装备可供自在调遣的人员，若是巨资交易的商人，食宿费全免。
为了吸引外来商人，管仲乃至首开公营色情业。他在国都临淄开了七间官办的倡寮（女市），每一间有妓女百人，共七百人，“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以说，管仲也是中国官营娼妓的创立人和推动者。
这么一来，“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齐国首都临淄一跃而成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战国策·齐策》是这样描画临淄的繁华景象的：“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
据核算，当时临淄的居民人数已高达30多万，是同期国际上最大规模、最富裕充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代的雅典城居住人口尚不足5万。
按照《管子》书中所载，齐国的商业贸易已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甚至还发展到了海上朝鲜等东亚诸国，史学界有“中国最早的海上贸易航线”或者“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齐国地处海边，渔业和煮盐业一贯兴旺，管仲大力鼓励和推进商品出口。他规定，渔盐能够自在出口，关口只挂号而不予交税。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施单一税制，在关口征过税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短短数年，管仲就将齐国打造成了一个经济大国。
利用经济杠杆这柄有力的武器，管仲还和鲁国打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贸易战，成功地将鲁国打垮，这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贸易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