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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交战国的战争目标直接源于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因为正如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早就指出的那样：“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而且 “……军事艺术的最高领域就是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那么，两个敌对联盟—一边是英国和法国，另一边是德国和苏联—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英国的政策一直是维护实力平衡—确保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因为相互敌对而成为一盘散沙，从而维持这些国家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潜在的敌人—它不是最邪恶的国家，而是其政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威胁到英国或它的殖民帝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通常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因此在和平时期，英国政治家所支持的要么是二号强国，要么就是联合起来的实力仅仅稍逊于头号强国的一些国家。根据这一原则，英国政治家们在战争中的目标并不是毁灭敌人，因为毁灭将会永久地打破实力平衡；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将敌人的实力削弱到可以使平衡恢复的程度，一旦到了这个地步，英国就会启动和平谈判。
从黎塞留时代至今，法国的政策一直是以保护其东部边境和使德国保持分裂为目标。因此，她所追求的同样是一种实力平衡，只不过她考虑的并不是整个欧洲，而是局限于德意志诸邦的范围，因为德国无论是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帝国还是第三帝国时期，始终是欧洲大陆上唯一能够与法国匹敌的强国。
两种形式的实力平衡是互相对立的。英国的政策基础是欧洲大陆上至少存在两个实力相当或接近的大国或者国家集团，而法国的政策基础只有一个—她自己。因此，法国与英国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欧洲几乎每一场重大危机的根源都来自英法两国的对抗。实力平衡政策也由此背负了恶名。
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1919年，在美国的游说下，各战胜国一致同意成立国际联盟，旨在用集体安全政策消除追求实力平衡的必要。但是美国并不是欧洲国家，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欧洲国家，即使他们的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无济于事。而法国是欧洲尚存的头号军事强国，所以平衡的控制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她的掌心，于是法国的传统政策又开始作祟。这一点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从此以后，英国逐渐恢复了自己的传统政策，开始出于平衡法国的目的而支持德国。
倘若英国仍然保持着她在1913年的金融地位—换言之，倘若她仍是全世界的大金主—那么这种从集体安全回归实力平衡的政策变化将会使她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容许德国重新武装，并且始终确信即使德国实力增长过多，英国总是可以用她的财富来补贴法国并增强自己的陆海空三军。然而伦敦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已经取而代之，而让金融中心回到伦敦是实力平衡政策再次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为了推动金融中心回归，英国在1925年恢复了金本位制，从那时直到1931年，与美国进行的贸易战将她那有限的收入吞噬大半，能挤出来供给作战部队的寥寥无几。为了争取时间和掩盖这一事实，英国的政治家们醉心于鼓吹裁军。他们宣称再来一场战争将会给文明带来浩劫，而预防这一灾祸的唯一手段就是集体安全。因此等到希特勒掌权时，英国人民已经被这种宣传彻底毒害，如果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提议重整军备，肯定会被赶下台。
这种和平宣传的力度实在太大，以至于当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时，英国政府竟然不敢公然宣布它真正的战争目的：德国的强权政治、德国的生活方式、德国的金融体系和德国的贸易方式无不与英国尖锐对立，如果让它们长久存在，必将导致德国成为欧洲霸主，而英国要想保住强国的地位，就必须坚持传统。因此，既然英国的强大是靠着实力平衡而建立和维系的，那么其未来安全就有赖于重新实现这种平衡，所以英国政府的战争目的并不是消灭德国
，而是将她的实力削减到平衡点为止。
