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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子华（教授，文艺评论家）
耿雪凌是位颇具叙事才华的优秀小说家，《石榴花开》是她倾力创作的长篇小说。要全面论述《石榴花开》的叙事艺术需要很长的篇幅，我们这里只从叙述对象的选择、叙述结构的安排、叙述效果的实现等较为显豁的角度论述《石榴花开》的家族叙事所达到的新高度，这种高度体现出家族叙事的人民性、文化性和时代性。这与其说是小说家的艺术追求，不如说是小说家对我们当代重大生存问题的应答和追问。
叙述对象的选择是叙事的首要问题，耿雪凌选择的叙述对象是石榴一家。这个家族人口众多，包括石榴父母、公婆、丈夫以及她生养的十九个儿女和十九个里孙外孙。这是黄河岸边很普通的一个家族，都是在黄土地上刨食的庄稼人。叙述普通人的家族生活是极具冒险性的，它容易单调重复，容易黯然失色——老百姓的日子平淡得很，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没有曲折离奇的命运。选择这样的叙述对象是对叙事艺术的考验。从表面上看，这种叙述对象的选择是对社会底层生活的关切，但从根本上是对劳动人民命运的担忧，直至对朴实人性的推崇。这个家族经历了黄河决堤、千里饿殍、兵匪横行、情欲交祸的蹂躏，但是，我们听不到这个家族的呻吟，即使有败坏也是訇然的倒塌。石榴家族基本的生命精神就是坚韧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对待生死福祸，横竖都淡然处之。对多灾多难的老百姓来说，把什么事太当回事了只能活得更加艰难。
读者可能会对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产生兴趣。石榴生养了十九个孩子，男孩子的名字依次是：庄稼、粮食、高粱、花生、大豆、土豆、地瓜、扁豆、毛豆、黑豆，女孩的名字是：大麦、小麦、大米、小米、玉米、芝麻、槐花、棉花、谷子。如果了解一点黄河流域的风俗，就会理解这种命名方式所寄寓的纯朴愿望。这个地域的风俗，孩子的名字越是丑俗越是好养。人们通常用动物、植物、农具的名称作为孩子的名字。石榴用黄土地上各类庄稼来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她是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庄稼或者把庄稼当作自己的孩子来看待的。这表明了她以及她的孩子们跟黄土地血缘一样的割舍不断的关系。名为万物之始，石榴不懂得哲学家的观点，但她命名的内涵一样深邃：人是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庄稼，它的根扎向土地的深处。这样的名字不仅标明了人物的身份，还对他们行为的方向做出了某种规定和暗示。耿雪凌的叙事是从这些人物的命名开始的，她找准了叙事的基调，确定了叙述的风格，也为她的家族叙事提供了展开想象的动力，甚至决定了她的叙事语调既有亲情牵连的温暖和忧伤，又能产生站在静观边缘上的通透、跳脱和玄远。这是一种人生的境界，也是叙事的一种高度，它传达出的是对一个家族命运的了悟。这有些像王国维所说的出入之法，这叙事的效果是既能把你带进来感受人生的痛苦，体验情欲交织的煎熬，又能让你的思绪飞扬起来抵达精神的高空。
石榴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作者以“石榴”命名这个人物是大有深意的。作为树木的石榴在黄河地域是极为常见的，农家小院多喜欢栽植几株石榴，既赏心悦目又有果实的丰收。石榴的命名对她的自性来说既是象征又是揭示。雪凌对石榴的叙述倾尽心血，从一个逃难的小姑娘到一个寿终正寝的老祖母，几乎叙述了她完整的一生。石榴一出场就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感到这个小姑娘的不平凡，水灵、机警、沉稳。作者的叙述速度舒缓，手法雍容，节奏行云流水一般。大量的细节、奇异的场景、细腻的感受和恰到好处的回忆和联想，都在孕育着这个小姑娘不同凡响的巨大的生命力。她生了十九个孩子，经受了难以想象的磨难，但她坚强地挺过来了，活下来了，养育了一大家子人家，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一树好石榴。
