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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交战国的战争目标直接源于它们各自的对外政策，因为正如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早就指出的那样：“战争无非是政治交往用另一种手段的继续。”
而且 “……军事艺术的最高领域就是政治，当然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
那么，两个敌对联盟—一边是英国和法国，另一边是德国和苏联—的政策究竟是什么样的？
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英国的政策一直是维护实力平衡—确保欧洲大陆上的大国因为相互敌对而成为一盘散沙，从而维持这些国家之间的平衡。这种平衡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潜在的敌人—它不是最邪恶的国家，而是其政策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威胁到英国或它的殖民帝国的国家。而这个国家通常是欧洲大陆上的头号强国，因此在和平时期，英国政治家所支持的要么是二号强国，要么就是联合起来的实力仅仅稍逊于头号强国的一些国家。根据这一原则，英国政治家们在战争中的目标并不是毁灭敌人，因为毁灭将会永久地打破实力平衡；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将敌人的实力削弱到可以使平衡恢复的程度，一旦到了这个地步，英国就会启动和平谈判。
从黎塞留时代至今，法国的政策一直是以保护其东部边境和使德国保持分裂为目标。因此，她所追求的同样是一种实力平衡，只不过她考虑的并不是整个欧洲，而是局限于德意志诸邦的范围，因为德国无论是处于神圣罗马帝国、普鲁士、第二帝国还是第三帝国时期，始终是欧洲大陆上唯一能够与法国匹敌的强国。
两种形式的实力平衡是互相对立的。英国的政策基础是欧洲大陆上至少存在两个实力相当或接近的大国或者国家集团，而法国的政策基础只有一个—她自己。因此，法国与英国的目标是南辕北辙的，从路易十四时代起，欧洲几乎每一场重大危机的根源都来自英法两国的对抗。实力平衡政策也由此背负了恶名。
为了避免这样的危机，1919年，在美国的游说下，各战胜国一致同意成立国际联盟，旨在用集体安全政策消除追求实力平衡的必要。但是美国并不是欧洲国家，而且也不可能成为欧洲国家，即使他们的国会批准《凡尔赛和约》也无济于事。而法国是欧洲尚存的头号军事强国，所以平衡的控制权自然而然地落入了她的掌心，于是法国的传统政策又开始作祟。这一点在1923年法国入侵鲁尔地区时表现得尤为明显，结果从此以后，英国逐渐恢复了自己的传统政策，开始出于平衡法国的目的而支持德国。
倘若英国仍然保持着她在1913年的金融地位—换言之，倘若她仍是全世界的大金主—那么这种从集体安全回归实力平衡的政策变化将会使她立于不败之地，因为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容许德国重新武装，并且始终确信即使德国实力增长过多，英国总是可以用她的财富来补贴法国并增强自己的陆海空三军。然而伦敦不再是世界金融中心，纽约已经取而代之，而让金融中心回到伦敦是实力平衡政策再次发挥作用的必要前提。为了推动金融中心回归，英国在1925年恢复了金本位制，从那时直到1931年，与美国进行的贸易战将她那有限的收入吞噬大半，能挤出来供给作战部队的寥寥无几。为了争取时间和掩盖这一事实，英国的政治家们醉心于鼓吹裁军。他们宣称再来一场战争将会给文明带来浩劫，而预防这一灾祸的唯一手段就是集体安全。因此等到希特勒掌权时，英国人民已经被这种宣传彻底毒害，如果有哪一届英国政府提议重整军备，肯定会被赶下台。
这种和平宣传的力度实在太大，以至于当战争在1939年9月爆发时，英国政府竟然不敢公然宣布它真正的战争目的：德国的强权政治、德国的生活方式、德国的金融体系和德国的贸易方式无不与英国尖锐对立，如果让它们长久存在，必将导致德国成为欧洲霸主，而英国要想保住强国的地位，就必须坚持传统。因此，既然英国的强大是靠着实力平衡而建立和维系的，那么其未来安全就有赖于重新实现这种平衡，所以英国政府的战争目的并不是消灭德国
，而是将她的实力削减到平衡点为止。
结果在1939年9月3日宣战时，英国政府竟声称自己是为了维护道义而参战的。这就把战争建立在了十字军东征式的基础之上，换言之，使它成为一场意识形态战争而非政治性的战争—这是一场旨在消灭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的战争，一如圣乔治消灭恶龙的壮举。在议会下院各党派的宣言中都清晰地体现了这一点。张伯伦（首相）是这么宣布的：“我相信我也许能活着看到希特勒主义被毁灭，欧洲重获解放的那一天。”然后是格林伍德（工党）：“最后，在这场我相信是史无前例的伟大斗争中，纳粹主义最终必定会被打倒。”还有A·辛克莱尔爵士（自由党）：“……让全世界都知道，正如首相所说，英国人民坚定不移，誓要终结纳粹的统治，建立起以正义和自由为基础的秩序。”最后是丘吉尔（保守党）：“这不是为但泽而战或为波兰而战的问题，我们是为了从纳粹暴政的瘟疫下拯救全世界而战，我们是在保卫一切对人类而言最为神圣的事物。”
