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任何一个由武装人员组成的团体如果不能按照某一个人的意志做出反应，那么它在整体上就不能被视作是一支军队—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支令出多门的军队无疑就是多头怪物。此外，这样的团体如果得不到供应和补给，也无法作为军队持续存在。因此，军队可以看作是由三大部分组成的组织，包括一个躯体，即它的作战部队；一个肚子，即它的行政机构；一个大脑，即它的指挥机构。因为破坏其中任一部分都会令其他两个部分无法运作，所以战术目标也就有三个。其中第一个就是作战部队，它堪比鸡蛋的壳，处于外围或前方区域，而第二和第三个目标就是指挥和行政机构—相当于蛋黄和蛋白—处于内部或后方区域。因此，进行攻防的战术区域可以分为两块，即前方和后方，而后者可以与上一节讨论的作战要害地区相比。
1914年，当堑壕战大行其道时，战线变得没有侧翼可言。这样一来就不可能通过迂回或包围前线来攻击其后方的地区，战术问题就集中到了如何突破上。显而易见的突破方法是通过集中使用大炮在敌人的防线上轰开一个缺口，然后让军队通过缺口前进。虽然理论上这种做法足够合理，但是稍加思索就会发现它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行的，原因如下：（1） 集中火炮所花费的漫长时间会给敌人提供充分的预警，让他们有时间准备；（2） 长时间的炮火准备会让敌人探测到进攻的地点，从而巩固和调整他们的防御；（3） 密集的炮火会彻底破坏地面，摧毁供部队前进的交通线，导致轮式运输车辆无法通过战场；（4）把一片地区从堑壕纵横变为弹坑密布丝毫不能解决敌人抵抗的问题，因为这只不过是把一种土木工事换成另一种而已。
在1917年11月的康布雷战役中，所有这些难题都通过运用坦克得到了解决。英军快速而隐秘地集结了大批坦克，没有进行炮火准备，因此也没有破坏战场的地面。虽然这场战役以失败告终，但它还是奠定了一场战术革命的基础，因为它清晰有效地证明了有一种战术，可以用来快速突破前方或外围战斗区域，继而攻击后方或内部的指挥和行政区域。
1918年的战事表明，这种方法开启了作战方式的广阔前景。在西线，德军分布在绵延500英里的狭长地带上，其前方区域纵深约5英里，后方区域纵深15英里。后方区域设有他们的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指挥部，是位于前方区域的战斗躯体的大脑。此时协约国军队已经能达成突破，而这种线式布防不仅不能帮助德军阻止突破，反而会起到妨碍作用，因为战线拉得越长，德军就越难集中兵力。于是我提出了一个计划，虽然其指导思想不算原创
，但具体的战法却是崭新的。这个计划的目标是在攻击敌人的战斗躯体之前直接攻击其首脑，这样一来，当其战斗躯体在之后受到攻击时，会因为缺少指挥而陷入瘫痪。具体方法是集结起快速机动的强大坦克纵队，在飞机的有力保护下穿过前方区域，直扑后方区域的德国师级、军级和集团军级指挥部。一旦消灭了这些指挥部并瘫痪了前方区域，再按通常的方法攻击后者。
虽然这种瘫痪式战术被福煦元帅（Marshal Foch）采纳并成为他当时筹划的1919年攻势的战略基础
，但是由于战争在1918年11月就结束了，这个战术也就一直没有得到实战检验，仅仅以理论形式保留下来。直到1939年9月，德军在稍作修正后把它们试用于波兰，并冠以“闪电战”的诨名。
与此同时，另一种因为机械化而成为可能的理论也在发展，只不过它关注的是天空而非地面。按照这种理论，作战要害地区可以在平民的意志中找到；因为只要以恐怖手段打垮平民的意志，那么整个政府机构都会陷入混乱，而军事指挥机构也将随之崩溃。
这种通过打击士气来攻击敌国的理论的最积极倡导者是意大利将军朱利奥·杜黑（Giulio Douhet）。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他就在《制空论》一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参加那场战争的军队，”他写道，“只不过是各交战国为了削弱对方的抵抗而使用的工具；虽然战败方的军队战绩更为辉煌，但是当平民的士气开始减弱时，这些军队不是就地解散就是投降，还有一整支海军舰队被完好无损地移交给了对手。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国家的这种瓦解是由军队在战场上的行动间接造成的。在未来，则可以通过空中力量的行动直接造成这种结果。这就是过往战争和未来战争的区别所在。”