《石榴花开》继承了传统线性叙事的清晰和现代空间叙事的多变，巧妙地处理事实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实现了时空意识的融合，因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的叙事结构。我们可以把这种新奇的叙事结构命名为“石榴体”。
石榴外形虽然是个多面体但看起来浑圆，它色泽鲜艳，饱满美观。石榴籽粒繁多且晶莹多汁，一道道黄色的膜把籽粒分开，粒是甜的，膜是苦的。小说的结构正是“模拟”石榴的结构设计的，二者天然地貌合神似。像石榴的果实一样，石榴一家人口众多——在这里要注意分清两个“石榴”的不同含义：一个指物，一个指人。众多的人物、纷繁的事件、多舛的命运怎么叙述？小说家先把他们安排到一个家族的框架里，像石榴把繁多的籽粒包裹起来一样，但是仍有果蒂和树相连，仍有裂开的小口向外界诉说。里面的膜把石榴的空间分隔成一个个小世界，籽粒们紧挨着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它们是独立的又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每个的形体都被相邻的所挤压所塑造，要把它们分开并不容易。《石榴花开》好像一个中短篇的集合，雪凌单独为人物立传，其中《石榴》、《大麦小麦》、《麦芽》就是以独立的单篇发表并赢得广泛赞誉的。但是，这些人物不惟有婚姻或血缘的联系，温暖或者冷漠，援助或者伤害，而且他们的命运又互相影响互相牵制。谁也不会属于谁，谁也躲不开谁，命运就是这样纠缠在一起。这样的叙事就每个人来看是清晰的，而就整个家族来看又纵横捭阖、气象氤氲，时间和空间交错成一个异彩纷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物的命运风雨凄凄，人性的面目斑驳陆离。其叙事效果该是心理上的跌宕起伏和思维上的昂扬奋进。
石榴体结构的关键是内部一道道黄色薄膜的设置，它的功能不是分隔的栅栏而是联结的脐带。怎样把一个个相对独立的人物的故事叙述得婉转徘徊，联结为充满因果的情节，进而衍生为一个家族的悲喜交集、长歌当哭的命运？这是家族叙事的高度也是难度所在。雪凌在设置叙事结构的内在关联上是个高手。她善于在叙述一个人物的命运到达高潮的时候把相关的人卷进来，这就像一个人不慎跌进一场冲突的怪圈而逃不脱干系。她善于在一个时空叙述的完满中把另一个时空的人拉进来，这就像我们在叙述一个人身处绝境的时候突然看到他的祖宗后代甚至三世轮回。她还善于在事件的关键处叙述戛然而止，让你身不由己地组织这个家族的其他成员接着完成。时间的回溯和前置，空间的交错和颠倒，人物的纠葛和事件的缠绕，作家把叙事结构的召唤力发挥到了极致。这是一道道很好的“膈膜”，它既保证了家族成员的相对独立性，又把它们血脉贯通组织在一起，从而达到了个性和集体性的统一，一个个籽粒晶莹透亮，合起来又浑然一体。
如果我们把这种石榴体的叙事结构仅仅看作是妙手偶得的叙事技巧，应该还没有触及到它的本质，还不能领悟这种叙事结构深刻的内涵。这种叙事结构既契合了家族主义的传统文化精神，又从历史和传统的框架中超越出来，从而这种叙事结构又寄寓着一种向个人主义开放的精神结构。雪凌在摆脱了历时性的瓜葛和共时性的羁绊之后，以天马行空式但又极为谨慎的《石榴花开》向这个时代昭示或许可能实现的价值体系。
《石榴花开》的家族叙事中虽然不完全排除生理学的因素，但决定人物命运的是各种类型的根深蒂固的文化。石榴一家的命运，石榴家族成员的性格，无不带有黄河地域文化的印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由这种文化孕育催生的。黄河的山东流域地势开阔，开阔的土地上长满庄稼，这些庄稼的生死一来受制于自然规律，二来承受上天的恩赐或者惩罚。庄稼人土里刨食，艰苦忍耐，听天由命。活着，就是人生的目标。也许这样就能理解石榴的性格，理解她生生不息、决不灭绝的生命力。
大麦和小麦是两个个性最鲜明、性格内涵最丰富的人物。这两个人物尖锐对立的生活态度和截然不同的命运最能激发人，或酣畅淋漓，或扼腕叹息。这两个人物的命运充分显示出雪凌非凡的叙事才华。大麦投水自尽，她为什要撇下年幼的孩子走上死路？她心中忍受着多大的痛苦？作者对这方面的消息捂得严严实实，在小说中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白。这个空白形成巨大的召唤力，它是一个蛊惑、诱导的陷阱，读者无可逃避地会走进去。从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论来看，这又是一个作家设置的精巧且意味深长的“症候”，我们由此表层结构切入而把隐藏在这些文字后面的无意识——艺术创造的生动内核——重新阐释。明乎此，我们就会对大麦的死因幡然醒悟。她不能忍受侮辱，不容许别人亵渎她的尊严，她要以死抗争。人们看到的也许更多的是她的拘谨和冷漠，这只是外在表象。她的内心是被一种文化浸透、型塑了的坚毅和决绝。小麦是另一个相反的类型，在阅读的时候，人们感到的可能是欲望释放的畅快。但是，你要是能够注意到她满足性欲时的偷偷摸摸和东躲西藏，要是能够注意到她亲生的孩子向她射来的刀子一样的目光，要是能够看到众人对她的厌恶和轻蔑以及她后来的无奈和潦倒，就一定会感觉到她不过是一只罩在罗网里的飞鸟。这张无形的网无处不在，让人无力挣脱或者不知道挣脱。