结果在1939年9月3日宣战时，英国政府竟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道义而参战的。这就把战争建立在了十字军东征式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使它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而非政治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旨在消灭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一如圣乔治消灭恶龙的壮举。在议会下院各党派的宣言中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张伯伦（首相）是这么宣布的：“我相信我也许能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被毁灭，欧洲重获解放的那一天。”然后是格林伍德（工党）：“最后，在这场我相信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中，纳粹主义最终必定会被打倒。”还有A·辛克莱尔爵士（自由党）：“……让全世界都知道，正如首相所说，英国人民坚定不移，誓要终结纳粹的统治，建立起以正义和自由为基础的秩序。”最后是丘吉尔（保守党）：“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了从纳粹暴政的瘟疫下拯救全世界而战，我们是在保卫一切对人类而言最为神圣的事物。”
因此，政府非但没有将人民的思想指引到重建平衡的方向上来，反而用一种对“邪恶之物”的仇恨精神扼杀了他们的理性，让他们以为这场战争是善与恶的较量。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绪化的目的不仅使这场战争走向了总体战，而且最终导致了英国400年来竭力避免的结果—一个异族强国建立起了笼罩欧洲的霸权。
这个顺应天命的强国就是苏联。由此我们把话题转移到第二个联盟，苏联与德国的联盟—它其实和英法联盟一样根基不稳。
与其将苏联视作欧洲强国，不如说她在亚洲更具有影响力。而鉴于英国是在亚洲影响最大的欧洲强国，大英帝国的垮台显然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要怎样对付英国？—这是苏联的大问题。确保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只有两条，要么与德国联手对抗英国，要么摧毁德国。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都不可能实现她所想要的实力平衡。
从斯大林接替列宁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一天起，和平就是巩固“新经济政策”（正是这一政策逐渐把苏联拉回到了曾被革命抛弃的帝国主义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按照克里维茨基（Krivitsky）的说法，在希特勒通过1934年6月30日清洗异己的行动巩固了独裁者地位之后，斯大林就打定了拉拢他的主意。
随后苏联军队在1937年也经历了清洗运动，35000名军人因此丧生。军力的削弱使苏联加强了讨好德国的行动，最终正如我们看到的，两国在1939年8月23日结成了marriage de convenance（基于利害关系的同盟）。
我们或许可以从斯大林1934年的下列讲话中对他当时的想法窥见一斑：
“上一次战争带来了什么结果呢？他们并没有毁灭德国，却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切齿痛恨的种子，为德国的复仇创造了极其肥沃的土壤，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都无法解决自己造成的动乱局面，将来或许也很长时间都做不到。并且他们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灭亡，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进一步造就了苏维埃联盟。那么，有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结果会比第一次好？”
在1939年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当年8月24日，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文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带来了经济大崩溃，也给人民带来了苦难和饥荒。只需一场革命就足以终结战争和经济崩溃……没有理由怀疑第二次战争……不会导致……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革命，以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府的垮台。”
《当代苏联》的编辑兰斯洛特·劳顿（Lancelot Lawton）对此评论道：“如果《真理报》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革命真的在多个国家爆发，即便假设这些国家是同盟国的敌人，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在莱茵河畔、地中海沿岸和远东将出现一系列苏维埃共和国。”
很明显，只要能够置身事外，斯大林当时并没有加入“资本主义”冲突的意愿。在1939年3月10日，他曾说过：
“我们必须小心地防止我们的国家卷入那些惯于让他人为其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挑起的冲突中”；而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Mekhlis）却宣称：“红军的职责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和增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数量。” 几天后，他又在基辅（Kiev）声称：“伟大的舵手斯大林将驾驶强大的无敌战舰在最终决战中向资本主义发起突击。”
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并不是因为他热爱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害怕民族社会主义，也是因为英国将自己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波兰。他确信英国这种太阿倒持