“对一个城市的航空轰炸将迫使大约数十万居民逃离，这对于实现胜利的影响肯定要大于最近这场战争中经常发生的无疾而终的战役。一个国家一旦失去制空权，就会遭到直接瞄准其最关键的中心城市的，无休无止的航空攻击，而且绝无可能进行有效反击。因此无论这个国家的地面部队有多么强大，此时遭遇危机的国民都会觉得一切都无济于事、一切希望都已破灭。”
在这里应该指出，杜黑的目标并不是对作战要害地区以毁灭代替占领，从而使敌人失去在战场上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工业资源；他的目标远比这更可怕—直接说来，就是要在既不使用陆军也不使用海军的情况下迫使敌人屈服。他在自己的书里一次又一次地明确阐述了这个目标。例如，他在书中写道：
“在此我要强调：这种航空进攻对民心士气的作用将远比其物质作用更能影响战争的进程。例如，以一座大城市的中心城区为例，想象一下，一支轰炸机部队的一次攻击会给平民带来什么。我个人毫不怀疑它对人们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
接着，在描述了轰炸的破坏之后，他又继续写道：
“曾经一天之内发生在1座城市的灾难现在完全有可能发生在10座、20座、50座城市。而且，即使在没有电报、电话或广播电台的情况下，消息的传播速度也很快，那么我问你们，在尚未遭到打击但同样逃不过轰炸的其他城市，平民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在这样的威胁下，什么样的民政或军事机构才能维持秩序、保证公用设施运转、生产继续进行？即使能够维持表面上的秩序并且完成某些工作，难道一架敌机的出现还不足以让人们在恐慌中四散奔逃吗？简而言之，长时间处于这种死亡和毁灭随时降临的噩梦之中，要过正常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如果第二天又有10座、20座或50座城市遭到轰炸，谁能阻止这些惊慌失措的人们逃到荒郊野外，以求躲避这种来自天空的恐怖呢？”
“一个国家在遭受这种来自空中的无情痛击之后，其社会结构不可能不彻底崩溃。不久之后，人民为了结束恐怖和苦难，就会在自保的本能驱使下起而反对政府，要求结束战争—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的陆军和海军还根本来不及动员。”
这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两种突出的战术理论，下文将会继续提到，两者都把战争问题从物质层面提升到了精神层面。攻击敌军指挥机构的目的是打击敌军战斗部队的士气，而攻击敌国平民的目的是削弱其政府的意志。
虽然这两种理论蕴含的思想是相似的，但在实际运用中它们是截然不同的。第一种理论要求将陆军和空军整合起来，第二种理论却是以两者的分离为基础，让陆军成为警察部队，其任务只不过是在敌国被空中攻击降伏后加以占领。这种形式的空中攻击叫作“战略轰炸”。在第一种理论中，军事行动仅限于军事领域，决战仍然是战略的最终目的。而在第二种理论中，军事行动完全在民事领域进行，破坏文明生活的潜力成了空军战术的目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两种理论分别产生了什么影响？
直到1933年希特勒掌权为止，第一种理论都没有什么影响；第二种理论却因为其广泛的吸引力而声名远扬。早在大战期间，美国的威廉·米切尔准将（Brigadier-General William Mitchell）就提出了非常类似的理论，而英国的休·特伦查德爵士（Sir Hugh Trenchard）也发出过同样的呼吁。在英国，1918年4月诞生了第一支独立的空军，曾经的辅助航空部队—皇家飞行队被改编为独立的战斗军种—皇家空军。
表面看来，这种转变与英国孤悬海外的地理位置很相称，这样的位置虽然使她能安然应对地面攻击，但也使她难以为欧洲大陆上的盟友提供地面支援。如果杜黑和其他持同样思路者提出的主张是正确的—虽然此时它们并没有得到实践证明—那么如何用一支规模极小的陆军在大陆战争中发挥最大干涉效果的老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空中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地面力量，英国在对欧洲大陆目标进行航空轰炸时，也就可以不用将庞大的远征军送往海外。
