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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许多次要的进攻形式，例如可以通过叛逃者（宣传）、封锁、声东击西、调虎离山（将敌人从主要战略区域引开）等手段进攻，也可以通过制造恐怖和破坏来进攻，但在狭义的战场上，进攻主要有三种形式—即正面进攻、侧翼进攻和后方进攻。
正面进攻也可分为两种—消耗式进攻和突破式进攻。第一种进攻所用的战法是先与敌军接触并将其拖住，然后迫使他们投入预备队，最后将敌人的实力消耗到不足以继续抵抗为止。此时敌人为了避免被歼灭的命运，将不得不冒着被追击的风险撤退。请记住，追击是一次新的进攻，因此应该动用生力军来实施。
在现代条件下，应该尽可能避免使用这种在一切进攻中最为原始的形式，因为防御时的火力要比进攻时的火力更具杀伤力。所以，即使能将防御方决定性地击败，进攻方付出的代价也可能很高昂。在很久以前的美国内战（一场前装枪时代的战争）中，这个道理就已经显而易见，以下两段引文足以证明：“让一个人躲在坑里，”莱曼上校（Colonel Lyman）写道，“再在他身后的小山上放一个优秀的炮兵连，那么即便这人不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人，他也能打退三倍的敌人。”
弗兰克·威尔克森（Frank Wilkeson）也写道：“在我们离开北安娜（North Anna）战场之前，我发现我们的步兵已经受够了向土木工事冲锋的战斗。普通士兵都称工事后面的一个优秀的士兵可以抵得上工事外面的3个。”
突破式进攻的经典战例是公元前331年10月1日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战胜敌军的埃尔比勒之战（也叫高加米拉之战）。简单说来，他的那次著名机动是这样的：
亚历山大的45000人与大流士（Darius）指挥的拥有巨大数量优势的波斯军队对阵。亚历山大率军沿对角线朝波斯军队左翼的中央前进，当两军接近时，他把自己的部队排成箭头阵型；他的方阵（重装步兵）在左翼，轻装部队在右翼，而他的重骑兵则排成楔形位于中央。随着方阵步兵的稳步推进，波斯大军越来越沉不住气，亚历山大注意到波斯军队的正面由于一些波斯骑兵队的前出而出现缺口，于是立刻向该处发起冲锋。在突破敌阵之后，他让自己的骑兵向左移动，从后方击溃波斯军右翼。大流士的整支军队由此在恐慌中一哄而散。
埃尔比勒机动
侧翼进攻也分为两种类型—单翼包抄式进攻和两翼包抄式进攻。前者的战例不胜枚举，其中最完美的战例之一就是1757年12月5日腓特烈大帝战胜对手的洛伊滕之战。此役的战术思想则是基于公元前371年留克特拉之战中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著名策略。
腓特烈率领36000人马快速推进，大大出乎道恩元帅（Marshall Daun）和大约85000奥军的意料。此时道恩匆忙在他右翼的一片沼泽和左翼的施韦德尼茨河（River Schweidnitz）之间布阵，并以洛伊滕村为中心。腓特烈一边佯攻道恩的右翼，一边利用战场上的一片高地作为掩护，神不知鬼不觉地带领大部分兵力横穿于敌军正面，突击道恩的左翼，在逼退这一翼的敌军后趁势攻向洛伊滕。最终他横扫了中央部分的全部敌军。拿破仑将这场战役称为“机动、策略和决心的杰作”
。
两翼包抄的经典战例是公元前216年8月2日汉尼拔（Hannibal）大破罗马的坎尼之战。
汉尼拔把自己的步兵分成3个梯队，他的西班牙兵和高卢兵组成中央梯队，非洲兵组成两翼梯队。在步兵阵列的两翼他又各布置了一队强悍的骑兵。面对瓦罗（Varro）指挥下以类似方式列阵的罗马军队，汉尼拔命令他的左翼骑兵发起冲锋，击溃了罗马右翼的骑兵。接着，在罗马步兵逼近时，他一边用骑兵追击逃离战场的罗马左翼骑兵，一边将自己的中央梯队调整为向敌军方向凸出的月牙形阵列。这个月牙阵立即遭到攻击，并逐渐被逼退，最后成为两翼凸出、中间凹进的阵型。瓦罗指挥他的士兵涌入这个口袋，挤作一团。突然，汉尼拔命令两个非洲步兵梯队前进，然后向内旋转，从两翼夹击罗马。而这时完成追击返回的迦太基骑兵又从后方给了罗马军队重重一击。于是瓦罗的大军就像遭遇地震一样被吞噬了。