的做法将会引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世界很可能会自我毁灭。在英国向波兰做出安全保证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就向各国的共产党做出了以下声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已经……确定最好的做法是置身于冲突之外，同时怀着发动社会革命的希望，做好在参战列强被战争削弱之后进行干预的准备。”
苏联辽阔的国土是她的保护屏障，而德国四战之地
的位置正是她的危险所在；同样，四面环海的英国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确保安全，而德国这样的内陆国家若不能控制陆地，则永远没有安全可言。正是这一事实，而非普鲁士精神（及其影响），才是她军国主义的根源。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发动过的一系列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证明了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遭到攻击会给德国带来多大的打击。不仅如此，后一场战争还证明了她是多么容易遭到封锁。因此，为了保证德国免遭这两种灾难，与英国结盟一直是希特勒的梦想。然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掌权之后就立即实施了直接易货和出口补贴的经济政策，从而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那么，为什么他不与苏联结盟呢（他本可以在多年前就巩固这样的联盟，获得更可靠的防止两线作战的保证）？答案就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十四章里。在这一章里他详细讲解了自己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在他已经完全详细讲解之下，还是常有人问“希特勒为什么会入侵苏联？”，实在是令人诧异。
希特勒首先指出：“国家的领土面积不仅决定了国民的粮食和原材料的来源，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德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级的强国，根据这一观点，只要她被限制在现有的边界内，就绝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与世界级强国相比她是无足轻重的，而更糟糕的是，与人口不相称的国土面积，迟早会导致德意志民族的衰落乃至灭亡。
仅仅要求恢复1914年的边境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并未将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成员包容在内。“何况从军事防御的地理条件来看，它们也是不合理的。”它们只不过是“由于一场未曾结束的政治斗争而确定的临时边境线；况且，它们有一部分是由于机遇偶然形成的。”1914年的边境线毫无意义。因此，征服外国领土是必需的。
为了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他这样写道：
“一个国家拥有辽阔领土的事实绝不能成为它永久占据这些领土的理由。占有这些领土充其量只能证明征服者的强大和那些屈从于他的人们的软弱。占有权的唯一来源就是这种强大。如果德军民被禁锢在不可能让他们生存的领地内，因而要面对悲惨的未来，那么这不能算是命中注定，而拒绝接受这样的境遇也不是对天命的违抗。因为正如任何神明都不曾许诺赐予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多的领土，我们也不能把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归咎于上天。我们如今生活的土地并不是上天赠予我们祖先的礼物，这些土地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征服得来的，因此将来我国人民也不会因为其他任何民族的恩赐而获得领土，并以此获得生存之道，这些领土都是必须通过胜利之剑的力量赢得的。”
他还写道，因为获取殖民地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确信必须改变我们相对于法国的现状……我们国社党人已经决定摒弃战前德国外交政策所遵循的路线。我们要终止德军长久以来进军欧洲南部和西部的策略，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
最后，他吐露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想到苏联，以及与她接壤并臣服于她的那些国家。”
“在这里，命运之神似乎亲自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命运将苏联交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从而使苏联人民失去了曾经缔造苏联并保障了其生存的知识阶级。因为苏联成为有组织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东斯拉夫人中具有建设性的政治人才，而是受到了日耳曼民族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组成国家的光辉例证的鼓舞。世界各地许多强大的帝国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以日耳曼组织者和统治者为领袖的劣等民族不止一次地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而且只要原先发挥建国作用的种族核心没有消失，这些国家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几个世纪以来，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存续都要归功于其统治阶级的日耳曼核心。但是现在这种核心几乎已经排除净尽，由犹太人取而代之。正如苏联人绝不可能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摆脱犹太人的枷锁，犹太人也不可能使这个强大的国家存续久远。并且，犹太人本身并不善于维护国家的长期稳定，相反，他们更善于分散国家。这个东方的庞大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犹太人在苏联的统治的终结也将是俄罗斯国家的终结。我们被命运选中来见证这一灾难，而它将无可辩驳地证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理论。”