法国则没有这么幸运，因为在她和德国之间并没有一条英吉利海峡；此外，她也缺少和德国再打一场战争所必需的人力资源。为了弥补这些缺陷，她决定通过建设马奇诺防线把自身变为一个人造的岛屿，而这条防线就成了抵御德国入侵的壁垒。法国没有建立独立的空军，原因很简单：在法国人眼里，轰炸机仅仅是用来延长马奇诺防线上大炮的射程的工具。
从这两种政策可以看出，如果英国和法国的总参谋部真有什么打算的话，那就是在上一场战争爆发的地方打响下一场战争，用马奇诺防线取代当初西线的战壕防线。因此，这场战争将会以敌方攻坚的形式开场，而这条防线将会给英法争取到充足的时间，从而生产出足以轰平德国的飞机大炮和足以将她困死的军舰。如果这不是他们的计划的话，那就很难想象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应付了。
对英国和法国而言不幸的是，在1933年，希特勒执掌了德国，他头脑清晰，有非常明确的政策和计划，集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和预言家于一身，有时甚至堪比上帝。
“‘谁说我会像1914年的那些蠢货一样发动战争？’希特勒咆哮道，‘我们的一切努力不都是以避免这种情况为目的的吗？大多数人是没有远见的……他们对新颖的、出人意料的事物视而不见，就连那些将军们也是死脑筋。他们被自己的技术知识束缚住了，而善于创新的天才往往总是置身于专家组成的小圈子之外。’”
早在1926年，当他还在撰写《我的奋斗》第二卷时，他就非常清楚，在下一场战争中“摩托化”将会“以势不可挡、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出现”
。他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绝对战争学说和消灭战略。他相信战争是一种政治工具；因此，鉴于他的政治目标是确立德国的生存空间，他便相应地设计了自己的战术。这些战术的目的是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极少的财产破坏为代价来消灭敌人的战斗意志。
他的战术立足于两个理论—宣传攻势和快速打击攻势。他在时间方面逆向运用了杜黑的理论，也就是说，他的目标是在战争爆发之前（而非之后）打击敌国的平民，用的不是物理手段，而是精神手段。他说过：“战争除了诡计、欺骗、迷惑、攻击和偷袭还有什么呢？……有一种更广泛的策略，运用精神武器的战争……如果用其他方式能够更好、更便宜地打击他（敌人）的意志，那我为什么还要运用军事手段呢？”
劳施宁（Rauschning）
的下列引述可以更好地说明他的理论：
“在堑壕战中为了让步兵实施正面进攻而进行的炮火准备将来会被创新的宣传手法所取代，在军队还没有开始发挥作用之前，就从心理上击垮敌人。只有先打击敌国人民的士气，让他们做好屈服的心理准备，在道义上陷于被动，才能考虑开展军事行动。
“在所有敌对国家，我们都应该找到将会帮助我们的友人。我们应该懂得如何结交这样的朋友。意志混乱、情感矛盾、犹豫不决、惊慌失措：这些都是我们的武器……
“在短短几分钟内，法国、波兰、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变得群龙无首，就像没有总参谋部的军队，所有的政治领袖都被清除了。那种混乱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而我也早就与一些合适的人沟通过，他们将会组建新的政府—符合我的意志的政府。
“当敌人的意志从内部瓦解时，当他们处于革命爆发的边缘时，当社会有陷入动荡的危险时—这就是合适的时机。必须将他们一举击溃……那是声势浩大、毁灭一切的打击。我不会考虑后果，我考虑的只是这么一件事。”
在另一个场合他曾说道：
“如果我要攻击一个对手，我的做法会和墨索里尼大不一样。我不会提前花几个月时间谈判并进行漫长的准备，而会按照我这辈子一贯的做法，突然地，就像夜空中的一道闪电一样，全力扑向敌人。”
虽然这三种理论都指出下一场战争会与上一场有很大不同，但是进攻和防御的形式及原则仍然是一成不变的，研究战争的人最好先记住这些形式，再着手考察1939—1945年在各式各样的地形和气候条件下进行的历次战役；因为若是没有这些概念，也就没有了对它们进行评判所需的背景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