因此，政府非但没有将人民的思想指引到重建平衡的方向上来，反而用一种对“邪恶之物”的仇恨精神扼杀了他们的理性，让他们以为这场战争是善与恶的较量。
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绪化的目的不仅使这场战争走向了总体战，而且最终导致了英国400年来竭力避免的结果—一个异族强国建立起了笼罩欧洲的霸权。
这个顺应天命的强国就是苏联。由此我们把话题转移到第二个联盟，苏联与德国的联盟—它其实和英法联盟一样根基不稳。
与其将苏联视作欧洲强国，不如说她在亚洲更具有影响力。而鉴于英国是在亚洲影响最大的欧洲强国，大英帝国的垮台显然对苏联是有利的。但是要怎样对付英国？—这是苏联的大问题。确保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只有两条，要么与德国联手对抗英国，要么摧毁德国。在这两种情况下，英国都不可能实现她所想要的实力平衡。
从斯大林接替列宁成为共产党总书记的那一天起，和平就是巩固“新经济政策”（正是这一政策逐渐把苏联拉回到了曾被革命抛弃的帝国主义道路上）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按照克里维茨基（Krivitsky）的说法，在希特勒通过1934年6月30日清洗异己的行动巩固了独裁者地位之后，斯大林就打定了拉拢他的主意。
随后苏联军队在1937年也经历了清洗运动，35000名军人因此丧生。军力的削弱使苏联加强了讨好德国的行动，最终正如我们看到的，两国在1939年8月23日结成了marriage de convenance（基于利害关系的同盟）。
我们或许可以从斯大林1934年的下列讲话中对他当时的想法窥见一斑：
“上一次战争带来了什么结果呢？他们并没有毁灭德国，却在德国种下了对战胜国切齿痛恨的种子，为德国的复仇创造了极其肥沃的土壤，以至于直到今天他们都无法解决自己造成的动乱局面，将来或许也很长时间都做不到。并且他们促成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灭亡，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进一步造就了苏维埃联盟。那么，有什么因素可以保证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结果会比第一次好？”
在1939年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当年8月24日，我们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样的文章：“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带来了经济大崩溃，也给人民带来了苦难和饥荒。只需一场革命就足以终结战争和经济崩溃……没有理由怀疑第二次战争……不会导致……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革命，以及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政府的垮台。”
《当代苏联》的编辑兰斯洛特·劳顿（Lancelot Lawton）对此评论道：“如果《真理报》的预言被证明是正确的，革命真的在多个国家爆发，即便假设这些国家是同盟国的敌人，后果也将是灾难性的：在莱茵河畔、地中海沿岸和远东将出现一系列苏维埃共和国。”
很明显，只要能够置身事外，斯大林当时并没有加入“资本主义”冲突的意愿。在1939年3月10日，他曾说过：
“我们必须小心地防止我们的国家卷入那些惯于让他人为其火中取栗的战争贩子挑起的冲突中”；而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梅赫利斯（Mekhlis）却宣称：“红军的职责就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和增加苏维埃共和国的数量。” 几天后，他又在基辅（Kiev）声称：“伟大的舵手斯大林将驾驶强大的无敌战舰在最终决战中向资本主义发起突击。”
斯大林与希特勒结盟并不是因为他热爱民族社会主义，而是因为他害怕民族社会主义，也是因为英国将自己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波兰。他确信英国这种太阿倒持
的做法将会引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世界很可能会自我毁灭。在英国向波兰做出安全保证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Dimitrov）就向各国的共产党做出了以下声明：“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已经……确定最好的做法是置身于冲突之外，同时怀着发动社会革命的希望，做好在参战列强被战争削弱之后进行干预的准备。”
苏联辽阔的国土是她的保护屏障，而德国四战之地
的位置正是她的危险所在；同样，四面环海的英国只有控制了海洋才能确保安全，而德国这样的内陆国家若不能控制陆地，则永远没有安全可言。正是这一事实，而非普鲁士精神（及其影响），才是她军国主义的根源。