洛伊滕机动
在飞机出现之前，严格意义上的后方进攻—不是紧接着突破式或包抄式攻击之后发起的攻击—只能由在负责主要战斗或正面战斗的部队之外独立行动的部队执行。这种进攻形式的一个绝佳战例就是钱瑟勒斯维尔之战。1863年5月2日，李将军（General Lee）命令“石壁”杰克逊（Stonewall Jackson）率32000人绕过胡克（Hooker）的正面和右翼，然后突击他的后方。杰克逊成功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彻底搅乱了胡克的计划。
防御战术主要分为两大类—直接防御和间接防御。后者包括通过火力防御、隐蔽防御、布设障碍防御和分散来减少被攻击的目标。其中，第三种防御战术包括运用铁丝网、地雷和各种反坦克及反空降障碍。但是，所有这些间接手段都是用来辅助直接防御的。
坎尼机动
直接防御具有三种主要形式—线式防御、区域防御和机动防御。
第一种形式的例子包括中国的万里长城、罗马的边墙、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壕和马奇诺防线；第二种形式—经常被称为“纵深防御”以区别于单线防御—是中世纪的城堡建造者和17—18世纪的军事工程师们所采用的防御体系，这种体系依靠建造城堡或堡垒来封锁交通枢纽和天然的通行路线，从而迟滞敌军的推进。这些防御工事通常在一片纵深区域内呈网状或棋盘状分布；第三种形式，机动式直接防御最早的表现形式是盾牌和稍晚的盔甲，它们相当于如今的坦克装甲。不过，说到防御全身的形式，最早的例子应该是马车组成的车阵，匈奴人、蒙古人之类的游牧民族用过它，15世纪的捷克胡斯派也用过它，甚至直到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期间，布尔人还在用它，尤其是在布巴尔德山战役中。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防御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
乍看起来，飞机的出现似乎带来了一种新的攻防形式—垂直攻防。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罗马时代，龟甲形大盾就被用来抵御垂直落下的投射物，其保护功能并不亚于如今的高射炮和混凝土防空洞。而在1066年10月14日的黑斯廷斯之战中，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就曾命令自己的弓箭手朝天放箭，从而让这些箭垂直落到哈罗德（Harold）的军队上空。本质上他的做法与当今的轰炸机别无二致，而且也和后者一样常常得不到决定性的效果。
从这段简要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虽然进攻和防御的手段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但是进攻和防御的基本形式却始终未变。或许在军事行为中我们能够找到的最大变化是在行政管理领域而非战术领域—补给和军队的航空运输。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因为它可以取代道路和越野机动。在此之前，所有机动都是在地表进行的，而现在必须在它们之外加上特殊机动。因此，战斗如今不仅仅是在某一地区进行，更不是像1914—1918年的大多数时候那样仅在几条线上进行，而是在立体空间中进行。所以，我们可以将如今的战场比作一个盒子，盒子中的军队无论是处于静止还是机动状态，至少应该始终做好在各个方向—上方、前方、后方和两翼—自卫的准备，或者应该假设敌人的进攻会在一个或多个方向上发起。战争变得更复杂了，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了，不过这种游戏仍然是在旧棋盘上开展的：因为即使有了飞机，胜负仍然要在地球表面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