与欧洲大陆的强国相反，大不列颠岛不仅是一个无法攻击（除非利用飞机）的岛屿，还是囊括了从白海到爱琴海的整条欧洲大陆海岸线的海上交通系统的中心。因此，在发生战争时，她的舰队既能封锁所有敌对和中立的欧洲国家，也能支援她的平衡政策所青睐的任何一个强国；既可以通过资金、军火和武装力量直接支援，也可以通过具有牵制性的两栖作战行动间接支援，通过持续的威胁迫使敌人顾此失彼。
以往的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最适合这几种作战行动的战略是先守后攻。先守的意义在于，只要掌握制海权，英国本身就没有受攻击之忧；后攻的意义在于，这保证了英国具有针对战略领域内任何海上目标的行动自由。这一战略既非侵略性的，也非孤立主义的；相反，它是纯粹利己主义的。它与实力平衡的关系在于，它的目的并不是保证欧洲的和平，而是警告欧洲大陆各国，在英国强大的海权面前，发动战争是无利可图的。
在所有按照英国传统政策进行的战争中，这种先守后攻的战略都证明了任何实力强大的欧洲大陆国家，无论其征服范围有多广，不列颠只要控制四海，就能牢牢掌握主动权。
这一战略与欧洲大陆自拿破仑和克劳塞维茨时代以来所偏爱的战略的主要差异在于：海权是建立在本土安全的基础之上，并辅以分散军力的自由；而陆权是建立在军力优势的基础之上，并辅以将军力集中在选定地点的能力。从这里可以看出其基本规律：海权与陆权不同，其力量并非来自人力，而是来源于战略性的（地理）位置。
在英国历史上这条规律一次又一次地被验证。例如，在1588年，当英格兰与西班牙为敌时，她的人口大约是450万； 1702年，与法国、西班牙和巴伐利亚对垒时，大约是5475000；七年战争中是6467000；而在1800年是8892000。在所有这些以英国获胜告终的战争中，她的敌国的人口都远远超过了她的人口。尽管如此，在1914年，英国却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海权战略，而转为陆权战略。更糟糕的是，在此后的战争中损失较大的她选择在1919年成为欧洲和平的担保人，然而她却无力保证这样的和平，原因是：此时她的人力和财富并不足以让她在保证欧洲和平的同时维持海洋贸易大国的地位。结果就是，因为她越俎代庖地承担了大陆强国的义务，所以无法根据自身的利益要求来影响事态发展，最终在1939年和她的盟友法国一起被拖入一场毫无战略基础的战争。战略主动权就这样转到了德国手中。
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的目标是建立生存空间，而这意味着与苏联交战。在通过联盟稳住苏联之后，如果法国和英国与他开战，那么他要解决的战略问题就是在实施入侵苏联的主要作战行动之前制服波兰、法国和英国。和上一场战争一样，在这几个国家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因此，如果不想重演历史，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个潜力无穷的大国参战。这就意味着这场战争必须速战速决。哪一种战略最能满足这个要求呢？
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很重要，没有它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在拥有如此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德国还是不能在美国参战之前成功结束这场战争。而且这个答案还能解释为什么在同盟国彻底击败德国的情况下，英国还是没能实现她诉求的政治目的。
克劳塞维茨在有生之年没能完成他的《战争论》，这不仅是政治家和军人的重大损失，也是历史的重大损失。假如他能写完，那么他书中关于“战争的军事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作战力量”的论断肯定会被他自己修正，因为有时候目标是会有很多限制的。在他的众多学生中，德尔布吕克（Delbrü ck）在自己的《战争艺术史》中第一个指出，既然战争分为两种形式—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那么战略也必须有两种形式。他把这两种形式称为消灭战略（Niederwerfungsstrategie）和消耗战略（Ermattungsstrategie）。第一种战略的目的是寻求决战，而第二种战略只把战斗看作用以实现政治目的的多种手段之一，其他手段包括机动、经济攻击、政治说服和宣传，等等。
克劳塞维茨英年早逝，没能详细解说他留下的关于“有限战争”的少数笔记
。而在他身后，从老毛奇（elder Moltke）时代起，德国总参谋部一直潜心研究克劳塞维茨详细论述过的第一种战略，而拒绝接受同样重要的由德尔布吕克提出的第二种战略理论。
在1914年，面对一场具有两条战线的战争，但没有足以同时在两条战线作战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击垮法国在西线的抵抗就成为德国生死攸关的事，唯有这样她才可能集中大军对付苏联。因此，在德尔布吕克看来，德国采取消灭战略对付法国是合理的。他还认为，一旦法国被制伏，英国就无力继续抵抗，因为他相信，“英国以往的政治发展使她不可能凑集超过象征意义的陆军……‘每个民族，’他写道，‘都是其历史和过去的产物，与历史的决裂程度不可能超过一个成年人与自己少年时代的别离’。”