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发动过的一系列战争，以及后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证明了在两条战线上同时遭到攻击会给德国带来多大的打击。不仅如此，后一场战争还证明了她是多么容易遭到封锁。因此，为了保证德国免遭这两种灾难，与英国结盟一直是希特勒的梦想。然而这样的联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主要是因为他掌权之后就立即实施了直接易货和出口补贴的经济政策，从而对英国和美国的贸易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那么，为什么他不与苏联结盟呢（他本可以在多年前就巩固这样的联盟，获得更可靠的防止两线作战的保证）？答案就在《我的奋斗》第二卷第十四章里。在这一章里他详细讲解了自己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理论。在他已经完全详细讲解之下，还是常有人问“希特勒为什么会入侵苏联？”，实在是令人诧异。
希特勒首先指出：“国家的领土面积不仅决定了国民的粮食和原材料的来源，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有重要意义。”德国从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级的强国，根据这一观点，只要她被限制在现有的边界内，就绝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与世界级强国相比她是无足轻重的，而更糟糕的是，与人口不相称的国土面积，迟早会导致德意志民族的衰落乃至灭亡。
仅仅要求恢复1914年的边境线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们并未将德意志民族的所有成员包容在内。“何况从军事防御的地理条件来看，它们也是不合理的。”它们只不过是“由于一场未曾结束的政治斗争而确定的临时边境线；况且，它们有一部分是由于机遇偶然形成的。”1914年的边境线毫无意义。因此，征服外国领土是必需的。
为了证明这种行为的合理性，他这样写道：
“一个国家拥有辽阔领土的事实绝不能成为它永久占据这些领土的理由。占有这些领土充其量只能证明征服者的强大和那些屈从于他的人们的软弱。占有权的唯一来源就是这种强大。如果德军民被禁锢在不可能让他们生存的领地内，因而要面对悲惨的未来，那么这不能算是命中注定，而拒绝接受这样的境遇也不是对天命的违抗。因为正如任何神明都不曾许诺赐予德意志民族比其他民族更多的领土，我们也不能把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归咎于上天。我们如今生活的土地并不是上天赠予我们祖先的礼物，这些土地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征服得来的，因此将来我国人民也不会因为其他任何民族的恩赐而获得领土，并以此获得生存之道，这些领土都是必须通过胜利之剑的力量赢得的。”
他还写道，因为获取殖民地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所有人都确信必须改变我们相对于法国的现状……我们国社党人已经决定摒弃战前德国外交政策所遵循的路线。我们要终止德军长久以来进军欧洲南部和西部的策略，把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
最后，他吐露了自己的计划：
“但是，今天谈到欧洲的新领土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想到苏联，以及与她接壤并臣服于她的那些国家。”
“在这里，命运之神似乎亲自为我们指明了道路。命运将苏联交到了布尔什维克手中，从而使苏联人民失去了曾经缔造苏联并保障了其生存的知识阶级。因为苏联成为有组织的国家，并不是苏联的东斯拉夫人中具有建设性的政治人才，而是受到了日耳曼民族能够在劣等的民族中组成国家的光辉例证的鼓舞。世界各地许多强大的帝国都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以日耳曼组织者和统治者为领袖的劣等民族不止一次地建立起了强大的国家，而且只要原先发挥建国作用的种族核心没有消失，这些国家就能一直存在下去。几个世纪以来，苏联作为一个国家的存续都要归功于其统治阶级的日耳曼核心。但是现在这种核心几乎已经排除净尽，由犹太人取而代之。正如苏联人绝不可能凭他们自己的力量摆脱犹太人的枷锁，犹太人也不可能使这个强大的国家存续久远。并且，犹太人本身并不善于维护国家的长期稳定，相反，他们更善于分散国家。这个东方的庞大帝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犹太人在苏联的统治的终结也将是俄罗斯国家的终结。我们被命运选中来见证这一灾难，而它将无可辩驳地证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种族理论。”