雪凌家族叙事文化性的另一个特征是风俗描写的人格化。长篇小说总是要描写风物民俗的，但许多是作为人物生存的环境和人物行为的舞台来叙述的，是作为小说三要素之一的环境要素而存在的。《石榴花开》也描写了大量的黄河流域特别是山东单县一带的风物民俗，包括牌坊、庙会、集市、风土小吃、婚丧嫁娶、偷情养汉和趁火打劫。这些描写场面热闹、饶有趣味、野性十足，一派氤氲蒸腾的乡土风光。更为难得的是，这些风俗民情本身已经具有了生命力，成为人格化的思想环境。它们和石榴一家人产生了纠缠不清的主仆与恩仇关系。在《石榴花开》中，耿雪凌所有的叙事策略都绝不是纯粹的技法，而是深深地植根于或延伸到一定的社会文化形态和世道人心。
每一个时代都面临着让那个时代的人备受煎熬、难以跨越的生存困境，除非到了上天堂的那一天，人类是没法摆脱生存困境的。那么，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是什么？从社会整体上看，我们还像石榴一样缺少粮食吗？还像麦芽童年一样生活在极度贫困中吗？我们还像大麦一样遭受侮辱吗？还像七舅一样惨遭毒手吗？很明显，我们已经跨越了石榴一家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大约不会再有石榴所遭遇的灭顶之灾。但是，我们看一看石榴的子孙们以及黄河平原上的芸芸众生，似乎生活得还很累很苦，许多人的筋骨在经受另一种折磨，更多人的心灵则烟熏火燎。如果我们想从雪凌的叙事中找到明确的答案——人们自我拯救的道路——就像学生考卷的标准答案，大约会有些失望。小说对意义、思想、感情的表达总是暧昧的。追求复杂性是当代小说的潮流，这种复杂性基于当代社会生活的繁复多变和人类情感异彩纷呈的现实而被人接受。与这种复杂性相对应的是小说思想的相对性与暧昧性。
毫无疑问，《石榴花开》成功地表现出了小说精神的复杂性，同时，它又具有一定的明晰性。在小说中，石榴对生的执着，大麦小麦对人性的捍卫或放纵，七舅的耿介不屈，麦芽倔强和自尊，甚至六舅的一副小人嘴脸，都给我们以深刻的人生启迪，它告诉我们该以怎样的人生态度活在这个世界上，该过一种怎样的人的生活。作家叙述的是或然的家族生活，表达的是应然的人生理想。在石榴家族的后代中，麦芽是一位优秀的人物。她拒绝了“我”和石榴的嗟来之食，她幼年在濒临死亡的艰难困苦中抬起头，保持做人的尊严。长大后立志创业，在“我”倒霉的时候倾囊相助。不屈，傲然，宽厚，高贵，这是最美的人性，是所谓黄河文化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可珍贵的。想想当下的沉沦、贪婪、冷漠、专横和卑躬屈膝，我们要走出这个时代的沼泽——许多是自造的陷阱——麦芽不啻新时代路途中的一盏精神明灯。
雪凌在小说中所叙述的故事——所设置的人物、刻画的性格，所安排的情节、描写的场景——正是她所体验到的历史生活，或者说是她期待的未来的生活。她正是以这样的生活来撩拨我们的直觉，唤醒我们的心灵，“听小说人物在他们命运的黑森林中徘徊时发出的吼叫”。最伟大的艺术总是能够孕育高贵的精神，升华高贵的人性。小说最后一章是“生命是一场生死轮回”。但是，每天的太阳都是新鲜的！《石榴花开》告诉我们的可能是，人要努力走出生死轮回，挣脱天命。人活一辈子不容易，别放弃，别糟践，都好好的！
总之，《石榴花开》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感引导叙事，采取内外视角交叉、多元叙事视角交织的个人化诉说——“我”既是石榴家族的成员，耳闻目睹了家族个体生命之间的爱恨恩怨与聚合离散，因而能够置身其中地感受、体验家族生存的艰苦卓绝的历史进程，从而清晰地揭示这个家族幽深的心灵秘史，同时，她又是故事的叙述人，心理的切近和意识的恣肆使她的叙事如一条心灵的河流，腾挪跌宕，铮铮淙淙，婉转流畅地表现石榴家族历史的生死沉浮，从而拓展出黄河平原上一个平民家族的深邃、醇厚的文化内涵，拥有了朴实而又凌厉的审美特性，《石榴花开》也因此达到了家族叙事的新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