这一论断显示了以德尔布吕克为代表的大多数德军对海权国家潜力认识之肤浅。如果他能理解海权会带来什么，他就会明白，恰恰是他详细论述的第二种战略在英国历史上屡屡为她赢得欧洲大陆战争的胜利。英国的历史证明并不是她无法按照欧洲大陆的军事路线参与大陆战争，而是她始终准备着在大海上作战。
此后，随着德国在马恩河会战中受挫，战争进入阵地战时期，德尔布吕克清楚地认识到：由于再也不可能依靠决定性会战定胜负，德国必须谋求用其他手段使敌人服从自己的意志。因为德国处于被对手夹在中间的内线位置，有可能借此重夺主动权，所以德尔布吕克建议在稳固防守西线的同时，将主力转向苏联和意大利，以求破坏敌国的联盟，从而孤立英国和法国。这个战略有2个必要条件：首先，“不能采取任何可能使西方列强获得新盟友的手段”；第二，“愿上帝阻止德国走上拿破仑的政策道路……欧洲各国会基于这一个信念而团结一致：绝不屈服于由一个国家强加于欧洲的霸权”。因此，在协约国取得马恩河会战的胜利之后，德尔布吕克就极力主张，为了证明德国没有称霸欧洲的意愿，此时应该设法议和。“他坚信这场战争是由苏联的侵略引发的，英国和法国没有理由继续与一个‘保卫欧洲和亚洲，使其免受莫斯科佬统治’的强国战斗。”随着德国发起 “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加入战争，至此更坚定了他关于德国必须议和的信念。也就是说，“战斗本身再也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如果德国的政治家们未能在一开始使西方列强相信德国是渴望和平的，那么可以发动新的军事攻势，以起到打消对方疑虑的作用。但是只有将军事手段与政治方案协调起来，才可能使战争成功结束”。
德国总参谋部不顾德尔布吕克的呼吁，继续一意孤行。他们没有放弃对消灭战略的信仰，于是就有了1918年3—4月间德军那场半途而废的攻势。从战略角度讲，这是一次错误的作战行动。“首先，德国陆军在发起攻势前根本没有一举击垮对手的条件，它的数量优势微乎其微，而后备力量则大大劣于对手。它的装备在很多方面也同样逊色于对手，而漏洞百出的后勤系统和摩托化部队捉襟见肘的燃料储备更是大大降低了它的战斗力。这些劣势在进攻开始前就已暴露无遗，但统帅部却视而不见。”
结果就是，当鲁登道夫发起进攻时，他不得不沿着敌军抵抗最弱的路线前进，没有选择最具决定意义的路线，而后者正是消灭战略的精髓，具体到这个战例就是应该把英军和法军分隔开来并围歼前者。鲁登道夫之所以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某个地段进攻受阻时，缺少总预备队的他无法增援该处的部队，只能在其他地段发起新的攻击，结果“声势浩大的攻势退化为一系列分散的、缺少协同而且徒劳无功的突击”。克雷格（Craig）写道：“德尔布吕克由此重申了他作为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所做的全部研究的主题。由于敌军的相对实力太强，统帅部应该认识到消灭敌人已经再无可能。因此，1918年攻势的目标应该是挫伤敌人的战斗意志，使其妥协，进一步同意议和。而这个目标本身只有在德国政府表达了自己谋求和平的意愿之后才可能实现。只要能够明确做出这样的求和声明，德国陆军在发动攻势时就能够赢得巨大的战略优势。因为此时它可以根据自己所能支配的力量来制定进攻计划；可以放心地进攻己方拥有战术优势的地点—也就是最容易获胜的地段—因为此时即便只是小规模的胜利也能在敌国首都产生巨大的道德效力。德国统帅部之所以在1918年受挫并输掉战争，正是因为它忽视了最重要的历史教训，即政治与战争的相互关联。‘让我们重温一下克劳塞维茨的基本论点，任何战略设想都不能在完全不考虑政治目标的情况下构思’。”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由于德军没有认识到战略存在两种截然不同而又同等重要的形式，他们把自己1914—1918年犯的战略错误又在1939—1945年重复了一遍，而且造成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技术变革影响深远，改变了两种战略形式的应用实践。这一改变使得作战部队的基石从肉体和数量变为机械和质量，是堪与古代军队战斗主力从步兵变为骑兵相比的重大革命。在步骑变革发生后，放牧以及草料的供应和输送就成为军队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如果限制或夺取了敌人的牧场，他们的骑兵就会失去战斗力；于是己方—在能够保证自家骑兵驰骋战场的前提下—就会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虽然由于牧区通常都有广大的面积，此类情况并不常见，当匈奴人和蒙古人大举入侵欧洲时，他们的“闪电战”势头在草场稀疏的地区都曾快速衰竭。
正如草料对战马至关重要，汽油对机械也至关重要。草原是发展骑兵大军的要害地区
，而工业区是生产机械化大军的要害地区。敌人如果失去前者，他们的骑兵来源就会枯竭；如果失去后者，他们的作战武器的运载速度就会一落千丈。
军队的这一机械化变革对消灭战略和消耗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因为夺取敌国的所谓“作战要害地区”—敌方国土中对于维持军队必不可少的那一部分—变得比在战场上获胜更为重要，可以对敌人的战斗力量—其陆海空三军—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
因此在下一场战争中，一个国家的作战要害地区相对于其敌国边境的位置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入侵者所采取的战略。如果主要的要害地区离边境足够近，使得进攻方最初的力量可以维持到将其全部占领为止，那么显然最有利的战略就是消灭战略。但是如果反过来，要害地区离得很远，那么依靠这种战略就要冒巨大的风险，面对易于撤退的敌人，一旦进攻势力消磨殆尽，进攻方就会处于极为不利的局面。不仅会遇到补给不足的难题（至少部分军队难以得到补给），而且如果对手保留了充足的军队，那么进攻方将毫无还手之力。因此，如果敌国的要害地区远离边境，单凭这个事实，进攻方就必须坚持消耗战略，直到向该地区挺进至足以保证消灭战略见效为止。
事实证明：未能理解速度与空间的战略关系正是德军一败涂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